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基督教經歷內憂外患的時代

 

    到了十九世紀，整個時代瀰漫一種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氣氛。十九世紀可謂基督教四面受敵的一個世紀，而這種情形先是出現在歐美地區，漸漸也在宣教國家看到。

  自法國大革命後，整個歐洲對基督教是極度地敵視。達爾文的進化論不但把人的起源問題重新定義了，更否定了人墮落的事實。人乃是步向更進步、更完美的境界，而非從完美中墮落下來的。而啟蒙運動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哲學思想，把人的理性和經驗高舉到上帝的地位，成為判斷一切真理的準繩。人從此就不再需要上帝和上帝 的啟示也能夠有知識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Imperialism）都告訴人，上帝是不存在的，因為他是無法用科學的方法證明的。後來，雖然康德（Emmanuel Kant）有意為上帝或宗教挽回一絲地位，但他的作法乃是把宗教與科學分家，視前者為屬於本體界（ontological world）的事，後者為屬於現象界（phenomenal world）的事。意思就是說，理性和感官所處理的是物質界的事，而像上帝、倫理、自由、不朽等事情則在一種不可摸、不可見的世界中，不能由科學來證實或否定的。這樣一來，從一方面而言，現象界的一切知識則無須靠上帝的啟示來認識了，因此，上帝也就不再是一切創造界的主、上帝的道也不再是無所不及的，而只是侷限於所謂的本體界而已了；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對上帝的信仰乃成為非理性和感官所能及的，因此就並非一件客觀性的事情了。康德的影響力甚為巨大，往後的哲學、神學和護教學都受到他的影響。

     此時，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在知識界和社會上享有主導地位，而是反主為客了，她站在被動的地位上，掙紮著為這古老信仰做出辯護。而人們對這位超自然的、自我存在、自我引證之上帝的信仰，也從此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了。

  德國敬虔運動的後裔在受到這種大氣候的影響下，就發展出一套新派神學。新派神學的特點就是否定聖經為上帝無誤之啟示，否定人類墮 落的事實。既然人沒有犯罪墮落，也就不會有人滅亡。上帝乃是全人類的父，人人都會得救的。有「新派神學之父」之稱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給宗教重新定義。他認為宗教的本質不再是上帝的客觀啟示，而是人內心的一種主觀的宗教感。十就世紀的哲學也同樣地走向了把主觀經驗客觀化、把相對的事物絕對化的道路。各種各樣的聖經評鑑學相應而生。

     與此同時，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許多社會上不公義的問題，使美國一些曾經受加爾文神學影響、有文化使命感、但後來接受新派路線的教會人士，也開始對罪重新定義。他們不再視罪為個人性的，而是社會組織性的了。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他們主張人本身是善的，惡乃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正如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一書中所表達的。於是就有「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產生。如果說律法與恩典的關係是十八世紀的神學議題，那麼罪為個人性還是社會體制性的問題，則是十九、二十世紀的神學議題了。

     與此同時，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歐洲的氣氛變得非常地悲觀。曾有日不落之國的大英帝國這時開始漸漸衰落，而那些曾經以為基督的國能因大英帝國的擴張而廣傳普世的基督徒，現在所看到的乃是一幅消極的圖畫。因此，這時就有愛爾蘭的達秘(John Nelson Darby)發展出一套消極的世界觀。他重新解釋聖經，把聖經分為七個時代，即所謂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他主張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教會時代」乃是要面臨世界的攻擊的。在基督再來之前，這世界是會一直衰敗下去的，而我們的責任只是要集中在拯救靈魂、建立教會。

     這裡我們看到，基督教會在回應這種時代的挑戰時，就發展出兩條路線，一是悲觀的時代論路線，一是樂觀的新派神學路線。前者這種聖俗分明、避世消極的末世觀，在傳到美國後，起初並沒有受到廣泛重視，只是在美國南部的一些浸信會教派中以及那些聖經院校中流傳。因為嚴格來講，美國並沒有經歷過歐洲的那種悲觀狀態。反之，美國此時正於國際舞台上漸露鋒芒。而世俗人文主義在歐洲是明槍明炮地針對教會的，但傳到美國後，情形卻不一樣了。它並沒有明顯地敵視教會或神職人員，反之，從美國建國到後來的接踵而來的復興運動，世俗人文主義一向是肯定宗教對社會在道德上的功用的。因此，美國人對前景是樂觀的，所以後者這種受世俗人文注意影響的新派神學，漸漸為美國的主流教會所接受。

     就在這個時候，在瑞士出了一個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他在1919年所寫的《羅馬書釋義》（Epistle to the Romans），被喻為是投在那些新派《神學家們的遊樂場上的一枚炸彈》。其實，巴特的神學，即所謂「新正統神學」不過是新派神學下一個階段的發展而已。 嚴格來講，應該稱為「新自由派神學」。他繼承了後康德的存在主義思想，也接受了十九世紀聖經批判學的立場，認為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是有錯謬的。他把上帝的啟示視為是一種超乎理性、超乎歷史的、上帝與人大能的會晤，而這種會晤則是不能用文字記錄的。聖經本身並不是上帝的話語，但人在與上帝會晤後，聖經就變成了上帝的話語。巴特的影響甚為巨大。1967年走新派路線的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就修改了他們向來所信奉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而把巴特這種的聖經觀加到他們修訂的信仰告白中。

北歐各族人歸信基督

 英格蘭人信主後，成為偉大的宣教士，他們前往北歐大陸，在異教徒中工作。其中最偉大的一位是波尼法修(Boniface)。他首先向弗立斯蘭人傳教失敗，然後越過萊茵河，進入其他日耳曼部族中間，帶領了不少人信主。

  日耳曼人原先虔信稱為佗爾(Thor)的雷神，當波尼法修砍下佗爾神的至聖大橡樹時，許多異教徒驚懼地等待這位雷神以閃電將他殛死，結果甚麼事也沒發生，這些人就不再相信佗爾，轉而接受了基督。波尼法修用這橡樹的木材建造了一座教堂，在當時，他被譽為「日耳曼人的使徒」。

      主後754年，波尼法修以七十三歲高齡回到他早期在弗立斯蘭的工場。一天，當他正為一些信徒施洗時，一批痛恨基督教的弗立斯蘭人，兇殘地把他以及在場的五十三位弟兄全部殺盡。

      另一位前往荷蘭工作的英格蘭修道士是衛利勃羅(Willibrord)，從主後690年到739年間，他的努力使烏特列赫城(Utrecht)成為大主教區。至今該城仍為羅馬天主教在荷蘭的總部所在地。

      主後1000年左右，丹麥、挪威、瑞典及蘇俄各地的福音工作，都有長足的進展。可以說：從教會誕生到主後500年間，教會征服了有高度文化的羅馬帝國；接下來的五百年間，教會又征服了北歐野蠻的異教徒。

衛斯理受不同神學思想的衝擊

 　　 衛 斯 理 出 身 於 聖 公 會 牧 師 家 庭 ， 也 受 他 的 母 親 的 「 不 從 國 教 者 」 （ nonconformist ） 的 神 學 取 向 所 影 響 ， 故 豐 富 了 其 神 學 思 想 。 後 來 他 在 牛 津 大 學 接 受 高 深 的 大 學 與 神 學 訓 練 ， 且 在 牛 津 教 學 ， 故 所 接 觸 的 不 同 神 學 思 想 洪 流 衝 擊 ， 實 在 不 容 易 作 平 衡 。 作 為 聖 公 宗 的 牧 師 ， 他 對 其 主 要 神 學 思 想 與 傳 統 大 致 是 認 同 的 。 然 而 ， 因 著 當 時 有 理 性 主 義 、 懷 疑 主 義 等 的 思 潮 的 衝 擊 ， 故 他 必 須 抓 緊 聖 經 的 真 理 ， 作 為 後 盾 ， 來 維 護 正 統 基 督 的 信 仰 及 實 踐 福 音 的 工 作 。

  　　 此 外 ， 他 於 1736-38 年 間 因 往 美 洲 宣 教 而 受 德 國 的 莫 拉 維 教 會 的 領 袖 所 影 響 ， 受 到 有 關 的 神 秘 主 義 所 困 擾 ， 後 回 到 聖 經 的 教 導 ， 透 過 聖 潔 之 道 ， 竭 力 追 求 成 聖 及 各 樣 的 屬 靈 恩 典 ， 以 能 達 成 大 誡 命 與 大 使 命 。 後 來 他 卻 因 為 不 贊 同 莫 拉 維 教 會 所 倡 導 的 神 秘 主 義 及 靜 寂 主 義 ， 而 與 莫 拉 維 教 會 分 道 揚 鑣 。

  　　 至 於 他 對 救 贖 神 學 的 立 場 ， 他 與 加 爾 文 及 馬 丁 路 德 等 的 更 正 派 立 場 是 相 近 的 ， 特 別 是 在 因 信 稱 義 的 立 場 是 一 致 的 ， 但 他 卻 非 常 強 調 得 救 後 的 成 聖 方 面 的 追 求 ， 以 確 保 信 徒 不 致 於 離 開 上 帝 而 常 在 基 督 裡 。 所 以 他 用 盡 各 樣 的 方 法 ， 透 過 恩 典 的 途 徑 （ 禱 告 、 讀 聖 經 、 靈 修 、 敬 拜 、 小 組 、 聖 禮 、 行 善 等 操 練 ） ， 以 保 持 屬 靈 的 成 長 ， 及 常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

  　　 除 此 之 外 ， 他 也 受 到 苦 修 主 義 、 理 性 主 義 、 德 國 敬 虔 主 義 、 清 教 徒 主 義 、 天 主 教 神 學 、 路 德 神 學 、 改 革 神 學 ， 及 聖 潔 運 動 等 影 響 ， 因 而 調 節 了 他 的 神 學 立 場 與 事 奉 的 應 用 。

普世基督教協會

 

      復原教在合一的努力上最大的工作就是「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成立。這個協會的成立，要溯源於西元1910年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行的國際宣教會議；雖然這次會議，只是一個宣教會議而非基督教協會，但在聚會中，許多教會看到教會間合作的可行性。

      這次宣教會議所產生的沖激，又帶出了三個重要的運動：幾年後，成立了「國際宣教會議」（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繼續討論宣教問題，並服事各宣教機構，為它們提供寶貴的意見。西元1925年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西元1937年在牛津（Oxford），分別舉行了「生命與事奉世界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Life  And work），會中討論教會對社會應有的關懷及行動。西元1927及1937年，又分別在洛桑（Lausanne）和愛丁堡（Edinburgh）舉行了「信仰與教制世界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討論不同宗派的教義及教會行政問題。

      每次會議都發現各宗派之間的差異，但一般的感覺都認為，聚在一起開會有雙重目的：一方面討論彼此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謀求合作的可能。而且大家也看出基督教間合一之路相當樂觀。

      因此，當西元1937年在舉行「生命與事奉」及「信仰與教制」世界會議時，便提出為合一成立一個新的組織。結果是西元1948年所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協會」。這個協會的宗旨是將「生命與事奉」及「信仰與教制」兩夥世界會議所決定的事，付諸實行，且在有關全世界的事工上促進普世教會的合一。

      普世基督教協會第一次於西元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開會，共有三百五十一位代表，來自一百四十七個教會及四十四個國家。第二次大會於西元1954年在伊利諾州愛文斯頓（Evanston）舉行。第三次於西元1961年在新德里（New Delhi）舉行。第四次於西元1968年在瑞典烏撒拉（Upsaja）舉行；除了二百三十五個教會代表外，並有十一個人數少於一萬人的教會派代表參加。第五次大會於西元1975年在乃洛比（Nairobi）舉行。

      這個協會的確為普世基督教會的合一而努力，但仍有不少教會脫離該組織。有些正統派教會不再申請加入該協會為會員，因為擔心它會越來越趨向自由派，或變成一個不強調聖經真理的超教會組織；然而也有一些教會認為，加入該協會為會員，是正統派教會的責任；因為這樣做至少可以在普世協會開會時，代表保守派發言，使他們聽見福音派的聲音。

      在這協會中，一些在宣教工場新成立的教會，地位越來越重要。開會時，每次都有不同意見，但大家仍決定聯合在一起；隨著時代的演進，繼續謀求更進一步的合一。

宣教活動

 

      西元1898年的美西戰爭，為復原派教會打開了菲律賓及波多黎各的工場。在這兩處地方作宣教工作的各派教會，以合作的精神一同工作。

      自從西元1886年「學生立志佈道運動」（Student Vo1unt-eer Movement）興起後，宣教工作得到強烈的熱誠和支持。穆特（Mott）成為該運動的偉大領袖。西元1906年又組織了平信徒宣教運動（Laymen’s Missionary  Movement），使國外佈道工作向全世界各民族進軍，同時本地的宣教工作，也在各大宗派推動下，在西部各州及阿拉斯加進行。

      然而，正當教會努力發展西部及國外宣教活動之時，現代主義滲透進來，並普遍傳布，成為福音工作最大的攔阻；因為現代主義所傳的是另外一個福音，他們刪除了純正福音的重點，就是把人類需要救恩及耶穌基督寶血的功效刪除，把整個基督教宣教的目的破壞無遺。

      現代主義傳福音的唯一目的，是將西方文化帶給非洲及東方人。然而，印度、中國和日本早有了他們自己優越的文化，對他們而言，西方文化已經淪落，並有許多嚴重的錯誤。

      由於現代主義的影響，教會經濟的來源及宣教的人力，驚人地下降。曾經一度在各大學轟轟烈烈的學生立志佈道運動，消聲匿跡。穆特的口號：「在這一代把福音遍傳全球」也失去了意義。到了西元1930年，宣教工作顯然面臨嚴重的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宣教活動有了急遽的轉變，因為有許多國家獨立（尤其是在非洲），民族主義精神在這些新文化中興盛，使宣教士面臨困難的情況。宣教士被看 為西方派來的特務，基督教被看為當地宗教信仰的敵人。眼看著外國宣教士的工作即將告終，各宣教團體開始強調當地領袖的訓練，培植當地基督徒領袖，使他們自 己組織教會。

      不但新興的國家嚴禁宣教士的活動，連其他非基督教國家也重新確定他們的宗教。錫蘭的教會學校被敵對的政府沒收；印度不歡迎宣教士；也有許多其他國家表示不歡 迎宣教士；中國大陸之門關閉；共產國家的宣教工作也大大減縮。當然，日本以及中、南美洲的開放，又給宣教工作帶來新的機會。

美國教會之近代社區福音工作

     新移民絕大部份非常貧窮，因而大城市中均興建了龐大的貧民社區。這些「外國人」（Foreigners）和教會毫無接觸。

      許多教會看到這廣大的需要，將神的話帶到他們中間。西元1867年，浸禮派家庭宣教協會共有四十九位被按立的「外國人」，分別在德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威爾斯人、挪威人、瑞典人及丹麥人中間工作。同時在浸禮派的三間神學院中，設立外文系，訓練傳道人專門向這批外國人傳福音。到如今，仍有許多宗派在美國大城中推動全國性福音工作。

      白人不斷進來，紅人不斷被擠出去，以致造成好幾次印第安人之戰，最後政府實行印第安人保留區制度後，才安定下來。

      一些教會也將許多精力放在向印第安人傳福音的工作上。

廢除奴隸運動與美國內戰

 

      十九世紀以前，歐美各地盛行買賣奴隸制度，基督教中有識之士，特別是熱心宣教的福音派基督徒，竭力反對奴隸制度，因此深受那些販賣和擁有奴隸之士的痛恨，他們迫害了很多的宣教士。但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歐陸各國逐一解放奴隸，剩下美國尚未對奴隸問題採取行動。

        1820年代，美國的廢除奴隸運動開始活躍起來，以漸進的策略，說服的方式來推行，但成效不彰。因此，在1830~1860年期間，反對奴隸制度的人們，用強硬並激烈的手段，甚至以暴力來解放奴隸。最後，終於引發了南北戰爭。

        1860年時，美國約有四百萬奴隸，其中四分之三是在南部，以種植棉花為業。是年，反對奴隸制度最力的林肯(Abraham Lincoln)當選美國總統。1861年初，南方十一州陸續退出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南方聯盟，由傑佛遜(Jefferson Davis)出任臨時政府總統，遂爆發了南北內戰。1865年4月9日，南方的李將軍(Robert E. Lee)戰敗投降，結束了長達四年的殘酷內戰。

        這場美國的內戰，是基督徒打基督徒的一場悲劇，投入戰爭的雙方，都堅信是為公義而戰，也都運用聖經作支持，又向同一位上帝祈求勝利。南方的教會領袖，認為奴隸制度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們是為上帝及宗教而戰；在他們看來，廢除奴隸運動，乃是來自無神論者。而北方的教會領袖，則認為南方的聯盟，乃是地獄的盟友，他們的領袖理應永永遠遠遭受報應。

        戰爭結束後，南北兩方的教會，並沒有重大的改變，也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南方各宗派公會，宣稱他們仍然忠於原有的立場，保持他們慣常的基督徒型態與活動。

宣教工作的開展

  各公會宗派受了衛斯理運動的影響，開始認識到差派宣教士出去到異地宣教，乃是教會相當重要的使命，因乃有各種宣教團體成立，展開大規模的國外佈道工作。本時期最主要的宣教人物和團體，可列舉如下：

  (一)威廉‧克里和浸信會差會

  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61~1834)被 人稱為「現代宣教工作之父」。他是英國人，原是個鞋匠，但熱切求學，利用工餘閒暇，自學而通曉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法文。後來做了浸信會的傳道人，因收入有限，故靠教書補貼。有日在教地理課時，他發現世界大部分地區尚未聽過福音，因此心很憂悶，就在浸信會的教牧聚會中提問：「主耶穌命門徒往普天下去傳道，是單向當日的門徒說的呢，或是也向萬代的門徒說的呢？」

  當時會長答道：「倘若上帝要外邦人悔改，不是靠著你我的力量。」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上帝用不著人為祂出去國外佈道。克氏聽了，久久不能釋懷。一七九二年的浸信會教牧聚會，由克氏主講，他引用以賽亞五十四章二至三節，以宣教責任為題，講了一篇有力、感人的信息；說了一句著名的口號：「期望上帝為我們成就大事；嘗試我們為上帝成就大事。」

  赴會的人都受了感動。過了五個月，浸信會的差會宣告成立，第一個宣教 士就是威廉克里本人。

    一七九三年，克氏舉家到印度去宣教。起初，英國商人和英國政府多方留難；並且手中缺錢，家眷生病，工作又不見成效，真是苦不堪言。但他一點都不氣餒，再接再勵。四十年之久，一面傳道，一面教書，又把聖經繙譯成數十種不同的印度文字和方言。他實際上把他一生和所有都奉獻給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妻兒都在印度患病死去。有關威廉克里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報告，激勵了英、美的各宗派公會，成立各種國外差會，投入教會對海外的宣教工作。

    (二)聖經公會

  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與差會同時興起，成為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左右手。於主後一八零二年，一位出名的北威爾斯加爾文派牧師多馬士‧查理斯(Thomas Charles)，因為沒有任何團體肯為他出版一本威爾斯語聖經，於是著手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聖經公會。到了一八零四年，經過一位浸信會信徒名叫約瑟夫‧休斯(Joseph Hughes)的呼籲，終於成立了「英國聖經公會」，為英國本地及國外供應聖經。英國聖經公會的規模很大，到一九零六年時，單在英國國內，就有五千八百個分會；在英國國外，也有二千二百個分會。將新舊約全部聖經繙譯成一千多種文字，每年印刷百萬本以上，並且大多是免費贈閱的。

    隨著英國聖經公會的出現，各國也陸續成立了類似的組織。起初，多係屬於英國聖經公會的分會。但在美國，經過一位名叫撒母耳‧米爾斯(Samuel Mills)的策劃與推動，終於在一八一六年聯合了美國各地的聖經組織，正式成立「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這個聖經公會，也和英國聖經公會一樣，繙譯、印刷並分發成各種語文的聖經，對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三)馬禮遜到中國傳道

  更正教最初到中國的傳道士，就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是英國人，十二歲即得救，立志獻身服事上帝，因此努力讀經，時常禱告，又學會了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還有別種的科學。馬氏最大的希望，就是順服上帝的旨意遠赴國外傳福音。一八零四年，他向「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請為外國傳教師，該會命他就非洲或中國擇其一時，他選擇了中國，便開始學習中國語文，請了一位僑居倫敦的華人楊善達做他的教習。

    一八零七年，馬氏動身來華。因英商不許他乘他們的船，他就先乘船到美國。在彼有美國人問他說：「中國人崇拜偶像，你想感化他們信上帝麼？」

  馬氏說：「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上帝纔能。」

  後來他到了廣州，得不到居留權，且當時滿清政府嚴禁外國人傳教給華人。

    直到一八零九年，馬氏與莫瑪麗(Mary Morton)在澳門結婚，並受聘為英商東印度公司的繙譯員。他藉此取得居留中國的身份，得以往來於澳門、廣州之 間，並且利用所得的薪金作為傳道費用。馬氏一生努力傳教，但甚少有效果，僅得著幾位中國人歸主。第一位信奉主的中國人名叫蔡高，他於一八一四年受浸。第二 位信徒名叫梁發，他後來做了首位中國傳道人，但因清朝政府要捉拿他，就跑到南洋麻六甲(Malacca)。

    馬氏一生的傳道事業雖被時代環境所限制，而不見有甚麼果效，但他精通中文，除編著了一本《華英字典》外，又將新舊約全部聖經繙譯成中文，給中國基督教歷史留下了一頁不可磨滅的功蹟。

    (四)李文斯頓與非洲傳教

  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1813~ 1873)， 他是蘇格蘭人，家境清貧，十歲時即在一間綿紗廠作工，每日長達十四小時，但他好學不倦，買書自習。後來環境許可，得入夜校攻讀。他悔改重生後，即感到有強 烈的傳道呼召，因此改攻讀神學和醫學，並獲得神學及醫學學位。一八四零年，他得到倫敦傳道會的差派，在南非開始宣教，在那裏遇見著名的莫法德醫生(Dr. Robert Moffat)，兩人同工配搭，李氏並娶了莫氏的女兒為妻。

    李氏熱 愛非洲土人，盡力保護他們，因此受到買賣奴隸的白種人的忌恨，甚至燒燬他所建立的教堂，但他不改初衷，深入非洲內陸探險、傳教，而成了有名的探險佈道家。 他因不顧艱險、苦楚，到處向非洲土人傳福音，因此很受土人的愛戴。由於非洲內陸生活環境很差，實在令他筋疲力盡，人們勸他稍事休息，他反而勸別人當竭力為 主作工，他說：「我所作的算不得甚麼犧牲，該算是從中獲取一生的好處。」

  一日早晨，他的僕人到他房間來向他請安，發現他跪在床旁於禱告中去世。死時，年纔 六十歲。他的同工們將他的「心臟」葬於非洲，因他們說他的心屬於非洲；另把他的遺體運回英國，葬於倫敦西敏寺教堂之內。

    (五)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是英國人，他在1853年加入「中國傳道會」到中國當宣教士。後來因他不滿意該組織，且自己又傾向於弟兄會的思想，故變成一個獨立的宣教士。直到1860年，因健康問題不得不返回英國療病。回英期間，他完成了醫科的訓練，並於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這是第一個真正超宗派的佈道團，也是十九世紀世界「信心宣教」的模範。

    當時，各宗派的差會都只在中國的沿海各省作工；中國內地會乃設定如下的宗旨：

  (一)只在別的團體不去的內陸地區傳福音；

  (二)歡迎各宗派、人種的傳教士加入行列，共同促成「引導非基督徒脫離黑暗進入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

  (三)接納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宣教士；

  (四)所有的宣教士必須認同中國人，採用中國衣著、飲食和生活習慣；

  (五)經費完全以信心依靠上帝──不求人饋贈，不向人借款，不表彰捐款人的姓名；

  (六)宣教士沒有固定的薪水，量入為出；

  (七)總會設於中國，僅偶而派人回英國或寄送書信，使關心的信徒得悉他們的工作情況。

    (六)救世軍

  十九世紀的末葉(1878年)，有一個名叫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的英國人發起了一個特殊性質的宗教團體，並稱它為「救世軍」(Salvation Army)。起初的目的，在乎宣傳福音，後來推廣範圍，包括社會事業。他稱這個會為「軍」，因他認為他們所作的工 作，是與罪惡交戰；他自己是本軍的「大將」，他以下有「軍官」和「兵曹」，他們都要穿軍衣。他們聚會和辦公的場所，名叫「砲台」。他們的軍旗上，有「血和火」的字樣，「血」是指耶穌基督為人捨身，「火」是指聖靈用祂的靈火，燒掉人心的罪惡，並激發人有火熱的心去救人的靈魂。

    救世軍的工作，不獨注重靈性和道德方面的培養，還以基督教的原則推動社會和慈善的事業，他們對於救濟窮苦、酗酒、失業、無告、罪犯、墮落等各種遭遇之人的工作，已成為舉世皆知的了。現在救世軍的服務已普及世界各國和地區，所用的語言達一百多種。

敬虔主義探究

 

      正當唯理主義盛行於教會中時，「敬虔主義」(Pietism)的興起，為當時的信徒提供了另一種的選擇。事實上，敬虔主義並不是對唯理主義或自然神論的回應；早在路德改教之後，因為改革教派過於注重純正的教義信條和冷漠的形式儀文，敬虔主義乃是針對此而作出的反抗運動。

      敬虔主義強調重生、個人信心，以基督徒切身經歷作為宣教動機等等的重點。它的特色包括聖經的道德、罪惡感與被赦感、靈修禱告的聖潔、對人類的同情、感情的情緒化表現，以及聽道與唱詩時的熱誠。

      敬虔主義大體上在德國發展，然後又滲入挪威、瑞典及丹麥的路德會信義宗內，在平信徒中激發起宗教熱忱；從德國移民到美國去的信徒中，也有很多是深受此運動影響的。由敬虔主義孕育出來一種生機更為活潑的敬虔生活，大大地改善了牧師們的靈性品質、講道事工，以及青年基督徒的訓練，並增進了平信徒對於教會的責任心。

      敬虔主義的主要領袖是：

  (一)施本爾(Philip Jacob Spener，1635~1705年)

      施本爾是路德派信義宗的牧師，為日耳曼敬虔主義的創始人。他鑒於當時的教會太過注重爭論教義細節，但教會裏面卻有許多的邪惡，因此主張：信徒個人靈修時精 聖經；全體信徒皆為祭司；愛心與知識並重；在神學辯論上，不求個人和自私的爭執，只求真理得以辨明；以更高的道德標準重組神學教育；復興福音宣講；主日講章應以建立信眾的靈性生活為目的。他反對跳舞、玩撲克牌、看戲，且教人在飲食服裝上要有節制。他又籌組家中的「革新」(Regenerates)小組聚會，讀聖經、禱告、討論講章；人們戲稱此類小組聚會為「敬虔小組」(Collegia Pietatis)，這是「敬虔主義」名稱的來源。

  (二)富朗開(August Herman Francke，1663~1727年)

      富朗開是把敬虔主義運動發揚光大的一個人。他把哈勒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作成敬虔運動的中心，他在那裏造就了很多的傳教士，因此我們可以說，近代傳教運動的曙光，是從這個中心出來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曾到哈勒訪問富朗開，並學習他的教育理論，並且把它應用在普魯士的教育體制中。

重洗派對教會的看法

 

      當路德與慈運理宣告他們的改教運動原則時，重洗派和他們的看法一致，甚至到今天，他們仍贊同基督教的主要教義，如：聖父、基督的神性、教會是信徒的集合、聖經是上帝的話及基督的再來。

      然而，當改教運動擴大以後，這批人開始表示不滿。他們認為改教運動沒有達到「恢復初期教會」的地步。他們堅持教會必須完完全全回到使徒教會時代的信仰和生活。

      重洗派的人對基督以及基督的話、基督的教會和基督的命令特別看重，尤其是基督所強調的愛、聖潔、捨己、降卑、和睦。由於他們重視基督的大使命，使他們對宣教工作格外關心，這也是他們自稱是「委身的一群」的原因。

      他們從新約聖經中所看到的教會，是一個獨立自主、與政府分開的教會，教會的成員只有信徒，並沒有提到嬰兒洗禮之事。根據他們的看法，「嬰兒洗」及「政教合一」是使教會腐化最嚴重的罪。他們認為，信徒的兒女在自己能對信仰負責前的幼齡時期，已經屬於上帝的國度，無需為他們另外施行洗禮。

普世基督教協會之成立

 

        受愛丁堡會議定的影響，教會產生了“生活與工作委員會”和“信仰與教制委員會”。1937年，決議將上述兩委員會聯合成“普世基督教協會”，且於1938年成立“普世基督教協會”的臨時委員會。

        1948年，普世基督協會在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當時共有44個國家，147年教會派出代表參加。致力推動全球教會的合一運動，強調“凡認耶穌基督為上帝及救主”的教會，便可加入成為會員。

        1961年，普世基督教協會第三次會議在印度新德里(New Delhi)舉行，在此次會議中，“國際宣教協會”也正式與它合并，從此各種普世教會運動匯為一條主流，聲勢大增。

    毫無疑問，普世合一運動是一個偉大的基督教運動，一些擁有時代敏銳觸覺的基督徒，努力使基督教走向一個全球化的新紀元。他們關懷信仰在現世的有效性，實踐基督教的合一要求。但與此同時，為了促使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基督徒走在一起，他們不得不將基督教信仰大幅度簡化，還原至與不信幾乎毫無差異的地步。這種回避傳統、回避教義的態度，無可避免地將基督教掏空了，信仰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詞，或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人類夢想。

    我們承認求同存異是尋求合一所必備的態度，過分強調雙方的分歧，只會使對話或合一成為不可能。不過，合與分之間如何劃線，如何在寬容中有所堅持，如何在與人結盟時不致迷失了自己，是不容易簡單地定奪的。普世基督教協會最為人所詬病的，正是它們的容納性過強。

        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教會信仰方面興起了一股“現代神學”的思潮，這種自由主義和人本的神學思想對當時的教會影響甚大。普世基督教協會裡面也慢慢讓這種思想成為主導。她所發揮、傳達出來的信息與影響，就依附著這種自由主義的神學思想。結果正統教會裡就出現一個對抗運動，另外形成了一個基督教組織。

愛丁堡國際宣教會議

         十九世紀，在普世宣教的熱潮之下，很多的宣教機構開始思想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力量的整合。於是，1854年在紐約舉行了第一次世界性的宣教會議。此後間歇的舉行其它會議。

        1910 年，世界宣教會議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行。按合作性的宣教會議來計算，這次應是第八次了，不過這次會議與以前的有本質區別，參加者不僅是對普世宣教深感興趣的人，也是各宣教協會的正式代表。大會事先經過縝密的籌備，來自各宣教協會及後進教會的代表均出席，并提供各自的良好報告。許多在二十世紀普世教會運動中占極重要地位的人，都是由愛丁堡會議得到靈感及指示的。

        這一次會議的推動者及大會主席是當時任“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和“世界基督徒青年會”主席的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他在此之前，已在學生和青年事工中開始推行合一運動。這一次會議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一大轉折點。

    會後設立了“續行委員會”，以保持在愛丁堡所獲的成就，促成了1921年成立的“國際宣教協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其第一任主席即為美國衛理公會的信徒穆德。此協會的會員主要是各國各地區的超宗派的宣教組織，如德國的“福音宣教委員會”，北美的“國外宣教會議”等。協會鼓勵各後進教會，特別如印度、中國、日本、近東等地，發展全國性的“基督教協進會”（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國際宣教協會使得普世差傳事工在二十世紀裡，得以有效的、繼續的開展。

        在宣教事工聯合發展的合作氣氛裡，另外兩個組織出現了。其一為“生活與工作委員會”﹔1925年，在瑞典信義會的牧師瑟得布倫 （Nathan  Soderblom, 1866-1931）倡議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普世基督徒生活與事工大會” （Universal  Christian  Conference on  Life  and  Work）。其續行委員會於1930年成立了“普世基督徒生活與事工協會”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以共同討論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以及所面對普世性的救濟工作。

        其二為“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在愛丁堡會議時節，當時美國聖公會的主教布蘭特（Charles  H.  Brent, 1862-1929）提出的聯合，後來經過多年的籌備，第一次普世信仰與教制會議於1927年在洛桑（Lausanne）舉行。當時有來自百餘教會的四百多位代表參加，他們對各教會間最艱深的問題曾加以充份的討論，彼此彌漫著友好的態度﹔又設立續行委員會以推進此運動。這個委員會主要商討的就是怎樣消除大家在信仰上的一些分歧，使得教會的制度能夠在一個彼此接納的情況下走向合一。

         到此時，基督教會的合一問題已為眾多的同工所注目，愛丁堡會議在當時教會的合一運動事工上確實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此，“愛丁堡會議”被視為教聯運動的開始，這也是本講義以1910年作為“多元化時期”開始之年的原因所在。穆德也因此被譽為近代普世合一運動之父。

丁道爾（Tyndale）翻譯聖經

 從教會歷史一開始，上帝的話和上帝的靈就是最重要的兩個元素。耶穌和使徒們的教導，奠基於舊約；後來新舊約聖經就成為基督徒真理的源頭，也是生活行為的規範。

      教會歷史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之一是將聖經譯成不同語言。直到今日，只要能作到，宣教士們就將聖經譯成宣教對象的語言。七十位學者在西元前三世紀左右，把舊約自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而成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耶柔米將聖經自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譯成拉丁文，而成有名的武加大譯本（Vu1gate）。聖經譯本是推動改教運動最具威力的力量：威克裏夫將聖經譯成當時的英文；路德將聖經譯成德文；加爾文提供法文譯本；荷文譯本大大助長了荷蘭的改教運動；而丁道爾也開始將聖經譯成英文。

      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先後在牛津、劍橋受教育。他首先接觸伊拉斯姆的觀念，然後是路德的，最後是慈運理的。因此，他定意要把聖經放在每一個人手中。一般百姓當然無法讀拉丁文聖經，至於威克裏夫的英文譯本，一方面數量很少，一方面經過二百年後，英文本身有很多變遷，使威克裏夫譯本中的英文不易瞭解。

      丁道爾的譯本於西元1525年 在德國出版，是直接由希臘文譯成英文的精彩譯本，（威克裏夫譯本是自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成的）。第一版共出六千冊，在往後十年中，又出了七版。接下來，他又翻譯了舊約的一部份。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丁道爾都在強烈反對和恐怖逼迫的威脅之下。最後，他的敵人將他捉到，丁道爾終於在西元1536年六月於布魯塞爾附近殉道。他的譯本為英國及蘇格蘭改教運動帶來極大的幫助，再一次證明上帝的話比刀劍更有能力。

      西元1535年，另一本全部聖經的英譯本問世，它是由科威對勒（Mi1es Coverda1e）翻譯的。

擴展與分裂的時期序論

       基督教隨著歷史的演進，由發源地巴勒斯坦而擴展到小亞細亞、希臘和義大利，也伸延到北非洲埃及、衣索比亞等地，大體上先在地中海沿岸地區落腳，然後向北擴及歐陸各國，向西達於西班牙、英國。迨十八世紀，隨著移民潮而進入新大陸北美洲。

       但在本時期以前，非洲大部分地區、亞洲、澳洲和南美洲(註：羅馬天主教於十六世紀初葉即已在南美洲開工，故今日中南美洲絕大部分居民屬天主教徒)，尚屬基督教處女地，未有大規模的宣教運動出現。所以，本時期可謂是基督教擴展到世界各地的時期。

          再者，基督教自從馬丁路德改教之後，雖也分裂成如下的數大宗派：路德會(信義宗)、加爾文宗、長老會、英國聖公會、公理會、浸信會、貴格會、衛斯理循道會、摩爾維亞弟兄會，以及清教徒等少數自由團體，但大體上仍寥寥可數。迨至本時期以後，各公會宗派一分再分，又加上各種新興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故本時期又可謂是基督教的分裂時期。

社會和文化的關懷

 

  　　司徒德很早便關注信仰與當代社會和文化關係的種種問題，作為聖公會的一位領袖，他曾出席好些普世教會協會的會議，雖然他不同意那些自由派信徒對宣教的定義，但也認同當前的社會和文化問題是宣教事工所不能回避的。他在1966年參加柏林的世界福音會議時，便確認除傳福音外，福音派信徒應更多投身社會關懷的工作，否則便扭曲了基督的教訓。這個確信逐漸在福音派領袖中取得共識，特別是愈來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福音派教會興起，貧窮和不公義成了他們不能不正視的問題。終於在洛桑會議中，社會關懷成了主要的議題，而日後洛桑運動亦朝著福音與文化整合的方向而努力。

　　司氏不是從個別的經文，而是從聖經的記述形式來肯定文化的價值的。他指出上帝既然允許聖經作者因應他們所處的環境來傳遞合宜的資訊，那文化和社會便是 上帝使用來啟示他自己的工具；聖經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狀態下傳播的，沒有人能抽離他所在的處境而瞭解真理的含義。

　　司氏的一位好朋友侯士教（James Houston）在加拿大協助創辦維真學院，致力推動信仰與學術世界對話的工作，曾多次邀請他到溫哥華主持課程和講座；在後者的啟發下，司氏在1974年 開始即不斷邀請福音派的基督徒學者就每年指定的不同課題進行演講。其後在諸靈堂的支持下，他在1982年成立「倫敦當代基督教研究中心](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lty），並擔任主任。除主持講座外，中心出版一連串書籍。1984年，出版 了《當代基督教問題》（Issue Facing Christians Today）；1992年出版了（當代基督徒》（ The Contemporafy Christians），廣泛討論了基督教與當代社會問題，作了很多整合性的研究，包括信仰與政治、經濟、國際環境等關係的課題。他也編過兩本關於信仰與 文化的書：《福音與文化》（ Gospel and Culture）（主要是洛桑運動所作過的研究和論述）和《基督教與文化研究》（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

　　由此可見，司氏是堂會牧者、教會領袖（churchman）、老與學者的奇妙結合。這四重素質涵括了二十世紀福音運動的不同面相，故他堪可成為這個運動的代表性人物。

宣教運動的擴展和影響

  　　倘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

　　從年份來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後，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土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粗略地從地理和國家上說，基督教已到達了「地極」，雖然事實上尚有許多內陸地方和人民未聞福音。

　　由於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全面開放傳道；1860年，中國被迫要全面開放傳道。這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傳教成了中國割讓給西方的附帶條件之一，中國須全面向列強開放，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自由活動。宣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下，得以自由進入內地，從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與宗教關係之密切，是很難簡單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雖不至說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在近東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卻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裏奠立根基，並且以一個較多元化的面貌展現於人前。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除了擴展基督的國度以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最少有兩個重要的貢獻。

　　第一個貢獻是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一方面由於宣教運動是大奮興運動的直接產物，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故合一意願較強；另方面，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升教會中婦女的地位。無可否認，基督教向來都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傳道同工和管理階層多由男性擔任，許多教會禁止婦女站上講壇，更遑論按立婦女為牧者了。

　　可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婦女宣教士的人數逐漸超越了男性，並且一直維持領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為男性宣教士大多攜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場，卻有不少婦女是單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連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計，婦女人數便較男性為多了。宣教工場的人力需求緊張，無論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擔任獨當一面的角色，難以期望有同工可與配搭；要是某個福音據點由女宣教士負責，那她自然得承擔講道與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週從別處調遣一位男性同工前來協助。

      因此，傳統教會許多宗教與文化的條條框框，在宣教工場上都被打破了。舉例而言，英國聖公會近年才通過按立女牧師，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對；但在中國，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聖公會女牧師被按立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由宣教工場發展出來的教會，婦女地位一般都較在歐美本土教會的為高，她們實際參與教會各方面的工作，並且躋身管理和領導的位置。

宣教與帝國主義

 

　　要將宣教活動與帝國主義活動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

　　（a）政經關係

　　若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之所以能啟動，實取決於以下兩個政治經濟因素：

      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的識見。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國民，而國家正處於 向外擴張的時期，國旗插遍了全球各地，這無疑使將我的國際視野擴闊了。惟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

      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 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面。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持，根本維持不了昂貴的海外宣教事工。我們不可將現今海空交通發達的情況，套人十八世紀的社會場景中，在那時候，遠洋航行不單風險基大，費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以為保護，海外宣教工作亦是難以開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進的航海技術是隨商業經濟及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 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也難以安全抵達目的地，更遑論從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國所霸佔的殖民地進行，故母國籍軍事和經濟力量開闢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馳騁的空間便愈廣闊。如此看來，歐美的海外宣教，與軍事和經濟的擴張，的確是分不開的。

　　英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大不列顛國（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國」的美譽，國旗遍佈世界各地，獨領風騷。故她在這個世紀亦成為宣教士的最大輸出國。宣教活動與海外的政治與經濟擴張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b) 刻意陰謀與擴張心態

　　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 機是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這個福音使命的感召下，離開他們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踏足一個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場，並擺上一切包括性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至今並無證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廠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亦毋須向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於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個別宣教士也許出於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 動，但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獨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畫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 歡迎宣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呢！雖然來自相同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卻非一致的。

　　由於宣教工作肇始於對外擴張的時期，故差會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 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於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啟蒙他們愚味閉塞的思想，改造他 們的社會和文化，使他們併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

      開化（civilizing）與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1816年，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明文確定其對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場：「讓整個部落說英語，在生活習慣上開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這樣的宣教觀點為宣教事工及日後建立的所謂「後進」教會，帶來無窮的禍患，至今仍未能徹底消弭。

更正教的海外宣教事工起步遲緩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揀選推動，人除了祈禱以外，便無能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識本已不強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外，憲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與佈道意識，他們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當然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係。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任何人必須加入，否則不能得救，福音廣傳自是它的首要任務。且不再翻提早期羅馬教會派遣傳教士到英倫傳教，中世紀不少修會以向外傳教為其職志這些陳年舊賬；單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在其改革運動中，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宣教修會：耶穌會（耶穌會的海外傳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傳教士遠渡到中國，當中包括有名的利瑪竇、湯若望等），更正 教的宣教工作自然是望塵莫及了。

　　當然我們也得指出，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得以擴展，與當時的國際形勢不無關係。在十六世紀時，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海權國家都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是個中代表。隨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艦隊遠征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天主教的勢力亦伸展到這些地方，開始宣教及植會工作。

      篤信更正教的海權國家要到十七世紀末才告出現，包括荷蘭、英國等，她們逐漸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領導位置，成為新的海上霸主。更正教海權國家的興起比天主教的來得晚，故更正教的宣教工作亦相繼出現得較遲。這個巧合的現象是否意味宣教事業與政治、軍事、經濟等拓展，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呢？傳教活動與帝國主義侵略活動是互相呼應、甚或是同一個擴張計畫的不同部分嗎？答案既是又否。

宣教還是侵略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基督教教會，是十九世紀海外宣教運動的成果。這宣教運動建構了今天更正教世界的面貌：將原本僅限於歐美一隅的宗教，變成遍佈全球的普世宗教。從這個角度看，海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毋庸署疑的。

      有關宣教運動與宣教歷史的論述，幾乎都只是一面倒地肯定、表揚；但是，這運動不是純粹宗教事件，卻與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國家帝國主義的擴張（所謂新帝國主義）無法分割。經由這宣教運動產生的亞、非、拉的教會，日後大多深受民族主義問題的困擾，中國教會便是其中一個極佳的例子。

      昔日，中國人指摘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而今天在許多人眼中，基督教仍是不折不扣的洋教。從李文斯敦身上，我們就可以看見宣教運動與帝國主義擴張（也就是宗教與政治）之間某些微妙的關係。

  　　促成海外宣教運動的信仰背景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The Second Awakening），由英國衛斯裏約翰所推動的奮興運動，被稱為第一次大覺醒運動（The First Awakening）；在十八世紀末（1785）至十九世紀初的歐洲和美國，另一奮興運動又告發生，期間延綿了三十多年，由於它對社會與文化均有明顯的影響，故亦稱為第二次大覺醒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