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9日 星期日

尼西亞時代(主後325~590)

 

[概說]

這一時期的教會歷史所論到的主要之事乃是三方面的進展:

1)教會與帝國的關係,

(2)基督教教義的進展,

(3)教會組織與崇拜儀式的進展。

 

教會備受羅馬帝國保護,甚至成爲國教;基督教內的教義爭論愈發尖銳,終於使得教會召開大公會議,包括尼西亞會議與迦克墩等會議,來維護正統信仰不受異端與異教思想的侵蝕;而教牧界成了一種經濟獨立的制度,也成爲一種法庭,並享有帝國賦予的許多特權。

 

[教會與帝國的關係]

康士坦丁未死以前,基督教已經被認定爲帝國團結力的來源。他善待教會,將原羅馬帝國宗教機關的特權都轉移給基督教會,此外還增加了幾種新的特權。他使基督教的教牧得免兵役與公民的義務,豁免他們的産業稅(主後313年)。他廢除了各種有害於基督教的慣例與法令(主後315年)。他准許羅馬教會有承受遺産之權,卻不將相同的權柄給予異教(主後321年)。 同年他命令臣民遵守主日。他拔擢基督徒充任要職,並讓自己的兒子受基督教教育。

康士坦丁成爲基督教神治政體的第一個代表。這政體意味著:

1)一切臣民都是基督徒,

(2)公民權利與宗教權利之密切關係,

(3)認爲教會與政府都是神聖的機關,是在地上的同一神治政體的兩條膀臂。

 

康士坦丁繼續做國家宗教事物的最高教長。在羅馬帝國內有紛爭、外有蠻族時,康士坦丁就倚靠基督教會爲革新與建設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力量。他嘗試增強教會的力量,並使它團結一致。在主後 314 年他召開了亞爾勒(Arles)會議來解決多納徒派的爭辯;在主後325 年他又召開教會的第一次大公會議」,尼西亞會議。康士坦丁親自到了尼西亞,並參加了幾次會議.

在主後 330 年,康士坦丁將政治中心移到比散田(Byzantium),並且在那建立了一個新的基督教的羅馬,即康士坦丁堡。這次的遷移最終造成了一個分裂的帝國與一個分裂的教會,東、西羅馬帝國,以及東、西方教會。帝國的重心東遷,使得東邊的邊防虛弱,頻頻被蠻族騷擾。

不久後的主後420年左右,各地的蠻族紛紛侵蝕羅馬帝國的疆域,主後493年西羅馬帝國終被消滅,東羅馬帝國的領土也大幅縮小。各地皆有蠻族建立王國,包括了西班牙與高盧的西哥特王國,義大利的東哥特王國,高盧東西部的伯艮地王國,北非洲的宛大勒王國,與在墨羅溫王朝統治下的法蘭克王國等等。在主後443 年至 485 年之間,央格魯人、薩克遜人、和朱特(Jutes)民族離開了丹麥與德意志北部北部而移居於南不列顛,斯拉夫族也移入了東羅馬帝國。這些民族的遷徙,使得了基督教傳入了蠻族中間。這是羅馬帝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失敗,卻使福音成功的進入當時未受福音開化的蠻族。這使得日後的歐洲成爲了基督教的世界。

 

[尼西亞會議的成果]

這個階段教會內部對於教義的爭論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在教會努力對抗諾斯底主義之後, 這時期教會最常討論的問題,就是「三位一體(Trinity)」。同時聖靈的神格也被牽涉在其中。三位一體被承認是教義的一部份,是在尼西亞會議之後的事。這樣的爭論顯見於主後320年亞流與亞他拿修之間。亞流當時是亞歷山大的長老,他反對三位一體,他認爲只有一位上帝,而且按他的說法,基督甚至是被造的。他認爲耶穌是後存於聖父的,並非在永恒中與天父同存。耶穌的存在是靠恩典,但是本性與天父不同。 在當時尼哥美地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Nicomedia )成爲他有力的靠山。

亞他拿修是亞流教區中的大主教,他強調上帝的合一性,並堅持在三位一體的教義解說上,不得影響此合一性。他認爲亞流的說法將會導致多神主義。他用「本質上的一體」一詞來表明上帝的合一性與在他本性中的區分。這清楚的說明了聖父與聖子是同質的,但也暗示兩者也許在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亞他拿修信經(Athanasian Creed)中說到:「我們敬拜三位一體的獨一真上帝,他既是三位一體,又是獨一的;在位格上不混淆,在本體上也不分割。」亞他拿修論到聖靈,他認爲在救恩歷史中父、子、靈同時在場,且三位格間有親密團契。

當時的兩個教會中心分別有兩種立場:安提阿的教會支援亞流,亞歷山大的教會反對亞流。 在康士坦丁皇帝的主導下,終於在主後 325 年在尼西亞召開了歷史中的第一次大公會議, 共有 315 位主教與會,會中康士坦丁接受亞他拿修的見解,並作成20條結論,有三個重點:

(1)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

(2)耶穌是真實的上帝,不是靠恩典而存在,在本質上就是上帝,

(3)耶穌與天父是同質的(homoiousios),所以耶穌並不是次等的神。

尼西亞會議原本是康士坦丁皇帝希望止息爭端的契機,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會議的決定是出於皇帝的高壓手段,未能達成圓滿。很多人對會議的結果不滿,卻還是簽署了會議的結論;其中支援亞流的人之所以不敢繼續堅持,是因爲皇帝的權柄可以決定他們的生死去留。這是政教牽涉不分之濫觴。

尼西亞會議大致確定了耶穌與聖父同質的結論,但是這樣的結論還是有不少人反對。當初支援亞流的人做了一些修改,産生了半亞流主義(semi-Arianism)。他們依然反對耶穌在本質上與上帝相同,有些人說耶穌是非本質的(heteroousios),是一種新的本質;有人說他不像父神,有人說他有與父神相似的本質。半亞流主義在東方教會相當流行,他們受到俄利根(Origen)的從屬主義(subordinationism), 認爲聖子在聖父之下。西方教會則受特土良(Tertullian)的影響,忠於尼西亞會議結果。

 

[迦克墩會議的成果]

亞波裏拿留(Apollinarius)是老底嘉的主教,他反對亞流主義。但是他主張「道與魂」的二元論。他認爲道成肉身時,神性(Divinity)代替了靈魂,而神性的馨香會影響到肉體的人性。即「神化爲肉身,神披帶肉身」的想法。他用「融合」來說明基督的神人二性關係。神性與人性融合,使人性變化,成爲一個新的事實。他的主張被迦帕多加(Cappadocia)省的三位教父大巴西流(Badil the Great)、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質疑,認爲亞波裏那留這樣的主張將會面臨肉體是屬神的還是屬人的問題,以及基督如何能在這樣的主張下被稱爲是「完全的人」。他們的質疑對亞波裏那留的主張造成合理的破壞。

涅斯多留(Nestorianism)是安提阿的長老,後來又做了康士坦丁堡的主教長(主後 428-435 年)。 他將基督分成神人兩性,結果差不多將基督分成了兩個位格。 他認爲瑪利亞是基督之母,爲要強調基督的人性。他用「連接」(conjunction)一詞來說明基督神人兩性的關係,而不是「合一」。這樣的分別會很容易使人否認基督的受苦、受死、與復活的絕對價值。在主後 431年的以弗所會議中即將這樣的思想判定爲異端。亞力山大的主教區利羅(Cyril)是著名的反涅斯多留主義者。

康士坦丁堡的一個主教歐迪奇(Eutyches)另外贊成「基督一性說」(Monophysitism),即認爲基督只有一個本性,就是神性。他甚至認爲基督完全是上帝,甚至沒有肉體,只不過僅有人的外貌而已。在主後451年的第四次大公會議,即迦克墩會議中拒絕了這樣的教義,並聲明基督的本身具有兩種本性,及神性與人性,此兩性相和而不相混,也沒有改變。支援基督一性說的人繼續修正他們的主張,有認爲神人二性已經在基督裏面相混而成爲第三性,成爲一種新的神人合一(God-man)的性質。主後553年在康士坦丁堡舉行的第五次大公會議強力的制止了基督一性說。而後又有「基督一志說」Monotheletism)的出現,認爲基督雖然有一種人性,但沒有人的意志,只有上帝的意志。這樣的主張也在主後680年康士坦丁

堡的第六次大公會議中被判定爲異端。

迦克墩會議最後有提出對基督位格教義的重要聲明,其中重要的含意如下:

(1)神人兩性的本質可以歸屬於一個本質,

(2)神而人(God-man)的受苦可以被認爲是真實的無限, 然而是無感於神性的,

3)基督位格的根基,是在於他的神性,而非他的人性,

4)道(Logos)並未與一般人類中的個人聯合,乃與人性聯合。

 

[其他的教義爭辯]

多納徒主義(Donatism)在丟克理田逼迫基督徒之後不久創於北非的加大果(Carthage)。他們稱逼迫中判道的信徒是「以經換命者(traditors)」,即在逼迫中捨棄聖經抄本的人,犯了不可赦的大罪。多納徒主義者在教會懲戒與殉道之事上反對羅馬教。北非的教會在主後311年左右因爲這件事情分裂了許多年。直到主後395年奧古斯丁被選爲希坡(Hippo)主教之後,大公教的這一邊才出現優勢。奧古斯丁認爲一個教牧的品格並不影響他職務上的動作。教會有信莖、聖禮、與主教的使徒傳承,就可以叫人知道它是真教會。奧古斯丁使多納徒主義受了致命一擊,到主後411年這一派以爲法律所不容,並消失於蠻族入侵非洲的時候。

伯拉糾(Pelagius)是一位不列顛的修道士。他認爲人並沒有從亞當遺留下來的原罪,並對於行善與行惡都有完全的自由。新生的嬰兒因此是無罪的。此外他也認爲不靠律法與福音,或上帝的恩典,人仍能得救,這些方法只使得得救更加容易。奧古斯丁則因爲自身對罪與自由意志的深刻體驗,所以他反駁說人雖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但是因爲亞當的墮落而失去行善的自由。人人都有罪,連新生嬰兒也不例外,所以嬰兒洗是必要的。人對救恩沒有選擇的自由,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而且得救是出於恩典與信心,連信心都是上帝的工作。奧古斯丁的意見大都爲大公教會所接受,而伯拉糾主義在主後431年的以弗所會議被斥爲荒謬,並逐漸消失。

 

[教會的進展與改變]

因爲康士坦丁的保護,教牧界成爲一個經濟獨立的制度。不但如此,還成了一個法庭。從此教牧界可以完全不受政府法庭的干涉,甚至反而干涉政府法庭的審斷程式。神甫制度愈趨完善神聖,神甫們也必須在各樣的事上顯出與其他人不同。教會的法律與遺傳也開始編訂起來,其中包含了沒有聖經根據的遺傳與主張。長老變成遵守主教意旨的人,主教則擁有比以前更大的權力,可以視察經濟情形、分配神甫的調動、並批准他們的旅行。因著屬世財物的增加,主教爲自己設置法庭、組織衛隊、雇用成群的傭人,並在政治的活動上活躍。他們跟以前牧養教會的主教的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

教會的教階制度逐漸擴大繁複。在第五世紀中葉,教會已經有五個大主教,分別駐在亞歷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康士坦丁堡、以及羅馬。最後兩個大主教成了爭取教會權力的大對頭。隨著西羅馬帝國的崩壞,東方的康士坦丁堡的皇帝就成爲羅馬世界的唯一君王,而該城的大主教也想僭取衆主教之主教的稱號與特權。一個屬世的統治者在名義上成了教會的頭。除了羅馬教會以外,沒有其他教會敢將這稱呼從皇帝身上奪回。

爲什麽羅馬會成爲日後的教會權力中心呢?羅馬當時是世界地理與政治的中心,人民對羅馬的一切事無不尊敬。因爲羅馬的教會抵擋諾斯底主義與孟他奴主義獲得成功,所以它的力量與特權也隨之而來。羅馬教會認爲自己有使徒的傳承並彼得的座位。一般人相信保羅與彼得都在羅馬住過,所以主後170年就有流行的遺傳說。有名的古教父如居普良與愛任紐等也熱烈擁護這首任羅馬主教之說。羅馬差派的宣教士自然而然在新創立的教會中種下對母會的崇敬與愛慕之情。在蠻族侵略時,皇帝不能保衛羅馬,是教皇出面救了這城。羅馬的主教繼續忠於尼西亞信經,追封亞他拿修爲主教,在亞流派被定異端之後,尼西亞信經成了全教會的信條,這是羅馬的一大勝利。

在主後 451年的迦克墩會議中,康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曾被選爲全教會的總主教。羅馬主教與其代表的一切抗議都歸無效;這兩方從此救護不相讓,最終發展出羅馬教與希臘教(或東正教)兩大派。等到第一任羅馬教皇大貴格利的興起,東西教會分道揚鑣,初代教會史就告一段落,而進入了中世紀的教會歷史了。


2024年5月13日 星期一

認識巴特

 

被譽為「二十世紀教會教父」的卡爾.巴特(Karl Barth),一八八六年生於瑞士巴塞爾(Basel),一九零四至零八年間,在瑞士及德國接受神學裝備。畢業後曾經打算以德國神學家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的禱告論為博士研究題目,後來卻打消此念頭,選擇在瑞士北部的小鎮薩芬維爾(Safenwil)擔任牧師十多年之久。

 

不過,巴特在牧會期間並沒有放棄其學術生涯,一九一九年出版的《羅馬書釋義》(Der Römerbrief)正要面對當時歐洲自由派神學的錯誤。尤其是一九二一年的第二版,巴特正式與自由神學決裂,並且以學術方式有力地指出自由神學的錯誤,強調上帝與人之間的無限差距,而且人無法以自己的方式「研究」上帝。這書在歐洲教會與神學界造成極大震撼,有人更稱之「恍如一顆投放在神學家遊樂場的炸彈」。此書更讓巴特在沒有博士學位的情況下取得德國大學的教席。

 

一九二二年起,巴特離開了牧會十多年的薩芬維爾,分別到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明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ünster)、波恩大學(University of Bonn)等任教神學。可是德國正值二戰前夕,希特拉上台,德國教會淪為政治工具,巴特針對政局,於一九三四年撰寫《巴門宣言》(Die 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回應當時離開正道的德國教會,此舉間接令他喪失德國教席,從此,回到瑞士巴塞爾大學延續學術生涯,直到六十年代退休,六八年離世。

 

要數算巴特畢生的神學鉅著,必然是長達三十冊、九千多頁、六百多萬字的《教會教義學》(Kirchliche Dogmatik),它可說是基督新教的神學寶庫。整套鉅著雖然尚未完成,但幾乎包涵基督教每一個神學課題,並且將古老神學教義以仔細緊密的聖經研究、歷史演變進程、嶄新的角度重新展現。

 

華人教會一個有趣現象︰許多人談論巴特,但真正閱讀過巴特的人卻不多,這當然因其著作鮮有中文翻譯,且太多、太長。因此,上一代華人教會有時候會稱之為「新派」,甚至有些人索性將他標籤為「自由派」。這絕不正確。如前文所述,巴特的神學正是抵抗自由派神學的重要力量,若有人把「抵抗者」誤解為「襲擊者」,實在是荒謬。以下簡單澄清華人教會對巴特的兩項誤解︰

 

誤解一︰「巴特反對聖經的權威」。首先,巴特從來沒有反對聖經的權威,相反,從《教會教義學》一書可發現,巴特幾乎每一頁都在引用和詮釋聖經。甚至他對聖經的尊重以及討論,比當代任何一位神學家更多(當然,這與他寫作的數量有關)。

 

誤解二︰「巴特反對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巴特沒有否定聖經是上帝的話語,他只是強調,從神學的角度來說,耶穌基督是上帝的道(約一1-12)。基於耶穌基督作為上帝之道,聖經作為神的話,必然建基於耶穌基督的啟示以及聖靈工作之上。「上帝的話是上帝自己在聖經中。」(Kirchliche Dogmatik I.2, 505)因此,上帝之道並非只是靜態的客體,而是其動態的工作。這觀點對我們並不陌生──我們相信閱讀聖經的時候,上帝會透過聖靈對我們說話。

 

因此,反對者至少要把他的書讀完,才有資格作出較公道的評論。正面點說,若我們因誤解而錯失了閱讀這位二十世紀教會教父的著作,將是極大的可惜。

2024年5月5日 星期日

慈運理:大發熱心的改教家、忠信的牧師

 

1531 10 11 日,烏利希·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1484-1531 年)在蘇黎世炮臺在卡佩爾(Kappel)被天主教軍隊擊潰後在戰場上陣亡。他上戰場時相信上帝會支持他們——這是一個毀滅性的誤判。關於他的死因眾說紛紜。根據一份報告,發現他屍體的天主教徒在死後對他進行了模擬審判辱罵他,並以各種罪行定他的罪。然後,他被砍頭、分屍、焚燒,這對一位主流改教家來說是一個不光彩的結局。

 

其他報導對這些事件給出了不同的描述——有些是奇幻的。一個故事認為他活得足夠長,可以在審訊中為自己的觀點做出戲劇性的辯護,而另一個故事則描述了他的心臟如何從他燃燒的身體的灰燼中被打撈出來,象徵著他信息的激情和純潔。從有些模糊的歷史中辨別真相是一項挑戰,不僅要講述慈運理之死的複雜而迷人的故事,還要講述他的生平。

 

司提反·布雷特·艾切爾(Stephen Brett Eccher)在他的著作《牧師慈運理:充滿衝突的一生》(Zwingli the Pastor: A Life in Conflict)中包括了許多「悖論和諷刺」,這些悖論和諷刺使慈運理成為一個複雜而有爭議的人物。艾切爾誠實面對這位瑞士改教家的成功和失敗,並從中吸取了教訓。慈運理的一生經常被宗教改革的其他偉大人物誤解和掩蓋,但除了他們之外,艾切爾提醒我們,慈運理努力看到從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環境開始的相同類型的改革。

 

回到聖經

 

現代人文主義不同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而後者卻是一種「教學法」(pedagogy)。慈運理所吸收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主要是透過聖經和傳統的智慧來促進個人的轉變。他所受的教育促成了他對古代文學和聖經的深入學習,激勵慈運理相信聖經並挑戰當代對聖經詮釋的假設。

 

根據東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宗教改革研究副教授艾切爾(Eccher)的說法,慈運理確信聖經是「字面意義的上帝的話語」。慈運理相信他牧養的百姓最需要聽到上帝的話語;只有聖經才能帶來生命和更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做出了一個激進的決定,效仿屈梭多模(金口約翰)等教父的榜樣,對聖經各書卷作逐章、逐卷的宣講(lectio continua),而不是拘泥於標準的經文選讀(lectionary readings)。

 

「這個決定對在場的人來說是一個驚人的啟示,」艾切爾寫道,「並且是新教迎來的第一次正式的禮儀變革」。有時,特別是在他講道生涯的早期,他講道的主題或話題涉及文化問題,但最終,他傾向於「傳福音的福音信息」,這種信息能激起他所牧養的人的心靈和生命。

 

慈運理的人文主義教育透過良好的修辭和演說實踐促進了他的講道,因此「他的講道具有令人愉悅的用詞」。他將修辭與他的實踐經驗相結合,例如他花在戰場上的時間,這有助於他與觀眾產生共鳴。

 

艾切爾指出了兩個關鍵主題,這兩個主題影響了慈運理的聖經詮釋,並隨後塑造了他的講道:清晰和確定(clarity and certainty)。前者強調「聖靈決定性的照明能力」,而後者則暗示「聖經的權能」。他將這些觀點與以基督為中心的焦點以及慈運理所謂的「信心與愛心的準則」結合起來。「最初在1524年左右在慈運理身上浮現出來,」艾切爾寫道,「這項準則確立了charitas(愛心)作為詮釋的公理框架,有助於在多元化時代體現鄰里之愛」。

 

重新發現福音

 

慈運理在蘇黎世改革聖經方法的努力是對基督教崇拜進行更大規模改造的一部分,包括從聖所中移除聖像和圖像,平信徒在集體敬拜聚會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及對聖餐(Eucharist)的重新詮釋。慈運理將神聖的聖經,而不是聖餐,視為「與上帝相交的主要教會場所(ecclesial location)」。

 

但慈運理對福音的詮釋才是推動敬拜改革的主要力量。根據慈運理的說法,福音是被遮蔽的,但現在它是自由的,他可以根據他對聖經的詮釋來改革教會的做法。他批判贖罪券,信奉唯獨聖經,重新確立了聖經作為教義的規範權威。

 

然而,聖經並不是唯一的權威。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慈運理依賴傳統資料,但總是以一種從屬的方式。例如,1522 3 9 日,一群人透過吃香腸打破了大齋期齋戒(Lenten fast)。慈運理出席了這頓餐食,但沒有參加。然而,他在事後的一次講道中為這一行為辯護,強調福音中的自由。但艾切爾很快提醒我們,慈運理不僅僅從個人角度來看待福音。福音是關乎集體的(the gospel was corporate),是為了整個基督徒群體(the whole corpus Christianum);它更新了社會和教會。

 

正是聖經使慈運理轉向了他在蘇黎世時期所信奉的神恩獨作觀(monergistic view)。他對聖經的閱讀,以及他在戰場上和黑死病中的經歷,改變了慈運理對上帝護理的看法。他甚至寫了一首「瘟疫之歌」(Plague Song),詳細描述了他瀕死經歷的痛苦,並讚美了「在他受苦時安慰和支援他的護理的上帝」。透過這些經歷,他確信人們不會指引自己的道路。這向他表明,宗教改革也是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才能改變人心,成全一切所已經完成的。

 

不完美的改教家

 

基督徒的成功和錯誤,比如慈運理,同樣都具有啟發性。慈運理的錯誤提供了警示,以指引今日的教會。

 

例如,是什麼促使慈運理拿起武器反對天主教徒,或者在他被處決時避免為他的朋友和學生費利克斯·曼茲(Felix Manz)辯護?這是慈運理「對基督國度的誤解和誤用」。慈運理認為他可以透過武力帶來天國,並將上帝的國度與基督教世界融合在一起。但天國不是我們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強加給這個世界的。

 

那些對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持高度看法的人將看到慈運理的蘇黎世社區所特有的「不寬容和脅迫」的弱點,以及今天捍衛這些美好事物的重要性。

 

此外,慈運理和其他改教家還吃了艾切爾所說的「缺乏認識論上的謙卑」的苦頭。他們有時把他們個人的詮釋與聖經的權威混為一談。艾切爾的書提醒我們,我們都有盲點。慈運理生活中的美德和惡習都挑戰我們反思自己的生活和事工。

 

改教家可以就天主教會的問題達成一致,但他們無法就如何取而代之達成一致。認識到舊習慣很難改變,艾切爾在「一起工作」和「一起敬拜」之間做出了有益的區分。雖然對教會論的信念仍然很重要,但艾切爾寫道,「有無數來自其他認信傳統的基督徒,在神學和教牧事工重疊之處,我可以與他們同工」。

 

在我們這個動蕩的時代,當許多宗派正在分裂之際,記住這種區分可能有助於促進基督教團體和宗派之間新的合作努力。

 

忠心牧師持續不斷的重要性

 

《慈運理牧師》一書表明,今天的牧師和慈運理時代一樣重要。牧師在危機時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艾切爾告訴我們的,慈運理宣講了有力的講道,以號召人們為了福音更新的緣故進行神學改革。有些人如此具有說服力,以至於他的聽眾認為他具有近乎預言的特質。牧師是上帝呼召的,他們以仁義的勸導忠信地牧養上帝的百姓

 

但慈運理並不是一位完美的牧師,這就是問題所在。人類對改革的雄心和渴望總是受到文化時代之意外事故(contingencies)和我們自身局限性的影響。無論慈運理多麼不完美,慈運理在他那個時代都被上帝使用,按照他對聖經的理解來引導上帝的百姓。他是年輕牧師的忠實導師。我希望我們能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讓更多的人能夠「聽見他們的造物主,並與他們的救主基督相交」。

 

教會歷史愛好者會喜歡這本書,尤其是那些對宗教改革的迷人故事感興趣的人。基督徒領袖和牧師也一定會找到對教牧事奉歷史和神學的有益見解。雖然慈運理可能是一個複雜而有爭議的改教家,但艾切爾的書告訴我們,從他的勝利和悲劇中可以找到智慧。

 

 

2024年5月1日 星期三

巴文克的神學精神

 

巴文克聚焦在三一上帝來建構他的神學。這不僅是他從古老教會歷史神學發展中所攝取到的智慧,更是受到其當代新加爾文主義思潮的影響。在基督教信仰日漸乏力的十九世紀荷蘭教會,曾興起了一波社會復興運動,後世稱為新加爾文主義” Neo-Calvinism。與此運動最有名的帶領人凱伯爾 Kuyper一樣,巴文克主張這世界( this-world)也是由三一上帝來統管的。基督教信仰應該在社會、家庭、個人的各個層面反映出上帝的榮耀。與凱伯爾不斷推動社會改造的策略不同,巴文克選擇默默的為新加爾文主義奠定其神學基礎。他致力從聖經歸納出教會向社會宣教的策略。

巴文克對捍衛正統教義充滿了警覺性。Henry Zylstra曾這樣形容巴文克的立場。總而言之,巴文克為了合乎聖經的改革宗信仰所做的護教工作有四項,內外各兩項。外部的衝擊,既新派神學和天主教;內部的衝擊,既一個死氣沉沉徒具形式的純正信仰派和逃避式的敬虔主義。換句話說,巴文克對於其所認信的信仰有極高的警覺性,也認得出他所身處的環境對於正統基督教信仰所帶來的挑戰。

巴文克強調神學和倫理實踐合一的重要性。在2019年才公諸於世關於他的改革宗倫理講義手稿中,學者們很驚訝的發現這份講義與Reformed Dogmatics的邏輯排序幾乎是一致的。這顯示出對巴文克而言,神學與信仰倫理是存在對應關係的。論到神學與倫理之間的關係,他寫到:教義陳述的是上帝為了人、針對人和在人裡面所做成的工作;倫理陳述的則是一位在這神聖作為和力量中已經被重生之人現在做(的事)。在教義方面,人是被動的;他們領受和相信;在倫理方面,他們自己就是積極的實踐者。

巴文克也是一位誠懇的神學家。巴文克有一位朋友曾經這樣的描述說:他(巴文克)是一位分離派的牧師,也是現代思潮的代表人物He is a Seccession preacher and a representatie of modern culture)這是一個事實。然而,這樣的一句評語意味著什麼則見仁見智。近代學者們會辯論到底巴文克的信仰和其神學研究是否相一致。筆者的認知是巴文克始終是一位不擇不扣的荷蘭保守派教會的牧師,堅守自身信仰立場,但同時是一位願意誠實去面對和表達他內心掙扎的神學家。到底事實真相是如何尚有待巴文克的專家們去分析,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一位誠實在做神學的神學家。他既不選擇走最保守安全的路,既不去挑戰所認信的教義;也不輕易去擁抱新的思潮,批判正統的教義。他選擇一條做神學最困難的路,始終委身在聖經” Scripture基督教傳統” Christian Tradition基督徒的良心”Christian Consciousness來做思辨。

然而,更重要的,巴文克並沒有在這些掙扎中迷失了信仰。他堅持相信神信實恩典的保守。在他一次遇到無法協調的神學張力時說:若上帝真的在耶穌裡來到我們中間,即便是這個時代,這位保守和治理萬有的上帝,必不僅會指明這協調是有可能的,而且更是必要的,並且祂會按自己的時間向我們顯明出來。

我們再來整理一下從巴文克身上學習到的一些做神學的素養。

(一)從心底裡來認信Be confessional heartedly巴文克關於他在萊登大學時期的自述提醒我們,做神學的人需要有一個明確委身的信仰認信。神學學術研究不在於深或淺,而在於好或壞、生或死。我們需要發現做神學有其獨特的危險性。好的神學使人更敬畏和願意親近上帝;但不好的神學同樣有強大的力量將人從上帝榮耀恩典的寶座前趕離。巴文克需要一個堅強認信的信仰作為他可以探索神學的後盾和避風港,我們也一樣。

(二)敢於對話交流Be courage to engage巴文克給我們立了一個美好的榜樣。他委身於所承襲的神學體系,同時願意接觸其他學派,精益求精。我們也需要學習勇敢的學習與不同神學立場和世俗哲學對話。這對話不是血氣的,而是為了幫助我們自己可以繼續在固有的神學體系中更深思熟慮和成長。

(三)要有批判性,但不急於批判Be critical but not quick in critiquing做神學研究要有批判思維,因為有限的人要完全測透神無限、永恆、榮耀的事是不可能的;當人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時,就不會那麼容易批評不同立場的人。巴文克這種耐心聆聽別人思想,然後認真思考和回應的神學態度是應當學習的。

(四)誠實面對神學上的掙扎 Be honest in facing theological struggles作為一個認信的神學家不等於就不能對自身神學有疑慮。相反地,當遇到難以協調的神學議題時,也不等於本身所持守的神學系統就有問題而一概棄之。誠實的面對神學上的掙扎,如同巴文克一樣。

(五)教義和屬靈經驗上要一致Be consistence in faith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巴文克的倫理講義按照其Reformed Dogmatics 的排序來編寫給我們看到教義與倫理實踐關聯的必要性(至少他嘗試努力這麼做)。神學並不是抽象關於神的理論,而是人在神面前的敬虔。雖然理論和實踐可以稍微區分出來,但在一般情況之下,人的神學就是人生活的依據。一個沒有論到基督徒實踐的神學是一個不完整的神學;一個沒有以神學為基礎的實踐是一條斷了根源的線。

(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基督裡被上帝的恩典找着Be found in the grace of God in Christ巴文克當時在荷蘭社會中相當有名望。然而,他選擇以非常低調的方式來面對自己的死亡。有接近一年的時間,他臥在病床上,幾乎都沒有對外公佈他的病況和為自己安排後事。但1921728,即他離世的前一天,媒體難得報導了一則關於巴文克的新聞,他受了足夠多的苦,現在預備好了,並開始為主可以把他的生命接走禱告。這樣一個臨終的禱告,完美描述了一位神學家一生努力和追求的是什麼。你和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