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蒙・姆皮洛・屠圖（Desmond Mpilo Tutu, 1931–2021）是20世紀南非最重要的基督教領袖之一。他既是聖公會主教與大主教、神學家與牧者，也是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重要公共聲音，並在南非民主轉型後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主席。1984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如果從「宣教神學」來看，屠圖尤其值得研究，因為他把福音、人的尊嚴、非暴力抵抗、正義、寬恕與和解放在同一個神學框架中。
一、童年：在種族隔離制度之前出生
屠圖於 1931年10月7日出生於南非克勒克斯多普（Klerksdorp），當時屬德蘭士瓦省，今天屬西北省。他的父親 Zachariah
Tutu 是受過宣教學校教育的教師與校長，母親 Aletha Matlhare 則從事家庭服務工作。(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一點非常重要：屠圖不是出生在1948年正式制度化的 apartheid（種族隔離制度）之後，而是出生於種族隔離已存在、但尚未完全制度化的南非社會。
因此，他的成長經驗使他很早就接觸到：
- 種族隔離
- 黑人教育的不平等
- 白人少數統治
- 基督教與殖民社會的矛盾
他的父親是一位教師，因此教育對屠圖的生命有非常深的影響。(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二、原本想學醫，後來成為教師
屠圖年輕時曾被 Witwatersrand Medical School 錄取，但因為無法取得所需的獎學金，沒有走上醫學道路。
於是他追隨父親，進入 Bantu Normal College 接受教師訓練。
1954年取得教師文憑，同年開始教書；同時，他也在南非大學（UNISA）取得文學士學位。(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但是，1950年代南非政府開始實施更加嚴格的黑人教育政策。
其中非常關鍵的是 Bantu Education Act。
屠圖逐漸認識到：教育制度本身正在成為種族隔離制度的一部分。
因此，他最後離開教師工作，以抗議黑人教育受到制度性限制。(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裡其實已經出現屠圖後來神學的一個核心：教育、政治、人的尊嚴與福音不能完全分開。
三、1955年結婚，後來進入神學與聖公會事奉
1955年7月2日，屠圖與 Nomalizo
Leah Shenxane 結婚。(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離開教育工作之後，他進入聖公會的神學與牧會事奉。
1961年，他正式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是他生命中的重要轉折：
從教師 → 神學生 → 牧師 → 主教 → 大主教。
而他的神學訓練也使他逐漸形成一種非常特殊的公共神學：聖經信仰不能只停留在教會內部，而必須對社會中的不義發言。
四、英國時期：跨文化與神學視野的形成
1960年代，屠圖曾到英國進一步接受神學教育與事奉。
這段經驗對他很重要，因為他不再只是從南非黑人基督徒的處境思考神學，也開始接觸：
- 英國聖公會
- 西方神學
- 普世教會運動
- 跨文化宣教
之後他回到南非，逐漸成為一位重要的黑人神學與教會領袖。
這也是為什麼屠圖不能單純被理解成「政治活動家」。
他的公共行動一直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神學根基：人的尊嚴來自上帝，而不是來自政府、種族或社會階級。
五、1970年代：成為反種族隔離的重要基督教聲音
屠圖逐漸成為南非聖公會以及普世教會界的重要人物。
他後來擔任：
- 南非教會協議會（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領導職務
- 聖公會主教
- 開普敦大主教
尤其在1970–1980年代，他越來越公開批判 apartheid。
但屠圖的重要特色是：他主張反抗不義，卻不把暴力視為唯一道路。
他的政治倫理與神學因此具有非常明顯的非暴力抵抗特色。
六、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
1984年，屠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委員會肯定他在反 apartheid 過程中的作用，尤其強調他以非暴力方式推動南非的民主轉型，以及他對不同種族之間和解的努力。(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時候，他已經成為國際知名人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屠圖並不是因為「遠離政治」而成為和平人物。
恰恰相反。他認為：當制度性不義傷害人的尊嚴時，教會不能以「政治與宗教無關」為理由保持沉默。這就是屠圖公共神學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七、1985年：第一位黑人約翰尼斯堡聖公會主教
1985年，屠圖被任命為約翰尼斯堡第一位黑人聖公會主教。隔年，他當選為開普敦大主教，因此成為南非聖公會的重要最高領袖之一。(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他的教會領導角色，使他的公共聲音更具有代表性。
他不是以政黨領袖身分反對 apartheid，而是：以基督教牧者、主教與教會領袖的身分，對國家權力提出道德與神學批判。
這一點對公共神學非常重要。
八、屠圖與「彩虹國度」
屠圖後來使用 Rainbow Nation（彩虹國度） 一詞來描述南非多種族、多文化的共同體理想。南非歷史資料也特別指出，他以這個意象表達不同人民可以共同生活的理想。(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這個意象背後不是：「大家忘掉過去就好了。」而是不同的人可以在承認歷史傷痕的前提下，重新建立共同體。因此，「彩虹」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差異仍然存在，但差異不必成為彼此毀滅的理由。
九、1994年後：從抵抗走向和解
1994年南非舉行民主選舉，Nelson Mandela 成為總統。
這時候南非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一個曾經充滿制度性暴力的國家，如何在不否認受害者痛苦的情況下走向共同生活？
如果只採取報復：被壓迫者 → 報復壓迫者社會可能進入新的暴力循環。
但如果完全忘記：「過去都不要談了。」受害者的苦難又可能被再次抹去。
因此南非建立了：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
十、屠圖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1995年，屠圖被任命為 TRC 主席。
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其基本精神不是：Forget the past
而是：Tell the truth about the past, so that reconciliation becomes
possible.
也就是沒有真相的和解，很可能只是把傷口蓋起來。TRC 因此讓受害者與加害者在公開程序中面對過去。
屠圖後來把這段經驗寫成著名著作：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中文常譯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十一、屠圖的「和解」不是廉價的「大家原諒彼此」
這是理解屠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他的和解神學不是：「算了，事情過去了。」
而是：真相 → 悔改／承認 → 寬恕 → 和解 → 新共同體
因此Forgiveness 並不等於忘記。
更不是Forgiveness = 不追究真相。
反而是因為真相被說出來，所以寬恕才有可能具有真正的道德重量。
這裡非常接近基督教的十字架神學：上帝的和好不是否認罪，而是面對罪。
十二、屠圖神學的核心：Ubuntu
如果要理解屠圖，不能只讀他的政治演講。
一定要理解非洲思想中的：Ubuntu
通常可以概括為「我之所以為我，是因為我們。」
它強調人的存在具有關係性。因此，人不是孤立的個體。
我的生命：與你的生命與社群與鄰舍與整個共同體彼此相連。
這與西方高度個人主義的人觀形成很有意思的對話。
而屠圖把 Ubuntu 與基督教的人觀、和好與共同體神學連結起來。
十三、因此屠圖的神學不是「個人得救」而已
如果從宣教神學角度看，屠圖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傳統福音可能被簡化成：「你的罪得赦免，你上天堂。」
屠圖則會追問：如果基督使人與上帝和好，那麼人與鄰舍的關係怎麼辦？
因此救恩具有：
垂直面
人與上帝和好
以及：
水平面
人與人和好
甚至進一步：社會與共同體的修復。這就是他公共神學的重要性。
十四、屠圖不是把「正義」和「寬恕」二選一
這一點非常值得教會注意。
屠圖的神學可以用一個十字架來表示：
和解
↑
│
寬恕 ←──┼──→ 正義
│
↓
真相
如果只有正義而沒有寬恕：社會可能永遠活在報復循環裡。
如果只有寬恕而沒有真相：受害者可能再次被壓抑。
所以屠圖努力尋找的是：Truth + Justice + Forgiveness + Reconciliation四者之間的關係。
十五、晚年的屠圖
晚年的屠圖仍然積極發聲，關心：
- 南非政府治理
- 貧窮
- 社會正義
- 人權
- 和平
- LGBTQ+ 權利
- 全球不義
南非歷史資料記載，他晚年仍然公開批評政府腐敗與他所認為的道德方向問題。(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他也因為女兒 Mpho Tutu-van Furth 的同性婚姻，而更加公開支持同性戀者的權利。(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十六、2021年去世
屠圖於 2021年12月26日去世，享年90歲。(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他的生命可以大致分成四個階段：
|
時期 |
身分 |
核心關懷 |
|
1931–1950年代 |
教師 |
教育與人的尊嚴 |
|
1960–1970年代 |
牧師／教會領袖 |
福音與社會不義 |
|
1980年代 |
主教／大主教 |
非暴力、反
apartheid |
|
1990年代以後 |
和解領袖 |
真相、寬恕、共同體 |
十七、如果放在宣教神學中，屠圖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我會把它濃縮成五點：
1. 宣教不能離開人的尊嚴
福音不是抽象的宗教訊息。
如果一個制度使人被當作「次等的人」，宣教就不能保持沉默。
2. 宣教不只是「個人得救」
救恩也包含：關係的修復、共同體的重建。
3. 非暴力不是消極退讓
屠圖的非暴力具有主動性：拒絕用壓迫者的方式來追求正義。
4.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
真正的和解不是遺忘歷史。
而是：記憶 → 真相 → 承認 → 寬恕 → 新共同體。
5. 福音可以在非西方文化中重新被理解
這一點與我們剛才討論的 **Bosch「處境化」**非常有關。
屠圖不是把歐洲神學簡單搬到南非。
他把：
基督教信仰 + 非洲文化 + Ubuntu + 種族隔離經驗 + 聖經 + 和解放在一起思考。
因此，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處境化神學案例。
一條很值得研究的神學線索
如果把我們前面談的 Bosch 和現在的屠圖連起來，可以形成一條非常漂亮的神學脈絡：
David Bosch：宣教必須處境化
↓
Missio Dei：宣教是上帝的宣教
↓
Desmond Tutu：上帝的宣教進入南非
apartheid 的具體處境
↓
Ubuntu：人是在關係中成為人的
↓
Truth：正視罪與歷史
↓
Forgiveness：拒絕讓報復成為未來
↓
Reconciliation：建立新的共同體
所以屠圖不只是「反 apartheid 的基督徒領袖」。
從神學角度看，他其實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答案：
當福音真正進入一個充滿種族創傷、權力不平等與暴力歷史的處境時，宣教究竟會長成什麼樣子？
他的答案是：
福音應當成為真相、正義、寬恕與和好的見證。
這也使屠圖成為研究 Bosch 的處境化宣教 → 公共神學
→ 解放神學 → 和解神學 時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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