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黎世的宗教改革

1. 慈運理的改革運動

    慈運理於1484年（馬丁路德出生後的六星期）生於瑞士的托根堡（Toggenburg）。少年時在巴塞爾和伯恩（Bern）接受教育，開始修習古典語文。爾後慈運理進入維也納和巴塞爾大學就讀。在導師威頓巴赫的影響下，慈運理認識了贖罪券制度的錯誤，也藉此知道信心的重要。1516年（馬丁路德將宣言釘於威登堡教堂門口的同年），慈運理出任愛西德恩（Einsiedeln）的神父一職，並在那裡深深體會到中世紀天主教的迷信。1519年，慈運理到了蘇黎世，遭遇到嚴重的瘟疫，他向上帝承諾，如果上帝拯救他，就必奉獻一生為祂工作。

    1520年，慈運理為了宣揚理念的自由，放棄了教廷的津貼。他高舉聖經的權威，並促請政府給予神父直接依據聖經講道的自由。他開始逐字研讀聖經中的每一卷書，並於1525年，將整本新約講解完畢。因著慈運理在講道中，強烈指摘天主教節期的禁食規條，引起了康士坦茲（Constanz）主教的不滿。但是蘇黎世議會卻支持慈運理，以一切宗教習俗都必須根據上帝純正的話語為由，取回康士坦茲主教的權利。此舉成了蘇黎世的宗教改革的導火線，也引發了多次的公開辯論。1523年，第一次的公開辯論在蘇黎世的市政廳內舉行。慈運理發表了《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以聖經的權威取代教會傳統的權威，並且攻擊教皇制度、聖徒崇拜、彌撒、朝聖、教士獨身制、贖罪卷、苦行、以及煉獄等種種實行。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並在邦議會的支持下，開始了全面性的改革。同年10月的第二次公開辯論中，慈運理攻擊天主教彌撒儀式，並率眾清除教堂中一切的陳設與裝飾。

    慈運理在蘇黎世改革之順利，實有賴於瑞士的邦郡制度。因著各邦政治上的獨立，議會有十足的權力決定是否接受改革。不久，慈運理親自前往伯恩邦（Berne），並差遣他的同工前往巴色（Basel）和史特勞斯堡（Strassburg）等其他瑞士德語邦，推展他的改教運動。1529年，幾乎瑞士山谷的邦郡，都加入了慈運理的改教陣營，與當時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邦郡間衝突頻繁，大有開戰之勢。儘管雙方曾試圖談判和解，然而戰事還是於1531年爆發。天主教的邦郡聯盟迅速取得了勝利，而慈運理本人，也在隨軍出征的途中身亡。瑞士的改教運動，至此暫時告一段落。隨著加爾文運動的興起，慈運理運動也就漸漸被併入了此一更大、更具影響力的改革運動。

2. 慈運理與馬丁路德

    慈運理對路德著作十分熟稔，他的許多早期論述，隨處可見路德的影子。不過他本人卻不承認自己是路德教義的產物。儘管兩人在聖經權威與因信稱義方面，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但是卻在「主餐」的教義上，一直無法達成共識，至終導致了兩人無可補救的分歧。為此，德國的黑森親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特地為兩人在馬爾堡舉行了一場公開辯論。兩人對於路德所起草的「馬爾堡條文」（Marburg Article）中的主餐教義，意見始終分歧。慈運理認為，主餐僅乃紀念主的儀式，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並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體和主的血。然而馬丁路德發表「合質論」（Consubstautiation），認為餅乃是主實質的身體，酒乃是基督的血。雙方各持己見，最後路德不願再議，僅在會議桌上留下了「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便憤而拂袖離去，雙方談判正式破裂。

3. 慈運理與重浸派

    當慈運理在瑞士改革初期，兩位曾與他十分要好的同工─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曼斯（Felix Manz），認為慈運理的改革不夠徹底，頻頻催促他加速回復新約教會的模式，尤其是廢除嬰兒洗禮一事。然而，慈運理受限於政治考量，不肯激進，使得這班早期的支持者，開始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這一班人在歷史上被稱為重浸派（他們自己並不接受這個名字），他們反對嬰兒洗禮，並為真正悔改的成年人重新施行洗禮。慈運理起初對他們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行動。因著重浸派強烈反對教會與政治聯合，使得向來依靠政治勢力的慈運理極為不滿，至終加入了打擊重浸派信徒的行列。1520至1530年間，數千位重浸派信徒被殺，天主教與改革派，在此件事竟意外成了同一陣營。

日內瓦簡述

1.    日內瓦歷史

     日內瓦位於日內瓦湖西側，主後58年，該撒猶流在高盧戰役時曾經來此。1532年10月，宗教改革家法勒爾來到此城。1536年5月21日，日內瓦市議會公開接受復原派信仰，隨後並通過「日內瓦信條」（Geneva Confession）。1536年8月5日，加爾文來此，主導嚴謹的道德改革。他以鐵腕的手段排除異己，迫使議會處死反對者賽維特斯，塞維特斯在市政廣場前處以火刑。1538年4月，日內瓦市議會決議將加爾文與法勒爾兩人驅逐出境。三年後，加爾文在日內瓦政府的邀請下，重返此地，此處遂成為改革運動的重鎮，復原派在此得到完全的勝利。1560年，威廉廷德爾在此發行了第一版的《日內瓦聖經》。

2.    日內瓦改教運動紀念牆 （Reformation Monument, Geneva）

    日內瓦改教運動紀念碑是日內瓦政府於1909年，為紀念約翰加爾文誕生四百週年而建立，由浮雕牆與石雕像所組成。紀念碑坐落於日內瓦大學對面的稜堡公園 （Bastions Park）。浮雕牆中央刻劃四位在瑞士改教運動中的核心人物: 法勒爾，加爾文，Theodore de Beze，和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其中三人手中握有聖經，突顯其重要性。在石雕牆的兩邊還豎立了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人路德馬丁與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的雕像。除了日內瓦的改革領袖外，法國的科利尼，英國的克倫威爾，即美國的羅傑威廉等人的浮雕，也陳列在此。

3.  改教運動歷史博物館（Reformation Historical Museum）

    改教運動歷史博物館位於公立圖書館的阿米路林（Ami Lullin）廳，與改教運動紀念牆所在的稜堡公園隔街相對，以紀念瑞士法語區的改教為主題。博物館中展有一本1558年印製的首版《日內瓦聖經》，該聖經原欲獻呈給法王亨利四世，但是後來亨利四世離棄了抗議宗信仰，此舉未能如願。除了這本聖經之外，博物館還有一本1488年在布拉格發行的《胡司版聖經》，以及墨蘭頓所起草的《奧斯堡信條》等。

4. 日內瓦聖彼得教堂 （St. Peter's Cathedral）

    始建於西元1160 年，歷時150 年完成，正面新古典形式的建築是1750 年加上去的。聖彼得教堂位處日內瓦上城 （Haute-ville） 的中心，四周圍充滿中古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原先屬於羅馬天主教會的聖彼得教堂在宗教改革期間改為新教教堂，並逐漸演變為日內瓦改教運動的大本營。加爾文及其跟隨者在此講道，從歐洲各處避難於日內瓦的改教人士群集於此, 而這裡也是著名的日內瓦聖經孕育之處。在10～13世紀時，這裡原本只是當地人的小教堂，隨後不斷擴大改建，在16世紀喀爾文宗教改革後，這裡反而成為新教的中心，規模為當時之最。北廊上還有一張加爾文的座椅。教堂後方有3座瓷磚壁畫與一尊大砲，敘說著發生在日內瓦的3次重要歷史事件：即西元前58年的凱撒大帝入侵、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以及1536年日內瓦接受新教等。

5. 日內瓦市政廳

    日內瓦市政廳鄰近聖彼得大教堂。1535年，市政廳正式決議日內瓦全面接受改革宗，解決此地長期以來天主教與新教徒的信仰紛爭。1553年，塞爾維特在這個市政廳被公開定罪，隨後便被處以火刑。

6. 加爾文之墓

    加爾文之墓位於Rue des Rois墓園，靠近南面圍牆處。墓地十分樸素，應加爾文的要求，沒有顯眼的墓碑，只有「707」的墓地編號，以及一個小小的石板，上面刻著約翰加爾文的姓名縮寫「J. C.」。

7. 盧梭博物館 （Jean-Jacques Rousseau Museum, Geneva）

     位於宗教改革運動紀念碑的對面，乃為紀念啟蒙時代思想家盧梭。啟蒙時代 （The Enlightenment） 是近代歐洲繼地理發現、宗教改革、政治版圖劇烈變動之後另一重要的時期，其思想直接導致近代資本主義以及工業革命的形成。發生在英格蘭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皆導因於啟蒙時代的思想。啟蒙時代的思想對人性抱持樂觀的看法，強調個人經驗與利益乃是社會制度的基礎，相信人類的創造力與組織力能夠戰勝環境的限制，並且個人能經由對理性與知性的培養與提昇而獲致社會的進步。博物館陳列盧梭諸多重要手稿及文獻。

8. 亞尼瑪斯修睦紀念碑 （Reconciliation Monument, Annemasse）

    位於離日內瓦不遠的法國亞尼瑪斯境內，乃是加爾文和日內瓦改教人士將西班牙神學家塞爾維特 （Michael Servetus） 處以火刑之地。加爾文的追隨者後來在1908年於此地豎立了修睦紀念碑，其上銘文："我們這些虔敬並感恩的加爾文信徒，因著改教運動的真實精神和那高舉信仰自由的福音，在此豎立修睦紀念碑以拒絕加爾文所犯的—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的所造成的—錯誤。"

9. 石庸古堡(Chillon Castle)

    石墉古堡位於日內瓦湖東端，Chillon的原意是「石頭」，建於湖岸的石頭上，依山傍湖，前面的通道是古代往來義大利與法國的古道，越阿爾卑斯山脈的隘口就是聖伯納，拿破崙攻打義大利就是經過這裡。古堡最初興建於九世紀，規模較小，十三世紀時重建，原屬於Savoy家族擁有，後來曾經被伯恩佔領，十六世紀時，作為監獄使用，關過知名的Bonivard主教；1816年，年輕的拜倫，到瑞士旅行，在洛桑遇到雪萊，結伴同遊石墉古堡，聽到Bonivard主教，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力勸大家維持舊教，被關四年，憂國憂民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熱血洶湧，境遇相似，回到旅館，提筆寫下膾炙人口的「奇隆囚徒」詩篇，更加宣揚古堡的名聲。

    入內參觀，首先前往地下室，作為地窖、倉庫、監獄或是逃生使用，Bonivard主教被關的地方，立柱紀念，石柱上還有拜倫的簽名。一樓大廳展示中古世紀的用品，但都不是原來的，因為戰爭使得原來古堡的物品被掠奪一空；二樓裡有早期使用的廁所，古意盎然；隨後可進入小教堂，壁畫剝落嚴重，瑞士人以特殊的燈光照射，呈現原貌，而不以繪畫方式修補；行有餘力之人，可以登上台階，抵達古堡最高處，欣賞美麗的湖光山色。

瑞士日內瓦宗教改革

1. 瑞士與日內瓦歷史背景簡述

    瑞士最早的歷史，可追溯至1290年，由三個德語邦（Canton）所組成的永恆聯盟。由於瑞士的地理具有重要的戰略及經濟地位，因此附近的城邦紛紛加盟，以共抵外來侵略。十六世紀初，瑞士從原先位在阿爾卑斯山區的德語邦，向西擴展至法語區，共計有13個邦郡。這些邦郡各自獨立、自治，因此瑞士的改教運動與鄰近法、德各國的方式截然不同。

    日內瓦位於瑞士的西南角，緊鄰南法與北義大利。主後1533年，日內瓦脫離薩弗依王朝的統治，獨立成為一個城邦國家。因著慈運理（Zwingli）在瑞士的改教運動，造成了信奉傳統天主教的邦郡，以及改教邦郡之間的緊張情勢。日內瓦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在1536年宣佈加入改教行列，是年，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也在法爾勒（William Farel）的邀請下，來到日內瓦，致力於福音派的改革。

2. 瑞士的宗教改革

    當馬丁路德在德國進行改革時，另一個改教的運動同一時期在瑞士發生。其中最著名的兩位領袖為慈運理與加爾文。慈運理生於瑞士，深受奧古斯丁作品的影響，並熟悉路德的著作。他贊同路德對於聖經權威以及信心的肯定，卻在「合質論」上與路德意見分歧。其主要的影響力在瑞士的德語區，以蘇黎世為其中心。

    加爾文生於法國的諾揚，曾於巴黎大學攻讀神學。1536年，加爾文到了日內瓦，開始他一系列有計劃的改革，並完成了改革宗最完整的教義著作─《基督教要義》。從1541年至他離世的23年內，加爾文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全面指導日內瓦的社會和宗教事務。不僅使日內瓦成了法國改革派的避難所，加爾文主義也全面影響了法國、荷蘭和蘇格蘭等地的宗教改革。

3. 約翰加爾文的改教運動

    加爾文原本並無意脫離羅馬天主教。然而，在他歸信後不久，因著意外涉入好友柯布（Nicholas Cop）的改革運動而在諾揚被捕。此後，加爾文自覺需與羅馬天主教脫離關係，與改革人士同一陣線。1536年，26歲的加爾文出版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神學著作《基督教要義》（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清楚表明改革宗的信仰。該書出版後不久，加爾文便法爾勒（William Farel）之邀移居日內瓦。1537年，加爾文向日內瓦議會進呈一系列鼓吹改革的文件，以期打造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然而因著在主餐實行上的爭執，加爾文和法勒爾遭議會驅逐出境。1540年的選舉中，反對加爾文的黨派倒台，加爾文重回日內瓦，根據之前所提出的條文基礎，制定了教會法規（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強制人民接受宗教教育。其次，他設立了宗教法庭（Consistory of pastors and elders），以十二位品行優良的長老組成，以創造一個合乎聖經教訓的模範社會。

    然而，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也不是毫無阻礙。一位西班牙的激進改教者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就時常反對加爾文的教義。他發表了一份名為「論三位一體教義的錯誤」，否認三位一體的教訓。1533年，塞爾維特完成一部鉅著《再思基督教要義》，全面駁斥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在加爾文的催迫下，塞爾維特在法國被捕。日內瓦議會將他裁定為異端，下令將他燒死。雖然加爾文代為求情，希望以較仁慈的方式處決，但塞爾維特至終還是於1553年，被縛在住上燒死。處死塞爾維特的舉動，給反對者一個大肆抨擊的理由，也為加爾文的一生蒙上污點。1550到1564年這段期間，加爾文偏重於聖經釋義的寫作上，他對聖經熟識，以及對經文屬靈意義的貫通，使其解經作品具有相當的價值。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教牧事奉

    加爾文「被上帝的話所浸透的牧職」（Word-saturated ministry），迫切地要上帝的百姓能夠聽到上帝藉著「祂的話」說話，學習到祂的教導。因此，加爾文用上帝的話澆灌日內瓦：從每天的講道和主日的三次講道，到唱《詩篇》和教導要理問答，並且基督徒都會背誦十誡和主禱文。日內瓦甚至是16世紀《聖經》的出版地。為什麼《聖經》如此重要？加爾文和其牧師同工們確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要藉著上帝的話來改革祂的教會，培育祂的兒女，擴張祂的教會。

    用「以上帝的話為中心的牧職」作為建造的基礎，加爾文發展出一些委任組織，長期供養教會。這些組織的確為這些在日內瓦長期持守崗位的牧者們提出貢獻。曼尼奇談到加爾文所設立的四個這樣的組織。

   「加爾文的牧師同工會」（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要求日內瓦的牧師們每週五一起聚會，互相鼓勵、問責。這個同工組織為牧師之間帶來平等權和同工聯合性的培育。牧者們不再是獨行俠，而是同工的夥伴。

    「和會」（The Congregation）是加爾文依照慈運禮（Ulrich Zwingli）的模式發展出來的組織，為城市的牧師們提供了一個激烈的《聖經》研讀會。他們一同研讀《聖經》中的某一卷書，每一位牧師都被分派到一段經文，並且要用該經文講一篇信息，然後，為了牧師們的益處，幫助增進他們解經的技術,「和會」的同工牧師會一起對信息的釋經作討論和批評。加爾文甚至是在「和會」討論過某卷書之後，才開始撰寫他的《聖經》註釋。他相信，當牧師們在團體中解釋《聖經》時，是他們表現最佳的時候。這個組織也有助於減輕教牧上的冷僻孤獨——加爾文認為這會危害到自己和教會——並且提供了牧師們一個在《聖經》和神學上學習和成長的地方。
 
    「季度審查會」（The Quarterly Censure）提供了另外一個牧者權責和同工聯合的途徑。每年四次，牧師們會關著門互相指正。會議主持者（當他在世時是加爾文）在開始時首先承認自己失敗之處，其他牧師們也接著告白。在互相吐露他們的憂痛之後，牧師們接著告白尋求饒恕，最後總是以用餐做為結束。

    最後，「教會法庭」（The Consistory）是一個執行教會紀律的組織。此引人入勝的要素，使得日內瓦人民最真實的生活被呈現出來。當一些人把加爾文的日內瓦看作是「地上的天堂」之時，實際上此地的居民也陷入各種問題中，從通姦、淫亂、虐待配偶，到激烈語言和醉酒。「教會法庭」為處理此類的問題，而訴諸於《聖經》的指引，他們不僅懲戒平信徒，某些時候，也會懲戒其他的牧師們。

建基於此歷史，曼尼奇認為可以從加爾文和其同工牧者們身上，學習到適用於當代背景的牧養職事。一方面，曼尼奇警告我們，日內瓦的牧師們在處理行為不端居民時，有時可能過於嚴苛。他們的一些社會改革，也因此遭到抵制。

    但是另些方面，他們為改革牧師職分所作的努力，在當下我們的環境，為越來越多的牧師們的孤立和精疲力竭的情形，提供了一線希望。曼尼奇特別建議下列五個可供學習之處：

1.    宣講上帝的話必須成為教會職事的中心，正如加爾文和他的同工們一樣，因為唯有上帝的話才能改變生命，而非那些發自妙語生花之口的甜言蜜語信息。

2.    上帝常使用組織—— 如同「牧師同工」和「和會」保存持守了真理，提升了牧職的健康（wellbeing）。

3.    為要維持牧職的健康，他必須與其他基督教領導們之間有健康的關係。

4.     牧職的健康也需要牧師們向其他基督教領導們負權責（accountability），正如加爾文在日內瓦所設立的四個組織。在福音派的世界裡，總覺得要建造一個帝國的當下，我們必須更新對權責的委身。

5.    正如加爾文利用「和會」培育了牧師們在其中的成長，為今日牧師的健康，他們也需要在屬靈和專業上成長。

愛德華滋

    愛德華滋  , 愛德華滋小傳 ,

    愛德華滋論『屬靈人』 , 愛德華滋論『屬靈人』系列(二) ,

     屬靈人──之三   ,  屬靈人（四）  , 屬靈人（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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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落在忿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  ,

   落在忿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 (1)  ,

   落在忿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 (2)    ,

   “落在忿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讀後感   ,

     真實信仰的總歸就是愛  , 源於內心 , 開場白 ,

      謙卑  , 本性改變 , 真僞之差異  , 渴慕聖潔 ,  行為才是果子 , 關於情感 ,

     情感與職責 ,情感與剛硬的心 , 各類的情感 , 強烈的情感  , 上帝本性之美 ,

     聖潔情感的榜樣   ,不同的情感  , 真實信仰主要在乎情感 , 安慰與喜樂 ,

    情感由經文而來  , 自以為得救之確據  , 動人的見証 , 對上帝的確信 ,

    和諧與平衡  ,  天上的情感 , 外來的情感 , 反省與學習 , 結語 ,

    由理性通常所觀察到的若干事  , 開口讚美  , 外表的敬虔 ,

    申論理性叫我們假定上帝創世所要達到的事 ,

   既假定上帝以發揮本性為創世之究竟目的，茲進而討論上帝如何在祂的一切作為中顯明祂對自己有最高究竟的重視  ,

愛德華滋

　　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是美洲殖民地和美國最偉大的神學家和哲學家，1703年 十月五日 ，生於康涅提克州的溫莎（Windsor）。他的父母都是出身於清教徒後代的家庭：父親是牧師；母親是北翰堡屯 （Northhampton） 第一教會牧師司陶達 （Solomon Stoddard）的女兒。他自幼在家受虔誠的宗教教育熏陶，在十三歲，入耶魯 （Yale） 大學。1720年畢業，繼續在校研讀神學。
 
　　 在十七歲時，愛德華滋得到重生的經驗。他讀到提摩太前書第一章17節：“但願尊貴，榮耀，歸於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遠，阿們。”他想到將永遠享受那樣一位神的同在，心中無限喜樂。
 
　　 1722年八月，那個不足十九歲的青年，還在耶魯修讀神學，受聘任紐約蘇格蘭長老會的牧師，到1723年五月。
 
　　 1723年 一月十二日 ，愛德華滋“莊嚴的向神奉獻自己”。而且記下：

“我將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所有都奉獻給神；將來凡事都不自己作主；凡事都不自己行動。我莊嚴許願，要惟獨以神為我的整個生命和喜樂；在盼望和生活上，決不以別的作為生命的一部分；且以神的話作為我服從神的規範；應竭力抵擋世界，情慾，魔鬼，直到此生盡頭。”

　　那年，獲碩士學位 （M.A.）。次年，留在耶魯任教。不到二年，即於1726年，因病辭職。
 
　　 1727年，愛德華滋受邀為他外祖父的助理。同年七月，與撒拉．彼伊本 （Sarah Pierrepont） 女士結婚。兩年後，司陶達牧師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愛德華滋繼任為牧師。
　　 司陶達信仰純正，講道有能力，可算福音派信仰，也傳揚悔改赦罪的道。不過，許多年來，他主張一種於聖經真理不合的“半途信約”（Half-Way Covenant）：雖然明知某人未得救，也接受守聖餐，以為可以造就他，引他重生。這樣，信與不信的界分就混雜了。以致信徒反應淡漠，大多數是不冷不熱。但司陶達的聲譽很好，新英格蘭大多數教會，都接受他的觀點，形成風氣，以為可以增加信徒人數。
 
　　 年輕的愛德華滋，和當地其他的教牧，感覺到教會昏睡的情形，對人的靈魂極為關心。在1734年，他在教會講台，開始強調傳揚福音的重要。起初，沒有顯著的影響，但他努力不懈。在年底以前，看見聖靈奇妙的動工。幾年內，翰浦屯附近的村鎮，有相當多人皈主，呈現復興覺醒景象，他的會眾有三百多人承認基督的名。愛德華滋自少年時就長於邏輯分析，表現出深諳科學的治學方法；現在他用於對屬靈現象的觀察和報導，結果成為一本書，是神希奇的作為紀實（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於1737年，同時在倫敦和波斯頓出版，到1738年末，已經再印了許多版。此書被普遍傳誦，為“大覺醒”作了準備。他觀察到，起初是人關心罪行的敗壞，以後就注意到罪心的問題，而有深刻的悔改。
　　 愛德華滋事奉上的重大轉變，在1737年。有一次，他照著平常的習慣，乘馬到林中禱告默想。他說：

“我在異象中，看見神子耶穌基督，是那樣的榮耀，奇妙，偉大，完全，聖潔，祂滿有恩典和慈愛，溫柔而謙和。祂的恩典平靜而甜蜜，偉大充滿天上。基督是那樣的超奇完美，超過言語所能形容，足以涵蓋所有的思想和觀念。我想，如此繼續約有一小時之久；在那段時間中，大部分我流淚並放聲大哭。我不知如何形容，只能說感覺靈魂灼熱，倒空並消沒；躺臥在地上，又完全被基督充滿；用神聖清潔的愛愛祂；信靠祂，為祂而活；事奉並跟隨祂；全然的成聖並成為清潔，有神聖屬天的清潔。我有多次大致相同性質的看見，並且有同樣的效果。

我也有許多次經歷真神第三位的榮耀，作成聖的工作；這神聖的運作中，把神聖的光和生命輸送給靈魂。神的聖靈顯現出無限的神聖榮耀泉源和甜美；能夠完全的充滿靈魂，澆灌甜美的交通，像太陽的榮耀，甘甜而喜樂的注入光和生命。有時我感到神超奇的話是生命之道；是生命的光；甘美的，超越的，能賜予生命的道；伴隨著渴慕神的話，豐富的住在我的心裡。” （The Works of President Edwards, vol. I）

　　1740年，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由英國來到了美洲殖民地，聖靈的能力與他同在，彷彿猛烈的風掃過，神使用祂的僕人，賜下了靈性的“大覺醒”。神的時候到了。
 
　　 愛德華滋聽到青年佈道家威特腓的盛譽，寫了一封情詞懇摯的長信，邀請他來講道，期望對自己和會眾的靈命有益處。
 
　　 1740年 十月十七日 ，威特腓在新英格蘭旅行佈道中，到愛德華滋牧養的北翰浦屯教會，在新擴建的宏大教堂講道。在他的日記中記載：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愛德 華滋 先生是堅實的，最優越的基督徒，但現在身體軟弱。我想，我在全新英格蘭地區未見到可以跟他相比的。當我登上他的講台…提到他們起初的經歷，那時他們如何的熱心和活潑，牧師和會眾都深深哭泣。

　　當時並不是旅遊發達的時代。那個週末，威特腓受到愛德華滋牧師的接待，在牧師住宅中。女主人撒拉，對客人溫和有禮，兒女成群（後來共生育十一名兒女，八女三男）。是一個溫暖的模範家庭，給威特腓深刻的印象。

十月十九日，星期日。　　在愛德 華滋 先生的家，感到大為滿足。他們是我所見過最可愛的夫婦。孩子們並沒有穿著綢緞，非常樸素，卻顯出基督徒簡約的榜樣。愛德 華滋 夫人是以溫柔安靜為裝飾；專談論神的事，顯然是她丈夫的賢慧助手。有好幾個月，我沒有為自己的婚事禱告了，看到她，使我重新在神前祈求，如果合乎祂的旨意，賜下亞伯拉罕的女兒給我為妻子。


　　那時，威特腓二十五歲，愛德華滋比他大了十多歲，在思想上已經相當成熟。但他對這青年人的愛護推重，是非常難得的。威特腓的神學觀點，轉變為改革宗思想，據衛斯理兄弟想，可能是受愛德華滋的影響。

　　 愛德 華滋 夫人寫信給他任牧師的弟弟，說到在北翰浦屯教會聚會的情形：

我看到成千的人，屏息靜聽，只偶然有掩抑的啜泣。他對未受教育和有良好修養的人，都有影響。據說：他在英國佈道的時候，許多礦工聽道流淚，在他們烏黑的面頰上留下兩條白痕。…他從灼亮熱愛的心講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幾乎無法抗拒。從聽到他傳揚基督和救恩，在北翰浦屯，有許多，許多的人，開始有了新的觀念，新盼望，新目標，新生命。…我該告訴你，愛德華滋和有些人，認為他在某些觀點上錯誤；但他大體上的影響那麼好，儘可不必計較。

　　那些“觀點”，可能包括對自由意志和預定論意見不同；但他們可以有時間談論。到 十月二十日 ，威特腓離去的時候，愛德華滋騎馬遠送到溫莎，才依依不捨而別。
 
　　 威特腓的講道，聽眾常是多達數千，沒有夠大的教堂可以容納得下，必須在戶外講道。消息一經傳出，幾十哩範圍內，工人放下工具，田野沒有人耕作，只有丟下的農具，散落在隴畝間。據參加的人說：成群的馬，蕩起的煙塵，長達十多哩，可以掩住遠山和綠樹。
　　對於“大覺醒”，當時的人持有不同的反應。

　　 自由派的態度，是譏笑和否定。他們保持冰冷的禮儀，枯燥的講章，對於復興不感覺興趣。這些人以波斯頓第一教會的昌西 （Charles Chauncey, 1705-1787） 為代表，這些人稱為“老亮光”。

　　 另一種則是極端派，激動情感，無秩序，無節制的吵鬧，雖然比“舊酵”好一些，但過分的“新酒”，有的人受不了，而給大覺醒帶來惡名，招致反對。
 
　　 還有穩重的中間派，佔信徒中的最多數，不反對聖靈的工作，但避免過度的動作，是愛德華滋所主張的，被稱為“新亮光”；他們為大覺醒感謝神，分辨靈的真假和悔改的是非，傳赦罪的恩惠福音，引導人重生得救，進入神的國。

　　 愛德華滋不是僅守住自己地盤的人，他也遊行佈道，願意把福音帶到更遠的地方。
　　 1741年 七月八日 ，他受邀往恩斐（Enfield, Conneticut） 教會傳講信息。在那裡，愛德華滋講了他著名的“罪人落在忿怒的神手中”（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他關切罪人的靈魂，不願意人受審判，遭沉淪：


啊，罪人啊！想想你們在何等的危險當中！那是一個巨大的烈怒火湖，極廣闊的無底坑，滿了烈怒的火！神的忿怒向你們發作，…沒有誰能救你脫離這忿怒之火！…


　　他並不是狂呼大叫的那類人物，只是以平靜而侵徹的聲音，宣講神上面來的信息。聖靈動工，會眾不能自約的哭泣，有的抱住座椅或教堂的柱子，恐怕就墜入地獄，混亂的情緒，淹沒了講員的語聲。他只得停下，叫會眾安靜不要哭喊，讓他講完信息。

　　 有的人誇張渲染，以為愛德華滋專愛講硫磺火湖一類的信息，那實在是誤會；其實在他留下的一千多篇講章中，這類信息僅約百分之一。
 
　　 愛德華滋的名字，時常同美國的“大覺醒”連在一起；但絕不是狂熱分子。他作過紐澤西大學（後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但絕不是只重知識的學院派人物。他主張平衡的基督徒：


在今世裡，基督徒品德的均衡，難以期望達到完全。由於缺乏教導，判斷錯誤，天生的氣質，和許多別樣的條件，以致常是不能完全。雖然如此，真基督徒絕不能像假冒為善的宗教人，表現那種醜惡的不相稱。

且舉例說明我的意思。在真基督徒有喜樂和安慰，也有屬神敬虔的憂愁並為罪悲傷。我們絕不能有屬神的憂愁，直到成為基督裡的新造；真基督徒的記號之一，是他的憂傷，繼續為罪憂傷：“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五：4）在真宗教裡，救恩的喜樂，與照著神的意思為罪憂傷，二者並行。另一方面，許多假冒為善的人，歡樂而沒有戰兢。
假冒為善的人，另一種醜惡的不均衡，表現在對待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上。以他們對愛的應用來說。有人極力表現出對神何基督的愛，對人卻是分爭，嫉妒，好報復，並譭謗。這全然是假冒為善！“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人若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約壹四：20）在另一方面，有人似乎很熱情友善對人，卻不愛神！
也有人愛那些愛他敬他的人，卻不愛那些反對不喜歡他的人。基督徒的愛必須是全面的！“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太五：45,46）

有的愛人顧及他們身體需要，卻不愛他們的靈魂。有的裝作極愛人的靈魂，卻不顧卹人的身體。（大表演對人的靈魂憐憫慈悲，常是不費分文的事；憐憫人的身體，我們就得拿出錢來！）真基督徒的愛，是兼顧到我們鄰舍的靈魂和身體。在馬可福音第六章，我們可以看到基督的憐憫。祂憐憫人的靈魂，使祂教導他們；祂憐憫人的身體，就行神蹟，變化五餅二魚，給眾人吃飽。

這樣，你就明白我的意思，假宗教的不均衡而缺乏勻稱。我們也能從許多別的方面，看出其不均衡。就如有的人，為了其他基督徒的罪而激動，卻不為自己的罪煩惱。不過，真基督徒，感覺對自己的罪關心，過於別人的罪。當然他為了別人的罪難過，但他常更容易發現而責備自己的罪。也有人熱心作屬靈的領袖，卻沒有相等的熱心禱告。有的人在基督徒中間，會有宗教熱情，在個別獨處的時候，卻是冷淡。（見Jonathan Edwards, The Experience that Counts）

　　1750年 六月二十二日 ，北翰浦屯教會以二百三十票對二十三票，通過辭退愛德華滋牧師。那並不是偶然的事件。原來他教會裡，一年多來就有所謂“半路信約”信徒的爭執：照他外祖父司陶達時代的向例，受過洗禮的人，雖然自己知道他沒有悔改重生，也可以領受聖餐，這種信徒稱之為“半路信約”，他們的兒女也是如此。後來，愛德華滋覺得那樣不對，決定只有真正清楚重生得救，而有良好品德的人，才可以有資格領受聖餐。為了區分誰合格，誰不合格，自然不得不指明不合格的理由。愛德華滋不顧情面，只堅持真理。有些放縱情慾的青年，受到指責，家長認為有失體面；其中有的是愛德華滋有名望的親族。這樣，是大部分會眾所不能接受的。而反對他的人，就乘機煽動。外祖父錯誤教訓的果子，落在外孫的頭上，造成教會辭退忠心服事二十三年多的牧師。
 
　　 七月一日 ，四十六歲的愛德華滋，講了“告別講道”。經文是哥林多後書第一章12,14節：“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平靜的勉勵會眾不可分爭，“最後，再會。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一三：11）並提醒大家，有一天都要站在主的面前。阿們。

　　一位體弱的牧師，帶著一大家的妻子孩子，前途茫茫，何去何從？愛德華滋等候，仰望主的引導。
 
　　 在這期間，愛德華滋安靜禱告，讀書。他的親家好友德威特上校 （Colonel Timothy Dwight），勸他設立第二教會，並願分他的薪水支持。但愛德華滋不接受。而且當他在家的時候，還受原教會的邀請，不定期的代替講壇（有12篇講章保留下來）。
 
　　 在蘇格蘭的朋友們，奉獻寄款支持愛德華滋和家人，並邀請他去蘇格蘭。維琴尼亞長老會的戴維斯 （Smauel Davies），寫信給愛德華滋的朋友，那青年牧師表示，全世界只有愛德華滋最適於領導他們的教會，他願意再去開荒。但愛德華滋接受了去樹樁橋 （Stockbridge）。
 
　　 1751年，他遷移到當時的邊遠地區樹樁橋，在麻薩諸塞州的西部，任公理會教會的牧師，並作為印地安人的宣教士。那是布倫納德（Rev. David Brainerd, 1718-1747，愛德華滋女兒 Jerusah 之未婚夫） 曾工作過的地方。從過去二年的爭持，變遷去到那樣的新環境，頗像是流放。但愛德華滋知道是神的旨意，自己沒有違背真理原則，對一切橫逆都安然接受，無怨無悔，而且能夠潛心讀書寫作，他有好些重要著作，是那時期的作品。
 
　　 初到的時候，環境有困難，而且有印地安部族戰爭，和法國入侵的威脅。但愛德華滋靠主安然居住，也接待過訪的傳道者，也有遠道來訪的同道。約七年的艱辛工作和教育，漸漸看見工作的果子，教會有發展，也獲得印地安人的信任，有多人皈主，並在真理上長進。
 
　　 1752年愛德華滋的三女，二十歲的以斯帖，嫁給了長老會布爾牧師 （Rev. Aaron Burr）。那時，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已經淪為自由派掌握，福音派於1746年，成立了紐澤西大學（後來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布爾兼任校長，在校務行政之外，還負擔教很多課，包括：一個班級的全部課程，全校各班的語文。1757年 二月八日 ，校園開始有屬靈的復興，如同“大覺醒”的情形。布爾夫婦歡喜分別寫信來報告，愛德華滋認為將對美洲殖民地有長久的良好影響。但布爾因工作過勞，竟以四十二歲英年，於 九月二十四日 病逝。
 
　　 愛德華滋曾去那裡，在幾屆的畢業典禮講道上。現在校董會屬意他為領導校政的理想人選。經過友人的勸說，愛德華滋才勉強答應了繼任的邀約，於1758年一月，自己先到普林斯頓， 二月十六日 正式視事，為紐澤西大學校長。他的就任演講很為動人。聽者說：二小時不覺過去。因為普林斯頓地區，曾有天花流行，他遵醫囑接種牛痘預防；哪知卻因而受到感染，發高熱並喉腫，於 三月二十二日 逝世，年僅五十四歲，在校長任只有一個多月。
 
　　 愛德華滋是美國最偉大的思想家，神學家。他的為人持身聖潔，言行如一，品德無疵。其著述立論嚴謹，析理分明，本於聖經，很少引用其他作品。他著意高舉神的至高主權，人的原罪和敗壞，神的恩典和榮耀。
 
　　 愛德華滋的後代繁衍，很多有極高的成就，傳為美談。根據 E.A. Winship 在1903年的 World’s Work 雜誌撰文統計：“其中有八位大學校長，約一百大學教授，一百多名律師，六十位醫生，三十位法官，八十多人任重要官職，二十五位陸海軍官，教牧和宣教士幾乎難以數計。”到今天的情形如何，更難以查考了。但他有更多屬靈的後裔，影響力無可估計。其闡述加爾文主義的著作，尤為有力，不僅在美國，亦影響歐洲神學界。在他去世以後，仍然流傳不衰。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宗教的福音必須受到檢驗， 看它是掩蓋或是突出了人的此在的無限開放性。 ——潘能伯格——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是當代德語新教神學界中頗具 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學者。
五十年代，他曾師事神學大師卡爾．巴特(Karl Barth)研讀神學； 但是，不滿巴特只強調上帝的話而輕忽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學問研究。

六十年代，曾與一批年輕的學者發表論文集——〈作為歷史的啟示〉 (Revelation as History)，聲名鵲起， 形成德國第一個不以二十年代辯證神學為範本的神學派別——潘能伯格學派； 其神學進路依循兩項原則：神學必須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相融構，不應退返到啟 蒙思想時代以前的狀態；在多元文化／思想處境中，神學應走向一種綜 合性的建構，承擔整合烈散的思想／知識狀況的任務。

如此一來，便可使神學達到共同參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全面對話之效，以顯明現代 人文／社會科學的限度和神學思想在學術領域中的合理性。因此，潘能 伯格在1962年所出版第一本有關人類學與神學的著作——〈人是什 麼—從神學看當代人類學〉，便是前述神學進路的思想呈現。

潘氏著力撰寫人類學與神學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主要動機便在 該書第一章中破題立現：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類學時代。一門關於人的廣 泛科學是當代思想追求的主要目標。

今天，研究人的各門科學必須以最 恰當的方式，普遍有意識地奪取過去形而上學所佔有的位置；並且，應 深刻體現人們的意識自近代所經驗的轉變：人不願意再適應世界和自然 的秩序，而是想統治世界。因此，在面對人在世界面前的構造自由，提 出「人自身究竟是什麼」此一問題，就顯得十分迫切。

當代人類學——啟蒙運動的科學產物，其思想背景正是要把對 人的解釋從基督教的神學架構中解放出來，就人而論人——所揭示人獨 有的超越和超出自己的此在之一切現存規則而提出問題和向前推進的 自由，叫做「對世界開放」。

這一表述用一個詞說明了使人成為人、使 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以及使人從根本上高於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基本特 徵；也就是說，人總是能夠不斷地獲得新奇的事物和新穎的經驗，並做 出無限多可能的回答；然而，動物則只是對一些有限的事物和經驗做出 本能的回答。

根據前述概念，人不是被束縛於其所處環境中的被動存有，而 是可以不斷獲取新的經驗和創造新的環境，因而不斷地向新的事物開 放。思想及此，當代人類學便止步了；然而，潘氏注意到：人在自己的 創造物中，包括已創造和將要創造的新事物中，仍無法得到永久的安寧 和滿足，始終以一個相應無限的、超越此在的彼岸對象為追求的目標， 此彼岸對象即為上帝。
因此，潘氏從神學的視角，將論述分為十一章， 其主題環繞著人的雙重特性：人的此在性和對世界的開放性，由這雙重 張力性格探討人與宇宙、社會、以及人與人的關係；並歸納其結論：對 世界開放的核心是對上帝開放；人之所以為人，也就是這種經由世界趨 向上帝的運動。因而從神學的思維角度彌補了當代人類學的思考限制。

但是，潘氏此一看法引出一個實踐問題，便是：人對世界的開 放性導出人對上帝的開放性之後，並沒有轉而提及人對上帝的開放性 「如何影響」人對世界的開放性；亦即忽略人對上帝的信仰會對人在世 界上的生活和創造活動有何進一步的影響。

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 Moltmann)曾批評潘氏把神學家的責任看做只是以不同方式來解釋世 界，而不是去改造世界，以期實現上帝的應許。因此，個人認為：潘氏 熱心參與人文／社會科學專業化地討論問題，而非膚淺或簡單化約地批 評的精神，值得台灣神學工作者傚法與學習；然其改造和創造世界的實 踐精神欠缺，可引為自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