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荷蘭的改革宗教會

 

      西元1618年至1619年舉行的多特會議,將亞米紐斯主義定罪,並訂立了改革宗信仰規程,稱為多特法規(Canons of Dort)。這個法規加上海得堡信仰問答及比利時信條,合成荷蘭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准則。然而多特會議無法將亞米紐斯主義完全自荷蘭鏟除,也無法阻止脫離傳統復原教主義的行動。十九世紀一開始,改革宗教會便陷在極度的低潮中,改革宗教義被譏為過時的論調。

      幾年以後,一些新的生機出現,將低潮的光景扭轉過來,有不少因素影響當時的教會:

      首先是馬蘭和微內的影響傳到了荷蘭,引起高階層社會人士靈性的大復興。

      然後是數千位中、下層熱心的信徒,在幾位牧師領導下,使國家教會再度根據信經與教會法規複興起來。但他們遇到政府和教會當局的反對,便於西元1834年造成一次大分裂;許多信徒不顧當局及暴民的逼迫,毅然脫離國家教會,成立基督徒改革宗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又於西元1854年,在甘本(Kampen)設立神學院,訓練他們的傳道人。其中兩位最出名的領袖人物是舒德(Scholte)和範饒特(Van  Raalte),他們在西元1847到1848年間,帶領會眾前往美國愛阿華州及密西根州。這樣,便使西元1834年大分裂的影響,由荷蘭帶到了美國。

      然而,荷蘭加爾文主義歷史中更大的復興,是藉著一位上帝重用的偉人該伯爾(Abraham Kuyper)所帶出來的。

      該伯爾生於西元1837年十月廿九日;在萊登大學讀書期間,他就以一本拉丁文寫的書,贏得全國競賽的首獎;在大學時代,他也吸收了現代主義思想。

      畢業後,他成為比士得(Beesd) 鄉村教會的牧師,教會中許多信徒持守傳統的改革宗信仰;他們大膽地向這位年輕、學問淵博、受過訓練的牧師表示反對他的主日講道:尤其是一位老太太,她的談話經常給該伯爾深刻的印象。於是他開始轉向加爾文,嚴肅地研讀他的拉丁文原著,這樣的學習研究,終於把該伯爾完全改變過來,使他從現代主義轉到加爾文主義。從那時起,一直到一生的結束,他都成為加爾文主義偉大的戰士。

      帶著強烈的宗教熱誠及一心要恢復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情懷,該伯爾開始了一項活動,這活動延續半世紀之久,使他的朋友和敵人都極其訝異。奧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不但啟發了查理曼、教皇貴格利七世及加爾文,也啟發了該伯爾。他所進行的這項偉大事工,不但要恢復教會,而且要將基督教原則應用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工業、文化及教會聖職等。

      他從鄉下的比士得教會,進入大城烏特列赫(Utrecht)的教會,再繼續進入阿姆斯特丹更大的教會;他組織了基督徒政黨,進入荷蘭國會 西元188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根據改革宗原則,創立「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因為該大學不受政府和教會的控制而定名為「自由大學」;該伯爾成為大學中最出名的教授。

      西元1886年,他帶領許多信徒脫離國家教會,這是第二大規模的一次。而他又於西元1892年,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中,促成基督徒改革派教會與新脫離團體的聯合,而組成「荷蘭改革宗教會」(Reformed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這個新宗派擁有七百間教會及三十萬信徒。

      西元1901到1905年間,該伯爾成為荷蘭總理;他在講道、演講、教學之外,還要在國會中參與辯論及寫作。他是一位偉大的演說家,更是一位偉大的著作家;他寫的小冊,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還擔任週刊及日報的編輯,同時,還寫了許多書。

      成千上萬的人聽過他的演講;他於西元1898年做了一次全美國旅行演講;荷蘭、德國、法國、瑞士、英國、蘇格蘭及美國,都有千千萬萬人讀過他的書;他的許多書被譯成英文;也有許多美國人為了讀他的原著,特地去學荷蘭文。

      該伯爾有驚人的恩賜,他能將深邃的思想以清楚、簡單、有趣的方式表達出來。他不愧為一位博學的學者、精深的思想家、高水準的文學家。

      自從改教運動以來,許多團體脫離了原初的復原教教義;這些離開的團體在三方面是一樣的:

  第一方面是,他們都對當時冷淡沒有生命的復原教會不滿。例如浸禮派、 貴格派、敬虔派、莫拉維弟兄會及循道派運動。

  第二方面是,他們都堅持基督教的基本教義。

  第三方面是,他們都想醫好復原教會裏的弊端。

      該伯爾的工作也是針對當時腐敗的情形而興起的,但為了工作有效起見,他採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法。

      第一,他回到原先的復原教主義;他不但攻擊舊的異端,更向新異端挑戰,當時其他團體都未採取行動制止現代主義的發展,他卻勇敢地出面反對。

      第二,他堅毅地面對教會本身的敗壞情況,藉著進入教會裏面工作來改革教會本身。他不輕視教會,也不越過教會,乃是在教會裏面做工;當教會不能容忍時,他就被排擠出去。

      第三,他不眠不休地投入複興教會的事工;他鼓勵信徒參與活動,遠超過循道派的熱誠。他不但激勵他們去做本地和外地的宣傳工作,也鼓勵他們將十字架的旗幟帶進 教育界、政治界、勞工界,及社會改造之中。他不像有些團體看輕教義,相反的,他極重視教義,因為他知道,教會的生命與成長端賴健全而有系統的聖經教導,而且應當是不折不扣地將真理的長度、寬度和深度都教導信徒。

      為了將十架旗幟帶進生活的各層面,他盡量避免其他人所犯的錯誤,而採用一套全新的方法。他接受浸禮派把政府和教會分開的看法,但他不認為應當將政治和信仰分開。他組織了一個基督徒政黨,讓這個政黨在政治上帶出基督徒的原則,而不是讓教會干涉或控制政治。

      該伯爾有好些同工,如若革士(Rutgers)和貝文克(Bavinck)都是非常能幹的人。但該伯爾是唯一鶴立雞群的天才創業者。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處像荷蘭一樣,帶出了原初復原教主義的大復興。

      在這個穩健的、活躍的基督教大復興中,該伯爾的影響遠遠超越了他祖國的疆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南非、東印度、南美一部份、加拿大、美國等地,感受到他強大的影響力。

復興運動

 

      正如前面提到,教會在十八世紀面對內外的壓力;在教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地損害信徒的屬靈生命;而在外面的世界,政治的紛亂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人有一種迷惘無助的感覺。就在這時候上帝藉著一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來。

      上帝興起了約翰·衛斯理及懷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為教會展開新的一頁。約翰·衛斯理生於主後一七O三年,而懷特菲德則生於一七一四年。他們先後在牛津進修,也就是在牛津,上帝將兩個完全不同性格、傾向的人結合起來,一同服事祂。

      約翰·衛斯理在主後一七二O年進入牛津,六年後被選為牛津林肯學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A.D.)此時也進入牛津。不久他們兄弟二人與一些主內的弟兄聚在一起,組成"聖潔會"(The Holy Club)按時查考聖經及禱告。不久他們更從內省的屬靈追求推進到福音工作上去。他們開始監獄的佈道工作。由於他們嚴謹的屬靈操練,牛津的同學們便譏諷地為他們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綽號。

      懷特菲德於主後一七三三年進入牛津求學,不久便加入了以衛斯理為首的"聖潔會"。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二人感到上帝的呼召,毅然離開牛津安逸穩定的生活,遠赴美洲作宣教士。他們在喬治亞州努力工作,不見什麼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於 主後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國,留下約翰繼續工作。到了主後一七三八年,連約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懷著挫敗的心情回到英國。但上帝卻借著這些挫折叫他認識到自己的 軟弱和無能,這便成為他自己復興的起點。回到英國後,他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會的聚會中,約翰·衛斯理聽到有人誦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上帝的靈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實地體會基督救贖的恩典。

      這次經歷之後不久,他便前往德國,與弟兄會的人生活一段時候,體驗操練敬虔的生活。從這時起,他整個人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

       與此同時,上帝也呼召懷特菲德到美國喬治亞州宣教。懷特菲德的遭遇卻很不同。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復興。在新英格蘭,他的講道與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A.D.)的講道產生的影響匯成一起,成為一股巨大的復興力量。美國的人復蘇(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時開始。自主後一七三八年開始,懷特菲德多次在美國巡迴講道。我們可以說,他主要的工廠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因此由他帶動的復興主要在美國。英國的復興卻主要由約翰·衛斯理帶動。

      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復興之後,便奮不顧身地為主工作。他們四處宣講上帝的的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於是他們只 好到一些教會以外的小組那裡講道。主後一七三九年,懷特菲德從美國回英國工作,這便是衛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轉捩點。原來懷特菲德將他在美國慣用的露天 佈道在英國如法炮製,結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請衛斯理兄弟二人與他同工。於是,約翰·衛斯理的巡迴露天佈道生涯便告開始。而他所到之處,信徒便大得復興,很多人深切認罪,並且重新向上帝委身。

      約翰·衛斯理不但有佈道的恩賜,更有組織的恩賜。他不像懷特菲德,講道復興信徒後便往別處去,不太注重跟進工作。約翰·衛斯理卻很著重跟進工作。他的講道復 興了信徒,但復興之後又如何?假若不給他們適當的栽培,恐怕復興的熱潮過後,便什麼也沒有留下。約翰·衛斯理把復興的信徒組織起來,將每一區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長。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勵,班長更有責任督促班員操練敬虔。對於那些因一時感情激動而加入團契,而並不渴求真正屬靈操練 的人,約翰·衛斯理非常嚴厲地對待他們,甚至將他們逐出團契。因此,團契中的人都非常認真,所以能保持團契的屬靈素質。

      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本來冷漠的知識份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對上帝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間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 潑起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傳福音的托負也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另一個運動的基礎。這一個運動便是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宣教運動。假若沒有大復興,宣教運動也不可能會展開。

      在普遍關注傳福音的氣氛下,不少人自然關心到歐洲以外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的命運。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 宣教的心志便在這種氣候中孕育出來的。克理威廉十八歲開始在浸信會作傳道人,因為事奉的教會弱小,不能供養傳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糊口。但他在事奉與謀 生中卻不斷為宣教工作禱告,為失喪的靈魂禱告。在不斷的等候中,主後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將心中的負擔,透過講解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至三節宣告出 來。他的講道有力地震撼一些傳道人。不久,他們組成了英國浸禮會差會,而克理威廉便是他們第一個宣教士,遠赴印度將福音傳給那些信奉異教的印度人。

      由於克理威廉的熱切負擔,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後一七九五年,著名的倫敦會成立。不久,其他的差會,如聖公會的教會宣教會,也相繼成立。

      這種對宣教的熱忱從英國蔓延到美國。首先在康州威廉市的威廉大學,在米爾斯(Samuel John Mills, 1783-1818 A.D.)的領導下,一小群大學生聚一起為宣教異象禱告。不久,著名的"草堆禱告運動"(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開,而美國的宣教運動也便這樣開始了。

      這些宣教的運動將福音帶到亞洲。馬禮遜(Rokert Morrison, 1782-1834 A.D.)便是這運動中的一份子。因此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其實與這時期的宣教運動很有關係。

      然而,除了福音擴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之外,這宣教運動對西方教會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著宣教的熱忱,人對上帝的委身便越真實。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特別在美國,另一次的大復興再出現在不同的地方。這大復興加強了教會內部的生命力,也間接地加強了宣教的實力。

      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這一百年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從社會學家的分析來看,這真是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對教會極其不利。然而,當上帝要興起祂的工作時,任何環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