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教會時期(1966-1976年)

 

    簡單的說，文革期間教會雖然遭遇許多的逼迫，但是教會藉著這時期形成了復興的暗流。

    文化大革命緣起於1965年十一月十日，由毛澤東授意姚文元在上海的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抨擊劉少奇所領導的政治體系，展開了日後全國性鬥爭的序幕。

    到1966年的五月十六日，由毛澤東親自發出「五一六通知」，號召全國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於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全中國進入大動亂與破壞角色者，則為一群被起名叫「紅衛兵」的學生群眾。經過三年多熾烈的鬥爭，毛澤東已重掌政權。毛澤東在1969年的七月，也透過軍隊把紅衛兵鎮壓，並下放農村。希望漸漸把國家次序恢復起來。

雖然局面漸漸平靜下來，但在此後直到1976年的七個年頭裏，是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的時期，自成一個段落，顯出他獨具的特色。

    在文革的十年內，基督教會受到最熾烈的衝擊與挑戰。當中的歷史可分成幾個段落來說明：

一.      文革的頭三年，教會受到空前的破壞，教牧與教友受到暴虐對待。當時紅衛兵群眾，在意識思想上已被教育成極左的狂熱份子，在意識形態上，對宗教極度仇恨。當毛澤東提出破四舊 - 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舊風俗 - 的口號，並要求紅衛兵以實際行動表現時，他們如猛虎出押，而基督教會又有「四舊」的形象，故首當其衝，遭暴虐破壞。他們搗毀教堂，凌辱信徒(剃光頭、遊街示眾，戴高帽)，焚燒聖經。在這種無情而澈底的打擊下，各地的基督教會被迫停止公開活動，基督教徒再經歷一次苦難的煎敷。

二.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鬥結束的1969年之後，對基督徒私刑與暴虐，公開凌辱的情形已大為減少。但文革的意識然籠罩在這段時期，為配合當時政治而有的所謂「戰鬥性的生產建設意識」，教會的信仰與活動被認為是會腐蝕痲痺人民的勞動力，會嚴重阻礙生產建設，因此仍然禁止教會有公開的活動。另外，更藉1968年成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對基督教界的人士作清理調查的工作，又把不少的教會人仕冠以「反革命」之罪而判處徒刑，並要求教牧人員參加「學習」。這時連三自會也被關閉了。

三.      到1971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基於宗教政策上的應用，認為宗教應為外交所用，於是應巴基斯坦大使館之請求，在北京重開米市街教堂，但只供外人與外籍遊客使用，中國基督徒仍禁止入內禮拜。當時只有效忠於政府的教會的領袖人物，如吳耀宗、丁光訓才可以代表中國基督教會接待外國來訪問的賓客。

四.      1971年後，雖然教會都關閉了，但這只表示有形的教會的關閉，事實上在全國各地，基督教徒透過家庭聚會的方式，秘密聚會崇拜。這種名叫「家庭教會」的無形教會，雖不是萌芽於這段期間，是成長，茁壯於這段受苦害的時期。許多人的心靈在文革中創傷，信徒卻願意把福音傳開，成為心靈創傷的醫治。另外，信徒在苦難中更加同心。也神興起不少遊行佈道者，而平信徒熱切起來傳福音。

 

    綜結本階段的歷史，基督教會有如浮萍落葉，承受文革大風暴的吹襲，受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和全面的抑制，信徒經歷了中國基督教自有歷史以來最大的苦難與迫害。這時只有「家庭教會」在這段時期中蓬勃成長，雖然仍嫌薄弱，但是在苦難中的團契與安慰更具能力，家庭教會為本段文革迫害教會時期帶來了一線曙光，也帶來了盼望。

 

十九世紀初的中國傳教士

 

1. 開拓期

    主後十九世紀初，從傳教士馬禮遜來華開始計算，基督教傳教士來中國傳教是有其背景的。這和當時歐洲，美洲的政治和宗教情況有關。那是工業革命和教會復興的時期，而當時中國則是滿清閉關自守的時期。當時基督教的傳教士在中國不能自由傳教，只能努力做一些比較隱藏的準備工作。

十九世紀的頭四十年內，到中國去的傳教士分別來自不同的差會，包括英國倫敦會、英國聖公會、荷蘭傳教會、美國的浸禮會、長老會和中華聖公會等。現以幾位較重要的傳教士來作介紹。

   

馬禮遜

    他是更正教在中國的開路先鋒，他在主後1807年來到中國，至1834年去世，共逗留了二十七年。他在艱難的環境中，拚盡了整個人的生命去工作，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福音工作，奠下了一定的基礎。

    馬禮遜在1782年出生於英國，父母親都是基督徒。他在年少時很放蕩，十六歲時認罪、悔改，得到了新的生命。不久被神感動，願意到最有需要福音的海外去宣教。為了裝備自己，他再進學校念書，研究醫學、天文學和中國語文。終於在1807年二十五歲時受英國倫敦會的差派來到中國傳福音。但來中國傳福音的道路，荊棘滿布，困難重重。曾經有一個人諷刺馬禮遜說︰「你以為你真的能夠改變那古老大帝國拜偶像的惡習嗎？」馬禮遜回答︰「不!我不能夠，可是，我相信神能夠改變中國。」他就是這樣因著信心來到中國。兩年後(1809年)，馬禮遜為了能合法的長久在中國居留，他加入“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做編譯員。他雖然不很願意，但也接受了。事實上，即使他從事編譯工作，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從神領受的使命。馬禮遜在中國共二十七年，做編譯員，也從事基督教的文字工作。他嘗盡了孤獨，離鄉背井的滋味。他在主裏的勞苦，是沒有白費的。

 

裨治文(1801-1861年)

    主後1830年，美國公理會差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來中國。他在廣州學習中文，不久，他又辦了一間學校，並出版一份刊物和從事印刷工作，這刊物名“中國叢報”。他雖然沒有公開傳福音，但願意默默地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在三十年內，裨治文在中國創辦和參與了五個傳教組織：廣州基督徒聯合會、創辦《中國叢報》、“益智會”(即在華實用知識傳播)、“馬禮遜教育協會”、中華醫藥傳教會。

    他也強烈批評清朝政府的閉關政策，他說：「如果讓沈默政策持續下去，那就使所有商業關係得不到改善，慈善事業就會告終，當地球上每個角落正在繼續前進，藝術科學正在發展，而在中華土地上就會得不到發展，知識和上帝之道可以在其他地方宣揚，但不能在這個帝國傳播。」

         

伯駕

    伯駕(Peter Parker)是一位基督徒醫生，由美國公理會差派到中國。他在醫學方面受過專業的訓練，在神學方面也有研究。他來中國的目的是全時間為中國人服務，做個傳教士醫生，藉著行醫，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為了使中國人民早日得著福音的好處，他甘心樂意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中國。

    雖然當時來中國的傳教士很多，但有的“不得其門而入”，有一些雖然來了，卻沒有被人記念。有關十九世紀初到中國的傳教士，我只能略略介紹以上這三位。

    有許多傳教士來中國後，遇上中外關係變壞，於是被牽涉到糾紛的漩渦中，以致有不少同胞對傳教士存成見，把他們的努力都解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非常可惜的。雖然傳教士由於不瞭解我們，犯了一些錯誤，但我們也因文化不同對他們亦有誤解。然而他們的出發點是值得敬佩的，他們為了遵行神的旨意，願意把自己個人的禍福都拋在腦後，這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

 

2. 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所採用的傳教策略和結果

十九世初來中國的傳教士，正逢中國滿清政府採取閉關主義的國策。當時來中國的外國人和傳教士，很多都只能居住在澳門，只有部份與中國通商的，才被准許在中國廣州逗留。當時傳教士要在中國傳福音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當時(1807-1841年)傳教士採用的傳教策略

    一. 文字工作。這些文字工作，對日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幫助。例如︰馬禮遜抵達中國後，因為形勢所迫，只好加入東印度公司當翻譯員。這時他也翻譯聖經和寫佈道性的文字。在1810年時，馬禮遜已經將使徒行傳翻譯成中文，隨著第二年又完成了路加福音的翻譯。至1814年更完成整部新約聖經的翻譯工作。1819年，馬禮遜在另一位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的幫助下，終完成了整部聖經的翻譯工作，總括來說，馬禮遜共用了十二年的時間把全本聖經翻譯為中文。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十分認真和謹慎，務求譯文清晰明白，簡易通俗，是中國教會歷史上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當時英國聖書公會十分欣賞馬禮遜的譯本，在金錢和人力等各方面，都給予鼓勵和支援。以後在1838年又有一些宣教士，將該譯本重新修正，出版了“四人小組譯本”。由此可見，馬氏譯本並非十全十美，但馬氏譯本卻始終有劃時代的價值。

馬禮遜尚有其他的文字工作。例如︰“英華字典”，全本英華字典共六冊，注釋十分詳細，記載 有關風俗人物的名詞。是很有價值的一套書。此外，還有“英華文法入門”，這對日後來中國學習中文的傳教士，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另還寫了許多佈道小冊子，包括︰“真道問答”、“神道論”、“耶穌救法”和“救贖救世總說真本”等等。馬禮遜並鼓勵米憐，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名“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辦雖在馬來亞，但和中國一般報刊沒有太大區別。這月刊和基督教的傳播沒有直接關係，但基督教在中國的地位卻因此越來越重要了。

        另外尚有一份“中國叢報”，是一份月刊，由美國宣教士裨治文在1832年所創辦，是一份英文刊物，共發行了二十年。這份刊物的對像是西方人士。這月刊對在中國宣教士工作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它報導了中國宣教士的消息、中國的法律、習俗、歷史與文學和講述中國近況。這刊物使歐美國家的人，能更多認識及瞭解中國，使西方教會人士對中國有更大的負擔。

這些文字工作，實在為日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奠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二. 發展華僑的福音工作。有些傳教士沒有機會進入中國傳福音，便分散到中國附近的地方，在那裏設立宣教中心，發展華僑的福音工作。例如︰泰國、馬來亞、緬甸、新加坡、印尼等。這些傳教士向華僑傳福音的目的有兩個︰一方面是接觸華僑，對中國有更多認識，另一方面希望華僑信主後，可回到祖國，向中國同胞還福音的債。因此傳教士向華僑傳福音，專心栽培華僑信徒，禮拜堂也一個一個地建立起來。

    三. 發展教育工作。主要的教育工作是開辦學校，最著名的是“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School)。這間書院是傳教士米憐，在中國廣州及澳門不能居留時，退到馬來亞創辦的。目的首先是幫助西方人士瞭解中國，其次是將西方的科學教導中國人。書院由馬禮遜及英國倫敦會和其他信徒捐獻金錢，於1820年成立。可惜辦了十五年，只有四十四位畢業生。但可喜的是其中有十五位信主受洗，其中有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在鴉片戰爭後，書院才搬到香港來。

    四. 個人佈道工作。由於中國政府不允許公開佈道，因此傳教士只能在認識的中國人中間做個人佈道工作。例如︰梁發就是替馬禮遜印刷書籍而信主的，他日後更為中國教會的發展做了很多工作。醫療事業。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設立了“博濟醫院”，是中國第一所基督教醫院。

 

 清朝政府在1812年頒佈命令，說：「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傳教惑眾，並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教，及改稱名字(受洗基督徒名字)，擾亂治安，為首者斬；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至黑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