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導國度真理的先鋒

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是基督教發展的重要篇章。肯尼斯·斯科特·拉圖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稱19世紀為「 基督教傳教擴張的偉大世紀」。對新教改革的反思、在末世論的關注中向全世界差遣傳道人的宣教運動，以及形形色色宗派的興起，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與此伴隨的，是卓越的神學家和佈道家燦若繁星。而羅伯特·郭維德（Robert Govett）在這些神學運動的早期發展中，是名列前茅的貢獻者。他是時代論的傑出闡釋者。如果說達秘（J. N. Darby）以他出眾的領導能力，為這一神學運動的開端提供了推動力，那麼，郭維德則拓展了這一神學體系的神學深度，令這一體系照耀出光芒。

 

從1790年到1850年，英格蘭和全世界正在經歷重大變革，法國大革命是這一動蕩的高峰。在這一背景下，郭維德誕生並出現於神學歷史。

 

年少為上帝做工

 

1813年，郭維德生於一個英國國教會的神職家庭，是這個家庭的長子。22歲時，天賦異稟的郭維德就已從牛津大學的伍斯特（Worcester）學院畢業並被任命為牛津大學的終身研究員。他的兩個弟弟日后也同樣從牛津大學畢業並受此任命。1936年，郭維德被任命為國教會的祭司。他才華橫溢，有深厚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語言功底，這為他對原文聖經的透徹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加上他對教會歷史的深入認識，他在很年輕時，就因其對真理認識的深刻而聞名。他的穎悟從他早期的寫作中就可見一斑。

 

1841年，年僅28歲的郭維德，寫了一本對以賽亞書的長篇評注。而61年前的1778年，大主教羅伯特·洛思（Robert Lowth）早就出版了聲名遠播並廣受讚譽的以賽亞書評注。由此可見郭維德不懼權威的勇敢，也表明其對聖經理解的篤信並非純粹出於知識，而是基於上帝的光照和啟示。

 

郭維德把上帝的啟示和他對真理的認識，默默地傾注於筆端。他把千年國度置於聖經神學的背景下﹔他既能闡述早期教會神學，也通曉弟兄會神學和時代論的教義，而且熟稔羅馬教會和英國教會的教導。這些都為他奠定了基礎，使他日后能熱忱地指出所看到的謬誤。達秘以時代論的奠基者聞名，而郭維德則對國度、主的再來、聖徒的被提等真理提供了透徹清楚的說明﹔在他之前，在這些主題上，從未有人在時代論的背景下產生過如此累累碩果。

 

他現存著述39本，並留下了幾百冊講道手稿﹔卷軼浩繁的著述展示了其多年來對聖經文本研究的深刻透徹。他的著作邏輯嚴密，嚴絲合縫，總是准確地指出當時神學中無人注意的薄弱環節，並毫不猶豫地追求更合理的解釋。然而，他的著作並非深晦難懂，反而總以讀者為中心，筆調簡朴洗練，平易近人。作為系統神學家，郭維德是教導千年國真理的先驅，向人清楚指出在千年國來臨時，信徒將到基督的審判座前受審判——不是蒙稱許進入國度，就是受譴責被拒於國度之外。

 

上帝忠信的僕人

 

郭維德是上帝忠信的人。這種忠信，體現在他著述的風格上，他立論的基礎上，對待真理的態度和行為上，更表現在他牧養信徒的殷勤上。他的著述一個明顯的特征，是他關切讀者的感受，他希望所有閱讀的人都能清楚理解他的教義並有生命的改變。他所有的觀點，都立足於聖經，嚴格忠實於聖經文本。

 

研究者發現，歷史上少有像郭維德這樣獨立的學者和神學家。很難把郭維德的思想歸屬於某個特定的神學學派或教派，其神學思想幾乎不受當時神學潮流的影響。他並沒有盲目地接受當時的宗教改革后盛行的學說，在他的著述中很難找到他對過去和當代人之思想的繼承或借鑒的証據。

 

他有關時代論的思想與達秘密切相關，他也曾稱讚達秘，但並非因後者在當時的領袖地位，而是因其真理的純正。日后當他認定達秘對千年國度的看法有謬誤時，即刻毫不留情地指出。此外，絕大多數學者和神學家的思想都因時代或自身環境的變化而演變，但郭維德卻是少有的例外。他對於千年國的教導始終如一，從未搖擺﹔其對上帝話語的洞察力也只隨著年歲的增長越加深刻。他天賦的洞見及透亮的解經，令著名佈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讚嘆，認為其著作超前同時代人一百年，有一天必發光如金。他生活和寫作的時代充滿了對前千禧年主義的辯論，而他幾乎是一反眾議地寫到得救后信徒行為的重要性：永恆的生命僅取決於信，但在千年國的報償只能基於行為來獲得。

 

逼迫與爭戰

 

上帝忠信的僕人，面對上帝的話因人的謬誤而遭曲解時，必是永往直前的。雖千萬人反對，也不能阻擋他正直地分解上帝的話並據此而行。生性謙抑腼腆的郭維德，在真理面前，卻表現出令人驚異的勇敢無畏。

 

出生於國教神職世家又很年輕就擔任了國教祭司，他的面前本有一條寬闊平坦且前途輝煌的道路，但他卻因查考聖經發現英國國教給嬰兒施點水禮的傳統不符合信而受浸的真理，就義無反顧地辭職了。1844年，他辭職前寫信給大主教說，「 現在，我確信英格蘭教會為嬰兒洗禮的事奉中，有很多是不符合聖經的。我寫信告訴您，我不再一絲不苟地照祈禱書所規定的供職了。」大主教在他辭職後立即取消了他祭司的職位和在國教的任職資格。因此，他辭去的不僅是國教祭司的職任，也是牛津大學研究員的職位。因為只有具有國教祭司資格才能任職牛津大學研究員。

 

辭去國教祭司職位令他損失了豐厚的薪金，家人的反對也使他不能再從他們獲得供給，可謂損失甚巨。但基於從上帝領受的責任，在這重大真理的問題上，他絕不容許有絲毫妥協。在各種觀點的爭辯中，郭維德說：「如果基督教的教師們，在我們持守和教導的教義上，信服我們對基督的責任，這會令我們更為嚴肅地借著聖經檢視我們的觀點，更易於放棄那些無法証明是出於聖靈旨意的教義。」

 

一生奉獻為上帝

 

郭維德在諾維奇的薩里教堂（Surrey Chapel）度過了餘生，在那裡牧養並教導信徒47年，直到1901年辭世。早年他在聖斯特芬（Saint Stephen）教會任職祭司期間，就獲得了大批信徒的愛戴。據說在講道結束后，信徒們久久不願離去，等著要和他去下一個講道場所。以郭維德的內斂來看，可以斷定，人所以愛戴他並非是因其雄辯的口才，而是因其對真理理解透徹，講道直達人心。這種牧會的恩賜，在非宗派的薩里教堂繼續發展，令這裡的信徒增長迅速，以至需要擴建好容納更多信徒。郭維德以信徒自願奉獻的款項維生，卻在教堂擴建中，奉獻了超過90%的款項。他從未結婚，住在薩里教堂附近﹔他懷著慈愛牧養的信徒就是他的家人。

 

雖然著述頗豐，但他並未就此止步，而是殷勤地牧養信徒，渴望他所看見的真理能讓更多信徒受益。19世紀主日學校日漸風靡，旨在為中下階層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和信仰支持，引導他們認識上帝。郭維德所在的薩里教堂也興建了眾多主日學校，使這些孩子能從郭維德的神學真理中獲得深厚的屬靈滋養。他還和教堂的其他聖徒到偏遠的鄉村傳道並幫助當地人建立教會﹔他這種拯救世人靈魂的熱忱在他的教堂延續：民國時期來中國福州傳福音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正是奉這個教堂的差遣。

 

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郭維德是一個理性而思想深刻的人。嚴密的邏輯性，正是他的著述最顯著的特徵，也該是作為一個學者引以為傲的。然而，他卻說：「 愛比邏輯更好﹔上帝的稱許比從人來的聲望更好。」可見，他對真理的堅守，並非出於要在辯駁中爭勝，而是因為他在隱秘中所享受上帝的愛與稱許，令世人的認同黯然失色。郭維德的傳記作者大衛·斯普（David Seip）先生說，如果19世紀神學歷史中少了郭維德，就缺了很大一部分內容。而我們看到他的一生，如何見証耶穌的謙卑、忍耐，為了真理，把萬事看作虧損，並絕對奉獻給上帝，不得不說，如果教會歷史中少了郭維德，同樣是極大的損失！付出代價以得著國度的獎賞，不僅是他所傳的道，也是他所行的道。

 

結語

 

郭維德的一生，呈現出鮮明的矛盾：他的才華橫溢和為人的隱微，他的勇敢堅毅與他的謙抑腼腆。他不願顯揚，但他的著作還是在英國和美國世代相傳，借著大衛·潘湯（D. M. Panton）等人繼續把對國度獎賞的信仰和熱情傳承給許多二十世紀的基督徒，包括著名的華人聖經教師倪柝聲。因著上帝的憐憫，在這末后的日子，他的國度真理再次引起廣泛關注。

 

「 眾人涌進主的國度，十架少人負。」得救的信徒，把向上帝索取恩典和祝福視為當然。有多少人如同郭維德那樣，明確意識到我們對主的責任？恩典是白白的，稱義是白白的。我們為基督的寶血所買，不該承擔責任讓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嗎？我們是上帝的子民，不該尋求聖潔讓世人看見就把榮耀歸給上帝嗎？願我們從上帝借著他忠信的僕人郭維德得著激勵：

 

     「讓我們用暫時的事物換取永遠的事物吧！這是信心的交易，主必在祂來的日子以喜樂賞報我們。但我們若以國度換取不定又無法滿足人的感官事物，當我們在主人面前得賞報時，必將徒然痛苦傷悲。」(郭維德《進國度之路》第五章)

 

 

 

郭維德著述及宣揚國度真理

 

     信徒得救以後，既已獲得永遠的生命，應當過怎樣的生活？基督徒得救後的生活和行為，會對其救恩與將來的結局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幾乎每個得救的信徒，都會有的疑問。聖經對這些問題是有清楚答案的: 信徒今日的生活會決定其將來是否能進入千年國作為其獎賞，與主一同作王一千年 (啟二十6)。

 

     然而，就像聖經中的許多重大真理總是因著人的不忠信而遭到埋藏，這項國度真理要被啟示出來，並被信徒普遍看見與接受，也需要漫長的時日。正如因信稱義的真理，也在被人埋沒了將近一千五百年後才藉由馬丁‧ 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的宗教改革重新被信徒認識並接受，這項國度真理的啟示乃要等到上帝在十九世紀興起了羅伯特‧ 郭維德 (Robert Govett, 1813-1901)，才把這項聖經中的重大真理重新陳明在上帝兒女的面前。  

 

     郭維德追求真理極其絕對，把一切奉為正統的教條放在聖經與聖靈的光照下檢視與察驗。他認為，信徒應當在從上帝領受的新亮光中一再重新查考聖經。因此，經過幾年如此查經之後，他因看見更合乎聖經的真理而捨棄了許多先前所持的宗派觀念。儘管這意味著不時受到把傳統奉為圭臬之人的排擠，他也甘願為此付出代價。因他深知，基督這位生命的主及其聖靈的引導才應該佔據他心中的最高地位。

 

     郭維德以卓越的推理和分析能力著稱。在五十多年的事奉中，他以聖經經文為依據，不斷藉著佈道和寫作教導、警示與他同時代的人，現存著作三十九部，以及大量的期刊文章和手稿。英國聖經教師大衛‧潘湯 (David M. Panton, 1870-1955) 讚歎道：「我平生從未見哪位作家如此通曉上帝的話，並能以如此樸素的話語將其闡明。」他的教導始於上帝恩典的福音，即藉著信耶穌基督而得永遠生命的白白恩賜，接著論證上帝國度的福音，即基督徒得救後該有的生活和應盡的責任，以及將來在基督審判台前的獎賞與懲罰。他還論證聖經中對以色列的應許會按預言所说的實現，也對啟示錄以及許多其他聖經書卷逐字詳釋。這也是他的繼任者潘湯接續的職事。

 

     基督的審判台與千年國是貫穿郭維德大部分著作的主題。在闡明二者的關係上，他即使不是史上第一人，也算是最重要的先鋒。他根據整本聖經，清楚描繪出永生與獎賞的區別：永生是上帝白白賜給一切接受祂兒子救贖之人的恩賜；獎賞則是得以在千年國與基督一同掌權的賞賜，是人因憑信生活結出善行的果子而從上帝得著的獎賞。上帝這全能者願意獎賞所有的聖徒，但惟有服從聖靈運行以至成聖的人才配得賞賜。這樣的教導，對於當時普遍迷戀世俗、靈裡沉睡、只以「上天堂」為滿足的基督徒，如同黑夜裡敲響的警鐘，叫許多人猛然覺醒，開始過敬虔事奉上帝的生活，也對後代的基督徒產生了極深的影響。

 

     郭維德對將來的國度為信徒獎賞這一主題的思考在其事奉的早年即已萌芽。1843年4月14日，年僅三十歲的他，在一次佈道結束時，提醒會眾基督將要再來，並勸誡他們要預備好自己迎接主來。1849年3月30日，正值假期期間的他給自己所牧養的教會寫了一封牧會書信，其中首次在論及未來的審判時用了「獎賞」一詞。他寫道：「如果我們不灰心，我們的主和救主再來時，等待我們的獎賞將會是多麼榮耀！」在1853年出版的《進國度之路》中，郭維德首次以全書來論證千年國為信徒的獎賞，強調基督徒雖然已經因信稱義，得了永生，不至滅亡，但若在生活中不忠信，不照上帝的心意而活，則仍將無分於要來的千年國。

 

     其實，這一真理，在郭維德之前的聖徒也多少有些看見。例如，比他出生早一百二十多年的勞威廉（William Law）在1729年出版了《敬虔與聖潔生活的嚴肅呼召》一書，其中便說道：「你們若知道基督再來時，自己將受到怎樣的審判，就會立刻儆醒，從現在開始過與主聯結的生活」；又說：「聖徒必須藉著與主聯合行出善工並達到完全，才能在基督的審判台前得著獎賞。」勞威廉在本書中也多次指出，基督徒在今世必須過敬虔的生活，將來才配得進入上帝的國。但勞威廉這關於信徒生活和未來獎賞的論述並未喚起大部分信徒的注意，所以在一百二十多年後的1853年，當郭維德出版《進國度之路》時，他仍在序言中寫道：「這真理雖然是聖經中古老的記載，對眾人卻是新奇而陌生的。」為此，郭維德以聖經為本，引經據典、條分縷析地把這一真理清楚地陳明出來。然而，他意識到這一真理如同所有出於上帝的教訓一樣，容易受人詆毀，所以他說：「這教訓是出於上帝的嗎？如果是，就不能被推翻。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接受，連信徒也不例外。然而，儘管這樣的教訓叫人對上帝滿生敬畏之心，並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何等重大，但人若眼目單純，必因看見這教訓證據充分而欣然接受。」

 

     郭維德在他的時代，成為上帝所使用之大器，引導當時的基督徒從只懂得享受屬靈的話奶進步到能吃屬靈的乾糧（林前三2；來五12），好不再作嬰孩，而在屬靈的生命上長大成熟（來五13-14）。他在《進國度之路》的序言中說：「今日的基督徒豈不是只喜歡聽人講說上帝的憐憫和他們因信主而享有的特權嗎？然而，我們也必須講說公正的上帝對那些享有特權者有何要求。」對郭維德來說，講說國度的獎賞與按行為的賞罰，乃是為了叫基督徒不再受基督教傳統中永生和獎賞不分之錯謬教訓的矇蔽，好在今生就得以經歷主完满的救恩以達到上帝對祂兒女的心願，成為得勝者，在要來的國度與基督同得榮耀、一同作王（羅八17；啟二十6）。正如郭維德所说：「將這重大教訓介紹給上帝教會的，只是個無名小卒。然而，這真理如此重要，實在不該因傳講者的卑微而被埋沒，反當立即為眾人所知。正如哥倫布的名字可以被遺忘，但美洲大陸理當對歐洲和全世界的命運帶來極大的影響。」郭維德的名字雖被人遺忘多年，他所傳講的國度真理卻理當不再埋藏，反當被所有的基督徒所認識，並對其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願郭維德從主所領受的亮光和啟示，能繼續光照並喚醒我們這一代聖徒，激勵我們更多在基督審判台的光中憑著主的恩典過敬虔得勝的生活，使我們在那日能得著主的稱許，豐豐富富地進入祂榮耀的國度（彼後一11）。

 

持守真理的勇士郭維德

     1813年2月14日，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小城斯坦斯（Staines），一個聲望卓著的基督徒家庭誕下一子，取名羅伯特‧郭維德（Robert Govett）。他是這個家庭中八個兒子中的一個， 其中五個兒子被授予英國國教會神職，包括後來成為著名神學家和獨立教會牧師的羅伯特‧郭維德。    

 

     郭維德自幼穎慧，1835年，他從牛津大學畢業後次年，就被授予終身研究員職任，年僅22歲。兩年後，他獲得牛津大學碩士學位並被任命為英國國教的祭司。這個職位不僅薪酬豐厚，而且前途輝煌，有望在國教的教階體系中升至主教或更高職位。年輕的郭維德任職祭司期間，他的佈道和教導吸引了大批上層社會的信眾。然而，他卻很快辭去了這個職位，起因於對真理的看見，使他不能認同國教的某些傳統。       

 

     他在親見信徒施浸禮後，對國教以點水給嬰兒施浸禮的傳統產生了懷疑。在對新約關於施浸的教導仔細查考之後，他深知信而受浸才符合聖經的啟示。而如果他繼續任職，卻不得不繼續給嬰兒施點水禮。他義無反顧地離開，離開了以後，也不知道要去向哪裡。他的辭職，令他不僅損失了優渥的薪金，生存堪憂，而且受到家人的反對。在當時國教主導的英國，對國教持異見者所面臨的艱難，可想而知。因此他的辭職，可稱驚世駭俗。 1845年，第一列火車剛剛從諾維奇通往倫敦，當地媒體報導稱：這一年的兩大最熱門話題是：郭維德和鐵路。這種忠於上帝所啟示的真理，不容真理有絲毫毀損的心志，貫穿他的一生，令他為了真理甘願捨棄此生的榮耀，甘願籍籍無名。   

 

     上帝恩待祂忠信的僕人，把諾維奇的一個基督徒團體交由他牧養。這是個沒有任何宗派背景的團體，僅註冊為「非宗派的基督徒」。這令他能夠忠實於聖經真理傳揚福音，牧養信徒，並教導上帝的話。 九年間，在此聚會的信徒人數不斷攀升，以至他們必須離開能容納一千三百人的會堂，尋找更大的聚會場所。1854年，薩里教堂建成，成了諾維奇最大的教堂之一，其中百分之九十的資金來自於郭維德的捐贈。他任職薩里教堂期間，不接受薪水，只是設置一個「牧師箱」，由信徒按照心裡的感動自願奉獻款項。郭維德居住在毗鄰教堂的房子裡，他的心被認識和事奉可愛的主所佔據，生活簡樸，一生未婚。                            

 

     薩里教堂的敬拜以極其簡樸著稱。沒有音樂伴奏，唱詩班指揮借助木質調音管定調指揮，大群年輕人領唱詩歌，信徒們發自內心唱出的天籟之音在街邊飄揚，浸潤著行人的心靈。他們在傍晚記念主的晚餐，牧師致辭，聚會向一切真信徒開放。信徒受浸是浸沒入水中。在他職事的頭四年，國教中有三百多人前來由他施浸。禱告聚會每週兩次。在其發展高峰，有成百的人得救，主日學校蓬勃發展。他還在小鄉村建立教堂，或差遣弟兄主日去這些小鄉村傳揚上帝的話，並擘餅記念主。這一廣泛傳揚福音的傳統由其後繼者發展，在二十世紀前葉，這個教堂也曾差遣八位聖徒前往中國傳道。其中包括對中國基督教影響深遠的和受恩（M. E. Barber）。和受恩對後來成為20世紀著名聖經教師的倪柝聲有極深的影響，並將郭維德的教訓介紹給他，使得郭維德的教訓藉著倪柝聲的著作在華語基督教中間繼續流傳，直到今天。        

 

     郭維德的教導惟以聖經為本，他常說：「聖經說了什麼」，然後去找到答案，並據此而行。和一切受上帝託付的牧者一樣，他是個殷勤禱告的人。不經事先禱告，他絕不出訪，也不接待來客。在討論任何事之前，他首先要做的，是禱告。因其禱告的殷勤，就是那些僅僅與其會過一面的人，也見證從他獲得了力量和勉勵。正是殷勤的禱告，使他不斷從上帝領受新的光照，得著啟示與異象。他不執著於任何傳統和踐行的規條，而是不斷到上帝面前，查驗自己對真理的認識及實行是否合乎聖經及上帝的心意。一旦有新的領悟，即刻改正。聖經以及從上帝領受的光照，是他事奉的指針。

 

     郭維德不僅以其忠於聖經的佈道和牧會而聞名，而且以釋經家的身份在英國和美國獲得了廣泛的讚譽。從其事奉主開始，他就孜孜不倦地寫作，著述頗豐。他的作品，有幾十篇短文、手冊和佈道文，還有對新舊約聖經數十卷經卷的闡釋和評註。他自認最傑出的作品，是四卷對啟示錄的闡釋。而令他的作品在諸多神學家中獨樹一幟的，是他對國度真理的透徹剖析。以至著名佈道家司布真對他欽敬有加，推崇他的寫作「超越同時代人一百年，終有一天，必發光如金。」

 

     郭維德性情淡泊，不慕虛名，隱忍謙恭。但他卻絕非是個離群索居的人。他忠於所蒙的呼召，堅持不懈地傳揚國度真理，並牧養上帝所交付他的群羊，直到生命的終結。在他最後的年日里，他有心扶持年輕人，常邀請他們來家做客，協助他工作，其中的一些受其成全，包括後來接續他職事的潘湯（Panton）。在他八十七歲的高齡，知道在世日子無多，仍然充滿活力地佈道。他活著的時候，不住地禱告，就是在他似乎已經意識不清的最後時刻，他仍然在向主禱告。他懷著熱切，說出的最後一個詞是：阿們！在病倒後不到一月，郭維德歇了一生的勞苦，於1901年2月20日安息主懷。

 

     郭維德生前，常常勸勉信徒要配得上主再來時的國度獎賞，過儆醒與虔敬的生活。他的一生正是這種生活的絕佳見證。雖然他的聲名和著述，在漫長的歷史煙塵中幾乎湮沒，但上帝不容許這些真理被遮蔽。幾經波折，拂去歲月的塵埃，當我們今日重讀他的教導與著述，那些真理仍然熠熠生輝，他對國度真理的教導尤為發人深省。他擴建的薩里教堂舊址仍存，裡面時常傳來悅耳的唱詩歌聲，其中有郭維德生前喜愛的一首詩歌：

讓我們守望著度過黑暗的日子，

讓我們等候黎明破曉，

讓我們奮力奪得基督國度的冠冕，和那永不消隕的榮耀。

 

 

 

郭維德《進國度之路》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瞭解了關於千年國教訓的歷史背景後，我們就能認識郭維德《進國度之路》一書在教會歷史上特殊的意義和價值。簡而言之，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基本上延續了歷史上從愛任紐和特土良等早期教父開始的千禧年派信仰，認定千年國是基督徒對基督再來的盼望。然而，郭維德在本書中獨特的貢獻在於，他不僅承繼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所恢復的「因信稱義」、「唯獨恩典」的真理根基，肯定信徒一旦得救就永不會失去救恩；他還更往前一步，探討信徒在得救之後其生活之於未來賞罰的問題，比目前一般學者所知的歷史前人都更清楚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有分於千年國，只有對主忠信的才能。雖然在歷史上這樣的見解曾隱隱約約以不同形式（如前面所說特土良對信徒復活順序的解釋）出現在其他前千禧年派的教訓裡，但從未有人像郭維德這樣明確地指出千年國乃是按行為所得的獎賞，與憑信所得的永遠生命不同。歷史上一般持千禧年派觀點的作者，對「誰能有分於」千年國都著墨不多，一般都是籠統地說「義人」或「忠信的」將有分於千年國（如前面所提愛任紐的說法），但究竟誰是「義人」或「忠信的」則通常沒有明說；學者一般就是將其領會成所有的信徒。這也有其歷史原因：如本書郭維德所寫的前言中所說，在教會歷史上，永遠生命是憑信得著的真理乃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才確立的；此前，在天主教傳統的影響下，信徒一般認為人要憑著善行和守聖禮才能得著救恩。但人都有犯罪背道的可能，所以信徒對自己是否有永遠救恩並沒有確信，自然也沒有區分「得救」（得著永遠的生命）和「得勝」（進入千年國）的觀念。然而，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信徒開始看見永遠的救恩乃是憑信得著的，不是憑著行為；後來藉著加爾文強調上帝的主宰，信徒更看見救恩是出於上帝的預定，是永不會喪失的。然而，這也帶進了另一個問題：如果永遠救恩是憑信得著的，不是憑行為，基督徒得救以後的生活和行為對其未來究竟有何影響？一位生活放蕩的基督徒和一位生活敬虔的基督徒，在基督回來時會有何不同的遭遇？天主教對這問題的解答是「煉獄」，即不聖潔的信徒死後要經過煉獄的懲罰才得潔淨。在郭維德以前，更正教對此問題則通常沒有詳盡的解釋。

 

    因此，據我們目前所知，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算是基督教歷史上第一本詳盡探討信徒今日生活與千年國作為獎賞之間關係的著作。本書指出：忠信的，就能進入千年國以作其獎賞；不忠信的，就不能進入。這樣的教訓使得聖經中許多在「因信稱義」、「因信得救」的神學框架下難以解釋的經文迎刃而解。比如，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中說，「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三14），這「獎賞」究竟是什麼？保羅為何說「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11）（這裡的「復活」原文乃是「特殊的復活」）？難道保羅沒有把握自己將來會從死裡復活？這與他在其他書信說到信徒將來必然復活的教訓（林前十五，帖前四16）豈不互相矛盾？保羅在林前三章說，「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14~15），這裡的「賞賜」和「虧損」是指什麼？保羅說，「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林前九24），這裡的「獎賞」又是指什麼？彼得說，「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一10~11），這需要「更加殷勤」且「行這幾樣」才能進入的「國」，究竟是什麼國？這和憑信而受浸，即憑「從水和聖靈生」就能進入之上帝的國（約三5）有何區別？為何一國是憑水和聖靈生（即憑信心）即可進入，另一國卻要憑行為、憑「行這幾樣」事才能進入？這裡是一個國，還是兩個國？保羅在加拉太書五章明言，行各樣情慾之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國」（21），這「國」和憑信而受浸所進入的國又有何不同？保羅和巴拿巴對門徒說，「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22），這是什麼國？啟示錄二章和三章裡，主七次呼召「得勝的」（二7，11，17，26，三5，12，21），這些得勝的與不得勝的信徒將來有何差別？福音書裡講到要來的婚筵，那些被算為不配進入婚筵的（太二二13，二五12）是誰，會有何下場？馬太二十五章裡，講到童女和僕人的比喻，有的蒙稱許，有的不蒙稱許，許多解經家把這說成是信與不信者的分別，但不信者如何能作主的童女和僕人？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整本新約聖經裡比比皆是，歷史上也一直是更正教解經家的難題，因他們不知如何化解類似教訓與「因信稱義」、「因信得生」（羅一17）、「得救是……因著信……不是出於行為」（弗二8~9）等基本教義的衝突。然而，在郭維德把千年國解釋成獎賞的教訓裡，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不再成為解經的難處。

    由此可見，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之所以堪稱史無前例、意義重大，是因為它是目前學者所知、史上頭一本詳細論證千年國是將來賜給得勝信徒獎賞的書。讀者也許覺得這不可思議，一個合乎聖經的教訓怎能被埋藏那麼長久的時間。然而，「因信稱義」這對今日基督徒極其平常的基本真理，也是歷經了一千五百年才由馬丁 · 路德所恢復，所以教會歷史上其實不乏合乎聖經的教訓被埋藏一段年日後又被重新發現的例子。可惜的是，郭維德過世後沒多久，他的教訓在西方就漸漸被人淡忘。然而，在上帝奇妙的主宰之下，他對千年國的看見卻由其學生潘湯（David M. Panton, 1870~1955）傳給了從英國到中國傳教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 1866~1930），而和受恩又將其傳給了一批當時興起的本土青年基督徒，其中包括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之一——倪柝聲。藉著倪柝聲的職事，郭維德的教訓並沒有被人完全遺忘，反而傳到了全地，繼續為許多愛主的基督徒所珍賞。這想必是郭維德在世時絕對未曾夢想到的事！倪柝聲在1934年，即郭維德過世三十三年後，曾在一篇信息裡面如此說：

 

郭維德（Govett）弟兄，看見基督徒得獎賞的問題，他發現人固然是因信得救，但在上帝面前卻是按著所行的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題。司布真（Spurgeon）先生曾說，郭維德弟兄生得比他的時代早一百年，因為所講的道太過深奧。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由上可見，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實在是歷史上教導國度真理的先鋒和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千年國和末世論的教訓，一般神學的討論多半流於道理上的爭辯，雖也有其神學學術上的價值，但對一般信徒平日的生活實在沒有太大的影響和幫助。為此，譯者翻譯本書的目的不是要以此書為某種對千年國的見解爭辯，因為道理的爭辯對信徒的生活沒有太大幫助，反而容易破壞信徒中間的合一。無論一位信徒對千年國持什麼樣的看法，那都不能算是基督徒基本信仰的一部分，更不能成為導致信徒中間分裂的理由。譯者翻譯本書的目的，乃是因為看見一個不爭的事實，即聖經中有許多經節明說信徒在主回來時要按其行為受審判。比如，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節說：「人子要在祂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祂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哥林多後書五章十節說：「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二節說：「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所以，無論信徒對千年國如何解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信徒今日的行為，會決定其在基督審判台前所受的賞罰。這樣的信息，一般基督教裡傳講不多；這不是上帝話中的「奶」，而是「乾糧」（來五13~14）或「飯」（林前三2），不是為了餵養基督裡的嬰孩，而是為了幫助已經有些長成的信徒更加成熟，如保羅所說，好叫我們都「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13）。譯者相信，這是《進國度之路》一書最大的價值所在：不只是陳明關於千年國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藉著這真理的陳明，喚醒並激發信徒不再過隨便鬆懶的生活，不再活在罪中，或追求世界的享樂，反要知道「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加六7），因此「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腓二12），「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林前九24）！這是郭維德寫作本書的初衷，因為當時英國的基督徒大多沉迷於各樣屬世的追求裡，屬靈光景死沉，所以郭維德急切地盼望喚醒他們。今日大部分的基督徒又何嘗不是如此？

 https://www.cctf.org/%E7%B6%93%E5%85%B8%E8%A9%A6%E8%AE%80-1/%E9%80%B2%E5%9C%8B%E5%BA%A6%E4%B9%8B%E8%B7%AF-%E8%AD%AF%E8%80%85%E5%BA%8F

 

千年國教義發展史

 

    在基督教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是一部史無前例且意義重大的專題著作。歷世歷代基督徒的論著浩如煙海，但就今日學者所知，1853年出版的《進國度之路》很可能是史上頭一部專門探討未來千年國與今日信徒生活兩者之間關係的著作。幾乎可以肯定的是，1853年以前，從未有作者以如此長篇幅、系統化、逐節逐句的解經方式來推論證明：雖然所有基督徒都享有永遠的救恩，但並非所有的基督徒都能進入千年國，只有蒙主稱許的才能進入，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啟二十4）。

    啟示錄二十章二至七節清楚地提到一段千年的時期，基督要在其中與有分於頭一次復活的信徒一同作王。然而，在歷史上，基督徒對這通稱為「千年國」的時期卻一直有不同的見解。

    基督教歷史的頭三百年間，對千年國的解釋基本上分成兩派：一派史稱「千禧年派」，以游斯丁（Justin Martyr, 約公元100~165）、愛任紐（Irenaeus, 約公元130~202）和特土良（Tertullian, 約公元155~240）等早期教父為代表，認為基督再來時將在地上建立為期一千年的國度，由有分於頭一次復活的信徒在其中與基督一同作王（啟二十4~5），千年之後才有全人類的復活與最後的審判。這樣的解釋是對啟示錄二十章四至六節直接、按字面的領會，比較合乎啟示錄的章節順序，也比較能合理解釋許多聖經其他處的經文。根據著名教會歷史學家腓利 · 薛夫（Philip Schaff）和神學家米勒德 · 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這樣對千年國的期待乃是基督教頭三百年間信徒和教父最為普遍的信仰。

    另一派史稱「無千禧年派」，以希坡律陀（Hippolytus, 約公元170~235）和俄利根（Origen, 約公元184~253）等教父為代表，採靈意或寓意解，通常把「千年國」解釋為基督降世或升天後即開始的屬天國度，或解釋為地上的教會，所以不信將來還會有地上的千年國。此外，他們也通常認為基督的再來便會帶進最後的審判與新天新地，信徒死後就直接升到天上與神同在，不會下到陰間去等候復活（如第一派人所認為的），所以將來也不會回到地上與基督作王一千年。

    公元四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從此不但不再受到屬世政權的逼迫，反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權力，促使許多基督徒相信那就是千年國的應驗，使得無千禧年派躍升成為主流。大部分信徒從此不再重視這個題目，直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反對羅馬天主教的信徒顯然不認同羅馬天主教就是千年國應驗的說法，加上當時興起了對聖經原文和早期教父著作研究的風潮，部分更正教的信徒才重新傳講早期信徒對千年國的信仰。

    從宗教改革至今，基督教各派陸續發展出關於千年國各自的見解，成為後來基督教神學末世論的一重要部分。但各家學說大體上仍脫不開原初的兩種觀點：一派為千禧年派的延續，認為千年國還在將來，基督要在千禧年前再來，故後來又被稱為「前千禧年派」。持這一見解的基督徒通常是受當權者逼迫而處在苦難中的信徒，也不乏殉道者，所以啟示錄二十章四節的話對他們來說不是神學道理，而是親身經歷和來世的盼望。

    另一派為無千禧年派的延續，認為千年國已經應驗或正在應驗，所以基督要在千年國後來臨。持這一見解的基督徒通常處在太平的時代，有的甚至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權柄（比如羅馬天主教），所以對他們來說，千年國就是現在或今世。此派按其對世界結局的看法，又可分為「後千禧年派」和「無千禧年派」：前者認為如今的世界會逐漸被基督的福音征服，成為基督的國度一千年（或一段很長的時間），然後基督就會回來（但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原來持這觀點的人就不再抱如此樂觀的看法）；後者則認為千年國就是基督在教會裡的掌權，現今的世界不會在今世變成基督的國度。兩者皆不信基督的再來會帶來為期千年的國度，都認為舊約裡神對亞伯拉罕和以色列的所有應許已經靈意化地應驗在新約的教會身上，而以色列人因著不信，已經失去了承受舊約應許的地位，所以將來也不會有以色列國和耶路撒冷的復興。

    總括來說，在教會歷史上，對啟示錄二十章的「千年國」一直都有按字面領會（即「千禧年派」）和按靈意或寓意領會（即「後千禧年派」或「無千禧年派」）這兩種解法。兩者除了對千年國來臨的時間與對千年國本身的定義不同，對「誰能有分於千年國」這一問題的看法也不同，而「誰能有分於千年國」這問題對基督徒生活的意義更為重大。其實，就是同樣按字面領會千年國的，如早期教父愛任紐和特土良，對這問題也有些不同的見解。

    比如，愛任紐在《對抗異端》第五冊（32~33章）裡清楚地說，那些有分於頭一次復活的（啟二十5）乃是「公義的」、「配得的」、「義人」，他們將在千年國裡作王，卻沒有明言這些「公義的」、「配得的」、「義人」是否包括所有信徒（不過，他提到這些人是在世上「受苦的」、「勞苦的」、「被殺的」、「忍受奴役的」，據此可以推測他也許不單單是指信徒，而是指特別受苦、甚至忠信至死的信徒）。

    特土良在這一點上則比愛任紐說得更明確：根據馬太福音五章二十五和二十六節（他把「監」解釋為「陰間」，「從那裡出來」解釋為「復活進入千年國」）以及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二十三節（「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他主張信徒復活的順序乃是根據每人的「功績」（《論肉體的復活》48章10節），即有些信徒必須留在陰間，直到「每一文錢都還清了」才能得享復活以進入千年國。

    根據教會歷史學家布萊恩 · 德利（Brian Daley），歷世歷代相信千年國還在未來的，都認為千年國是將來要賜給義人的獎賞，而且義人一般就是指沒有放棄信仰的信徒。

    所以，郭維德在本書裡所提出的核心論點，即千年國乃是忠心信徒將來要得的獎賞，從廣義的角度來說並非完全創新，只是他的解釋更加果斷、明確且詳細。然而，關於此教訓的歷史軌跡，學術界研究得很少，所以就連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對這個題目都普遍感到陌生，更別說是一般信徒了。造成這種「歷史空白」的原因有很多，以下略舉四點。

    第一，基督教頭五百年的神學爭議主要聚焦於三一神和基督的位格，而非末世論。因此基督教頭五百年間，關於千年國的論述本來就少，歷年來關於教父的學術研究重點一般也不在這個題目上，故而研究成果有限。

     第二，如前面所提，基督教從四世紀開始被羅馬帝國接納而逐漸發展成為國教後，教會取得了崇高的地位和權力，所以當時的神學家和信徒普遍認為，那就是啟示錄裡千年國的應驗，從此無千禧年派成為主流。因此，從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初，主流的基督教裡就不再有多少關於千年國的論述。雖然非主流、受逼迫的信徒仍持千禧年派的信仰，但其著作通常被銷毀，很少能保存下來。

    第三，初期更正教的改革家，如馬丁 · 路德、加爾文等，都採用奧古斯丁的末世觀，即認為千年國乃是指整個新約時代，或是指教會歷史中的一段千年的時期，只有重浸派的信徒才認為千年國還在未來。雖然十七世紀受英國神學家米德（Joseph Mede, 1586~1639）與德國神學家阿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 1588~1638）影響的英國清教徒，乃至十九世紀以達祕（John N. Darby, 1800~1882）為首的英國弟兄會都曾帶進千禧年派的復興，但因這些都算是「非主流」的基督教分支，學術界至今對這些團體的末世論研究仍然不多，一般信徒對其神學思想也多半是一知半解，在華語世界尤其如此。

    第四，整體來說，在基督教神學發展的歷史上，末世論從未成為神學研究的主流；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末世論仍然是神學中最不受重視也是發展最為滯後的一項課題，所以我們對千年國教義發展史的認識也就相當有限。

    以上四點說明為何目前學術界對千年國教訓之歷史的研究仍如鳳毛麟角，也間接說出本「國度真理經典譯叢」在學術研究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