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為霖的宣教神學：福音、帝國、文化與臺灣社會

  

當一位十九世紀英國長老宗宣教師把福音帶入臺灣時，他所宣講的「福音」究竟如何與他所攜帶的改革宗神學、西方文明觀、帝國秩序，以及臺灣既有的語言、宗教、社會與族群結構交織？而臺灣又如何反過來塑造他的宣教實踐？

這樣研究，甘為霖就不只是「偉大的宣教師」，而成為一個可以觀察福音與權力如何彼此糾纏的歷史人物。

一、研究的核心命題

甘為霖的宣教神學是一種「改革宗福音的文化翻譯與社會轉化」，但這種轉化始終處於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與文明論述的張力之中。

換句話說，他的宣教具有四個同時存在的面向：

福音→ 要求人歸向基督、離棄偶像、建立教會

文化→ 福音必須進入臺灣人的語言、教育、文字與生活

社會→ 福音不只是個人得救，也形成教育、慈善、醫療、教會與新的社會關係

帝國→ 但這一切又發生在十九世紀西方帝國秩序與殖民知識體系之中

因此不能把四者拆開。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福音如何透過文化進入社會，而文化與社會又如何受到帝國權力的塑形？

二、第一個核心：甘為霖所理解的「福音」是什麼？

這是整個研究的起點。

不能先假定「福音＝傳講耶穌」。

我們需要從甘為霖自己的著作與書信追問：

1. 福音是否主要是個人悔改？

包括：

• 罪
• 悔改
• 信耶穌
• 得救
• 拒絕偶像
• 基督徒生活

2. 還是福音也是「建立教會」？

如果是後者，那麼宣教的目標就不只是「信主的人增加」，而是：形成一個可以自行敬拜、教導、治理、傳道的本地教會。

這與改革宗傳統很有關係。

你提供的加爾文材料特別把教會理解為信徒之母，也是教育與社會性的機構，而不是純粹私人宗教團體。

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研究假設：甘為霖的宣教神學可能不是「決志導向」而已，而是「教會形成導向」。

三、第二個核心：福音與「文化」的關係

這是我認為整個研究最精彩的一條線。

甘為霖一方面非常深入臺灣文化。

他研究：

• 臺灣語言
• 西拉雅語
• 荷蘭時代宣教
• 臺灣歷史
• 原住民族
• 民間宗教
• 地方社會
• 教育

他的《福爾摩沙島宣教成功之紀錄》1889年版本，除了自己的宣教經歷，也大量整理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宣教資料；其中甚至收錄不同臺灣語言的主禱文及語言資料。(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系統)

這表示他並沒有認為：「要成為基督徒，就必須先成為西方人。」

至少在語言層面，他很清楚福音必須被翻譯。

所以第一個方向是：福音 → 文化翻譯

但是另一個方向也存在：福音 → 文化批判

他對臺灣宗教與原住民文化的描述，往往以基督教真理與十九世紀文明觀來判斷。這正是學術研究最需要保持張力的地方。

四、第三個核心：帝國

這一部分不能迴避。

因為甘為霖的時代是：

英國帝國擴張
＋全球宣教運動
＋西方民族誌
＋社會進化論
＋殖民知識生產

共同發展的時代。

學術研究已指出，十九世紀傳教士的民族誌書寫並非真正「中立的觀察」。甘為霖與馬偕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描述，一方面具有相當深入的田野觀察，另一方面卻也使用「野蠻／文明」的框架，並把基督教與帝國力量共同放進「救贖」原住民的論述之中。(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

這裡必須非常小心。

我們不能直接說：甘為霖＝帝國主義代理人。

這太簡單。

但也不能說：甘為霖的宣教與帝國完全無關。

這同樣不成立。

更精確的問題是：甘為霖如何區分「基督的國度」與「英國文明」？他在什麼地方混淆兩者？又在什麼地方對帝國權力保持距離？

這才是成熟的歷史神學問題。

五、第四個核心：他的「帝國」觀其實可以從荷蘭時代研究切入

這裡有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矛盾。

甘為霖花大量心力研究荷蘭統治時期的福爾摩沙。

1903年的 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主要整理 Valentijn、Candidius、Grothe 等人的材料，並附上自己的註釋與書目。臺灣歷史博物館甚至指出，Davidson認為甘為霖對臺灣早期歷史的研究「相當廣博」，是當時的重要權威。(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系統)

問題來了：

他為什麼如此重視荷蘭時代？

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歷史連續性

他要證明：十九世紀的宣教並不是從零開始。

第二，改革宗宣教的歷史記憶

荷蘭人在臺灣的宣教本身就是改革宗歷史的一部分。

因此甘為霖可能把自己理解為：十七世紀改革宗宣教使命的繼承者。

第三，帝國與宣教的複雜關係

荷蘭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殖民力量。

因此甘為霖研究荷蘭宣教史時，實際上也碰到了：基督教宣教與殖民權力究竟可以如何區分？

這個問題可能正是研究甘為霖最有潛力的地方之一。

六、第五個核心：甘為霖不是只「傳福音」，而是在形成一種新的社會

這一點非常重要。

例如：

訓瞽堂

1891年他在臺南創辦訓瞽堂，成為臺灣近代盲人教育的重要先驅。後來日本統治時期的盲人教育也與這項工作形成歷史上的連續性。(全國生產者協會)

這讓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宣教」。

宣教不只是：「告訴人耶穌愛你。」

而是：福音在社會中產生新的關係。

盲人不再只是被視為需要救濟的人，而是可以：

• 接受教育
• 閱讀
• 工作
• 成為有尊嚴的社會成員

這裡已經涉及非常重要的公共神學問題：福音如何重新定義人的尊嚴？

七、所以可以把甘為霖的宣教畫成一個四邊形

我會建議你未來寫文章時使用這個架構：

                 福音

                  │

                  │

                  ▼

文化 ←──────── 宣教 ────────→ 社會

                  │

                  │

                  ▼

                 帝國

但真正的研究不是研究四個獨立主題。

而是研究四者的張力：

福音 ↔ 帝國

基督的國度是否等於西方文明？

福音 ↔ 文化

福音進入文化，是翻譯還是改造？

福音 ↔ 社會

信主是否意味著新的社會關係？

文化 ↔ 帝國

誰有權力定義什麼叫「文明」？

宣教 ↔ 帝國

宣教師是在帝國秩序中工作，還是在某些地方挑戰帝國秩序？

這五個問題，會比單純「甘為霖的貢獻」更有學術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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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尤其建議加入「權力」這個概念

這可以讓研究從教會史進入真正的神學與公共神學。

因為甘為霖在臺灣所面對的不是抽象的「文化」。

而是具體的人：

• 漢人社會
• 地方士紳
• 民間宗教
• 原住民族
• 清政府
• 英國領事／外國勢力
• 日本殖民政府
• 本地信徒
• 本地傳道人
• 貧窮者
• 盲人

因此我們可以問：

甘為霖的福音究竟站在誰的旁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九、尤其要研究「本地人」是不是宣教的主體

這會是整個研究的一個關鍵測試。

如果甘為霖的神學是：

「英國宣教師教導臺灣人。」

那麼這是一種單向宣教。

但如果他的目標是：

臺灣人自己成為傳道人、教會領袖、聖經閱讀者與福音傳播者。

那麼整個神學就不一樣了。

這也可以和改革宗教會論連接。

真正成熟的宣教，不是永久讓本地教會依賴外國宣教師，而是：

福音最終必須在本地教會中取得自己的聲音。

因此，我會把「本地傳道人」列為研究甘為霖神學的核心指標。

十、這裡可以與加爾文、Yoder、Taylor形成三重對話

你目前提供的資料非常適合做這件事。

① 加爾文：教會與社會

你提供的加爾文材料把教會理解為教育與社會性的機構，並認為基督的統治涉及整個社會。

因此可以問：甘為霖的教育、慈善、文字工作，是不是改革宗教會論在臺灣的實踐？

② Yoder：耶穌與權力

這裡要非常小心，不要把Yoder硬套在甘為霖身上。

應該反過來問：甘為霖所宣講的基督國度，有沒有能力批判帝國？

如果沒有，那麼「基督國度」是否實際上被西方文明取代？

這是很尖銳的問題。

③ Charles Taylor：世俗化

你提供的 A Secular Age 很適合用來理解另一個面向。

Taylor對改革宗世界觀的分析指出，改革宗傳統強調上帝在普通生活、工作、婚姻與社會中的作用，同時對「魔法世界」進行去魅。

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為什麼宣教士會如此重視：

• 教育
• 閱讀
• 衛生
• 工作
• 語言
• 社會秩序
• 理性知識

因為這不只是「西化」。

它也可能是某種改革宗的：「整個生活都在上帝面前」的實踐。

 

甘為霖編纂《廈門音新字典》（甘字典）對台灣母語發展與長老教會宣教的影響

  

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於 1913 年出版的《廈門音新字典》（俗稱《甘字典》），是台灣語言史與長老教會宣教史上最具里程碑意義的工具書之一。

這部字典不僅是一本雙語或音義對照工具書，更在地化地連結了「羅馬字（白話字）」與「漢字」，對台灣母語的標準化、大眾識字率的提升，以及教會的自主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對台灣母語（台語/閩南語）發展的歷史影響

1. 促成母語的「文字化」與「標準化」

在《甘字典》問世前，台語（廈門音/閩南語）主要以口語形式流傳，傳統漢語文人雖有使用漢字紀錄台語，但缺乏統一的音韻體系與標準拼法。《甘字典》收錄了約 14,000 個漢字，並以白話字（Pe̍h-ōe-jī）精確標註聲母、韻母與聲調，為台語提供了一個系統化、標準化的書寫規範，使台語躍升為具備嚴謹語文體系的語言。

2. 雙向檢索系統：連結「漢字傳統」與「白話字」

前人如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編纂的《廈門音英大辭典》（1873）主要以羅馬字排列，方便西方宣教師學習口語；但《甘字典》改採「部首劃數」作為主要檢索方式，並在每個漢字旁標註羅馬字拼音與台語解釋。這種設計創造了雙向橋梁：

• 懂漢字的人：可以透過字典學習羅馬字與精確的台語發音。
• 懂白話字的人：可以藉此認讀對應的漢字，打破了傳統漢文與民間母語之間的藩籬。

3. 保留並紀錄 20 世紀初的本土語彙

《甘字典》詳盡記錄了 20 世紀初台灣與廈門一帶的母語語意、語音及地名用字，成為今日研究台語音韻演變、歷史詞彙與俗諺極其珍貴的文獻資產。

二、 對台灣長老教會宣教的歷史影響

1. 實現「信徒皆祭司」：推動識字率與聖經普及

在 19 世紀末的台灣，傳統漢文學習門檻極高，廣大底層民眾（尤其是婦女與農民）多為文盲。白話字學習僅需數週即可掌握讀寫，《甘字典》的普及讓信徒能夠自主閱讀台語聖經、聖詩及教會報紙（如《台灣教會公報》）。這種「母語閱讀能力」使信仰得以深植於基層家庭，落實了改革宗強調「信徒直接親近上帝話語」的核心精神。

2. 本土教牧人員與平信徒的培力（Empowerment）

《甘字典》成為長老教會神學校（如台南神學院）與宣教師培訓的必備教材。它不僅幫助新到任的外國宣教師快速掌握在地語言，更重要的是培力了台灣本土的傳道人與長老執事，使他們具備良好的查經與解經能力，加速了台灣教會本土領導權的建立。

3. 跨越日治時期語言壓迫的信仰堡壘

1895 年台灣進入日治時期，隨後日語成為官方語言；到了 1930–1940 年代皇民化運動期間，漢文與母語受到嚴格限制。然而，《甘字典》與白話字系統在長老教會內部持續流傳，成為維持台語母語生命力與教會信仰主體性的關鍵堡壘。

總結

甘為霖編纂《甘字典》的初衷雖是為了福音宣揚，但其成果遠超宗教範疇。它將口耳相傳的台語轉化為結構嚴謹的文字體系，既是台灣本土語言文字化的基石，也是長老教會實現在地深耕與信仰自主的最重要工具。直至今日，《甘字典》仍在台語研究與長老教會中被廣泛修訂與引用，延續著其跨越百年的歷史影響力。

 

甘為霖的宣教神學

  

    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作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長老教會在南台灣的重要宣教師，其宣教神學在處理「福音」與「文化」的關係時，展現了一種既堅守改革宗神學的核心立場，又具備極高實踐智慧與本土適應力的雙重特質。

    他並非單純將西方文化強制套用於台灣，亦非盲目順從本地習俗，而是將文化視為「福音的載體」與「需要被福音更新的對象」。

1. 語言本土化：將文化工具化為福音載體

• 白話字（Pe̍h-ōe-jī）推廣： 甘為霖深信福音必須以本土母語傳達才能根植人心。他極力編纂與推廣台語白話字，出版《廈門音新字典》（甘字典），使不識漢字的廣大底層民眾（尤其是婦女與視障者）能夠閱讀聖經。
• 文化載體觀： 對他而言，語言是文化的核心，但語言本身是中性的。透過白話字，他將福音嵌入在地語言系統中，打破了傳統漢學階級對知識與信仰的壟斷。

2. 批判性適應：對在地習俗的「區隔」與「改造」

• 宗教習俗的批判： 受19世紀長老教會傳統影響，甘為霖對民間信仰中的偶像崇拜、祖先牌位祭拜、民俗迷信持嚴肅批判立場，認為這些是阻礙真理的迷霧。
• 社會習慣的革新： 他將福音視為推動社會進步與文明化的力量，大力反對纏足、鴉片吸食等傳統陋習。對他而言，福音進駐文化，必然伴隨著對文化中傷害人性與尊嚴之處的倫理改造。

3. 邊緣關懷與實踐：超越階級與文化的福音賦能

• 盲人教育（訓盲院）： 1891年甘為霖在台南創立「訓盲院」（台灣盲人教育之始）。在當時的漢人文化中，盲人常被邊緣化或視為家庭負擔；甘為霖引進盲文（Braille）及技藝訓練，以實際行動重塑了當地文化對身心障礙者的價值看待。
• 平埔族群宣教： 在西拉雅等平埔族群部落中，他深入探訪並記錄其語言與歷史（如重新整理荷治時期的馬卡道語聖經等文獻）。他並未將漢人文化視為高於原住民文化，而是直接將福音帶入各個族群的在地情境中。

4. 跨政權與歷史視野：福音獨立於政治文化之上

• 歷史與文獻紀錄： 他編纂《荷蘭時代台灣教會史》（Formosa under the Dutch），展現對台灣歷史與文化的深度研究興趣。
• 跨政權的適應力： 經歷清領到日治時期（1895年政權交替），甘為霖展現出靈活的宣教策略。他認識到帝國主義或殖民政權（無論是英國、清國或日本）都不等於福音本身。福音高於政權文化，宣教師的責任是在任何既定政治文化架構下，確保教會的獨立性與福音的傳遞。

甘為霖理解的福音與文化關係，可概括為「在語言與情境上深度融入，在信仰與倫理上保持批判與更新」。他尊重並運用在地文化工具，同時堅信福音具有轉化文化陋習、提升人性尊嚴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