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格拉斯哥大學期間，杜嘉德就系統學習過音樂。在愛丁堡時，他還參加過一個教堂的唱詩班。在哈克利（Mr. Hakley）先生等人的指導下，他不僅掌握了正確的演唱方法，而且還學會如何組織、訓練出一支出色的教會唱詩班。
到廈門之後，杜嘉德充分發揮了他的音樂特長。早在1868-1870年間，他就在廈門用文言文先後出版了《養心詩調》（1868）、《樂法啟蒙》（1869）、《樂理頗晰》（1870），以及《西國樂法》（1870？）等音樂書冊，介紹西方樂理知識。
他在注重音樂的實用性和功能性的同時，也力求提高中國民眾的音樂素質。他儘管沒有進行過讚美詩中國化的嘗試，但在他的樂理書系列中也看不出有任何排斥中國音樂文化的意向，這在19世紀中葉來華西方傳教士中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杜嘉德還曾編寫出《漳泉神詩》，他所編的多首詩詞至今仍可見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詩》裡邊。
杜嘉德具有語言天賦，早年在格拉斯哥和愛丁堡求學期間，杜嘉德就已經熟練掌握除英語以外的希伯來語、希臘語，並粗學漢語。他父親對他提出更高要求，希望他能將各個語言之間融匯貫通。這無疑為他日後成為著名的漢語專家，奠定了堅實基礎。
杜嘉德在福建地區宣教，越來越意識到要在廈門做好福音事工，必須要精通當地語言。1855年來廈開始，杜嘉德就以抄錄約翰·盧壹牧師所編的《廈門語字彙》來學習廈門話。盧壹牧師屬美國長老教會，1844年12月到廈門宣教，1848年12月病逝於廈門。後來杜嘉德也得到羅啻牧師（Eliph Doty）的《翻譯英華廈門腔語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Amoy Dialect, 1853），施約翰牧師（又稱施亞力或約翰·施敦力）的廈門腔字典稿本，以及麥嘉湖（John MacGowan）出版的廈門話入門讀物《英華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1871年）。羅啻屬美國歸正教會，而施約翰和麥嘉湖則屬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他們皆先後在廈門宣教多年。在他們這些辭書基礎上，杜嘉德決定編纂一部更為整全、完善的廈英辭典，為以後來廈門宣教的傳教士鋪路。
為編纂這部辭典，杜嘉德廣泛收集閩南方言，每聽到一個新的詞彙，就立刻記在筆記本上，反復練習，直到能夠純熟掌握為止。廈門的基督教三大公會為了促使辭典早日完成，特派施約翰以及美國歸正會的打馬字牧師（John Nest Talmage）來協助他。最後施約翰全程參與了校對，但打馬字只參與了前段一部分工作。整本辭典幾乎全靠杜嘉德一人經過多年不斷地採訪、考據、整理和編纂而成，可說是杜嘉德的心血結晶。
1873年，這部《廈英大辭典》，（又稱《廈門音漢英大辭典》，英文名為“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chew and chew dialects”）終於由倫敦的杜魯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很難想像，剛到廈門時，僅僅“能聽懂一點點”閩南話的杜嘉德，竟然能在18年後，編纂出如此規模的閩南話字典，實非一般人所能及。《杜嘉德紀念集》（Memorials of Douglas Carstairs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t Amoy, China）中說，為了這項工作，杜嘉德投上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幾乎犧牲了所有的週末。他儘量利用每一段業餘時間，每天至少為此工作8小時以上，即便是回英國休假期間也是如此。
《廈英大辭典》是傳教士對閩南方言加以系統整理的一個成功例證，是第一部大型廈門腔白話漢英辭典。其“頭序”和緒言說明共19頁，辭典本身有612頁。全書共收錄閩南方言四萬餘言，以廈門音為標準。其特色是全書無漢字，音腔以羅馬文字注音，再用英語說明字詞發音、意義和用法。杜嘉德在序文裡說到，一者因為很多字找不出適當漢字，二者要利用假期在英國排印無法印出漢字，三者因他無法抽出時間在外埠（如上海）監印而作罷。由於杜嘉德在閩南地區宣教多年，熟悉不同地區的閩南話，因此他書中亦指出了泉州話、漳州話與廈門話的差別。此書一出版立即成為所有學習閩南語者——傳教士、商人、旅行者、船員、通譯和學生等——必備之工具書。為此，杜嘉德獲得了母校格拉斯哥大學所頒贈的法學博士學位（LL.D.），也使他躋身於當代著名的漢學家之行列。
《廈英大辭典》出版當年，臺北古亭書局隨即翻印；1899 年再版。二十年後巴克禮牧師(Rev.Thomas Barclay)在此基礎上又作《廈英大辭典補編》，於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每提起在臺灣的宣教先驅者時，一般人都知道南部是英國長老會的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北部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醫生(Dr. George L. Mackay)。但實際上，第一個聽見臺灣的呼聲並且呼籲西方教會向臺灣差派傳教士的卻是杜嘉德。
1860年9月19日，杜嘉德與英國長老會駐汕頭的馬牧師(Rev.
H. L. Mackenzie)從廈門出發，渡海到臺灣滬尾(淡水)和艋舺考察，於9月24日抵達澹水，從而成為首兩位到訪臺灣的傳教士。他們邊傳福音邊分發聖經和福音單張。
在此過程中，杜嘉德發現臺灣人大都能講閩南語，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與興奮。日後他在日記上寫道：“這巿鎮有疏疏落落的幾條長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確數多少，在短短幾天的訪問中，很難作出正確的估計。我們還訪問過附近唯一的大巿鎮艋舺。……整個地區為福建漳、廈一帶所遷來的移民，說的也是閩南話，而臺灣全島也以閩南話為普遍。……這是一個很不平常的現象——跨過海峽，這裡仍舊通行著同樣的語言。在中國大陸，相隔一百里，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召：‘到這裡來幫助我們’，直到上帝的福音在這裡發揚光大起來。”（董顯光：《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
此後，杜嘉德多次寫信給差會，要求派傳教士到臺灣。經過他的報導與呼籲，幾年之後，蘇格蘭長老會差派了馬雅各醫生到臺灣宣教。在最初幾個月裡，杜嘉德前往臺灣協助他打開局面，同時他還帶了3位華人助手陳子路、黃嘉智、吳文水同往。1964年10月，杜嘉德又與馬雅各一起坐船到打狗(高雄)，並步行到府城(台南)、埤頭(鳳山)等地考察，探尋宣教的可能性。在杜嘉德協助下度過艱難的開創期後，馬雅各隨即以台南為中心，展開醫療與佈道工作，逐漸使福音在臺灣生根、成長。
1855年3月，25歲的杜嘉德與賓威廉牧師（Rev.
William C. Burns）一道，搭乘“挑戰者號”（Challenger）輪船離開英國，前往中國。賓威廉是英國長老會派赴中國宣教的第一位傳教士，當時適逢他回英國休假期滿，再度赴華時得與杜嘉德同行，一路上杜嘉德從這位宣教前輩身上受益匪淺。他先經香港，再轉上海，最後於6月抵達廈門。原駐廈門的英國傳教士仁信牧師（Rev. James Johnson）因病剛剛于幾周前離開，所以，杜嘉德孤身一人，開始了在閩南地區的宣教生涯。
當時廈門作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已經有相當一批外國傳教士在那裡從事宣教工作。據唐·麥吉利夫雷（Donald MacGillivray）所著《基督教在華宣教一百年：1807-1907》記載：早在1842年2月，美國歸正宗教會（The Reformed [Dutch] Church in American）的雅裨理牧師（Rev. David
Abeel），首先從廣東來到廈門鼓浪嶼宣教；同年，美國聖公會（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文惠廉牧師（Rev. William Jones Boone）也來到廈門。此後，美國北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North]）的赫本博士（Dr. Hepburn,
1843年）、約翰·盧壹牧師（Revs. John Lloyd，1844年）和休·布朗（Hugh A. Brown，1845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施約翰兄弟倆（Rev. A. and J. Stronach，1844年）；英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賓威廉牧師（Rev. W. C. Burns，1847年）；美部會（A.B.C.F.M.）的史蒂芬·詹森牧師（Rev. Stephen Johnson，1847年），以及美國女公會（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的阿德蓮絲小姐（Miss
Adriance，1863年）等傳教士，先後來到廈門和鼓浪嶼，開展宣教事工。總之，當杜嘉德到達廈門時，廈門及其周邊地區，已有各個差會所設的25個傳教站，信徒總共有二、三百人之眾。
英國長老會的宣教事工在賓威廉和仁信等牧師的努力下，已經取得一些進展。1851年在廈門建起了一個小禮拜堂；到1854年時，才有兩個中國人加入教會，一個名叫陳泉，原是位算命先生；另一位名叫鐵泉，原是個士兵。
杜嘉德剛到廈門宣教時，最大的問題是語言障礙。在其1855年10月1日從廈門發出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已經參加過好幾次用華語舉行的崇拜，我現在能聽懂一點點了，雖然也只有一點點。”除了語言外，他還要努力適應在中國的社會環境，克服生活中的重重困難：愚昧、骯髒、落後的教育和醫療衛生；鴉片、小腳、迷信和偶像崇拜；對女性的壓迫和歧視，來自官府的殘酷鎮壓，以及東西方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等等。但由於他在語言方面頗有天賦，又肯下苦功學習，所以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講說廈門話。加之他年輕，肯吃苦，很快就可以獨當一面，牧養教會，教導學生，編寫書籍，每天十分忙碌。他經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佈道，有時乘著月夜趕路，動輒數十裡。不久，他把宣教工作拓展到廈門以西20英里外的白沙（今漳州龍海港尾鎮白沙村），期間經歷許多艱辛。在其1856年7月25日寫給母親的信中，他描述了一段遇險經歷：“我親愛的母親：…… 6月16日 清晨，狂風暴雨最猛烈的時候，我們的船正拋錨在白沙下游、南溪上的一個小河灣裡。我把自己蜷成一團，儘量舒服地躺在艙底。福音船被錨牢牢固定，船艙也還算安全，但是風雨卻把大量的水灌進艙內。彼時，狂風肆虐，大雨如注，我只能將我的心託付給掌管著驚濤駭浪的上帝……。”
杜嘉德的辛勤付出，終於有了收穫。1857年，一座寬敞、明亮的小禮拜堂在白沙建成，教徒遂日漸增多。但挑戰也接踵而至，用杜嘉德的話說：“上帝之手，決定用疾病、死亡和迫害，來考驗白沙本地的信徒”。從1858年10月起，一名信徒因吸食鴉片而被停職；第二個人因崇拜偶像而受到同樣的處分；而第三個人則乾脆背叛了教會。此外，至少還有9個信徒，因遭受迫害而不得不遷居外地。這些事令杜嘉德既傷心又沮喪。幸好賓威廉牧師從汕頭及時來到廈門，幫助杜嘉德渡過了難關。在其1858年12月17日寫給母親的信中，杜嘉德提及此事：“最親愛的母親：在這個諸事繁忙之年即將過去之時，再次為您祝福。十天后就是我的生日，而我明天就要出發前往漳州。我祈望能得到主的恩賜，指引我前行的步伐……。上周，我有五天時間與賓威廉先生在一起，他仍然在這兒。我不能告訴你我有多傷心，因為沒有其他人來幫助我們。”
雖然那時杜嘉德還年輕，但僅幾年時間，他的容貌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他的勤奮、能力和品德，受到傳教士同伴的交口稱讚，公認他是一位“智慧、慷慨、善良和有技巧”的人。有一位傳教士寫道：“他性格中最令人愉快的是他樂於助人，尤其是幫助年輕人的品德。他常常用祝福和鼓勵的話來激勵年輕人，並幫他們解決問題。”
1856年，杜嘉德看到安海鎮“據興、泉、永出口要津”，“欲入內地非從安海不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遂萌發了去安海宣教的想法，並從廈門親乘“福音船”前往安海佈道。據《安海教會150專刊》記載：“福音初入安海，當地士紳極力抵制。起初禁止民眾租賃房屋給牧師，繼而禁止民眾與之交往，終且揚沙擲石，甚至全鎮二十四境士紳演戲宣示公禁、阻止傳道。儘管阻力重重，杜嘉德牧師還是忍辱負重，鍥而不捨地進行傳播福音，終於在咸德境向黃姓居地租得一房舍作為講堂，後因數次被人縱火搗毀而遷租玄壇宮後蔡宅書塾。至1860年才有鄭爽(安海更夫鴉片仙)、其弟鄭垣及施洗、吳江、陳強(戲班吹手)等貧寒者蒙聖靈感化，相繼受洗，同心歸主。鄭爽後來終身事主，歷任執事、長老及傳道。當時，信徒雖然寥若晨星，但是星星之光，普照他人。福音在安海傳播，雖遭受種種攔阻，但靠著神的大能，終於在安海紮下了根，建立了泉州地區第一個堂會(繼廈門新街堂,為閩南的第二個堂會)，並以此為據點，於1866年將福音傳入泉州，後又發展到安溪、永春、南安和德化等地。”此外，杜嘉德還在漳州、龍海等地宣教，為福音在漳州地區的傳播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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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 於1830年12月27日，生於蘇格蘭倫弗魯郡的基爾巴臣（Kilbarchan，Renfrewshire）小城。父親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是當地長老教會的牧師，在社區中很有聲望；母親珍妮特·曼蒂絲（Janet Monteath）也是一位賢慧、敬虔的女性。他們共育有六子，杜嘉德最小。杜嘉德的五位兄長皆畢業于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其中一位——喬治·道格拉斯（George C. M. Douglas）成為教會的牧師，還擔任過格拉斯哥“自由教會（神）學院”（The Free Church [Divinity] College, Glasgow）院長。
1845年10月，年僅15歲的杜嘉德也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邏輯學、數學和自然哲學。在校學習期間，杜嘉德表現出他對信仰的虔誠與熱愛，成為“格拉斯哥自由教會學生佈道協會”（Glasgow of the Free Church Students’ Missionary-Society）的會員。1851年4月，杜嘉德獲得碩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杜嘉德來到蘇格蘭首府愛丁堡，進入愛丁堡大學神學院（Divi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修讀神學四年，期間他成為校辯論俱樂部成員，使其演講技能大為長進，這對他後來的宣教生涯大有幫助。1855年初，杜嘉德從神學院畢業，同年2月20日在格拉斯哥聖馬太自由教會被按立為蘇格蘭長老會牧師；隨即作為英國長老會傳教士，奉派前往中國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