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意義

 

歷史是人記憶中的過去。

 

一　科技性的歷史

 

追求客觀的歷史重現，解答「何人？何事？何處？何時？如何？」等問題。

 

二　哲學性的歷史

 

以科技性歷史為基礎，對歷史資料加以詮釋，以解答歷史之「為何？」，以及較長時間的「如何？」之問題。

 

三　神學性的歷史

 

哲學性歷史的一種。以基督為歷史詮釋之鑰。

伊拉斯母與路德開始分道揚鑣

 

在1520年，路德對自己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便寫下《論善功》（Sermon on Good Works），而伊拉斯姆開始不滿他的強硬態度，並致信給他的門徒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建議路德採取較溫和的路線進行游說。在同年6月15日，買爾已取得逐路德出教會的教諭。結果，路德當然沒有停下來，他繼續出版了《致德國基督徒貴族書》（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和《教會被擄到巴比倫》（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雖然後來路德致理奧十世一封較友善的信和一本名為《基督徒自由論》（Christian Liberty）的小冊子，但小冊子中強調「信徒皆祭司」的觀念，當然會延續教皇是否最高權威之爭議。在另一道咒詛路德的教諭發表之同時，他被傳召到沃木斯（Worms）聽審，教廷要求他收回他的言論。但是，他經過一晚的考慮後，他仍然勇敢宣告：「我別無選擇，這就是我的立場，願上帝拯救我，阿們。」

 

    從此以後，他們開始各走各路。路德因被通輯而靜靜地被引到瓦特堡（Wartburg）隱居繼續寫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版德文《新約》。伊拉斯姆為了減少爭議，以免敵人有機可承，而無奈地對路德作出多次的批評。後來，他移居至巴塞爾（Basel）後，才逃離他敵人的詭計。伊拉斯姆在巴塞爾同樣繼續他的寫作，雖有友人亞德里恩（Adrian）邀請他到羅馬再一次指控路德，但他卻以工作繁忙為理由而婉拒。

 

    於1522年3月，路德終於現身回到威登堡。當時伊拉斯姆仍盼望有和解，呼籲停止焚燒書籍、侮辱爭論性文章等事情。不過，伊拉斯姆與在政治壓力下被逼與路德劃清界線，以至他們之間的火藥味，只是有爭無減。到1523年9月，伊拉斯姆在一封寫給享利八世的公開信中宣報：「我寫給你的是要批評近日的新教理，但我不敢在未離開德國前刊登出來。」從這公開信中，大概路德已很清楚伊拉斯姆的立場，所以於1524年4月，寫信給伊拉斯姆勸籲他靜下來過他餘下的後半生，其餘改革之事，等後輩來延續吧。

伊拉斯母對路德的支持和辯護

 

「早在1502年，伊拉斯母在他的《手冊》（Enchiridion）已經宣稱他討厭神學的教義，而路德卻基本上是一個神學家。」

 

所以，因著大家在改革的基礎上都不同，自然有決裂的危機，但他們起初還是彼此尊重和支持的。在路德於1517年張貼了《九十五條》之後，伊拉斯母於1518年致信給德國一位人文主義圈中出名的人約翰．凌(Johann Lang)表示他歡迎這《九十五條》。

 

他們本應可以建立更友善的關係，可惜的是有針對伊拉斯母的人出來控訴他是路德這異端之父，而令至伊拉斯母在彼此建立互信關係之機會上卻步。不過，他於1519年4月寫給智者腓勒德力（Frederick the Wise）的信中仍表達雖然他未有仔細看過路德的文告，但仍相信他的用意是善良純潔、絕無機心和貪婪的。

 

不多三個月後，在萊普西（Leipzig）的辯論會中，買爾（Eck）用巧計將路德捲入胡司（John Hus）被定罪案是否合法的風波裡，伊拉斯母為了自保，就立即致信給美因斯的紅衣主教（Cardinal Archbishop of Mainz）申明自己對路德的言論毫不認識，只知他是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