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會稱改革宗神學為「加爾文主義」，皆因加爾文對此運動的影響實在深遠巨大。不過，這個標籤不是最適合的。
首先，基於多元性，加爾文不可能把他的意見加在如上所述那批見解不同的神學家身上，不同的改教中心亦會對外來影響採取謹慎的態度。舉例說，加爾文的神學就不如較後期之改革宗神學那樣受盟約概念的左右，但就在加爾文過世後，盟約神學卻愈來愈具影響力。
第二，加爾文神學是植根於釋經之上，我們頗懷疑後來的神學家是否真能掌握他神學的精粹。他們之中不少是傾向於亞里斯多德式（Aristotelianism）的經院哲學，更多依靠理性，引到一種非常不同的神學氣候，就如更清晰的定義，嚴格的演繹法，更多使用因果分析，更自由地運用三段論法等。加爾文那種靈活的聖經精神不見了，結果很多學者把加爾文和加爾文主義者分別出來。
當然，這是可以過猶不及的，因為不管他們之中有什麼不同，他們都只是自視為同工，不是競爭者。儘管加爾文對亞里斯多德沒有好感，他偶然間亦會使用亞里斯多德的因果分析。不過伯撒、桑該斯和威爾米勒立重新引進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很可能就是十七世紀晚期改革宗神學變得僵化的原因。使得早期靈活又大有能力的聖經活動，都受到邏輯及因果系統的框框約束。事實上，這時候的改革宗神學正為自然神論（Deism）預備沃土，因為在這框框內，上帝只不過成了第一因，這是一連串因果現象背後的促成力量。
到了十八世紀，北美因著愛德華滋（J. Edwards）的努力，改革宗神學又呈現了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