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的信仰

  

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對屠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Taylor 把屠圖與 Mandela 放在「和解與信任」的轉化脈絡中，並特別指出屠圖的信仰承諾是明確的，而饒恕（forgiveness）是其中的重要範疇。

一、屠圖首先是一位「福音派意義上的公共見證人」

屠圖不是把基督教信仰留在私人靈性生活裡。他所理解的福音具有公共性：上帝在基督裡所作的和好，必然會影響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Holladay 在討論保羅的「新創造」時指出，「在基督裡」意味著進入一個被重新排列的新秩序，而這個新創造的具體形式就是和好（reconciliation）；上帝是和好的主動者，而信徒則成為「和好的使者」。

因此，如果用保羅的神學來理解屠圖，可以說：屠圖不是先有一套政治理念，再把基督教拿來支持它；他的公共倫理是在「上帝已經在基督裡使人與自己和好」這個福音宣告之下形成的。

二、他的「和解」不是遺忘正義

這是理解屠圖最重要、也最容易被誤解的一點。

屠圖所說的 reconciliation 並不是：「大家不要計較過去，讓我們重新開始。」

而是必須經過真相、承認、悔改、饒恕與重新建立共同生活。

這一點正好可以與 Taylor 的分析連在一起。Taylor 認為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所做的事情，是把原本「你輸我贏」的報復性結構，轉化成另一種可能的公共關係——從敵對走向信任與共同生活。

因此，屠圖的神學可以用一個很重要的張力表達：正義不能被饒恕取消；饒恕也不能被正義取消。這也是為什麼「真相」在屠圖的信仰裡如此重要。

三、十字架是理解屠圖的重要入口

屠圖的和解神學如果離開十字架，就很容易被世俗化成「和平教育」或「社會心理學」。

但基督教的和解並不是因為人類本來就有能力彼此和好，而是因為：上帝首先主動和好。

Holladay 對林後 5 章的整理很有幫助：

• 「新創造」發生於基督裡；
• 上帝主動使世界與自己和好；
• 基督成為和好的中心；
• 信徒因此成為「和好的使者」。

這使屠圖的倫理具有一個非常深的神學結構：基督徒不是因為敵人值得饒恕，所以饒恕；而是因為自己首先領受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有可能向敵人施恩。

四、這也解釋了屠圖為何如此重視「饒恕」

Taylor 特別指出，屠圖的信仰對他所參與的歷史轉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forgiveness」是其中的關鍵類別。

但這裡要非常小心：基督教的饒恕不是說邪惡沒有發生。

相反地，如果沒有真相，所謂的饒恕很容易變成要求受害者「放下」。屠圖所代表的神學比較接近：把真相說出來，使罪被命名；讓罪人承認罪；讓受害者的尊嚴被恢復；然後才可能產生新的共同體。這與新約的「和好」概念比單純的「原諒別人」深得多。

五、屠圖的人觀：人不是孤立的個體

這裡可以談到非洲思想中的 Ubuntu。

常用來概括 Ubuntu 的思想是：「我之所以是我，是因為我們。」

雖然不能把 Ubuntu 簡化成一句格言，但它確實與屠圖對人的理解高度相關。

人的尊嚴不是純粹由個人自主性構成，而是在關係中實現。

這一點可以與聖經的人觀形成很有意思的對話：

創世記 1：26–27 —— 人按上帝形象被造；
哥林多前書 12章 —— 身體有許多肢體；
以弗所書 2章 —— 基督拆毀隔斷人的牆；
哥林多後書 5章 —— 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並接受和好的使命。

因此，屠圖所反對的種族隔離不只是「政策不公平」。

從基督教人論而言，它更深層地是：把本來彼此相屬的人重新定義成互相排斥的「他者」。所以種族隔離所破壞的，不只是政治平等，也是上帝所造的人彼此相屬的秩序。

六、屠圖的信仰與「權力」的關係

John Howard Yoder《The Politics of Jesus》形成非常好的神學對話。

Yoder 的核心問題是：耶穌究竟是否真的具有政治意義？

他的回答不是把耶穌變成政黨領袖，而是認為耶穌所宣告的上帝國，重新定義了基督徒如何面對權力、暴力、國家與敵人。你所收藏的版本本身就把「The Kingdom Coming」、「The Possibility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Christ and Power」、「The War of the Lamb」列為核心章節。

這對理解屠圖很重要。

屠圖的基督教公共見證不是：「基督徒應該取得國家權力。」

而比較接近：「教會必須在權力面前作上帝國的見證。」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信仰同時具有：

• 先知性：指出不義；
• 基督論：以基督為中心；
• 和平性：拒絕讓暴力成為最終答案；
• 公共性：信仰必須進入公共生活；
• 和解性：終點不是另一種支配，而是重新建立共同體。

七、如果放進改革宗神學，會非常有意思

你收藏的加爾文材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比較起點。

加爾文強調：上帝的護理並不只涉及教會，也涉及萬國歷史。

同時，加爾文也承認普遍恩典使非基督徒仍然具有某些真理、德性與才能；所有真理最終都出於上帝。

這提供一個改革宗角度來理解屠圖：屠圖的公共倫理不需要先被證明「不是世俗的」，因為上帝的護理與恩典本來就運行於教會以外的公共歷史。

不過，屠圖與傳統改革宗之間也存在值得深入討論的差異：

問題	加爾文傳統	屠圖的公共神學
上帝	主權、護理、創造主	同樣強調上帝，但更突出和好與憐憫
人	墮落但仍有上帝形象與普遍恩典	特別強調人的尊嚴、關係與共同體
邪惡	罪與墮落秩序	罪同時呈現為個人與制度性的壓迫
教會	教會是上帝特別照顧的群體	教會也是公共社會的先知性見證者
救恩	基督、恩典、信心	基督的和好在公共關係中產生倫理後果
和解	與上帝和好	與上帝和好 → 人與人和好 → 社會重新建立

這不是說兩者「相同」，而是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神學交會點：上帝的主權究竟如何轉化為對受壓迫者的盼望，以及教會對公共權力的責任？

八、從聖經神學看，屠圖的信仰可以濃縮成一條線

我會把它整理成：

創造 → 上帝形象 → 出埃及 → 先知的公義 → 耶穌的上帝國 → 十字架 → 復活 → 和好 → 新創造

也就是：

上帝創造一個有尊嚴的人類共同體；
罪使人彼此敵對並形成壓迫性的秩序；
上帝在基督裡介入歷史；
基督藉十字架與復活開啟新創造；
教會因此被召成為和好的群體；
最終指向上帝更新整個受造世界。

這樣看，屠圖並不是把「政治」附加到基督教信仰上。

更準確地說：他的公共神學，是從基督教救恩論自然長出來的倫理。

而這也正好呼應你收藏的資料中對保羅「新創造—和好—和好的使者」的整理。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與轉型期中，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是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Apartheid）中最璀璨的雙星。兩人雖然性格、出身與發聲陣營不同，卻以 「一聖一王」、「一先知一政略家」 的完美互補，共同將南非從種族內戰的邊緣拉回，引導國家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和平民主轉型。

兩人的角色對比與差異

比較維度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
核心身份	基督教神職人員、大主教、道德與精神領袖	政治家、革命家、法律人、政治領袖与國家元首
主要陣營	宗教界（聖公會、南非教會理事會 SACC）	政治與革命組織（非洲民族議會 ANC）
抵抗策略	絕對非暴力主義： 堅持信仰與道德宣導、國際經濟制裁、非暴力公民抗命	實用主義武裝與政治： 曾參與創立 ANC 武裝翼「民族之矛」，後轉向政治談判與制度建構
轉型期角色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主席： 主導歷史創傷的心理療癒與道德審判	南非首任黑人總統： 主導國家政權轉移、憲政體制建立與經濟穩定
象徵意義	南非的**「道德良心」**（Moral Conscience）	南非的**「國家國父」**與政治象徵（Founding Father）

相互補充的四大核心維度

1. 體制外與監獄內的「接力發聲」（1964–1990）

• 曼德拉（監獄內的精神圖騰）： 1964 年曼德拉被判終身監禁（羅本島），南非當局試圖抹去他的名字，限制其任何言論出版。但他堅毅不屈的形象成為全球反種族隔離運動的精神符號。
• 屠圖（體制外的先知話筒）： 在曼德拉被噤聲的 27 年間，身在體制外的屠圖大主教利用其神職身份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聲望，成為反種族隔离運動的「首席發言人」。他穿梭於西方各國，推動國際社會對南非白人政權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並在南非國內流血衝突現場阻擋暴力。
• 互補效果： 曼德拉提供了政治信仰的基石，屠圖則提供了現實中的聲量與國際壓力，使運動在領袖入獄期間未曾中斷。

2. 「道德號召」與「政治談判」的雙軌並進（1990–1994）

1990 年曼德拉獲釋後，南非進入了極度危險的民主轉型期，白人極右翼與黑人激進派衝突不斷，隨時可能爆發全面內戰。

• 屠圖的「道德撫慰與願景描繪」： 屠圖提出了著名的「彩虹之國」（Rainbow Nation）願景，用基督教的和解神學與非洲傳統的 Ubuntu（烏班圖）精神，軟化白人對黑人復仇的恐懼，同時勸導黑人民眾放下仇恨。
• 曼德拉的「政治妥協與實力博弈」： 曼德拉憑藉極高的高瞻遠矚與政治手腕，與南非最後一位白人總統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展開艱難談判。他在關鍵時刻（如 1993 年黑人領袖克里斯·哈尼被刺殺引發全國暴動時）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平息暴亂，展示出無可替代的國家元首控制力。
• 互補效果： 屠圖塑造了和解的文化氛圍與道德合法性，曼德拉則將這種氛圍轉化為具體的法律、憲法與政權交接協議。

3. 「修復性正義」與「國家重建」的分工（1995–1999）

新南非成立後，如何處理過去白人政權留下的血腥暴行？如果進行全面審判，白人軍警可能發動政變；如果完全遺忘，黑人受害者無法獲得正義。

• 屠圖（TRC 主席）： 曼德拉任命屠圖主持「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屠圖以「以真相換特赦」的模式，讓加害者公開坦白暴行、受害者訴說苦難，完成了國家層面的心靈療癒與歷史記錄。
• 曼德拉（國家總統）： 曼德拉專注於政治制度重建、軍隊合併與經濟穩定。為了安撫白人少數族群，曼德拉身穿白人傳統強項的比利時橄欖球隊球衣（1995 年世界杯），向全世界展示新南非的包容。
• 互補效果： 屠圖負責「心靈與歷史的轉型正義」，曼德拉負責「政治與經濟的實體重建」。

4. 堅定的友情與獨立的先知監督

曼德拉與屠圖私交甚篤，曼德拉曾笑稱屠圖是他「最麻煩的批判者」，因為屠圖從不因親密關係而放棄神聖的先知職責。

• 對政權的超然監督： 當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上台後逐漸出現官僚腐化、忽略愛滋病危機（前總統姆貝基時期）以及貪腐醜聞（前總統祖瑪時期）時，屠圖大主教毫不留情地公開譴責 ANC 辜負了曼德拉的遺產。
• 曼德拉的尊重： 曼德拉極其尊重屠圖的先知立場，甚至認為正是因為有屠圖這樣不向權貴低頭的人存在，南非的民主與道德底線才得以維持。

總結

南非的和平轉型是 20 世紀的人類奇蹟，而這個奇蹟正是由曼德拉與屠圖共同締造：沒有曼德拉的政治智慧、意志力與領導力，南非無法建構起一個運作良好的新憲政國家；而沒有屠圖大主教的神學深度、道德高度與和解願景，新南非恐怕早在到達民主彼岸前，就已被仇恨與血腥復仇所淹沒。

兩人一文一武、一聖一王，相輔相成，成為全球人權與和解運動史上最完美的搭檔。

 

 

戴斯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的生平事蹟

 

戴斯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1931–2021）是南非著名的聖公會大主教、人權活動家與 198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被譽為南非的「道德良心」，在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最黑暗的年代，以基督教信仰與非暴力抗爭為武器，成為對抗壓迫的先知性聲音；並在南非轉型正義過程中，主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引導國家走向和解。

生平年表與重要事蹟

出生與早期成長

1931年10月7日

出生於南非克萊克斯多普（Klerksdorp）的科薩族（Xhosa）與茨瓦納族（Tswana）混合家庭。青少年時期曾患肺結核住院，期間深受聖公會反種族隔離神父特雷弗·哈德爾斯頓（Trevor Huddleston）的影響，種下了信仰與正義的種子。

從教師轉向神職事工

1953–1961年

最初擔任中學教師，但 1953 年南非政府頒布《班圖教育法》（Bantu Education Act）強行實施種族隔離教育後，他毅然辭職以示抗議。隨後進入聖彼得神學院研讀神學，於 1961 年受階為聖公會牧師，後前往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CL）取得神學學士與碩士學位。

領導南非教會理事會與獲諾貝爾和平獎

1978–1985年

1978 年出任「南非教會理事會」（SACC）總幹事。他利用這一全跨宗派平台，公開支持國際社會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並在國內號召非暴力抗爭。1984 年，因其「在反種族隔離鬥爭中作為非暴力統一領袖人物」的卓越貢獻，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首位開普敦黑人大主教

1986年

獲選為聖公會開普敦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pe Town），成為南部非洲聖公會的首位黑人領袖。他將位於開普敦的大主教邸宅開放給所有種族的人士，並在多場街頭抗爭與流血衝突中親臨現場，阻止暴力並保護示威民眾。

主持「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

1995–1998年

南非實現民主轉型後，新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任命屠圖主持「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屠圖以「以真相換特赦」的原則，開創了全球轉型正義的「修復性正義」典範。在此期間，他提出了將南非稱為**「彩虹之國」（Rainbow Nation）**的著名願景。

全球人權倡議與安息

2000年代–2021年

退休後成立「屠圖和平中心」，並加入由曼德拉發起的「長者智囊團」（The Elders）。他持續為全球議題發聲，包括關懷愛滋病（HIV/AIDS）患者、支持同性戀權益、批判氣候變遷以及關注巴勒斯坦人權。2021 年 12 月 26 日於開普敦安息主懷，享耆壽 90 歲。

核心思想與重要貢獻

1. 烏班圖精神（Ubuntu）與和解神學

屠圖將非洲傳統哲學思想 Ubuntu（意即「因他人存在，我才存在」；I am because we are）與基督教神學融會貫通。他強調：

• 人類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種族隔離不僅傷害了黑人，也泯滅了白人加害者的良知與人性。
• 真正的和解不是抹去罪惡，而是透過公開承認真相、表達悔改與給予寬恕，讓加害者與受害者共同恢復完整的人格。

2. 「彩虹之國」（Rainbow Nation）的願景

屠圖創造了「彩虹之國」一詞來形容新南非。他堅信，南非的未來不在於黑人對白人的報復或權利轉移，而是在於所有種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種、印度裔）像彩虹的不同顏色一樣，在保留各自特質的同時，和諧共存在同一個天空下。

3. 跨越邊界的「先知性批判」

屠圖從不討好任何政治權力。在南非執政黨「非國大」（ANC）上台後，當爆發貪腐與治理危機時，屠圖依然嚴厲批評前總統祖瑪（Jacob Zuma）等 ANC 領袖，展現出超越黨派、唯獨忠於上帝與公義的先知氣節。

 

戴斯蒙・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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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斯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是如何靠基督十字架，面對制度性罪惡、種族壓迫與歷...   ,

• 屠圖的十字架神學與保羅『在基督裡的新創造』究竟有多深的神學同構？   ,

戴斯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的生平

 

戴斯蒙・姆皮洛・屠圖（Desmond Mpilo Tutu, 1931–2021）是20世紀南非最重要的基督教領袖之一。他既是聖公會主教與大主教、神學家與牧者，也是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重要公共聲音，並在南非民主轉型後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主席。1984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如果從「宣教神學」來看，屠圖尤其值得研究，因為他把福音、人的尊嚴、非暴力抵抗、正義、寬恕與和解放在同一個神學框架中。

一、童年：在種族隔離制度之前出生

屠圖於 1931年10月7日出生於南非克勒克斯多普（Klerksdorp），當時屬德蘭士瓦省，今天屬西北省。他的父親 Zachariah Tutu 是受過宣教學校教育的教師與校長，母親 Aletha Matlhare 則從事家庭服務工作。(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一點非常重要：屠圖不是出生在1948年正式制度化的 apartheid（種族隔離制度）之後，而是出生於種族隔離已存在、但尚未完全制度化的南非社會。

因此，他的成長經驗使他很早就接觸到：

• 種族隔離
• 黑人教育的不平等
• 白人少數統治
• 基督教與殖民社會的矛盾

他的父親是一位教師，因此教育對屠圖的生命有非常深的影響。(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二、原本想學醫，後來成為教師

屠圖年輕時曾被 Witwatersrand Medical School 錄取，但因為無法取得所需的獎學金，沒有走上醫學道路。

於是他追隨父親，進入 Bantu Normal College 接受教師訓練。

1954年取得教師文憑，同年開始教書；同時，他也在南非大學（UNISA）取得文學士學位。(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但是，1950年代南非政府開始實施更加嚴格的黑人教育政策。

其中非常關鍵的是 Bantu Education Act。

屠圖逐漸認識到：教育制度本身正在成為種族隔離制度的一部分。

因此，他最後離開教師工作，以抗議黑人教育受到制度性限制。(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裡其實已經出現屠圖後來神學的一個核心：教育、政治、人的尊嚴與福音不能完全分開。

三、1955年結婚，後來進入神學與聖公會事奉

1955年7月2日，屠圖與 Nomalizo Leah Shenxane 結婚。(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離開教育工作之後，他進入聖公會的神學與牧會事奉。

1961年，他正式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是他生命中的重要轉折：

從教師 → 神學生 → 牧師 → 主教 → 大主教。

而他的神學訓練也使他逐漸形成一種非常特殊的公共神學：聖經信仰不能只停留在教會內部，而必須對社會中的不義發言。

四、英國時期：跨文化與神學視野的形成

1960年代，屠圖曾到英國進一步接受神學教育與事奉。

這段經驗對他很重要，因為他不再只是從南非黑人基督徒的處境思考神學，也開始接觸：

• 英國聖公會
• 西方神學
• 普世教會運動
• 跨文化宣教

之後他回到南非，逐漸成為一位重要的黑人神學與教會領袖。

這也是為什麼屠圖不能單純被理解成「政治活動家」。

他的公共行動一直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神學根基：人的尊嚴來自上帝，而不是來自政府、種族或社會階級。

五、1970年代：成為反種族隔離的重要基督教聲音

屠圖逐漸成為南非聖公會以及普世教會界的重要人物。

他後來擔任：

• 南非教會協議會（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領導職務
• 聖公會主教
• 開普敦大主教

尤其在1970–1980年代，他越來越公開批判 apartheid。

但屠圖的重要特色是：他主張反抗不義，卻不把暴力視為唯一道路。

他的政治倫理與神學因此具有非常明顯的非暴力抵抗特色。

六、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

1984年，屠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委員會肯定他在反 apartheid 過程中的作用，尤其強調他以非暴力方式推動南非的民主轉型，以及他對不同種族之間和解的努力。(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時候，他已經成為國際知名人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屠圖並不是因為「遠離政治」而成為和平人物。

恰恰相反。他認為：當制度性不義傷害人的尊嚴時，教會不能以「政治與宗教無關」為理由保持沉默。這就是屠圖公共神學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七、1985年：第一位黑人約翰尼斯堡聖公會主教

1985年，屠圖被任命為約翰尼斯堡第一位黑人聖公會主教。隔年，他當選為開普敦大主教，因此成為南非聖公會的重要最高領袖之一。(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他的教會領導角色，使他的公共聲音更具有代表性。

他不是以政黨領袖身分反對 apartheid，而是：以基督教牧者、主教與教會領袖的身分，對國家權力提出道德與神學批判。

這一點對公共神學非常重要。

八、屠圖與「彩虹國度」

屠圖後來使用 Rainbow Nation（彩虹國度） 一詞來描述南非多種族、多文化的共同體理想。南非歷史資料也特別指出，他以這個意象表達不同人民可以共同生活的理想。(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個意象背後不是：「大家忘掉過去就好了。」而是不同的人可以在承認歷史傷痕的前提下，重新建立共同體。因此，「彩虹」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差異仍然存在，但差異不必成為彼此毀滅的理由。

九、1994年後：從抵抗走向和解

1994年南非舉行民主選舉，Nelson Mandela 成為總統。

這時候南非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一個曾經充滿制度性暴力的國家，如何在不否認受害者痛苦的情況下走向共同生活？

如果只採取報復：被壓迫者 → 報復壓迫者社會可能進入新的暴力循環。

但如果完全忘記：「過去都不要談了。」受害者的苦難又可能被再次抹去。

因此南非建立了：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

十、屠圖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1995年，屠圖被任命為 TRC 主席。

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其基本精神不是：Forget the past

而是：Tell the truth about the past, so that reconciliation becomes possible.

也就是沒有真相的和解，很可能只是把傷口蓋起來。TRC 因此讓受害者與加害者在公開程序中面對過去。

屠圖後來把這段經驗寫成著名著作：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中文常譯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十一、屠圖的「和解」不是廉價的「大家原諒彼此」

這是理解屠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他的和解神學不是：「算了，事情過去了。」

而是：真相 → 悔改／承認 → 寬恕 → 和解 → 新共同體

因此Forgiveness 並不等於忘記。

更不是Forgiveness = 不追究真相。

反而是因為真相被說出來，所以寬恕才有可能具有真正的道德重量。

這裡非常接近基督教的十字架神學：上帝的和好不是否認罪，而是面對罪。

十二、屠圖神學的核心：Ubuntu

如果要理解屠圖，不能只讀他的政治演講。

一定要理解非洲思想中的：Ubuntu

通常可以概括為「我之所以為我，是因為我們。」

它強調人的存在具有關係性。因此，人不是孤立的個體。

我的生命：與你的生命與社群與鄰舍與整個共同體彼此相連。

這與西方高度個人主義的人觀形成很有意思的對話。

而屠圖把 Ubuntu 與基督教的人觀、和好與共同體神學連結起來。

十三、因此屠圖的神學不是「個人得救」而已

如果從宣教神學角度看，屠圖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傳統福音可能被簡化成：「你的罪得赦免，你上天堂。」

屠圖則會追問：如果基督使人與上帝和好，那麼人與鄰舍的關係怎麼辦？

因此救恩具有：

垂直面

人與上帝和好

以及：

水平面

人與人和好

甚至進一步：社會與共同體的修復。這就是他公共神學的重要性。

十四、屠圖不是把「正義」和「寬恕」二選一

這一點非常值得教會注意。

屠圖的神學可以用一個十字架來表示：

                 和解

                   ↑

                   │

        寬恕 ←──┼──→ 正義

                   │

                   ↓

                  真相

如果只有正義而沒有寬恕：社會可能永遠活在報復循環裡。

如果只有寬恕而沒有真相：受害者可能再次被壓抑。

所以屠圖努力尋找的是：Truth + Justice + Forgiveness + Reconciliation四者之間的關係。

十五、晚年的屠圖

晚年的屠圖仍然積極發聲，關心：

• 南非政府治理
• 貧窮
• 社會正義
• 人權
• 和平
• LGBTQ+ 權利
• 全球不義

南非歷史資料記載，他晚年仍然公開批評政府腐敗與他所認為的道德方向問題。(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他也因為女兒 Mpho Tutu-van Furth 的同性婚姻，而更加公開支持同性戀者的權利。(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十六、2021年去世

屠圖於 2021年12月26日去世，享年90歲。(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他的生命可以大致分成四個階段：

時期	身分	核心關懷
1931–1950年代	教師	教育與人的尊嚴
1960–1970年代	牧師／教會領袖	福音與社會不義
1980年代	主教／大主教	非暴力、反 apartheid
1990年代以後	和解領袖	真相、寬恕、共同體

十七、如果放在宣教神學中，屠圖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我會把它濃縮成五點：

1. 宣教不能離開人的尊嚴

福音不是抽象的宗教訊息。

如果一個制度使人被當作「次等的人」，宣教就不能保持沉默。

2. 宣教不只是「個人得救」

救恩也包含：關係的修復、共同體的重建。

3. 非暴力不是消極退讓

屠圖的非暴力具有主動性：拒絕用壓迫者的方式來追求正義。

4.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

真正的和解不是遺忘歷史。

而是：記憶 → 真相 → 承認 → 寬恕 → 新共同體。

5. 福音可以在非西方文化中重新被理解

這一點與我們剛才討論的 **Bosch「處境化」**非常有關。

屠圖不是把歐洲神學簡單搬到南非。

他把：

基督教信仰 + 非洲文化 + Ubuntu + 種族隔離經驗 + 聖經 + 和解放在一起思考。

因此，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處境化神學案例。

一條很值得研究的神學線索

如果把我們前面談的 Bosch 和現在的屠圖連起來，可以形成一條非常漂亮的神學脈絡：

David Bosch：宣教必須處境化
↓
Missio Dei：宣教是上帝的宣教
↓
Desmond Tutu：上帝的宣教進入南非 apartheid 的具體處境
↓
Ubuntu：人是在關係中成為人的
↓
Truth：正視罪與歷史
↓
Forgiveness：拒絕讓報復成為未來
↓
Reconciliation：建立新的共同體

所以屠圖不只是「反 apartheid 的基督徒領袖」。

從神學角度看，他其實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答案：

當福音真正進入一個充滿種族創傷、權力不平等與暴力歷史的處境時，宣教究竟會長成什麼樣子？

他的答案是：

福音應當成為真相、正義、寬恕與和好的見證。

這也使屠圖成為研究 Bosch 的處境化宣教 → 公共神學 → 解放神學 → 和解神學 時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