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個典範真正要問的，不只是「宣教做什麼」
博許借用 Kuhn 的「paradigm」概念，真正關心的是：「基督徒在什麼樣的世界中理解福音？」
因此，宣教典範其實至少同時回答六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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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所要問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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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誰？ |
上帝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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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誰？ |
基督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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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問題是什麼？ |
人論／罪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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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是什麼？ |
救恩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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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什麼？ |
教會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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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為何被差遣？ |
宣教論 |
所以，宣教典範的轉移其實是整套神學想像的轉移。
這一點非常重要。
例如：「宣教就是把基督教帶給非基督徒」本身就已經預設了一套神學。
但如果改成：「宣教是上帝在世界中自己的行動，而教會被邀請參與其中」
那麼「宣教」的主體、教會的位置、世界的意義、文化的價值，都一起改變了。這就是 Bosch 所謂 paradigm shift 最有力量的地方。
二、第一個典範：原始基督教的末世典範
你使用「Apocalyptic Paradigm」來描述第一階段，是一個很有神學洞察力的方式。
核心不是：「基督徒要努力把世界變好。」
而是上帝已經在耶穌基督裡介入這個世界，新的時代已經開始。
這一點與保羅研究中的「apocalyptic Paul」特別能夠互相照明。
例如保羅不是單純說：人犯了罪，所以需要一套新的宗教。
他的語言常常更加激烈：「這罪」和「死」似乎成為統治人的權勢。
因此，羅馬書 5–8 章尤其值得放在這裡閱讀。
罪不只是：我做錯事情。而是有一個超越個人道德失敗的權勢正在奴役人。
死亡也不只是每個人最後都會死。而是死亡成為「這個舊世代」的統治力量。
所以福音不是單純的：「請你接受一個宗教。」而是上帝已經在基督裡擊破舊世代的權勢，新的創造已經開始。
這與 J. Louis Martyn、Beverly Roberts Gaventa 等研究保羅的 apocalyptic 方向非常接近。
因此第一典範的宣教可以濃縮成：宣告上帝已經開始新的創造。
三、第二個典範：從「末世事件」轉向「教會與世界的宇宙秩序」
這裡是整個歷史非常重要的轉折。
第一世紀基督徒生活在：「基督已經來了，但世界仍在等待完成。」
然而，到了教父時期，基督教逐漸進入希臘羅馬文化世界。
於是問題變成：基督信仰如何與哲學、帝國、文化、教育、宇宙論對話？
因此，基督教神學開始使用：
- Logos
- ousia
- physis
- hypostasis
等哲學語彙來談論：
- 三位一體
- 基督的神人二性
- 創造
- 救贖
這不是單純「離開聖經」。
相反地，這是教會嘗試回答：「如果耶穌基督真的是主，那麼祂究竟是誰？」
而東方教會的 theosis（神化） 神學，尤其值得注意。
救恩不只是：「罪被赦免。」而是人被帶入與上帝生命的團契。
所以這裡的宣教圖像開始變成把人帶進基督的身體與教會，使人參與上帝的生命。這與第一典範的末世張力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重心轉移。
四、第三個典範：中世紀基督教世界
中世紀最大的變化，是Christianity 不再只是教會裡的一個信仰群體，而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的世界觀。
於是教會—社會—政治—文化開始高度交織。
這時宣教的問題就不只是：「如何向異教徒傳福音？」
而是「如何把整個社會納入基督教秩序？」
這裡產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曖昧性。
一方面，中世紀有：
- 修道院
- 教育
- 醫療
- 濟貧
- 跨文化宣教
- 方濟各會
- 道明會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宣教貢獻。
另一方面，也確實出現：
- 政治征服與宗教擴張結合
- 強迫歸信
- 十字軍
- 基督教帝國想像
所以我們不能簡化成：
中世紀 = 黑暗
宗教改革 = 光明
那會失去 Bosch 歷史神學所要提醒我們的複雜性。
五、第四個典範：宗教改革
這一點與你提供的加爾文資料特別能夠對話。
你的文件其實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修正：16 世紀宗教改革家常被批評缺乏海外宣教熱情，甚至有人認為他們沒有充分理解向海外傳福音的責任。文件列舉了幾種當時可能的理由，包括有人認為大使命只給十二使徒、有人認為異教是上帝對拒絕福音的審判，也有人認為福音已經傳到地極。
因此，說：「宗教改革重新發現福音，所以立即產生現代宣教運動」是不夠準確的。
宗教改革的核心首先是：福音是什麼？
尤其是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稱義？
因此
sola gratia
sola fide
sola Scriptura
重新塑造了救恩理解。
而這又帶來另一個重要結果：教會不再能壟斷上帝話語。
你的加爾文資料提到，改革宗傳統強調「人人皆祭司」，並把基督徒召命延伸到日常生活、工作與公共責任。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以改革宗宣教不能只理解成：「去海外傳福音。」
它也包含：整個生活在上帝面前重新被理解。
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執事制度，關懷貧病孤寡，並把教會對貧窮者的照顧制度化。這其實讓我們看到：宗教改革的宣教神學不能只等同「個人得救」。
六、第五個典範：啟蒙現代性
這是 Bosch 分析中非常關鍵的一步。
現代宣教運動一方面產生了令人驚嘆的全球福音擴展：
- Carey
- Livingstone
- Hudson
Taylor
- 各種宣教差會
- 教育
- 醫療
- 翻譯
- 印刷
但另一方面，宣教與：西方文明觀、殖民主義、進步觀發生了非常複雜的結合。
因此出現一個危險等式：Christianization = Civilization = Westernization
也就是：
成為基督徒
↓
成為文明人
↓
成為西方式的人
這正是後來後殖民宣教神學必須反省的問題。
七、第六個典範：普世／當代典範
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概念：Missio Dei
也就是：宣教首先是上帝的宣教。
這個觀念的重要性，在於它重新安排了主詞。
傳統宣教容易說：教會 → 向世界宣教。
Missio Dei 則說：上帝 → 在世界中工作 → 呼召教會參與。
因此：教會不是宣教的主人。教會是上帝宣教行動的參與者。
這產生巨大的神學轉變。
八、因此，六個典範可以濃縮成一條歷史線
如果把你的整理壓縮成一條線，我會這樣寫：
末世 → 教會 → 基督教世界 → 福音與改革 → 現代文明與全球宣教 → 上帝的宣教
或者更精確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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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 |
宣教最核心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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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末世典範 |
上帝的新時代已經來臨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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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教父／古典典範 |
基督如何與文化及宇宙秩序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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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世紀典範 |
如何形成一個基督教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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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宗教改革典範 |
真正的福音與真正的教會是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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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啟蒙現代典範 |
如何把福音帶到全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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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普世／當代典範 |
上帝正在世界做什麼，而教會如何參與？ |
九、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神學警告
我不會把第六典範講成：
「第六個就是最成熟、第五個已經完全錯誤。」
因為這樣反而違反 Bosch 自己「典範」概念的精神。
例如：現代宣教運動的宣教熱忱值得保留。但殖民優越感必須被批判。
同樣宗教改革的因信稱義不能丟掉。但把救恩縮減為個人靈魂得救也必須反省。
又例如：中世紀的教會共同體觀不能完全丟掉。但教會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必須受到福音的審判。
因此比較成熟的宣教神學不是：Paradigm 1 → Paradigm 2 → Paradigm 3 → Paradigm 4 → Paradigm 5 →
Paradigm 6像電腦升級一樣。
而比較像：保留 → 批判 → 轉化 → 再整合
十、這其實與「改革宗」有一個很深的對話
這裡我認為 Bosch 與 Calvin 可以產生非常有意思的對話。
加爾文並非完全沒有宣教意識；例如他支持向巴西派遣改革宗宣教士，雖然最後失敗。資料也指出，加爾文相當重視教會合一及教會在世界中的責任。
所以我們不能把：Reformation = anti-mission當作歷史事實。
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宗教改革重新定義了福音、教會、聖經與基督徒召命，但它並沒有立即形成後來十八、十九世紀那種現代跨文化宣教機構體系。
這兩件事情必須分開。
十一、最後，其實可以用一句話理解
Bosch
如果要把《變革中的宣教》的核心思想濃縮成一句話，我會建議：宣教史不是教會不斷發明更有效的「傳教方法」，而是教會在不同歷史世界中，不斷重新學習如何理解上帝已經在基督裡所做的事情，以及教會如何參與上帝的行動。
這樣一來，「典範轉移」就不只是歷史學工具。
它變成一個非常深的神學問題：當我們說「宣教」時，我們究竟是在談教會要做什麼，還是在辨認上帝正在做什麼？
而這個問題，正好把我們從 Bosch 帶到 Karl Barth → Missio Dei →
Edinburgh 1910 → Vatican II → WCC → Lausanne → 全球南方教會 →
後殖民宣教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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