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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6日 星期一
路德的得力助手
路德一開始就獲得許多的幫手輔助，其中最得力的一位是墨蘭頓（Me1anchthon）。西元1518年，他年有廿一歲，便擔任威登堡大學希臘文教授。改教運動一開始，他便參與；當路德在瓦特堡時，墨蘭頓出版了一本書，是第一本將路德神學思想加以系統化的書。他是當代最有學識的人，被譽為「德國的教誨師」。這位「沉默的改教者」（The Quiet Reformer），對後來的「路德主義」（Lutheranism）具有緩和的作用。
另一位路德的好友及助理是施巴拉丁（Spa1atin），他是撒克遜選侯的私人秘書。令人詫異的是，腓勒德力給與路德許多友誼及高度的關懷，但他們倆人卻始終未見過面、全靠施巴拉丁扮演他們之間的中人。
2014年9月30日 星期二
美國之清教徒
清教徒在美國歷史上有過一段特殊的經歷，先是好評，過幾十年即被厭棄，又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又再從歷史上被偶然發現，且得到更高的肯定與讚賞，故值得我們去瞭解，從歷史汲取經驗或教訓。
清教徒始於英國，十六世紀時，各英王在接近或疏遠於羅馬天主教或更正教上面搖擺不定。對聖經有認識、願意按照聖經的真理行事為人的信徒，要求改革，清除羅馬天主教的控制與影響，故有Puritans(清教徒)之稱。
清教徒要求除去天主教的影響，按新約聖經的辦法來安排教會神職人員，秩序與敬拜。
1603年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 1603 -1625)登基，請願者要求教會依新約規定行事，不該由教皇管理；他們本以為新皇詹姆士一世會比伊利莎伯女皇更加寬大，得以稍為改進。沒想到英皇宣佈：所有反對的人都該順從英國的主教，否則，將被清除出境，或接受更重的處罰，即死刑。
這些秘密聚集在倫敦北面諾丁漢(Nottingham)的請願信徒，看到難以在英國實現清除教皇的影響，既要保守信仰，又要過敬虔的安全生活，只好於1607年逃亡到荷蘭的雷登(Leiden)。這些人都受過良好教育，如其中有劍橋大學的畢業生，而荷蘭卻沒有甚麼適合的工作，兒童長大了成為“荷蘭人”，而不是“英國人”，長遠考慮，荷蘭不是合適的地方，雖然可以安全過更正教的敬拜方式，也不是可久留之處。剛好這時英國殖民者在美洲新大陸登陸成功的消息，給他們新的盼望，於是他們訂下雄心勃勃的計劃，又得到倫敦維珍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的土地許可，以及一些商人的贊助，只需證明不是異端，而且日後會回報投資者就可成行。
這一群有102人，團結一致，互相立約，也共同在上帝前立約，終於1620年9月6日 從英國的普利茅斯 (Plymouth)，乘搭“五月花”(Mayflower)號帆船出發，經歷兩個多月海上的顛簸，於同年11月11日 到達麻薩諸塞的鱈魚岬(Cape Cod)。
由於船上的人並非全是清教徒的信仰，所以在1620年11月11日 大家訂下合約，在上帝面前宣誓，團結成為一民間政治團體，不為個人利益，只為這個未來的殖民地的利益。
已經是十一月了，天寒地凍，又經過兩個多月海上漂泊，由於維他命C缺
乏引起的壞血病，及其他病症，在冬天的兩個月裏，奪去了近一半人的生命，剩下的人只有六，七個是健康的，他們日夜勞苦工作，搬木柴，做飯，給他們燒火取
暖、餵病人、鋪床、更換衣服、洗衣服，以及其他令人作嘔髒臭的活，卻一點怨言也沒有。後來得到印地安人的幫助，學會種植與釣魚維生，才令這群人生存下去。
這群移民有的受過高水準的教育：如劍橋大學出身的教師，牧師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 c. 1575 -1625)學問淵博，胸襟寬宏，俠義心腸；長老威廉‧布魯斯特(William Brewster)也是出身於劍橋；另一位只受過初等教育，但靠自學成功的威廉‧布瑞德福(William Bradford,1590 - 1657)，他自學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及其他語言文字。到達新大陸後，更顯出他為人處事的領導才能，機警，有衝勁，富理想。不久就被選為普利茅斯殖 民地的總督，大都被連選連任至去世為止。他也是位歷史學家，寫下的十七世紀普利茅斯移民的歷史，成為清教徒的古典著作。
美國早期清教徒之信仰生活
約翰‧溫索洛普在橫渡大西洋的船上，講了一篇“基督徒愛心的模型”(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的道，他指出在海上要小心避開海難，在陸地上也要避免災難，唯一的辦法就是遵照先知彌迦的教導：“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6：8)
“因此，我們要團結工作如一人；如果我們這樣做了，耶和華上帝就是我們的上帝，也喜歡與我們同在。”
溫索洛普認為清教徒的冒險行動，是要見證一個國家如何可得興盛與蒙福的途徑，上帝會使我們成為讚美與榮耀。今後人們談到移民將要說：“是上帝讓他們像新英格蘭那樣。”總之，我們要記得：我們的城是建在山頂上，所有的人都在注視著我們。
清教徒認為政府的重要責任是：注意居民的行為與信仰，有無破壞與上帝訂的約，有無得罪上帝。居民應該從聖經瞭解上帝的旨意，忠實遵行上帝的旨意。
傳道人應該解釋並執行上帝的旨意，每個城鎮都有聚會的房子，便於共同敬拜讚美遵行上帝的旨意。
信徒應該研讀聖經，檢查自己的心，好走在正道上，整體聖徒的團契交通是教會完整的保證。
各會堂自負責任，包括聘請或辭去傳道人，對會友的要求等等，沒有主教或公會來管理，因此，清教徒後來採用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s)的名稱。
清教徒認為禮拜天不是用來遊樂或運動的日子，乃是用來敬拜上帝與
默想的時候。他們不理其他的聖日或節日，甚至聖誕節也不守的，認為這是與教皇有關的。守聖餐時不跪拜，因為拜了那些物件，就表示基督的身體就在那物件上，
且可以在座位上享用聖餐。沒有牧師聽懺悔的事，也不把結婚當成一種聖禮。
主張敬拜應該簡單，才表明真實。在人與上帝之間不應該有教士或主教。不設甚麼祭壇，因為基督的犧牲，已不必再重複進行獻祭了。
聚會時沒有詩班，不用多聲部的詩，不用風琴。聚會禱告達一小時，講道二小時，聚會座位有規定，最好的座位留給傳道人及其家屬，最差的座位給黑人或印地安人，男女分座，婦女在家庭的勞動受到尊重，要求單身男女要在家庭裡住，禮拜天不參加崇拜，是褻瀆上帝，要受處分。
在新英格蘭的教友派信徒(Quakers)及浸信會會友要繳交較高的稅，否則便被驅走。清教徒看不起羅德島容納各宗派，對居民無信仰要求的做法。公共利益先於個人利益，規定得利的限度。
聚會處所沒有彫像、圖畫，也沒有彩色玻璃，以免分心，不能集中於上帝與聖言上面。不設禱告的書本來教導你何時禱告，禱告甚麼，如何禱告。卻允許在家中用掛畫作佈置。
認為救贖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努力賺來的，不是功勞，純是上帝賜給被揀選的人。這種“預定”的教義常被誤會為愚鈍的宿命論(fatalism)，實際上是他們對上帝絕對主權的信賴。
新英格蘭居民的識字程度是相當高的，因為清教徒相信聖經，要求人民讀聖經，做母親的在家中教小孩讀書寫字。不久就有了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s)讓男童上學，也有比較不正規的學校教導女孩。
清教徒中不少來自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的畢業生，來了六年，就籌辦了仿效劍橋的宗教學院，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除了訓練傳道人的課程外，還有其他古典的學科，如文藝復興的語言，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自然與道德哲學等。哈佛所在地也稱為劍橋 (Cambridge)，以記念英國的清教徒，並憧憬美好的未來。
清教徒追求的自由不是抽象的宗教自由，乃是特定信仰的自由。他們並不打算建立一個兼容並蓄各樣信仰的殖民地。
他們要的是“新英格蘭的道路”(The New England Way)，言行一致，純潔不被污染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單進行教育，有時還進行清除，逼迫驅逐，甚至施行絞刑。
不過他們倒容許不少歐洲民間的迷信行為：如依星圖行事、占卜、異象，私下的迷信行為，期望農作物增產或人丁興旺。
清教徒聚會的講道是講解經文，然後綜合，指出如何用於自己的生活。用的字句也盡量通俗，不追求詞藻的華麗，而要求把真理分解清楚，讓普通人也能明白，正如大人彎下腰來好讓小孩爬上去，摘樹上的果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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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清教徒點滴
清教徒有許多長處，卻也有來自英國的傳道人提出不同的意見。如羅哲‧威廉士(Roger Williams, 1603? - 1683) 於1631年來新大陸，他是劍橋的畢業生，起先甚受歡迎，但他認為：
(1).清教徒改革的教會已與英國的教會大不相同，不能算是英國的教會。
(2).民間的政府怎能管到居民個人的信仰生活。
(3).清教徒佔用了印地安人的土地，是誰授權的？應該向印地安人購買才對。
威廉士上書控告清教徒，但麻薩諸塞法庭於1635年10月判決：“威 廉士 先生應於六週內離境”，於是他只好 離開年輕正懷孕的妻子及兩歲的小女兒，獨自一人向南方輾轉走了十四週。他回憶說：那些日子連麵包和床鋪都未享用過。好在得到印地安人的幫助，他才得以來到羅德島(Rhode Island)那裡，並向印地安人買羅德島及種植園，他認為是上帝的預備。
還有一位來自英國的婦女，安‧哈琴遜(Anne Hutchinson,1591 -1642)是
個助產士、護士，其丈夫是成功的商人。她對清教徒聚會的人醫病或接生事上幫助甚大，口才也好，只是她堅決認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得救後有無生活見證，
不能算是得救的證明。清教徒認為得救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悔改得救後，必有好行為的見證；沒有好行為是未得救的。她以後且說是上帝親自對她啟示，表現過熱。
最後，法庭宣判她是反對道德律的，且私自非法在家聚會，應下監，待日後驅逐出境。於是她全家及附和她的人逃往長島居住。
清教徒的熱切追求本可日益發展，只因信徒的子女曾接受幼兒洗禮，
長大後未作公開的得救見證，按規定不合入會的要求，雖受過洗，也是不完全的會員，不能領聖餐。這些人既不是正式的會友，也就會放鬆要求。他們結婚後，生育
兒女，也只給予幼洗，也不是完全的會友。這樣經過幾十年，教會的人數，居民的屬靈景況自然下滑，是先行者所料想不及的。
十九世紀的人認為：清教徒是無喜樂的、壓抑的，是假冒為善的同義詞。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人的行為主要來自經濟上與心理上的；他們歡呼人類文明已從迷信走向民主光明。
可是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互相殘殺，二十年代的世風日下，三十年代的經濟蕭條等，糾正了大部分學者認為“人類已進入黃金時代”的看法。
另一方面，1920年
代，哈佛的一些學者，出於好奇心，開始研究清教徒，本來他們是輕視，厭煩清教徒的，但經過深入研究，發現清教徒神學是成熟的、堅韌的。清教徒認為人有罪
性，需要約束，需要重生得救是對的。雖然這些學者並不成為清教徒，但他們經過研究，培養出興趣，更進而肅然起敬，認定這些清教徒是群勇敢仁慈的偉大人物。
他們的觀念是西方文明的基礎。
清教徒是一群很有追求的信徒，他們所追求嚮往的，不少已滲入美國的教會生活，甚至國家政治生活上面，如在人權方面的主張，在關心世界各地災害方面，應該說是可喜的一面。美國清教徒在美洲要成立的“聖經共和政體”(Bible commomwealth)有出類拔萃之處，他們人數甚少，但卻在美國歷史上發揮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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