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博許如何結合保羅的神學，回應宣教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議題

  

在大衛・博許（David J. Bosch）的神學體系中，20 世紀下半葉二戰後的二次去殖民化浪潮（Decolonization）以及非西方教會（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爆發性興起，是推動宣教典範轉移的最關鍵脈絡。

博許將使徒保羅的神學作為解開這一時代挑戰的靈魂鑰匙，深度回應了「福音與文化」及「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核心議題。

一、 批判啟蒙時代與殖民主義下的「西方向心主義」

博許指出，在 18 至 20 世紀初的「現代/啟蒙時代宣教典範」中，西方宣教士往往無意間將「基督福音」與「西方文明/文化」強行綁定，形成了一種單向的「從西方向其餘地區」（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的霸權宣教。

當後殖民時代到來、非西方世界紛紛獨立時，非西方神學家開始強烈批判這種「神學殖民主義」。針對這一歷史轉折，博許借用保羅的神學，進行了雙向的解構與重建：

二、 結合保羅神學回應處境化的四個核心層面

1. 借鑑保羅的「雅典與耶路撒冷」：福音對文化的自由與彈性

• 保羅的典範： 保羅在雅典亞略巴古（Areopagus）向希臘哲學家講道時（使徒行傳 17 章），沒有強迫希臘人先接受猶太人的文化或舊約典故，而是引用希臘詩人的作品，直接從希臘人的思想處境出發傳講福音；但在猶太會堂，則緊扣舊約預言。
• 博許的應用： 博許強調，福音從來就沒有一種「純粹、不帶文化色彩」的真空型態。保羅證明了福音具有極高的「文化適應力」（Cultural Adaptability）。西方教會所發展出的神學（如拉丁神學、改革宗神學），本質上也是「西方處境化」的產物，絕不能將其奉為唯一正統並強加給非西方教會。

2. 重申保羅的「自由福音」：打破現代版「割禮」

• 保羅的典範： 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嚴厲批判那些要求外邦人必須先接受猶太割禮才能得救的「猶太派基督徒」。保羅堅持：外邦人不必先變成猶太人才能成為基督徒。
• 博許的應用： 博許指出，西方宣教士過去要求非洲或亞洲的歸信者「放棄自己的本土文化、穿西方服飾、採用西方教會組織與唱腔」，這實質上就是在強加「現代版的割禮」。博許宣告：非西方人不需要先「西方化」（Westernized）才能成為基督徒，各地教會都有權利且有義務在各自的文化土養中發展自家的處境化神學。

3. 保羅「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從「在地化」走向「雙向對話」

• 保羅的典範： 哥林多前書 9 章 22 節的「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展現了保羅為了福音傳揚而自願放棄特權與文化的謙卑。
• 博許的應用： 博許主張，後殖民時代的宣教必須從過去單向的「授受關係」（Paternalism），轉變為「互相聆聽與雙向學習」。西方教會不再是宣教的唯一指揮中心，而是必須以謙卑的心，向非洲的「解放/黑色神學」、亞洲的「水牛/處境神學」以及拉丁美洲的神學學習，承認神聖的聖靈在各地的文化脈絡中都有啟示與工作。

4. 運用保羅的「十架神學」：處境化的先知性批判（避免「處境決定論」）

博許並未盲目支持所有的本土化。他警告，如果一味迎合當地文化，處境化可能會淪為「文化相對主義」或「世俗化」。

• 保羅的典範： 保羅雖然尊重文化，但他傳講的「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是絆腳石，對希臘人是愚拙（哥林多前書 1 章）。福音既融入文化，同時也批判文化中的罪惡與偶像。
• 博許的應用： 博許強調，真正的處境化必須同時具備「融入」（Incarnation）與「先知性批判」（Prophetic Critique）：
• 當非西方教會發展在地神學時，不能失去聖經福音的核心（如基督的獨一性、十字架的救贖與和解）。
• 處境化不是去迎合當地的權力結構（如南非荷蘭改革宗教會曾將種族隔離「本土化/神學化」，這就是失敗且邪惡的假處境化），而是要在在地處境中成為挑戰罪惡結構的先知力量。

三、 博許對當代「普世宣教」（Mission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的洞見

透過保羅的神學，博許為後殖民時代與非西方教會的興起，劃定了一個全新的宣教圖景：

/             └─ 共同參與 Missio Dei ─

1. 宣教中心多極化： 宣教不再是「從西方到非西方」，而是「從各地到各地」（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非西方教會（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已經成為全球基督教的活力中心，甚至開始反向向世俗化與後基督教化（Post-Christian）的歐美西方發送宣教士。
2. 多樣性中的合一： 就像保羅建立的哥林多、羅馬、加拉太等各地教會形態各異，但都在基督的身體裡合一。當代全球教會不需要統一的西方神學標準，而是要在多樣化的在地處境神學中，共同豐富對「神的宣教（Missio Dei）」的理解。

總結

大衛・博許結合保羅神學對「處境化」的回應，為後殖民時代的宣教指明了一條「既不西方霸權，也不文化相對」的中道：

宣教必須深植於在地的文化與社會苦難中（處境化），因為基督道成了肉身；但宣教也必須永遠指向十字架與上帝國的正義（超越性），因為基督是一切文化與結構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