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悔改之過程

 

　　當時，巴黎是大公教會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政府與教會對改革者大肆迫害，但加爾文卻是在那裏念書時，認同宗教改革運動，接受更正教思想。由於他自己沒有明言在甚麼時候作出這樣的轉變，學者至今仍無法達致一個公論，一般估計為1527至1534年。

　　據加爾文在其《詩篇注釋》自序的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曾經歷一次突然的悔改（sudden conversion），從而發現教皇制度的迷信性質，並且否定大公教會的神職人員制度、對傳統的過分高舉，和對彌撒及聖禮等看法。

      不過，我卻相信這樣宗教思想的轉變不可能是偶然的、出自某個特殊的宗教經驗，而應是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轉化，逐漸形成的；因為加爾文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信仰態度保守而執著，對新生事物是不可能一下子便接受下來的。

      在加爾文讀書的時候，路德思想已經在各地流播，他應曾片斷地接觸路德著作；也肯定聽聞路德和慈運理在1529年召開的馬堡（Marburg）會議中，企圖協調雙方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但至終無法在聖餐問題上取得共識的故事。

      因此，加爾文在此時期受路德思想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促成他思想轉變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他自行閱讀聖經，從而經歷上帝話語的大能（他多次提到聖經的這種改造生命的能力）。加爾文是在沒有任何外在壓力的情況下接受更正教思想的。他大概在1534年確定更正教思想，這個突然的轉變大概只是長期的量變跳躍到質變的某個階段吧！

加爾文良好的背景與學習

 

　　加爾文出身於一個頗富裕的家庭，有頗不錯的成長環境。他的父親在教會工作，於主教手下擔任法務要職。父親一心要培育他為教士，在他十二歲那年，便利用教會的資助學額把他送到巴黎讀書。他先後在馬其學院（College de la Marche）和蒙太居學院（COllege de Montaigu）就讀，修習哲學和辯證學等人文學科，作為讀神學的預備。

      在此期間，加爾文讀了不少奧古斯丁和伯納多（ Bernard　ot Claivaux，1090－1153 ）的著作，對他日後的思想有顯著的影響。不過，由於宗教改革運動對教會的負面影響，加上法律專業更易賺錢，父親改變心意，要求他不讀神學而轉攻法律；加爾文並非一個執著己見的人，對父親更是順服和敬畏有加，乃轉到奧爾良（Orlean）學院和部日（Bourges ）學院念法律。由始至終，加爾文未曾進入神學教育的殿堂，沒有接受正式的神學訓練。

　　1531年，加爾文的父親去世，他得以擺脫父親的期望，轉回巴黎，在霍地學院（College fortet）修讀人文學科，特別是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這是他最喜愛的科目。他在1532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辛尼加論仁篇注解》（Seneca’s De Clementia）。此時期他意欲在學術界——特別是人文學的研究上——占一席位置；所以，若非他偶然闖入了宗教改革的運動中，他可能便專心致意地成為一位學者。

加爾文生於宗教改革的時代

 

　　加爾文在1509年7月10日生於法國比卡地的諾安（Noyon，Ricardy），是宗教改革第二代的領袖。當他略為懂事時，改教運動已在歐洲風起雲湧。

　　宗教改革不是某個中央統籌、有計劃部署的運動，卻是在一個思想風潮的蔓延影響下，由各地的神職人員或信徒自發興起的。路德在德國揭開了宗教改革運動的 序幕後，他不少學生及追隨者，亦在各地相繼發動改教行動。因此，每個地方的宗教改革都是由一位或數位領袖帶領完成的。

      德國的宗教改革由馬丁路德和墨蘭頓推動，蘇黎世（Zurich）的領袖是慈運理（Huldrcich Zwingli，1484－1531），在施塔斯堡（Strasbourg）是布塞琅（MartinBuccr，1491－1551），在巴塞爾 （Basle）是厄科蘭巴丟（J．Oecolampadius，1482－1531），在日內瓦則是法惹勒 （GuillaumeFarel，1489－1565）和本課要說的加爾文。這些改教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他們個人的神學取向，塑造了當地更正教的發展面貌。不過在同一個時代思潮下，他們的思想仍有甚多相類似的地方。

      正如改教運動史家杭寧鹹（William Cunningham）所言，因著改教者思想上有許多雷同處，改教運動神學（Theologyof the Rclormation）才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去談論。

      在當時，推動宗教改革說來也不是太複雜的事，只要作出以下基本行動便算完成任務：首先，宣佈切斷與大公教會的關係，包括拒絕讓人民向羅馬教廷繳稅：其次，自選主教，或建立一個領導宗教事務的教會議會，不再接受由羅馬教廷委任的主教; 接著便是一連串典型的改教行動，如推倒修院、充公教產、強迫教土與修士還俗（其中一種表態方法是結婚）、改革崇拜程式及儀式、容許信徒領餅及杯等。只要完成以上的行動，宗教改革便算大致竟功了。

      要是能將聖經翻譯為當地的語言，訂定信約，又或者建立起培育更正教傳道人的訓練基地, 那改教的成果自然更為牢固；不過對大部分地區而言，這些都是第二個階段才漸次完成的任務。

      除了少數由下而上所發動的較激烈的改革外，大多數宗教改革都是由地方政府推動，或至少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的。惟有政府始有力量切斷當地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拒絕由羅馬教廷委任主教，並且與支持天主教的政治勢力 相抗衡。

路德之研讀與崇拜的材料

 

      西元1521年四月至西元1522年三月，路德隱居在瓦特堡其間，將聖經譯成他同胞的語言一－德文。羅馬天主教只許教會領袖及學者研讀聖經，路德則認為每個人都有權、也有義務自己讀聖經。在教會崇拜中，路德以德文取代拉丁文。

      路德也積極從事教育工作。為了幫助一般愚鈍無知的百姓，他不遺餘力，在各地設立學校。為了使孩子們從小接受純正道理，他寫了「小本信仰問答」（Shorter Catechism）。雖然是一本小書，卻是這位偉大改教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成為後來信義宗各教會，世世代代的 兒童最基本教義。這個新教會也需要新詩本。路德，這位不尋常人物的另一項偉大成就是：在他四十歲左右，正與羅馬教會力搏之時，他卻綻放出寫詩的能力，為新 詩本寫了許多詩歌。路德的詩歌，大部份不夠典雅，但其中的一首「上主是我堅固保障」卻成為永垂不朽之作。

      路德堅信宇宙間只有一個有形的真教會。他不認為自己和跟從者是脫離教會，相反的，是羅馬教會離開了新約的教會。路德也不認為自己是在建立新教會，他所作的，只是把一個走了樣的教會加以改革。

      為了將路德派教會的信仰正式公諸於世，他撰寫了一份信仰告白，提交西元1530年召開的奧斯堡國會。這份信仰告白就成為後來有名的「奧斯堡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這也是初期教會制訂信經以來的第一份信條。

      奧斯堡信條並未取代初期教會的信經（包括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敦信經等），乃是根據這些信經增補而成，包括這些信經的內容，並加以擴充。

重洗派中的寂靜派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本身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神學教授。後來接受了路得的主張，於1522 - 23年公開承認信仰的改變，也曾表態支持慈運理的改革宗。後來他接受了重洗派的立場。在一次摩利維亞的聚會中，在一盛滿了水的牛乳盆中給三百人施浸。

      他主張凡物公用，各人所擁有的財物不是自己的，反倒是上帝使自己為這些財物的管家，用以幫助有缺欠的人。他也主張上帝的兒女應當順服地上掌權的。有人認為他受了波希米亞的「異端」(其實不是異端)所影響，是瓦勒度派信徒死灰重燃。1525年在奥地利軍隊逼迫下逃往蘇黎世，卻被慈運理的同黨發現，被捕入獄。在市議會辯論上因病而敗給慈運理，並且因恐被交給國王受刑而放棄他的觀點。

      他被釋放後痛悔，尋求上帝的赦免與恢復。後來逃到摩利維亞(Moravia)，再次開始宣揚重洗派的信仰。1527年當地政府被迫交出胡伯邁爾。這一次他妻子鼓勵他堅決站穩。他被帶到維也納，在市中心受酷刑和被處決。三天後他妻子也被人用石頭纏在頸上，投在多惱河而死。

      他們被稱為寂靜派，可能因為他們著重聖靈的感動和光照。也不對逼迫作武力反抗，反倒忍受。也有極端的跟從者，強調直接領受從上帝而來的啟示、異象和夢兆。因此，有人認為不少靈恩的宗派源自重洗派。

重洗派簡介

 

      重洗派(Anabaptists)，本身是一個混稱的名詞，泛指在歐洲好些不同見解的基督教團體的集合名稱。雖然他們在許多的教義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最少有三點是相同的：

                  第一：    反對嬰孩洗禮，孩童時受了洗的，在悔改信主後仍須再次受浸；

         第二：    反對教會與國家有任何關係，強調政教分離；

         第三：    反對儀式化的聚會，著重用心靈與上帝相交。

      重洗派在宗教改革運動發生時，其後在16世紀，產生了兩大重洗派的分支。第一類被稱為寂靜派(Quietists)，由與慈運理同期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作代表。另一派被稱為激烈的革命派(Revolutionaries)，最著名的有閔次爾(Thomas Munzer)，馬提斯(Jan Mathys)和李頓的約翰(John of Leyden)。最後能將重洗派的影響擴展到各國，特別是英國的，是荷蘭的門諾西門(Menno Simons)，他創辦了門諾會。

      在瑞士慈運理的改教初期，他有兩位要好的同工，名叫格林寶 (Conrad Grebel，1498-1526)和曼斯(Felix Manz)。格林寶盼望教會能恢復新約的模式，但慈運理不願急進。他們晚上在曼斯家裡研經禱告，透過查經，他們看見嬰兒受洗並沒有聖經根據，便向慈運理提出廢除嬰兒受洗的想法。慈運理雖然贊成，但不願操之過急。直到1524年慈運理還沒有採取行動，他們就開始批評慈運理。在1525年慈運理將決定交由議會裁決。但出人意表，議會不單停止他們的研經聚會，也保留嬰兒洗禮，更下令嬰兒出生八日內要為嬰兒施洗，否則逐出教會。

      當晚格林寶等人召開討論會，在禱告中，有人受到聖靈感動，要求格林寶為他施洗，重洗派於是產生。他們不單宣講聖經的教訓，認為教會是一群重生的基督徒團契，不應與政權聯繫，主張政教分離，信徒應不參與政治。起初慈運理同情和諒解他們，但慢慢不能容忍他們中間一些激進的言論和行動。加上某些教會領袖及執政 者認為重洗派是代表混亂、反秩序的人，於是開始對他們迫害。1525年，格林寶、曼斯連同二十位信徒被捕，格林寶從獄中逃脫，卻不幸染上瘟疫死亡。曼斯在1527年被推入河中淹死。其他信徒逃到瑞士的山區以及德國南部。後來，因蒙威廉潘恩允諾，將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土地送給重洗派。於是部份重洗派信徒在1720年經遠洋到美國追求宗教自由。

      套用現代用語言，16世紀歐洲的重洗派信徒往往被認為是現代宗教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重洗派信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們認為所有好人都被聖靈指引……以這個前提他們到達了共產主義……」。無怪乎他們到處受盡逼迫。

建立「上帝的國」

 

　　加爾文欲使日內瓦變成一可見的「上帝的國」，以聖經教訓來管治人民，社會紀律非常森嚴。

　　當時市議會通過繁瑣的法律，限制人們的衣著、飲食、言行，及生活的每個層面，如監管貨品的售賣價格、服務收費、銀行利率，以至貨品的供求等；甚至禁止用聖經以外的名字為孩子起名。

　　即使是在家裏舉行私人聚會，他們也得遵守政府和教會的法令，而在公共場所的規限，便更為嚴格了。曾有人主張全面禁止跳舞，而玩紙牌等娛樂亦在絕對禁制 之列。凡觸犯法令玩紙牌者，會以紙牌造成枷鎖枷號示眾：甚至新娘在出嫁時衣著過分豪奢，也可能會被逮捕入獄。此等規定大都不是由加爾文提出的，他也從未主持過市議會的會議；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以上的嚴厲規條是得到當時大多數民眾所支持的。

　　加爾文亦極其抗拒賣淫行為，曾企圖用火將妓女燒死，卻遭到市議會反對。及後在1558年，市議會通過凡第二次觸犯賣淫罪的，便須戴上帽子遊街示眾。加爾文又建議取締所有酒館，將之改為咖啡店，其經營方法亦受市議會嚴格控制，客人嚴禁在店內說下流的言語，粗鄙的音樂也要禁止。倘若客人不謝飯，便不准為其上菜。

　　必須公允地說，加爾文並非一個完全不肯妥協的人，他甚至接納別人對他個人的冒犯。譬如說，1554年，市議會竟然要求審查他所出版的一本新書，他雖然深覺被侮辱，卻也作出讓步。但是，他卻不肯在有關信仰的問題上作任何的妥協。其中一個常為人提及的事例是這樣的：生產玩具及紙牌的廠商安姆（Pierre Ameaux），由於日內瓦全城嚴禁紙牌，他的生意大減。在某個宴會中，他出言攻擊加爾文，認為他的教導有欠正確。加爾文得悉後憤怒非常，下令重重懲治他，結果安姆被捕，除公開認罪外，又被囚禁了五個星期。加爾文認為這懲罰仍未足夠，進一步要求安姆公開懺悔，市議會最後同意將安姆遊街示眾，在不同地點下 跪認罪。加爾文堅持此事並非僅關乎他個人的聲譽，更是牽連到他所作的教導，而這正是與真理相關的，所以必須嚴肅處理。

　　1553年，在加爾文強力影響下，一名為塞爾維塔斯（Michael Servetus）的異端者在日內瓦被判以火刑。塞氏是西班牙人，原本修習法律， 在天主教會當文書，後來眼膺宗教改革思想，輾轉在巴塞爾和施塔斯堡當教師。他自1531年起，便寫書公開反對三位一體論，指這教義來自魔鬼，結果招致天主教及更正教的領袖（如布塞爾）分別譴責，並要將他逮捕延訊，但他以假名匿藏了一段時間。

　　1540年起，塞氏在維也納（Vienna）定居，開始寫信給加爾文，表達他個人的神學見解，並且撰寫了一本《新基督教要義》（Restitutio）來批判加爾文的說法。他對加爾文的感情是複雜的，既崇拜這位更正教的神學巨人，又志切打倒他以自嗚身價。加爾文對塞爾維塔斯標奇立異的神學主張極表憎惡，乃揭穿他在書信往還時所暴露了的真正身分，後來塞氏在法國被天主教會逮捕，幸而逃脫。幾年後，塞爾維塔斯竟然來到日內瓦，加爾文得悉此事後，提出控告，結果他被拘捕。在加爾文的指證下，塞爾維塔斯被定為異端，被判處以火刑。這件事並未引起歐洲太大的震動，大概這種做法在當時也不算太罕見，但此事在日後卻成為反對加爾文派者指控加爾文的一個主要罪狀。

社會問題迭起教會無力回應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對基督教造成極大的衝擊。自然神論是此時期頗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學知識躍進下的產物、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觀，反對過分狂熱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論者把上帝從這個世界中逐出，主張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們相信上帝存在（至少不反對這個假設），只是認為他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自然規律以後，便已撤下他的工，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規律所引導，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後便自行運作，毋須借助外力推動。自然規律是上帝設署在人間的內在理性，人只須探求自然規律，毋須直接探索上帝。啟蒙運動對宗教各樣言說與行為，皆抱排斥、懷疑的態度。

　　此時的英國教會，特別是聖公會高教派，所走的是相當形式主義的路線，往重禮儀，輕忽生命造就。政府由於遭受來自貧民階層及中產階級的衝擊，對民間力量相當懷疑，他們害怕宗教或會淪為民間顛覆政治的力量，故牢牢控制著教會組織，要使它繼續充當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所以教會甚少對建制作出批評，亦無視社會上存在著的種種問題。

　　不過，隨著社會的轉型，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困擾，已如前述；而少數藉工業革命致富的既得利益者，謀取巨額財富，過窮奢極侈的生活，道德敗壞，宗教熱誠日減。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造成許多社會罪惡，諸如奴隸貿易、鴉片貿易、貧富懸殊、各樣的不公義，都是與聖經的教訓明顯地相抵觸的。教會若不敢直接按聖經真理來譴責世界的不義，便等於間接否認聖經的權威與適切性；基督教信仰若無法回應公眾生活的問題，便與世界愈來愈脫節，自行放逐出世界之外。

 

 

社會與文化的激變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1780－1830）是繼六千年前的農業革命以後，人類另一場重要的革命，對政治、社會及文化每個層面，皆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生產形式的改變，生產力大增自然不在話下，生產關係亦有重要的變化，它促成兩種新社會階層——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出現。

　　1．中產階級興起

　　中產階級是指一群藉工業生產或貿易而致富的社會新貴，他們對原來的社會權力分配深感不滿，既要求在社會上有更多自由、更大的發言空間，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從君主手中取得更多的政治權利。

　　此時期，有組織的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無論是天主教抑或國教性質的更正教）由於與以君權為首的傳統政治權力緊密掛鉤，自然被視為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妨礙民主、人權發展的保守力量。中產階級對教會強烈不滿。這種情況首先在天主教國家裏發生，法國大革命其中一個攻擊的目標便是教會，當時天主教被視為支持法國王室的反動力量，反教權主義非常盛行。

      而在更正教世界，教會亦被視為保守勢力，如英國聖公會的「高教派」（HighChurch Anglicanism），便是保皇勢力的中堅，中產階級對其不滿是有目共睹的。如何擺脫外在的社會建 制與內在的組織體制，建立一個自主的、具活力、可供中產階級參與的教會，誠為更正教當務之急。

　　2．工人階級的需求

　　工業革命除了導致資產階級興起外，亦促成工人階級的產生。工人階級包括了產業勞工，以及靠工資維生的貧苦大眾。這大批城市貧民，多聚居在環境惡劣的貧民窟裏，過著非人生活；由於得不到社會及政府任何保障，他們被資本家嚴重剝削，勞工每天要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收入僅供糊口。更悲慘的是那群童工，他們被迫承擔過於其體力、心智所能負荷的粗活；一些十一、二歲的小童，整日垂首彎腰，在暗無天日的煤礦坑中，拖著沉重的煤車匍匐前行。

　　工業革命促成了大城市的建立。當時工人階級面對的問題，絕大多數亦同時是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以倫敦為例，1700年的人口為六十五萬，到1800年才增至八十五萬，但在 1890年卻暴增至五百萬。城市急速膨脹，許多問題如住屋、衛生、醫藥保健等，遂變得非常迫切：而在這些問題中受困最深的，自然便是全無自保能力的工人階級了。這些勞工原本住在農村中，因著農業生產迅速商品化，小農莊瓦解，生計無著，適逢城市有大量工作機會，他們遂離開農村，轉到城市幹活。他們從前在農村生活，各方面的條件也許不比城市為佳，但家族與左鄰右裏仍然是有效的支援系統，在遇上困難時盡可互相照應；但如今當上無地無產的工人，光靠微薄的人息過活，萬一有任何危機變故，生活便頓無保障。教會如何面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轉變，適應勞工階層的需要——這是它的另一個挑戰。

　　如此，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興起了資本階級及勞工階級，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要求：資本階級期望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及政治參與：勞工階級則希望有更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及關懷事工。

民族主義色彩

 

　　更正教另一危機，源自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現制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藉民族感情的鼓動、且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才獲得成功的。為了抵抗來自羅馬教廷及其他天主教國家的壓力，改教領袖不惜容讓政府領導層介入、控制及干預教會事務，他們更以「信徒皆祭司」的教義來合理化這種政治對宗教的干預。宗教改革受到當時鼓吹絕對王權的君主支持，因此所建立的教會，即使不是國家；化的，亦至少帶有強烈的民族色彩。因著受到較狹隘的民族主義影響。英國教會不大熱衷於跨種族與跨地域的傳福音工作。

　　及至工業革命以後，英國國力迅速抬頭。為了開拓獨佔市場與尋求生產原料，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勃興。在1914年，世界85％的地區由歐美國家所佔據，其中尤以英語國傢俱壓倒性的優勢；英國是十九世紀的世界霸主，美國則在二十世紀取代了其位置。

　　帝國主義的擴張開闊了歐洲人的眼光，讓他們注意到那個遼闊的非基督教世界。原本自保型 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逐漸被擴張型 的超民族主義（Supernationalism）所取代，民族主義的困局才得以打破。基督教會自然亦受此時代觀念所影響，從此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海外宣教運動。

 

 

宗教改革仍須改革

 

　　「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是一個綿延了百多年的基督教運動。先說福音主義一詞，它在歷史上有好幾個不同的含義：

      第一，它是指基礎信仰而言；在德文的用法，福音主義教會便是更正教教會，因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要求教會重新恢復原初的福音精神。所以， Evangelical Lutherans不應譯作「福音派信義宗」，而是「更正教信義宗」。

      第二，它是指在十八世紀末，由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1703－1791）所開始，在英、美教會綿延個多世紀的福音主義運動。顧名思義，這運動是以傳講基要福音為主的。

      第三，它是指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脫胎自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福音派，就是堅守傳統基要教義、尊重聖經權威的信徒，這是今天最多人明白的意思。

　　宗教改革是由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德國所推動的聖經神學運動，目的是要恢復原初的福音精神，重建早經失落的屬靈傳統，以及最基本的教義——因信稱義的真理。這運動不單為了糾正天主教的錯謬，回應天主教的攻擊，更是要重新建造合乎聖經直接真理的教義。但三百年後，另一運動——福音主義運動卻又興起來糾正更正教會的錯誤。

拯救與創造

     在人世間有許多美好的事物，不論是回憶、藝術品或家人的互相關顧，當我們感受這一切美好的事物時，是否有想到這都與聖靈有關呢？

      我們過去對聖靈的認識，把聖 靈限定在個人的拯救和神蹟奇事中，加爾文則試圖打破拯救和創造的截然二分，聖靈不只作工在拯救的事工之中，也作工在創造的事工之中。

 

聖靈的身份

 

      「聖靈注入萬物，使他們生長，在天地中賜他們活命聖靈無界限，不屬於受造者，反而將力量注入萬物，將活命吹入他們至深的所在、性命的表現與所有的活動，祂確確實實是神性的。」

      For it is the Spirit who, everywhere diffused, sustains all things, causes them to grow, and quickens them in heaven and in earth.  Because he is circumscribed by no limits, he is excepted from the category of creatures; but in transfusing into all things his energy, and breathing into them essence, life, and movement, he is indeed plainly divine.

      按照這種觀點來了解加爾文的思想，我們可以想像當加爾文看到大自然的美好，就能感受到聖靈運行在其中，因為聖靈注入萬物使他們生長。加爾文的的神學思想是非常浪漫的，因為在宇宙萬物的美妙當中，他都感受到聖靈在其中運行，「聖靈注入萬物，使他們生長，在天地中賜他們活命。」

      當我們看到大自然的美妙而深受感 動時，我們無法說出所以然來，但加爾文很肯定地認為，聖靈在其中運行。

      加爾文又指出：「聖靈無界限，不屬於受造者」，這是比較神學性的說法－－－聖靈站在創造者的那一邊，他這麼說是為了避免一些人產生誤解，將聖靈與其所運行其中的大自然等同，或者認為聖靈是人可以擁有的，把聖靈變成人的附屬物，所以 他說明聖靈的工作就是創造主上帝的工作：「將力量注入萬物，將活命吹入他們至深的所在、性命的表現與所有的活動。」

      最後加爾文總結說：「祂確確實實是神性的。」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的背景

 

　　1760年的美國獨立革命與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兩件震撼歐洲、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法國大革命提出民主政治的口號，推翻君主制度，邁向共和政制，民主政體的雛型逐步形成。雖然民主政治的發展未因某個單獨的政治事件便一蹴而就，譬如法國在革命後不久便遇上拿破崙的復辟；但民權取代君權，卻已 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法國大革命具有強烈的反教權主義的傾向，事緣當時基督教會與統治階層有密切的關係，套用現代的說法，教會成了社會建制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教會不獨因與羅馬教廷的海外關係而為民族主義者所敵視，也因與統治者的關係而被革命者視為既得利益者，成了要打倒的物件。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特別是所謂恐怖統治時期，教會產業被沒收，教士被羞辱，教會前景極其暗淡。革命以後，倡議教會國家化、主張政府約制教會的加利坎主義，在法國全面伸張。加利坎主義早在十七世紀盛行，此時期更成了社會共識。

　　反教權主義的影響不限於天主教國家，也直接威脅基督教國家中教會的地位，例如基督教在英國便具有國教地位，君主為教會的當然元首，故反教權主義的革命思想在英國亦引起政府與教會很大的恐懼。

      事實上，英國的憲制宗教改革亦與民族主義及君權的抬頭有密切的關係。保守的聖公會高教派牧職人員，為了抗拒革命與 自由主義的潮流，鞏固聖公會的體制和傳統，乃在十九世紀推動牛津運動，批判神學及政治的自由主義思想，而這兩種自由主義的關係頗為密切。

衛斯理約翰的成聖觀與改革宗的異同

 

　　一直以來，改革宗對成聖的理解，都是道德行為的完善，就是基督徒的行事為人與他所蒙的恩相稱；而衛斯裏約翰本人亦一直想在道德行為上成為聖潔。但是，他發覺這是一個不斷努力亦永遠不能實現的目標，沒有人可以宣稱他的行為已經完善了；如此，他便只能永遠落在無止境的追求、不斷希望卻又只有失望的境況中。這種信仰理想與人現實的差異所造成的張力，是教人難以承受的。衛氏的出路，是不再求在客觀事實上達到道德行為的完善，而是在主觀感受層面獲得聖潔無垢的經歷；如此，聖潔不復是人行為上要達到的目標，乃是在經驗上所要追求的境界。

　　無可否認，衛氏的「重生」經歷與成聖觀，對於解決人立志行善卻行不出來的挫折感，是頗為有效的；但要是我們將它看為一個自足的成聖模式，便頗有問題了。它最主要的危機是將主觀感受混同了客觀的境況，甚至以前者取代後者。經驗聖靈的充滿、感到聖靈洗滌自己的罪汙，無疑是重要的。但這樣的內在感覺與經驗卻不能使人在行為生活上真個成為完善的人，成聖須用工夫，其中沒有任何捷徑。要是我們把「覺得聖潔」此主觀感受外在化與客體化，變成對個人思想行為的客觀判語，不啻是自欺欺人，把宗教信仰挪作鴉片之用。事實上，成聖經驗唯一能消去的是個人對昔日的罪所產生的罪疚感，而不是罪性與罪本身。

　　這種「重生」經歷的教導點出，聖潔不是人在倫理層面能達到的境界，卻是在經驗層面上得著全然聖潔的感覺；這是一種被動而非主動的聖潔，與馬丁路德所說「被動的義」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被動的義」這個觀念影響極其深遠。

  倘若我們問一位改革宗信徒：「你有甚麼得救確據呢？」

  他的答案將是：「人並不可能得著一個得救的確據，救恩完全是上帝自由的揀選和預定，跟人的行為（包括宗教行為，如是否曾決志受洗）無關；人充其量只能憑信徒所結果子的好壞，以鑒別他是否連在好樹上、是否具有生命而已。」

  藉著行為與生命表現來推斷人是否得救，是改革宗其中一種辨認得救與否的方法。

　　衛氏所教導的重生經歷，則為人提供了另一種更為簡明、又更易鑒別救恩確據的方法。只要我們內心經歷聖靈的充滿，獲得某個超自然的內在體驗，便可以肯定自己是已蒙上帝拯救的人了，宗教經驗是辨別信仰真偽的確據。

　　或許有人會進一步問：「這種個人的內在經歷，若純粹為主觀感受，會不會太任意、太個人化了一點呢？有沒有某些眾人共有的外在證據？」

  五旬節宗對此的答案是：「有的！所有接受聖靈充滿的人，都會得到某種超自然的能力；聖靈不但會改變個人的脾性品格，更會賜下外在的特殊能力以為證據，包括講方言，施行神跡奇事等。」

  五旬節宗這屬靈傳統，乃是受衛氏成聖觀所衍生的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影響，而發展出來的。

  　衛斯裏約翰的重生觀念對華人教會有深遠的影響。中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佈道家宋尚節，便是循道宗的會友，後來更被按立為該會牧師；雖然他的思想並末完全為單一的宗派傳統所約制，但他畢生卻致力宣揚循道示的重生觀念；而在他的環球奮興佈道的推廣下，重生道理廣泛為華人教會所認受。

  不少華人牧者跟陌生的基督徒碰面時，總是率直地問：「弟兄（或姊妹），你已重生嗎？」

  對他們來說，重生經歷是一樁獨立的事件，是個別性且一次過的，而不是頭腦上認知基督使我們得新生命。所以，若不能說出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有重生經歷，即等於尚未重生根據宋尚節等的教導，重生經歷大抵是這樣得來的：一個人必須志切重生，積極尋求聖靈的特殊恩典，才有可能得到這個經歷。他得首先從認罪開始，仔細回憶過去曾犯過的每一樁罪，鉅細無遺，逐項逐項的向主祈求赦免，不能輕忽馬虎，不能故意遺漏。

　　在他正為個人的罪大惡極感到羞愧難當，衰慟到很惡自己的地步之際，他突然感到聖靈的光照，耶穌基督的寶血把他所犯的罪全然洗淨了，通體得以皎白如雪，他經歷到一種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喜悅與快感。這就是重生一刻的來臨。中國教會不少屬靈偉人都有以上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