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的改革宗教會

 

      西元1618年至1619年舉行的多特會議，將亞米紐斯主義定罪，並訂立了改革宗信仰規程，稱為多特法規（Canons of Dort）。這個法規加上海得堡信仰問答及比利時信條，合成荷蘭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准則。然而多特會議無法將亞米紐斯主義完全自荷蘭鏟除，也無法阻止脫離傳統復原教主義的行動。十九世紀一開始，改革宗教會便陷在極度的低潮中，改革宗教義被譏為過時的論調。

      幾年以後，一些新的生機出現，將低潮的光景扭轉過來，有不少因素影響當時的教會：

      首先是馬蘭和微內的影響傳到了荷蘭，引起高階層社會人士靈性的大復興。

      然後是數千位中、下層熱心的信徒，在幾位牧師領導下，使國家教會再度根據信經與教會法規複興起來。但他們遇到政府和教會當局的反對，便於西元1834年造成一次大分裂；許多信徒不顧當局及暴民的逼迫，毅然脫離國家教會，成立基督徒改革宗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又於西元1854年，在甘本（Kampen）設立神學院，訓練他們的傳道人。其中兩位最出名的領袖人物是舒德（Scholte）和範饒特（Van  Raalte），他們在西元1847到1848年間，帶領會眾前往美國愛阿華州及密西根州。這樣，便使西元1834年大分裂的影響，由荷蘭帶到了美國。

      然而，荷蘭加爾文主義歷史中更大的復興，是藉著一位上帝重用的偉人該伯爾（Abraham Kuyper）所帶出來的。

      該伯爾生於西元1837年十月廿九日；在萊登大學讀書期間，他就以一本拉丁文寫的書，贏得全國競賽的首獎；在大學時代，他也吸收了現代主義思想。

      畢業後，他成為比士得（Beesd） 鄉村教會的牧師，教會中許多信徒持守傳統的改革宗信仰；他們大膽地向這位年輕、學問淵博、受過訓練的牧師表示反對他的主日講道：尤其是一位老太太，她的談話經常給該伯爾深刻的印象。於是他開始轉向加爾文，嚴肅地研讀他的拉丁文原著，這樣的學習研究，終於把該伯爾完全改變過來，使他從現代主義轉到加爾文主義。從那時起，一直到一生的結束，他都成為加爾文主義偉大的戰士。

      帶著強烈的宗教熱誠及一心要恢復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情懷，該伯爾開始了一項活動，這活動延續半世紀之久，使他的朋友和敵人都極其訝異。奧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不但啟發了查理曼、教皇貴格利七世及加爾文，也啟發了該伯爾。他所進行的這項偉大事工，不但要恢復教會，而且要將基督教原則應用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工業、文化及教會聖職等。

      他從鄉下的比士得教會，進入大城烏特列赫（Utrecht）的教會，再繼續進入阿姆斯特丹更大的教會；他組織了基督徒政黨，進入荷蘭國會 西元188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根據改革宗原則，創立「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因為該大學不受政府和教會的控制而定名為「自由大學」；該伯爾成為大學中最出名的教授。

      西元1886年，他帶領許多信徒脫離國家教會，這是第二大規模的一次。而他又於西元1892年，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中，促成基督徒改革派教會與新脫離團體的聯合，而組成「荷蘭改革宗教會」（Reformed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這個新宗派擁有七百間教會及三十萬信徒。

      西元1901到1905年間，該伯爾成為荷蘭總理；他在講道、演講、教學之外，還要在國會中參與辯論及寫作。他是一位偉大的演說家，更是一位偉大的著作家；他寫的小冊，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還擔任週刊及日報的編輯，同時，還寫了許多書。

      成千上萬的人聽過他的演講；他於西元1898年做了一次全美國旅行演講；荷蘭、德國、法國、瑞士、英國、蘇格蘭及美國，都有千千萬萬人讀過他的書；他的許多書被譯成英文；也有許多美國人為了讀他的原著，特地去學荷蘭文。

      該伯爾有驚人的恩賜，他能將深邃的思想以清楚、簡單、有趣的方式表達出來。他不愧為一位博學的學者、精深的思想家、高水準的文學家。

      自從改教運動以來，許多團體脫離了原初的復原教教義；這些離開的團體在三方面是一樣的：

  第一方面是，他們都對當時冷淡沒有生命的復原教會不滿。例如浸禮派、 貴格派、敬虔派、莫拉維弟兄會及循道派運動。

  第二方面是，他們都堅持基督教的基本教義。

  第三方面是，他們都想醫好復原教會裏的弊端。

      該伯爾的工作也是針對當時腐敗的情形而興起的，但為了工作有效起見，他採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法。

      第一，他回到原先的復原教主義；他不但攻擊舊的異端，更向新異端挑戰，當時其他團體都未採取行動制止現代主義的發展，他卻勇敢地出面反對。

      第二，他堅毅地面對教會本身的敗壞情況，藉著進入教會裏面工作來改革教會本身。他不輕視教會，也不越過教會，乃是在教會裏面做工；當教會不能容忍時，他就被排擠出去。

      第三，他不眠不休地投入複興教會的事工；他鼓勵信徒參與活動，遠超過循道派的熱誠。他不但激勵他們去做本地和外地的宣傳工作，也鼓勵他們將十字架的旗幟帶進 教育界、政治界、勞工界，及社會改造之中。他不像有些團體看輕教義，相反的，他極重視教義，因為他知道，教會的生命與成長端賴健全而有系統的聖經教導，而且應當是不折不扣地將真理的長度、寬度和深度都教導信徒。

      為了將十架旗幟帶進生活的各層面，他盡量避免其他人所犯的錯誤，而採用一套全新的方法。他接受浸禮派把政府和教會分開的看法，但他不認為應當將政治和信仰分開。他組織了一個基督徒政黨，讓這個政黨在政治上帶出基督徒的原則，而不是讓教會干涉或控制政治。

      該伯爾有好些同工，如若革士（Rutgers）和貝文克（Bavinck）都是非常能幹的人。但該伯爾是唯一鶴立雞群的天才創業者。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處像荷蘭一樣，帶出了原初復原教主義的大復興。

      在這個穩健的、活躍的基督教大復興中，該伯爾的影響遠遠超越了他祖國的疆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南非、東印度、南美一部份、加拿大、美國等地，感受到他強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