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改教運動

瑞士改教運動先鋒：慈運理

正當路德在德國推動改教運動之時，神在瑞士興起另一位僕人發動教會改革，他便是慈運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慈運理與路德同年出生，早年在維也納大學受教育，深受當時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影響，因而對古典文學有極濃厚的興趣，也同時極嚮往按照原文解釋聖經，於是便在聖經真理的幣解上奠下重要的基礎。

主後一五Ｏ六年慈運理開始在一間相當具規模的教會工作，他的講道深受教會的信徒歡迎，於是不久便成為很有名的講員。剛開始事奉，慈運理便致力於改革工作， 只是他改革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社會。他猛烈抨擊當時瑞士的雇傭兵制度﹔當時瑞士的聯邦與一些出得起高價的大國（如法國）簽約，任由那些大國雇傭瑞士人當 兵為他們打仗，總之價高者得。慈運理對於自己同胞以血換金錢的作法，深痛惡絕，便在瑞士聯邦要與法國簽約時，極力反對。一些權貴非常憎惡慈運理，於是向教 會施壓力，而慈運理便在主後一五一六年被迫離開他事奉了十年的教會，去艾斯登，那裡是瑞士人文主義的大本營。到了艾斯登，他致力研讀聖經，對於新約尤其有 更深的領悟。越是熟識聖經，他便越覺得教會諸多不妥之處。首先，他對於一群一群的信徒湧到當地的聖母院朝聖，以求贖罪，感到非常不安，聖經所宣告的救恩與 朝聖根本完全是兩回事。於是，他開始按照聖經的教導向信徒解釋，他們的罪不能借朝聖或任何善行得到赦免，要贖罪便得來到主耶穌基督的面前，求瓷赦免。他更 進一步抨擊教會售賣贖罪券，並且宣稱教皇沒有權柄赦罪。然而，很奇怪地，教皇卻於主後一五一八年調派他到蘇黎士的大教堂任職。在那裡，他的改革運動才真正 開始。在蘇黎士不到兩年，他便取得省議會的信任與支持，到了主後一五二二年，他竟敢與十位聖職人員公然上書主教，要求他准許他們結婚，因為聖經沒有禁止傳 道人結婚的。這要求只是試金石而已﹔不久，他們又進一步要求廢除大齋節，認為聖經根本沒有這樣的教訓。主教企圖立刻鎮壓這種叛變，但慈運理已作好一切准 備，他發動市議會通過一道法令，就是教會任何的習俗，都要基於聖經的教導。省議會同時在主後一五二三年一月安排了一次公開的神學辯論，並宣佈一切的辯論必 須以聖經為依據。在辯論中，慈運理宣讀他所寫的《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將一些基本的聖經真理清楚簡潔地列出來。在這《六十七條》中他肯定聖經的權威是遠超過教會傳統的權威，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否定人可以 用善行來積聚功德，以求贖罪，亦否定彌撒是獻祭，否定煉獄的存在，同時，他宣告傳道人結婚是聖經所許可的。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於是便在省議會 的支持下展開改教運動。除了在教義上作出重大改革外，慈運理更率領支持他的人，將教堂中的圖像及一切裝飾完全清除，甚至連風琴也不能倖免。主後一五二五 年，彌撒正式被簡單的聖餐儀式取代，慈運理稱聖餐為愛筵，只表明信徒在愛的團契中記念主的死，而完全沒有獻祭的意義。隨後，所有修道院的產業被沒收，託管 於省議會之下，學校也重新改組。

慈運理在蘇黎士的改革如此順利，其實是有賴瑞士當時的政治體制。瑞士是一個由許多個州郡（cantons）組成的聯邦，每一個州郡都是相當獨立，而不受制 於聯邦議會的，因此，只要蘇黎士的省議會支持，其他州郡都是奈他不何的。然而，倘若整個瑞士只有蘇聯上改教，他便勢必孤立無援，至終只會失敗。因此，下一 步最重要的，還是贏取其他州郡的支持。於是慈運理便派他最信任的同工前往其他州郡推展改革運動。他派艾科蘭巴迪(Johann Oecolampadius, 1482-1531 A.D.)到巴色(Basel)、布沙(Martin Bucer, 1491-1551 A.D.)到史特勞斯堡(Strassburg)，而他則親自前往伯恩(Berne)。不久，這三州就投入改教運動，而聖格倫、沙弗哈遜、莫爾哈遜、格拉 勞斯也隨即加入這行列。至此，聯邦中差不多一半的州郡加入了改教運動，要不是慈運理在主後一五三一年戰死沙場，相信他發動的改教運動會蔓延到更多的州郡。

慈運理若能夠與路德達成協議，聯成一陣線，相信他未必會戰死沙場。主後一五二九年，位與瑞士山谷中的州郡幾乎全部落在慈運理的手中，而山區的州郡則依然保 持天主教的信仰。在過往兩三年間，雙方的關係非常緊張，大有開戰的可能，然而雙方都知道，倘若戰爭爆發，雙方的損失都會很慘重，於是在主後一五二九年協 議，用談判的方式達成和解。但山區的天主教州郡卻在談判的同時，積極備戰。慈運理知道，雙方的戰事似乎是不能避免的。同時德國方面情勢亦非常危急，查理五 世亦準備以武力對付德國的基督徒。這正好是慈運理與路德攜手合作的時候，但可惜在商討中，他們對於聖餐的幣解出現分歧。路德認為聖餐中的餅真是基督的身 體，而酒亦不折不扣地是基督的血，他用"同質論"（Consubstautiation）的觀唸作解釋。而慈運理卻認為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一種喻表，並 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和主的血。他們各持己見，最後路德憤然在會議桌上寫上"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然後拂袖而去，他們的合作談判便告破裂，而慈運理便得 單獨面對瑞士天主教州郡的挑戰。戰事終於在主後一五三一年爆發，結果天主教州郡聯盟取得勝利，而慈運理在卡甫爾一 役中陣亡。基督徒雖然在戰場上失利，但在和談會議上卻爭取到宗教自由的權利，即是說，每一個州郡自己決定自己的宗教模式，基督教的州郡可保持基督教的模 式，但卻不能煽動其他天主教的州郡發起改教運動。這樣一來，改教的成果雖然可以保存，但卻失去了擴展的可能。瑞士的改教運動便由此停滯下來，要等到加爾文 的出現才有新的發展。

在這裡，我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假若弟兄姊妹為了些微神學理解的分歧，而忘記了在很多重要的真理上有共同的基礎，以致不能同心興旺主的工作，甚至 互不相容，神的國度是很可能因人的意氣受到損害的。路德與慈運理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之間無論對聖經的權威，對基督、救恩的幣解都非常相同，其實大可 在共同的信仰基礎上建立聯盟，可惜因著小小的神學分歧，使他們分道揚鑣，結果造成極不愉快的後果。

主後一五三一年，查理五世對基督教的威脅越來越大，有鑑於此，歐洲各處的基督教邦國聯合起來，組成施馬加登聯盟（Smalcaldic League），共同對抗查理五世的軍事威脅。這樣查理五世才放棄用軍事解決改教運動的意圖。當這種緊張的氣氛稍為和緩，天主教和基督教雙方亦開始彼此接 觸，希望探討和解的可能。其實，一種合一的嘗試早在那時已經出現。結果雙方在主後一五四一年派出代表在立迪斯本（Ratisbon）開會，尋求合一。基督 教方面有墨蘭頓作代表，而天主教方面則以康達裡尼（Contarini）紅衣大主教為代表。墨蘭頓是路德的親信，亦是以後繼承路德領導路德會的人﹔而康達 裡尼是教皇保羅三世的親信，亦是當時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領導﹔可見雙方都極重視這次會議。倘若後來不是極力反對和解的卡拉弗（Caraffa）當了教皇，而 是康達裡尼，相信當時的和解一定大有進展。然而歷史卻走了不同的路，相信是神自己的旨意。

激進的改教運動–重洗派

在慈運理髮動改革瑞士教會的初期，他有兩位很要好的同工，一位叫格裡寶（Conrad Grebel, 1498-1526 A.D.），一位叫曼斯(Felix Manz)﹔他們兩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名門子弟，並且受慈運理的影響甚深。然而，他們漸漸覺得慈運理推行改革不夠徹底，並且過於緩慢。格裡寶希望瑞士的 教會能回覆新約教會的模式，於是屢次催促慈運理朝這方向走。但慈運理卻不肯急進。在失望之餘，他們開始召聚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晚上在曼斯的家中研經及禱 告。漸漸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出現了，那就是嬰兒受洗的問題。

一直以來，教會習慣了為嬰兒施洗，因為恐怕萬一嬰兒未受洗而夭折，便得不到救贖的恩典。當格裡寶和曼斯研讀聖經時，一方面在聖經中找不到嬰兒受洗的教訓， 一方面認識到受洗是一種決志、一種立誓跟隨主的表示。因此，他們認為一個人必需心志成熟，才能受洗。於是他們便向慈運理表達他們的意見，促請他廢除嬰兒受 洗的習慣。慈運理覺得他們很有道理，但不想操之過急，便要他們忍耐，待他考慮清楚和時機成熟。到了主後一五二四年，他們見慈運理依然沒有實際地採取行動， 便按捺不住，開始對慈運理等人作嚴厲批評。慈運理在次年年初與他們作了初步討論後，便決定將整件事提交省議會公開辯論。省議會決定保留嬰兒受洗，不單如 此，更下令所有父母在嬰兒出生八日內為嬰兒施洗，否則逐出教會。議會又下令停止格裡寶及曼斯他們晚間私下的研經聚會。接到這命令，格裡寶及曼斯在當晚召聚 那些與他們站在同一戰線的人，共同相討對策，在禱告中，其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聖靈感動，跪在地上懇切禱告，隨後要求格裡寶為他 施洗，格裡寶隨即為他施洗。然後他們彼此激勵，為福音至死忠心。重洗派便這樣誕生了。

格裡寶、曼斯及布洛克四出宣講聖經的教訓。他們認為教會是一群委身、實踐主道的基督徒的團契，不應與任何政權聯繫，也不應受有形的組織所捆縛。他們強調信 徒個別的自由，對於教會組織抱一種懷疑的態度。在教會中信徒與聖職人員在地位上是沒有分別的，只有恩賜與職事的分別，牧者應由信徒選出並由他們支持。而牧 者的責任則是研讀聖經、教導督責信徒、主領聚會、關心信徒屬靈的狀況等。教會的聖禮只有兩種，就是洗禮及聖餐，洗禮應用浸的形式，並且只有那些真心悔改、 決志為主而活的人才配領受洗禮。聖餐是為了記念主的受死，也是弟兄姊妹團契的表達，表明他們是一家人，共同享受主為他們設的愛筵。亦因為這緣故，聖餐應在 家庭中舉行，為的是表示那種家庭的親切，也為了避免有人用各樣繁瑣的儀式引導人進入迷信，以為聖餐的餅真的變成主的身體，酒變成主的血。

他們也強調嚴謹、聖潔的生活，信徒應與世界完全分開，縱然受到逼害、苦難，他們也應堅守原則。他們特別看重登山寶訓，更要求自己切實遵行。對於政府，他們 都採取政教分離的態度，他們絕不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這種政教分離的態度，不單與慈運理結合宗教與政治的原則背道而馳，也與當時普遍政教緊密相連的實況很 不協調，再加上他們強調個人自由而輕視任何結構、組織，因此，很多教會領袖及執政者對重洗派都非常敵視，彷彿重洗派是代表混亂、反傳統、反秩序的一群人， 於是對他們的逼害便相當嚴厲。

慈運理起初對他們也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行動。主後一五二五年三月，格裡寶、曼斯連同二十位重洗派的信徒被捕，格裡寶從獄中逃 脫，卻不幸染上瘟疫死亡，而曼斯則在主後一五二七年一月被判死刑，被推入河中淹死。布洛克逃出蘇黎士後，四出宣道，跟從他的人也不少。但他也於主後一五二 九年八月被天主教當局捕獲，被判火刑。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許米亞（Balthasar H bmaier）亦於主後一五二五年被捕入獄，他因著受不了苦刑而放棄他的觀點，但被釋放後，逃到莫拉維亞(Moravia)，在那裡放膽宣揚重洗派的信 仰。在莫拉維亞，重洗派的影響已非常深，並且這裡的重洗派比其他的地方更激進和極端，他們主張一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張凡物公用，並預言基督將會來 臨，在地上建立王國，到那時候，基督便將刀劍交與被揀選的子民，殺掉那些貴族和教會權貴。當時領導這種激進的重洗派的人名叫赫德（Hut）。許米亞逃到莫 拉維亞時，覺得赫德實在太激進了，便挺身出來反對他。不久赫德被捕，判處死刑。許米亞取代了他的領導，在那裡展開了相當成功的工作。但他也於主後一五二八 年被捕，在極重的苦刑下，他怎樣也不肯放棄他的信念。於是當局便下令將他燒死。

當這幾位重洗派的創始人相繼去世後，重洗派很迅速地發展，不過也同時變得更加激進。他們很多時只按字面解經，所以他們當中很多人真的站在屋頂上宣講，真的 變成小孩子，甚至撇下家庭，有些則遵從耶穌教訓不要為衣著、食物憂慮而竟然一絲不掛的四處遊蕩。他們也極重視末世的預言﹔有一位名叫荷夫曼 （Melchior Hoffman）的便預言主耶穌於主後一五三四年再來，而史特勞斯堡便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他的一位追隨者馬提斯（Jan Matthys）在蒙士特（M nster）領導激進的重洗派起義，將當地的主教趕出。主教取得援兵，將蒙士特城重重圍困，而他便在企圖突圍中戰死。他死後由一位名叫布克遜的人繼承他作 領導。布克遜竟在被圍的城中自封為王，強迫信徒實踐共產，更宣稱自己每天都有從上而來的啟示。蒙士特結果於主後一五三五年被攻破，布克遜被捕，被毒打一番 後被處死。

經過激進的發展過程，有些重洗派的信徒痛定思痛後決意改正那些激進的傾向。門諾﹒西門（Menno Simons）便是當時的代表。他帶領蒙士特受挫敗的重洗派信徒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現代的門諾會便是由這時開始的了。

有人說，當時重洗派之所以這樣受敵視，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政教關係的看法。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都主張教會與政府緊密相連﹔天主教傾向於教會領導政府，而基督 教則傾向於政府領導教會。重洗派卻要完全避免這兩種中任何一種傾向，而走政教分離的路。不過，重洗派與當時的兩大主流最大的衝突，乃在於他們極度強調信徒 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否定任何外在的權威，於是教會傳統與教會整體的秩序便受到嚴重的威脅。慈運理及路德便是基於這理由排斥重洗派。

雖然受到不斷的排拒，重洗派卻在改教歷史上佔相當重要的位置。歐洲的自由教會傳統，英國浸信宗及公理宗的發源，都是受了重洗派重大影響而產生的。而日後基督教的反暴力和平主義也從重洗派的受苦神學中得了不少靈感。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英國的改教運動與清教徒

英國教會改革之起因

亨利八世（Henry Ⅷ, 1491-1547 A.D.）本來是教皇的支持者，當路德發動改教，將七項聖禮簡化為兩項時，亨利八世便寫了一篇攻擊路德的文章，名為《為七項聖禮辯護》（The Seven Sacraments）。不過他支援教皇，似乎是有很重要的政治目標；英國與法國長久處於敵對狀態中，亨利八世要利用教皇的屬靈勢力及西班牙的軍力來支援他，起碼使法國孤立。為了使英國的勢力擴張，他更企圖使他的秘書長吳爾斯 （Thomas Wolsey）登上教皇的皇位，吳爾斯當時是英國的紅衣主教。但他這一切的部署都不大成功，其中一個很大的阻力是由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來的。這些事雖然與英國的改教沒有直接關係，卻是很重要的背景。

使 亨利八世決定改教的導火線，是亨利要求教皇准許他休妻，而教皇竟拒絕了。亨利八世的妻子凱撒琳（Catherine）是西班牙的公主，是查理五世的姑媽。 她本來許配了亨利的哥哥亞瑟（Arthur），但亞瑟不久便逝世。亨利隨後要求教皇准他與新寡的嫂嫂成親。在教皇的批准下，他們於主後一五Ｏ九年結婚。婚 後十多年凱撒琳卻一直未能為亨利生下男兒。亨利擔心沒有兒子繼承他的王位，可能如過往一樣引發內戰。因此主後一五二七年，他要求教皇准許他休棄凱撒琳，並 以利未記十八章十六節（"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體"）及二十章二十一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為理由，並 派吳爾斯去說服教皇。但教皇不許，於是他便要求吳爾斯以英國教會領袖的身分，開庭聆詢這離婚的要求。然而進展非常緩慢。此時他已經與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 （Anne Boleyn）熱戀，因此更急於休妻。為了使事情有所進展，他將吳爾斯撤職，起用摩爾（Sir Thomas More）為秘書長，克藍麥（Thomas Cranmer 1489-1556 A.D.）及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為他的助手。他們一方面將這件休妻案交給牛津、康橋的學者辯論，另一方面提交國會，請國會通過，雙管齊下。大多數學者贊同亨利休妻，而 國會則猛烈抨擊英國教會的弊端，企圖迫使教會中的聖品人員支援休妻。主後一五二九年，克藍麥及克倫威爾提議亨利索性自稱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而利用他的 領袖地位，自行解決休妻一事。如此，事情便急速發展。亨利稱自己為英國教會的元首，要求英國教會的總議會通過所有聖品人員必須順服英王，並與教廷斷絕關 係，停止納稅給教皇，禁止向教皇作任何申訴。提到這一項摩爾憤然辭職以作抗議。亨利提升克倫威爾為秘書長，克藍麥為大主教。克藍麥於主後一五三二年宣佈亨 利與凱撒琳的婚姻無效，但他們依然希望教皇正式承認這事。同時，英國教會修改任何法制，要得英王許可。主後一五三三年，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身孕已重，他們 便匆匆成親，亨利正式冊立她為皇后。至此，教皇不得不宣佈他們的婚姻不合法，並將他們逐出教會。英國的改教便由此展開。

總結以上的敘述，我們大致可以瞭解，英國改教的重點完全放在組織及權力架構，神學及教會生活方面的改革幾乎完全沒有。

主 後一五三四年，亨利要求國會通過三項法令，第一項是承認英王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第二項是認可繼承王位的法令，肯定由安波林王后所生的子女，有權繼承王 位；安波林於主後一五三四年生得一女，亦即以後的伊利沙白一世。第三項法令是叛國法令，凡任何人稱英王為異端者，便是叛國，應處死刑。

主後一五三六年，在克倫威爾的領導下，英國教會廣泛搜集修道院內種種罪證，然後頒佈一項解散法令，將很多修道院解散，土地歸為國家所有。

此 時，越來越多的人要求亨利實行真正的改革。亨利便制訂了《十條信仰原則》，這十條信仰原則基本上仍是肯定天主教的傳統信仰，只在一些地方上作了修改，例如 有關聖餐的變質說便完全不提，雖然肯定功德的重要，卻高舉因信稱義的道理，同時以聖經以及三條初期教會的信條為信仰最高的權威，否定煉獄的存在，否定敬拜 圖像、聖經遺物的迷信。這原本是了一非常好的開始，假若改教派不是操之過急，相信改教運動會穩步進展。但他們催促亨利作更多的讓步，亨利憤然抗拒，於主後 一五三九年定下《六條信仰原則》，肯定聖餐的餅和酒變質，不准平信徒在守聖餐時自己執杯，聖品人員要嚴守獨身，不得反悔修道的誓約，教會可為信徒舉行私人 彌撒，並且肯定告解的重要性。凡否定此六條的第一條，即否定變質說，便會被定死罪，否定其他五條的，財產充公和監禁。幸好他頒佈此諭令後不久便去世，改革 派才不致受太大的打擊。

亨利去世後，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於主 後一五四七年登位，年僅十歲，由他的舅父作攝政輔助他。他的舅父索美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是一位力主改革的人，因此掌權後便大事改革，請求國會將亨利的叛國法令《六條信仰原則》撤消，並准許平信徒在領聖餐時持杯而飲，他又要 求國會准許聖品人員結婚，並制定新的崇拜儀式，要全國教會遵守。又由克藍麥編訂《公禱書》，給所有教會使用。

索 美塞特公爵的改教本很順利，可惜他不單要改革教會，也要改革當時的政治情況，他支援農民起來爭取更多的權利，這真是貴族的大忌。在一次農民騷亂的事件中， 貴族乘機將一切責任推在索美塞特公爵身上，他因此而失勢。幸好繼承他的人在改革教會的意願上比他更積極。他從歐洲招攬一群重要的改教家到英國，為英國建立 改教的基礎。他們修改《公禱書》，並將基本信仰寫成《四十二條信仰原則》。加爾文派的影響便由此時滲入英國的教會。可惜愛德華六世不久後逝世，整個情勢因 此改觀。

愛德華死後，凱撒琳的女兒瑪利登位，她沒有忘記母親 和自己所受的屈辱，於是在登位後，便極力破壞改教運動，迫害改革派，並恢復天主教。她首先透過國會撤消愛德華改教的諭令，將改革派的主教全部撤職，代之以 支援天主教的人。然而，此時改革派的勢力已相當穩固，一時不容易對付。瑪利復辟心切，便使用暴力，不少人在她的手下慘死，也有不少要逃到日內瓦和法蘭福 特。單在英國南部，便有三百位教牧人員殉道。克藍麥和其他領袖也免不了殺身之禍，他們一行六人在牛津大學活生生被燒死。在此以前，克藍麥曾被迫簽署一份宣 佈放棄信仰、自承是異端的悔過書。但就在行刑時他表現出無比的勇氣，要求先燒這只曾簽署出賣基督的犯罪之手，最後在火焰中被焚燒至死。現在牛津市中心的一 座殉道紀念碑便是紀念他們的。瑪利的高壓政策為她帶來一稱號，就是"血腥瑪利"（Bloody Mary）。幸好她在位不到六年便逝世，英國的改教事業才得以繼續。

瑪 利去世，伊利沙白一世繼位。她採取一種兩面討好的政策，既不想得罪改革派，也不想引起天主教的激烈反對。於是她雖然將愛德華的改革恢復，但卻步步小心，並 將一些比較激進的傾向除掉，她只強調兩點，第一點是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首領，第二點是全國教會崇拜時要用統一儀式，就是用公禱書。雖然她採取平穩的路線，但 這時候另一新的因素出現了，就是瑪利時代逃到歐洲的牧者重回英國，他們帶著比較激進的改教思想，特別反對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領袖，也強調個人的宗教自由。希 望英國的教會也能夠像歐洲的教會改革一樣，清除一切天主教的傳統。因此覺得保留天主教的傳統儀式不倫不類，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同時 也要求聖職人員生活嚴謹聖潔，並提高信徒的屬靈素質，這些人使伊利沙白非常頭痛，而英國教會也因此幾乎分裂。我們時常聽到的清教徒或分離主義，便是這時候 出現的。

英國的清教徒

清 教徒這名字我相信我們都聽得不少，但誰是清教徒？什麼是清教徒主義？我們必須要瞭解，清教徒主義並不是一種派別，而是一種態度，一種傾向。清教徒是一個統 稱，是指那些不滿伊利沙白走中間路線的人。他們一致覺得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主教派而不惜將天主教的一些傳統、儀文摻雜在純正的信仰中，伊利沙白保留了改革 派的神學，卻又保留天主教的儀文，結果是不倫不類。於是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要求改得更徹底，更清楚地與天主教劃清界線。另外，他們還覺得英國的信 徒的信仰生活不夠聖潔，特別是聖職人員對自己的要求還不夠嚴謹。於是他們提倡簡化崇拜儀式，提高信徒的屬靈素質。

前 面提過在瑪利女王統治的時期，有很多牧師及信徒為了逃避她的逼迫，流亡到歐洲去。瑪利女王去世後，他們便重返家園帶著歐洲加爾文派的思想回到英國。他們希 望英國教會也能夠和歐洲的改革教會一樣，將天主教傳統的一切痕眾，完全清除。無奈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主教派而保留了很多他們認為要不得的東西。但他們當中 大部分的人都主張留在教會，以漸進的方式改革教會，他們也不反對以英王為教會的首領，不反對國家和教會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們當中一部分比較激進，他們要 求政教完全分離，英王不應插手教會的治理。這群少數的人被稱為"分離主義者"，因為他們主張政教分離。

主 後一五六三年出現了一次衝突。因為伊利沙白規定教牧人平日一定要穿著她指定的袍服和帽，星期日則穿短白袍服。清教徒反對這種規定，認為不應太注重形式。於 是便在教會的總議會中提議取消這袍服的規定，並同時提議在聖餐時信徒無需跪著領聖餐。在洗禮時取消畫十字的儀式；有些比較激進的更提議將教會中的風琴拆 掉，在結婚儀式中不用戒指作信物等。雖然這次議會中清教徒的要求沒能通過，但他們已得到極大的鼓舞，因為投票結果，只是一票之差，可見他們的勢力是多麼強 大。經過這次精神上的勝利，他們便更大膽，主後一五七二年一個清教徒的會議上，竟有人提出驚人的言論，就是教會不需要主教，地方教會的牧者也不應由主教指 派，而應該由平信徒選出來。這群人的領導是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他在歐洲流亡時，深受長老會教會體制的影響；他提議教會援用長老會體制，更在主後一五七二年創立了一個這樣的教會。

伊 利沙白和她的主教們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大舉鎮壓，卡特賴特又得流亡歐洲了。然而卡特賴特去後不到幾年，另一位清教徒布朗尼（Robert Browne）又創立了一間由會眾治理的教會，這便是公理會的開始。雖然布朗尼日後反悔，重回聖公會，但他所創立的教會卻日益壯大，使女王極為頭痛。布朗 尼不單認為教會應該用公理制，即會眾治理教會，更宣揚完全分離的理論；他認為每一地方的堂會都應該是獨立的，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還有，每個教會的崇拜應 該用最簡單的儀式，而按立傳道人，教會不應太注重他的學歷，卻應注重是不是有聖靈能力的人。

面 對分離主義的勢力擴大，伊利沙白女王立刻向他們施壓力。她為人惠特吉夫（John Whitgift）為坎特伯裏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惠特吉夫對於清教徒主義，特別是分離主義，非常憎惡，因此不用女王催促，他也不遺餘力地壓迫清教徒。他設立了一個近乎是異端裁判 所的特委法庭，檢查聖公會內牧師及信徒的信仰，結果很多支援清教徒主義的人受到嚴重的處分，而二百多名牧師被他停職查辦。對於清教徒的領袖，他的壓迫及厲 害，卡特賴特與幾位分離主義的領袖如巴魯（Barrow），格林伍德（Greenwood）等便是死於他手中的。到一五九三年，形勢更加惡劣，女王頒下禦 令，凡那些不出席國家教會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經查出，便要被趕出英國，假若他們潛返而被捕，則可判處死刑。為了使全國教會統一于她的領 導下，伊利沙白不惜用最嚴厲的手法。然而，奇怪的是，壓迫越大，清教徒卻越發增加；不單如此，清教徒主義的支持者在國會的數目也越來越多，造成日後清教徒 主義與國會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流亡海外的清教徒在歐洲建立起重要的據點（特別是荷蘭），在那裏發展得非常快。主後一六Ｏ七年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 “，在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的領導下從英國的一個港口出發，到新大陸去尋找他們的宗教自由。跟著，便越來越多清教徒到新大陸去，美國的建國與這批移民有很大的關 係。

清 教徒被迫離開英國，因為伊利沙白女王死後，情況變得更壞。伊利沙白的王位由蘇格蘭王雅各六世繼任，他到英國即位時，改王號為雅各一世。雅各一世在蘇格蘭時 受盡蘇格蘭長老會中的教牧師領袖的氣，故此一到英國，一變而成為教會的首領，便得意忘形。為了表現他的威風，便向那些不肯俯首順服的清教徒施下馬威。英國 的清教徒也估計錯誤，他們以為雅各一世既受長老會傳統的熏陶，便一定會體諒他們，於是便大膽地在主後一六Ｏ四年的一個議會中，聯名上書，這便是著名的"千 人奏書"（Millenary petition），請求雅各王簡化崇拜儀式，並修改公禱書的某部分。誰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許他們的請求，反而嚴厲地斥責他們，要他們順服于英王及主教的 領導之下，並下令將三百名教牧人員革職，任何完全依循國教的規定舉行崇拜的人，便受到嚴重的處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滅，而那些本來願意留在聖公會以 內作內部改革的人，也被迫投入分離主義者的陣營。當中不能忍受逼迫的人便紛紛移民到北美洲。

這 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後，在自由的空氣中建立他們的教會及家園。他們大多是極其敬虔、勤奮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們以民主的形式管理教會。日後美國的民主政 制，便是由此奠下基礎的。除了民主政制外，他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帶著濃厚的信仰色彩。他們的信仰對於日後美國文化的孕育與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在 英國，雅各一世去世後，清教徒與英王之間的鬥爭，由宗教的鬥爭演變成政治的鬥爭。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A.D.）的領導下，清教徒在國會的勢力越來越大，日後英王與國會的對立越來越尖銳，不久內戰爆發，英王查理一世戰敗，被國會判處死刑。克倫威爾掌握大 權，英國成為清教徒的天下。但克倫威爾死後，他們便又失勢。此時，他們已經成為非常龐大的一群，英國不得不容忍他們的存在，於是，不久即頒下容忍的諭令， 結束對清教徒的迫害。

 

戴德生

     戴德生小傳   ,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 ,

戴德生小傳

 

戴德生是中國內地會的創造人。他自一八五三年來華直至卒年，傾其畢生於中國福音事工。他對神絕對的順服和信靠，給內地會的建樹和中國教會的?生，帶來神豐富的祝福。

戴 德生出生在英國約克郡。他尚在母腹時，父母已將小孩奉獻給主。做嬰孩時，父親天天抱著他，跪著向神禱告，小孩稍長，父母教他每日讀經禱告，德生學會每日早 餐前與黃昏時，走入自己房間去單獨親近神，發覺這是快樂的秘訣。德生自幼就常聽父親和愛主的朋友講論海外佈道，尤其是當時四萬萬人民的中國之需要，父親感 嘆地說：「我們為什麼不派傳道人到中國去？這麼多的民眾，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為我注意的目標啊！」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 心裡，也就在彼時，他立志要來中國傳道。

十七歲時，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報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禱告中，一種莊嚴深刻的感覺終於臨到，他知道他的奉獻已蒙悅納，神的同在極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滿對神無限的畏懼，又感到無限的喜樂。同年，他裡面清楚神的呼召，忍痛捨棄愛情，堅決到中國去傳道。

戴 德生一生對神絕對順服，在最危難時仍不失信心。一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國佈道的第七年，派克醫生因要事回英國，將寧波的醫院和門診轉交給戴德生。戴德生經 過懇切禱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神的，所以就憑著信心，挑起重任，醫院裡充滿了病人，門診很擁擠，面對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 克留下的經費只夠一月的開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項也快用完，可是接濟始終不來。終於，他們開了最後一袋米，並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鎮定而滿有信心地說：「主 幫助我們的時候近了。」全院職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裡面附著一張五十英鎊的支票。贈款的柏迦氏遠在倫敦，一點也不知道醫院 瀕臨斷炊，神感動他，將錢及時供應醫院。

戴德生對神信心之 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作成神的工。」一八七 六年九月，準備進入中國內地未聞福音之九省，幾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卻帶八名宣教士複去中國，拓展內地工作。當時中英關係緊張，許多人勸他作罷。有人 說：「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派人到遙遠省份，更是談不到。」戴德生順服神的感動，照原計劃搭船往中國。尚在途中，李鴻章和英國駐華大使在煙臺簽 訂條約，准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戴德生因著信，早知神必為他們打開福音方便之門。

戴 德生對神的愛亦體現在他對中國失喪靈魂之愛上。他初來華時，常遭地痞流氓之欺淩，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別人都有枕頭的地方，但是戴德生遊行佈 道，遭人歧視拒絕，甚至不得不夜宿街頭廟前。為要方便傳福音，他不願別人之誤會和輕視，毅然改著中裝染髮蓄長辮。一八六六年，揚州的紳士反對西人住在本 城，他們誣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動一群地痞流氓鬧事。暴徒衝入他們的住處動武，李德教士為救戴夫人，眼被一塊磚擊傷，戴夫人從二樓跳下，摔傷腳，流很多 血，女秘書跳樓時傷了左臂。他們的東西幾乎被搶光。戴氏去請來官兵，暴徒才離開，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幾番，受盡煎熬。事過後，戴德生和大家滿心感 謝，因為被算是配為主耶穌的名受辱。一點無報復之心，也不要求賠償，只盼望早日再回揚州傳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脅，都不能動搖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心志。

確實，他把生命也為中國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病死於中國。他並不是不愛惜幼嫩的子女，他並不是忍心讓愛妻積勞成疾，乃是他的心為內地無數未得救的靈魂所焚燒。

基 於這焚燒的愛，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內地會並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沿海城市傳福音，而要深入內地，叫沒有聽見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經濟上，戴氏堅持 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說：「出來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賴神的供應。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給 內地會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從英國回中國時，帶來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內地會已在中國設立了五十個教會，訓練了不少中國同工。到他離世的 一年，內地會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佈中國十八個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雲南。信而受浸者達二五零零人。由於戴德生在各國的演講，美國、德 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義大利等國均有宣教士回應及加入。戴德生給內地會；帶來極大的祝福，一粒麥子落在地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內地會宣教士繼 承戴氏遺風，多不畏艱難，工作深入窮鄉僻壤，給中國教會帶來莫大的祝福，傳道者數以萬計。戴德生以他犧牲的愛，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神的信心和對 中國教會的卓越貢獻，永垂教會史冊，為後代信徒之表師。他的一生證實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 不給中國。」

劍橋七傑

  劍橋七傑（震憾時代的七位宣教士） ,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世紀，聖芳濟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來到這片平坦、潮濕的沼澤區定居，劍橋於此誕生。1209年，一群學者因與牛津市當局意見不合，逃往劍橋避難，加上伊裏主教休·包沿創立第一所學院彼得屋（Peter House），劍橋大學便有了?始的基業。

“野蠻、未開化和無知"，曾經是史學家對沼澤居民的形容，卻因劍橋的耀眼光芒，重新界定了這片構軟、平坦的土地。 劍橋的秋多風、多雨。便在天睛的日子裏，這個中古大學城的秋光豔色不只使人目不暇接，而且幾乎完全佔據了人的心靈。

站 在舉世著名的Backs（劍大許多古老學院的後園）上，看一樹樹的金黃在陽光下閃爍，在微風躍動，把原來已經碧綠的草地襯得更綠，把原有王者氣象的王家學 院禮拜堂烘托得更加莊嚴堂皇，而三一學院古雅純樸的"雷恩圖書館"，聖約翰學院"太息橋"頭的紫紅牽藤，也越發顯得凝重與活潑。至於徐志摩所說"最有靈性 "的劍河，不論是夏綠或秋黃，總是那麼徐徐自得、柔情萬種。

國王學院的禮拜堂是劍橋的榮耀，也是公認的全歐最出色的哥特式建築。從教堂唱詩班吟唱的聖誕頌歌，傳遍世界各角落，連聖母峰下的營者都在聆聽！ 皇后學院並不是劍橋最響亮的學院。它最有名的建築是跨過劍河的一座木橋，名叫"數學橋"。木橋初造於1794年，是一座利用實用數學原理，完全不用釘子卻堅固無比的橋。1867年有個維多利亞人將它整個拆除，以至後來必須加上鐵螺釘才恢復了原狀。

三一學院毫無疑問是劍橋最大也最著名的學院。這是遠出過牛頓、培根，近出過懷海德、羅素、維根斯坦的學院。在三一的大門左邊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蘋果樹，據說它就是牛頓悟"道"的"菩提樹"。

 

基督教在中國20世紀十大運動

前言
　　基督教在中國深根生長主要是在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末，中國基督教會中領聖餐的信徒僅55,093人（1893年），會堂及佈道所也不過 706間。到1949年領聖餐的信徒已增加到834,000位。今天當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至少已有八千萬信徒！二十世紀初期，國人認為基督教是 外來的洋教。但是，今天基督教已成為在中國發展最迅速的本土化宗教，特別是家庭教會。那麼，過去一百年來，是那些重要事件或運動促使中國教會如此驚人地增 長，並塑造了中國獨特的教會模式呢？我相信這重大的轉變是由中國歷史與教會發展的互動而形成的。
一、1900年代興起的中國獨立教會運動

　　1900年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打敗之後，中 國人對西方以及基督教的態度開始有所改變，由先前的敵視轉為崇外。這個轉變給中國製造了一個福音的黃金時代。1905年，中國信徒人數就增至78,251 人。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成功後，共和政府成立，激勵中國教會興起發展獨立自主的精神，同時中華民國憲法也給了基督徒「國民」的身份，可以享受個人信仰 的自由。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促使全國各地展開中國教會獨立運動，特別是沿海地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07年由余國楨所發起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 1949年以前，自立會在浙江和河南兩省發展最為迅速。自立運動的精神及二○年代的本色化復興運動對文革後家庭教會的發展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今日中國教 會信徒最多的三省就是河南、浙江與福建。

　　自立運動精神促成誠靜怡（1881-1939年）等中國教會領袖在1918年成立了「中華國 內佈道會」，他們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前往雲南、內蒙古和黑龍江等地。1921年敬奠瀛在山東馬莊興起了耶穌家庭，成立以愛為基礎的集體生活模式，這也是受自 立運動精神影響而發展的。

二、各宗派及機構間的合作運動 （1907-1922）

　　1905至1922年間，西國宣教士們開始發展合作運動。1907年，中國第三屆宣教士大會即基督教來華百年宣教大會（Centenary 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上海召開時，成立了「中國基督教會聯盟」（China Christian Federation Council）。此運動的推動者為倫敦會的柯多馬醫生 (Thomas Cochrane)，他在1905年成功地整合北京的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深得眾人敬重。他推動成立 「中國教會聯盟」 的成員是由西國宣教士及中國牧師共同組成，無論是縣、省、國的代表，都以中西各半為原則，期待中國教會能達到走向屬靈和組織合一的理想，形成以中國信徒為主體的教會。

　 　1907年到1913年間，當此計劃正在推行時，另有穆約翰（John R. Mott）的「愛丁堡續行委辦會」（Edinburgh Continuation Committee）來華設立了分會「中華續行委辦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3-1922），當時多數西教士主張維持西方差會的獨特性，保持各宗派原有的特色，因此與會者三分之二為西教士，只有三分之一為華人代表，此舉頗受 多數外國宣教士的歡迎，於是「中華續行委辦會」取代了「中國教會聯盟」的籌劃。「中國教會聯盟」象徵西方在華差會代表願意和中國教會代表平起平坐，走向組 織合一的方向，這也是中國傳道人的心願；「中華續行委辦會」則代表西差會及機構多數領導的意見，他們願意接受合作、協調，但不願失去宗派在中國的主導性。 這個轉變影響中國教會從走向「合一」（union）轉至「合作」（cooperation）的機制，失去了由中西方教會共同努力建立基督在中國超宗派教會 的契機。1922年5月「中華續行委辦會」在上海召開「中華全國基督教大會」，改名為「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仍然延續了協調為主的功能。

三、中華歸主運動 （1919-1922）

　　五四運動的科學主義和唯理性精神對中國基督教會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中華續行委辦會內的中國教會領袖們針對五四非宗教的潮流，發起了「中華歸主運動」，以佈道為其回應對策。此運動主要由中國人推動，以向國人傳福音為解決當時中國文化危機的長程方案。

　 　當時在北京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如趙紫宸，劉廷芳、徐寶謙等成立「證道團」並出版《生命》雜誌，批判五四的非宗教風潮。還有些年輕的教會領袖也出版一份名 為《真理》的雜誌，回應五四運動。後來這兩分雜誌在1926年合併為《真理與生命》。可惜他們不能為基督教信仰作出護教的工作，只能力求適應五四唯理性的 要求，甚至否定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內容。

　　「中華歸主運動」 代表中國基督徒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佈道成果並不顯著，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大宗派內的神學思想已經受到「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即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派神學的影響，以致未能產生有效的屬靈運動。

四、中國本色教會運動 （1922-1927）

　　中國本色教會運動是在以純理性為基礎的「非宗教運動」（1919-1921年）、「學生非基督教運動」（1922年）和國共合作時期基督教運動壓力下所產生的一種運動。

　 　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打擊下，中國基督徒為了表示與外國差會劃清界限，以免被稱為 「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又為了表示 「與中國人民認同」而開始鼓吹中國教會自立化、本色化，建立「中國本色教會」，其用意在脫離外國宣教士在組織、經濟和神學思想上的倚賴和控制，此外也嘗試 找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和社會融合的出路。可惜，國共分裂後，因反教壓力舒解，本色教會運動的努力也停止了。

　 　更可惜的是，參與本色教會討論的，大多數是新派基督徒知識分子，而福音派的傳道人卻很少參與討論，所以並沒有真正建立本色基督教或本色教會。但在這五年 間，中國基督徒開始思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特別是知識分子基督徒的參與，對中國教會仍是關鍵性的突破。非基運動和本色教會探討也影響了各大宗 派走向同宗的合一，並以「中華」冠其名，如：1927年由十六個長老會和改革宗的差會所組成的「中華基督教會」、1930年成立的「中華浸禮會」、 1933年成立的「中華循理會」、1934年成立的「中華行道會」等。

五、中國本色復興、奮興運動 （1925-1937）

　 　直到二○及卅○年代，王明道等幾位中國佈道家興起，中國教會才真正邁開復興與自立，甚至本色化的步伐。王明道（1900-1991年）、計志文 （1901-1985年）、宋尚節（1901-1944年）、倪柝聲（1903-1972年）和趙世光（1859-1936年），是廿世紀影響中國最大的 佈道、奮興家。雖然在他們之前，中國也有奮興家，如余慈度（1873-1931年）、丁立美 (1876-1927年)、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年）等，但影響範圍擴及全國甚至直到如今的，首推王明道。

　　 1924年王明道在北京開始事奉。通過他的講道許多教會得到復興，個人信主、經歷重生。他重視基督徒優良的品格，並以基要派信仰反對新派神學。五○年代王 明道面對三自的壓力，仍堅持立場，為主作了忠心的見證。1980年獲釋後，還是不參加三自會，並在上海家中舉行聚會，直到回天家。

　　其次要提的是計志文。計是1925年伯特利佈道團興起後的主要帶領人。伯特利佈道團是中國第一個遊行佈道的組織，其他成員還有林景康、聶子英、李道榮和宋尚節，都是十分有能力的重要人物。計志文所展開的遊行佈道的模式，影響延伸到七○年代。

　 　第三位重要人物是宋尚節。宋參與伯特利佈道團的事奉一段時間（1931-1934年）之後，開始獨自舉辦佈道奮興會，他的模式獨特，對中國及東南亞各 地，如菲律賓，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他講罪、講悔改、滿有聖靈的能力，使人深受聖靈的感動，生命有所改變。他也組織佈道小組，並差派他們出去傳福音。

　　第四位是倪柝聲。倪1928年在上海開始聚會。倪深受英國弟兄會的影響，注重重生得救和靈命進深。他領導的這個本色教會的運動，吸引了不少宗派教會的信徒，脫離外國差會。他反對宗派，堅持在各地建立「地方教會」。

　 　這些有影響力的本色教會領袖都有些共同點。首先，他們都不願與外國差會有組織關係，他們都想發展一套獨立教會組織的模式和個人講道的風格。其次，他們雖 都沒有受過正式神學教育，甚至反神學，但卻都有過人的天資和先知講道的屬靈恩賜和權柄。再者，雖然他們的神學有可批評之處，但他們的講道卻相當本色化、大 眾化。他們的奮興會給中國教會帶來復興，把信徒帶回基督的生命裡，裝備中國教會具有面對抗戰時期苦難生活的能力。

六、大宗派內的五年運動

　 　1930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展開了五年的佈道及奮興運動，當時稱為「五年運動」。其目標一方面是為了倍加信徒的人數，另一方面是為了復興大宗派的教 會的靈性，這些教會在二○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下也進入一種屬靈的低潮。五年運動在誠靜怡牧師的領導下，鼓勵教會重視佈道。提倡家庭和社會的基督化。其 中一個例子就是推動鄉村基督化的先鋒徐寶謙，他辭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教席，投入江西鄉村建設。今天，很少人注意到五年運動的重要性：這個運動使部分大宗 派的教會火熱起來，承擔宣教的使命，同時亦推動基督徒參與國家建設，雖然規模不大，但也略有果效。最後，在屬靈方面這個運動也為中國教會在中日戰爭 （1937-1945年）時期面臨的苦難作了準備工作。

七、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 （1940-1949）

　 　「中國基督徒學聯」是由內地會的艾得理牧師（David Adeney, 1911-1992年） 和趙君影牧師 （1906-1996年），在抗戰 （1937-1945年）和內戰 （1945-1949年） 時期，所主導的一個福音派大專基督徒運動，「學聯」 也可說是福音派世界性大專學生工作 「世界學生福音團契」 （Fel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s）在中國的發展。在此組織之外，另有「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也是由歐美傳來的基督徒學生運動，可惜這時「學運」的信仰已經受到新派神學的侵蝕，組織亦被中國共產黨滲透。「學運」強烈反對 「學聯」的校園福音事工，二者甚至在各院校中產生對立的勢力。「學聯」 強調向非基督徒傳福音，並在那些年間興起一大批大學生奉獻投入福音工作。艾得理後來在香港成立大專學生福音團契（Hong Kong-FES），而查大衛則在台灣成立校園團契。趙君影和于力功後來也在美國發展神學教育和學生工作。港、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大專學生們，從 1960年代又在北美各地興起了查經班，後來不少查經班轉型成為今日北美的許多獨立的中國教會。

八、「三自革新運動」對中國教會的摧毀（1950-1959）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基督教反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在次年7月28日正式發起。「三自革新運動」在1954年改名為「三自愛國運 動」。這個運動名義上是由四十位大宗派的教會領袖們發起的，但事實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成立的。「三自」 成立不久就取代了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成為在中共領導下基督教全國最高的指揮中心。通過簽名運動（1950-1953年）（藉此表示反帝愛國的立場）、控訴大會 （1951年）、教牧學習和教會大聯合運動（1958-1959年），各宗派教會、教會學校、大學、教會醫院和各種教會機構都停止運作或歸到政府的管轄之 下。到1959年，除了幾個三自教會外，過去有組織的基督教會基本上全被摧毀了。反對三自的人遭受囚禁二十年不等。大多數的教會被迫關閉後，忠於主的信徒 在沒有牧者的情形下，開始秘密地在家中聚會。這就是中國秘密家庭教會的開始。若說三自對中國教會有什麼「功勞」，那就是摧毀來自西方的制度化基督教會，使 中國教會在苦難中，特別在文革期間重新建立真正中國本色的教會。

九、苦難中興起的家庭教會運動 （1966-1979）

　 　十年文革 （1966-1976年）和毛澤東死後的三年（1976-1979年）對中國基督徒而言是段受苦的歲月。外在不斷的逼迫使中國基督徒在苦難中學習了走十架 道路，又使中國教會脫胎換骨，從一個過去依賴外國資助的傳統、西方制度化的教會轉化成一個非制度化的獨立屬靈團契，由專職牧者領導的教會轉化成由平信徒領 導的 「家庭教會」。一群以宣教為首任的家庭教會在全國各地脫穎而出。基本上，家庭教會運動是個宣教和奮興的運動，在聖靈大能的領導下，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冒出。 上帝以神蹟奇事證明祂的同在，使基督教的信仰在農民百姓中開始發展。在1974-1979年間，一個新穎的家庭教會模式在中國出現了，新興的一群「平信 徒」成了一群遊行佈道的傳道人，他們不但復興了膽怯的信徒，更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建立了一大批真正自立自養自傳的家庭教會。這就是中國重新對外開放 時，海外教會的新發現。廿一世紀中國教會發展的根源與主力就是經過苦難而興起的家庭教會。

十、中國宣教運動的拓展 （1979-2000）

　 　1979年中共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恢復文革前的宗教政策，三自會復出、教會重開。不到三年，中共中央在1982年頒佈《十九號文件》，要求所有教會必須 在愛國宗教組織內如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管理下，才得享受極有限的信仰自由；但對那些沒有登記、不肯加入三自的家庭教會則嚴加逼迫，但大多數家庭教會仍然 拒絕登記。1983年中共對家庭教會展開一次全國大逼迫，使傳道人四處逃亡，卻在逃亡的過程中將福音傳到內地及邊疆各省。逼迫促使家庭教會更有組織，發展 了以宣教為目的的培訓系統及拓展方案，無形中形成了全國性宣教運動。從1994年起，中共政府頒佈法規，要求家庭教會向宗教事務局登記，並加入三自和基 協，結果壓力更加激發他們的熱心，向偏遠地區甚至少數民族地區傳福音。過去二十多年是平信徒宣教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三○年代只有幾位名佈道家到各地遊行 佈道，現在卻有成千上萬的無名傳道人在各地遊行佈道，建立教會，培訓工人，不斷地播下福音的種子、開花結果。開展了第二個傳福音的黃金時代！如今仍在進行 之中。

結 論
二十世紀的世界宣教史中，福音在中國廣傳是一件壯舉。從上述十件重大運動的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宣教史上關鍵性的突破點：

第一、中國獨立教會運動，促進中國信徒覺醒中國人自身的福音使命，看見中國人自傳的成效。

第二、各宗派及機構間的合作運動，突破宣教差會各自為政的局面，正視中國教會為一個整體。

第三、中華歸主運動以佈道回應當時中國非宗教的思潮，突破了只在教會內部討論信仰的格局。

第四、中國本色教會運動，促使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思考自我身分認同問題，以及基督教信仰和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為護教的使命開疆擴土。

第五、中國本色復興、奮興運動，建立了真正自立與本色化的中國教會。王明道等本土佈道家為中國教會帶來大復興，影響直到如今。

第六、大宗派的五年運動復興了宗派性質的教會，他們參與國家建設，擴展教會的福音使命到文化使命。

第七、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成功地使基督信仰在中國從平民百姓的層面發展到校園大專學生中間，這批知識分子在各地成立的查經班成為今日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的基石。

第八、三自革新運動拆毀了中國有形的教會，卻促成了中國無數無形教會的成立，並經歷了徹底的本色化。

第九、家庭教會運動，促使自立、自養、自傳的中國教會誕生，信徒因逼迫流離各地，卻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成為廿世紀教會史的奇蹟。

第十、家庭教會目前仍在中國進行的宣教運動，證明基督教的信仰已經突破了政權的壓迫與轄制。

　 　中國教會經歷這十個運動，每個階段都有上帝所賜的屬靈功課，突破了這十個關口之後，基督教在中國從不到一百萬人由外國差會建立的小群體，演變成為一個將 近一億中國信徒的宣教大軍，這五十年來中國的「平信徒」已經不再是被動的「平信徒」，乃是人人都主動發揮恩賜的基督門徒，全體參與宣教的福音運動。這一大 群從農民到知識分子、從漢人到少數民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內到海外所組成的敬畏神又愛國愛民的基督徒群眾，對中國社會的更新將會帶來關鍵性的影響。我們 期待這個宣教運動在中國不斷地發展下去，使中國真能福音化，教會實踐國度化，中國文化及社會經歷基督化，中華子孫世世代代都得到福音的好處，並將福音傳遍 地極。

 

史百克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  ,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

 

史百克生於倫敦南部，父親活躍於音樂界，少有時間給主；母親是一位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浸信教會聚會。

十七歲那年，在一次福音聚會中，史百克深深被主得著，當晚便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此後，他常邀請朋友來家中研讀聖經，並到附近一些小的教會傳講福音信息。他深知為主作工需要有更完整的裝備，因此開始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並且參加摩根（Campbell Morgan）、梅爾（F. B. Meyer）等知名聖經教師的解經大會。

史百克廿五歲時，應邀到紐寧頓（Newington）的一個小教會執牧，他在那裡待了九年，將該會治理的整齊興旺。1921年，他從紐寧頓調到貴橡（Honor Oak）的浸信教會。1923至1926年間，他成了賓路易師母的同工。這段同工的時期十分短暫，不久後，他便離開賓路易師母自己開始聚會。

史百克職事的重點有：那靈是信徒的生命，神在基督裏永遠的旨意，基督徒屬靈的爭戰，基督身體的本質與使命等。然而他並未清楚看見召會的立場，以致他的兩次來台訪問（1955，1957），非但未為召會帶來祝福，反造成了分裂混亂的局面。

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

倫敦博物館內收藏了倫敦歷年來的重要史蹟，依年代展示，從倫敦的早期歷史，一直記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博物館外的入口處，安置著一個約翰衛斯理日記的銅製 複本。日記的時間為1738年5月24日，是衛斯理記錄自己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參加一個在艾德門街（Aldersgate）的聚會後的心得。日記上寫著： 「我覺得自己的心異常的火熱。我感到自己因著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確據，確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早在八世紀時，牛津曾是英國的宗教據點之一，後因人和牛都可在此平安渡河，故稱為牛津。牛 津與當時歐洲其他大學一樣，是為神職人員而設，主要科目是神學、法律、數學、自然科學和修辭學。今日牛津已成為英國政壇的培育之所，包括柴契爾夫人在內的 諸多首相都是畢業於此。牛津至今仍充滿濃厚的中古風情，城內有九百多座古蹟建築，十三萬人口中有一萬五千名學生，雖然同時身為工業重鎮，但因傳統已在牛津 根深蒂固，因此活潑的學術氣息依然彌漫全城。

1.卡費克斯（Carfax）：這裡是牛津的舊中心，四條主要的道路於此交會，即：穀市街（Cornmarket St.）、高街（High St.）、皇后街（Queen St.） 和聖阿爾代街（St. Aldates）。西北角的塔樓是聖馬丁教堂的遺蹟，從塔頂可俯眺市景。

2.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 Cathedral）：這是牛津最大、最宏偉的學院。早在西元八世紀就以女修道院之面貌出現於此，1525年渥西主教創立了這座學院，他的尖帽正是該學院的校徽。學院的湯姆塔（Tom Tower） 是由Wren所設計，裡面掛著七噸重的大湯姆鐘（Great Tom），每晚21:05會連續敲鐘一百零一下，以紀念最初的101名學院人員。學院內有牛津最大的方庭 Tom Quad，極為壯觀威嚴。學院內的主座教堂是英格蘭境內最小的主座堂，堂內的彩繪玻璃風格殊異。還有一座小美術館（Picture Gallery），裡面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流繪畫與素描，包括達文西、魯本斯等人的作品。

3、摩頓學院（Merton College）：摩頓學院創立於1264年，是牛津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位於民眾方庭（Mob Quad）的圖書館建於1370年，是英格蘭首棟文藝復興時期的圖書館。摩頓學院對面是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和奧萊爾學院（Oriel），這是牛津最小的兩個學院，但景致卻毫不遜色。

4、馬德蓮學院（Megdalen College）：位於高街的東端，是牛津財力最雄厚的一所學院。馬德蓮塔 （Magdalen Tower） 建於1458年，比基督學院尖塔高半呎，該禮拜堂是典型的垂直式建築，迴廊也很壯觀。學院後面有著名的鹿園（Grove），迷人水道（Water Walk），花園迷宮和河濱步道（Addison’s Walk）。

5、聖艾德盟學院（St. Edmund Hall）：沿大街往西走，在左邊可看到考試學院（Examination Schoools），是十九世紀末英國文藝復興風格的行政大樓，右邊即St. Edmund Hall、也可稱作Teddy Hall，1957年才成為學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中古時代碩果僅存的宿舍。

6、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由摩頓學院走到市中心，在高街往東北方看，就可以看到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物，此即萬靈學院。該學院創立於1438年，校園和庭園都保存著建校之初的景象，是牛津眾多大學城中，唯一沒有大學生的學院，該學院只有研究生。

7、新學院（New College）：位於皇后街，其禮拜堂和迴廊最令人讚歎。沿著皇后巷（Queen Lane） 再轉個彎，就可看見連接Hertford新舊建築物的威尼斯橋下，此橋建於1903年。

8、包德連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最大的圖書館，包德連是英國的外交官，摩頓學院的院士，他在原先的圖書館因貧困而關閉之後，將之重新創建。今圖書館內藏有六百萬冊藏書，分別存於Radcliffe Camera、New & Old Bodleian Libraries三個圖書館內，三館間有隧道相通。

9、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沿著聖吉爾斯街向北走即可到達，該校創於1555年，其花園由才子布朗設計，與Wadham和三一的花園並稱牛津三美。

10、艾希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是英國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館，館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法國現代繪畫作品，及荷蘭靜物畫，此外還有16－17世紀珍貴的繡帷、銅器和銀器，希臘、羅馬與埃及的雕像等。

英國弟兄會

1. 英國弟兄會概述

十 九世紀衛斯理的循道運動，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歐洲，拿破崙戰爭帶來了歐洲的版圖重組，使得人們開始對聖經中的預言產生興 趣，特別是關於主再臨的真理。英國境內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於聖公會的死沉光景，紛紛組成了一些自由團體。他們強調研讀聖經的重要，熱衷海外傳教，並且 在各地成立聖經公會。
1827年，克羅寧（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開始了擘餅與禱告，這便是英國弟兄會的起始。克羅寧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 著健康問題，搬到了愛爾蘭的都柏林。他對當時紛亂的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專心研讀神的話，想要明白此事。他從聖經中看見，教會只有一個，所有信徒都是基督 身體上的肢體，並且主賜下有恩賜的人，執行祂的職事。儘管他們的聚集遭到了當時基督教界的批評與攻擊，但是人數卻不斷的擴增。關於這段創始時期，克羅寧曾 言：「主一直將虛心的弟兄加給我們。我們很快就發現，在費茲威里（Fitzwilliam）的房舍已經不敷使用。我們必須將主日的聚集改在奧吉爾街 （Aungier）的會議廳舉行。每當我和帕內爾（John Parnell）、史多克（William 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週六晚上佈置會場，將餅杯置於簡樸的桌子上時，我的心是多麼的快樂，這種喜悅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這個的聚集的開始，不僅有 主的同在，更是有主的笑臉。」

漸 漸地，這個聚集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都柏林，其中包括了格羅夫（Anthony Norris Groves）與達秘（John Nelson Darby）。格羅夫原是一名牙醫，對主非常有心，願意撇下職業事奉主。他常常只留下一小部份的生活費，將其餘的錢全數捐給需要的人。他曾寫過一篇名為 「基督徒的奉獻」（Christian Devotedness）的文章，對喬治穆勒（George Mueller）影響甚大。他於1825年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在那裡遇見了弟兄們，並加入他們的聚集。達秘生於1800年，十五歲進入都柏林的三一 學院就讀，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學生。就讀法律的他，很快就進入愛爾蘭法院工作。然而達秘卻選擇成為聖公會的教士。達秘自述：「我尋找教會…然而在某種印象的 誤導下，我想到了羅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繼的聖禮、傳統和普世觀。…我繼承了完全的使徒職分，成為神施恩的唯一管道。」達秘當時認為，只有天主教才得神的 恩惠，因為他們承繼了使徒的職分。所以他將馬丁路德、加爾文和其跟從者，都摒除在「教會」之外。1827年冬天，達秘開始加入弟兄們的聚集，但是卻仍在國 家教會任職。儘管當時他還在腳踏兩條船，但是卻漸漸看見關於教會的真理。1828年，他寫下一篇文章，名為「思索基督教會的本質與合一」 （Considerations of 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該文成了弟兄會第一份出版的文件。1830年，他正式離開了聖公會。在達秘的帶領下，弟兄們的聚集擴展到英格蘭等地，成了一股「弟兄會運 動」，甚至影響到歐洲和美洲各地。在布里斯托（Bristol），弟兄會運動得著了喬治穆勒和亨利凱克（Henry Craik）。在英格蘭的普利茅斯，達秘得著了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牛頓的父母為貴格會信徒，他在牛津求學期間遇見了達秘。牛頓加入達秘的弟兄會運動後，他在普利茅斯（Plymouth）家，便成了弟兄會 在英格蘭第一個據點，後人也因此將他們稱為「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聚 集，不久便擴展到千人之多。牛頓形容這段初期的弟兄會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位信徒見證當時的光景，說：「這裡充滿了愛，如同在家裏般自在。他們的 教訓啟迪我，他們的喜樂鼓勵我，他們的交通安慰我，他們的扶持加強我，他們的單純使我感到甜美。這裡處處流露出聖靈的果子（加五22）。」儘管普利茅斯的 聚會是由達秘與牛頓共同主持，但是因著達秘常要到倫敦主持聚會、釋放信息，因此大部分的領導之責，還是在牛頓身上。達秘在倫敦的工作很有果效，鄰近的城市 都紛紛來此聽他講解聖經中的預言。其中一位就是後來加入弟兄會，並協助發行「聖經希臘文彙編」與「聖經希伯來文彙編」的魏格倫（G. V. Wigram）。

因著達秘所帶領的 聚集強調無階級制度，信徒彼此以「弟兄」互稱，因此又被稱作弟兄會。弟兄會有幾個主要的觀點和特色：一，主的桌子的設立，並不需要神職人員的批准；弟兄姊 妹在無神職人員在場的情況下，仍可聚集。二，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在主的名裏聚集，主就在他們中間。三，所有信徒皆有祭司職分，聖品階級完全不合聖經。 四，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信徒有彼此交通的必要。五，他們考察聖經中的預言，特別是尚未應驗的部分。六，他們接納一切主所接納的人，與他們一同擘餅、聚 集。七，他們並不排斥到其他團體講道。

然而，因著關於真理上 的歧見，弟兄之間出現了分裂。這個分裂主要是來自於對聖經預言的不同解釋。達秘認為，信徒會在大災難之前全體被提；牛頓卻認為，信徒必須經過大災難，並在 大災難結束前全體被提。而格羅夫則相信，唯有得勝的信徒才能有份千年國，作為其獎賞。此外，他們對於教會的本質、蒙召、以及治理上也有不同的意見。達秘認 為一地教會的責罰，應由全體教會決定。格羅夫則認為教會應直接受神的管理，不應彼此干涉。牛頓則主張各地教會應自行指派長老，各自處理行政事務。1846 年，達秘發表了一本「真相的來龍去脈」（A Narration of Facts），內含許多對牛頓的指責。隔年二月，英格蘭各地的弟兄們在倫敦聚集，同聲譴責「從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惡教訓」，並且絕對與之分離。

此 時，由穆勒和凱克帶領的伯賽大（Bethesda）弟兄會卻認為，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普利茅斯的教訓有異端之嫌，否則仍應一視同仁的接待他們，不可因任 何道理上的分歧而將他們隔絕。然而達秘卻認為，在伯賽大的弟兄們應立即斷絕與牛頓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將被隔絕。在達秘的堅持下，弟兄會分裂成以達秘為首 的「排外弟兄會」（Closed Brethren），以及以穆勒和格羅夫為首的「兼容弟兄會」（Open Brethren）。分裂後的弟兄會，仍然繼續的發展，兼容弟兄會致力於福音行動，範圍遍及中國、印度、非洲、紐西蘭等地，建立許多分送單張的文字機構。 排外弟兄會雖然也有少數有能力的傳道人，如「救、知、樂」的作者喬治克丁（George 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點還是在解經工作。他們中間出了幾位著名的解經教師，如開雷（William Kelley）、馬金多（Mackintosh）等。

2. 國度真理的恢復

因 著弟兄們對聖經預言的解釋，引起了此時期人們對於國度預言的普遍重視，出現了許多有名的解經家，其中一位就是郭維德（Robert Govett）。郭維德生於1813年，1830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畢業後被按立為英格蘭諾里奇的教牧。1844年，他因著無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嬰兒 洗禮，離開了聖公會，建立了索立郡教會（Surrey Chapel）。然而因著會眾人數眾多，不得不以維多利亞大會堂（Victoria Hall）作為聚集之所。1854年，索立郡教會重新啟用，郭維德便在此處執牧直到離世。郭維德有極佳的思維能力，對於真理總是追根究底。他查考末日審判 與千年國的關係，看見千年國是神給忠信信徒的獎賞。人雖然因信得救，但必須藉著信心所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 題。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 的信徒才有分。郭維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湯（David M. Panton），潘湯生於牙買加一個聖公會的家庭中，來到英國求學，在劍橋修得了律師學位。潘湯也是一位極出色的聖經教師，他所領導的禱告、研經和主日 學，均吸引大批的群眾參加。他也是「黎明」（Dawn）雜誌的編者之一，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關於解經的文章。

弟兄會的著名教師彭伯（G. H. Pember）與郭維德同時期，寫下了許多關於聖經預言的著作，是百年來最偉大的解經家之一。他與郭維德、潘湯等人的被提觀點一致，認為只有小部份得勝的信徒，可以在大災難前被提到空中與主相會。另一位解經家喬治蘭（George H. Lang）早年曾加入排外弟兄會，後來轉入了兼容弟兄會，受彭伯、司布真、喬治穆勒等人影響甚多。喬治蘭遊行英格蘭、蘇格蘭、挪威、德國、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印度等地傳講神的話語。

 

弟兄會

     英國弟兄會  ,   十九世紀弟兄會的復興  ,

十九世紀弟兄會的復興

現在來看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乃是一個完全的復興。首先我們來看達祕弟兄和他所代表的復興。

一 八二七年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地方有一班人，其中有Cronin、Grove等，看見教會中有許多事是死的，沒有生命，只有 儀文，就開始求主指示他們，聖經所啟示神所要的教會應是如何？經過了禱告與交通，他們感覺到應起來照著哥林多前書十四章的原則聚會，於是就開始在一位弟兄 的家中擘餅。不久後，一位前聖公會的牧師達祕（J. N. Darby）就開始參加他們的聚會，在他們中間解經。以後從他們中間，又漸漸出了許多解經的人來，如開雷（William Kelly）、馬金多（Mackintosh）、牛頓（Newton）、柏勒（Bellett）等等。我因為讀了他們的書，就看見亮光，認識宗派組織的錯 誤，認識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教會不應由人意組織而成，只應直接由聖靈帶領。我們看今日之教會組織，多有人的遺傳與意見，而少有聖靈直接的引導，這不是神 的心意。在神的旨意裡，教會不應受人的控制，只應由聖靈來支配。凡是屬主的人，都該學習讓聖靈引導，而不跟隨人的支配。這些都是以上弟兄們所發現的亮光。

除 此之外，弟兄們對千年國度、被提的問題，以及但以理書、啟示錄等的預言解釋，都有許多的發現。他們是解釋舊約各種預表最有力的一班人，馬金多所著的《摩西 五經註解》，為同類之權威，佈道家慕迪對之極為推崇。他們又把聖經中對猶太人的預言與對教會的預言分別清楚。因為一百年前，許多人將對教會與對猶太人的預 言混在一起，以為對猶太人的預言都已應驗在教會身上。除此之外，這班弟兄們還寫了許許多多的著作。

這個時期，在英國有許多屬靈的弟兄們被興起來，除了以上所提的數位外，又有Charles Stanley、George Cutting等弟兄們。後者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名《救知樂》，告訴人得救是可以知道的，這本書現在中文已有譯本。福音的真理從這些弟兄們身上得著了全面的恢復。

此 外，又有郭維德（Govett）弟兄，看見基督徒得獎賞的問題，他發現人固然是因信得救，但在神面前卻是按著所行的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 活的問題。司布真（Spurgeon先生曾說，郭維德弟兄生得比他的時代早一百年，因為所講的道太過深奧。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 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這個時期的解經家層出不窮，另一個極有名的屬靈弟兄是彭伯（G. H. Pember），他有許多解經著作。此外，還有潘湯（Panton）、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等，後者曾著《聯合與交通》（Union and Communion）一書。對基督有極深之經歷。以上這些是極好的發現，將神不同的真現恢復回來，只是它們皆不能算是神最中心的真理。

此後，在英國還有慕勒（George Muller）弟兄被神興起，他在禱告的事上和對神話語的信心之事上，都有很好的學習。他主張人可以藉著禱告取用神的應許，又見證他如何在經濟上憑信心生活。

 

達秘與弟兄會

他不是弟兄會的創始人，卻對弟兄會的發展有極大影響，並且影響了福音派教會；不僅在當時，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的神學思想，影響了著名聖經教師， 包括慕迪(D.L. Moody)，麥欽韜(C.H. MaCkintosh)， 和司可福(C.I. Scofield)等，形成十九世紀末對抗自由派神學的主力。

約翰達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生於1800年十一月十八日， 父親亨利達秘(Sir Admiral Henry Darby)是海軍將領，為英國著名海軍英雄耐爾遜 (Viscount Horatio Nelson)的得力部將，所以他的幼子約翰受洗時，以耐爾遜為教父。

達秘幼年在倫敦西敏學校受教育。在十五歲時，隨家移住愛爾蘭，入都柏林的三一學院；1819年畢業，獲得古典文學金獎章。繼續攻讀法律，於1822年成為愛爾蘭的律師。

達秘著心研讀聖經，約在1821年， 悔改歸正重生，覺得應該放棄律師業務，全心事奉神。父親見他聰穎過人，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對他如此的決定甚為不滿，竟然剝奪其繼承權。1825年八月七日，接受英國國教會(聖公會)按立為執事；他並積極參與國內宣道及聖經公會的事工。 次年，成為Calary山地教會的牧師。他盡力服事教區會眾，特別關心貧窮家庭，刻苦自己，幫助需要的人，勤於探訪，常工作至半夜才就寢。

1827年十月的一天， 他在乘馬時，猛然被摔下撞在門柱上，受傷甚重，送都柏林就醫。 他姊丈Edward Pennefather是愛爾蘭的首席法官，夫婦和全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在那裏休養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達秘認識了新任家庭教師法蘭西斯紐曼(Francis W. Newman)，紐曼大主教(John H. Newman)的弟弟。

長時間的療養，不僅達秘的身體健康恢復，也使他的心靈健進。他經歷基督所說："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約一四：20)，這寶貴的真理，在他成為真實的， 使他得從律法的杖下得以自由釋放，並領悟五項有關的重要真理：聖徒在基督裏面的新位分，神權能的話語，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主的再來，和建立地上的國度。

那時，達秘的腳蹤還沒踏出英國和愛爾蘭之外，可能是基於一時一地的觀察，他用以解釋歷史的規律，歸納出"邪惡的進展”，仿佛是教會退化史觀。 關鍵字是："敗壞”(Ruin)和"分別”(Separation)。他以為在每一時期， 人敗壞了神的計畫，神就不再作恢復的工作，而是要開始新的時代；因此，忠心的信徒，應該照神的心意分別出來。這也稱為"非復原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restoration)。 因此，達秘被稱為時代主義之父。這看法顯然跟約翰衛斯理不同：衛斯理認為教會是可能恢復的。其餘多數人則是接受現狀，不想作任何事。

1934年，達秘的父親亨利去世了。 雖然父子關係已經恢復了，雖然他的哥哥是英國國教會的牧師，達秘卻拒絕參加喪禮；理由是喪禮由國教會主持，他必須持守分別的原則。

健 康復元以後，達秘有短時期回去任教區的牧師。不過，從聖經真理中，他了解教會的元首不應該是地上的王，而是復活在天的基督；教會是祂的身體，必須與天上榮 耀的頭相配，表現主的聖潔合一，各肢體由聖靈安排，而不是像今天地上教會的分爭，成為社團的形象。他更以為傳統的"按立”和"聖職”的分別，於聖經真理不 合，認為必須消除教階制度：全教會只包括有新生命的聖徒，"都是弟兄”(太二三：8)而凡是重生的信徒，都可以參與事奉，而沒有甚麼教階制度；"聖禮”也 不必聖品人員來主持。這就是"弟兄會”觀念的由來。這樣的觀念，使他不能繼續在英國國教(聖公會)中任職， 也不適於在獨立或非國教教會中事奉，只有回到使徒行傳第二和四章的初期教會。

在 那時，有幾個同樣心志的青年人：柏樂特 (J.G. Bellett)戈洛弗(A.N. Groves)，克路寧(Edward Cronin)， 還有賀欽生(Francis Huchinson)。他們在一起談論屬靈的事，有相似的感動。他們在各人家中，開始奉主的名聚會，讀經，禱告，並且擘餅記念主。但他們並沒有立即脫離國 教會，有時也會到獨立教會聚會。達秘則自由傳講，教導，有時也接受國教會講台的邀請，傳講信息。這樣，"弟兄會運動”，有了雛型。

約 在1828年二月間， 達秘離開了英國聖公會，與弟兄們一同奉主的名聚會，禱告，擘餅。起初，有二三年的時間，達秘受到邀請就去傳遞信息；後來，他覺得不能儘"吹無定的號聲”， 應該有一定的見證，就開始建立弟兄的聚會。由於人數的增加，沒有一個家庭可以容納這樣的聚集，都柏林的聚會就租了一個拍賣場，作主日聚會之用；到禮拜六， 弟兄們到那裏動手移開家具，主日則在那裏讀經，禱告，擘餅記念主。這是愛爾蘭聚會的開始。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當達秘到英格蘭去的時候，法蘭西斯紐曼介紹他與牛敦(Bemjamin Wills Newton)會晤。時間是在1830年五月。 牛敦住在浦里茂茨(Plymouth)，離牛津不甚遠；那時，牛敦二十三歲，是Exeter College的院士。他們一見投契。達秘也結識了魏格潤 (George Vicesimus Wigram)，正在預備進入教會事奉。還有賀爾(Percy Francis Hall)， 二十六歲，從海軍的艦長退役，在村鎮游行佈道。這幾個青年人同心合意，開始了浦里茂茨的聚會。不久，人數即急劇增加。在1831年十二月二日，家資富有的魏格潤以750英鎊， 買下了洛里街的聚會所，直到1840年需要另建更大的新堂。 同年，開始發行基督徒見證(The Christian Witness)期刊， 以文字傳播所信的，達秘是主要撰述人之一。

初起一代的弟兄會領袖，都是年輕人，多數二十幾歲，少數過三十歲；其中有國教會的教職人員，有不少律師。他們滿有理想，誠心愛主，尋求祂的旨意，完全投入的事奉。

浦 里茂茨的工作非常興旺，以至當地的住民，每家至少有一人參加聚會；據達秘估計，一時達七百人。信徒都渴求分別為聖的屬靈生活。當地的戲院沒有了生意，財務 虧損，關門了三年。戲院老板並沒有惱怒，反參加了聚會，熱心事奉主。他們的聚會，本來以沒有名字而著名；後來人問起，回答："浦里茂茨的弟兄們”，因此而 得"弟兄會”之名。

在英國其他地區，弟兄會運動發展甚速。單在倫敦，就有五千信徒，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聚會。 布銳斯陶(Bristol)的弟兄會，人數也很多；柯瑞克(Henry Craik)和後來以信心辦孤兒院的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為領袖。他們聚會的地方稱為畢士大(Bethesda)會堂。

1830年，達秘到法國去， 幫助莫諾德(E.P. Monod)的工作；那是他初次踏上歐洲大陸。 以後，從1836至1879年，他多次到瑞士，德國，歐洲各地，並北美洲，澳大利亞，紐西蘭；腳蹤所到的地方，弟兄會運動就隨著展開。

當1845 年，他再到浦里茂茨，聽說那裏在牛敦領導下，有分裂的傾向，在預言的教訓和教會真理，與弟兄們共同的立場不同。經過數方面的疏導無效，達秘與他們分離，並 指斥牛敦為異端。牛敦承認了在基督的人性方面教訓錯誤，並發表聲明，改正了幾項觀點；但達秘認為其缺乏實際的悔改行動，終於開除了他們。

有 幾名從浦里茂茨來的信徒，到了布銳斯陶，參加畢士大的聚會。他們沒有隨從牛敦的錯誤教導，畢士大就接納他們到主的桌子。達秘認為必須公開聲明反對牛敦，才 可以接納。畢士大未採取任何行動；達秘指他們對真理沒有立場，以後他也不接納畢士大的弟兄。因此，弟兄會同情畢士大的，稱為"開明”(Open)派；反對 的，稱為"嚴格”(Exclusive)派。

達秘認為信徒都 該有屬靈的恩賜，因為聖靈裝備信徒，在教會事奉。現代教會最重要的恩賜是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他自認沒有特殊傳福音的恩賜，但切願傳福音。不過，他的恩 賜在牧師和教師。他不僅登台說教，也注重探訪：不是熱衷於往有財有勢的大門裏跑，而是去探訪貧窮需要的人家，常是在城市中極悲慘的貧民區，那些人都缺乏知 識，或酗酒，品德敗壞。一次，有個老婦人向人說起，先前有兩位年輕人來探訪，很有知識，但她不能明白他們說些甚麼；以後，來了個“單純的長者”，他所說的 她都能夠懂而領受：那是達秘。他能用簡單的話說明真理，而且衣著也簡單到破舊的地步。有一次，朋友看到他的衣服過分陳舊，乘他睡覺時，為他換了一件新的衣 服，他醒來穿上，也渾然不覺。他的不修邊幅以至於此。

有一次，他應邀去教堂講道。他們要他穿上日內瓦長袍，因為那是學位袍，他照作了；因他並未正式退出國教會，他們要他也束上教品的帶子，他就說："不，不！”

達 秘性喜簡單，對於裝模作樣自然厭惡，特別不喜重看財富外表的勢利小人。在早年時，有一次，他去訪問一位教職人員，交談屬靈的事，那人以為他不過是鄉下牧 師，全不在意。到後來，看到了他父親派來的馬車，有車夫和穿著繡有勳銜的制服，才改容相向，恭敬有加。達秘對那人甚為鄙薄，認為其人升任了主教以後，仍沒 有進步。

他極為厭惡稱讚。有一位婦女，在他講道後，向他說了許多恭維的話。達秘大聲說："這些話，魔鬼早就告訴我了！”

但他很能俯就卑微貧窮的人。有時在貧民區講道，去聽道的人，以為是搞錯了地址。下去，下，下到卑矮的地下室；但聽了激揚心靈的講道後，他以為"升到了天上！”

有一天，人發現他在理髮店裏幫忙。原來有位弟兄病了，達秘來義務相助。

在 美國講道的時候，有次住在貧窮的農家。那家孩子們，養有幾隻兔子。在餐桌上，他看見有個孩子很不快樂，就問他為何不歡。雖然家人吩咐過，小孩子還是講了實 話：他的寵物被宰了在桌上饗客。達秘那餐沒有吃盤中的肉。餐後，他帶那孩子到外面，溫言安慰他，從袋中摸出玩具來送他，二人在池塘邊盤桓了一個小時。

不過，有時達秘也會言語尖刻，甚至不必要的強烈。在美國的一次查經會中，有許多教牧在座，聚精會神的聽。中間潘特可(Rev. G.F. Pentecost) 提出一個問題，達秘簡要的回答。潘沒有抓住要點，請求再說一次，達秘照作了。潘仍不清楚，要他再稍詳細說明。達秘不曾趁機加以發揮，竟不耐煩的說："我是來幫助釋經，不是‘補腦’！”

在芝加哥，慕迪邀請他主持一系列查經聚會，有很多愛慕神的話的人參加。達秘講人意志的敗壞："不是從人意生的…是從神生的”；"不在乎那定意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約一：13 羅九：16)斷言人甚至不能決意得救。 慕迪以為那是極端加爾文主義，指出主耶穌說那些不信祂的人："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五：40)； 證明人必須為他意志的決定負責任。達秘遽然闔起聖經，不肯再講下去。不僅使聚會不歡而散，也失去很多工作機會。此後，達秘指慕迪的教導，會有使人世俗化的可能。

布 仁敦(Rev. Sir Charles Brenton)說， 兩個"亞當”在達秘的裏面都極強壯，似是不太過分。其實，有些別的領袖也是如此，更可惜的是他們恩賜遠不及達秘。達秘的時代，啟明運動並沒有帶來人民的福 樂；工業革命所給多數人的是痛苦；稍晚的馬克思，其所應許沒有神的"天國”，並不能滿足人的心靈。那時，人心嚮往衛斯理的神，再一次賜下教會的覺醒和復 興。達秘的國度真理，具新的亮光和盼望，自然對人有極大的吸引力。

早 期教會對國度真理的教導，認為在主耶穌降世後的一千年，就會再臨；結果失望了。又有人從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為國教開始算起，天國仍未實現。到宗教改革時 期，歸正教會多對啟示錄和千年國度採寓意的解釋，以教皇為"敵基督者”，稱為"非千禧年主義”(Amillennialism)，認為基督不是在地上建立 有形的國度統治，而是以教會為祂的國度，而末後必將再臨。達秘的建構，則是聖經應許的雙軌制：猶太人有屬地的應許，教會有屬天的應許。他對預言的處理，有 的作寓意解釋，有的按字面解釋，以避免某些困難。他以為主基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信徒也同主一樣不是"從死裏復活”，而是"從死人中復活” (“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 啟二O：5,6)，因此，信徒與榮耀的元首相同；還存留的信徒將要被提，然後同主再臨，一同作王統治一千年；最後是審判並進入永世。

弟兄會運動的成功，在於其注重聖經。當時的英國教會，多屬於禮儀，缺乏屬靈的實質。真正神的兒女，渴慕合一，追求神的話。弟兄會在這方面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達秘有多方面的學問和恩賜，在奔走講道外，著述甚多，其文集達四十餘卷；但一般認為甚晦澀難懂。但他的講道則淺白而有感力。其詩歌則涵義深遠。弟兄會出版基督徒詩歌(The Christian Hymn Book) 和小群詩選 (Hymns & Spiritual Songs for the Little Flock)，中國的聚會所，初期名為"小群”，來源於此。達秘精通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並拉丁文，現代語文中，精通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在著作之外，還從原文翻譯了英文，法文，德文的聖經，影響深廣。

其實，弟兄會的觀念，由來遠久；即使不說是初期教會的原型，在歐洲大陸，也可遠溯到宗教改革時期。不過，達秘所領導的，是時代派的弟兄會，或英國弟兄會。其信仰特點，是從宗派出來，加上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 在教會體制上，則主張教會的獨立。由於其注重重生得救的真理，強調信徒皆為祭司，鼓勵普遍的事奉，對於發揚福音頗有貢獻；惟由於地方性教會的分散，不能集合發展較大規模的事工；復因不注重教育，自然不能有系統的延續。

雖 然其從宗派分別出來的立場，不曾被普遍採行，但關於預言和國度的教訓，為更多人所接受。在美國的福音派和基要派教會，不少贊成其大災難前教會被提和千禧年 觀點，特別是司可福注釋聖經出版後，傳播更廣；內地會大多贊成弟兄會的國度觀。 約在1920年前後，弟兄會的信仰由宣教士介紹到中國。 有兩位福州海軍退役軍官王載，王連俊(約翰)，開始了類似弟兄會的聚會；倪柝聲稍後也參加了；後來二王轉移其他的事奉，由倪繼續領導，發展成全國性的聚會 所地方教會體制。神學家賈玉銘，放棄原來的長老會改革宗信仰，而接受達秘的國度教訓，惟未接受其教會體制，影響華人教會甚大；加以成寄歸的司可福聖經函授 課程推廣，蔚成為華人教會的主流神學思想。

在 政治上， 1948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復國，世人對預言熱達到最高峰。英美等國一向支持以色列，以為是遵行主的旨意，是聖經的應許。只是近年世界局勢的發展， 使預言的解釋發生某些困難，而巴勒斯坦人中的基督徒，遠比猶太人多，非千禧年信仰者，以為教會才是心靈受割禮的"真以色列人”；對於教會和猶太人之間的選 擇支持，人權的問題，使信仰在政治上的衡量，不容易平衡。保守信仰的猶太人，則不承認現政府，仍在等候彌賽亞國度。因此，不少人對弟兄會的預言觀點，也在 調整中。

約在1835年，達秘與迪道霞夫人 (Lady Theodosia Anne Powerscourt) 相愛而訂婚。她是一位勛爵的遺孀，與達秘年齡相同，敬虔愛主。但弟兄們認為並不適合，加以勸阻，二人為了主的事工，各自同意解除婚約；迪道霞夫人未曾再言婚嫁，於1836年逝世。 此後，達秘即終身未娶。他除了藏書甚豐之外，並未為自己積蓄財產。

從1858年起， 達秘住在倫敦的Lonsdale Square寓所，他不出外旅行的時候，有二十四年，那裏是他地上的家，直到1882年，在那裏離世。

 

達秘

    達秘   ,

    達秘與弟兄會  ,

    達秘詩選   ,

達秘詩選

 

—、〈聽哪！千萬聲音雷鳴〉
“Hark！Ten Thousand Voices Crying”
(一)聽哪！千萬聲音雷鳴，同聲高舉神羔羊；
萬萬千千立即回應，和聲爆發勢無量。
(二)“讚美羔羊！”聲音四合，全天會集來歌誦；
萬口承認，響亮協和，宇宙滿益無窮頌。
(三)這樣感激心香如縷，永向父的寶座去；
萬膝莫不向子屈曲，天上心意真一律。
(四)子所有的一切光輝，使父榮耀得發輝；
父所有的一切智慧，宣明子是同尊貴。
(五)藉著聖靈無往不透，天人無數都無求；
圍著羔羊，喜樂深厚，稱頌他作“自永有”。
(六)現今新造何等滿足，安息、穩固並喜樂；
因著他的救恩受福，不再受苦，不受縛。
(七)聽哪！天上又發歌聲，讚美聲音又四震；
穹蒼之中滿了“阿們！”“阿們！”因是同蒙恩。

二、〈父啊，兒女稱頌你名〉
“Father，Thy Name Our Souls Would Bless”
(一)父啊，兒女稱頌你名，是受恩典的教訓；
我們歡樂因你生命，已使我們歸羊群。
(二)你所給的得救證實，遠超我們的讚美；
我們的心現在直指你在天上的座位。
(三)因在那裏，他為我們，預備永遠的居所；
你將生命分給罪人，他為罪人謀解脫。
(四)永世雖久，不過就是：顯明你恩的豐富；
好叫那些因你兒子?兒女者，來稱祝。
(五)我們現雖未見早晨，卻仍安心曆世途；
等候他來提接我們，脫離死亡和墳墓。
(六)我們歡樂因你自己，就是我們的“永分”，
像你兒子，同他一起，享受光明的早晨！
(七)哦，求聖父因他慈名，保守我們在這裏，
無憂、無慮，隨他而行，直到同樂在那地。

喬治穆勒信心事奉的日記

 

七 月二十八日。前幾個星期我們沒錢給舍監和女導師的上期月薪，結果惟有每周支發。我和C弟兄近來曾經幾番為入款而禱告，但這時我們窘極了，以至，若今天不蒙 主奇妙的幫助，我們連每周的薪水也支不出。今夜，除了有人給我們一鎊銀外，另有一位弟兄帶來八鎊，是他的幾個工人每星期自願積一便士總合而成的。這筆錢已 積了好幾個月，現在，正當我們需要的時候，這位元弟兄受感動就把它帶了來。我的信心因這件事更大大地越加了堅固。今日以前，雖然我從未懷疑過主的信實，但 我總不明白他近來所賜的僅足所需，究竟有什麼用意；我有時想，也許因我不夠忠誠，他的旨意是把我工作範圍縮小；可是我如今明白了，雖然我確是無用，他之所 以要我們多多懇切祈禱不外是叫我得著幫助時更加特別感謝。

十 月一日。上星期六我們又窘極了，要早一星期付清薪金，卻不夠錢，少了一鎊；但是，有一位姊妹因父親死了，沒有來領錢，第二天我們收到的錢便已多於需要付她 的。為了近來接二連三的幫助，我們就毫不遲疑擴大我們的工作範圍；我們需要多設一間男校，這幾月來收到了許多要入學的申請書。

威爾遜街第二房子

十月十九日。經過多番禱告之後，我今天終於雇用了一位姊妹擔任嬰兒孤兒院褓姆之職。很久以來已有足夠錢開始這件工作，也收過好幾個申請書要求收容嬰兒的，但是今天才遇到一個適合的人。

十 月二十五日。也未有經過什麼麻煩，單憑神的恩手，我們今天找到了一間十分適合作嬰兒孤兒院的房子。就算我們是有一筆鉅款來建房子，也不會建出一所更適當的 房子來了。很明顯的，神的恩手在這些事中都有份。凡事情大小，真是千萬要放置在神手中──他安排的一切都是好的！假如我們的工作也是他的工作，那麼在這工 作上是一定興旺的。

十一月三十日。大概因為緊急的事故多的緣 故，我好久以來沒有為我們的進項祈禱。但昨天早上，為了需錢極急，我懇切地對主求告，主聽了我，使一位弟兄給我十鎊。他已經幾個月有意給我這數目的錢，但 一直都因籌不出款來，不能給我。剛巧我們最需要錢的時候，主賜他金錢，我們就此得著幫助。除了這十鎊外，昨晚我又從一位姊妹接到一封信。附著五鎊；我從未 見過這姊妹，但神曾數次使用她供給我們的需要，她信裏這樣寫：“我近來這樣念念要送點錢給你。以至我感到你一定有所需，主藉此恩待我使我作供給你們這需要 的幫助。所以我附寄上五鎊，是我家中目前僅有的；假如你再有所需，請通知我，我自會再寄同等數目給你。”除了上述兩個奉獻外，我還收到三鎊三先令。

第三所房子

一八三七年十月，租定第三所房子，豫備收容男孩，可是鄰居大大反對，不願附近有孤兒院。穆勒謙卑的放棄這所房子。經上說：“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十二18）。他相信主必另有安排，不久在一院二院的同一街上租到了房屋。

十 二月三十一日。三間孤兒院中目前共有八十一位兒童，有九位兄弟姊妹看顧他們。那就是說每天吃飯的有九十人。而學校中所需的更多，尤其是以主日學校?然：日 學中已達三百五十人；主日學也有三百二十人了。主啊，你的僕人真是窮乏人；但他倚賴刟，對萬人因刟誇耀；不要使他蒙羞受辱！不要人說：那都是徒有熱心的。

一八三八年

七 月十二日。從孤兒院的創立，直至一八三八年六月底，主豐富地供給了約一百個人的需要。然而，如今時候到了，這“孤兒之父”要用另一方法對孤兒們表示他的特 別看顧。十二個月前所有的現款是七百八十鎊，目前只有二十鎊左右；但，感謝主，我的信心比起先有多點錢在手中時，有增無減；自從我開始這工作，他就從未許 可我懷疑他。因為主要人向他求問，又因為真正的信心要經過祈禱才可以顯出來，我就與男孤兒院中的Ｔ弟兄誠心祈禱；除了我妻子和克萊克弟兄以外，這位弟兄， 是惟一知道我們經濟狀況的人，他剛好來探望我。正當我和他祈禱的時候，夫盧姆地方的人送了一個孤兒來，並且那地方的信徒湊了五鎊錢一起送了來。這樣我們就 在急需中得到了應允。雖然我們的現款已餘不多了，但我們又通知七個兒童可以入來，並且打算再通知五個──我們盼望主會垂顧我們的需要。（這裏可見主多麼善 待我們：正有所需之時，他就立即幫助，立即聽我們的禱告，好使我們增加對他的信心，同時預備我們承擔更艱辛的試煉。）

七 月二十二日。晚上我在小園中散步，思想希伯來書十三章八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當我默想到他不變的愛、能力和智慧等，我不期然 對自己說：耶穌滿有愛和能力已經供應了我需要用在孤兒身上的一切，他將會以同樣不變的愛和能力供給我將來所需的一切。當我省覺到我們敬愛的主是永不改變的 時候，我的心裏彷佛有了喜樂的流泉。一分鐘左右以後，我接到一封信，附著一張二十鎊的支票。內裏寫著：“請你使用這點錢幫助進行你們聖經知識協會的工作， 或幫助你們的孤兒院事業，或依主的指示用在他自己的事工上。這款子不大，但大致足夠今日之需；通常主也是不過供給今日之需的。明天自有明天的需要，但也自 有明天的收入……”。

八月十八日。我手中給孤兒的錢一文也沒 有了，一兩天之間又會需要很多鎊的錢。我的眼睛仰望主。（晚上寫：）一位姊妹送來五鎊。好久以前她開始儲蓄她的首飾，打算變賣來幫助孤兒。今早禱告的時候 她想到自己有這五鎊現成銀子，又沒欠誰債，還要等好些時日才會變賣這些首飾，倒不如立即把這錢捐出來罷。因此就把錢帶了來，也不知道我已不名一文，更不知 道一兩日間會需要許多鎊。我的心靈真為主的信實重新大大得到鼓勵！

八月二十日。十八日收到的五鎊是作家用的，到今天又不名一文了。我仍仰望主。今早再懇切祈禱──知道又需要錢了，這一周內，至少也需要十三鎊。今天的祈禱有了應允，一位素未謀面的住在克利夫吞的太太寄了十二鎊來。可親可愛的主啊，願這於我又是一個新的鼓勵。

九 月八日。克萊克弟兄受引導，傳了一篇資訊，述說亞伯拉罕在創世記十二章裏的行動，特別注意兩個事實，就是當他因信走在神旨意裏時，一切順利；當他不信而悖 逆主時，全數失敗。穆勒聽到這篇資訊，應用在自己身上。他得到兩個結論：第一，他不能抄襲小路或偏行己路，來解救危機。第二，他怎樣蒙恩藉著信榮耀主名， 照樣他也有羞辱主名的可能。原來當孤兒院需款甚急之時，他在銀行存有二百二十鎊，是人托他作別用途的。他最少可以暫時動用，解救目前危急。這種試探非常 大，因為他熟識捐款人，知道他們十分關心孤兒院，他只須向他們稍微解釋窘迫情形，他們必會同意隨他移用。可是他立刻看出，這樣作無異自找出路，而不等候主 的拯救。同時也會養成惡習，倚靠自己的謀略，攔阻信心的長大。昨天和今天，我在禱告中提出了十一點理由，求神用?樂於幫助我的理由，我的心靈對此得到了平 安。昨天，這種平安甚至達到聖靈中的喜樂程度。我應該指出：這幾天的祈禱，主要是求主使我不失信心，我仰望神，他一定能給我幫助，我確信他必按自己的時 候，用自己的方法，賜我幫助。

我向神請願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我開始這項工作，是專為神的榮耀，就是要給人一個明證，神既然垂聽禱告，供應孤兒的需要，就證明他是一位永活的神，在今天，仍然樂意垂聽禱告。既是這樣，他就必定喜歡賜下供給。

二、神既是“孤兒的父”（詩六十八5），就必定供養他們。

三、我既然為主耶穌的名接待這些孩子，就是在這些孩子身上接待主自己，給他吃，給他穿（可九36、37），因此他必定樂意眷顧。

四、這個工作既為堅固神兒女的信心而有，若神扣住供應，在信心軟弱的人豈不因此猶豫；相反的，若神繼續供給，他們的信心豈非因而增強。

五、若神扣住供給，許多仇敵就要嗤笑說，我們豈不早就豫言這種熱誠終歸無有麼？

六、主若不幫助我，很多不夠明白或屬肉體之神的兒女會替自己辯護說，可以繼續與世界結盟，照舊用不合聖經的方法，來獲取捐款。

七、主知道我是他的孩子，是他所眷憐的；他也知道我不能供養這些孩子；因此他不會讓我長挑此擔而不來幫助我。

八、必定記念我的同工們，他們都專心倚靠他。若他扣住供應，他們會生厭倦。

九、必定知道，若無供給，我只得遣散這些孩子，使他們從聖經的教訓中退出，重返他們舊時的夥伴中間。

十、要指出人的錯誤說，一件事工新興之時可以得到供應，一俟陳舊，就無人顧問的錯誤。

十一、若他扣住供應，我真不知將如何解釋他在這工作上所賜我無數奇妙的禱告答應，這些答應充足的指示我，是出於神的。

就是這樣，這位謙卑的聖徒，六十餘年之久，向神呼籲而得到應允。一切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五7）。

到 了一八三八年秋季，穆勒開始覺得應當讓同工們共負這個責任。凡參加工作的人，應當有分於禱告，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真正的益處。為著神最高的榮耀，他們應該曉 得需要之切，和拯救之真，使他們能夠將一切尊貴頌贊歸於他的名。於是他召集了在工作上有分的弟兄姊妹們，把內幕告訴他們，全無隱藏。他一面告訴他們，目前 所處的窘迫情形；另一面吩咐他們，不用灰心，他深信幫助就要來到，他叫他們與他一同禱告。同時他也訂定幾條處理事務的不變原則，時常加以題醒；例如手頭無 款時，決不添購任何物品；然而又有規定說，決不容讓孩子有任何缺乏，與其叫孩子忍受饑餓，寒凍，倒不如停止工作，遣散他們。任何需要都不准告訴外人，免得 構成募捐嫌疑；而要單單倚靠永活的神。他懇求他們每日每時與神維持美好的交通，免得他們的不信和不順服攔阻自己禱告的能力，拆毀他們中間的同心合意。

十 一月二十八日。從經費來看今天是最困難的一天，但我今早禱告時，主使我堅定相信必得及時幫助。十二點鍾時，我依常跟兄弟姊妹一同祈禱，當時的收入只有一先 令，是昨晚一位無名氏留在孤兒院的，但由於急需，已用剩了不過二便士。我也聽說有願人免費清理嬰兒孤兒院的鍾，並且願意替所有三院的鍾經常修理。主在這等 事上也給了鼓勵，證明了他仍然看顧我們。查問之下，又曉得所有三院中都有足夠正餐所需的一切，但男孤兒院和嬰兒孤兒院都不夠麵包作晚餐，也沒有錢買牛奶。 我們真再窘沒有了。我們同心祈禱，在主面前把我們的境況都簡單無遺的陳訴了。祈禱時，有人敲門，一位姊妹就出去。兩位同工兄弟與我一同開聲祈禱後，我們又 繼續靜默禱告了一回。至於我自己，我的心仰望主，尋找我們可以逃脫的方法，又看看我們除等待他以外，有沒有別的不違良心的事我們可以做，來得點麵包給孤兒 吃。最後我們從跪處站了起來。我說：“神一定會救援我們的”。話還未說完，我就看見臺上一封信，是在我們祈禱時遞進來的。是我太太的信，內中有另一封信， 附著十鎊給孤兒的錢。前晚一位弟兄問我這回清理賬目時，餘額會不會像前次那末大。我只回答他，主要它多大就多大。第二天早上，這弟兄受了感動，記起孤兒， 今早就送了十鎊來，在我出門不久就送到我家，太太因我們的急需立即就轉了來。如此我又能夠支出六鎊十先令作家用，把三鎊十先令留來作房租。

一八三九年

七 月十五日，星期一，今天又沒有錢，孤兒的消費需要二鎊七先令三便士。我真不知怎樣找到錢來應付正餐和別的開支。我心靈有絕對的平安，確信會得著幫助，雖然 我不知道會怎樣得著。負責兄弟還未來到，到了下午，我就接到印度寄來一封信，是五月寫的，附著五十鎊的匯票，是給孤兒的。我上星期六跟負責兄弟談過，最好 是有五十鎊，為了全部同工的薪水都已到期，三個糖漿桶又都空了，糧食倉也都空了，又需要幾件衣服，和綿紗來編織。主恰好賜了五十鎊，而且這錢也來得合時。

同 日下午，我在一位弟兄的家會見了幾個信徒，一位姊妹說，她想到我要為這許多人的需要操心，一定大有憂慮和重擔；會這樣想的斷不只這姊妹。我想聲明：我憑藉 主恩，從不憂慮。至於這些兒童，我早把他們交托在神手中。全部工作都是神的，我倒用不著挂心。就算在別的事上我有所欠缺，在這事上我也能夠把全部重擔交在 天父手中。雖然到如今（一八四五年七月）已經有七年費用不足了，以致少有可以應付三天的經費；但我靈性上只曾一次覺得難忍，那就是一八三八年九月十八日， 主似乎不聽我們的禱告。但到了他伸出援助之手時，我才明白原來他使我們那麼窮窘，不過在試煉我們的信心，而並不是他放棄這事工── 我的心就大大受激勵，以致後來我不只不再懷疑主，而且在最窮窘中也不覺失望。我想我們的信心一定會再受試煉，也許會更甚於前；假如主不扶持我們，我們就會 跌倒。

八 月二十二日。早上散步的時候，我再向主提到我們的需要，深感他今天一定要幫助。這感覺是出於我們的急需，若沒有幫助，我們就無法渡過這一天了。在我們極貧 窘之中，要收集幾件東西去賣，在我收集一些要賣的東西之後，一個靠做手工維持生計的姊妹，帶了八十二鎊來。這位姊妹覺得信徒必須依主耶穌的吩咐而行，主吩 咐“你們要變賣所有的，周濟人。”（路十二33）；又吩咐“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太六19）。因此她從銀行裏取款，連同股票淨得二百五十鎊，分為 三次交給我，用以幫助孤兒、聖經與傳道機構、學校，及貧困的教友。大約兩個月前，她給我一百鎊，是賣了別的財產得來的；其中一半是給學校、聖經、傳道等基 金的；其他一半是給貧窮的教友的。今天拿來的八十二鎊是她賣了最後的屬世財產而得的。（即使過了二十九年後，這位姊妹一點也沒有後悔當時這樣做，只靜寂的 繼續勞碌，親手作工以求溫飽。）

一八四○年

一八四○年八月間，這個禱告的內圈再予擴大，使在日校工作的弟兄姊妹也能參加，然而同樣的原則嚴格的執行，不准把任何需要告訴外人。

這 樣作，帶進了更大的祝福，尤其是幫助了同工的弟兄姊妹。他們同心獻上懇切信心的禱告，只有神知道有多少工作的成效是由於他們的信心、代禱和舍己。許多危急 因著他們的奉獻得以解脫；他們所能獻上的縱然不多，所付的代價卻非常之重。他們所給的，有時如同寡婦的兩個小錢一樣，投上了他們養生所有的。不只最後一文 已經擺上，甚至首飾珠寶，祖傳珍品，久藏美物，都如馬利亞的玉瓶一般，打碎在主耶穌腳前，當作甘心祭獻在神的壇上。他們把一切節省下來的都獻上，而且時常 超過所能節儉的奉獻給主，好叫神的家中有糧，他的小子不至缺乏。所以這個工作，不但是穆勒的事奉，也是他們的事奉。因為這樣的施捨，他們都在禱告上找到新 的力量、把握和祝福。正如他們中間的一位所說：“除非我先獻上所有，我覺得不該有何祈求。”

他 們有同一的心靈，同樣的腳蹤。某次有一位紳士偕幾位貴婦參觀孤兒院，見有這麼多的孩子需要照顧。內中一位貴婦問男院的褓姆說：“當然他們不能維持這些工 作，除非他們有充足的存款。”那位紳士也接著說：“你們總有很豐裕的存款罷？”褓姆安祥的回答說：“我們的款項都存在不能倒閉的銀行內。”這樣的答覆，引 出貴婦的眼淚，也汲出紳士的五鎊。這是一筆十分需要的捐助，因為當時手內已無分文。

一 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有一段特別又簡單的登載，如同嬰孩說話一般，但可說是字字非常寶貴：“為著表示他的不斷看顧，主替我們興起新的幫手。凡倚靠主的 人，必永不驚惶。有些人幫忙一時，就在主裏睡了；有些人事奉主的心漸漸冷淡了；有些人縱仍願意幫助，卻不能繼續了；也有人另有安排，覺得別有呼召。惟有倚 靠神，單靠永活的神，我們就超脫失望，超脫棄絕；任何死亡缺乏，愛心冷淡，或者另有呼召，都不能影響我們。何等寶貴，我們能夠有所學習，甘願在這世上獨與 神站立，並且深知我們不致缺乏任何好處，只要我們行事正直。”

一 八四一年秋季，神樂意賜給他們一個信心的最重試驗，情形較已往任何時期來的艱難。數月前供應還是源源不息，但是現在每日每餐必須仰望神。禱告縱仍不斷獻 上，幫助卻有時似乎遲延，因此大家感覺這是神特別的恩典，穆勒和他的同工們竟能相信到底。他和他的同工的確蒙神托住，他們毫不搖動，安息在神的慈愛裏。有 一次，一個貧窮的婦人奉獻兩個便士，她說：“這是區區之數，但是我必須給你。”誰知這筆禮物十分應時，內中一便士適可湊足整數。恒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 （來六15）。

一八四五年十月後，穆勒清楚主有引導，要自建 院所。威爾遜街上的居民抗議孩子們的嗓聲，尤其在遊戲時的喧嚷。並且空場太窄小，不敷孤兒應用，排水設備太簡陋，不合衛生條件。最好能有大片空地，可以耕 種，使男孩們有戶外工作的機會。若能找到合式的地點，建築合用的房子，各方面當大有益處。但是相反的理由也經過仔細考量！要覓地自建，需要大筆款項；設計 和建造耗費時間和精神；每步工作都需要智慧和監督；永久性的建築物是否與神旅客的生活相稱？不斷的禱告帶進一種平靜安穩的信念，反對的理由都一一抵消。神 若是為這項工作供給巨大金額，豈不更顯示祈禱的能力麼？一塊廣大之地，雖在最初需要數千英鎊，但是神的孩子何必泄氣，因為天父是非常富裕的。當他和同工們 天天等候在神面前的時候，他們的信心逐漸加強，直到滿心相信幫助即要來到，不久穆勒對這件事有著十分的把握，那所房子似乎已經豎立在他眼前了，雖然五周之 久未曾收到一分文。

同年十一月，他得著他的老友戚伯門的鼓 勵，叫他放心前進，可是勿忘逐步尋求天上的智慧，使建院的計劃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為建院特別禱告三十六天後，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收到首筆奉獻，計一千 英鎊。三日後，在倫敦一位基督徒建築師自告奮勇，願意負責設計並監工。豫計全部購地建屋經費，約需一萬至一萬五千鎊左右，外加每年經常開支數千鎊。穆勒一 貧如洗，怎敢嘗試這種巨大計劃，豈非因他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那裏麼？他並非為自己圖謀大事，他所以進行，是因為他深深覺得，神要他這樣去作。工程既然如此 浩大，他更需要清楚看見神自己的手。因此他不發通啟，只偶而向三位同心的弟兄題起而已。在他每天所查考的聖經上，他得到許多指示和鼓勵，好像聖經特別是為 他所寫似的。例如，在以斯拉記開始，他看見神怎樣興起古列，下詔重建聖殿，並且供給需要。神又如何激動他的百姓，起來幫助那些上耶路撒冷的人。他就對自己 說，這位神當然也能，而且必定照著他自己的方法，激動他的兒女來幫助建院一切所需用的。

不久他收到兩件禮物，一是外國種子所編成的小口袋，一是用蚌殼製成的花朵，叫他出售換款。最寶貴的，乃是附有一節應許：“大山哪，你算什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亞四7）。這句話比任何款項所帶給穆勒的鼓勵都大。

現 在他開始仰望主引導他尋找一個合式的地點。找了四周，毫無結果；然而裏面深深覺得不久主就要賜給那個地段，因此在一八四六年正月三十一日，周六晚間他這樣 告訴了他的同工們。在兩天之內，他的思想轉到愛希萊丘原，發現有數段十分合用。他兩次拜訪地主，一次赴寓所，一次赴辦公處，都未能遇見，只留下字條而去。 他認為其中必有神的旨意，就決定等候明日再說。翌晨他再訪地主，在寓所遇見他。一進會客室，地主就說：“哎，穆勒先生，我早知你的來意。你想買我在愛希萊 丘原的地。昨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來買地。那塊地原價是二百鎊一英畝，但是主吩咐我，不得向你要價超過一百二十鎊一畝。你若願意出這價，交易就算定規 了。”十分鐘內，合同簽定。穆勒指明說，“因著小心跟隨主，而不越過他的引導，我得以每畝少付八十金鎊。”六天後那位在倫敦的建築師正式表示負責一切設計 並監工。周後親自來不列司鐸，看見這塊地，宣稱各方面都合理想。直到一八四六年六月四日止，收到建院的奉獻二千七百餘鎊，與所需相差甚遠。但是穆勒覺得神 在自己的時候必有充分的供給。他已經為著建築新院等候在神面前二百十二天，他決意繼續等候，直到全數都已到手。六月六日收到奉獻兩千鎊，翌年正月二十五日 又收到兩千鎊。因此在七月五日建築工程就開始進行。六個月後，等候在神面前已經四百天，因禱告而得到的款項有九千鎊之多。新院將告落成，可以收容三百三十 名孤兒，一萬一千鎊已經用去，尚差數千鎊。但神的幫助超過了他的盼望，不只款項無缺，連新院的幫手也都有了安排。一八四九年六月十八日，孤兒院的工作開始 十二餘年後，孤兒們遷往新院。五周後接受新的申請，至一八五○年五月二十六日，院內已有二百七十五名孤兒，連同服務人員，共計三百零八位。

孤 兒遷入新院未久，穆勒心裏覺得不只三百名，應該有一千名孤兒同來享受屬靈和屬地的恩典。一八五一年還未開始，這種渴望已經長成決心。照著他凡事禱告的一貫 習慣，他尋求印證，確知他並非跟隨己意，乃是遵行神旨。有幾點特別使他覺得有擴充的必要：許多申請無法收容，大批孤兒急需照顧，當時的貧民院道德淪落，要 使無家可歸的孩子可得屬靈的幫助，同時他自己的心對擴充這件事十分平穩。正月四日收到一筆奉獻計三千英鎊，使他得到激勵。然而他始終未曾向人題起擴充，甚 至他的妻子都不曉得有這個計劃，因為他認為要避免一切錯誤，就得先從神直接接受清楚光照，不被人的意見所迷蒙。到聖經知識社第十二期報告，他才透露擴充的 計劃。可是直到一八五二年五月間，他手頭還只有三千五百鎊，但是他在忍耐等候上已經學了功課。為著第一院的興建，他等了二年以上；如果為了第二院須等更長 時間，只要是神的旨意，他也甘心等待。雅各書一章四節大大幫助了他“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至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手中已有三萬鎊。於是第二院興建，可以容納四百人。接著有第三院第四院，和第五院聳立。至一八七○年整院已能收容二千名孤兒。

神 的信實始終可靠，他的供應永無斷絕。某次手中無款可為孤兒豫備早餐，忽有人在餐前來院，奉獻捐款，足供目前急需。這件事記在報告上，證明神的信實，及時供 給需要。不久這位奉獻的弟兄前來，親自述說經過情形。那天早餐前，他有事赴不列司托辦公室，途中忽然想起，應該赴孤兒院，饋送一些捐款。於是轉身向孤兒院 走了四分之一裏後，又停步自念，何等愚蠢，放棄待辦公事，奉獻可待他日。遂再轉身向辦公室走去，但是不久又覺得必須回頭。他就對自己說，孤兒或者現在正有 需要，神若差遣我去幫助，我豈可讓他們缺乏？這種感覺非常有力，使他再轉身朝孤兒院去，直到把奉獻交出為止。穆勒說：“正像我慈愛的天父所作的！”先求神 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

回顧穆勒一生的工作，他曾親筆寫 過一句話，足以代表他的宗旨：“我樂意獻上我自己，例證禱告和相信能夠完成許多事。”在五十九期的常年報告內，有這個統計：迄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止， 日校共有七所，在校學生三百五十四人，自開辦以來，全部入學兒童八萬一千五百零一人。家庭主日學十二所，當年學生一千三百四十一人，開辦以來，全部總數三 萬二千九百四十四人。另外幫助英國和威爾斯各地主日學二十五處。當年學校開支七百餘鎊，創辦以來，全部開支十萬餘鎊。當年分發全部聖經和新約等，一萬五千 四百十一本，分發以來，全部總數一百九十八萬九千二百六十六本。當年分發聖經用費四百三十九鎊，分發以來，全部費用四萬一千零九十餘鎊。當年幫助佈道人員 一百十五位，支出二千零八十二鎊多，創始以來，全部津貼佈道事業款二十六萬一千八百五十九鎊多。當年奉送書籍和單張三百十余萬冊，支出一千餘鎊，奉贈以 來，全部費用四萬七千餘鎊。當年孤兒人數一千六百二十人，開辦以來，全部孤兒人數一萬零二十四名。當年孤兒院開支二萬二千五百二十三鎊多，創辦以來，全部 用費九十八萬八千八百二十九鎊。總計六十年來全部用費，包括各項開支在內，高達一百五十萬英鎊。

讀 常年報告的人，不時發現有一位隱名的捐款人，數十年內不斷奉獻，記錄上只稱他為 “一個主耶穌的僕人，因著基督之愛的激勵，尋求積蓄財寶在天上。”如果把這些奉獻加起來，迄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止，竟達八萬一千四百九十鎊十八先令八便士。 這位捐款人就是穆勒自己，他將人送給他或者遺給他個人的款獻上為主所用。他並不投資在地產銀行或鐵路上，他投資在神的工作上。他不像許多基督徒只獻上十分 之一，他的原則乃是除了維持極簡單生活必需之外，全部獻上。他自己的話這樣說：“我的目的從來不是我能夠得到多少，乃是我能給出多少。”難怪他離世後個人 的全部私產，只值一百六十九鎊九先令四便士，內中一百餘鎊乃書籍家俱等估價，只有六十多鎊是現金，還在等候分送出去。在他的遺囑裏有一段極重要的話，作他 最後的見證：“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當我是個輕率虛浮的青年之時，就引領我認識了主耶穌，而且他一直保守我在他的敬虔和真理中，並給我極大的尊榮， 使我能長久事奉他。”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加二20）。

有 人問穆勒，他事奉的秘訣何在？他回答說：“有一日我死了，完全死了？”當他說這話時，他彎腰幾乎碰著地板。“向喬治穆勒，和他的意見，傾向，嗜好，並意志 死了，向世界和它的褒貶死了，甚至向我弟兄和朋友的贊斥死了，從此我只尋求怎能蒙神悅納。”叫你們察驗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2）。

穆 勒生平的事蹟，證明他是近代少有的一個認識神的人。他不只在信心上，有了豐富的經歷，給人莫大的幫助，就是在活在神面前，尋求神旨意的事上，也學了深切的 功課，使人每讀他日記中那些尋求神旨意的記載，就不能不被帶到神面前。他愛神，且敬畏神，活在神面前，遵行神的旨意。他所以能那樣有信心，乃是因為他活在 神面前；並且他的信心所以能那樣有能力，也是在於他明白神的旨意，照著神的旨意而信。他不是憑自己的意思，隨便相信神。他每要作一件事，都是在神面前查看 動機是否單純為著神，神的話如何說，神的手在環境上怎樣證明，而再三尋求，再三等候，察驗再察驗，證明再證明，直到清楚是出於神旨意的，方始進行。以下五 點，是他每要定規作一件事之前，必查問清楚的：一、這是否神所喜悅的？二、這是否神要我作的？三、這是否神要我在這時作的？四、這是否神要我在這地作的？ 五、神在環境上是否有安排？因著這樣尋求神的旨意，他既未限制神，也未越過神；而作了一個與神同行的人，為神的信實作了美好的見證。他雖然死了，他為神所 作的見證仍舊說話。

穆勒信心見證的七個特點

(一)穆勒經常經歷金錢上的困境，有時是長期的。

穆 勒在個人，成百或上千孤兒，或他的分機構聖經知識社的經費，時常減少到只剩一英鎊或一分，有時是零。故此，他們需要恒切地等候神，仰望他直接供應一切的需 用。在事奉的一些期間，有好幾個月或幾年，他們的供應只能一個月供應到下個月，一周到下一周，一天到另一天，一小時到下一小時，信心在長期訓練下，保持在 活生生的操練中。

(二)他經歷父神永不改變的信實

困 難雖長及艱苦，但從未一次未得著幫助，飲食雖然簡單但從未缺一餐，也沒有一次需用或缺乏未得天上來的供應和支援。穆勒曾說：“不只是一次，五次或五百次， 在這六十多年有幾千次，我們手頭的錢不夠一餐之用，甚至連食物，金錢都沒有了。但神從未一次令我們失望過，我們家人或孤兒從未餓過或缺乏衣物。”從一八三 八年到一八四四年是特別困難的期間，但在需要的時刻，甚至到最後的時刻，供應就來到。

有 一天，穆勒在他禱告之中覺得神要他回德國一次。他對神說：“有三件事，目前不能回去：一、若同師母去，三個孩子無人照顧；二、缺乏路費；三、需要一人代替 管理孤兒。我不知道刟的旨意是否要我回去，如果是的，在這些事上就求刟預備。”在這以後，有一天，來了一個人，他認為托他管理孤兒院，再合適沒有了；就對 神說，有了一樣，還有兩件怎麼辦呢？不久又有一位師母要到他家住幾個月，正好看顧他的孩子；第二樣又有了。末了又有一人送他一筆個人費用（他從來不用工作 的錢）；第三樣也有了。他就問神現在可以不可以動身。

(三)他經歷到神作工在無數奉獻信徒的心思、心腸及良心中。

如 果我們辛勤地研究他所遺留下來幾千頁的工作記錄手稿，必定大有收穫。我們可以看到神感動世界各地信徒，按照神自己的方式，有時是大筆的捐助，按調整好的數 目，在準確的日期或時刻供應他們實際的需要。實際來說，從地球的這一頭到另一端，有許多人從未與穆勒見過面，也不可能知道他們當時的需要。他們卻在關鍵的 時刻被神感動，奉獻出一些款項或提供其他急需的幫助。從無數次的例子中，當他正跪著祈求神時，答應來到是如此的切時配合所祈求的，巧合的解釋幾乎不可能， 使人不得不承認神是一位聽禱告的神。

下面記載一個便士的供應：

一 八四一年秋，穆勒和同工們受到一個信心最重的試驗，情形比較已往任何時期來得艱難。數月以前孤兒院中接到之供應還是源源不息；但是現在每日每餐必須仰望 神。禱告縱仍不斷的獻上，幫助有時卻似乎是遲延。因此大家感覺這是神的特別恩典。穆勒和他同工們竟能相信到底。他們確蒙神的托住，毫不動搖，安息在神的慈 愛裏。有一次，一個貧窮的婦人，奉獻兩個便士，她說“這是區區之數，但我必須給你。”誰知道這筆禮物十分應時，內中一便士適可湊足整數，購買急用的麵包。 另有一次，需要八個便士，豫備下一頓飯，可是手頭只有七個便士。待開奉獻箱，發現只有一個便士，剛合所需。

(四)他經歷到熟悉於仰望那位看不見的，而不他求。

孤 兒院每年的報告，使眾人熟悉工作的歷史與進展，使得每位奉獻的人得知管家的工作，而非直接呼籲幫助。有時，因有很大的需要，穆勒覺得要保留不做例常報告， 不讓讀者誤為呼求幫助，免得失去偉大榮耀主的供應及保守。（例如一八四六──四八年報告中，沒有一八四七年公開報告），在五月二十五，二十八及三十日他寫 道“幾乎不夠家庭開支”，“ 我們極其貧困等等”永活的神是這個唯一的保守者，無論是過去或現在。他不依靠世上最聰明，最有錢，最高貴及最有影響力的人。

單與神交涉的可能：

一 次，穆勒先生剛從德國回來，在主的工作上遭遇極大的經濟窘迫。數日之後，接到一位時常捐助孤兒院的弟兄來函說：“你所負責的工作有否急需？我知道你從不求 人，單單仰望你所事奉的主；可是答覆人的詢問，似乎有點不同。這是正當的。我願意曉得你目前工作上的經濟狀況，請你通知我，目前你需要多少，或者將來盼望 多少？”此時穆勒手中只剩二十七便士，有數百孤兒需要供應，但他覆信說：“我感激你的愛心，同意你的意見，向人要款和答覆詢問確有不同。但在我們這一邊， 我覺得沒有自由可以向你報告我們的經濟狀況，因為在我手裏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乎領導一些信心軟弱的人看見，單單與神交涉是可能的。 "覆信付郵之後，將禱告獻給永活的神：“主阿，刟知道為著刟的緣故，我沒有把需要告訴這位元弟兄。現在，求刟再一次的顯明，單單向刟吐露我們的需要是行得 通的。所以求刟對這位弟兄說話，使他會幫助我們。”神感動這位弟兄，送來一百金鎊。款收到時兩手正已空空。

(五)他經歷到誠實地接受並運用所有的捐贈。

他 的工作是所有做神管家的榜樣。當捐贈有任何不適當的情況，使得接受方面受到影響，不論當時的需要如何緊迫或不夠，除非捐贈者的情況已被改正總不能接受。例 如：捐贈團體有不合法的債務，欠了別人的債。捐贈提出一些限制攔阻了自由為神使用的原則。捐贈特別使用基金，為穆勒個人養老或機構將來使用。捐贈有明顯貪 圖或不情願，必要求他們減少奉獻或退還。有些例子甚至是大筆款項，有許多團體被要求等候神的帶領，更多的禱告，直到他們很清楚明白神的帶領，才接受他們的 奉獻。

(六)他經歷到極度謹慎，以免因在極端困難下疏忽，而使關心的大眾受到傷害。

各 種團體的幫助者，容許他們與孤兒院有更親密的交通。使他們明白孤兒院的工作，不只是一般的服務性工作，而是讓他們進入一同禱告及舍己的學習。假如捐贈者缺 乏這種認識，他們就無法從事幫助，禱告及有智慧的犧牲。但這種連系是非常嚴肅，並且經常要求他們絕不對外公開，不只是在嚴重的危機，連工作的任何需要都不 得對外公開。解決需要的一個，且唯一的方法是那位聽人呼求的神。在特別重大危機中，特別小心，免得眼目從神轉到人們身上。

(七)他經歷藉著祈求及信託神做大事，而信心膽量增長。

信 心是因著人的運用而彰顯出它的能力，所以祈求一百鎊，一千鎊或一萬鎊，是與祈求一鎊或一便士同樣的容易與自然。他既經過訓練而對神有了信任，神也考驗了他 的忠心（信），所以神要求他把自己交出來，從早期，為神照顧二十位無家可歸的孤兒，一年開支二百五十鎊；直到供應二千孤兒，每年至少支出二萬五千鎊經費的 境界。只有藉著運用信心，我們得以持定在實際的舍己，另一方面來說，運用信心使我們失喪不信，使神的大能得以自由運行。

總之，穆勒一生信心的見證，是要幫助人相信“神是一位聽禱告的神”，過去如此，現在更是如此。穆勒孤兒院的見證，不但見證了神的大能，也造就了當代許多傳道人及信徒的信心。戴德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也為後來被神使用的傳道人立下了按聖經原則、信心原則事奉神的榜樣及模式。

Emil Brunner (1889–1966)

“This invers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tate which, instead of being built up from below, is organized from above, is the one great iniquity of our time, the iniquity which overshadows all others, and generates them of itself. The order of creation is turned upside down; what should be last is first, the expedient, the subsidiary, has become the main thing. The State, which should be only the bark on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tree itself.”

Neo-orthodox theologian Emil Brunner was ordained in the Swiss Reformed Church and was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where he taught continuously, except for extensive lecture to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Asia. He, along with Karl Barth, sought to reaffirm the central theme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over against the prevailing mood of liberal theology. Although, like Barth, he was drawn to religious socialism early in life, it began to look to him like a “beautiful illusion” after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 Further, those horrors yielded fruits Brunner found more horrific yet: the modern, totalitarian, atheistic, and collectivist state. In response, he felt compelled to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at once Reformed, biblical, and personalistic.

Brunner’s social ethics takes as its “primary datum”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and “predestined for community.” From this datum, he vehemently criticizes the collectivist state as the “acme of injustice.” According to Brunner, collectivism’s primary flaw is that it ignores the God-given individuality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Similarly, Brunner advances criticisms of the radical individualism posited by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for it views community as merely instrumental to the desires of wholly self-sufficient individuals. While this conclusion differs from classical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strictly defined, Brunner’s insights into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have considerable value for Christian social thinkers.

Brunner’s social thought most resonates with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best regime, which he calls “federalism,” that is, “the state built up from below.” According to Brunner, God has ordained certain “orders of creation” that are part of God’s preserving grace for organizing human life. These orders include human communities in the “economic, technical, purel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spheres.” Brunner is very explicit, however, that community is not tantamount to the state; indeed, such creational orders exist apart from and prior to the state. For example, the family is the “primal community” whose “rights take absolute precedence” over any other institution. Further,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re a “host of intermediate links” each ordained by God for certain purposes, which the state is not to usurp but to preserve and to protect. Thus, the state is severely limited in its scope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Sources: Justice and the Social Order by Emil Brunner (Lutterworth Press, 1945), and Politics and Protestant Theology: An Interpretation of Tillich, Barth, Bonhoeffer, and Brunner by René de Visme Williams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愛德華滋小傳

　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是美洲殖民地和美國最偉大的神學家和哲學家， 1703年十月五日， 生於康涅提克州的溫莎 (Windsor)。 他的父母都是出身於清教徒的家庭：父親是牧師；母親是北翰堡屯(North　hampton)第一教會牧師司陶達(Solomon Stoddard)的女兒。
　　愛德華滋的名字，時常同美國的"大覺醒"連在一起；但絕不是狂熱分子。他作過紐澤西大學 (後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但絕不是只重知識的學院派人物。他主張平衡的基督徒。
　 　愛德華滋是美國最偉大的思想家，神學家。他的著述，立論嚴謹，析理分明，本於聖經，很少引用其它作品。他著意高舉神的至高主權，人的原罪和敗壞，神的恩 典和榮耀。他的後代繁衍，很多有極高的成就，傳為美談；但他有更多屬靈的後裔，影響力無可估計。其闡述加爾文主義的著作，尤為有力，不僅在美國，亦影響歐 洲神學界。在他去世以後，仍然不衰。

第一章 童年的生活

　　在美國東北部的好幾個州，早年有許多英格蘭來的新移 民，故有一個總名，叫新英格蘭（New England）。這本小冊子將重點地提及新英格蘭，因為新英格蘭出現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靈性復興運動。新英格蘭復興運動帶給美國教會一次大的生 命力和動力，任何人讀美國的教會歷史，不能略過不讀新英格蘭的復興運動。
　　十七世紀初期，威廉·愛德華滋（William Edwards）–本書主角的祖先，隨著改嫁的母親，從英國移民到新英格蘭這片面積達七萬平方裡的土地，遂即定居在康乃狄格州（Connecticut）的哈特福特（Hartford）。
　 　威廉·愛德華滋是一個桶匠，製作木桶、鐵桶等，全靠自己的勞力起家。一六四七年五月，威廉·愛德華滋於哈特福特生下理查·愛德華滋（Richard Edwards）–本書主角的祖父。理查·愛德華滋是一個小商人，為人活潑、樂觀，喜歡閱讀歷史書和屬靈書籍。理查·愛德華滋在長老會聚會，非常敬虔。 理查·愛德華滋一禱告，就給人覺得他有神的同在，覺得他是常常親近神的人。
　　理查·愛德華滋於一六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在哈特福特生下提摩太·愛德華滋（Timothy Edwards）。一六八七年，提摩太·愛德華滋十八歲時，進讀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se）–當時美洲殖民地唯一的神學院而於一六九O年畢業。
　 　一六九四年十一月六日，二十五歲的提摩太·愛德華滋娶了二十三歲的路得·斯托達（Esiber Stodder）；婚後兩人就從哈特福特搬遷到康乃狄格州的東溫莎（EastWindsor）。路得·斯托達是一位敬虔愛主的牧師所羅門·斯托達 （Solomon Stodder）的女兒。
　　斯托達牧師是麻莎諸塞州（Massachusetts）和康乃狄格谷 （ConnecticutValley）一帶的人所公認的屬靈偉人，很受當地人敬重。他的著作《到基督面前的指引》（A Guide to Christ）和《在基督公義下的保障》（Safety of Appearing in Christ’s Righteousness），幫助了許多信徒更深地認識基督。
　　提摩太·愛德華滋在東溫莎的教堂任牧師長達六十年。他在一七O三年十月五日生 下約拿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本書的主角。在以後的篇幅裡我們將簡稱約拿單·愛德華滋為愛德華滋。愛德華滋有四個姐姐，六個妹妹，所以愛德華滋是提摩太·愛德華滋 牧師唯一的男孩子。
　　愛德華滋小時在家裡受父親的教育。在七歲時就開始學習拉丁文。他父親很注重小孩子應該有思維力和創作力，要求愛德華滋和十個女兒不斷練習作文，目的是培養他們的寫作能力。這就促成了愛德華滋長大後成為一個多產的著作家，給後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屬靈著作。
　 　愛德華滋憶述，在他父親任牧師期間，那裡的教會有四至五次屬靈的覺醒；他看到聖靈明顯地在多人心中運行和作工。那時候愛德華滋還在受家庭教育，仍未進學 校，卻已經受到教會復興潮流的影響；他已不斷思考靈魂的救贖問題。這時候他已經對講道有濃厚的興趣，他和一些朋友們在沼澤地搭起一座簡陋的棚子，這樣他們 就可以在那裡一起禱告。此外，愛德華滋又在灌木林中有他個人的隱秘處，好在那裡安靜下來思念神。但是他供認，那些舉止多半出乎宗教意識，當時他並沒有清楚 救恩。
　　一七一六年秋天，愛德華滋十三歲時，進入康乃狄格州的專科學校（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一共有兩年的時間，愛德華滋在東溫莎以南十英裡的威徹斯菲德（Wethsfield）的學校，受到以利沙·威廉斯 （Rev.Elisha William）牧師的教導。第一年他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第二年學習邏輯學、自然科學、地理等；第三年學習算術、幾何學，和一些天文學的知 識。除了以利沙·威廉斯牧師外，其他教師有史密斯（Samuel Smith）和豪爾（SamuelHall）。
　　一七一九年夏天，威徹斯菲德的學校並入新哈芬（New Haven）的耶魯學院（YaleCollege）時，新任的耶魯學院的校長是卡勒（Timothy Cutler）。愛德華滋進耶魯學院讀高級班時才十六歲，但他被學校當局重視，委任他為班長。
　　一七二O年九月，愛德華滋被頒予文學學士，這時候，他還不足十七歲。他獲學士學位後，繼續在耶魯學院進修神學課程兩年。到了十九歲，他領到一張允許他講道的證書。


第二章 靈命經歷的初階

　 　愛德華滋於一七二一年從學校回到家中時，享受到得救的喜樂。他這樣敘述："我記得我第一次對神和屬靈的事物有內在的、甜美的喜樂，是當我讀到《提摩太前 書》第一章十七節：'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當我讀這些話的時候，有一種神聖的神的榮耀 的感覺進入我的魂間，這種感覺是我平生未曾有過的。從來沒有任何經文對我產生這麼大的效力。我自己這樣想，神是何等的超越，假若我能在天上與他在一起，而 永遠地消失在他裡面，我將是何等的喜樂。當我吟唱這節經文的時候，我向神禱告說，我渴望從他得著喜樂。我這次的禱告與已往的慣性禱告不同，我是帶著一種新 的愛的渴慕來到他面前。從那時開始，我對基督有了新的認識，我開始明白他救贖的工作，並認識到他救恩所完成的榮耀事實。我的心思開始被基督的榮美所佔有， 我用更多的時間去默想主耶穌基督。"
　　"在這期間，沒有一卷書像《雅歌》那樣摸著我的心，這卷書述說了主耶穌基督的優美和超越，以及他如何將恩典豐豐滿滿地賜給信他的人。《雅歌》第二章一節述及'我是沙侖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這些話語使我喜悅，使我有甜美的感覺。"
　 　愛德華滋接受主耶穌作救主後，他的一生有了大的改變。他的得救是這樣明確、清楚地銘刻在心。愛德華滋後來能成為美國歷史上寥寥無幾的屬靈偉人之一。能成 為新英格蘭復興運動的主角，能成為美國教會歷史上最有屬靈份量的作家，與他悔改信主後，完全地、徹底地奉獻與神有直接的關系。
　　一七二二年，愛德華滋開始寫《立志》（Resolutions）。《立志》是用來鞭策自己，為自己設下一個目標，來討神的喜悅。他後來停止寫《立志》，原因是他或者覺得不應依靠自己的能力，立志行善。
　　《立志》共有七十項。估計是在他重生之後寫的，而最後一項是在一七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寫成的。
　　在《立志》的前言裡，愛德華滋這樣寫著："認識到若不是神的幫助，我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我謙卑地懇求他的憐憫，使我能夠實行我立下的志向，只要這些決志是為著基督的緣故，並且是合乎他的旨意的。"
　　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裡不可能將七十項《立志》全部列出，只能摘錄數款如下：
　　一、立下志願，我願做任何我認為最能榮耀神，而與我有益的事。在做這些事時，我不考慮時間的因素，不論是現在，或是在無窮盡的年代裡。我且將盡我的責任，作我認為對人類有幫助和有益的事，無論在這過程中遭遇到什麼困難的事，我也毫不退縮反顧。
　　二、立下志願，若我來日跌倒或消沉，以致忽略遵守我曾立下的志向，當我情形正常時，我要為所能憶起的，一一認罪。
　　五、立下志願，不浪費一寸的光陰，並盡我所能的，以有益的方法，運用所有的時間。
　　二十三、立下志願，對一切不是為著榮耀神所作的事，再三予以深思熟慮，省察作這些事的動機、計劃和目的。凡事必須能夠榮耀神，當我發現任何事不能榮耀神，我必撇棄不作。
　　二十八、立下志願，要恆心地、經常地查考聖經，直至我發現自己在聖經的知識上，實在有長進。
　　三十、立下志願，每一星期都要在靈命上有長進；在領受神的恩典上，也有進步。
　　三十五、立下志願，當我對自己是否盡了本分，有所懷疑，以致內心不平靜時，我就要記下這疑問和獲得解決的方法。
　　四十三、立下志願，從今直至我離開人世，絕不再憑著自己作什麼，而是完全地、徹底地為神活著。
　　五十二、我常聽見老年人說，他們若能重新開始，他們將如何作人；我在此立下志願，我絕不要作到我老年也不反悔的事。
　　五十六、立下志願，盡管我可能不成功，我也絕不放棄，也不放鬆對自己腐敗墮落的斗爭。
　 　六十二、立下志願，不作我份外的事，盡我的本分，並照著《以弗所書》第六章六至八節所說的："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 裡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六十五、立下志願，終我一生，盡我所能的向神敞開，向神表明我的心跡，將我靈魂深處的一切向神敞開，包括一切的罪過、試探、困難、憂愁、恐懼、希望、渴求，和一切的事物和一切的環境，正如曼通博士（Dr.Thomas Manto）論及的《詩篇》第一百十篇的信息。
　　在愛德華滋的《立志》裡，我們看到他從小就要歸榮耀給神，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離棄一切攔阻他與神交通的罪惡。他追求神的心志是這麼誠實殷切，這就塑造了他聖潔的屬靈性格。
　 　一七二二年八月，愛德華滋到紐約華爾街（Wall Street）長老會的教堂任牧師。在紐約的八個月期間，他受到了會眾熱烈的歡迎。雖然會眾喜歡他，希望他終身在紐約盡牧養的責任，但是他覺得神有更好的 安排，他需要回到耶魯去充實自己的學問。他雖然捨不得離開紐約的信徒們，他卻無法再逗留下去。
　　一七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從水路離開紐約，而於五月一日抵達家門，探望在東溫莎的父母親。在家裡，他發奮讀書，撰寫碩士論文，同時研究自然科學。
　　一七二三年九月，愛德華滋前往新哈芬，去按受文學碩士學位的頒與；與此同時，他接受聘請，擔任耶魯學院的教員。

第三章 在耶魯任助教

　　一七二四年六月，愛德華滋正式在耶魯學院教書。
　　這時候耶魯的校長卡勒（Timothy Cutler）和另一位教員布朗（Daniel Brown）公然宣稱他們是聖公會的會友，結果他們就被學校的信託委員會辭掉。信託委員被迫每人輪流在耶魯任副校長一個月；至於校長的職位則長期懸空，歷四年之久。
　　當學院的管理層出現一片混亂之際，有三位教員堅持站在他們的教學崗位上：一位是史密斯（William Smith），一位是愛德華滋，還有一位是他的堂兄弟但以理·愛德華滋（Daniel Edwards）。
　 　學校管理層排斥聖公會的信徒有一定的歷史原因，應知道新英格蘭的英國移民很多是清教徒，在英國早已受到英國國教–聖公會–的迫害。如果聖公會堅持它 的合法性，新英格蘭的長老會將再度被置於非法的地位，而長老會的人將被列為異教徒；這些清教徒的後裔有再度受到宗教迫害的可能性。新英格蘭長老會的顧慮實 有必要，實因當年新英格蘭仍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在耶魯教書的時期，愛德華滋對自然科學已有濃厚的興趣，他聚精會神地閱讀牛頓 （Isaac Newton）和威斯頓（William Whiston）兩位科學家的著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界的物理現象，包括虹的出現、流星的現象、水的蒸發、燃燒的過程、血液的循環、冰的凝結、物質的 彈性以及光的反射、折射、分解、內曲。
　　愛德華滋觀察昆蟲的生活動態蒐集了有關昆蟲的資料，寫了有關昆蟲的文章。他最受人樂道並贊譽的，是他撰 寫的那篇有關蜘蛛的論文。最令人驚奇的，是愛德華滋蒐集的這些林林總總的自然科學（Natural Philosophy）的檔案中，被列為首位的竟是"原子"（Atoms）。在那些年間科學家對原子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但是愛德華滋早就把原子的結構問 題列為他研究思考的首要對象。事實上，他正式被列為十八世紀美洲殖民地研究物理現象的科學家之一。根據他的鑽研精神和分析能力，加上他淵博的學識，他完全 有條件成為卓越的、有輝煌成就的偉大科學家，但是神卻選召他作基督的忠僕。
　　這時期，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已經失去了早期的熱心和虔誠。甚至在大西洋的彼岸–英國，五十年來清教徒的人數逐步下降，許多清教徒冷淡退後，在靈命上沒有追求。
　 　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愛德華滋，看到教會普遍荒涼的現象，他並沒有對其他人加以指摘。他沒有憑己意論斷人，他沒有散佈消極的、負面的言論–雖然他的觀察力 比常人尖銳、准確。他仍是謙虛地運用神給他的恩賜和智慧，以聖經為基礎，查閱古代的和當代的清教徒作家的一些書籍。這些清教徒作家包括：加爾文（John Calvin）、柏金斯（William Perkins）、樊·馬斯特立（Van Mastricht）薛伯斯（Richard Sibbes）、曼通（Thomas Manton）、弗拉威爾（John Flavel）、歐文（John Owen）等。愛德華滋憑著神賜給他的特殊的分辨力和分析力，剔除了傳統上偏見，過濾了羅馬天主教的餘毒，以屬靈的智慧，吸收了先靈的屬靈精髓，繼承了歷 代屬靈偉人的遺產，建成了一座偉大壯麗的精神寶庫。美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班克洛夫（Georg Bancroft）說得很中肯："誰要知道十八世紀中葉新英格蘭的心智和脈搏；誰就得花許多晝夜來研究愛德華滋。"
　　愛德華滋對十八世紀教會的荒涼和信徒的冷淡，追究其原因，發現是人不夠認識心思裡天性的黑暗，而用人的頭腦代替神的啟示，愛德華滋這樣評述：
　 　"當主耶穌降世為人的時候，人類的知識增加，技術比前更進步，但是罪惡也越發加增。如今到了十八世紀，人類憑著最新的學識和頭腦，照樣也不認識神；他們 受這世界的繁榮所迷惑，流蕩在曠野，生活在日夜的黑暗中。許多人對自己的知識過分自信，結果瞎了眼，他們在白天摸索，和在黑夜摸索，沒有什麼區別。"
　　愛德華滋在一七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所記載的日記裡，說及他在大學裡的靈性經歷：
　　"我現在所迫切需要的，是求神讓我對他的完全和榮耀，有一個更清楚的和更接近的看法。我要明白神怎樣在我們的心靈和心思裡運行，正如我已明白了他對各種物體所起的作用一樣。"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他表露了他在大學教書時的心態：
　 　"對我來說，我是否已經改變，已無關緊要，我既然在目前的情況中安定下來，看來我終身都會在這裡繼續生活下去。但是盡管我可能在這裡持續地生活下去。我 仍要繼續向神祈求，不讓我受到欺騙，或在一種不安全的情況下酣睡不醒。我必須不斷地責問自己，審查自己，從歷代的先聖得著幫助，使神有機會垂聽我的禱告。 我將時時刻刻祈求神的靈顯明我的過錯–若我有任何過錯的話。"
　　一七二五年九月，愛德華滋准備回到東溫莎去探望父親。但是在動身時，他在新哈 芬已經生病，他認為這病不嚴重，而又急於回家，就起程往東溫莎去。但是旅途的勞累卻使他病情越發嚴重，到了半途，他在北哈芬（North Haven）病倒，結果在史泰爾斯牧師（Rev.Ezra Stiles）家裡，足足病了三星期。直至那年冬天，即十一月中，他才能回到家裡探望父親。
　　愛德華滋在疾病中，享受到神的同在，更深地認識到他的恩典。他在病後靈命反而覺得新鮮和有活力。這次的病痛，催促他更加親近主，使他更覺得主的寶貴和實在。
　　在愛德華滋生病的時候，他體會到人的生命氣息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人生最有價值的事就是為神而活著。一個人得以獻身事奉神是何等有福、有價值，和榮耀的事。他病後在東溫莎長期療養，實際上是仰望神更進一步的帶領和指引。
　　一七六二年夏天，他雖然回到耶魯教書，但他心裡知道，只要時機一到，他隨時都會放下教書的職業，而分別為聖地、專一地出來服事主。
　 　愛德華滋在神面前的等待終於有了回應。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諾坦普頓市（Nothampton）的教堂擔任牧師的所羅門·斯托達（Solomon Stoddard）–愛德華滋的外祖父–邀請愛德華滋任助理牧師。心理早已准備出來服事主的愛德華滋立刻接受這項邀請。他毅然放棄在大學任教的職位。 由於他回應了神的呼召，他裡面的靈明亮和剛強起來，他在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記述了他決心出來事奉主之後，靈性得著恢復的實況：
　　"大概有三年之久，大多時間我的靈性是消沉的和低落的，一反往常，我對屬靈事物的知覺是遲鈍到極點。屈指一算，這情形從畢業典禮前一星期，直至如今恰好三年；今年在同一時候，我開始或多或少恢復到我已往的屬靈情形。"
　 　愛德華滋的外祖父斯托達牧師，在一七二六年時已屆八十三歲高齡，而身體仍然壯健。斯托達牧師在諾坦普頓的教堂任牧師長達半個世紀，他成為該地年齡最大、 資歷最深的牧師。無論斯托達牧師身體如何健康，他仍無法逃避自然界的規律，仍會逐步衰老；斯托達牧師找他的外孫愛德華滋作他的助手，挑選第三代作接棒人， 委實是一項智慧的和美好的安排。



第四章 娶了賢淑的妻子

　 　一七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愛德華滋娶了一位賢淑的十八歲女孩子莎拉·彭勒蓬（Sarah Pierrepont）為妻，從此莎拉被稱為莎拉·愛德華滋（Sara Edwards）。美國傳記作家米勒（Samuel Miller）說："在愛德華滋的一生中，可能沒有任何事件可以給他那麼多用處和安慰，像他的婚姻那樣。"莎拉帶給愛德華滋一個溫暖的和美滿的家庭。英國 的大復興家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對這麼甜蜜的夫婦。"
　　愛德華滋和英國的大復興家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同年，一七O三年出生，但是兩人的婚姻狀況竟完全不同。約翰·衛斯理的婚姻是一個悲劇；而愛德華滋的婚姻是一個幸福，愛德華滋的妻子莎拉是 一位賢內助。愛德華滋成為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和莎拉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一七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愛德華滋的外祖父斯托達牧師逝世，愛德華滋從此替代外祖父，擔負了牧養整個教會的責任。
　 　愛德華滋擔任教堂牧師之後，一般情形是每星期講道兩次；他在講道時從不忽略傳福音給失喪的靈魂。話說回來，愛德華滋並沒有把全部時間用來准備講章。他每 星期都用大量時間勤讀聖經–神的話語。他的飲食起居很有規律，肯捨己，視暴吃暴飲為可恥和罪惡。他每天早晨四至五點之間，必起床靈修。在一七二八年一月 的一篇日記裡，愛德華滋記著："我認為基督是主張早起的，因為他從墳墓中復活，乃是在清早的。"
　　他每天雖然用十三小時來靈修和讀經，仍會抽一小時作園藝和家務。在冬天，他會花數小時伐木或割草；在春天，他會與妻子莎拉結伴騎馬到郊區去。
　 　愛德華滋每天晚上都會抽出一小時和小孩子在一起，他和孩子們相處時非常快樂。他從不呵責孩子們，而是用愛的口吻與孩子們交談，從而瞭解孩子們的心事。約 瑟·愛瑪森牧師（Rev.Joseph Emerson）憶述："這是我一生見過的最和諧的家庭；這個家庭有神的同在。"
　　愛德華滋一生著作多 於講道。他能有許多流傳後世的佳作，實在要歸功於妻子莎拉為他擔起全部的家務，使他不必為家務分心。她更是一個出色的理財專家。他們夫妻每兩年生一個孩 子，直至婚後二十二年，才生下最後一個，即第十一個女孩子。隨著一個又一個孩子的誕生，愛德華滋夫婦兩人的經濟負擔也相應加重，但是多虧莎拉的支撐，事事 為愛德華滋分憂，結果才有這麼顯赫的、美滿的，並且榮耀神的家庭出現。根據調查研究，從愛德華滋和莎拉生下的十一個孩子所繁衍的一千四百個後人作一個統 計，發現這個家庭造就了十三個大學校長、六十五個教授、一百個律師、三十個法官、六十六個醫生，及八十個政府高官–包括三個國會議員、三個州長、一個副 總統。


第五章 加爾文門派的大師

　　一七三一年七月八日，愛德 華滋年方二十八歲，就在美國波士頓（Boston）公開講道。那天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二十九節至三十一節："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 自誇。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題目是《神因人的依靠得著榮耀》 （God Glorified in Man’s Dependence）。在這篇信息裡，愛德華滋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神，把救贖的工作，以及人對神的依靠，都視為神的榮耀。愛德華滋講完這篇道之後，波士 頓有兩位牧師–普林斯（Thomas Prince）和古柏（William Cooper）認為該篇信息太寶貴，應該印刷成書，該書於是成為愛德華滋出版的第一本書。在十八世紀中葉有關自由意志的爭辨中，愛德華滋成為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的代表。他全力駁斥亞美尼思潮（Arminianism），恰巧亞美尼亞主義的代表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是和他同在一七O三年出生的。
　　加爾文派的創始者加爾文（John Calvin）支持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運動。加爾文在法國，脫離羅馬天主教，逃到瑞士的日內瓦，在日內瓦建立一個模範的基督教社會。加爾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全智、全 能、全愛的至高神，對受造者的預定和揀選。
　　在加爾文逝世之後，有一位荷蘭籍的信亞美尼亞（Jacobus Arminius），認為加爾文的說法，限制了神救贖的范圍，忽視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責任。
　　愛德華滋在《神因人的依靠得著榮耀》一文中，把加爾文的神學思想整理成完美的系統，使之沒有前後矛盾的地方。在該書中，愛德華滋說：
　 　"我們所有一切的福份都是在基督裡，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只有在基督裡，我們才有公義。只有在他裡面，我們才能稱義，罪才得以被赦 免，才能得神的憐憫。只有依靠基督，我們才能聖潔。"愛德華滋總結說："我們依靠父神，因父神將基督賜給我們，且使基督成為我們所有的福份。我們依靠神的 兒子主耶穌基督，因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一切。我們依靠聖靈，因我們得以在基督裡，是本乎聖靈；聖靈賜給我們在主裡面的信心，藉這信心， 我們才能接受主作我們的救主，並向他降服。"一七三四年十二月，神的靈開始在諾坦普頓作奇妙的工作。忽然間，一個接著一個，五個人、六個人，接受主耶穌作 他們的生命。到了一七三五年的年頭，看到神的靈明顯地在進行，幾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諾坦普頓信主得救；幾乎在諾坦普頓的每一個人，不管是老的，還是小的，甚 至已往對靈性毫不追求的，都在心靈的深處感到有聖靈的作工。整個城市感覺到至高可畏的神的同在，而出現一種嚴肅的虔敬的氣氛。愛德華滋作見證談："整個諾 坦普頓城，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充滿愛，充滿喜樂，而又同時充滿憂傷痛悔的靈。"
　　當愛德華滋在教堂講道的時候，教堂坐滿了人，會眾都全神貫注地 聽愛德華滋講道。愛德華滋一釋放信息，下面就有人泣不成聲，有的人為罪憂傷，有的人為救恩喜樂，還有的人受主的愛感動，眼淚奪眶而出。到了一七三五年三月 至四月間，神的靈大大作工，使許多人徹底地轉變過來。差不多每天有四個人蒙恩得救，即每星期大約有三十人得救。這種情形連續了五六個星期。在短短的時間 內，有三百多人接受了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
　　從一七三五年的冬天至一七三六年的春天，即冬夏交接期間，從諾坦普頓四周的城鎮和鄉村，都有人 因著聽到在諾坦普頓的復興情況，慕名來聽愛德華滋講道。有的人本來是好奇而來的，聽了愛德華滋講道之後，良心發現，靈性被覆興，並把復興的火帶回本家本鄉 去。在諾坦普頓的所在地麻薩諸塞洲（Massachusetts），不少於十個城市有了屬靈的復興；而在鄰近的康乃狄格州（Connecticut），則 有十七個市鎮點起了復興的火焰。
　　愛德華滋在他的《自述》（Personal Narrative）裡，說到自己在諾坦普頓服事主時的一些個人感受：
　 　"自從我到諾坦普頓後，我常因默想神和神的榮美以及主耶穌基督的良善，而感到甘甜和喜樂。我覺得神是榮耀可愛的，主要的原因是在於神的聖潔。我認為神的 聖潔，乃是他性格中最可愛的。神有至高的權柄，神白白地賜人恩典，他要憐憫誰，就憐憫誰。人絕對地需要依靠聖靈的運行，這對我是佳美榮耀的，也是使我大有 喜樂的。我最樂意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為至高的神，祈求他大施憐憫。"
　　一七三五年，一位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Boston）的牧師柯爾曼 （Benjamin Colman）把諾坦普頓的復興情況，寫信告訴倫敦兩位獨立教會（Nonconformist）的領袖–古西博士（Doctor John Guvse）和瓦特斯博士（Isaac Watts）。英國的信徒傳閱了柯爾曼牧師的信件後，紛紛請求愛德華滋本人對新英格蘭大復興，作更詳盡的敘述。
　　一七三六年十一月六日，愛德華 滋出版了《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實敘述》（A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sprising Work of God）詳細地敘述了新英格蘭大復興的實況。遠在英國和蘇格蘭的許多弟兄姐妹，確實從愛德華滋所寫的《敘述》，得著了勉勵。
　　愛德華滋對新英格 蘭的復興運動的敘述，對英國和蘇格蘭的信徒影響深遠，當時英國的教會荒涼、冷淡，信徒們原先認為類似的聖靈工作，只能在使徒時代發生；隔了一千七百多年， 絕不會再歷史重演；愛德華滋的見證改變了他們的看法。一七三七年秋天，愛德華滋的《敘述》在倫敦再度出版，版面翻新，加入古西、瓦斯特兩位博士所寫的序 言，並用一個很長的句子作書名：《在新英格蘭的諾坦普頓和新漢普夏鄰近城鄉神如何改變無數靈魂的奇妙作為的忠實敘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in Nothampton,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 Hampshire,in New England）。下文將這本書簡稱為《奇妙改變的敘述》（Narrat of Surprising Conversions）。
　　一七三八年，《奇妙改變的敘述》在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Boston）再版，另有四位波士頓的牧師為該書作序。
　　新出版的《奇妙改變的敘述》，在正文《敘述》之前，加入了五篇愛德華滋的講章。這五篇講章分別是：
　　一、信就算為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羅4：5）；
　　二、努力進神的國（Press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路16：16）；
　　三、路得的決志（Ruth’ Resolution）（得1：16）；
　　四、罪人受到神公義的懲罰（The Justice of God in the Damnation of Sinners）；
　　五、耶穌基督的超越（The Excellency of Jesus Christ）（啟5：5-6）
　　從愛德華滋的講章，看出他實在是一位對神認識很深的人。他追溯一切的源頭，來自至高的神。他把一切的榮耀，歸給那掌管一切權能的神。
　　現代屬靈偉人鐘馬田（Martin Lloyd-Jones）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書中，花了很長的篇幅去稱許他。鐘馬田這樣說：
　　"愛德華滋講道的時候，首先會引用經文；愛德華滋永遠根據聖經講道，從來不會僅僅是定出一個題目，就臨場籠統地說。愛德華滋講道的時候，他總是詳細地加以分析，而又耐心地予以闡明。他思想的分析能力很強，他思路清晰地把信息分成段落講解，然後再帶出中心信息來。"
　　鐘馬田論到這五篇靈魂永遠得贖的講章時，這樣評述：
　　"愛德華滋十分注重談論末世所要發生的事，和一般神的兒女們所期待的至終的榮耀。愛德華滋是一位滿有能力的布道家，如果你要對那些主要的題目多點認識的話，不妨多讀愛德華滋的著作，你會發現愛德華滋對真理的闡釋條理分明，不難領會，你會獲益良多。"
　 　一七三五年的復興運動來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許多在復興運動中自稱有屬靈經歷的人又重蹈覆轍，回到從前失敗的光景中去。在這段靈性低沉的時期，許多原 本熱心愛主的人，變得冷淡灰心。愛德華滋本人也不例外。愛德華滋偶爾也有情緒化的表現，特別是當他在研究分析問題時，有些死結想不通，他就甚受困擾；有時 他會被教區中一些信徒的家庭瑣事弄得心神不寧。更嚴重的是，在新英格蘭地區的許多牧師，包括愛德華滋的姨丈威廉斯牧師（Rev.William Williams）在內，開始對愛德華滋有妒忌和敵對的情緒，這更使愛德華滋感到孤獨，使他靈性下沉。
　　愛德華滋的低落情緒也感染了他的妻子莎拉。本來莎拉的天性是安靜的，柔和的，那時也變得煩燥不安，難以與人相處，並喜歡挑剔別人。已往莎拉的心境是樂觀的，積極的；現在變成了憂傷和消極的。
　　感謝主，愛德華滋和莎拉的軟弱只是暫時的；他們在仰望神之後，深信新的大復興很快就要到來。



第六章 一七四Ｏ年的大復興

　　經過了幾年的靈性低沉的時期，到了一七三九年，整個美洲的英國殖民地再次出現了復興的徵兆。許多教堂裡的禱告聚會看出聖靈在開始運行，人們都迫切地為世人的救恩禱告。
　 　當英國的大復興家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從英國到達美洲的費城（Philadelphia）後，他在前往喬治亞洲（Giorgia）的途中，有負擔要 在諾坦普頓停留一下。因為懷特腓早已聽到了諾坦普頓在一七三五年的復興潮流裡，神如何作了奇妙的工作；他知道在那次復興中，有許多失喪的靈魂接受了耶穌基 督的救贖。
　　懷特腓是英國神大用的布道家，在英倫三島推動了數世紀以來未曾見過的大復興；而愛德華滋則帶動了一七三五年的諾坦普頓時復興運動。 這兩位神所重用的器皿，那一次得以在一起配搭事奉，推進了一七四O年的新英格蘭的大復興（The Great Awakening）。也有人將這次大復興譯為大覺醒，或大醒悟。
　　有人作了一個很好的譬喻，說愛德華滋多年來已在新英格蘭的大地上，撒下了火種；而懷特腓則把這星星之火，吹成了燃遍整個新英格蘭的大火。
　　懷特腓對這事曾這樣記載：
　　"我在一七四O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到達諾坦普頓。在五年前，這地方有三百多人信主得救，愛德華滋先生是一位堅強的、良好的基督徒；今時今日，他的身體雖是軟弱的，但是整個新英格蘭卻找不到和他相比擬的人。"
　　翌日，一七四O年十月十八日，愛德華滋請年僅二十五歲的懷特腓到家裡與他的孩子們交談。緊接著在那天下午四時，懷特腓在諾坦普頓的教堂講道。懷特腓寫下那天他自己講道的情景：
　　"我開始有點害怕和發抖，但是神扶持著我。在聚會中沒有一個聽眾的眼睛是干巴巴的。我被那天上的榮耀所感染，以致所講的信息哀婉動人。"
　　一七四O年十月十九日主日，懷特腓講道兩次。在早堂的講道中，愛德華滋在整個聚會中受感動飲泣不已。愛德華滋本是神大用的貴重器皿，當他看見另一個同工被神大用的時候，他沒有妒忌心，他和這位同工同感一靈，甚至整個人融化在聚會氣氛裡。
　　星期二下午，懷特腓在愛德華滋的陪同下，一起策馬抵達東溫莎–愛德華滋的故鄉。他們一抵步，懷特腓就對多得無法計數的會眾講道。
　　愛德華滋的妻子莎拉寫信給她在新哈芬（New Haven）的兄弟雅各·彭勒蓬牧師（Rev.James Pierrepont），述說新英格蘭大復興剛開始時的情景：
　 　"這是一件奇妙的事，當你看到懷特腓只宣講聖經最簡單的真理，竟能具有如此的感染力。我親眼看見數千的人屏息聆聽他的話語，除了偶然有人發出無法壓抑的 啜泣聲。他的話語不只打動凡夫俗子，也叫那些受過高深教育和上層社會的人士為之動容。據說他在英國講道時，黑黝黝的礦工的臉龐上被淚水洗出一道道的白槽。 在我們這裡，五金店的技工關上店門，白晝的勞工扔下他們的工具，全都跑去聽他講道，沒有一個人回家時不是深受感動的。"
　　一七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懷特腓向著三千多人講道，復興的火在新英格蘭廣泛地點燃了，許多人的心轉向神，神的靈大大地作工。十月二十六日主日晚上，懷特腓才離開新英格蘭，動身前往紐約。
　　懷特腓離開諾坦普頓之後，來教堂聚會的人數大為增加，而愛德華滋也就負擔了培靈造就和牧養跟進的重任。
　　復興的火在一七四一年整整一年繼續焚燒著。甚至許多大學的教授，也都虛心向愛德華滋請教靈性的問題。那時許多人在屬靈上都有追求。
　　最令愛德華滋開心的，是諾坦普頓的小孩子和青年人，他們信主之後，生活行為大大改變。有一些青年人，還自發地組織小組聚會。愛德華滋只能偶爾參加青年人的聚會，畢竟他要作的事太多了。
　　無數的聚會點和教堂邀請愛德華滋前去講道，以致愛德華滋應接不暇，兼顧不來。
　　歷史家崔倫保（Benjamin Trumbull）記述："這時候人們普遍關心他們靈魂得救的問題，這些大復興的規模和強度是前所未有的。"
　　大復興運動在新英格蘭地區逐漸擴散蔓延，超過二十個地方被覆興的火所挑旺。威廉·古柏牧師（Rev.William Cooper）親口說，他在一星期之內所接見的慕道者，超過他先前二十四年服事主期間接見人數的總和。
　　到了一七四一年底，再無人能精確地計算出，到底新英格蘭有多少地方經歷了這次的大復興。愛德華滋這樣驚呼："在許多已往遠離神的地區，突然出現這麼奇妙的改變，實在令人驚訝不已。"
　 　在大復興中應付各種需求的愛德華滋終於感到身體疲乏。弟兄姐妹不斷地找他，問他有關靈性的問題；慕道者也陸續不絕地找他，詢及切身的靈魂歸宿問題。他除 了在自己的教堂講道，又被邀請到鄰近的城鄉講道。他還要參加各種小組聚會和許多家庭聚會。此外，他還要抽時間從事文字工作。概括一句，在新英格蘭的大復興 中，他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擺上去的。
　　一七四一年四月，在漢普夏郡（Hampshire County）的薩菲爾德（Suffield）地方的教堂的牧師過世，愛德華滋只好前去照管那裡的教會。幾個月內，該教堂增加了九十五個新會友。一七四一 年在哈特福特（Hartford）的教堂，則增加了二十七個信徒；在北斯通寧頓（North Stonington）增加了一百零四人；在波士頓的舊南方教堂（Old South Church）增加了六十名，在波士頓的新北方教堂（New North Church）增加了一百O二人。在興咸（Hinsha）有四十五名加入教會，在普裡茅斯（Pltmout）有八十四人，而米多波諾 （Middleboroush）則有一百七十四人。
　　一七四一年七月八日，愛德華滋到康乃狄格州（Connecticut）的安非爾德 （Enfield）講道，講那篇最震撼人心的講章，題目是《在震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他引述《申命記》第三十二章三十五節："他們失腳的時候近了。"
　　愛德華滋講這篇道的目的，是要警告那些不關心自己靈魂歸宿的人，不要過於自信，不要自以為是，要接受主耶穌的救贖。
　　愛德滋平靜地、從實說出神有權柄，隨時能將惡人投入地獄。他說：
　　"罪人啊，你們的處境是何等危險，何等可怕，你們被神的手握著，懸在一個忿怒的火湖上。這火湖是無底的深坑，充滿了忿怒的火。"
　　突然間，聖靈在聽眾的心中作工，有些人恐懼地抓住座椅欄桿，唯恐掉入火湖。有人抓住愛德華滋的外衣，喊道："愛德華滋先生，愛德華滋先生，神豈不是憐憫人的神嗎？"
　　在那時刻，愛德華滋停止講道，一直等到聽眾情緒穩定，才繼續講下去。末了，他這樣結束這篇講章：
　　"所以，凡是還未歸向基督的人，如今要醒悟，逃避那要來的忿怒。全能神的震怒，現在必然是臨到大部分會眾的頭上。各人要趕緊逃離所多瑪。逃命吧！不可回頭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滅。"講完道，愛德華滋帶領會眾祈禱。
　　米多波諾這地方也顯明了神的大能，在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在一天之內，有七十六人來到教會詢問，如何才能逃避那永世的懲罰。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新英格蘭的朴斯茅（Portsmouth），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整個鎮的居民對於自己所犯的罪害怕起來，幾乎每個人 都害怕神的報應。街道上即使擺著金銀手飾，或任何寶貴的東西，居民也無動於衷，沒有人會對這些東西起貪心。許多嚴重的罪行，包括偷竊、淫蕩、搗亂、褻瀆 等，幾乎都銷聲匿跡。一般人不再談世俗的和虛無的話題，而是閱讀神的話語，並唱詩贊美神。
　　愛德華滋的父親提摩太·愛德華滋牧師（Timothy Edwards）–有人稱呼他老愛德華滋，說他在那一年講道的次數，比往常每一年要多一百來次。從此可以想像，在大復興的年代，信徒們是多麼渴慕、寶貴神的話語。
　　愛德華滋用以下的話語來總結一七四一年度神的奇妙作為：
　　"不管是地上，或者是地獄，都不能攔阻神在這地區的神聖作為；基督在這些日子是榮耀的得勝者。"
　　一七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新英格蘭的列斯特（Leicester），許多人得著了相當大的復興，他們在那一天禁食禱告，希望得著聖靈更豐滿的膏抹。他們在那天邀請愛德華滋去講道。愛德華滋講了一篇很勉勵人的信息，經文是《羅馬書》第九章二十二節："遭毀滅的器皿。"
　　翌日–一月二十九日，愛德華滋講了一篇特別能感動人和幫助人的信息。經文是《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節："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愛德華滋把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難和羞辱，向弟兄姐妹們述說，許多人的心被主的愛摸著，更願意親近他，並把榮耀歸給他。
　 　一七四二年二月一日愛德華滋從列斯特來到沙頓（Sutton）。在沙頓，愛德華滋對眾多的會眾講解《詩篇》第十八篇二十五節："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 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那天晚上，風雨交加，講道者改為一位來自西波洛（Westborough）的派曼牧師（Ebenezer Parkman）。派曼講的信息配合狂風驟雨的天氣，他引用《詩篇》第六十八篇八節："那時地見神的面而震動，天也下雨。"聽眾聽了心靈被震動，都關懷靈 魂的歸宿問題。沙頓地方那次經歷了一次大的復興。
　　翌日–二月二日早晨，不停地下雨，派曼陪同愛德華滋到西波洛。愛德華滋首先在派曼主持的教堂對會眾講到《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節：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到了二月二日晚上，愛德華滋到派曼牧師的家裡，對那些參加家庭聚會的人講解《創世記》第十九章十七節：
　　"領他們出來以後，就說，逃命吧！不可回頭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滅。"
　　愛德華滋的信息打動了西波洛的的信徒，改變了許多剛硬不悔改的人，主耶穌的名被高舉，至高的神得著榮耀。
　　回顧一七四二年，在新英格蘭的大部分地區，都經歷了屬靈的大復興，愛德華滋在諾坦普頓對自己教堂的信徒作見證說：
　　"在一七四二年夏天的時候，一般人對生命的追求似乎退後，接著在秋天和冬天，中間有些人有非常不尋常的尋求主的表現。但是，到了今天–十二月份，相當多的人親近神，保持著生命上的追求，並享受著神的同在所帶來的喜樂。"
　 　在一七四O年的新英格蘭大復興中，許多人曾把愛德華滋視為大復興運動中的首創者、導演和護衛士。這樣的高抬人是可悲的。愛德華滋只不過是神的奴僕，只是 神貴重的器皿，一切榮耀仍應歸給神。一七四二年出現的長時間的低潮，說明大復興的一切果效不是出乎人的，都是來自聖靈的工作。
　　愛德華滋講道的 時候，聲音低沉，吐露話語時順其自然，毫不做作，從來不用突如其來的高聲喚起會眾的注意。他的手勢是自發的，不是刻意的，他不會隨意擺動身體，作明星式的 舞台表演。他是那麼嚴肅，他的眼睛逼視著會眾，自然地說出心靈深處的話語，使你感覺到，神實在與你同在。
　　在整個新英格蘭的大復興中，一些人估計有五萬人悔改信主。更重要的是，許多基督徒的靈性得著復興，生命更往下紮根。歸根結底，整個大復興的浪潮是這麼廣泛和強烈，最大的得益者乃是美洲的眾教會。
　　許多美國人活在世上，過著平平淡淡的一生；但是愛德華滋卻蒙恩，帶領許多人經歷了一七四O至四二年的新英格蘭的大復興。任何人有份經歷這次歷史上罕見的大復興運動，可以說是不虛度此生。`


第七章 為真理而爭戰

　 　 當聖靈在新英格蘭作工的時候，有些基督教的領袖，由於嫉妒的緣故，緘默不言，態度冷漠。有的根據大復興時期出現的一些狂熱現象和偏差作法，就否定一切聖靈 的表現。愛德華滋認為，那些基督教的領袖不支持大復興的運動是不可原諒的。事實上，許多教牧人員為了維持他們的尊嚴和宗教地位，唯恐聖靈的工作暴露了他們 不冷不熱的光景；有的則害怕信徒太過熱心，破壞了他們素來遵循的傳統。
　　 愛德華滋並沒有因為受到一些人的冷眼和懷疑，就因此氣餒。他以令人信服的筆觸，於一七四一年九月出版了一本書《辨別聖靈作工的標記》（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簡稱《辨別的標記》（Distinguishing Marks）。愛德華滋以《約翰一書》第四章一節作根據："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愛德華滋認為，最安全可靠的辨別方 法，就是依靠神的話語。
　　愛德華滋是一個非常平衡的人，一方面他對大復興持肯定的、積極的態度；另一方面，他虛心聆聽一些人如何擔憂復興運動中的一些過於偏激的，和過於狂熱的作法；他提出要試驗靈。他認識到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需要和那看不見的邪靈的黑暗勢力爭戰。
　　愛德華滋在《辨別的標記》一書中，列出識別聖靈工作的五項表徵：
　　一、更加寶貴和敬重主耶穌基督，讓基督居首位；
　　二、反對撒但的權勢，因為他引誘人和鼓勵人犯罪；
　　三、更加重視聖經的教訓和真理；
　　四、在生活上得著更多聖靈的光照，不敢隨便；
　　五、激勵人愛神，更願意把自己奉獻給神。
　 　《辨別的標記》出版之後，為了針對外界許多不友善的批評，愛德華滋再出版一本巨著《一七四二年新英格蘭復興的一些感想》（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 1742）。在書中，愛德華滋正面地陳述了在大復興運動中神榮耀的作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一些在復興運動中要糾正和避免的錯誤作法。
　　過了不久，愛德華滋又出版了一本新書來加強他的論點，這書即《關於宗教熱忱的論文》（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雖然當時有許多人挑撥離間，感謝主，愛德華滋和懷特腓的友誼從來未受影響。一七四五年七月，懷特腓夫婦到愛德華滋的家裡作客一星期。
　　在新英格蘭的大復興中，這兩位神的忠僕，互相扶持，互相勉勵。他們同心地宣講神國的福音，搶救失喪的靈魂。


第八章 為大衛·布萊納作見證

　 　大衛·布萊納（David Brainerd），生於一七一八年，是耶魯大學的學生。一七四一年冬天，正值新英格蘭大復興的高潮，他尖銳地批評一位講師在靈命上的缺點，被學校當局認 為他目無尊長。在他大學畢業時，學校當局不頒發學位給他。一七四三年初，他雖然謙卑地向學校當局認錯，學校當局仍拒絕授他學士的學位。
　　一七四三年四月，大衛·布萊納開始對印第安人作宣教工作。他宣教的地點在高腦密（Kaunaumeek）。該地荒僻落後，生活艱苦。他雖然懇切禱告，不止息地向印第安人傳福音，工作卻沒有果效。
　　一七四五年五月，在大衛·布萊納完成了三百五十英裡的旅程之後，他身心疲乏，打算在年終放棄他的差傳工作。
　 　接著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一七四五年炎熱的夏天，在新澤西州（New Jersey）的印第安人地區克羅斯衛森（Crossweeksung），許多印第安人悔改信主，在靈性上有一次覺醒，其光景正像新英格蘭大復興一樣。大 衛·布萊納把這次教會歷史上發生的大事詳細不遺地記錄在他的日記上。
　　多年來的勞累，已經使大衛·布萊納的身體衰殘不堪。受到了這次印第安人的 大復興的勉勵，大衛·布萊納產生了新的活力。截止一七四五年十一月，歷九個月之久，他馬不停蹄地馳騁了三千英裡的路程，平均一星期有二十小時坐在馬鞍上。 盡管到處都有印第安人蒙恩得救，最令大衛·布萊恩銘刻在心、無法忘懷的，乃是第一處燃起復興之火的克羅斯衛森。他在日記中記述，沒有一處基督徒的聚會，有 那麼明顯的神的同在。在那裡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愛。
　　沒過多久，新澤西州印第安人大復興的消息傳到愛德華滋耳中。一七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愛德華滋寫信給蘇格蘭的一位弟兄時，親筆為大衛·布萊納作見證。愛德華滋這樣寫道：
　　"大衛·布萊納，一個作差傳工作的傳教士，最近在傳福音給印第安人的事工上，甚有果效，這位大衛·布萊納是一位具有優良品質的年輕人，生活敬虔，熱心搶救靈魂。他有豐富的聖經知識、明晰的判斷力和端正的行為。我祝願他得著神更大的祝福。"
　 　一七四六年，愛德華滋繼續聽到印第安人復興的消息。在大衛·布萊納努力不懈的服事下，印第安人的復興運動持續下去。大衛·布萊納於是准備把一七四五年至 一七四六年的日記付印，公諸於世，讓各地的弟兄姐妹分享神的祝福和恩惠，並且激勵所有同樣差傳工作的同工。這些日記未發表之前，愛德華滋預先過目，發現內 容精彩動人，而又完全真實。
　　一七四六年冬天，大衛·布萊納的身體終於垮下來。早年的挨餓，多年的辛勞奔波累積下來，使他的肺病急轉直下。這時 他除了禱告之外，必須停止其他一切的事奉。一七四七年春天，年方二十九歲的大衛·布萊納到諾坦普頓拜訪愛德華滋的時候，他的外表是這麼樂觀喜樂，甚至連愛 德華滋也看不出大衛·布萊納實際上已經病入膏肓。另一方面，當大衛·布萊納身體稍為好轉時，曾在一天內策馬馳過二十五英裡，兼步行半小時。
　 　一七四七年六月九日，大衛·布萊納離開諾坦普頓，前往波士頓，在那裡有愛德華滋的女兒耶路撒（Jerusha）在起居上照顧他。六月底，耶路撒通知父親 愛德華滋說，大衛·布萊納極其衰弱，難以呼吸，並自知不久於人世。 一七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當大衛·布萊納稍為能走動時，在耶路撒陪同下，到愛德華滋家裡養病。一七四七年十月九日，大衛·布萊納，這位帶領印第安人大復興 運動的差傳工作者，在愛德華家裡不治身亡。
　　大衛·布萊納在愛德華滋家中這段時間，對愛德華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兩人的心靈合一。愛德華滋注意到大衛·布萊納是一個時時刻刻思念神的人，他把一切的心思都放在神身上。
　 　一七四九年，愛德華滋出版了《大衛·布萊納的生平記載》（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errend Mr.David Brainerd）。這本書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本敘述差傳工作的傳記。這本傳記贏得了國際上廣泛的贊揚和推薦，被公認為芸芸傳記著作中的優越作品之一。
　　在愛德華滋的著作中，銷路最大的，影響力最深遠的，首推《大衛·布萊納的生平》。一個世紀之後，佐敦（Adoniram Judson Gordon），一個傑出的差傳工作者，作見證說，他是一直重讀《大衛·布萊納的生平》來鞭策自己。
　　克裡威廉（William Carey）帶著這本書到印度，以這本書作座右銘，用來不時鼓勵自己，克服將聖經翻譯為印度各種文字時所遭遇的各種困難。
　　從《大衛·布萊納的生平》得著幫助的屬靈偉人，還有亨利·馬廷（Henry Martyn）、李文司登（David Livingstone）、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
　　概括一句，愛德華滋作為一個卓越的傳記作家產生的果效，是出乎他本人所意料的。他寫的傳記，被神大大使用，推動了數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差傳事工。

第九章 被自己會友遺棄

　　在諾坦普頓的信徒，並沒有因著神賜他們這麼一位大布道家、大哲學家、美國有史以來罕有的屬靈作家而高興。他們說愛德華滋不應該花那麼多錢買新書；甚至責怪他不應該每兩年生一個孩子，增加教會的經濟負擔。
　　還有，他的外祖父所羅門·斯托達（Solomon Stoddard）已往的作法，即是任何人在小的時候接受過洗禮，長大後就是口頭上沒有承認、相信主耶穌基督，仍可以領受聖餐。結果教會裡就有了很多沒有悔改信主的掛名教友。
　 　一七四八年十二月，愛德華滋正式通知教會高層人士，他不會接納沒有得救把握的人領受聖餐。愛德華滋這種勇敢的破除傳統的作法，受到了教會大多數執行委員 的強烈反對。而那些沒有重生的會友，則發動簽名，獲得二百多名會友附和，聯名要求愛德華滋辭去牧師的職位。一七五O年六月，這位在新英格蘭大復興中神所使 用的僕人，竟在自己教會的委員會中，以二百三十票對二十三票的投票結果，被逐離開。
　　一七五O年七月一日，愛德華滋心平氣和地走上了自己牧養二 十四年的諾坦普頓的第一區教堂（First Precinct）的講台，作離別的講話。這位被自己信徒離棄的神的忠僕，絲毫沒有怨恨的心情！因為他所追隨的主耶穌，也曾被他所愛的世人所棄絕。那天他 讀的經文是《哥林多後書》第一章十四節："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口，好像我們在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一樣。"
　　愛德華滋在告別詞中這樣說："現在我向你們說再見，我把你們不能朽壞的靈魂交託給他，正如他曾將你們的靈魂交託給我一樣。直至那日我們將在他面前相會。我永不會忘記你們，我會不時為你們禱告。"
　　鐘馬田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書中，這樣評述這件事："弟兄們，不要為在你們教會裡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感到驚奇。"
　　而另一位作家華倫·魏斯忱（Warren Wiersbe）在他的書《你應知的得勝的基督徒》（Victorious Christians You Should Know）中這樣說：
　　"歷史證明愛德華滋是正確的，他的會眾是錯誤的。凡反對聖靈工作的，都已改變信仰。那些信仰純正的人，那些追隨愛德華滋的人，工作繼續得著擴展。"


第十章 深受蘇格蘭人敬重

　 　 愛德華滋雖然受到諾坦普頓信徒的離棄，不願念他多年來曾為教會所擺上的一切；但在大西洋彼岸的蘇格蘭，卻一直有人懷念他、敬重他，甚至希望愛德華滋到蘇格 蘭去服事那裡的眾教會。在本書第五章，我們曾述及遠在英國和蘇格蘭的信徒，早已在一七三五年從愛德華滋的著作《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實敘述》得著勉勵和幫助； 而愛德華滋的另一本書《奇妙改變的敘述》，也對蘇格蘭教會的復興幫助很大，起了推動事工的作用。
　　蘇格蘭的加拉希爾斯（Galashiels）的牧師達維森（Henry Davidson）曾寫信給愛德華滋說："早在一七三五年，我已經從閱讀你出版的書籍，以及從閱讀那些你寄到蘇格蘭的許多珍貴的信件中熟悉了你。"
　　蘇格蘭坎巴斯蘭（Cambuslang）的麥古樂牧師（Rev.William M'Culloch），常把新英格蘭大復興的消息帶上講台，讀給會眾聽。那裡的信徒感謝神在新英格蘭興起了愛德華滋這樣一位忠實的僕人。
　 　一七四二年，當愛德華滋在蘇格蘭的聲譽日益增加的時刻，蘇格蘭兩位傑出的布道家–格拉斯哥（Glasgow）的麥勞林牧師（John M'Laurin）和基西（Kilsyth）的洛泊牧師（James Robe）–寫信到新英格蘭，虛心向愛德華滋討教屬靈的問題，愛德華滋很有禮貌地、迅速地回信給他們。
　　一七四六年，蘇格蘭卡樂（Carnock）的吉勒彼牧師（Thomas Gillespie）也開始和愛德華滋通信。
　 　一七四七年，在蘇格蘭的格金蒂樂（Kirkintilloch）的厄斯金牧師（JohnErskine），當時才二十六歲，直接寫信給愛德華滋。厄斯金 除了與愛德華滋建立通信關系外，後來厄斯金又和愛德華滋的兒子，以及愛德華滋的孫子通信。厄斯金和愛德華滋三代人的通訊關系，長達五十六年。到了一七五三 年，厄斯金轉任蘇格蘭古洛斯（Culross）教堂的牧師；而於一七五八年，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的教堂任牧師。由於厄斯金牧師在蘇 格蘭很有威望和影響力。厄斯金對愛德華滋的敬佩和尊崇，使愛德華滋成為蘇格蘭信徒敬仰的人物。
　　這裡要敘述一下在蘇格蘭興起的為全球的失喪靈魂禱告的運動。
　　早在一七四四年十月，蘇格蘭一些福音派的牧師，內中不少人曾與愛德華滋經常通信，成立一個聯合禱告聚會，為基督的福音在全世界得著廣傳而代禱。他們建議每星期六晚上和主日早上，和每季的第一個星期二，大家抽出一段時間一起禱告。
　　既然禱告的目標是全球性的，許多在北美洲的牧師，也被邀請在大西洋彼岸同樣為全球的福音工作禱告。在英國本土的另一位大布道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也被邀請參加這次的聯合禱告運動。
　　一七四五年三月十六日，約翰·衛斯理提出來，為什麼不邀請新英格蘭的愛德華滋，也參加這次全球福音工作的聯合禱告運動。
　　在教會的歷史上，這是一幅何等美麗的圖畫，身為循道宗領袖的、亞美尼亞派的約翰·衛斯理，為了全球的福音廣傳工作。竟摒除成見，邀請加爾文派的大師愛德華滋一起同心禱告。
　　當約翰·衛斯理邀請愛德華滋參加聯合禱告運動的消息傳到新英格蘭的時候，愛德華滋深受感動。
　　聯合禱告運動原來建議為期兩年，即從一七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七四六年十月底。到了一七四六年，蘇格蘭的教牧同工，又將這項聯合禱告運動延長了七年。
　　一七五O 年六月，當愛德華滋被諾坦普頓的教會趕走之後，一家的經濟情況，轉趨惡劣。這時候蘇格蘭的厄斯金牧師聽到這個消息。就發出邀請，希望這位備受蘇格蘭信徒景仰的屬靈偉人，能遠涉大西洋到蘇格蘭服事主。
　 　當時由於諾坦普頓的第一教堂，一時找不到新的牧師來填補愛德華滋的空缺，所以在那段青黃不接的時期，愛德化滋仍勉為其難地在趕走他的教堂內繼續講道幾個 月，但是這種臨時性的收入卻非常菲薄，與他擔任正職的牧師時的收入相比，相差甚遠。他的妻子莎拉和幾個兒女被環境所迫，要編織一些刺繡品，然後拿到波士頓 的市場去賣，來補貼家用。
　　愛德華滋一家的生活發生困難的時候，多年來得著愛德華滋屬靈幫助的蘇格蘭信徒，卻顯示了他們的愛心和關懷、一位住在蘇格蘭愛丁堡的信徒郝格（WilliamHogg），集中了三十五英鎊的奉獻款。然後送到格拉斯哥交給麥勞林牧師（John Maclaurin）。
　 　一七五一年二月十一日，麥勞林牧師寫信通知郝格，說格拉斯哥一帶的弟兄姐妹，希望在奉獻的事上有份，以表達一點心意，於是款項添加到六十三鎊十先令；在 拜斯禮（Paisley）的信徒的奉獻使最終的款項達到七十英鎊。當這筆奉獻款到達愛德華滋手中的時候，他深受感動，他寫了一封信，說他從來沒有期待這種 事發生，他說從這件事，看出主並沒有遺棄他。
　　愛德華滋雖然在新英格蘭受到教會中許多信徒的誤解和排斥，但仍然沒有忘記蘇格蘭弟兄們所發起的全球性聯合禱告運動。一七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寫信給蘇格蘭的厄斯金牧師說：
　　"你和在蘇格蘭服事主的同工們，現在要抓住機會，通知在荷蘭的同工禱告了。"
　　愛德華滋在最困難的時刻，仍然不想到自己，只想到主，和主的工作。
　　一七五一年七月十三日，愛德華滋寫了一封答謝信到蘇格蘭的愛丁堡給郝格，感謝蘇格蘭的弟兄姐妹在他困苦時所顯示的愛心。愛德華滋在信中說：
　　"讀了蘇格蘭的弟兄們寫來的這麼多關懷的信，使我和我的一家深受感動。特別是當我處於如此艱難和困苦的時刻，你們不只在言語上，也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這樣偉大的愛心，來證實我們的神是位豐滿的和信實的神。"

米蘭花園的秘密：奧古斯丁信主的再思

1. 引言

傳統都以為拉丁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是於386年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信主的。然而，亦有些學者對這段經歷提出過質疑。對有關學者的質疑筆者不表認同，但根據《懺悔錄》內的記載和奧古斯丁的成長背景，筆者卻相信他在早於米蘭花園的經歷以前已經決志歸主。本文以奧古斯丁的作品《懺悔錄》內記載有關米蘭花園的事件為藍本，再思奧古斯丁──在早期基督教裏最有名和有深遠影響力的神學家──的信主經過。

2. 揭開米蘭花園經歷的面紗

《懺悔錄》(Confessiones)是奧古斯丁升任主教後的作品(約400年左右)，憶述自己一生蒙主之恩寵，而發出對神的頌讚。《懺悔錄》第八卷十二章是記述有關米蘭的花園經歷。在米蘭的花園裏，奧古斯丁正被過去的罪慾纏擾著，這種纏擾甚至叫他嗚咽痛哭。忽地，他聽到有小孩的聲音叫他：「拿著，讀吧！拿著，讀吧！」他霍然拿起桌上的保羅書信集，又想起隱修之父安東尼(Anthony)的經歷，逐依樣隨意翻開那書，當他看見羅馬書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的經文時，他「頓覺有一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

傳統都會支持這就是奧古斯丁的信主經過，然而筆者在這裏欲提出數個關於奧古斯丁信主經過的疑點：

疑點一：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並沒有宣認在米蘭花園的經歷就是他「歸信基督」的經歷。雖然奧古斯丁確實在經歷米蘭花園的事件一年後，由米蘭主教安波羅修(Ambrose)替他受水禮──這好像給予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信主的一個有力證據，然而我們若了解當代對洗禮的看法便會對奧古斯丁信主有新的體會。

當時的信徒對信仰抱持嚴謹的態度，很多人相信信主後不能再犯罪，第二世紀的教父黑馬(Hermas)曾為此訂下一個折衷的方法，就是受水禮後只可多犯一次罪；奧氏所尊敬的主教安波羅修指出洗禮賜下新生，並且肉體的罪因洗禮而除去，好像復活那樣；奧古斯丁亦繼承安波羅修對洗禮的觀點，認為它是代表向罪死了，洗禮後決不能繼續活在罪中。故此，就算是作大帝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337)雖然於早年已信主，但他也要延遲至將死前才領洗；奧古斯丁在其母莫尼卡(Monica)死後也會為她浸禮後的「罪業」而祈求主的「治療」，在他憶述兒時未能領洗又會表示感恩。

話說回頭，奧古斯丁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後才接受水禮，原因很可能是在此之前的他仍掙扎於肉體的情慾之中不能自己，恐怕自己領洗後會再涉足情慾之火裏，所以一直延遲洗禮至米蘭花園的經歷，關於肉體情慾的問題得到解決後才接受水禮。

奧古斯丁既沒有宣認米蘭花園的經歷就是他信主的經歷，當時的文化又有因為罪的緣故而延遲領受洗禮，不能以洗禮來肯定個人信主的時間。由此觀之，米蘭花園的經歷未必就是奧古斯丁的信主時間。

疑點二：奧古斯丁那本「保羅的書信集」是從何而來呢？奧古斯丁與當時一位探訪他的同鄉蓬提齊亞努斯(Ponticianus)的交談間，承認這本書信是屬於奧氏自己的。當時距離古騰堡發明活版印刷還有十個世紀，按當時個人要擁有一部分聖經是相當困難的。除了可以在每星期到教會裏抄錄讀經員或講者的經文外，也可到抄經所抄寫，或從抄經所的文士手中買得聖經，但當時的聖經抄本是價值不菲的。總的來說，若奧古斯丁在那刻並非已經歸信基督，或對基督的道理有特別濃厚的渴慕，也較少可能自己去擁有部分聖經的。

當然，這本「保羅書信集」可能是別人送給他的，但蓬提齊亞努斯看見了奧古斯丁擁有(且在奧氏面前僅有)這一本書，隨即表示「驚訝」，並含笑向他「道賀」，而奧古斯丁則回應他是在「特別致力研究這本書」。雖然奧氏並沒有正式回應他已經相信基督，但在奧氏的描寫之中似已隱含已信主的隱意。

疑點三：羅馬書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當作何解呢？「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十三14)經文的內容不錯是對應著奧古斯丁過去浸淫於罪慾中的問題，但若細心了解經文內容和前文後理，就會發現經文本身並沒有叫人「歸信基督」的信息。

而且，這節經文很明顯是保羅對著羅馬的信徒說的，經文也只是要求已相信基督的人「行事為人要端正」、「要披戴主耶穌基督」，假若當時奧氏並未信主，理應不會有《懺悔錄》卷八第十二章那種「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的反應。羅馬書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並非載有「歸信基督」的信息的經文，而是一則有關信徒應有生活的要求的經文。這亦對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時是未信主的狀態構成嫌疑。

疑點四：為何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提及呢？雖然當時的奧古斯丁對安東尼的事蹟認識不久，然而在米蘭的花園事件的記錄中，他顯然受安東尼的事蹟影響頗深。在安東尼的事蹟之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在沙漠隱修的期間如何藉祈禱、聖經、特別是依靠基督的名勝過惡魔的纏擾。安東尼之作為信徒，雖然也面對罪惡問題的纏繞，但他沒有失敗，卻是得勝，這亦正好與奧古斯丁面對的情慾困擾相似，隱修之父安東尼願意放棄物質的生活，追求愛神的敬虔的生活，也就成為激勵奧氏和成為他仿傚的榜樣。

故此，當米蘭花園的事件發生，奧古斯丁自然與安東尼的人生轉捩點(turning-point)聯結起來，並仿傚安東尼的事蹟般翻閱福音書，他也按著感動隨意翻閱保羅書信集，從而領受神的感召。若留心安東尼的事蹟，就會發現他得著的感召不是叫他歸信基督，而是拋棄世上的「一切」，進入另一個提昇屬靈的境界。若奧古斯丁是因著安東尼的事蹟而催發出米蘭花園的經歷，奧古斯丁又是在《懺悔錄》的描寫中有意以安東尼的改變與自己比對，那末米蘭花園的經歷作為奧氏的信主經歷的機會就不太，反而有機會是奧氏的屬靈提升的一個經驗。

疑點五：若然奧古斯丁真的是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決志信主，那末他的信心改變實在太快太大得不合常理。若奧古斯丁在米蘭的花園中信主(386年7月)，一年之後(387年)受洗於安波羅修，直至他四年後(391年)被逼作希玻(Hippo)的長老為止。在短短五年期間，已經寫了不少基督教作品，而且接著的日子在信仰上可謂平步青雲這種改變可謂又快又大，而且快得有點不合常理。試問一個突如其來的屬靈經驗，是否真的可以將個人作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由纏繞於情慾與不信主之中，變作相信主、能夠迅速將過去的信念與基督的信仰作整合，而又能竭力地為主爭辯呢？

當然，馬丁路德和衛斯理約翰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前者從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發現「因信稱義」道理，從而解決了一直困擾他的屬靈問題；後者在1738年有膾炙人口的「阿爾德門街的經歷」，叫他對信仰有新體驗。但這些經歷都是一位信徒的屬靈提升的經驗，而非未信者的悔改歸主的事件。反之，馬丁路德和衛斯理約翰的屬靈提升經歷可以成為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的一個參考。

3. 米蘭花園的經歷是委身的經歷

按上述的疑點推測，米蘭花園的事件不大可能是奧古斯丁信主的經歷，反之，他極有可能是奧氏生命的「委身」(或曰「屬靈提升」)，這不但見之於他面對的掙扎、人情常理和與後人的經驗吻合，更可見於《懺悔錄》卷八是直指《懺悔錄》卷十的高潮──關於屬靈提升的光景和祕訣。卷十就是《懺悔錄》整體計劃的重要一環，它是奧古斯丁藉著討論對「記憶」的默想向他的讀者揭露屬靈提升的光景和祕訣，就是藉回憶、見證、懺悔、讚美、教導和禱告，使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和喜樂，而《懺悔錄》卷八的「復興」事件正是為卷十提供一個屬靈提升的證據，它也是關於「記憶」的默想的一個良好的經驗見證。

4. 再思奧古斯丁的信主

既然推斷奧古斯丁並非在386年的米蘭花園之中信主，那末他是在那段時間決志歸主呢？相信這要從奧氏的母親莫尼卡(Monica)、他曾沉醉的宗教哲學和安波羅修這些影響奧氏成長的關鍵和《懺悔錄》的自述作為奧古斯丁信主經過及時間的探討。

4.1 母親莫尼卡的影響

奧古斯丁的母親──莫尼卡──對奧古斯丁的信仰立下堅固的基石。奧古斯丁的母親莫尼卡在奧古斯丁兒時已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奧古斯丁童年時期已浸淫於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中亦多次表示母親莫尼卡的關懷和信仰對他的影響，有學者更認為莫尼卡就是奧古斯丁年少是的「神的聲音」(the voice of God)。故此，奧古斯丁縱曾流連於情慾關係之中，曾受摩尼教的薰陶，又受新柏拉圖主義的柏羅丁奴(Plotinus)作品的影響，並浸醉於西塞羅(Cicero)的作品The Hortensius，但莫尼卡的關心和對奧氏信仰的教導自始至終也成為奧古斯丁的堅壘。雖然莫尼卡的信仰未能使奧古斯丁信主，但卻是構成他信主的基石。

4.2 罪與哲學的影響

從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的自述中，知道奧氏自童年時代已經聽到基督成為肉身，並應許賜予信他的人得永生芸芸。但在十九歲以後，他開始沉淪於兩件事上：一是罪的苦纏；另一是宗教哲學。

在《懺悔錄》中，奧氏對偷梨子的憶述，開始了罪惡的序幕。他從「偷」的惡，轉到「淫亂」的惡。奧古斯丁先是感受到快樂，但在享樂之後從內心發出的卻是苦。當奧古斯丁遭受肉慾的罪惡感折騰時，他才醒覺過來，想要得到救援、解脫，因而轉向理性去解決這問題。當然，根據《懺悔錄》中的記錄，奧古斯丁要到米蘭的花園經歷後，才「完全」在這肉慾的罪惡因神的恩寵得釋放。

這裏的所謂轉向理性方法，就是指奧古斯丁藉宗教和哲學解決罪惡的問題。奧古斯丁在宗教和哲學的沉醉時期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摩尼教；(二)新柏拉圖主義，和；(三)西塞羅的「智慧」。

奧古斯丁因罪惡的折騰，而墮入了摩尼教(Manichaeism)的「善惡二元」的探索之中，希望藉詭辯來掩飾「惡」在良知上的衝突，又以「極激烈無知的言詞」攻擊大公教會的信仰，並把他的朋友們拉入教去，如是者作摩尼教的「聽眾」(hearer)九年之久(從十九歲至二十八歲)。

奧古斯丁在摩尼教的九年生活中解決不了他的問題，而且他對這個宗教漸感不滿。從摩尼教的虛荒中醒覺後的奧古斯丁，在二十九歲時(383年)到了羅馬，開始回歸教會作望教者。雖然如此，但他仍舊受罪惡問題纏繞，仍舊探索惡的問題。當時奧氏開始返教會，但同時又愛上了哲學──因為他閱讀新柏拉圖主義者柏羅丁奴(Plotinus)的作品後，立刻找到了「真理的希望」。另外在西塞羅的作品中激起了他對「智慧」的追求，他更與朋友們在米蘭的花園中過一種團體生活，致力追求真理。

奧古斯丁在這階段的思想似乎是被哲學完全的牢籠，與教會和基督的真理無干似的。然而，不要忘記奧氏在這時期熱衷於返教會聽安波羅修的講道(參下文)，而且在《懺悔錄》之中，奧氏已表達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神是獨一的神，並已經愛上了祂。故此，筆者相信奧氏在這階段並非沉醉於哲學，而是因為他不能從當時的聖經譯本之中找到信仰的出路，因而想以哲學整合他對真理的認識，並反省對神的認識。

4.3 安波羅修的影響

安波羅修主教是奧古斯丁的啟導者，是引導奧氏進入「徬徨的境界」，「從錯誤中反身而出」的人。奧古斯丁之所以徘徊於哲學的夾縫而未能歸正的「兇手」之一，可能就是當時拙劣的拉丁文譯本聖經，使奧古斯丁對基督的道理(特別是舊約聖經中不符合道德的故事和互相矛盾的耶穌家譜)產生負面的影響。直至奧古斯丁在384年與安波羅修會面，聽了安波羅修的講道，他對信仰才有了改變。

安波羅修是採用寓意解經，為奧古斯丁去除信仰上很多的障礙，使祂更堅信聖經那神聖而崇高的權威；加上安波羅修對真理的熱忱，自始奧古斯丁一方面繼續返教會聽安波羅修的講道，使他認識救世主基督和使人得勝的恩寵；另一方面對「聖經」的開始研究探索和追求，甚至奧氏不諱地說：「教會書籍中我過去認為矛盾的，現在看出並不矛盾……公教信仰並不是我所想像而斥為虛妄的東西。」筆者相信奧古斯丁得安波羅修的啟導後，他在聖經的引領下生命的道路已經有所改變。

根據以上對奧古斯丁成長與信仰發展的再陳述，我們推斷奧古斯丁應是在奧氏接觸後(384年)至發生米蘭花園的經歷(386年)這短短兩年之間決志歸主的。由於時間和事件的距離和重疊，加上奧氏在米蘭的日子的信仰和思想變化極大，致使傳統以來就以米蘭花園的「復興」事件作為奧古斯丁信主的焦點。

5. 總 結

米蘭花園的經歷是奧古斯丁「復興」的經歷，在它以後奧氏決然將纏擾他半生的惡慾拋棄，全然獻上自己給主，因而在「復興」後一年受洗。故此，奧古斯丁的信主並非如傳統般認為是在386年的米蘭花園之中，也非如傳說般有一個傳奇的信主經歷。至於追蹤他的信主經過，就會發現奧氏的信主時間應該是383-386年之間，即與安波羅修接觸，開始聽他的講道至米蘭花園事件之間。那麼更可以說，安波羅修就是奧古斯丁的啟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