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Modernism）不信超自然

 

  復原教各派雖然有過份強調理性的趨勢，但仍把聖經放在理性之上。現代主義則將頭腦放在聖經之上。也就是說，把理性放在信心之上。這種態度乃導因於現代科學與哲學精神。

      現代主義者都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他們不信神跡，所以不接受童貞女懷孕及基督的神性。他們不信聖經，也不信聖經無誤；他們認為聖經不是上帝的啟示，乃是人的記錄，而且不是全人類的記錄，乃是古代猶太人的宗教觀念與經歷的記錄。

      現代主義遠遠地脫離起初的復原教主義，與歷史的基督教一刀兩斷。現代主義思想已經或多或少滲透進復原教大部份教派中。

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亨利八世於西元1547年去世，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即位；愛德華年僅九歲，便由舅父索美塞得公爵（Duke of Somerset）攝政。

      亨利在位期間，贊成改教運動的情緒在英國普遍滋長。索美塞得攝政與他的新政府都傾向改教運動。因此，在愛德華短暫的在位時期，英國改教運動有相當大的進展。雖然在教會行政制度上沒有大多改變，但在教義與崇拜儀式上有不少變革。

      西元1547年，國會通過准許信徒在聖餐時，不但可以領受餅，也可以領受杯。第二年年初，宣佈所有圖像都需從教堂中挪走。再過一年，又宣佈聖職人員不必守獨身，祭司以及聖品人員結婚視為合法。

      西元1549年，國會通過「教會統一條例」，這項條例規定，教會崇拜必須依照「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進行。這本公禱書，也稱為「愛德華六世初版公禱書」（First Prayer Book of Edward VI）。根據此書，聖公會在崇拜中以英文代替拉丁文；直到今天，英國教會原則上仍沿用這本公禱書。

      「愛德華六世初版公禱書」沒有滿足任何人：保持天主教信仰的信徒不滿意這些改變；贊成改教運動的人，則認為改得不夠。西元1552年，國會又通過一項新的「教會統一條例」，把公禱書加以修訂，幾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儀式。不再為死人祈禱；用聖餐桌取代祭壇；聖餐時以普通麵包取代聖餐薄餅；驅鬼術與抹油禮都被拒絕；對於聖餐的看法則根據慈運理的看法，相信餅和杯只是基督身體和血的表徵。

      教義方面也有改善，坎特布裏大主教克藍麥起草了一份新的信經，有六位神學家幫他（其中一位是諾克斯），總算完成最後格式，而被全英國教會採用。這信經稱為「四十二信條」，一般而言，這份「四十二信條」比公禱書更代表復原教精神。

亨利增加改革項目

 

      國王成為教會元首後，教會其他行政制度還是保持教皇為首時的方式，因此，英國教會（也稱安立甘教會Anglican Church）仍維持由主教治理的形態，而以國王為最高元首。從此以後，英國教會（安立甘教會）又稱為聖公會（Episcopal Chufch）。

      過不久，亨利又在教義方面、崇拜儀式及某些信仰實踐上增加一些改革。修道院被關閉，聖徒遺物不再看為神聖，也不再展覽。在英國，有許多小修道院，也有幾間大修道院。這些修道院擁有許多財產，包括土地、珠寶、黃金。國王將它們的士地區劃起來，分配給他的心腹；這樣，他為英國開創了新的貴族制度，而且是忠於國王的一批人。

      所謂聖徒遺物，純屬欺詐。遺物中，有的聲稱是彼得的頭髮和鬍鬚、打司提反的石頭、多馬的骨頭、馬勒古的耳朵等。在美斯敦城，有一個那穌釘十字架的塑像，該像的頭部會轉、眼珠會溜、嘴唇會動、口中有沫、還會流淚，等到被毀時，才發現原來是神父們所弄的機關。在英國全地散佈許多所謂「十字架的碎片」，加起來足夠裝滿三輛貨車。在亨利八世治下，聖徒遺物的掃蕩與毀壞，是對中世紀迷信的一次重大打擊。

      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末期，英國還不是一個復原教國家。我們只能說，在倫敦及英國東南部的人屬於路德派。英國西部和北部，仍屬天主教，而且幾乎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三。

亨利八世作教會元首

 

      英國的改教運動有許多獨特之處：一方面，在英國沒有一位突出的、偉大的領袖，諸如路德、慈運理、加爾文、諾克斯之類的人物。另一方面，英國教會的改革不是經由教會職員推動，而是藉著一位國王。

      在這時期，英國已經發展了強烈的民族意識，人民反對所有外來的統治力量。文藝複興時期，教皇越來越趨向世俗，對世界的事比對教會的事更感興趣；因此，在英國人眼中，教皇不過比義大利貴族高一點罷了。雖然英國人還是忠實的天主教徒，但他們卻越來越不滿意於教皇對英國教會的管轄，更不願將教皇規定的大筆獻金送到 羅馬。

      雖然如此，若不是英王有意離婚，可能英國教會仍然不會有太大改變。

      英王亨利八世請求教皇批准他與皇后迦他林（Catherine）離婚，因為他計劃與波林（Anne Bo1eyn）結婚。教皇拖延許久都不給他答覆，英王不能再等，決定自己來處理這事。亨利八世本是個能幹的國王，善於控制國會；他使國會於西元1534年通過一項法案，宣稱英國國王是「英國教會唯一最高元首」，這法案被稱為「最高治權法案」（Act of supremacy）。

      「最高治權法案」為英國教會帶來重要的改變，這改變不是在教義上或崇拜儀式上，而是在教會的行政管理上。而且這項改變只是國王取代教皇的地位，成為教會元首。雖然是個大改變，但不能算是改教運動。

      亨利八世把路德看成異端，早於西元1518年寫了一本攻擊異端的書，題名為「論七聖禮」（The Seven Sacraments），教皇為此書特封他為「信仰的護衛者」（Defender of the Faiih）。當他取代教皇做了英國教會元首時，他仍認為自己是忠實的、正統的天主教徒。

      亨利雖有大能，但若不是有全民的支持，他仍然無法將教皇推開。天主教徒們和國王有同樣的看法，他們深信不管這種改變如何，他們仍是忠實的天主教徒。至於傾向路德的人，則認為這項改變是邁向改教運動的第一步。

      並非所有英國人都願意接受「最高治權法案」，因此，亨利又使國會通過「叛國與異端法案」（Law of Treason and Heresy）。根據這項法案，「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義的，就是異端；凡不承認國王是教會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國」。

      在「叛國與異端法案」下，許多人被處死刑，修道士們因不承認國王是教會元首而被殺，殉道者中包括兩位極有名望的人物：斐設爾主教（John Fisher）與摩耳多馬爵士（Sir Thomas More）。後者是英國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們兩位都拒絕宣誓接受最高治權法案。教皇由於斐設爾主教對該法案的反對，將他升為紅衣主教，來報答他。紅衣主教要戴一頂特製的紅帽，英王亨利八世在憤怒中宣告，將斐設爾主教的頭送到羅馬去戴紅帽；於是，這位七十六歲的老主教於西元1535年六月被斬頭而死。摩耳多馬爵士是非常熱心的天主教徒，曾把許多英國路德派信徒送上火刑柱；現在情勢改變，七月中，輪到他被送去斬首。

墨蘭頓（1497～1560）

 

   墨蘭頓生於布雷頓（Bretten），是人文主義者銳赫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的姪孫。墨蘭頓自小便顯出不凡的潛質，長大後成為更正教的改教家。他第一篇學術作品是十七歲時寫成的，而伊拉斯姆（Erasmus411,Erasmus, Desiderius）則早至1515年便賞識他。在這階段，墨蘭頓是個人文主義者（Humanist591,Humanism）。1518年，他去威丁堡作希臘文教授，立刻吸收了改教運動的神學，又成為出色的學者和教師，使馬丁路德（Luther750,Luther, Martin）欣賞不已。1521年他寫成《教義要點》（Loci Communes）的初稿，此後一生都在修訂它，並且使之成為信義宗基本的教義手冊。

   墨蘭頓是個學者而不是行動家，在處理衝突局面時，多次顯出他的弱點。就如他被激進派的迦勒斯大（Carlstadt，約1480～1541）及慈味考先知（Zwickau prophets）挑戰時（參極端改教運動，Reformation, Radical995,Reformation, Radical），要求威丁堡在1521～2年間的改革要更徹底及急促，墨蘭頓就不能提供有力的領導。但路德仍是支持他的，使他在「馬爾堡對話」（Colloquy of Marburg, 1529）和奧斯堡信條（1530）都能貢獻所長。奧斯堡文獻對改教運動有極重要的影響，墨蘭頓的性情和技巧十分適合擬就促進和解的文獻。墨蘭頓的專長，在日後的雷根斯堡對話（Colloquy of Regensburg, 1541）亦得到發揮；在那裡，他和布塞珥（Bucer237,Bucer 或Butzer, Martin 布塞珥）與天主教的代表，如厄克（John Eck, 1486～1543）及孔塔利尼（Gaspar Contarini, 1483～1542）開會，在保留雙方的歧見下，對稱義（Justification670,Justification）達到一致的意見。其後，墨蘭頓還簽了施馬加登信條（Schmalkaldic Articles, 1537），申明教宗若尊重福音，他就會承認教宗高於主教。

   路德一生都盼望墨蘭頓在神學上能更接近他，墨蘭頓卻似有意要保持距離。例如，墨蘭頓從沒有取得神學的博士學位，但卻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在聖餐（Eucharist423,Eucharist）上，他較接近加爾文（Calvin249,Calvin, John 加爾文）；在預定論（Predestination954,Predestination）及自由意志（Will234,Will），他傾向伊拉斯姆；在稱義觀，他又比路德更具法律的味道。當路德離世（1546）後，墨蘭頓自然地成為接班人。1548年，更正教敗於天主教手下，他妥協了，接受了萊比錫暫時和約（Leipzig Interim），亦即是一種更正教神學，加上羅馬天主教儀式的折衷辦法，結果為更正教與天主教共同反對。這種妥協的態度，大大削弱了他的領導權柄。終其餘生，常與信義宗各人捲入種種鬥爭︰與阿西安得（Andreas Osiander, 1498～1565）爭論稱義的問題；與安斯多夫（Nicholas von Amsdorf, 1483～1565）爭論預定論的問題，以及與其他信義宗的人爭論聖餐問題。他離世時，據說是求上帝「救他脫離神學家的憤怒」。他是一個博學多聞的人，終生是個人文主義者，一個極重要的教育改革家，對德國的大學及教育有很大的貢獻。

   後人對墨蘭頓的評價頗不一致。有人認為他與改教運動的大方向不一致；但在那個時代，正如路德最厲害的敵人說的，墨蘭頓實在是一個有理性、中庸，和追求大公精神的人物，比路德更容易使分裂的兩方復和，並能找出一條二者皆能接受的路線。

當代的福音派

 

      1942－1943年在美國成立了一個全國福音派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這個聯合會是在不能參加那個代表嚴格基要派的美國基督教會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的情況下成立的。其宗旨在於：實現基督徒的屬靈一體，號召組織一些統一的，有活力的合作機構，如傳福音、基督教教肓、與政府聯繫，及海外佈道等機構。準確地講，“福音派”這個詞所指的，就是全美福音派聯合會所代表著的，當今興起的教會新生力量。

      接踵而至的，成立了許多福音派組織。如1944年的基督青年(Youth for Christ)，1945年的福音派國外佈道聯合會  (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1946年的全美福音派聯合世界救濟會(World Relief Commission of the NAE)，1947年的福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49年的福音派神學學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同年，葛培理(Billy Graham)開始成為福音派的重要領袖，1956年的《當今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是福音派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學術性刊物，差不多同時，美國科學溯源學會(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成立，這是一個福音派科學家們的學術組織，宗旨是運用科學的新成就來解釋聖經問題，還有80年代，由首次登上月球的宇航員吉米.歐文(Jim Irwin)，主辦的最高飛行基金會(Highest Flight Foundation)，也是福音派的一個極其有活力的傳福音的組織。

      除了在美國，更有1951年在荷蘭成立的，世界福音派團契(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因它是在福音派聯盟的基礎上建立的，它的會所就遷到倫敦，它是一個促進福音派的神學研究、教會建立、社會救濟、以及傳福音、印聖經等工作的國際組織。在個別國家的，有如印度的印度福音團契(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成立於1951年，可視為世界福音派團契的一個分會。在拉丁美洲有福音深入會(Evangelism-in-Depth)，是一個福音派群眾組織，著力於城市佈道，禱告和探訪工作，自60年代以來，逐漸興旺於世界各地。在德國還有福音學會(Evangelical Academies)之類的組織，成立於1945年，面對戰後遺留的許多問題，這些學院分設在德國各城市，為人預備靈修的條件，借著福音的感動，解決各種日常問題，使人心靈得自由。等等。

      最能顯示福音派晚近發展興旺全貌的，要算是1966年在柏林，1974年在洛桑，和1989年在馬尼拉（稱為第二次洛桑會議）所舉行的三次福音派國際會議了。這樣的會議對普世福音派的事工，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協調作用，必將日益興旺。

      當代福音派一改基要派的狹隘胸懷，最大限度地聯合一切堅持福音基本準則的信徒個人和團體，共同為興旺福音努力。它包括了各個保守的新教宗派，如路德宗，長老宗，公理宗，聖公宗，衛理宗的聖潔教會，五旬節會，靈恩會，以及一些新生的福音派信仰組織，如：葛培理、歐文等的組織，和福勒神學院，《當今基督教》社等。 美國的南浸會理所當然也屬成員之一。

      當代福音派的信仰標準，仍是一絲不苟地堅持福音基本原則，與基要派的信綱毫無二致。1957年，一次福音派學者研討會發表的《當代福音派神學》(Contemporary Evangelical Theology)，和福音派神學卡爾．亨利(Car Henry)寫的《福音派的當代神學使命》(Evangelical Responsibility in Contemporary Theology)，都明確闡述，他們重新發現了保守的新教系統神學是一偉大遺產。對斯特朗(A. H. Strong)，哈奇(Charles Hodge)，沃爾費德(B. B. Warfield)，以及奧爾(James Orr)等老福音派神學家們的神學著作，都極為讚賞、崇敬。《當今基督教》所反映的年輕福音派學者們，對新正統神學(New-orthodox Theology)，如巴特(Karl Barth)、布魯內爾(Emil Brunngr)的神學思想，也抱有分析的讚賞和重視。此外，當代福音派，更加清楚、並堅定不移地尊重聖經的權威，例如福音派神學學會，對其入會會員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須相信聖經無誤。

      福音派與基要派完全不同，前者十分關心社會。一位福音派領袖希德爾(Ron Sider)就明白指出，正統的信仰(orthodoxy)應該與正直的行為(orthopraxy)相聯繫，十分有道理。實際上，歷代的福音派，都出色地做了許多造福社會的事業。近代福音派，社會福利機構也不少，如1950年的世界希望(World Vision)就是一個兒童救濟組織。1954年的國際醫藥資助站(MAP International)，是一個提供醫藥和救濟的機構。等等。此外，1953年以來,由葛培理負重要責任的“華府早餐國禱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也表明了福音派對國家的關心和影響。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福音派十分尊重科學, 擁有許多科學家信徒和教會領袖，前面曾提到的美國科學溯源學會就是一例。

瑪麗．瓊斯和聖經公會

 

        瑪麗．瓊斯這個名字或許很多人沒有聽說過，不過因她而開始的聖經公會，卻是每一個基督徒所熟悉的。把這個小姑娘的名字放在這裡，或許不是很適合，但就她帶來的影響來看，應不會過分。

        瑪麗．瓊斯於1784年生在英國的威爾士鄉村裡。當時大部分的人都不識字，整天為生活奔波。瑪麗的父母沒有辦法給她很多，卻讓她有了正確的信仰。

        當瑪麗只有八歲時，她就渴望學習，渴望擁有自己的一本聖經。為此目標，她從養雞、養蜜蜂、為別人拾柴火、縫補衣服開始，付出了六年的努力。她終於得到了一本自己的《聖經》。在那個《聖經》非常稀缺的年代，擁有《聖經》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瑪利的事震動了英國和世界，導致了聖經公會的成立。

        1804 年3月7日，正式成立了“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當時，《聖經》或者《聖經》的一部分，已經被翻譯成72種語言，包括大部分的歐洲語言，和16種其他語言：埃塞俄比亞語，阿拉伯語，冰島語，伊朗語，亞美尼亞語，馬來語，土耳其語，台灣語，拉布拉多語，印度語，錫蘭語，西非語，大不列顛圭亞那語和北美語 （摩和克印地安語）。

        當然，聖經公會做的第一件事是確保威爾士人有威爾士語《聖經》。它還發行了剛剛譯完的摩和克語的《約翰福音》。之後該組織發行的六種版本是：

　　1806年，馬拉思語（孟買語）。

　　1808年，三思克瑞特語（一種在印度大部分地區使用的語言）。

　　1809年，圭亞拉遜語（另一種印度語）。

　　1809年，奧立沙語。

　　1810年，漢語。

　　1810年，愛斯基摩語（拉布拉多島語）。

  　　自那以後，協會的工作平穩地向前發展。它是一項多人合作的工作。宣教士去外國，學習當地的語言，把《聖經》翻譯成該種語言。有時聖經公會支付一兩個人的費用，使他們可以全職翻譯。翻譯完成以後，必須經倫敦的聖經公會委員會核查通過，然後才將它付諸印刷，送給那些需要的人。

        “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聖經協會。其他組織也紛紛成立，協助這項工作，如蘇格蘭的“全國聖經公會”（1826年）﹔“美國聖經公會”（1816年），“尼德蘭聖經公會”（1814年），等等。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是：讓講每一種語言的人都有《聖經》可用。

        1946年，他們組成了一個世界性大家庭“聯合聖經公會”，旨在協調全球各地聖經公會的工作。到1993年終，聖經（包括單行本）已被翻譯成2062種語言。

        威爾士人以瑪利．瓊斯為代表，種植了一棵如今枝繁葉茂，遍及世界的大樹。

洛桑會議

 

       之所以將標題定為“洛桑會議”，是由於這次會議是福音派對抗現代神學的一個高峰。并且由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現代神學思潮的影響，加之普世基督教協會對福音使命的放任，而且其教義根基非常寬廣自由，對直接傳福音的委身薄弱，支持第三世界左派運動武力革命。所以，福音派 教會不願加入“普世教協”此以基督之名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團體。而是重新起來，組織了一個對抗現代神學的聯合陣營。

    福音派人士於1966年在柏林召開“世界福音會議 （World  Congress  of  Evangelicalism” ），1974年七月在瑞士洛桑召開 “普世福音化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zation”。會上成立了“世界福音委員會”。在會議結束的當天發表“洛桑信約”，強調在基要真理上尋求合一，在普世宣教上同心協力。并且強調了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樣是教會的主要使命。

    1976 年，也就是大會之後兩年，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在墨西哥聚集。決議之一是成立神學工作小組和策略工作小組，後者由華格納(Peter  Wagner)主持，前者由斯托得(John  Stott)主領。神學工作小組，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間，先後支持策劃四次規模較小的諮商會議，同時發表洛桑不定期報告。

    1980年，世界福音諮商會議在泰國芭提雅 (Pattaya)召開，這是一次大型的諮商會議。策劃委員會畫分十七個小組，各自負責一個未得福音群體，也都各自發表一份報告。另外，每天晚上有一場全體出席的激發靈感會議。芭提雅宣言重申對傳福音與社會行動的承諾，但是一如洛桑信約，都以傳福音為“首要的”，這樣聲明的理由是因為“在人類所有悲劇當中，沒有比與造物主疏遠，以及因拒絕‘悔改和相信’而進入可怕的永死更大的不幸了。”

    自第一次洛桑會議以來，教會在聯合的浪潮底下出現兩大陳營：一個是以人本思想作為指導的，另外一個是以福音為方向、以聖經為權威的。“洛桑”已經成立福音派立足的精神所在。

    不過，福音派的聯合并不是“洛桑會議”時才開始的，早在1848年8月，在倫敦成立了福音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這是一個分別屬於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個人的聯合組織。當時有來自八個國家，八、九個大宗派的900多個教牧人員和平信徒，包括傑出的神學家、教會領袖和慈善家。這個組織要聯合、集中一切屬靈基督徒的力量，抵制羅馬教皇勢力和禮文主義(Romanism and  Ritualism)，以促進純正基督教的發展，并喚醒群眾的宗教覺悟。

    1989年在馬尼拉所舉辦的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有來自一百七十個國家(比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還多)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齊聚一堂，包括來自蘇聯和東歐的龐大代表。可嘆的是中國大陸沒有派出一位代表來參加。

    第二屆洛桑會議的價值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整個大會還是過分偏重從西方與北半球來的代表。好幾位傑出的第三世界代表各因不同的理由而缺席。靈恩與非靈恩福音派的緊張對立，在馬尼拉第二屆洛桑大會上浮現出來。

    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馬尼拉宣言，獲得絕大多數與會者的簽署支持。宣言的開頭就肯定洛桑信約，馬尼拉宣言是信約的延續而非取代，而且在許多方面它都超越了前約。

    正文的第一段《人類的困境》，就是洛桑信約所無，一方面肯定人類的尊嚴，因為我們具有上帝的形像：但同時肯定人類的完全墮落，落在“自我為中心，自我服事的反叛者中”。

    第二段《今日的福音》，特別解釋福音對物質上的窮人，與心靈貧乏這兩類人都是好消息。

    第三段《基督的獨特性》，承認世界上的宗教“有時會包含一些真理和美的原素”但是這些并非福音的“另外選擇”﹔我們抗拒多神主義、相對主義和混合主義﹔我們否定“猶太人有他們自己的聖約，故無需相信耶穌這樣的理論。”

    第四段《福音與社會責任》，重申“傳福音是首要的任務，因為這是我們主要的關注。”但接著就強調“言語和行為的結合。”而且，“我們既傳揚神的國，就必須像先知一般，指責所有與上帝的國不相合的事情。”“這不是把上帝的國與基督化的社會混為一談”(解放神學、社會福音犯了這個錯誤)，“而是承認，聖經所表達的福音含有社會意義，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第五段《上帝是佈道者》，拒絕極端的佈道心態，就是“拒絕任何膽怯畏縮的態度，使聖靈的能力無法完全彰顯﹔我們也不採納勝利主義的態度。因勝利主義不相信基督的能力是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

    第六段《人的見証》，強調平信徒、兒童、青少年和女性在佈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肯定女性的恩賜，慶賀她們在宣道歷史上的成就，但同時也坦白承認我們仍未有一致的意見，關於“女人應扮演何種方式的領導角色，但我們都同意，上帝的心意是要男性和女性在普世福音工作上并肩努力”。

    第七段《見証者的操守》，是這樣起頭的：“沒有比一個更新的生命，更具有說服力，也沒有比信徒表裡不一致，帶給福音更大的傷害了。”它詳細列出當代基督徒與教會的種種失敗，這一切都是屬世的表現，我們容許“現行的文化腐蝕教會，而非教會挑戰和改變文化”。

    宣言中其餘五段簡述如下：

    第八段《地方教會》，表達“我們相信，地方教會首要的責任是傳福音。”

    第九段《佈道事工的合作》，指明“在新約裡，傳福音與合一有很密切的關係”，并且強調“宣道事工的國際性。”

    第十段《現代世界》，描述現代化乃是“一種逐漸抬頭的世界文化”，是福音所必須關注的。

    第十一段《超越主後二千年的挑戰》，提供當前福音事工的分析。

    第十二段《困難的景況》，聲明基督徒是有良知的公民，公義的政府對基督徒應是無所懼怕的﹔然而基督徒必須為所信仰的道，預備好迎接苦難。

    一九九四年，洛桑委員會在德國史圖格特(Stuttgart)開會，宣布新的異象和新的開始，在新的結構和新的領導者下(特別是國家性、區域性，和特殊興趣族群)，繼續為同樣的宣道使命繼往開來。委員會認為洛桑運動“比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時期，都更活躍”，單是 1993年，就有十一次洛桑諮商會議和禱告會議，分別在十個國家召開。雖然洛桑早就是一項國際性活動，然而它的領導者“深深覺得，需要全球性的重新聯結”。

    在此，讓我們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在福音事工上，能發展出更深的合一，更廣的能見度，更明確的福音內容，更大的一致性，和更多的謙卑。

 

基督教青年會

 

         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MCA）與後來的“基督教女青年會 ”的設立，是一項針對 青年的需要而開展的事工。1844年，威廉斯（George Williams， 1821－1905）在倫敦創辦青年會，原初旨在改善工人的屬靈境況，及後擴大為對人的身、心、靈各方面的全面照顧，各國亦爭相仿效推展這事工。

        1855年，九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聚集，舉行首次全球會議，會上成立 “基督教青年會世界聯盟” （The  World  Alliance  of  the  YMCAs）。大會的宗旨是團結所有信奉耶穌基督為上帝和救主、願意遵照聖經教訓作它的門徒、并積極擴張上帝國度的青年。這是所謂“巴黎基礎”，就是擬定一個簡單明確的信仰大綱，作為成員間交接與合作的公尺，日後為許多普世性的福音運動所效法。

         青年事工是十九世紀跨國且跨宗派的聯合事工的其中一個主要形式，培育出好些跨宗派的信徒領袖，他們成為下一個世紀英國及美國普世合一運動的主干人物。

        1895年 8月17日，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同工推動和影響下，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WSCF）在瑞典瓦士敦納城堡（Vadstena  Castle）舉行成立典禮。青年會又組織人員專為大專團契編寫一套查經材料，以供應大學生靈命的需要。

         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原為一個致力推動宣教工作和普世合一運動的學生組織，它鼓勵和推動各地學生參與門徒訓練，從而投身宣教工作，亦為來自不同宗派和地域的學生提供一個國際性的交流和表達意見的渠道。它也可說是1921年成立的“國際宣教協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和1948年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前身。

新紀元運動

 

        新紀元運動有兩個主要思想：

      （1）整個宇宙觀是走回了泛神論的路線，就是泛神論的哲學思想。它的基本架構是“宇宙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對整個世界的解釋，是把上帝和世界統一化，以“上帝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來建立他們的思想。

      （2）在人觀方面，新紀元運動採取了濃厚的神秘主義思想，特別是反抗邏輯和理發思想的那種超自然的範疇。它把20世紀初期“凡不合理的，我都不相信”， “凡科學不能証明的，都不存在”。那些邏輯實証論，理性主義所有的提完全丟掉。這個運動對人性隱蔽的潛能產生了無限的興趣！

        新紀元運動與後現代主義不盡相同。後現代主義是文化頂層的一個運動，而新紀元運動是普世許多階層共同接受的一種神秘運動。它乃是變形的佛教、印度教。新紀元運動中提倡“我就是上帝”的精神，主張人本、自助、內在和潛意識的發揮，非常類似於佛教理“人人都有佛性”的說法。

        新紀元運動之所以產生，并盛行與西方國家，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國家的危機有關。當西方國家發現自己的社會出現四個大問題：

  ①環境的污染﹔

  ②道德的敗壞﹔

  ③原子能的威脅﹔

  ④愛滋病的蔓延等。

      西方開始轉向東方，而且向遠東的印度開門而非向近東的耶穌基督開門。而目前對中國也開始有一定影響，那因為一則中國正在向西方世界學習，西方的思想很能影響中國﹔二則中國本身的潛在文化裡受佛教影響很大，近年來隨著很多人“復古”的口號，佛教的思想也開始抬頭，神秘主義開始再度流行。很可能接下來，新紀元運動對中國的影響還會加劇。

        新紀元運動目前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占卜、通靈以及各種邪靈偽裝。

         占卜在古今中外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它是趨吉避凶的天性的表達，而它在新紀元圈子裡大行其道。目前流行的占卜方法有：占星術 、掌相學 、風水 、碟仙、易經 等。聖經中對占卜有著明文的禁止，“你們中間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申18：10）。

        通靈是指人和物質世界以外的現實層面或空間傳達通訊的活動﹔是一個有肉體實質的人，獲得據稱是來自另外一個空間（而非通靈人士的心靈）的資料通訊。簡單的說，就是聖經所言的“交鬼”。（申18：10-11）

        聖經說，“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11：14），所以魔鬼在新紀元運動中以好些出人意外的方式出現，此為明顯的邪靈偽裝。如“導靈”，新紀元人物交鬼的時候，鬼魂提供指導或資料，所以他們習慣稱這些靈體為“導靈” ﹔“亡魂”，在通靈場合中，邪靈通常以死人靈魂的方式出現﹔“大自然靈體”，英國的分韓（Findhorm）是一個新紀元團體，以團藝成功而著名，認為自然界的一花一草都是不同的靈體所管理，如果在冥想中和這些大自然靈體來往，他們可以告訴你怎樣幫助園中各物生長﹔等等。

後現代主義

 

  1、後現代主義之名稱

        後現代主義是一群法國人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影響而推動的思潮。時間上來說，後現代主義是指現代主義死亡這後的歷史。現代主義盛行約兩百年（1789-1989），從巴黎巴士監獄被毀（法國大革命）到柏林牆倒塌。

        說起“後現代”就讓人想起“前現代”與“現代”。這幾個時代各有所重，對當代的影響也是全面的。“前現代”是以教義、信仰與種種形而上的假設為主﹔“現代 主義”則抬高人的理性，尋求客觀事實，且以科學知識衡量一切。到了後現代，則擺低人理性的份量，舍棄唯一客觀事實存在的可能。全然的客觀事實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群體詮釋的事實，以信息科技為主。網絡上的眾聲喧嘩，就是後現代的最典型現象。

  2、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後現代主義的影響面相當廣泛，簡單來說，可分為六方面：

  1）傳統價值觀的解構

        解構一詞是建構的顛覆。後現代主義出現，一切價值觀被解構，使得倫理很難講對錯，一切成了相對。而且多元化，很多立場可以同時并存，所謂價值觀，全憑個人品味來取捨，憑個人參與來詮釋。

         過去基督徒必須理性的面對無神論的挑戰，辯証“上帝存在不存在？”。後現代的問題則不再只是“有沒有神”，而是“哪一位神”。傳福音在後現代的困難也是我們的“絕對”立場：絕對只有一位神、要順服、不能墮胎、不可奸淫……什麼都絕對！這與後現代的價值多元化很不融洽。這也使得基督教在後現代這講究開放與多元化，不強求別人與己認同的大環境下顯得“封閉、狹窄、格局小”。這成為教會今天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2）邊緣與中心的顛覆

        後現代主義認為，過去世界是被西方思潮主導，過緣與弱勢族群或被同化，或被壓抑，或被暴力殲滅，所以現在要顛覆所謂的中心和邊緣。

        很多原本是主流思想的現變成邊緣，原來邊緣的又漸成主流。所以文化中再也沒有所謂的邊緣與中心只有不同的中心。傳統中的制度：政治、宗教、家庭與都被視為沒有基礎，漸被推向邊緣，要被解放──即自由主義。過去的弱勢群體與邊緣文化，如：同志主義（同性戀）、女性主義等開始發聲，爭取地位。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一些傳統的宗教、家庭制度不再被看重，宗教、家庭原有的束縛力被瓦解，原本社會輿論、千夫所指的“大逆不道”現已不再存在，全成為小逆，而且談不上“不道”。

        不過也有正面的一些影響，在西方基督教目前被擠至邊緣，但在中國，基督教則原本處於邊緣，現今在眾聲喧嘩下反而變得能有發言的空間。

  3）身份認同的問題

        後現代主義因有許多的解構，使“自我”也變得不確定了。沒有不變的具體不變的自我，這一分鐘與下一分鐘的我，是否是同一個？歷史記載的孫中山是真正的孫中山嗎？……所以出現了對身份的探討。

         也有許多文學在探討尋找自我，但尋找的方式是用情慾，好像人要透過對自己情慾的啟蒙、徹悟，才可以了解自己、找到自己。像現在的“同志文學”、“女性文學”都是走這一路線，都脫離不了自己的肚臍眼講話。

  4）人性的縮減與神化

        關於人性的問題，基督教強調人是上帝所創造的，是上帝所看重的，但人墮落之後需要救贖。後來社會學開始有人提出“制約論”、“自然發展論”。後現代主義則流行 “縮減主義”，把人縮減成有許多共同性、求生存的機器與商品，盲目、機械化、沒有獨特性，也沒有內在生活與做決定的力量。人被縮減成細到好似一條黑線畫出的身體，上頂一個圓圈的頭。最明顯的是時裝店櫥窗里的模特，開始變成面目模糊、甚至沒有頭的鋼絲圈。人被視為在沒有意義之下的意外產物。

        但在另一方面，人卻又被視為上帝，認為自己是道德宇宙的作者，是對與錯的創造者。而且隨著人被神聖化，自戀與自我中心也愈來愈明顯。

  5）歷史大敘述的解構

        後現代認為，原來的歷敘述是跋扈的，含排斥原則，不能代表真相，不能為邊緣人民發聲，所以原來的大敘述：基督教、馬列主義等都被視為具極權危險性，是可怕的幻象。所以後現代講究不要對極權、社會制度妥協。同時英雄的定義也變成是那些教導我們超越傳統、進入史無前例、脫離一切制度、進入自由的判逆式英雄。在表達方面，後現代否定大敘述，重個人故事的特色。各式傳記、回憶錄，成為人們學習真理的資源。

  6）藝術形式的解構

        後現代時期真理的客觀現實都變弱了，唯有藝術地位卻被提升，講求真、善、美的主觀現實，而且強調思維受形象、氛圍的影響。故象徵、意象、圖畫與語言，在形成價值觀與態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後現代藝術挑戰一般人所認識的世界，容許非理性、神秘主義、屬靈的成分進入，藝術有了指向神聖真理的機會，而另一個世界開始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後現代哲學容許以不同形式的幻想來呈現思想，而且是結合現實與奇幻的形式。如哈利波特與魔戒、尋秦記等，都是同時候跨越兩個世界，自然與超自然并存。

        再者原有的藝術是寫實與敘述性的，描寫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現被解構，後現代藝術認為，文學不再是現實的偽造，而是語言的遊戲。為了呈現作者看到的世界是荒謬的，文字、句法與故事都用荒謬形式來表達，語不成句、或敘述跳來跳去、故事沒有情節。有時候作者在故事中現身，有時候在故事中敘述作者怎樣寫書。

  3、挑戰與機會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人們在文藝復興時期，因復古的思想影響，人們提出“人是萬物的中心”﹔到了十七世紀，人們受啟蒙運動的影響，人類認為“人不再需要上帝”﹔在十八、十九世紀，受現代主義影響，人們高呼“人定勝天”的口號﹔在二十世紀後期和今天的二十一世紀，在後現代主義的思潮下，新紀元運動開始提出 “人就是上帝”。這種思潮將帶給教會福音工作直接的衝擊。

         此時，教會不能退避，而應積極面對。為了應對後現代主義的價值相對論，我們可用不同的形式來傳揚福音，避免用權威或硬梆梆、定罪的方式，而盡量設身處地、分析歷害關系和行為後果，使讀者自己能吸收消化。

         在表達方式上教會應多採用生命故事來傳遞信息，以應對後現代對大敘述的否定。以個人見証故事來詮釋信仰，將會成為極為有利的傳遞方式。同時，因著後現代提倡多元化的影響，教會可在福音形式上採取多元化的方式。

         再者因著邊緣文化的發聲，第三世界的國家，基督教將會變得更有發言機會，教會應抓住這個時機，做好宣教與福音的工作。

         簡言之，面對後現代主義，基督教在價值以上不可妥協，但在信息傳遞上，可善用一些後現代的文化特色，來爭取發言空間。

西班牙的西曼乃斯

 

      路德在德國改教前，西曼乃斯已經完成在西班牙的改革。

      西班牙基督徒為驅逐回教徒而戰，達七百年之久。直到西元1492年，才將摩爾人（即回教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後一個據點格拉那達（Granada）收復。長期與回教徒的爭戰，使西班牙基督徒孕育了一股狂熱的宗教與愛國情操；這份情操在斐迪南與伊沙伯拉在位期間，尤其強烈。

      王后伊沙伯拉發起改革西班牙教會。她將改革工作交給三位教會領袖，其中一位是西曼乃斯，他是方濟會修士，後來成為多列杜大主教，是真正策劃改革、推動改革、並改革成功的人物。

      這次改革主要是改善聖品人員與修道士。西曼乃斯為所有修道院訂立嚴格規條，神父人員強迫過道德生活。無知、無能的聖職人員都被革職；其他人則被送進他所設立的學校中學習神學。所有反對西曼乃斯的人都在王后之權柄下遭鏟除。王后伊沙伯拉保護西曼乃斯，使他免受教皇的干涉。改革的結果，西班牙教會得到愛上帝而能幹的聖職人員。

      教會的其他方面則保持原狀：教皇仍被尊為教會元首；聖品階級仍然繼續；天主教對祭司與聖禮的觀念仍舊持守；一切聖禮、信條、禮儀、聖事都不過問；教義也毫無改變；修道院未被解散，也沒受到壓制。

      西曼乃斯在西班牙所做的是「改革事工」而非「改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