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斯理約翰生命更新之經過

1738年５月2４日是聖靈降臨節，被稱為約翰衛斯理之重生日（Aldersgate Day）。其過程如下描述。雖然，以歸正神學之立場，認為重生是在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與生命的主之前，先要被聖靈重生，才能做出此決定。而衛斯理約翰從小生於敬虔家庭，卻未經歷聖靈之作工。所以雖然他的重生是在成為宣教士之後，也不足為奇，因為外表之敬虔並不能使人更新，唯有與基督耶穌相遇才能有生命之變化。

衛斯理約翰與查理兩兄弟在他們的敬虔母親鼓勵之下，在1735年乘船往美洲宣教。但那時他們對於自己是否已重生得救仍抱著懷疑。另一些同船的歐洲信徒，他們卻顯得比他們兄弟倆更有信仰的喜樂與信心。當船遇見風暴時，衛斯理約翰非常害怕。當他注意到同船中的那些德國基督徒在狂風暴浪中卻仍安然的唱著詩歌，令他感到驚奇並覺得慚愧！

1736年到達美洲時，他向一位德國牧師Spengler請教：如何在當地宣教？

Spengler先請他回答兩個問題：

1、 “上帝的聖靈與你的心有否同證你是上帝的兒子？”

        衛斯理約翰從未聽過這樣的問題而無法回答。

2、 “你知道耶穌基督是誰嗎？”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 衛斯理約翰如此回答

       

Spengler 再問：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經拯救了你？

       

衛斯理約翰回答：“我希望他是為救贖我而死的！”

這些問答使衛斯理約翰感到困擾。以後他在美洲的工作以失敗結束；在回英國的旅途中，他在日記中這麼寫著：「我到美洲去想感化那些印第安人，但是誰來感化我呢？」

又因自己對死亡的懼怕而覺得自己缺乏信心，心中十分憂傷。

1738年回到英國後，衛斯理約翰心中仍非常苦悶。1738年５月2４日，聖靈降臨節的傍晚，他帶著苦悶的心情走到倫敦的Aldersgate street 進入一間小禮拜堂，坐下來聽道。台上有一個人正在唸馬丁路德的羅馬書註解；論到人人皆必須藉著信基督才得蒙赦罪並稱義。人人皆須個別信基督，才能因信稱義對當時的英國教會仍是一個新道理；因當時教會皆認為幼洗便足以使人得救得永生了。

當衛斯理約翰越聽越明白，心裡便受到感動；據他的日記所寫，約到晚上8時45分，衛斯理約翰突然感覺到他的心奇異的熱起來。那時候他才完全相信他的罪因信基督而已被上帝完全的赦免了。當時衛斯理約翰在Aldersgate 所領受的，成為他以後52年事奉的基礎與動力，有兩大特點：

１、傳因信稱義的福音

2、他心中被聖靈點燃的靈火，繼續的燃燒著，沒有熄滅，直到他離世。

Aldersgate的靈性更新經驗，使衛斯理約翰成為神在十八世紀大大使用的一位忠僕；帶給英國以及全世界一次的屬靈大復興。

衛斯理約翰如此的經歷，也給我相當的啟發。因為，我們所信靠的上帝不僅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也是三位一體之上帝。由聖靈更新我們，使我們歸入基督裡，享受父神豐盛的愛。

當面對多加和我的婚姻時，我們經歷上帝再次的呼召：「你餵養我的羊。」

如何去餵養上帝的羊？當然神學裝備不可少，生命更新是更不可缺。這段時間，更是真真實實經歷這樣之陶造，上帝真真在動工。也願你也經歷聖靈的作工，使你能降服，讓我們在上帝國之實現的大使命中盡我們所當盡的責任。上帝國之實現是我們最大之盼望。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派

壹　出身及教育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60）出生於一個英國國教牧師家庭，他的母親蘇珊娜（Susanna）的父親也是英國國教的牧師。蘇珊娜曾生了十九個小孩，其中八個夭折。約翰排行十一。蘇珊娜很重視孩子的屬靈與道德的教育。
約翰六歲時，他們家裡曾遭人縱火。在寒冬中，大火快速的吞嚙了牧師館。當他父母親盡力救出了他們的小孩後，父親卻發現約翰還在樓上睡覺，沒有出來。但那時火已將樓梯燒燬，爬不上樓了，這時他父親只有跪下將孩子的靈魂交在上帝手裡。約翰這時已醒來，從一個櫃子爬到了窗子邊。有兩個鄰居疊羅漢，將他給救了出來。他後來形容他自己是「火裡抽出來的一根柴」。
約翰在讀牛津大學時就很敬虔，他和一些同學包括他的弟弟查理（Charles）在學校組成了「聖潔小組」（holy club），每週好幾個晚上聚會、以原文讀經。因他們的生活及聚會有著嚴謹的方式，被同學們戲稱為methodist。後來這個戲稱竟成為衛理宗的正式名稱。

貳　獻身服事與重生得救

約翰後來立志服事主，成了聖公會的牧師。他決心到新大陸宣教。在去到新大陸的海路上卻遇到了大風浪，船幾乎要沉了。他面對死亡的威脅惶恐至極。他在驚嚇中卻看見一群人不畏風浪，平靜沉穩，令他羨慕不已。原來這是一群去新大陸宣教的莫拉維兄弟們。他們教導他關於重生得救，持有永生確據的真理。
他到了新大陸開始工作，但是一切似乎都不太順利。他不但宣教沒有什麼成果，更因為和一位姐妹的關係沒弄好，被教會信徒排斥，灰頭土臉的回到英國。
在倫敦如同在新大陸時，他都常與莫拉維兄弟們交往聚會，希望能像他們一樣有永生的確據。在一七三八年有一天晚上，他終於感覺到從未有過的溫暖湧自心底。他知道自己已重生了。

參　佈道與建立組織

約翰雖然從莫拉維兄弟們獲益良多，但他卻不能完全與他們那種著重在內在感受的傾向相合，於是與他們漸行漸遠。這時，他以前「聖潔小組」成員之一──懷特腓德，已經開展了佈道的工作，邀請他也加入佈道團。在一段合作之後，他們因為風格及神學立場的不同而分道揚鑣。懷特腓德主張在街頭戶外佈道，約翰卻認為應當要有秩序，要在室內講道；約翰衛斯理持亞米念派的立場，而懷特腓德卻是個加爾文派。後來約翰開始了自己的佈道工作，並且得到很好的成果。
約翰的佈道工作在英國國教中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當局給他壓力，要求他按教區服事時，他回應說：「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區。」約翰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被他復興起來的群眾要如何餵養？原來的教會不但不能餵養他們，而且與約翰的教導是格格不入的；「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約翰於是成立了他自己的教牧組織。他把十二人編為一個班（class）。每班設立一個班長。班長之上再設一領導，分層牧養。每班固定聚會，如同今日的小組。這樣的組織使得約翰的服事成果得以不斷擴大並延續。懷特腓德的講道雖然可能比約翰衛斯理更有能力，但前者卻沒有建立組織。今日人們但見衛理宗教會，卻不見懷特腓德的成果。雖然功成應當弗居，但沒有組織的一人事工，其影響力自然是較有限的。
約翰雖然建立了自己的牧養體系，但是他一直自認為是英國國教的傳道人，他也不希望他所帶領的信徒離開英國國教。他這樣的堅持一直持續到他離世之時。但是在他生前，他的組織早就與英國國教愈離愈遠。特別是在美國獨立之後，美國的循道派沒有辦法再找到英國教會按立的牧師，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按立了自己的牧師。這是違背了聖公會所強調的使徒統緒，在實質上已與聖公會徹底分家了。

Imago Dei 上主的形象─約翰‧衛斯理神學中的重要主題

作者:龐君華

Albert Outler，這位衛理宗的學者，約翰‧衛斯理思想的專家及新衛斯理著作全集的主編，對衛斯理的思想有這樣提綱挈領的評論「上主形象的更新，可以說是衛斯 理救贖論的主軸( the axial theme of Wesley’s soteriology)」（Runyon, 1998:8）。
 
　 　對人的救贖的關切，其實是西方自宗教改革以來，改教大師們所共同關切的課題，歐陸的宗改大師們大多以一種靜態的思維去構思人的救贖問題，這個傳統對人的 救贖看較以一種「人地位上的改變」來看待，作為一個罪人，恩典就是人從罪人的身分或地位得到改變。這個改變最大的關鍵在於作為審判者的上主，他按他的方式 （上主的義 Iustia Dei）宣告了人的罪得到赦免，人的地位改變了。人只能憑信心接受這個恩典，除此之外，人別無作為。

　 　衛斯理參考東方教會一種較動態的思路，人的救贖意味著一種人靈魂的「醫治」，這種醫治不是一次過的，而是一種不斷持續的醫治。這其中思想上重要的關鍵在 於，衛斯理對人裡面上主的形象的了解，有別於西方歐陸的宗改大師的觀點，西方歐陸的觀點，認為人的裡面雖有上主的形象，但是因為「墮落」的緣故，人已經完 全扭曲了這個形象，或以破碎的這個形象。衛斯理則將上主的形象分為三個層次，即自然的形象（the natural image）、管治的形象（the image of political）以及道德的形象（the moral image）。

　 　自然的形象是指我們基本的能力，使得我們可以有感應上主的感動，可以意識到自己與神的關係，使我們可以理解(understanding)或說有理性 (reason)，有意志(will)或說意願(volition)，或自由(freedom or liberty)。

　 　管治的形象是因為上主將大地交由人來管理，所以賜與人管理的能力如領導(leadership)，經營(management)等使人可以受託管理上主 所有的創造。與自然的形象相同，在人墮落之後儘管人性遭到腐化，但是這一向度的形象仍可繼續存在人性之中。儘管人在墮落（fall）之後，處在一種混亂的 形態下，上述功能卻仍能保留人性之中。

　 　至於道德的形象是標示著人能活出上主的屬性，如愛、公義、憐憫等等。與上述兩種形象不同，道德的形象並不能獨力存在。它必須奠基於人與上主之間關係的情 況。當人墮落後，人與上主間的關係自然受到影響，人的道德形象自然亦不能彰顯。這一點上，約翰‧衛斯理採用了典型東方教會傳統的看法，人性是不斷地參與 （participation）上主的神性；當人─作為受造之物與創造的主之間關係的破裂，人在分享上主屬性的形象自然也無法彰顯。（可參John Wesley在彼得後書1:4的筆記 Explanatory Notes Upo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Epworth, 1950/1958, 890）

　 　由於人性在墮落之後，無法在與「上主的性情有分」，所以上主的形象在人性之中就不完全，即使人得到救贖之後，他亦須不斷地與上主有分，不斷地參與 （participate）。這個不斷參與的過程，就是指向聖靈的工作，所以亦有人稱衛斯理的救贖論是一種「聖靈救贖論 Pneumatological Soteriology」。人地位的改變─「稱義」Justification只是其中的一個過程，重要的是接續下來不斷地在聖靈的工作中，將上主的形象 彰顯出來。

　 　根據衛斯理的觀點，在人之內的上主的形象並未失去。「自然的形象」與「管治的形象」仍然保存，是為人性的特色。然而這兩個形象是中立的，猶如一座鏡子， 但是鏡子要反射出何種光芒，就要看它聚焦於何處。鏡子必須時常聚焦於聖靈，那麼就會完整地反映出上主的形象，這個形象在人性中發揮，就會如同上主般，對人 充滿憐憫。

　 　鏡子只是讓人有反射光芒的條件，它必須不斷地聚焦於聖靈，才會將上主的形象彰顯出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衛斯理強調「成聖」與「完全」觀念的特色。以及何 以衛理宗對靈修、聖禮的重視，將之視為「恩典的途徑」the means of Grace，因為這救贖的過程不是一次過完成的，而是動態地不斷地保持「呼吸」聖靈的能力，才能持續地更新在我們裡頭的上主的形象，也因此我們可以因由神 來的憐憫而服務鄰舍。

　　這就是何以Albert Outler會將上主形象的更新，放在衛斯理的救贖論中如此重要的地位。至於上主的形象在我們此間宣教的啟迪則留待日後繼續討論。這將是我日後重要的思考，因為這關係對衛理宗教會在台灣信仰實踐的特色。

<心得>
                             唯有基督之救贖使我們恢復原有上帝之形象.

約翰衛斯理的教堂及故居

 

1739年，約翰衛斯理在倫敦一個廢棄的鑄造廠講道，吸引了八千人前往聽道，使他興起了購建教堂的需要。後來他買下了這座因爆炸而廢棄的鑄造廠，將其整建 為一個可以容納1700人的大教堂。

教堂的樓上有寡婦收容所、藥房、出售衛斯理著作的書房、以及收容兒童的免費學校。整建工作於1740年完成，這裡便成 了倫敦循道會的總部（1740-1778）。

1777年，衛斯理在城市路（City Road）租下了一塊地，蓋建了一座新的教堂，總部也由原教堂改遷於此。新教堂位於倫敦市郊，原是聖保羅大教堂興建時，用來倒置廢棄物的廢土堆。

教堂對面 的山上，是座有名的公墓，專門埋葬著許多不依從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天路歷史作者本仁約翰，以及衛斯理之母蘇珊娜均葬於此。

1899年教堂曾因大火而重建， 但大多依原有樣式重整。教堂前院中有約翰衛斯理的紀念像，他的故居就在教堂旁，建於1779年，仍保留著十八世紀的樣式，約翰不在外旅行時，多居於此。

故居中保有許多約翰衛斯理的遺物，他的禱告室，以及其他許多家具設施。約翰衛斯理的墓地，即是在教堂後方的小墓園中。

衛斯理兄弟小傳

十八世紀的英國，是最沒有希望的國家；早期的"工業革命”帶來社會轉化的產痛，貧富不均，道德敗壞，教會腐敗，像法國那樣的暴亂，似已成熟。神及時興起了衛斯理兄弟領導的循道運動，把英國挽救過來。

有個旅人，經過一座許久熟識的酒館，發現已經停業了。他問是怎麼回事。主人脫下帽子，指著牆上的一幅畫像，恭敬的說："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他引用約翰福音第一章6節介紹施洗約翰的話，見證神藉著約翰衛斯理改變了他的生命。這樣的見證有許多。

約翰（John Wesley, 1703-1791）和查理 （Charles Wesley, 1707-1788）的父親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ley）， 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母親蘇散拿（Susanna Wesley），有十個兒女。他們都自幼受母親的熏陶，敬虔愛主。

1720年，約翰衛斯理進了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1727年，獲碩士學位，受選為院士，任講師，並被按立為聖公會執事。

1726年，查理衛斯理入學牛津。1729年，他組織了幾名同學，經常在一起讀經禱告，並互相勉勵，照聖經規範生活。戲笑他們的人，稱之為"聖社”（The Holy Club），或稱"循道派”（Methodists），還有"經蛀蟲”等名，他們都歡喜接受。約翰年長，成為當然的領袖，被稱"聖社神父”或"牧者”。他們的會員，還注意探訪醫院，監獄傳福音，並孤兒的工作。
1735年，撒母耳衛斯理牧師逝世。約翰邀同查理，要往美洲作宣教士，但因父親新喪，難以決定成行。他們的母親蘇散拿說："如果我有二十個孩子，我也願意他們作宣教士，即使不再見他們的面也無妨。”但她很快就再見到他們回來了。

在航行途中，船遇見大風浪，甚為危險。英國乘客們，懼怕死亡，不知所措；卻見同船有一組德國莫拉維（Moravians）弟兄們，甘心服侍別人，作低賤的工作，在風浪中安然唱詩，全然不懼怕死亡，給他們很深的印象。

1736 年的喬治亞州（Georgia），是新闢的地方，一切沒有秩序；查理與當地官員不和，半年後即返回英國。約翰繼續留在薩凡那（Savannah）的小教會 事奉。那裏有一名婦女，與他有感情的糾纏，遭受牧師責備並禁止聖餐；她的家族不服，控告衛斯理牧師，有被監禁的可能。他不得已，在1737年底，潛離返 英。

1738年二月一日， 約翰衛斯理離開祖國二年四個月後，再踏上英國的土地。他說："我到美洲去，是為了改變印地安人歸向神；噢，但誰來改變我呢？誰能拯救我脫離這不信的惡 心？”他想，如果自己沒有得救的把握，不能夠勝過死亡的恐懼，豈不是為了一個夢，而愚蠢的付上那重大的代價？

衛斯理兄弟有一段時間，同莫拉維弟兄會一起聚會。約翰一有機會，就出去講道；但不能解決得救確據的問題。他同莫拉維的弟兄保勒爾（Peter Bohler）討論過聖經與經驗的問題，一直縈迴在他心裏。五月十九日，五旬節前的星期五，查理經歷了內心完全的平安，疾病也痊愈了。

1738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上，約翰勉強去參加在倫敦愛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個聚會。他的日記寫著這著名的經歷：

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所寫的"羅馬書信序文”。約在八時四十五分，當他描述神藉著人對基督的信，在人裏面所施行的改變，我覺得心中奇異的溫暖。我覺得自己確已信靠基督，惟靠基督得著了救恩；並且祂給我保證除去我的罪，救我脫離了罪和死的律。

同年六月底，約翰衛斯理去到德國，見到莫拉維弟兄會的領袖岑森道夫伯爵（Count Nich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他在他們中間約一個月，然後回到倫敦。有一段時間，他仍然與莫拉維弟兄會交往，但發現他們過於高舉岑森道夫，並傾向敬虔派，而且有神秘的色彩。 到了1740年，宣佈不能進一步合作。

1739 年， 威特腓開始露天佈道。 三月二十九日，威特腓同約翰衛斯理談起這新的佈道方式。約翰起初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習慣於禮儀和規範，認為救人的靈魂，必須在教堂舉行。但威特腓提醒他， 主耶穌自己是在野外講道的，要從大路上和籬笆外請人來聽福音。約翰自己也接受了這種佈道方式：一則聖公會的教堂，常拒絕給他們使用；再則聚會的人數太多， 由一千人增加到五千人，不久就有上萬的人聚集，沒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容納。此後衛斯理一生騎馬乘船旅行了約二十五萬哩，講道四萬多次，大部分是在戶外舉行。 衛斯理從四堵牆中間解放出來，形成了"世界是我工場”的事奉觀念。

神的能力與約翰衛斯理同在，聖靈在聚會中彰顯，有人哭喊倒地，也有神蹟奇事隨著，鬼被趕出去，疾病得治癒。衛斯理勉勵會眾安靜，守秩序，嚴格禁止造成混亂，注重紀律，要人認罪，對付罪。

1739年，威特腓到美國旅行講道。1741年，威特腓與約翰衛斯理辯論加爾文派信仰和阿民念信仰問題，二人的意見不同，決定該分開。不過，以後彼此尊敬；威特腓常記念約翰在信仰上的引導。 1770年，威特腓在第七次到美洲殖民地佈道時去世。有人問約翰衛斯理，將來在天堂的時候，會不會見到威特腓。衛斯理回答說："當然不能！因為他遠在我的前頭，比我更接近寶座。”十一月十日，約翰衛斯理在威特腓的葬禮上講道。

衛斯理兄弟都善音樂，注重聖詩在敬拜和教導上的功能。查理一生寫了約七千五百首聖詩，發表的有四千五百首；其中有部分是韓德爾（George Friderie Handel, 1685-1759）為他作曲。約翰寫的較少，但他決定編校出版。但兩兄弟的曲譜都是由別人作的。他們的聖詩，在推廣循道運動上有很大的貢獻。現在所有歸正教會使用的詩集，無不選載他們的聖詩。

由於早年的不愉快經驗，威特腓到美洲殖民地佈道時，約翰衛斯理認為沒有希望而阻止他。 但到1776年，美國獨立的時候，循道派信徒約五千人；十八世紀初，已有五萬人，且曾成為會眾最多的歸正教宗派，現在更遠超過了在英國衛理宗信徒的數目。約翰衛斯理本不願從聖公會分離出來；他的目的是復興，潔凈，成為像使徒的教會。 從1739年，在倫敦舊鑄造廠，建立第一座教堂，到1791年約翰逝世， 在英國的會友超過了七萬人。

查理於1949年與賽莉 （Sally Gwynne） 結婚，新娘比他小了近二十歲，婚禮由約翰衛斯理主持；婚後生活美滿，育有子女三人，其中查理（Charles II）和（Samuel）是有成就的音樂家。他於1788年逝世。

約翰遲至1751年與一寡婦瑪麗 （Mary Vazeille）結婚，多疑善妒，使約翰非常痛苦。1755年，即曾分離；至1771年一月二十三日，更離去不再返回； 到她於 l781年十月十二日去世時候，她丈夫竟不知道。

約翰衛斯理到八十五歲時候，仍能騎馬出去講道。 1790年十月七日，他講了最後一次露天佈道。次年，二月二十三日最後一次傳福音，經文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6節："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

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三月二日離世。他一生不為自己積蓄錢財，都濟助了窮人人；自己只為了主而過簡樸生活。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和影響

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簡述

十八世紀的英國，道德廢弛，社會黑暗。聖公會的神職人員靈性普遍低落，酗酒問題嚴重。在這種光景之下，改革復興的需要與日俱增。1728年，羅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籲教會重新建立屬靈秩序。各樣鼓勵人禱告、讀經、培靈的「會社」也紛紛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復興，還是要到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運動，才真正匯集成為一道洪流。

約 翰生於1703年，是家中的第十五個孩子。父親撒母爾衛斯理（Samuel Wesley）是聖公會愛普渥（Epworth）農村教區的牧師，為人剛直勤奮。母親蘇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嚴謹的教育她的十九個孩子。1720 年，約翰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就讀（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畢業後繼續進入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深造，廿二歲就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其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亦於1726年進入牛津基督教會學院就讀，並發起了一個以勉勵學習、追求聖潔為宗旨的同好會。後來約翰回到了牛津，便做了 這個同好會的領袖。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並樂意賙濟窮人。同學們戲稱這個小組是「聖潔會」，後來索性稱他們為「循道友」 （Methodists），形容他們對理想教會的追求。

1735 年，衛斯理兄弟應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聲，前往喬治亞（Georgia）傳教。當他們的船在大西洋時，遇上了暴風，約翰對於同船的摩爾維亞信徒，在惡劣的 環境中仍能唱詩讚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們在喬治亞的傳教工作並不如理想中順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問題返回英國。約翰在喬治亞期間，與摩爾維亞弟 兄們多有接觸，1738年回到倫敦後，便繼續與他們來往。在摩爾維亞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幫助下，約翰發現自己不能憑著聖潔或律法得救。1738年5月24日，約翰不大情願的走到艾德門街（Aldersgate）聚會。聚會 中，約翰聽見了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文，恍然大悟，藉著信入耶穌基督，獲得了新生。這可視為他基督徒生活的開始。三星期後，約翰動身前往德國，與新 生鐸夫會面，並參觀主護村。

回 到英國後，約翰應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傳道。懷腓特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傳道人，年幼時家境清貧，在友人的幫助下，進入牛津大學半工半 讀。他在牛津求學期間，認識了衛斯理兄弟，並加入了「聖潔會」。懷腓特的講道感力極強，引起守舊派人士不滿，教會向他關閉。1739年2月，懷腓特開始在 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曠野，向礦工傳道，成千的人流淚相信耶穌。起初，約翰對於在田野講道一事有些猶豫，但隨後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 信徒講道。儘管約翰的講道不如懷腓特那樣出色，但是福音卻帶著聖靈的能力傳遍了全英國，成千上萬的人悔改得救。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勞苦奔波的四處傳道，走 遍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各地，帶進了英國福音派的大復興。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約 翰衛斯理極富組織及管理的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後，必須進一步的造就。為了要栽培這些復興的信徒，他在1739年，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會社。「宗教會社」 是當時普遍流行的制度，將信徒分為若干小組，方便彼此造就。約翰輪流探訪這些會社，負責監察及紀律的執行。因著人數的增長，牧養會社的工作日漸加重。 1742年起，約翰開始允許平信徒講道；並隨著會社的發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財物）、教師（照顧學校）、探訪員（探訪病人）等非正式的職務。1744年，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年度會議，之後將全會社劃分成幾個教區（Circuit），由遊行傳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行，並設立教區長（Superintendent），管理教區事務。

儘 管循道會社蓬勃發展，約翰衛斯理卻無意使其脫離聖公會，而將會社視為國家教會的一部份。然而，循道運動已逐漸發展出獨立的體系，又與聖公會神學觀點不一， 終究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約翰與懷腓特在關於揀選與救恩的真理上，亦持不同看法。懷腓特贊成加爾文派的觀點，認為人的得救是神預先的揀選與施恩。約翰衛斯 理則受聖公會的影響，傾向亞米紐斯觀點，認為基督為眾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雖然雙方時有辯論，卻未損及友誼，也未影響兩人傳講因信稱義之道的負擔；然 而，在教義與組織方面，確走向了不同的發展。1748年，懷腓特得到了漢廷頓伯爵夫人的支持，這位有錢的伯爵夫人自創了許多會社，發展出循道會中的「漢廷 頓夫人系」，演變成為循道會中的加爾文派。1770年，循道會的年度議會上，約翰衛斯理堅決為亞米紐斯派辯護，獲得了瑞士神學家傅勒徹爾（John William Fletchler）的支持，傅勒徹爾也逐漸成為循道運動的重要神學家之一。1779年，漢廷頓夫人系從英國聖公會中獨立出來，成為威爾斯循道會。 1784年，約翰衛斯理制訂宣言書（Deed of Declaration），選出百人的議會，在衛氏死後繼續接掌會社事宜。同年，因著北美宣教的需要，衛斯理和聖公會的若干位長老，一同按立了長老和美國 循道會的監督。然而，循道會一直要到衛斯理死後，1795年的「和平計畫」（Plan of Pacification）才真正成為一獨立教會。

約 翰衛斯理作工極為勤奮，五十年內旅行佈道超過廿五萬哩，足跡遍及英、德、荷等地，講道四萬多篇。在他去世之時，循道會在英國已有八萬會眾，美國也有六萬之 多。今日循道會在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信徒，是英、美屬一屬二的福音派團體。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逝於倫敦，留下了「一批為數不少的書籍，一件穿舊了的牧 師袍，一個常被咒罵的名字，以及一個循道教會（衛理公會）。」其弟查理衛斯理雖不如約翰那樣出名，但卻與以撒華滋（Issac Watts）、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同被列教會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查理一生創作了七千多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詩歌也收錄在我們所使用的詩歌本中，如《詩歌》 74首「聽阿，天使讚高聲」，135首「哦！願我有千萬舌頭」，144首「我們要從哪裡說起」，209首「耶穌你的全勝的愛」，391首「你這『恬靜』隱 密之源」，729首「耶穌，我人的愛人」等。

十 八世紀循道運動所帶來的新鮮與復興，喚醒了當時腐敗黑暗的英國。他們尋求公義、摒棄惡習，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會革新的力量。這股力量影響了日後英國的司 法制度，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國各個福音派公會，得到了普遍的復興，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蓬勃發展的海外宣教運動，立定了根基。

3. 屬靈復興

從 十八世紀德國敬虔運動開始，福音派便逐漸從死沉的宗教儀文中覺醒；衛斯理的循道運動，將這股復興的流推上了高峰。不僅英格蘭、蘇格蘭等地的屬靈風氣為之一 振，連其他新開展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也進入了大的復興。在這段時期之中，福音派普遍看重個人的信心與經歷、十字架與復活等教義、以 及福音的傳揚。

英國福音派的復興

在英國方面，除了循道會之外，聖公會福音派在康威爾（Cornwall）的帶領下，也尋求教會的更新。其他中層知識份子，如詹姆斯赫維（James Hervey）、威廉羅曼尼（William Romaine），也在不同方面致力於福音的傳揚。其他如創立英行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亨利韋恩（Henry Venn），對英國文藝界深具影響力的福音派作家摩爾（Hannah Moore），劍橋三一教會的牧師查理西面（Charles Simeon），以及聖公會牧師約翰牛頓（John Newton）等人，都為當時福音派注入新鮮的活力。

1769 年，循道會開始了主日學的工作。1786年，英國教會主日學（The Church of England）成立，將此種免費的宗教教育普及化，並於1803年創立了第一個主日學協會（Sunday School Union）。福音運動也成了社會改革的動力，1807年，在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推動下，英國國會立法廢除了境內的奴隸買賣制度。此後舉凡監獄人權、不良風俗、兒童勞工等問題，亦一一獲得改善。循道會也積極 從事社會救助，以實際的行動關心貧民、分派衣食、並設置醫療機構。英國福音派的復興，使許多人悔改相信耶穌，激發出一股鮮活的生命力。

威爾斯與蘇格蘭的復興

復 興的風早在1735年就吹到了威爾斯。在泰加斯（Talgarth）一地，一位名為哈里斯（Howell Harris）的學校校長，在偶然閱讀一分刊物後深受感動，在主日聚會中受了浸。他受浸之後全然火熱，不僅四處向人見證救恩，還組織信徒小組，該小組就是 後來的威爾斯加爾文循道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哈里斯盼望加入聖公會的事奉行列，但遭到拒絕，他便以平信徒的身分四處傳揚福音。他的講到復興了整個南威爾斯，幾乎可媲美衛斯理和 懷腓特在英國的工作。同時，另有一位名叫羅蘭滋（Daniel Rolands）的信徒，在蘭吉度（Llangeitho）一地講道，並與哈里斯同工，為威爾斯帶進了大復興。蘇格蘭的復興要歸功於懷腓特。1741年， 他應邀到該地作工，當時蘇格蘭的宗教連姓普遍低落，懷腓特的到訪使得此地開始了復興，並進而擴展到加堡斯梁（Cambuslang）和基書 （Kilsyth）等地。

美洲的復興

美 洲的復興最早可以追溯至1720年。德國的敬虔主義者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在北新澤西開始傳講內裏更新的信息，並設立福音性的禱告聚會。他的傳講至終興起了一股復興，產生了美國的荷蘭更正教會。 1734年，麻州諾坦普頓的公理會牧師約翰愛德華滋（Johnathan Edwards），因著擔心當地信徒的屬靈情形，開始傳講一系列信息，因而帶進了全鎮人民的悔改。他將諾坦普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神奇妙作為的忠實報導》 （Faithful Narrative of Surprising Works of God），成了極為暢銷的作品。他的講道和著作，造成了大的復興。三年之內，復興的浪潮遠佈新英格蘭、紐約、新澤西、賓州、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等地。浸信會 與長老會都在這些地區急速擴展。大復興在1740年懷腓特加入後達到了高潮。他與富瑞林浩生、愛德華滋等人組成聯合團體巡迴佈道，功效卓著。美洲的大復興 不僅改善了信徒的宗教生活，也為本土的宗派紮下根基。各教會紛紛開辦大學，提高教育素質，加強對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傳教工作，並萌發了日後民主政治的思想。

約翰衛斯理

18世紀的英國，正值工業革命。鄉村人口大量外流到都巿去。工人生活窮困、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並且因為工人子弟無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工人的身份變成世代循環無法翻身。而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英國這種惡劣的環境，卻沒有發生像法國一般的流血革命。有法國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認為原因是因為英國有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領導的福音派復興運動，這使得英國社會穩定。而這個論點即為著名的「哈愛理命題」，被認為是解釋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歷史最接近真相的學說。

　　當時英國也是有基督教信仰「英國國教」，不過那是已經腐爛掉的信仰。教會已成為徒具形式、沒有愛與生命的國家機構。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別提會去關心窮人。而有一個基督徒，叫做約翰衛斯理，他在英國掀起大規模的奮興運動，復興已經腐化了的英國國教。

　　約翰衛斯理於西元1703年出生在英國的愛普窩（Epworth）。他的父親是牧師，母親則生了一堆孩子，他排行第十六。有次家裡失火，他被人從窗戶丟出來，而另一個人接住他。這個特殊駭人的場景，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他認為自己蒙上帝特別保守，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在1738年他在一場聚會中經歷到來自上帝特殊的感動。之後他就開始與他的朋友懷特腓德與兄弟查理，展開一長串的福音佈道運動。他最有名的傳聞就是，他到處講道，坐在馬背上，旅行過好幾千里的路程。講道的次數也超過兩萬多次。

　　約翰衛斯理到處佈道之外，他也擁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他將渴慕上帝的人組成一個個小組（稱為「班會」Class和「小團」 band），再透過小組去關心吸收更多的人。他重視信仰的生活實踐，認為每個基督徒都得「成聖」。而「成聖」之道，就是因著愛上帝而愛人，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這種「成聖」觀的作用下，一個人接受的主耶穌做救主，就一定會去向他人傳福音，將這個好消息與人分享，也同時會因為關心他人，而造成社會改革。內心火熱的基督徒必然抗議當代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加上約翰衛斯理擅長組織「團體」，將一群火熱的基督徒聚集一起成關懷互助的團體，這些團體又對外開放，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於是基督信仰的觸角便深入各種職場的窮人（掘井業、工業、礦區）。」

　　就這樣一連串的福音行動，也造成了社會改革。約翰衛斯理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後來，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很多是由於衛斯理這種循道會精神所影響。因此他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對自己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的話，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另一方面，那些對上帝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因著約翰衛斯理的宣教運動，而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潑起來。這些勞工階級也彼此戶相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

　　一個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約翰衛斯理，所推動的福音運動造成了社會改革，使基督信仰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而英國也因此而不至於如同法國發生流血革命。如今我們台灣，也正處於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人心糜爛的時代。我們基督徒或許可以從約翰衛斯理身上學習不僅重視個人倫理，也得走出來，關注社會倫理。對現有的不道德惡質文化，讓基督信仰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這正是耶穌呼召我們做光做鹽的使命！

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

作者: 陳啟峰

前言：哈愛理的命題

法國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曾分析英國經歷產業革命的震撼，卻沒有發生像法國一般的流血革命，他對此問題提出經典式的說明：「為什麼在歐洲各國中，英國成為最不革命、沒有嚴重危機和突然變革的國家？」哈愛理認為答案不在於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而在其宗教中；尤其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領導的福音派復興運動，對潛在的革命領導者具有主導性的影響。這個論點成為著名的「哈愛理命題」，成為解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英國歷史最持久、最吸引人、最有用的學說。

一、約翰衛斯理的時代背景

約翰衛斯理的生平居十八世紀大部份，正值英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大動盪、大變遷的時代。
　　當時產業革命發生，鄉村凋蔽，人口外流到都巿去。工人賤價出賣勞力，工時長、工價低、工作環境惡劣；工人子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成為廉價童工、女工。工人生活窮困，整天操作如牛馬，精神苦悶，偶有空閒就嗜賭、酗酒，當時倫敦每六幢房屋就有一家是酒店。
　　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視為當然；他們壟斷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平民無置喙餘地。他們也操縱法律，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其刑罰嚴酷，極不人道。
　　更不人道的是，將非洲的黑人運出販賣，也綁架本國人到外國為奴，兒童的死亡率高。社會道德敗壞，妓院充斥、犯法、迷信、淫亂不斷上昇；官員索賄、腐敗不堪。
　　當時的國教（聖公會）在貴族把持之下，已成為國家機構，徒具形式，既無屬靈活力，又高傲而苛刻，更充斥著自然神論，空洞而言不及義。窮人與教會無關，甚少被關心。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

二、約翰衛斯理福音運動的基本特質

1738年5月24日，約翰經歷了「重生」，也展開了循道宗的奮興運動，衝擊著腐化而喪失活力的國教。儘管約翰終其一生苦戀國教而未脫離，但他死後循道宗就另立門戶，她雖沒有取代英國國教，但以自己的價值觀感染了整個民族，並創造了「維多利亞道德風尚」，從而成為整個民族的主流思想。約翰衛斯理的復興運動，並非獨領風騷，當時亦有其他許多復興運動，但他的影響力能深遠長久，其特徵如下：
　　約翰衛斯理不像一般的奮興佈道家，這些典型的靈恩佈道家（如懷特斐德 George Whitefield），其工作重點是吸引人大量地皈依基督，約翰卻是富有組織能力的天才大師，他並非建立一個龐大的傳福音機構，而是將這些渴望救恩的人組成班會（小組），再透過班會去吸收大量的成員。
　　約翰的福音復興運動，也不像一般追求聖潔、完全的奧祕派，只偏重靈性的追求，而離群索居、與世隔絕；他所追求的成聖是「完全的愛」對上帝和人的愛，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約翰衛斯理是個既保守（正統）又激進的人，他一直活在矛盾中，他說：「在宗教方面，我儘量贊成越少革新越好。我喜愛的仍是陳舊的酒。」所以他不曾開風氣之先，但卻敏銳於聖靈的工作，一看到風氣已開，就急起直追，再加上優越的組織能力，並以保守的心態恒切地實踐、堅持下去。
　　衛斯理的社會改革與貴格會也迥然有別。他優先關懷個人的靈性和道德，首要之務是把人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忠誠的反對者」，強調對原有社會的忠誠，因此能夠有效地使工人接受某種程度的保守主義，成為「社會的凝結劑」，而未採取激烈的對抗。反之，貴格會則一開始就抨擊社會、號召進行政治改革，要求結束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且消除貧困，把自己放在對抗的地位，在政治、社會上陷於孤立，也使執政者感受到威脅。

三、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信念

約翰衛斯理深信：「凡愛上帝的人必愛他的弟兄」這一真理。他認為若有人看見弟兄姊妹衣不蔽體，或缺少日用飲食，竟不給予救助，卻告訴他們「平平安安地去罷！」那是很可恥的。所以在他傳播福音的同時，也未曾忽視幫助窮苦無助的人民，必思解決他們生活困難的方法。
　　衛斯理的關懷層面很廣，他主張「在社會成聖外，別無其他成聖」。所有的成聖都是社會性的，必須落實在人群當中；因為真正的成聖（或完全），是對上主、對人完全的愛。他說：「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會；不關注宗教的聖潔，只關注社會的聖潔。」
　　約翰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總是對窮人耿耿於懷。他在給循道會牧職人員的公函中說：「我們甘願將富人、貴人、偉人留給你們，只要讓我與窮苦的人、粗鄙的人、卑微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單獨在一起。」「他們的情形令人心酸，在康華爾……我看到卑賤的饑民，流浪街頭，面色蒼白、兩眼無神……」。他也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原來當時英國的貴族、上流人士大多信奉國教，而商人及中產階級則在獨立教會聚會（如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惟有最窮苦的基層人士是循道宗信徒。循道宗的禮拜堂也是最簡樸的建築物，只求實用，不計外表。

四、社會改革的動力

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動力有好幾方面，並非單一的因素所促成，包括如下：

（一）福音主義所帶來的新生命不是有名無實的信仰

有人認為：約翰衛斯理只是一個非常敬虔的人，火熱而奮進的佈道家，其成就不過爾爾，可是今日愈來愈多人認為，約翰理解到，要拯救世人，必須協助世人提昇人性、克服原罪，但首要之務，就是廣傳福音，帶領罪人脫離地獄，進入天堂。所以就約翰而言，社會改革只是福音運動的副產品。
　　為什麼「個人的重生」會引起社會的改革呢？原來約翰固然以遊行佈道、野外佈道聞名，但他所傳的福音，卻是在激勵人奉主的名去從事社會改革。福音的復興使基督徒團體（社會）有新的良心，並復興了新約倫理的核心：實踐上帝為眾人之父、人類一家的原則，並指出人比物質更重要，導引人心及思想，朝向在世上建立公義的國度邁進。
　　循道宗的復興，使他們抗議當時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他們的操守類似清教徒端莊嚴謹、絲毫不茍，對罪惡深痛惡絕、不戀慕虛榮、不隨從世俗，以致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中道德的分水嶺」。所以循道宗的社會改革，是由內心火熱的福音主義所發出的。

（二）班會與宗徒會社不是孤立的基督徒

約翰自從1738年開始其傳道事工，其本身奮進的秘訣是：把一些尋求上帝的人結合成小團，成為親密的團契，不只是叫人悔改信主，而是使歸信的人改變成為聖潔的人，他十分注重信徒相互間的「互敬互愛」，使其逐步達到完美。
　　他利用英國國教在40年前即設立的志願社團宗教會社（這是引自德國的「敬虔團」），從事為窮人開辦教育、分發證道及勸世小冊、照顧病患及窮人、查考聖經及默想在這些基礎上發揚光大，組成班會（Class）和小團（band）。
　　班會由十二人組成，班長每週至少與班員見面一次，督促生活，給予忠告；並且收募奉獻；聚會時分享靈性經驗，彼此認罪、代禱、勸誡、分享，把聖經的教訓落實在生活中，彼此立約相許、相愛，實施紀律。而小團是由已有赦罪確據的人參加，人數約六名，每人受團長督導，注重個人靈性狀況，接受勸誡、棄絕邪惡、熱心行善
　 　　衛斯理的班會系統，由平信徒負責，不單透過班會吸收大量的成員，也經由班會建立關懷互助的團體，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對內忠誠、對外關懷社會。也讓平信徒負責講道，成為義務教士（Local Preacher），這些「窮人」，雖然只是平凡的工人、技工，卻證實他們的真才實學、品格高尚，提昇他們的自尊、自信和自愛，也讓福音的觸角深入掘井業、工業、礦區。

（三）成立各種社會關注機構不是遺世的信仰

約翰衛斯理看到當時社會實況的需要，就起了憐憫的心，陸續興辦了許多慈惠事業：
　　他設立孤兒院於紐卡麥。他到每個地方設立團體，必同時設立老人院，收容年老無依的寡婦；也設立平民免費治療所，寫《簡易醫學》給患病無力就醫的人，並提供藥品。
　　為了幫助循道會中失業者，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使他們勤於紡織，若所得不足以維生，便以團體補助其生活費；也設立習藝所，教授貧民謀生技能。也舉辦貸金讓人無息貸款30～120磅，紓解窮人的窘困，以免典當其維生工具，又貸款給經營小本生意的貧民和商人。
　　他也寫信給循道宗的年會，希望同道能互相救助：捐贈多餘的衣服，並且每週捐一便士（或能力所及的款項），專為濟貧之用。　　他又設立「陌生人之家」專門幫助非循道宗的人。他的愛不以同道、同胞為限。1759年10月，他聽到英倫的法國戰俘被囚於一斗室，沒有衣被，深為關心，晚禱時，他便以「不可欺壓陌生人」（出23：9）為題旨，並發起募捐，為法國俘虜添購衣物。

(四)與同道發起人道精神改革監獄、解放黑奴及主張社會公義

約翰衛斯理看見許多窮人因小小的債務而入監，按當時的法律，囚犯必須償還債務方可出獄，但人既在牢中，又如何工作以還債？約翰同情窮人，乃籌措特別基金，幫助這類囚犯出獄。同時，他屢次向議會呼籲修改法律，以解決窮人的困苦。
　　從社會福利工作方面來看，約翰對當代英國社會的貢獻非常重要：他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以後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皆係受衛斯理及循道會精神所影響。
　　十八世紀下半葉，醜惡的奴隸貿易大張旗鼓，每年有六萬名黑人被塞入英、法、葡等國臭氣薰人的運奴船，經大西洋轉往各地。當時信奉「基督教」的英國，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葡萄牙竟不以恥，反覺崇高。只有衛斯理深惡痛絕，貴格會也極力反對。但真正使這件事成就的是「克拉判」派的社會運動。
　　十八世紀中葉，循道宗與莫拉維教會的宣教士，開始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宣教，甚至冒死在「非法」逃逸的黑奴中傳教。1787年福音派信徒在塞壇利昂建立被解放奴隸的避難所。約翰衛斯理主張解放奴隸，並寫了很犀利的文章加以鼓吹，但仍無法撼動這些結構性的犯罪；那時「克拉判」派的韋伯福斯正如火如荼地反奴隸，約翰在1791年，去逝前三天，寫信給韋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鼓勵他說:「上帝興起你，是為要成就榮耀的大事」，並鼓勵他行為不可鬆懈。
　　衛斯理與克拉判福音派信徒的工作，正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一在基層作實際的草根運動，一在議會奔走疾呼，透過立法執行社會公義。克拉判是國教的教區，由魏恩牧師（John Venn）帶領一群熱心為善的平信徒，在十九世紀初領導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起初他們聚集是因為關心非洲黑奴的慘況，在國會的領導人是韋伯福斯，他們終於在1787年釋放第一批黑奴，1807年廢止奴隸買賣，1820年殖民地進行奴隸登記、終止偷渡，1833年奴隸得到解放。
　　這批有閒有錢的福音派貴族（平信徒），雖有其當下的盲點，但他們為共同的信念，一起計劃、努力，有如從不休會的委員會，一起討論種種錯誤和不公的國恥，他們關心的層面廣及：奴隸問題、參與刑法及國會改革、普及教育主日學、單張分發、出版《基督徒觀察報》、傳播福音和工廠的登記等。他們也倡導反對決鬥、賭博、醉酒、淫亂、鬥獸，這是因為他們有堅強的福音信仰作激勵和引導。
　　衛斯理也指導早期美以美會（美國的循道宗）對黑奴問題的爭議，在1739年的《教會法規》內明列「禁止買賣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身體及靈魂，為要奴役他們」。1772年，他譴責奴隸買賣，說那是最惡劣的「流氓行為」。因此，在1784年的美以美會總議會，通過六條法規，以摧毀奴隸制度：
　　要求蓄奴的美以美會信徒在20個月內解放之。
　　此法規一生效，一切嬰兒立時擁有自由。
　　凡不打算守此法規的，允許其在12個月內退出教會。
　　蓄奴者不准領聖餐。
　　蓄奴者不准參加教會團契。
　　除了解放奴隸外，不准任何轉讓、買賣，否則開除。
　　這不但是循道宗對奴隸問題的正式立場，也成為社會的良心，比當時法律更前進、更早解放奴隸。
　　1770年，約翰衛斯理看到喬治亞學院將併吞當地的孤兒院而擔憂，他認為不管從恩慈或正義的立場皆不該如此；世上沒有比養育孤兒更慈愛的舉動，興辦學校或學院也不能與之相比。何況捐助基地和款項者是為開辦孤兒院之用，只要此地有孤兒，就不應將此挪為他用。（五）興辦教育設立學校及主日學校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及其他地方設立學校，以教育貧民子弟。他向京士活（ Kingswood）的礦區傳道，成績斐然，移風易俗，使他們不但能和睦相處，也戒除酗酒、賭博之惡習。1740年，他在礦區設立一所學校，教導礦工子弟，使「他們的孩子也明瞭到和平之路」。1748年此校擴大為「傳道人子弟學校」（因傳道人無力負擔住宿學校），也就是鼎鼎大名的京士活傳道子弟學校。另外更設立清貧子弟學校，使得新一代的循道會友成為中產階級，更保全了福音的果子，培養了下一代，使福音精神傳承下去，也培育不少人才，這都是在政府舉辦國民義務教育之前。
　　另一個改造社會的力量就是主日學運動。約翰早期在美洲宣教時就發起主日學校，親自擔任教席，回英後因忙碌而停止。1769年循道會姊妹創立主日學校於上衛康皮，並呈報給約翰。
　　主日學之父銳克斯（Robert Raikes）在報紙上鼓吹主日學，受州官及國教的反對，1784年他發表了一篇計劃書，並將此報再另附一封信給約翰，約翰將全部條款載列於其1785年正月號刊物上，鼓勵循道會採取此計劃。後來銳克斯因經費短缺而停辦主日學校，循道會接辦，改以義務教師制，從此義工教師遍及全循道會，更普及到其他教會。
　　主日學校廣受歡迎，促進了工人階段的文化發展（會讀、寫、算），主日學教育不但傳福音，也包括傳授那些「值得尊敬」的價值觀勤奮、節儉、自律、修身，會社、班會結構以及平等主義，也促進了自治和自尊精神，尤其平等主義促成民主的精神，反對集權制。

五、結論：對台灣處境的反省

約翰衛斯理的時代，是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的時代，與台灣近二十年來的變化頗多雷同之處。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後的社會脫序、政府腐敗和人心糜爛：色情、賭、癮、擄掠、貪婪、詭詐……等不道德的惡質文化，基督教到底該如何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走向社會的更新和成長。
　　華人及台灣的教會，傳統上仍保有福音派注重靈性的傳統，所缺乏的是由靈性的復興轉化成對社會的認同和忠誠，化成社會改革的動力，以致似乎仍停留在抽象的「清談」及「個人道德靈性化」上，只重個人倫理，缺乏社會倫理的關注其實倫理必然是社會性的，否則就不是倫理。
　　衛斯理的福音運動，最令人驚嘆的是他的實踐力，他並非原創者，但善於洞燭先機，也善於利用原有的社會架構，然後賦予福音奮進的動力，並加上神學的意義。他是在「做」神學，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活出初代教會弟兄相愛、關注社會的生活。福音運動毋寧是一種生活方式。
　　福音運動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他們是以「班會」為核心的生活方式，透過彼此的交換、分享、禱告、勸誡，以及對外的關注活動，徹底地活出聖經的倫理，進行民族性的改造，重新塑造新的風尚和價值標準。聖靈的果子都是很抽象的，需要見證人以活生生的見證去活出來。台灣的社會的確已病入膏肓，福音必須改革文化、改造心靈；這決不是「清淡」而已，必須活出來！如果只注重結構性的政策改革，再好的政策和制度，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畢竟有好的政策，還需要有好的執行者，更需要有好的典範去活出。典範應走在政策之先，正如台灣那些奮進的商人，永遠走在政府的政策之先，帶動政策。
　　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及中產階級應有「克拉判」的精神，從事跨黨派的運動，棄絕意識型態之爭，針對台灣惡質政治生態、社會結構性的犯罪，共同努力建立合理的制度，不要讓「好人在家中嘆息、壞人在台上唱戲」。台灣和英倫都是海島型的國家，我們需要有衛斯理、克拉判這種奮進的信仰，採取上層和基層改革的雙軌運動。約翰衛斯理不但同情北美殖民地的遭遇，更大膽主張北美十三洲有其主體性、有主張獨力自決的權力；這使得美以美會在美國開國一百年內，一直是美國最大的教派，而一直以大英帝國為意識型態的國教，則不但處於尷尬地位，更淪為小教派。這不單是美以美會平信徒的開拓工作，更是對其斯土斯民的認同，與美國人民站在一起，真正的道成肉身，與他們成為生命的共同體。基督宗教到底要在台灣的處境中成為主流價值，參與台灣的苦難和成長，還是走向當年聖公會的道路，這一點是值得台灣教會再思的。
<心得>
         基督徒要走入人群, 轉化社會, 使社會越來越有上帝的祝福, 使社會發展成蒙上帝喜悅之群體!

早期循道派：約翰衛斯理的生活語錄

By John Singleton* 

       全球幾百萬的衛理宗會友中，讀過或想閱讀約翰衛斯理全集的人，也許屈指可數。這是可以理解的──要念完衛斯理的日記、書信及各種著作，的確讓人光想就累了。但學者及史學家所作的整理，則值得各宗派基督徒的青睞。

任何讀過相關著作的人將發現：衛斯理智慧的實用性──作為實踐或拿來引用都好。我在看到JohnT. Waddy 牧師的《MethodistRecorder》 一書中，約翰衛斯理的諺語精選後，有此感想。

衛斯理的名言有三，於外在作為上，他說：「世界即是我的教區」(“Ilook upon all the world as my parish.”)。於內在體驗中，他說：「我願單求了解聖經。」(“Letme be a man of one Book.”)。在去世前一天，他的凱歌：「有上帝同在是好得無比。」(“Thebest of all is God is with us.”)。這些話都常被引用，且被公認為衛理宗的格言。其實尚有其他語錄，值得同樣被重視。

衛斯理經常且強烈地表達他善用時間的態度。「基督徒痛恨懶惰，如同痛恨醉酒」(“AChristian abhors sloth as much as drunkenness,”)可說是他對此態度最強烈的表達。以下是他對同一主題的其他看法：「能把握現在努力以赴，就是一大成就」(“Itis a great thing to seize and improve the very now,”)。「每天都要重新倚靠上帝」(“You cannot live on what God did yesterday”)，以及「作工越多，祝福越大」(“Themore labor the more blessing.”)。

關於愛在基督徒美德中居首，他的寶貴註解如下：「一盎斯的愛，價值更勝一磅的知識」(“Anounce of love is worth a pound of knowledge,”)，「即使不是愛得很有道理，也好過沒有愛的真理。」(Howfar is love, even with many wrong opinions, to be preferred before truth itselfwithout love")，還有：「光和熱的結合是多麼好！」(“Ofor heat and light united.”)。

厭惡偏執是衛斯理人格的特色。他曾說：「要思考，也要尊重別人的思想。」(“Thinkand let think,”)，以及「堅持己見與對基督的熱心是兩回事」(“Fervorfor opinions is not Christian zeal,”)；「如果我們不能同樣去想，至少我們要同樣去愛」(“Ifwe cannot think alike, at least we may love alike”)，「只有愛能帶出更多的愛」( “Can anything but love beget love?”) 。

衛斯理對人性的洞察及他對眾人的了解，成為他思想的另一特色。以下是一些具代表性的洞見：「人們通常只聽其言來判斷一個人」(“Menare generally inclined to think well of one that talks well,”) ，「好的動機並不保證有好的結果」(“Owhat mischief may be done by one that means well!”)，以及「不要因那些對信仰一無所知的人，造成你對基督教的偏見。」(“Benot prejudiced against Christianity by those who know nothing at all of it.”)。

衛斯理的著作中，處處可見自由派及善意的短句，顯示他通達、平衡且不偏執的心智。以下是一些具啟發性的例子。「喜悅或痛苦都在神的工作中，」(“Godcan do his work by pleasure as well as by pain,”)「要追求信仰中的喜悅」(“Aim at the cheerfulness of faith,”)，及「不斷提醒別人滅亡的命運，等於事先宣佈了死刑」(“Continuallytelling people they are dead is the ready way to make them so,”) ，「沒有人能不靠恩典而活，生活的深度就在恩典的多寡。」(“Noman living is without some preventing grace, and every degree of grace is adegree of life,” )，「我愛出自每一處的真理」(“Ilove truth wherever I find it,”)，「對我而言淺顯易見的事，不見得對別人也是如此。」(“Whatis as clear to me as the sun at noonday is not so clear to every one” )，以及「我曾因太嚴厲的論斷後悔，但從不後悔作出太仁慈的決定。」(“Ihave often repented of judging too severely, but very seldom of being toomerciful.”)。

對約翰衛斯理的研究中，決不能缺少他對上帝毫無商榷的信仰。如「上帝的時辰總是最好的時辰」(“God'stime is always the best time”)，及「上帝的呼召是為每個人所獨有的」(“WhateverGod calls us to He will fit us for.”)。

衛斯理傳記的作者指出，在衛斯理50年間的旅行中，興旺及激動各地的人心，他本人卻有平靜的氣質。他的具體建議是：「確實的作好每件事」(“Beexact in everything,”) ，「作事不要匆忙」(“Giveeverything the last touch,”)，「我雖然行事快速，但從不匆忙了事。」(“ThoughI am always in haste, I am never in a hurry”)，以及「我考慮的只有責任，無所謂麻煩及他人的責難」(“Duty is all I consider – trouble and reproach I value not.”) 。

在他去世的前幾天，他寫信給英國衛理公會領袖AdamClarke：「作事不要一次貪多，你將能作更多事。」(“Doa little at a time that you may do the more”)。

　

關於約翰衛斯理信仰的真誠及其實踐，有以下的話：「以罪換取安逸是不划算的交易」(“Easebought by sin is a dear purchase,”)，「基督教絕非一個可以隱藏壓抑的信仰」(“Whateverreligion can be concealed is not Christianity,”)，「聖靈的教導帶來立即的領悟」（“When the Holy Ghost teaches, there is no delay inlearning,”），「享用這個世界並享受上帝的同在」(“Usethe world and enjoy God”)，以及「沒有永恆價值的事物有甚麼用？」(“Whatis the real value of a thing but the price it will bear in eternity?”)。

我於此再提供一些衛斯理對一般事物的看法：「有許多道理是沒有必要知道的」(“Thereare many truths it is not worthwhile to know,” )，「不要扭曲別人的善意」(“Takenothing ill that is well meant,”)，「要心存感謝地接受忠告或責難」(“Always take advice or reproof as a favor,”)，「沒有人愛聽壞事，自然就沒有人愛說壞事」(“Ifthere were no hearers there would be no speakers of evil”)，以及「要勇於認識自己」(“Benot afraid to know yourself.”)。

如同其他偉大的領袖，衛斯理的聲音隨著他的時代的過去，而逐漸微弱。但對衛理會會友而言，這仍是個獨特的聲音，述說著他所事奉，無始無終的上帝。衛斯理曾說：「福音自始至終其實是一個大應許」(“The Gospel is in truth but one great promise fromthe beginning of it to the end,”) ，「我們要作的是愛及順服──知識則保留至永恆的未來」(“Ourbusiness now is to love and obey – knowledge is reserved for eternity,” )，「竭力追求成聖的人，將在神國發現極大的快樂」(“Theythat bring most holiness to heaven will find most happiness there”)。他也說：「將你的心中充滿愛，只要充滿愛。」(“Letlove fill your heart, and it is enough.”)。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事奉觀和成聖觀

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生活方式（Life-Style）
   1. 衛斯理的事奉（Ministry）＝敬虔的生活＋社會關懷＋傳福音。
   2. 他的足跡走遍英倫三島，約有25萬英哩，講道四萬次。
   3. 使命：指出英國社會的腐敗並喚醒世人的良心：
      1. 在1746年發表「英國是背逆神的國家，應該全國悔改」
      2. 他曾說：「全世界是我的教區」——救人靈魂是基本責任
   4. 婚姻：衛斯理在48歲才結婚，對象是寡婦，但婚姻並不美滿。
   5. 社會關懷：
      1. 救濟貧窮人，
      2. 扶助孤兒寡婦，
      3. 籌設老人院，
      4. 推行義務教育，
      5. 為平民設立習藝所，
      6. 攻擊奴隸制度，
      7. 指責社會上階層的生活奢侈，
      8. 遣責商業壟斷。
   6. 工作成果：
      1. John Newton本來是販賣奴隸的船長，但在聽到衛斯理的講道後悔改，因而寫出全世界皆知的聖詩「奇異恩典」，幾百年來安慰了許多人的心靈。
      2. 經過衛斯理，John Newton等人的努力，國會因此修改法律，保護勞工，釋放奴隸。
   7. 循道派教會的成立：衛斯理本來只想在英國安立甘教會內改革，但最後仍分離離出來，原因如下：
      1. 安立甘教會（後來的聖公會）只向社會上階層的人傳福音（今天還是這樣），長老會和浸信會則向社會中產階層的人傳福音（今天還還是這樣），但只有循道會（衛理公會）向下階層的人傳福音（今天不是這樣，循道會已失去衛斯理事奉 的三大重點，Lift-Up Theory效應），在曠工和勞動階層當中建立教會。
      2. 衛斯理所帶出來的信徒受聖公會牧師歧視，甚至不准他們領聖餐。
      3. 有些地方的聖公會牧師德行敗壞，傳道不按聖經。
      4. 在工業革命中，勞資兩方的對立，使這些下階層的信徒與聖公會沒有感情。
      5. 很多地方沒有教會，聖公會也不去開拓，只好由循道會自己去開拓。
      6. 聖公會和循道會是英國兩大教派，但型態不同，後者非常嚴謹，循規踏矩（在教會增長原理中，這種牧會型態可能適合下階層的信徒）。
2. 循道會和莫拉維弟兄會分開的原因
   1. 莫拉維：人信主以後不可以再有軟弱，不可以有懷疑和憂懼之心，若有時，証明還沒有得救。 衛斯理：人的信心有深淺之別，信主後會再跌倒，所以主張「聖徒的堅忍」（亞米念派神學思想），聖徒若不堅守，可能會失去救恩（參希伯來書六章），聖徒可能會再軟弱，但必須從軟弱中再站起來。
      附錄：加爾文思想 VS. 亞米念思想
      

      加爾文思想	亞米念思想
      信徒的軟弱：生活的軟弱（約6：37，10：28，14：16；羅8：35）	信仰的軟弱（不是普通的軟弱）（來6：4-9，10：26-31）
      從恩典中墮落： 聖經從沒有這樣說	聖經說過信徒會重新犯罪
      James Kennethy的解釋：以上經文不過是裝飾用句子	以上經文是條件式句子
      各派優勢：在神學上佔優勢（加爾文的TULIP五點神學）	在態度上佔優勢（亞米念的五點相反的神學）
      生活態度：「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聖徒的堅忍（「Perfection」是指完全順服聖靈時，所以，可能會再退步，但神會保守我們堅持到底。）

   2. 莫拉維：信不能藉著祈禱，讀經，守聖餐這些善行而得到，如果有懷疑，就不可領聖餐，也不可祈禱，只有安靜等候，直到讓神恢復信心為止（比較接近加爾文主義）。 衛斯理：祈禱，讀經，守聖餐是蒙恩的媒介，不是蒙恩的來源，這些是基督徒的責任；所以，既使在軟弱時，基督徒應該繼續祈禱，讀經，領聖餐，藉藉著這些生活，神會施恩給我們。
   3. 比較兩派理念莫拉維：在信仰上，採取比較消極保守的態度，以致莫拉維建立的教會，信徒總數不多。
      衛斯理：採取比較積極進取的態度，除了神學思想不同外，可能和衛斯理的有條理和組織能力有關。
3. 約翰衛斯理的成聖觀（Santification）比較
   1. 加爾文派（路德派）：當稱義（Justification）時，也是成聖（Santification）時，指地位上的成聖；實質上完全的成聖是到死的時候（接近羅馬書七章）。所以，馬丁路德說：「基督徒同時是義人（指地位），也是罪人（指生活）。」因為我們有犯罪的可能，所以，需要靠聖靈來勝過，因此基督徒有靈性上的掙扎。
   2. 衛斯理宗（循道會）：成聖乃是基督徒得救以後，第二次的蒙恩（今天靈恩派的主張），並且在今世就可以得到，要靠：1）。渴慕追求，2）。完全奉獻，3）。單純的信心，4）。聖靈的印記。如此就可以除淨罪性，充滿神完全的愛，就是「成聖」的那一刻（瞬間完成的恩典）。但成聖的基督徒仍可能再犯腹uA除非長久保守自己在聖靈中。
   3. 結論：加爾文派強調神的主權和人在地位上的成聖，而衛斯理宗強調人的責任和生活上的成聖。真理是多元性的，所以，兩者可以互補互成。

<心得>
          福音是多元性的, 只要接受福音的人, 都可以成聖, 因為福音是上帝之大能!

評論：對於全球愛滋病危機，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

Donald E .Messer牧師*

每天有無數基督徒想知道，「要是耶穌會怎麼作?」

在聯合國宣布全球的愛滋病及帶原者疫情已成為「世界危機」後，衛理宗基督徒所該問的不只是耶穌會怎麼作，也該問：「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

當然，我們不可能去預測或描述，這改教家會如何面對此700年來最大的瘟疫;但我們可以從其神學的實踐中，或他的醫療、照護等工作中發現一些有意義的線索。

雖然聯合國呼籲信仰團體對愛滋病患伸出援手，到現在為止除了少數例外，基督教的貢獻還是很少。這全球性瘟疫已進入其流行的第二十年，仍只有一小部份人，投入的一點點錢，用在這工作上。

更糟的是，在許多時候的不同場合中，宗教還助長了歧視的加深，在痛苦的人身上加上烙印。所以大家更不想去聞問，而至終造成了病毒更大的流行。

統計數字令人怵目驚心：全球有4千萬人感染病毒，每天都有7000人死於愛滋。已經死於愛滋的人數高達2千600多萬。從個人，社會到國家的痛苦都在加深。

於是，聯合國呼求國際社會各界伸出援手，尤其是對宗教團體。

新聞週刊(Newsweek)的保守派專欄執筆GeorgeF. Will在幾年前說，目前世界迫切需要的，是另一個約翰衛斯理，或者說，「更多的約翰衛斯理」。在其2000年1月10日的專欄中，他思及全球愛滋危機與衛斯理時，寫到：「在18世紀的英格蘭，快速的現代化及城市化使社會解體，當時的工業污染帶來新疾病，使情形更加惡化。約翰衛斯理騎馬走過250，000英哩，對不識字的民眾講道三萬次;掀起了廣大的文化，也是實際行動(behavioral)的革命。」


衛斯理及其後人讓GeorgeWills想到熱情的佈道者(evangelical)，對人的心靈及身體同等重視，尤其是對窮人、病人及邊緣人。要了解箇中原由，我們須重新檢視本會突出且賴以為記的神學及實踐，使命及工作，傳統及期望。

也許有更多人是在事件中了解真相，而非認識真相後再行動。衛斯理對基督徒信仰及生活的了解，都在於真實生活中的健康與疾病，生與死的關鍵問題中。

衛斯理深感於英格蘭窮人廣受疾病之苦，在1976年他甚至決定出來行醫。他開設診所，每星期五親自看診。

衛斯理在其工作及機構中使用當時最好的醫療技術。1747年，他出版著作：基本醫學：多數疾病的簡易及天然療法(譯註)。衛斯理將此書與靈修小品一起發送，並說：「如果你珍愛靈魂或身體，那就隨處向人推薦基本醫學及這些靈修小品。」循道會人當然遵循了這個教訓。在衛斯理死前，此書已再版了22次。

衛斯理可能如何也想不到，有非洲這種隱藏4千萬孤兒的大陸。衛斯理本人深深為孤兒的不幸而心碎。早在1740年，循道會友就於美國喬治亞州Savannah附近建立了一家孤兒院。

衛斯理樹立的典範，也就是學習耶穌四處傳道、教導及醫治，已成為數世紀來循道會人的主要課題。奇怪的是，為何我們的宣言「世界是我的牧區」遇到愛滋病就失效了呢?

在我們面對全球愛滋病危機時，有7個來自衛斯理工作及生活的功課要學習。

第一，以世俗的眼光逃避病患或將病患貼上標籤，不是衛斯理的做法。衛斯理對病患沒有差別對待，醫治這種病而不醫治那種病。他在講道中定義，「無論是心裡還是身體的痛苦，無論他是好是壞，信上帝還是不信上帝，只要是在痛苦之中，」就是病人。

第二，衛斯理反對漠視的態度，要我們與人同受苦難。他心寒於當時社會中富人無視於窮人惡劣的健康情形。他堅持，探訪及照顧病人是耶穌福音的一部分。他在一篇名講章「關於探訪病人」(“OnVisitingthe Sick”)中，引用馬太福音25：36耶穌的話：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這樣慈愛的工作是「施恩典的方式」也是「救恩的一部分」。

第三，衛斯理強調要憐憫，而非責備病患。基督徒團體對全球愛滋危機的冷漠及缺乏行動，原因出在教會對同性戀者的反感。現在愛滋病的傳染其實已不分性向，多數病患是異性戀者。目前愛滋病的最高危險群，是全球三分之二地區的已婚婦女。循道會友還是沒有正式的關懷行動。

第四，衛斯理相信救恩就是愛。衛斯理說愛是「生命的良藥」。在愛滋病中掙扎的人，期盼信仰團體提供祈禱及關懷，希望，健康及屬靈能力，來面對這醜陋的印記和冰冷的世界。世界缺少衛斯理所謂的「醫治的恩典」，強調愛的力量包括身體及心靈的醫治。

第五，衛斯理是社會正義的提倡者，而且並不等待政府行動。衛斯理譴責失職的政府及社團時從不猶豫。他認為幫助窮人，是每個循道派人的天職。如果這是衛斯理的要求，為什麼不見循道會友組織起來，援助醫療愛滋病患或帶原者呢?為何在零星的行動外，沒有針對全球愛滋病的常設組織呢?

第六，衛斯理號召循道會友起來行動。為滅絕愛滋病，人們必須改變其行為。同樣的，教會領袖的行為也該改變：要同情，而非責難﹔要介入，而非冷漠。否定及歧視愛滋病人的時代必須結束。2004年總議會必須出錢抵抗全球愛滋病，別再去作另一個呼籲別人行動的決議。衛理宗的官方組織，如全球工作總議會，或非官方的佈道團(MissionSociety)已經宣佈愛滋病的教育、防治、醫療及照護是教會的重要工作。

第七，約翰衛斯理對基督徒成聖的觀念，促成其積極的入世思想。完美的基督徒生活不需要避世而居，遠離外界的混亂衝突；倒是要站出去面對生死的掙扎，醫治疾病，安慰痛苦。在「論基督徒的完全」一文中，循道會人可以找到積極投入抵抗愛滋的原因。衛斯理寫道：「小心忽視之罪。不要放棄任何任何行善的機會。要在好事上熱心，不要忘記你的天職及愛心。盡你的所能，幫助人的身體及靈魂。」

約翰衛斯理的教會在參與此工作上已經晚了許多。但教會若放棄工作，將使自己無法得救。一句非洲諺語說：「種樹的最好時機，是20年前。其次就是今天。」

然後我們要問，「耶穌會怎麼作?」，以及「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會怎麼作?」。最後的一個屬靈問題是：「我該怎麼作?」

<心得>
          上帝是憐憫的上帝, 也是供給需要之上帝, 要勇敢的向祂求能力, 只是不要忘記要歸榮耀於上帝喔!

衛斯理約翰及其兄弟

       約翰衛斯理 , 衛斯理(John Wesley)  , 衛斯理兄弟小傳  ,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和影響  , 

       衛斯理約翰家世與教育 ,  衛斯理家庭 ,

       約翰•衛斯理從火災中被救  ,

         聖潔會  ,

       約翰衛斯理的教堂及故居 ,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派  , 

       衛斯理約翰生命更新之經過  , 查理衛斯理詩歌介紹  ,

       衛斯理弟兄遇到莫拉維宣教士  ,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

      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   ,

       約翰衛斯理是傑出講員  ,

      約翰衛斯理時代之英國教會的光景   ,

       衛斯理的方法  , 衛斯理的信仰 ,

      Imago Dei 上主的形象─約翰‧衛斯理神學中的重要主題    ,

      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    ,

      早期循道派：約翰衛斯理的生活語錄   ,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事奉觀和成聖觀  ,

       評論：對於全球愛滋病危機，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   ,

       約翰衛斯理福音運動的基本特質  ,

       衛斯理受不同神學思想的衝擊 , 

       衛斯理約翰的成聖觀與改革宗的異同  ,

凱柏傳(下)

將人的心意奪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開端，是教會的根本。因此，不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誘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僅要使被擄的歸回，還要進而裝備聖徒，使他們能作基督的精兵，“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歸服基督”(林後一O：5)。
荷蘭獨立以後，是君主立憲政體。早在1848年的憲法，就明文規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過，當時的教會人士，沒有覺悟到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義者，正假借科學的美名，滲透各學府；神學的自由主義，也趁著理性主義的風勢，披上科學的外衣，反抗神的權威。在教會裏面，敬虔主義的餘波仍在。他們認為個人的救恩經驗是最要緊的，得救後的工作，則在於保持與神的關係，並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當然，這是重要的。但問題在於他們太強調個人經驗，以為神學教條可以忽略，更進而反理性，反知識，幾於到以無知世事為美德的地步。這樣，不信的人順利的佔領了教育的領域。至於憲法對於高等教育雖有自由的明文，但沒有規定，在甚麼條件之下，才可以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等到信徒覺悟有此需要時，所遭遇的正是立法與實施的雙重難題。
有一段長時期，大家在討論，爭議。1876年，國會通過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從各方面看，那不是一個完美的理想法案。因為法案規定：私人或合法團體可以創立大學；但非國立大學的各科畢業生，必須再通過在國立大學的考試，以甄定確認他們的學位和證書，才可以獲得專業資格，不管他們的學術水準多麼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專業資格是一回事，但不等於安排就業；福音派非國立教會的神學畢業生，也不確定能為教會所接受。至於經濟方面，並不能獲得政府的任何資助。這也就是說，像教會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學校，雖可以自由興學，但學生必須先納稅付足鄰舍的教育費用，再負擔自己的教育費用，結果還是次等的地位。
其他規定的條件是，非公立大學，必須籌有一定數額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員；必須具有五個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自然科學院，和神學院，才可稱為大學(University)。至於考試，頒發學位等條件，與國立大學相同。
雖然，距理想尚遠，希望之門總算開了一條縫，只是不夠寬廣。
根基與原則
在1878年十 二月五日 ，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會(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 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獲得皇家認可立案。於1879年六月四日 ， 選出四名董事，並四名信託人，正式進行大學的籌備事宜。
校名： 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國教教會約制的私立大學。
宗旨： 持守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信仰，不與自由主義(不信派)妥協， 造就尊基督為主的專業知識分子，在各個生活領域，使主的名得榮耀。
當正在進行籌畫的時候，試探來了。一位知名的國教教牧傳出消息，凱柏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 Rutgers)被提名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系統神學和實用神學教授。他們覺得，如果去為自由派的大學效勞，是叛離改革宗信仰原則，所以斷然拒絕了。他們放棄了榮譽，厚俸，安定的職位，寧願選擇艱難而不確定的窄路。
凱柏和他的同工們，在他們的先鋒報(De Heraut)上，剛一發布籌辦大學的消息，質疑和批評，以至反對的信件，就大批湧來。有的問：在我們這小國家，現有的大學難道不夠？何必再辦一所大學？有的懷疑：如此大學，沒有雄厚的財源，怎能夠持久？有的詆斥辦一所狹隘加爾文信仰的大學，是破壞國家團結，跡同叛國。而自由派神學人士，則是深痛惡絕，咬牙切齒，極不願見到一所信仰純正的高等學府成立，如燈光照入黑暗，見證他們的不是。也有人對新大學的學術水準表示懷疑，不肯參與。還有人譏諷，說是凱柏的愚蠢。

成功在嚴
像基甸選擇他的精兵一樣，凱柏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 他發表了一個原則性的小冊子，題目是“嚴格說來”。 裏面宣告了三個原則：一. 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二. 嚴格採取科學治學；三. 嚴格認真辦事。
坦白說，辦一所大學，需要的是：財源，教員，學生。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實際的籌備重任，多半落在凱柏和洛哲斯二人身上。這實在是信心的考驗。他們都不是家財豐裕，但必須率先投入這艱鉅的事工。 從1879年十 一月九日 ，董事會通過他們二人為自由大學神學院教授，到正式開學期間，在不同的城市，各樣的團體，作推動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學正式開學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開學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羅宗座堂，舉行祈禱奉獻典禮。這標識著在主的事工上，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校舍，奉獻甚麼呢？先要奉獻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們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獻辭，經文取自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19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以色列人製造刀槍’！”這真是一個適切的題目，精警的觀察。正如當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識，使以色列人沒有用以反抗的裝備，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聰明厲害，他們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奪取教會和聖徒的裝備，使他們不能傳佈福音，拓展主的國度。現在，教會覺醒的時候到了，聖徒們要起而從仇敵手中，取回軍器供應，取回教育的主權。
大學從小開始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蘭改革宗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也是凱柏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們共同的理想實現了：
自由大學誕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賢畢集，表現改革宗聖徒志同道合的表現行動，表現他們對於教育重要意義的認識。實在說來，這偉大的結集，就是一項教育，就是一個宣言。
自由大學的財源哪裏來？蘇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個簡單愉快的致辭，呈獻了十萬盾荷幣，作為政府規定的開辦費。一項有價值的事工，必須有人認知這事工的價值，認為值得儘量予以道義上和資源的支持。以後的經費，要憑信心仰望神感動屬祂有識之士的供應。這仿佛是一項互信之約。
自由大學的教授哪裏來？董事會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凱柏，洛哲斯，浩德莫克為神學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為法學教授； 狄盧(Dr. F.W.J. Diloo)為文學教授。
然後，風琴奏出信心昂揚的“以利亞”曲調，由大學創辦人凱柏博士致動人的開幕辭：”神在任生活範疇中的主權”，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點，揚起了自由大學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學的學生哪裏來？在開學那天，共有五名學生，都是為了維護真理，忠於真理，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不介懷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來到這裏。
他們沒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學生，借阿姆斯特丹蘇格蘭宣教會上課。但他們極為嚴肅認真，知道是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們發現在教堂的門上，有粉筆寫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門全絕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獄門上銘刻的字(見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誰惡作劇的寫在那裏，作為對他們的嘲諷。擦去了；第二天又寫上。但對於出入此門的師生來說，那毋寧是一個激勵，一項歌頌：他們敢於為主而冒險，棄絕一切屬世的希望，只求主的榮耀，為了真理。這是何等的見證！
1884年，董事會買下了一幢雄偉的四層樓建築。自由大學總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建校十年之後，在1890年，自由大學仍在艱苦掙扎中。經濟上仍然困窘，沒有足夠的發展基金，仍然沒有達到學術上的光榮成就，仍然沒有全國性的聲譽。
雖然艱苦，仍然前進。師生們與董事會合作，堅持信心和犧牲奉獻的精神，不畏反對和攔阻。他們仍然沒有獲得國立大學同等的待遇。有時，向國家教會商量，借教堂作大規模的聚會，也遭到拒絕。
在暴風雨中，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長，壯大。學生數目達到約九十名；而那時，三所國立大學的學生人數，合起來也僅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凱柏離世的時候，自由大學有學生二千名以上，教員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國立的大學相提並論。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學已經列名世界著名大學之林；有教員六百餘，全時間學生一萬二千名以上，圖書館藏書六十餘萬冊。
凱柏憑信心種下的種子，發展長大了。芥子成了樹。

文將凱柏
“文將”？這個名詞，可能聽過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說武將，是將帥軍伍，領兵打仗。但在屬靈的戰爭中，不是用血氣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戰爭。凱柏博士在領導信仰的戰爭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稱之為文將。
1869年的時候，凱柏還在悟垂克牧會，史維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鋒報(De Heraut)， 來約請凱柏為副總編輯。前鋒報是荷蘭全國性的綜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維思任總編輯。凱柏一向堅信文字的功效，以為可以啟發教育讀者，宣揚教會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 十月八日 的那期，刊載了凱柏的第一篇文章。以後，就經常有凱柏的作品發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凱柏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職。剛過二星期，前鋒報總編輯史維思博士猝然逝世。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凱柏只得答應發行人請求，暫攝總編輯，到年底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鋒報發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後一期，凱柏特地撰文記念史維思的生平與事工。
在那年的末後幾個月裏，凱柏發起組織前鋒社。只有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並以聖經為個人和國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為社員。宗旨是傳播歸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觀點。他們決定買下前鋒報，於1871年一月起改組發行；由凱柏博士為總編輯。在首頁刊頭，揭櫫該刊的宗旨：
”為了自由國土上的自由教會與自由學校”
第一期於1871年一月六日 發行。凱柏負擔起這項額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開的講壇，每周可以向讀者講話。他的影響力，也更加廣大而深遠。
同心的戰友
1869年五月，在悟垂克時，全國基督徒教育協會在那裏開會，凱柏結識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見投契。葛瑞恩是研究歷史的基督徒學者，見到法國大革命的暴亂和流血，知道病根禍階，正在於他們所標榜的“無神無主”。他的深思遠見，使他知道，為免蹈於同樣的暴亂，荷蘭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讓基督在個人生命與國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凱柏多年深研加爾文主義的結果，也達到同樣的結論。他們所需要的，是把這信念廣傳出去。
馬丁路德曾說：”除了救恩以外，神給人最大的恩賜是印刷機。”他也善用了印刷機，傳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偉大事績。
凱柏也認識印刷機是神給人的恩賜。他看到那惡者使用印刷機的武器，推廣各種邪說，主義，散播思想毒素，反對荷蘭基督徒歷來視為神聖的原則，攻擊正統信仰；基督徒豈應因循遲疑？何不奪回神所賜的武器，用以傳播真理？因此，凱柏決意荷蘭的基督徒，該有自己的日報。
展開真理的旌旗 當然，創立一份日報，經營維持一份日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報困難得多了。凱柏反復思量，研究，與同志討論，集思廣益，詳慎計畫。他提議擁有前鋒報的前鋒社，創辦一份日報，名為旌旗報(De Standaard)，為真理揚起旌旗。以後，前鋒報將不再獨立發行，而成為旌旗報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凱柏則兼為日報及宗教周刊的總編輯。凱柏的健筆是大家見過的，也是讀者稱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編前鋒周報的經驗，組織與治事的長才，完美周詳的計畫，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報創刊號於1872年四月一日 問世。 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領導荷蘭獨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戰役勝利三百周年紀念(八十年戰爭1568-1648)，極富愛國意義。
在舉國慶祝中，旌旗報出版了。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戰爭，要把荷蘭從邪惡信仰中解放出來，把人的心意奪回歸向基督。凱柏堅信，神啟示的寶貴聖經，不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
凱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絕對主權”。他一生常常這樣說。這簡單的話，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動方針，真可說是念玆在玆。他到處宣揚的，也是這個原則。這是加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以基督為中心，一切都是為榮耀祂，享受祂。
1873年十一月，凱柏在悟垂克發表一篇重要演說，題目是：”加爾文主義：我們基本憲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證”。後來這篇荷蘭的反思，於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單行本小冊發行，一個月後即行再版，可見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視。
大意說：瑞士，荷蘭，英國和美國，都是加爾文思想孕育和發展塑造的。最偉大的自由國家美國，是由清教徒創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動力，是英國的加爾文主義信仰。英國清教徒的獨立鬥爭信念，是法國胡格諾復原教派的啟發與延續。這些偉大運動的基本思想，都是源於崇高的加爾文主義，是自由成長發展的動力。由於凱柏博覽群書，他繁徵博引，說明這個歷史觀點。
1883年，凱柏寫了一本書：教會歸正的途徑。凱柏分析教會為四類：一. 真教會；二. 半路的歸正教會；三. 完全歸正教會；四. 假教會。他指出，連天主教也不是徹底背道的假教會，只有將來撒但完全掌權的組織才是假教會；但教會必須儆醒，潔凈，防備不信聖經的假教師；並積極建立，持守純正的信仰，信守神啟示的聖經，以恢復成歸正的教會。

爭戰的呼喊
1886年，凱柏連續發表了三個小冊子，用的是同一個標題：爭戰臨到了。在那裏，他宣稱：荷蘭歸正教會“被擄七十年”–1816至1886年。甚麼是”被擄”？凱柏指的是荷蘭國王威廉，在1816年下詔宣稱他自己是教會的立法者，教會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義信仰者，滲透教會的時候。現在，像但以理讀到先知耶利米的預言一樣，他認為以色列被擄的七十年滿了(參但九：2)，耶路撒冷荒涼的日子滿了，神的子民應該起來重建耶路撒冷。
爭戰的起因，是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區會，雖然大部分是歸正信仰的教會，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裏面為難。而上級大會則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為了接納信仰有問題的人成為正式會員，導致了正式衝突，而至大部分正統信仰的教會退出國家教會。在這場爭戰中，凱柏靠著聖靈的大能力，運用他的健筆，陳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 ，旌旗報創刊二十五周年，凱柏正六十歲。荷蘭全國各界紛紛致賀，並為凱柏出紀念專刊。旌旗報雖然不是最大的日報，但因為立論公正，見地精深明確，極得各界推重。連天主教的著名報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稱頌他是“我們最偉大的報人”。
凱柏的文字，有其獨特的風格，雄辯，莊嚴，明晰，而不失其生動，說理清楚動人，用詞恰切，深入而流暢。
健筆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來靈修，然後從事寫作。在書房中的時候，不許人干擾。他為旌旗報寫全版的社論，還要為前鋒周刊寫評介，有關教會事工的論文；每日上午，他寫默思錄。默思錄專欄是有系統的寫作，後來集成兩帙出版，名為與神親近，很多人喜愛，用助靈修。分刊多年的為基督我們的王(Pro Rege)，則成為三巨冊出版的書。另外，他還要寫專題的研究，專文，小冊，和演說稿。他歷年的演說稿，先後輯為許多巨冊。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學百科全書，是改革主義的權威作品，也是如此積漸寫成的。此外，在有意義的紀念節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發表文章；還有神學的講義和專著多種。他治學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親自撰寫，從不像一般不學有術的政客，要別人捉刀代筆。
凱柏相信，作為新聞工作者，必須事先從容有備，絕不在時間壓力之下，急就應付。
從創刊以來，凱柏持續為旌旗報和前鋒周刊撰寫文稿，並且親自校閱最後稿樣；只有l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內，由別人代為負責，但他仍然自己撰寫默思錄。直到八十三歲生日前的一個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後一校次改前鋒周刊的終稿。一個半月後，十 一月八日 ，凱柏離開了世界。
良牧良相：由講壇到政壇
凱柏對加爾文主義發生興趣，長久的繼續深入研究思考，使他發現那不是一種空泛的理論，而是最具系統，合理性的，有動力的信仰；在莊嚴謹密的結構後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權。這自然影響了他的人生觀，使他整個的思想系統，起了極大的轉變。
神奇妙的揀選了凱柏，引導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確的方向；先有了歸正的重生經歷，然後進而改變世界，給文化和社會以新生。

接棒有人
1869年， 全國基督教教育協會在悟垂克開會，會期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凱柏應邀發表預備會演講，題目是：”向國家良心的呼籲”。
他說：“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間，我們的運動進展，是顯然可見的，因為我們的力量，在於喚起國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協會的榮譽主席葛瑞恩。這幾句開始的話，進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靈的共鳴。那位老人已經是六十九歲了，他幾乎是孤軍奮鬥，作曠野的呼聲；三十多年來的希望，就是國人良知的覺醒。今天總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動人的演說中，凱柏說到國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並學校教育的自由。凱柏在台上所講的，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天降的甘露，滋潤著那位老戰士枯萎的心。多少年來，他所要作的，就是喚醒國人的良心，但始終未能如願。今天，他發現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這年輕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認定凱柏是能夠振奮國人的領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見到嬰孩耶穌一樣，葛瑞恩感謝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勵。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豐富；禮敦大學畢業。他是有名的基督教歷史學者，政治領袖。 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爾文信仰。此後，他的政治哲學，就完全建立在加爾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國流血暴亂的革命歷史，知道他們所倡言”沒有神，沒有主人”，那種所謂平等自由的革命，實在是造反，實在是背叛神，背叛創造並管理宇宙萬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隨從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話和祂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對神的主權。因此，他認為當循的途徑，是“高舉福音，反對革命”。只有高舉神的話，揚起真理的旌旗，遵守主的道，才是撥亂反正的道路，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方法。這種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蘭當時是完全創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張，回到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歸正或改革宗的信仰。為了實現他的政治主張，他倡組了一個政黨，名叫”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這個名字，現在如果望文生義，聽來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義；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對法國式革命的暴亂，那不僅是一個保守的政黨，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黨。
“革命”(Revolution)這個字，本來是說明天體運行的現象；中文譯為”革命”，是取自易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先已寓有褒意。這樣，反革命變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於法國無法無天的恐怖統治，記憶猶新，缺乏好的印象。不過，研究法國革命的背景，那時的皇室和教會，確是腐敗黑暗，專制而浪費，不顧人民死活，成為促成暴力革命的條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奪權，結果釀成流血爭取。
但那條血路，是錯誤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條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穌基督所開的，使人與神和好，也與人和好，可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造成了貧富不均，道德的墜落，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期病徵，極為顯著。幸而有神及時興起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衛斯理兄弟 (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傳播福音。 神的大能，改變了文化，拯救了一個沒有希望的世代，免於流血恐怖之慘禍。十九世紀的英國，仍然有社會病患問題存在。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是在英國工業發展轉型的產痛中，在倫敦寫的；但他所期望的階級鬥爭，並後來的人間天堂生活，並未在任何地方實現。惟有神的真理，是人類的希望，是解決罪惡及社會病弊的方法。
葛瑞恩和凱柏都深知，國家教會是釀成腐敗的因素。在法國，在英國，都存在著教階官僚的病弊； 荷蘭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樣的制度。 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紀是自由派(新派)信仰興起的時候。這種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滯的宗教機構，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機會，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會(即自立或在國教系統外的獨立教會)，不受國家教會的轄制和感染，並有自由的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包括神學院，以傳遞純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遠見和原則，都是正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個學者，不是群眾領袖。他典雅的學術氣味的寫作，可以獲得知識分子的激賞和尊敬，無奈不能達到群眾，說服廣大的基層人民；他也缺乏組織力和領導才能。因了這個弱點。葛瑞恩在荷蘭政壇有“無軍之將”的雅號。事實上，這說法也並不是完全正確。雖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單的道路，他的少數黨，在選舉中也獲得過六七個國會席位。隨著時間的進展，葛瑞恩的寫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綱領。
1869年五月的那次會晤， 對於葛瑞恩和凱柏，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凱柏後來寫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個難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與他晤面。他堅定的眼神，真誠的言詞，立刻得了我的心，給我極深的印象。從那時起，我成了他屬靈的同工；不僅如此，他屬靈的兒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凱柏參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選民俱樂部”。以後，二人書信往來甚密，建立了深摯的友誼，互相瞭解，並且同心合意，並肩作戰。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裏充滿了感恩。他發現了理想的“繼承人”。僅僅相識一百天之後，葛瑞恩在 九月一日 的公開文件中，指定未滿三十二歲的凱柏，是反革命政黨的未來領袖。

壁壘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並不等於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黨，在國會中的幾個議席，本來是依附於佔較多席位的保守黨；後來漸漸發現，保守黨同他們的合作，不過是利用他們，以促進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長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僅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目標永遠無法實現，還會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國會選舉，葛瑞恩面臨抉擇。起初，他躊躇難決；後來，毅然採取行動：不僅同保守黨決裂，為了原則，也不得不犧牲友誼。
葛瑞恩的口號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靜的孤立，而是堅持原則，不怕孤單，近於聖經原則的分別出來，不怕表現與眾不同，獨立特異，持守自己的立場。他近於極端的作法，是放棄支持本黨的所有現任議員，而提名三位新候選人：凱柏牧師，和一位法學家，一位學校的校長。這可以顯明他著眼的重點：教會，政治，教育的總體改革。
凱柏在教牧及前鋒報總編輯的職任之外，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但選舉結果，反革命政黨三名候選人全部落選。初試競選的失意，並沒有使凱柏灰心。跟幾位同志檢討的結果，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宣傳工具，政見得不到選民了解，和沒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得不著足夠的選票。
1872年，旌旗日報組成出版了，他們的政黨有了喉舌。全國性的提名大會，還是在1871年才由凱柏開始的，難得到滿意的成績，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873年，又是選舉年。 凱柏任全國初選大會的主席。這次是自由派獲勝。 凱柏在荷蘭南部高達(Gouda)地區的初選獲勝；但在總選中再度落敗。不過，這次選舉，反革命政黨共得了一萬二千票，比前年躍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 在高達地區中期選舉，凱柏當選了國會下院的議員。當選總比落選好，該是件可喜的事。不過，當選比落選困難，必須面臨抉擇；因為憲法第九十一條明文規定：“國會議員不得任教牧”。他必須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
寫給葛瑞恩的信中，凱柏說：他在經驗”靈魂的等待”；他必須得到主特別的指示，才作出決定：“絕不願違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離神的道路”。
在講壇上宣揚教導，從內部改革教會，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負高達地區選民的付託與期望？基督豈不曾吩咐祂的門徒作”世上的鹽”嗎？凱柏自己迫切禱告，也請阿姆斯特丹教會的會眾，在聚會中禱告。最後的決定是向大會申請光榮退休。大會批准了。於1874年進入國會。
凱柏並不曾忘記他在教會的事奉，因為那是他全心奉獻，全靈關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區，被選為教會的長老。他繼續為前鋒周刊寫論評及靈修文稿，積極倡導教會內部的改革。從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觀點，一切正當事業，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須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門，讓神掌權並得著榮耀。國會是另一塊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個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則，講道德的人，能夠與狡猾的政客們周旋嗎？凱柏自然不會不知道，“羊進入狼群中間”的危險。在教會，是與進入羊群的豺狼爭戰，要衛護主寶血買來的羊群。在國會，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氣，用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凱柏有極其淵博的知識，動人的辯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習神的話，從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則，對當世的社會問題，教會問題，教育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等，他都從基督徒倫理和聖經觀點，決定自己的立場，尋求解決的方法。
聖經真理和良知
凱柏不贊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鬥爭；但他反對當時資本家貪得無饜的剝削，殖民地主義者不人道的壓榨。他極力主張社會正義。
凱柏絕不是奴顏婢膝巴結資本家的人。他建議特別立法，保持社會正義。他認為滿有憐憫的主耶穌，絕不會對被壓榨的人群視而不見。在下議院中，他打開袖珍聖經，朗誦雅各書第五章：”嗐！你們這些富足的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接著說：“如果這是我說的話，在你們耳中聽來會是過激，是革命，會予以拒絕。但這是主的使徒寫的。你們能口裏承認基督，而對勞工的哀訴置之不顧，不同他們站在一邊？”
凱柏也反對當時歐洲的童工問題。”七歲的孩子們，要每週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時。這種不人道的惡行是那麼嚴重，我知道，有五六歲的孩子，從睡中被搖醒過來，頭上澆冷水，然後送到工廠去工作！”
他這樣直言，不管別人誣指他助長階級革命。他以基督的心為心，本乎聖經真理和良知發言。
他反對荷蘭對殖民地的經濟壓榨。那個時代，是世界頭號強國英國經營東印度公司，作鴉片，走私，並掀起最不光榮的鴉片戰爭的時代，那是炮艦外交，公義不彰的時代；凱柏不管自己的言論多麼不合時宜，不管政治路線的“正確”，而反對鴉片貿易。他強調：荷蘭對於印尼等殖民地，有道義的責任，應該使他們基督化，並扶持他們走上獨立。如果有人以為他不夠愛國，那是因為他更愛神的國，更愛真理。他確是走在時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張自由教育：不屬國家和國教會控制，而由家長督導。凱柏認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學校的標準和規範，檢定教員合格證書，可以督導教學。但政府也有責任，對學校在經濟上支持，使貧苦兒童也能就學，而由他們的家長，作良心上的自由選擇，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學校。
凱柏這顆政壇的新星，在國會閃耀的光芒，引起國人的注意和期望。

沉默
凱柏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繼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 又是選舉年，葛瑞恩已到了燈枯油盡的地步，讓凱柏指麾運籌，他自己則退而以其殘年作歷史研究著述。凱柏籌畫，奔走，寫演說稿，寫論評，忙個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凱柏精力衰竭，完全崩潰了。在那段時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連一張明信片也寫不來。醫生建議他離開荷蘭，徹底休養。凱柏夫婦賣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個月的時間，大部分在瑞士和意大利，並有些時間在法國南部的尼西。耗費鉅大，恢復卻緩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復，回到荷蘭。那時，他快邁向四十歲了。在凱柏離國休養期間，法學家樂門(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暫為攝理前鋒報編輯；浩德莫克則負責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這是凱柏靈魂安息與甦醒的時期。他經歷了人的完全敗壞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話全然真實。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獻給主，全然的倚靠主。
新局面
當凱柏返抵國門，新選舉的結果，政府已換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黨則失去了創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矚目凱柏，期待他作他們天賜的最高統帥。
果然不負眾望，1879年選舉，反革命黨贏得國會下院十一席；應當歸功於凱柏的領導。但他雖是黨魁，卻沒有國會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揮運作。
在這期間，凱柏的自由大學成立了。教會改革的鬥爭，則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國教會，另組成改革宗教會。
1880年， 曙光初現。在國會下院八十六議席中，左派佔49席，右派37席 (包括反革命黨和天主教)；如果情勢繼續改善，成為多數黨執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著眼於”加爾文派與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擊敗自由派政黨。現在，局勢很明顯：合則兩利，分則俱傷！
凱柏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圖。但深思熟慮之下，覺得是唯一實際可行的安排。同時，達成諒解：兩黨各自保持其原有組織與名號；兩黨各自決定所支持的議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聯合。凱柏說服其本黨人員，明瞭這樣合作的意義和必要。
1888年的選舉，反革命政黨獲28席，天主教黨26席；左聯則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黨和天主教的右聯政府成立，麥愷(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個月之後，於1891年八月的選舉，又換了自由派當權的局面。
重返國會議壇
凱柏是反革命政黨的領袖，自由大學的創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鋒報總編輯的工作上。但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領導國會政治運作，朋友勸促他重回到國會議壇。
1894年， 凱柏再度當選國會下院議員。在議會中，凱柏顯明是傑出的領袖，在重要的議案提出時，總會聽到他的聲音和雄辯，也成為荷蘭全國良心的指針。每當他和反革命陣線的朋友樂門，及天主教黨的索普曼博士三人發言的時候，咖啡廳座位都空了，議員席全滿，旁聽席和走廊上都擠滿了聚精會神的人，總是有很多人不能進入。右翼的聲勢大振，執政的時機接近了。
1901年開始了新世紀。那年的選舉，右翼聯合陣線獲得勝利：右翼聯合陣線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凱柏眾望所歸，成為首相。

首相凱柏
那時，英國在南非進行殘酷的波爾戰爭(Boer War)。 在南非，有一些荷蘭移民或胡格諾與非洲人混血的“波爾”人，荷蘭語文是”農民”的意思。現稱亞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紀初，南非成為英殖民地。1860年代，發現了豐富的黃金和鑽石礦藏。洛玆(Cecil Rhodes)取得帝璧爾(De Beers)公司，成為壟斷世界市場的集團，維持鑽石市場高價，並收佔礦區。波爾人“懷璧其罪”，被鎮壓屠殺；雖然打過一些英勇的游擊戰，終是勢不均，力不敵。
荷蘭小國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國政府拒絕任何外國勢力干預。凱柏一向厭惡壓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對抗。 他致送一個備忘錄給英國，並從中斡旋，於1902年英國同波爾人達成和平協議，停息了戰爭。這是凱柏正義外交的成果。
對於荷蘭本國的殖民地，凱柏主張用基督教教化，最後，扶植他們達成獨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後，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玆(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屬東印度群島總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輔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獨立的基礎。
凱柏慧眼識英雄，在柯霖返國的時候，幾次交談，發現志同道合，著意扶植他，輔導他。柯霖後來當選國會議員，在後凱柏的右聯政府，作過國防部長等重要職位。並在十幾年後，作了反革命政黨的主席，前鋒報總編輯。成為凱柏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蘭的航運工人借口不滿公司待遇，進行罷工。不久，鐵路工人也參與支持罷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國各大城市，交通陷於停頓。凱柏向來關心工人工作環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這罷工行動，是從開始就具有破壞的意圖，人民生活和國家生計，將大受影響。凱柏立即採取緊急鎮壓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軍營加強警戒，調用軍隊回復鐵路交通；聲明必須維持法律與秩序；並嚴厲警告罷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壞行動，否則以激烈手段對付。但罷工並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趨勢。不過，政府立場堅定。
二月二十四日，國會復會。凱柏提出了法案：設立鐵路警察；為了促進勞資和諧，關心工人福利，政府設立調查仲裁的機構；對破壞性的非法罷工行動，則將予懲戒。
四月八日 ，鼓動罷工的反抗組織，號召全國性罷工。但凱柏不為所動。
四月九日 ，國會下院以86對6票，通過凱柏的法案。二天後，上院以口頭表決通過。同日，女王簽署成為法律。
反對的人，極力反對，特別對凱柏個人咒罵，諷刺，醜化他的形象為：Abraham de Geweldige， 意思是：”恐怖的亞柏”，或“暴力的亞柏”。不過，罷工的領袖們，都沒有興趣以身試法，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宣布停止罷工。全國秩序恢復了。

1905年， 凱柏致力奮鬥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國會通過，使私立大學獲得與國立大學同等地位，學位和專業資格同樣被承認；並設立農業，科技和商業大學。
但左翼分子，看凱柏是他們的死對頭：神的絕對主權，與無神的人本主義，冰炭不能相容。他們對凱柏極盡攻擊，稱他為”教皇凱柏”，立心要“打倒凱柏”；但凱柏的聲譽，如日中天，極得國人信任尊重。有的人為了旁聽凱柏的演說，要徹夜排隊等候。敵人的攻擊，終不能得逞。反革命政黨的勢力，在全國蒸蒸日上。
不幸，凱柏本黨的投機分子，為了個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結果，1905年的選舉，右翼聯盟失去五席，而成為國會的少數政黨。八月十五日，凱柏的內閣總辭。凱柏於1908年重被選任下院議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選任上院議員，直到逝世。
剩勇不衰
凱柏從政壇退休，自由大學請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凱柏寧願作海牙的居民，謝絕了。系統神學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繼任。 凱柏則向大學請延長假一年，至1907年，滿七十歲，正式離開自由大學。
但他繼續寫作，絕不肯放下他的筆，直到1920年十 一月八日 ，在主裏安息。
凱柏的神學思想，並不囿限於荷蘭。
1898年八月，凱柏訪問美國， 接受普林斯敦大學頒授法學博士榮譽學位(Honoris Causa)。 十月間，凱柏在神學院大禮堂，舉行一系列的”加爾文主義”講座：1. 加爾文主義生活系統；2.加爾文主義與宗教；3.加爾文主義與政治；4.加爾文主義與科學；5.加爾文主義與藝術；6.加爾文主義與將來。這歷史性的講座，成為經典性的論述。
他也在賓州非拉鐵非市的長老宗歷史學會，講“象徵與啟示的對比”；在芝加哥的麥考米克神學院，作了三次講授，並講”加爾文主義的政治原則”。
凱柏在美國旅行了三個多月，於十二月返國。
凱柏是加爾文主義者，並被認為是“加爾文以後最偉大的加爾文主義者”。他的神學著作，仍然有人所樂於研讀。近年來，自由思想猖獗，使人懷念凱柏，他的思想系統，更為人注意。福音派教會，漸漸覺悟：主耶穌升天前給門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18-20)
這不僅是傳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進入神的國；還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訓，道化文化，使神的國擴展，佔領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凱柏在普林斯敦講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還舉辦紀念研討會。
他常為人傳誦的名言：

“在人的整個生命中，惟獨基督有完全的主權；沒有一方寸不是屬於祂的，人不能說：這是我的！”

凱柏

   凱柏傳(上)   ,  凱柏傳(下)  ,

凱柏傳(上)

牧師也有靈魂

新任的鄉村教會牧師，去探訪他的會友。
教會領袖中，有人先告訴他們的新牧師："牧師，在這教會裏，有幾名‘不滿分子’，他們給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煩。他們有點兒怪，喜歡批評；有的好久都不來禮拜了。他們對教會經濟上的貢獻微不足道，也沒有甚麼社會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師一樣，不要去理他們就算了。”
這 幾名不參加教會聚會的人中，有個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兒，三十三歲了，仍然獨身未嫁，稟性倔強。她跟幾個同心的農民一起聚集，讀讀聖經，和幾本宗教改革者所寫的老舊書；有時， 她寧願單獨敬拜，也不肯去參加教堂裏的聚會。他們堅守起初的信仰，絕不妥協；認為那些心持兩意，假冒為善的教牧，說些逢迎人的好話，卻不能使靈魂飽足。靈 魂無法在缺乏真理餵養下活著。
鄰近的人告訴她，牧師在附近探訪，也許不久就會來到她家。佩蒂決絕的回答："我與那人毫無相干！”
她的朋友說："不過，佩蒂，不要忘記，我們的牧師也有一顆不滅的靈魂，他也往永恒裏去！”
牧師來了。他覺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責任，不管他們的問題在哪裏。在見面的時候，佩蒂拒絕同牧師握手，因為她相信他們沒有相交；是牧師堅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為他是牧師，是因為同為人類。
但是，經過朋友的勸解，佩蒂的敵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當長的時間，同牧師談論今世與永生的問題。她說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並且勸勉牧師，必須確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則將要永遠失喪。
牧師聽的時間多，說的話少。分手的時候，他還要再來。

從不滿分子得滿足

那新牧師是凱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
凱柏於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蘭海邊Maassluis牧師住宅中，父親約翰凱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裏的牧師。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亞伯拉罕。他從小就愛海，對著浩瀚的海洋，充滿了憧憬。他在加爾文派的熏陶下長大。
1849年，約翰牧師應荷蘭南部禮敦(Leiden)教會約請，作他們的牧師，舉家遷往那裏。亞伯拉罕凱柏就入了禮敦大學。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還不到二十五歲， 得了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學博士學位。 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約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結了婚。 新婚夫婦都來自城市，去位於荷蘭西南部的鄉村卑斯得(Beesd)， 牧養他第一個鄉村小教會。
八月九日上午，凱柏正式就任牧師，是由他父親約翰凱柏牧師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講章，經文是約翰壹書第一章7節。 雖然是正統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講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誠實，只能講說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會眾大部分也都滿足現狀，不注重靈裏深入的追求，對於這位神學博士很滿意。問題仍然是"不滿分子”。
他 們倒不是對他個人有意見。他們不滿的，是牧師的正統信仰裏，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凱柏牧師覺得他們不是死氣沉沉的會友。他們的聖經知識很豐富。他們注重屬 靈的事。他們的生活表現很有規律，而保持歸正教會對世界的觀點。他們不是談論宗教，而是謙卑的見證聖經永恒的真理，以溫柔敬畏的心，說明"心中盼望的緣 由”。
凱柏同他們談論，有時且是辯論。但他勤去探訪他們，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師自然邀請他們來參加聚會。他們拒絕了；並且坦白的說，前任牧師不傳講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這班簡樸的農民知道真理？他們連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說聖經原文了。這感受仿佛是博學多識的亞波羅，握著亞居拉織帳棚粗糙的手，聽他說是對基督更認識。凱柏真的驚奇。
他們指示真理給他：神創造萬有，唯一的目的是為了祂的榮耀。祂的主權統管萬有。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
這是偉大的發現！大有學問的博士，竟作了卑微農民的學生。他不顧牧師的尊嚴，放棄了世界的虛驕，同他們談論。他發現，從此以後，主日的講壇自由釋放得多了。
從那幾個不滿現狀的人，所看見，所聽見的，使凱柏對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這轉變時期的結果，是他經歷了神"全然主權的恩典”。他沒有不滿他們，沒有反對他們；反而謙卑的接近他們，想了解他們，從他們學習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後，他寫道：

我沒有定意反對他們，直到現在我仍然為了所作的選擇
感謝神。他們不動搖的堅持，成了我心靈的福分，是我
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卻沒有尋得和好的
福音。他們用簡樸的話，告訴我靈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
方式：敬拜高舉那位行作萬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
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凱 柏常去跟那位農村女子佩蒂談話，更深的受她歸正信仰的影響。凱柏的父親本是正統的歸正派信仰，但趨向中和，成為一位傳沖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師。凱柏受教育的 禮敦大學，是有名的自由派學府；但他自己對加爾文思想認識頗深。不過，還是那位約比他年長七歲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屬靈的母親。她幫助啟導凱柏，把知識轉化 為宗教經驗，和神學的信念。他們在基督裏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離開世界。佩蒂一直關心凱柏的事工；凱柏也一直感激記念 佩蒂。
在卑斯得鄉村教會，四年的事奉，是凱柏最重要的準備時期。那幾名歸正信徒幫助他，從半正統，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進入光明，從游移浮蕩而建 立在堅實純正的根基。在這根基上建造，發展，有超奇的成就。凱柏成為神學家，政治家，演說家，大學創立人，報刊主編，作家，教會改革家，領袖，組織家，旅 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貴為首相，而在他始終是謙卑奉獻虔誠的基督徒。歷史記載，他是在荷蘭混亂危難中神興 起的領袖，也是加爾文以後最傑出的領袖。
1867年，凱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會的約請，擔任他們的牧師。
十一月三日，凱柏向他所愛的卑斯得教會作告別講道。他選用的經題，是馬太福音第六章12節，主禱文中的第五項請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還未全心悔改歸
向福音的時候，就膽敢到你們中間擔任牧職；因此，使
你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動搖的困擾…現在請
你們中間愛我的人，與我一同跪下，同我禱告，也為我
禱告，求主赦免我的債。”

凱柏離開了那安靜的鄉村，可愛的會眾，去省會悟垂克。他不是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而是去爭戰，為了神的榮耀。凱柏已經準備好了。

徵文的神蹟

禮敦大學的達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興奮的告訴凱柏，一項有獎徵文比賽的消息；他並且堅定的對他的學生說，那是天造地設為了凱柏預備的，極力鼓勵他參加。凱柏本就長於文學，既然教授對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決定盡力以赴的一試。
教授不能製造天才，但可以引導他們的方向。達扶立就是這樣一位關心學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蘭語文學者；他銳敏的覺察出凱柏是一名卓越的學生，這樣，很快他們就成為親密的知己，建立了特出的一生友誼。
發起徵文的，是歌樂寧根大學(Groningen University)，題目是：對宗教改革者加爾文和拉司基處理當時教會問題方法的比較與評價。
凱柏積極的蒐集資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爾文的著作，放在房內的書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個問題。其人是誰？其思想如何？

其人何人

首 先，凱柏到禮敦大學圖書館。那裏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國內另外二所大學及神學院圖書館，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關拉司基的資料，簡略提到那位波蘭的 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種；以後找到的資料，列有二十四種；但拉司基的作品，卻連一冊也沒有！凱柏遍查法國，德國，英國各大圖書館藏書目錄，所列 只有三四本。看來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歷史灰塵中消失了。
凱柏可以想像得到，所有想參加徵文比賽的人，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恐怕連出這題目 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夠好到哪裏去。但只根據有限零星的資料，摭拾別人的評引，而沒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無法在學術上作合理的評價。 衡情度理，最合邏輯的決定，該是放棄參賽的打算。
凱柏去見達扶立，把放棄努力的想法告訴他。那位熱心的好朋友勸凱柏，不要急於作放棄的決定，還得試作最後努力："凱柏，事情還沒有那麼絕望。我們這個好國家，有許多私人圖書收藏。 我父親是哈倫(Haarlem)教會的牧師，有不少教會歷史書籍，我建議你去找他；即使他沒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裏去找。”凱柏見達扶立的誠意，就動身北上，到了約二十哩外的哈倫牧師住宅。
白髮的老牧師，很親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凱柏的來意後，老牧師說："凱柏，這是很好的一項工作。我很願意幫你忙。我想，我沒有拉司基的著作。 我有一本門諾(Menno Simons)的小冊子，講到拉司基。至於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無所有。不過，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費些時間，這樣吧，你一個禮拜後再來一趟。”凱柏早就料到會有如此結果。他並不感到失望；因為本來就沒抱著希望。
不過，凱柏還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車，如約去了哈倫，只當是到林野作一個下午的消遣，調劑調劑枯燥的研讀生活。
老牧師慈祥的歡迎他，進到屋裏。然後，指著桌面上的一大堆書，以平淡的語調說："看，凱柏！這是我所找到的。”說來好像是世界上最尋常的事。在那裏的大書小冊，幾乎是拉思基全集。
這牧師書房出現的神蹟，對於凱柏，好像是飢餓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點心盤裏，發現嗎哪。在所知的罕有圖書目錄裏找不到的書，在各大圖書館找不到的書，似乎是絕版了，竟在這老牧師書房裏出現！誰說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峰迴路轉

把全歐洲收藏最豐富的拉司基著作帶回家裏，凱柏望著那神賜的奇蹟，心中充滿了感恩。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導著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禮敦大學，凱柏以最優等Summa Cum Laude畢業；在靈性上卻陷入最低潮。進了神學院的這兩年來，凱柏久已不禱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學術；自由派的教授們，把誘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裏，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統信仰，丟在遺忘的角落裏，以為是見不得人的過時舊衣。
在神學院裏失去了神；在老牧師的書裏，又找到了神。
凱柏歡欣，有了信心，幾乎覺得有使命完成這項目標。在以後的八個月裏，奉獻為了論文比賽而研讀，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結果，他用拉丁文寫的論文，贏得了金質獎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給予這位神學生和他的論文，無限的讚美。
1862年，凱柏徵得歌樂寧根大學同意，把這篇論文修訂增益，作為他的博士論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會，凱柏編訂出版了拉司基全集，並且寫了一百二十一頁的"緒言”。
這獵書的經驗，給凱柏極深的印象，成為他靈命轉機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後，他寫道：

尋得拉司基寶藏，是我參加論文比賽的關鍵。是一位忠
實的朋友介紹我去那裏，但他自己對那藏書一無所知。
在一週之前，連那寶貝的物主，也只依稀記得拉司基的
名字，卻不能確定有沒有那波蘭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
果人想要真知道神蹟的意義，必須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
艱苦掙扎，才會驚奇的發現。現在我這樣說，仍有無限
深的感恩敬拜感覺。那時，我的心受到強烈的感動，恢
復了疏忽已久的祈禱感恩。我不能否認，那絕非老婦的
故事，妄言"神的指頭”。
這難以置信的經驗，在我靈魂的深處，留下了持久的印
痕。我每逢回憶這可記念的事蹟，想到神尋找拯救我的
大愛，我的思緒常是回到神如何賜給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爾文和拉司基，兩位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都是過世已久了，為甚麼歌樂寧根那樣的學府，會忽然對他們垂以青睞？
原 來歌樂寧根大學，雖然早已趨向自由派，卻以福音信仰自命。當時的荷蘭，像在美國一樣，流行反加爾文情緒，以為他太過嚴峻和狹窄。而出身波蘭世家的拉司基， 曾在流落英國的歐洲大陸宗教難民教會中工作，雖被反對的人稱為"波蘭之熊”，比較起來算是中庸能寬容。凱柏當然不會存心趨附，迎合時好，口筆與心相違背， 在學術上是不誠實的；但以那二十三歲的青年當時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響而有誠實的成見，也自然會持有類同的看法。
就這篇論文而論，在信仰和學術的 觀點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這研究的過程，對他有極大的益處。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對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業，有深入徹底的認識。其次，這得書的神 蹟，使他轉向謙卑感恩的屬靈心態；以後，隨著靈命的進深，對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時，引起他透視並關注教會的問題。所以，這不僅是歷史的興 趣，也使他想到此時此地的荷蘭教會。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會的各層面，都有完全的主權，彰顯祂的榮耀。誰想得到，這神蹟不但奇妙的影響了凱柏的 一生，也影響荷蘭全國，以至世界的神學界。
小挫的大益

獲 獎的歡欣過後，精神鬆弛下來，反映出凱柏精力損耗的嚴重程度。他完全崩潰了。他可能手拿著一本書，整個小時的坐在那裏，連書名都讀不進腦子裏。他試著回復 童年對船的憧憬，買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體而微的小船，連細節都甚完備，卻不能載他駛回童年的寧靜。未婚妻很體貼他，為了逗他的趣，把 她自己的名字"約安娜”繡了一面小旗，懸在船桅上。
醫生建議他易地休養，以恢復健康。凱柏去到德國法蘭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幾個朋友住在那裏。在那新環境六個星期，他的健康恢復了很多。
這場病，前後約有十個月的時間。在恢復期間，凱柏讀到一本宗教小說The Heir of Redclyffe，是當時的英國小說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寫的，一時曾膾炙人口，助長了牛津運動精神的發展。
這 部長篇小說中，有兩個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聰穎，剛健，自信，善於談吐周旋，在任何環境，都可說是適者生存；另一個是顧依，溫和，仁 愛，似乎是柔弱的人，關懷別人，而有信仰。當二人在一起的時候，腓利願意處處佔先，控制；顧依卻是謙退，忍讓。凱柏作為一個讀者，完全與腓利認同。但到結 束的時候，情形改變了。顧依在瀕死時，現出溫柔才是有約制的勇敢，死亡是得勝和永生。書中也表示，教會有母性的愛，照顧她所有兒女的腳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獲神學博士(Th.D.)學位。他準備進入教會事奉。

曠野的呼聲：教會改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最大的港口都市，原來名字的舊拼法是Amstrelredam，被稱為"平安之母”(Mater Salem)。 遠自宗教改革時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為受羅馬教迫害，從歐洲各地來這裏避難。因此，這城市傳統上是更正教信仰，教會是國際化的，而且有影響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還記念這個城市，而且愛這個城市；有些教會機構的大規模國際性會議，常在那裏舉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 教區的選任委員會受命遴選；他們選任了凱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 月七日就任後，凱柏於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講道，題目是"生根建造：教會是機體，也是建構”。經文為以弗所書第三章17節："基督因 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有根”，說明教會是有機體，自然的合一與和諧，要向下扎根，才會生長；"有基”，說明教會是建構，要 在信仰上立基礎，並且按照神的規制建造，照著山上指示的樣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歸正的基督徒，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凱柏個人與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堅定的信念，堅信聖經啟示的真理，對聖經應用有整全的認識；因此，他傳講的信息，能夠深入聽眾的心思，觸動他們的情感，而影響他們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會的改革；他的話語帶著生命力，注重實踐在生活上；他言詞中肯，而有深湛的靈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動教會的潔凈，由沉睡麻木而恢復生機，並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標和範圍，不僅限於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區，而是全國教會的改革。

信仰之爭

當時的阿姆斯特丹，總人口為二十六萬五千，其中荷蘭教會會友約十四萬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屬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區議員成員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為教牧，其餘是長老和執事。
在1867 年時，教區議會大多數是由自由派 (新派) 人士控制；但選任委員會情形不同，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統信仰。當然，遇有因辭職，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離職造成空缺時，委員會只選任正統信 仰的歸正分子充任。教區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屬自由派；他們雖然不是永任，但教區選任委員會無權革除他們，只能調任。其他長執則是常任成員。此後，自由派 的長執離去了，正統信仰的成為多數。所以，在1870年的時候，他們能夠聘任凱柏博士任牧職。
1872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長老聯名發表宣言，聲明自此以後，他們將不參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會或禮儀；特別拒絕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聖餐及聖禮。他們說，這不是造反，而是基於深深的宗教信念：我們是為了信仰。
這 次信仰之戰的導因，是在於對基督身體復活的意見。早在1869年，阿姆斯特丹區會正式宣布：在一切講道中，不准否認或批評聖經中的神蹟。但在1871年 時，有個胡根禍玆牧師(Rev. P.H. Hugenholtz)，在復活節講道，否認基督身體的復活。一位長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區會，請求依法革除那牧師；區會依情轉呈上級大會。大會卻認為關於主 耶穌基督復活的教義，教會法規並無明確的表明。這樣，等於任憑他們講論，並不採取任何紀律行動。因此，引起那十七長老宣言。並不是他們心地狹隘，不能容忍 異見，而是要衛護教會的純正，保守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罷休。他們鼓動了一千餘名男會友，並二百四十五名女會友，簽名表示抗議，顯然聲勢壯大；於四月十七日，把文件送交區會，文中稱那十七位長老是"譁變”。
區議會隨即於四月十八日召開特別會議，檢閱雙方文件，推定一個委員會草擬答覆，提交區會討論；委員會則委任凱柏為主稿人。凱柏義不容辭，接受了。
九 月二十七日，區會特別會議接納了委員會的文稿，並通過印發給全體會友。這樣作的目的，是讓信徒了解整個的事實經過，並讓區會內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會的 信仰立場。結果是出了一本長達一百四十一頁的小冊子，錄有雙方全部來往文件及全部簽名，並對他們的抗議，逐一分析答覆。凱柏筆下的文字，是客觀的，心平氣 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詞，完全溫和有禮，無懈可擊，卻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議駁得蕩然無遺。對於這樣的文件，連自由派的人也佩服無已；雖然他們對於文 件的內容忿恨不滿，但只能悻悻於心，而啞口無言。
戰爭的序幕，就這樣過去了。不過，只是表面的平息。荷蘭教會內信仰的兩股潮流，仍然存在，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一家自相分爭”的情形，仍然持續下去。
荷蘭教會的信仰之爭，到現在已顯然可見：不是一地一事之爭，而是仇敵撒但魔鬼有系統的詭計。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學院的講席，佔領了學府，然後，他們的黨徒，佔踞了國家教會的高位。
從 新約教會開始以來，在施行洗禮儀式時，施洗者宣告："我為你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但在1870年，國教總會受到了新神學派的壓力，准許施洗者說： "歸於信，望，愛”，或說他們認為適當的語句。這標識著重大的改變。因為奉"父，子，聖靈的名”，是表明承認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權；但他們竟改為 一項抽象的觀念。換句話說，失去了信仰的主體。
這項措施，刺激了正統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為激忿，認為是敵基督的手段；但一陣狂烈的反應過去了，依然沒有甚麼顯著的效果。反應止此而已！而且總是等事情發生了才有所反應，終究不是辦法。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學是一種神學上的異端，必須從神學的觀點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學造成教會問題，必須以健全教會的體制去防杜，去解決。
凱柏早就看到，對抗自由派神學，不能局限於講壇上的教導。 1871年三月十四日，凱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了一系列的講座，批判自由派神學，指出其虛假，空泛和貧窮。他指出，自由派神學不過是海市蜃樓，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後，這講座也推廣到荷蘭其他城市。
凱柏綜括自由派的錯誤信仰，仿照"使徒信經”的字句，代他們制訂了一個不信派的"信仰告白”，這樣說：

我，現代主義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穌不是基督，不過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進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對的；罪得赦免不過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相信所有人類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類都能得救，而沒有末後的審判。

至 於自由派人士，他們寧願陰謀經營，破壞教會的信仰，對於未經授權代勞的"告白”，非心所願。不過，這個"信仰告白”，揭發了自由派神學的真面目，直指他們 只是敗壞的異端，使他們無所遁形；他們卻又無從反駁，辯說自己並不是那樣。同時，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謹防危險。當然，自由派對凱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時候，凱柏幾乎是孤軍奮戰，發出曠野的呼聲。但既然是神學上的抗爭，還是需要更多的凱柏，喚醒信徒，奮興教會，成為堅強的陣營。因此，成立學府，訓練神學生，作為教會的主幹，這需要就愈來愈顯明了。
至 於改革教會的步驟，凱柏採取先糾合同志，成立團契，互相勉勵，共同禱告。參與的人，必須信仰保守，純正，重生歸正，相信全部聖經是神絕無錯誤的啟示，接受 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也讓祂在個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權；並且遵奉主的差遣，傳揚福音；不但使個人得到救恩，還要進而為主征服社會和文化，讓基督作 王。為了這個目標，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盡力從現存教會爭取內部的改革；如果這個重建復興的目標不能達到，就出去建立不屬於國教的自由歸正教會 ("自由”的意思是"自主”，與"自由派”大為不同)。
凱柏有堅定的信念，從不懷疑他的觀點，目標和行動，是正確的。他堅持，艱苦，孤單，忍耐，進展是緩慢的，但終於有了進展。
不 過，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統信仰的信徒：他們寧願抱持寂靜的敬虔，在家作循規蹈矩的基督徒，而過平安喜樂的生活，卻不願牽涉入信仰的戰鬥。他們多是重生 的基督徒，卻是活而不動，愛而不熱，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領袖。他們不僅置身事外，而且對加爾文主義信仰心存畏懼，有時還加以批評攻擊。這對教會改革的 阻力和傷害，是難以想像的。
1886年， 凱柏和七十五名教會領袖，不見容於荷蘭國教會，遭受革除。申訴辯解，得不到結果。奮鬥多年的改革，不僅走了許多個第二哩路，更走到了盡頭。他們開始以"讀 經”的名義聚會，結集的同道越來越多，都以為國教會的腐敗，已不堪救藥。於是，有約十萬信徒，二百個教會，正式脫離國教會，另組成荷蘭改革宗大會。
實 在說來，那時的荷蘭國教會，並不盡是自由派(新派)，更遠說不上無神主義。在其中，也有許多是信仰純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國家教會，是以政治為前提， 願意把全國維繫在一個宗教系統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們不曾有迫害教會的行動，也不曾限制他們身體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 給予非國教信徒應有的權利。比起羅馬天主教來，荷蘭國教會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紀的英國聖公會也好得多。荷蘭的非國教基督徒，並不會因信仰而被監 禁。簡單說：他們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認。

自由大學

他們把他從我擄去，
用他們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愛的兒郎，
曾經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親的怨訴”

作者是一位牧師。當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可能想到一個歷史的事件。
約 在1360年，鄂圖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佔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 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 理”(Janissaries, 原為Yeni ceri) 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 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著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作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著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 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作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佔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作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佔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著，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
大 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餘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懶 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 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 著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裏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 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 仰嗎？似乎沒有甚麼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 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索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麼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 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 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回轉，否則叫 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著 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裏，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裏？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 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 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 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是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 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 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 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 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柏畢 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 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 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 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 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