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727年八月十二日，在赫仁護特的一次聖餐聚會中，全體都感到聖靈強烈的工作，於是訂該日為弟兄會再生之日，而正式成立了莫拉維教會。
親岑多夫和一些莫拉維弟兄們發展出一些特殊的看法；他非常強調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以致講道和聖詩都很重感情。基督的受死佔據了親岑多夫整個思想，尤其是基督肋旁的槍傷，常使他充滿幻想及感情。不過，親岑多夫和莫拉維弟兄們，後來漸漸放棄了這些特殊的看法。
親岑多夫屬於敬虔的路德派，他本希望莫拉維弟兄會能依施本爾的「敬虔小會」及「教會中的小教會」原則，加入路德派；但至終莫拉維弟兄會還是組織了自己的教會，有主教、長老、執事。不過它的行政制度看起來不像主教制，倒像長老制。
親岑多夫喜歡建立純莫拉維村鎮，鎮裏只有莫拉維弟兄會會員可以擁有地產，一切商業、工業大權操在教會手中。美國賓州的伯利恒城、拿撒勒城及利替茲城均按這種 構想建立。今天莫拉維教會分佈在德國、英國及美國。在撒克遜的「赫仁護特」仍為全球事工中心，每十年在此舉行一次大會。
施本爾（Philinn Jacob Spener）是敬虔主義（Pietism）之父，於西元1635年生在德國西部，與本仁約翰及弗克斯同時代，屬於路德派教會。
施本爾的時代，路德派教會已被「死的道理」充滿，教會所強調的就是如何保守教義的純正及如何防備偏離路德派教義，既不能感動人，也不叫人信主，更不能勉勵信徒過有見證的生活。對信徒的要求是：知道信仰問答、參加聚會、聽教義式講道、參加聖禮。他們不必參與教會事奉，也從來不提基督徒靈命長進或屬靈經歷。有些牧師的生活和他們的職份不相稱，甚至有許多還未真正得救。教會內部則充滿酗酒及不道德的事。
施本爾就是在這樣的宗教氣氛下長大；但是年輕時，他讀了一本德國神秘主義派神學家亞仁特（Johann Arndt）的書，書名是「真基督教」（True Christianity）。這本書不但更新了他的個性，而且所留下的印象，後來又因他讀清教徒的著作更加深了；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著作對他影響尤深。有一段時期，他住在日內瓦，和改革宗教會牧師很有接觸，但他一直是忠實的路德派信徒。
西元1666年，施本爾成為法蘭克福（Frankfort）教會的主任牧師，他立刻改善對信仰問答的教導；在自己家中，他聚集一小批不以做「宗教徒」為滿足的信徒們，他們在一起讀經、禱告，及討論上個主日施本爾的講道。這種小聚會的目的在栽培信徒進入更深的靈命。這種聚會後來被稱為「敬虔小會」（Collegia Pietatis）；因此，在路德派教會中所開始的新運動就稱為「敬虔主義」（Pietism）。
亞米紐斯主義是從一位名叫亞米紐斯的人而來。西元1560年，亞米紐斯生在荷蘭的奧得瓦特（Oudewater）。在他還小的時候，西班牙人來，毀了他的家鄉，也殺害了他的父母和親友。他被一些有愛心的荷蘭人領養，長大後進入萊登大學受教，在校內表現優異。由於他的天資，阿姆斯特丹市長資助他出國深造；在日內瓦，他贏得加爾文繼承人伯撒的好評；他也前往義大利進修。
回國後，亞米紐漸於西元1588年 成為阿姆斯特丹改革宗教會的牧師。在當時被公認是一位博學能幹的牧師；他講道時，內容清晰、口才流利、善於表達，吸引了無數聽眾。漸漸地，他開始不能完全贊同改革宗教義。當時他已是萊登大學神學教授，雖然他仍然相信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藉基督十架代贖之工而得救的真理，他的教學卻越來越有脫離傳統加爾文主義的趨勢。
我們還記得：當伯拉糾強調人的善行之時，奧古斯丁是以人類全然墮落來反駁他。現在亞米紐斯的觀念，使我們又聯想到伯拉糾，因為他也否認人類完全敗壞。
亞米紐斯沒有完全反對「上帝的揀選」，但他強調：上帝的「預定」是根據他「預見」那些會相信的人。他的領導相當微妙，他間接否認「上帝的揀選」，使「上帝的揀選」基於「人的行動」。因此，在表面上，他持守「上帝的揀選」的教義；事實上，是破壞這教義。他教導說：基督是為全人類而死；人可能從恩典中失落。他否認聖靈的工 作是不可抗拒的。
他所訓練出來的年輕傳道人，將他的教導帶進教會。當全國引起神學爭論之際，這位肇事的牧師亞米紐斯卻於西元1609年去世了。
衛斯理的神學和正統復原教主義大致一樣：他相信基督的神性、神蹟和宗教的超然性。他與浸禮派不同的地方是，他相信也實行嬰兒洗禮。
有一點他與傳統的復原教主義完全不同：衛斯理屬於亞米紐斯派，他公開反對加爾文主義。懷特腓德則為強烈的加爾文派，他於西元1770年去世後，衛斯理便在年會中，清楚地表明自己採亞米紐斯主義的立場。
因著愛靈魂心切，他脫離了英國國教教會而採用新方法；也是出於這份愛靈魂的心，他嚴厲地反對加爾文主義。他深信罪的權勢，以及基督寶血的功能，在講道時，他大膽指責當時鄙下的罪行，尤其是酗酒和賭博。
他渴切帶領他們歸向基督，可是他認為加爾文的預定論和揀選論會攔阻人悔改歸正；為此，他拒絕加爾文主義，抓住亞米紐斯的自由意志論，因他深信，人的歸正是出於個人的意志和揀選。
衛斯理採用的方法，不但新而且具革命性；它們在三方面和當時一般教會所行的截然不同：
第一，衛斯理在露天講道，這是極不尋常的事。當然，那穌在世時不但在會堂講道，也在山上、海邊、路上講道；但當教會成立後，大部份講道部在教堂中進行。露天講道本來不合衛斯理的原則，只因教堂的門都向他關閉，使他轉向不進教堂的人講道，於是露天佈道變成唯一可行之途。
第二，衛斯理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講道，這一點也不尋常。因為在英國及其他國家，牧師只能在他自己的教會或教區中講道及做牧養工作。衛斯理在英國、蘇格蘭、愛爾蘭各地都侵犯其他牧師的教區；當別人批評他時，他說：「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區（The world is my parish）。」
衛斯理這樣做是為得著那些不進教堂的人；這麼重大的工作卻被教會牧師所忽略，甚至還有牧師忽略牧養自己教區的信徒。衛斯理由於關懷失喪的靈魂，不得不侵入別人的教區，使他經常遭到強烈的批評。
第三，衛斯理讓未受按立的人講道，這點和當時一般教會制度恰好相反。在一般教會中，只有正式受過聖職的人纔能講道，但為著飢渴心靈的需要，又在缺乏全職傳道人的情況下，衛斯理只得採用這個方法。
當平信徒麥克腓德開始在倫敦講道時，衛斯理想立刻自布裏斯多趕回去制止這事；但他的母親對他說：「約翰，千萬不要以為我贊成這事，但你必須小心處理這事，尊重這位年輕人，因為他和你一樣蒙召出來講道；你要觀察他講道的果效，同時，你自己也當聽聽他講道。」
衛斯理遵照母親的話去行後，歡呼說：「這事是出於主， 願主成就他所喜悅的事！」
就這樣，約翰衛斯理開了平信徒講道之例，直到今天，仍有許多教會採用這種方式。其實，改革宗教會法規第八條早已為有恩賜的平信徒打開受封之路，但這條路一直未經採用，直到衛斯理才將它付諸實行。
約翰衛斯理漫長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十八世紀。這期間，英國和法國為了爭奪領導地位而陷入長期、痛苦的競爭之中；也在這世紀中，大英帝國的勢力伸張到印度、 北美、澳洲和南非。在工業革命之下，新機器發明、生產加強、大都市興起、英國的農業社會起了改變；工業時代導致英國人民生活全面的變化。
這段時期，英國的教會光景是可悲的。無論是安立甘教會，或不同意者所設立的長老派、公理派、浸禮派教會都受到蘇西尼主義及亞米紐斯主義的影響。大部份講道缺乏熱誠，都是一些枯躁乏味的道德論調。除了少數例外，大部份牧師都不做超過本份的工作，所做的也是例行公事而已。教會的高薪職員有低薪助手可以為他們做事；許多傳道人不但忽略自己的本份，反而忙於親睦地主，陪鄉紳們打獵、喝酒、打牌。
十八世紀前葉，英國的道德光景尤其低落，對上帝普遍的不信，加上粗俗和強暴，使公共娛樂變成非常低級，酗酒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
然而，十八世紀也不盡全然黑暗：安立甘教會的柏克萊主教（Bishop Berkeley）是一位充滿宣教熱誠的人，他前往羅得島（Rhode Island）宣教。羅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影響約翰衛斯理極深的書，書名是：「忠誠與聖潔生活的呼召」。直到這時，講英文的信徒仍然反對在崇拜中唱聖詩，除非是唱詩篇經文。
西元1707年，華滋（1saac Watts）的聖詩集出版後，大家的態度才改變。西元1719年，華滋又出版一本大衛之詩聖詩集。他的詩歌充滿對上帝深度敬虔的表達，無愧是「英國近代聖詩的鼻祖」。
在英國有許多禱告、讀經及靈命追求的會社（societies）。布銳（Bray）牧師鑒於人們對聖經與基督教文字的需要，而於西元1699年成立了「基督教知識促進會」，該會又導致西元1701年「海外福音廣宣會」的成立，後者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宣道團體。這兩個團體均屬於聖公宗安立甘教會，他們不斷擴展工作，一直繼續到今天。
英國當時是經濟和軍事成長，宗教與道德衰退，就在這種光景中，約翰衛斯理和他弟弟查理及朋友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開始了偉大的事工。
雖然許多教會不給衛斯理兄弟講道的機會，但他們常在前面所提的「會社」中講道。
西元1739年，懷特腓德開始在布裏斯多（Bristol） 附近向礦工們露天佈道。不久，他邀請衛斯理兄弟加入。「露天講道」在當時是一件嶄新的嘗試，約翰衛斯理起先對這種講道相當猶豫，因為他認為只有在教堂中講 道才合乎宗教的莊嚴性。然而過不久，他就發現礦工們非常貧窮、從不踏進教堂，他們對福音一無所知，而且靈性飢渴；他也想起那穌在世經常露天講道的事實；因此，約翰衛斯理便於西元1739年四月二日舉行第一次露天講道。
這就是約翰衛斯理傑出的講道事業之始，這事業一直延續了五十年之久。他騎在馬背上，足跡踏遍英國、蘇格蘭和愛爾蘭。衛斯理雖然沒有懷特腓德戲劇性的講道能力，但他的講道是誠懇的、實際的、大膽的，很少有講員像他那樣有果效，然而，他也激起不少人的敵對，在他講道時，時常引起暴民的反動。
約翰衛斯理不但是一位偉大的講員，也是一位偉大的組織家。西元1739年，他在布裏斯多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派會社；西元1739年五月十二日，在該城建立第一座小禮拜堂。在倫敦，本來參加莫拉維派「桎梏巷會」的循道派信徒，與衛斯理一同退出該會，改在一間破舊的鑄造廠聚會，並於西元1740年七月成立純循道派的「聯合會社」（United Society），雖然衛斯理與莫拉維派保持友善，但莫拉維派與循道派，自此分道揚鑣。
衛斯理一直無意脫離英國國家教會，因此他一直到晚年都沒有成立一個新宗派或教會。但同時，他又不忍心看到自己工作的果效流失。所以他定意保守並栽培信徒的靈命。在衛斯理開始偉大的講道生涯前，英國已經有許多「宗教會社」，於是衛斯理便以這個方式應用在他的事工上，他把那些因為聽他的講道而信主的人聚在一起， 組成「會社」。
有興趣的人可以加入其他會社為會員，只有聽他講道而信主的人才可以加入他組織的會社。這些信徒必須繼續領人歸主。不但如此，衛斯理證明一種「會票」（society tickets），頒給有資格的會員；每三個月更換一次，利用這種會票制度，衛斯理可以淘汰那些暫時相信或假冒相信的人。
為了布裏斯多禮拜堂的債務，他又帶出一套重要的循道派編制法。他把所有會社中的會員分班編制；每班十二人，有一位班長；班長的責任是每週向每個會員收取一辨士；這樣做，不但可以收集相當數目的捐款，更重要的是，還能照顧會員的靈命。
過不久，衛斯理就需要助理同工，他本盼望由受過聖職的人擔任講道工作，卻找不到這種人；因此，西元1742年，麥克斯腓（Maxfield）成為第一位平信徒講員。後來，衛斯理聘請了不少平信徒講員；工作越開展，平信徒工作人員越增加，他們分擔財務管理、主日學及病人采訪等工作。
起初，循道派會社只分佈在倫敦、布裏斯多及鄰近地區，衛斯理總是親臨各地探望。但工作不斷擴展，這種探望的工作逐漸不可能做到；衛斯理便於西元1744年第一次把各地講員聚集在倫敦開會，而創始了後來循道派組織系統中的最高單位——「年會」（Annual Conference）。
兩年後，又把工場分成幾個「聯區」（circuits），每區指派幾位旅行講員。再過不久，又為各區安排助理人員，負責各區一般事務，這些助理人員後來被稱為監督。
由於平信徒講員在知識上缺乏裝備，衛斯理認為他們最好在一個地方工作不超過六至八個禮拜；於是開始了後來很流行的「巡迴講員」（itinerant preacher）制度。
查理衛斯理也擔任了幾年巡迴工作，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子為妻，經常陪他騎馬到各處旅行，她也在查理的聚會中領會眾唱詩。查理是循道派聖詩作家，一共寫了數千首聖詩，其中有許多非常流行，不但循道派教會中，至今所有說英語的教會仍然採用。查理沒有約翰那樣強壯的身體，西元1756年以後，查理便很少出外旅行，他先在布裏斯多工作，從西元1771到1788年，他一直在倫敦工作，直到去世之時。
當英國被亞米紐斯主義、蘇西尼主義、自然神論同時衝擊時，興起了循道派運動。這個運動為英國帶來強大的屬靈和宗教復興。這復興震撼了英國國家教會，也震憾了不同意派教會，造成英國宗教和道德生活全面的改變；這股複興的熾熱，熔化了自然神論的堅冰，使凍結的宗教生活再度流暢。
循道派運動有兩位偉大的領袖，他們是約翰衛斯理和懷特腓德。我們已經知道衛斯理的生活和工作，現在要提到懷特腓德的工作。
懷特腓德和衛斯理在許多地方上很相似，但兩人在一些重要的觀點上不同：兩人都是「牛津人」，都是安立甘教會的牧師，都為拯救靈魂心靈火熱，都不把自己局限在一個教區中，都關心不進教堂的人，都在露天講道，都是偉大的講員，但懷特腓德更具吸引力。
衛斯理是亞米紐斯派，懷特腓德是加爾文派；衛斯理是組織天才，懷特腓德毫無組織能力；結果是：了斯理留下一個強大的循道派教會，懷特腓德影響了數千人，卻從未組織過一個教會。他們繼續留在安立甘教會中，在那裏，他們成立了「低派教會」（Low Church）或稱「福音派教會」（Evangelical Party）。
低派教會的人屬於溫和的加爾文派，他們反對崇拜中複雜的儀式，他們充滿宗教的熱誠，過敬虔的生活；如果懷特腓德也有組織才幹，今天加爾文主義在英國的影響會比現在大多了。
安立甘教會的趨勢越來越令人擔懮：衛斯理掀起的大復興，使成千人脫離安立甘教會，懷特腓德帶領的低派教會，也漸漸遠離傳統的安立甘教會。不同意者、天主教及低派教會協力要廢除安立甘教會比其他教會更享特權的法律。眼看著，安立甘教會即將不再是英國國家教會；因此，一些安立甘教會領袖們驚慌了起來，他們聚集討 論如何遏止這個趨勢，於是這些人就組成了「高派教會」（High Church Party）。
十九世紀前葉，高派教會代表著恢復羅馬天主教形態的運動。著名的領袖有歧布勒（Keb1er）、紐曼（Newman），和溥西（Pusey）。由於這些人都出身牛津大學，因此他們所帶領的運動也叫「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
高派教會主張繼續羅馬天主教的傳統與作法，他們贊成祭司有赦罪的權柄；他們不喜歡教會在政府的治理之下。
這個運動正式開始於歧布勒在牛津的演講，講題是：「民族的叛道」（The National Apostasy）。同一個月中，一系列的單張開始印發，一共有九十種單張，大部份出於紐曼手筆；這些單張使這次運動又稱為「單張運動」（Tractarian Movement）。
對紐曼而言，英國國家教會是個介於天主教和復原教之間的中庸之道。然而，當一系列單張逐漸印發出來後，它們的內容越來越具羅馬天主教色彩，以致牛津主教出面命令停止印行。
西元1845年十月九日，紐曼加入天主教會，有上千人跟從他；其他大部份高派教會的人仍留在英國教會中，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力。教會崇拜儀式仿效羅馬教會，越來越複雜。高派教會在安立甘教會中的力量，至今仍在成長。
另一個「廣派教會」（Broad Church Party）也在安立甘教會中興起。這是受到德國思想影響而發展出來的一派。把德國觀念帶到英國的人物是科爾雷基（Co1eridge）。
廣派教會強烈主張應有一個「國家教會」（state Church）。他們把教會看成國家的一個部門，正如陸軍、海軍都是國家的部門一樣；他們要每個公民都成為這教會的一份子，為了達到目標，他們主張國家教會中可以容忍任何形態的信仰存在，不受信經的限制，每個人可以按自己所喜歡的去相信，因此他們被稱為廣派教會。
廣派教會份子在教義觀點上越來越趨自由，他們不知道真理和謬論、光明和黑暗、信與不信不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組織中。
莫拉維亞和波希米亞(Bohemia)，乃是奧地利(Austrian)帝國西北的兩個省份，與德國的薩克森(Saxony)接界。在第七、第八世紀的時候，那裡的人先後從希臘教會和羅馬教會得著福音。
因為希臘教會允許他們用當地的語言來講道，閱讀以他們的文字所翻譯的聖經，他們中間就有許多派別興起來，互相不斷的爭論。漸漸的，羅馬教會占了上風，到第十五世紀初葉，波希米亞改毅領袖約翰胡司(John Huss)，因講福音而被焚燒的時候(一四一五年)，這裡就開始變成逼迫聖徒可怕的地方。
在這個時候，那些仍然忠心於福音的人(多是約翰胡司的工作和殉道後興起的)就聚集在波希米亞東北部，肯瓦(Kurlwald)山谷中的一個村莊裡。在那裡他們有一段時間可以比較平安地生活。到一四五七年，他們被稱為‘基督之律法的弟兄們。’當他們的教會組成之後，被稱作‘聯合弟兄會’或‘合一的弟兄們’ (United Broth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