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治士(1597 — 1647)

 

一、早年背景

    甘治士（George Candidius，又譯甘治士·康第丟斯），1597年出生於德國。三十年戰爭期間（1618-1648）為躲避戰禍，隨父母離開德國移民到荷蘭。

    1621年12月進入萊頓大學神學院（Leiden Missionary Seminary）就讀。

    兩年後，1623年11月，甘治士在阿姆斯特丹中會通過牧師資格考試，被封立成為牧師。後來，甘治士進入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任職，隨著船隊前往東南亞，其志向是向亞洲的異教徒傳揚基督福音。

二、臺灣宣教

    1627年5月，甘治士奉派來到荷蘭的殖民地臺灣，成為首任駐台傳教士。在十七世紀來台的歐洲人皆被稱為“紅毛番”，因此那些來台宣教的荷蘭牧師也就被稱為“紅毛牧師”。在荷蘭統治臺灣近四十年當中(1624-1662)，前後有三十多位“紅毛牧師”來台。由於水土不服，疾病難當，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病死在宣教工場上，而任期在十年以上者僅有三人，甘治士就是這三位牧師之一，而且是居於首位的。在1627-31年和1633-37年期間，干治士先居於台南附近的新港社，後居於赤崁。

    到臺灣後不久，甘治士就發現，福爾摩沙的原住民文化落後，沒有文字，也沒有宗教典籍。這讓甘治士大感振奮，認為在這裡可以有一番作為。因此他說：“這裡是福爾摩沙島，位於北緯二十二度，是我主上帝的旨意派遣我到這裡傳播基督的福音。”

    甘治士不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警告，搬入西拉雅族新港社的部落裡居住。他一邊學習當地語言，一邊開始了傳福音的事工。他以新港社為中心，向鄰近的大目降、目加溜灣、蕭壟、麻豆等部落傳福音。他所接觸到的臺灣原住民，主要是台南附近的平埔族西拉雅族人，這一族人本身有著傳統的巫靈信仰。干治士的宣教工作頗有進展，特別在他所居住的新港社成效最佳。在1631年共有50名具皈依資格的新港人受洗；有些人甚至放棄神祇偶像，斷絕與傳統信仰的關係。

    新港社人歸信基督教信仰具有較高的自主性，他們藉由聽道或接受基督教的程度來決定是否改變信仰。而新港社以外的西拉雅部族的村社，大多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武力下臣服。台南平原村社直到1636年才改變信仰。1636年後，改變信仰成為義務，各村社的差別僅在於何時完成。改變信仰是以離棄偶像和受洗為標誌的。

   為了便於宣教，甘治士以羅馬拼音創造了新港文字，在原住民部落中推廣。在學習文字的同時，干治士以聖經為教材，説明原住民認識基督教教義，使得接受基督信仰的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甚至有全村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案例。據1639年統計，新港社1,047名村民全數受洗歸信基督教信仰。後來的傳教士繼續加以沿用並發揚光大，使臺灣原住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文字，用羅馬拼音及拉丁字母書寫自己的語言。

    甘治士牧師在臺灣的宣教逐漸地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們的認同，而給予他行政上的支持。1630年12月，新港社的教堂正式落成啟用。這一年，新港社原住民集體宣誓信仰基督教。干治士日後在其《福爾摩沙簡報》裡滿懷希望且樂觀地寫道：“在全東印度沒有比此地的人更馴良、更願意接受福音的了。我更堅信在本島一定會建立起全東印度群島最先進的基督教社區。”

    可惜，甘治士的期待與願望最終並沒有實現。1661年，明朝鄭成功開始攻台導致次年二月荷軍豎旗投降，結束了荷蘭人在臺灣38年的統治。隨著荷蘭人退出臺灣，明朝政權禁止外國傳教士，基督教在臺灣的傳播完全停頓，直到1865年英國的馬雅各（James L. Maxwell）醫生來台宣教。基督教在臺灣的流傳足足中斷了長達兩百年之久。

    為了紀念首位到達並服務臺灣原住民的荷蘭傳教士干治士牧師，19世紀來台的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將臺灣最大的湖泊命名為“甘治士湖”，即現今的“日月潭”（1873年）。

三、重要著作

    甘治士自1627年5月進入臺灣西海岸的西拉雅平鋪族部落，長期和原住民朝夕相處。根據其自身直觀的經驗，他寫下了當地的見聞，並據此論證在台發展福音事工的可能性。此書即《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又譯《臺灣略記》，寫於1628年。

    該書記述了臺灣的自然景觀、當時西拉雅族的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狀態、宗教及風俗習慣、結婚離婚、房屋傢俱裝具、埋葬方式和宗教觀念等方面，可說是17世紀西拉雅族的人類學報告書。該書後來成為荷蘭殖民統治者瞭解臺灣狀況的必讀文獻。

    甘治士還編寫了《西拉雅語辭典》，把祈禱文和探題（原是一種佛教徒對教義的辯論，類似于藏密的辯經，後演變為佛教的僧職。古時把基督教教義問答或者教義問答的講師，譯為“探題”）翻譯成西拉雅語，為以後的宣教奠定了基礎。

四、甘治士的宣教與神學思想

    甘治士寫下《臺灣略記》之後，提出了他認為最適合臺灣的宣教方法。例如與原住民結婚，長時間留在臺灣服務，在道德生活上作原住民的模範等。不管這些方法是否曾經落實，但無可否認，後來臺灣教會的發展成為整個東印度地區宣教的典範。而原住民的宗教信仰也由多神信仰轉變成為拜“阿立祖（上帝的譯名）”一神崇拜。在風俗習慣上來講，荷蘭人離開之後，西拉雅墮胎的風俗也隨之消失。就文獻上來講，新港語馬太福音書、法波蘭信仰要項、臺灣版海德堡教理問答等著作，都是17世紀荷蘭傳教士的重要成果，更是建立臺灣本土神學的基石。

    甘治士因畢業于萊頓大學神學院，多多少少會受到亞米紐斯神學思想的影響（亞米紐斯於1603-09年任教與萊頓大學神學院）。所以，甘治士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並配合臺灣原住民的生活習慣，用原住民的語言，為原住民編撰了適合他們文化的教義問答。其內容大多呈現亞米紐斯主義的信念：人的自由意志被肯定，人的好行為可以使之蒙上帝的揀選。因此，人是主動的接受上帝的恩典。相信、敬畏、順服上帝的人得蒙拯救。這樣的教義對相信人死後會得獎懲的原住民產生極大的功效，使得這些原住民願意接受基督信仰，行上帝眼中看為正的事，希望得蒙上帝的救贖，對來世有盼望。

    另一方面，因為西拉雅族沒有文字，所以他們傳統的信仰觀念和慣例很難清楚地傳承下來。甘治士認為還有兩個原因使得原住民比較易接受荷蘭人的基督新教：一是原住民的信仰體系和基督新教教義有著許多相近之處；二是原住民部落中沒有頭目、階級之分，每個人都有信仰自由。相對而言，傳福音給有文字記載宗教傳統的漢人，則非容易的事。因此，甘治士發現文字對宣教的重要性，認為荷蘭人應先教導原住民讀和寫，然後再把精確的信仰觀念教給他們。如此一來，原住民的意志可以真正被影響，他們的心可以用信仰來改變。

    甘治士於1637年離開臺灣返回荷蘭。1647年4月，甘治士在荷蘭巴達維亞去世，享年5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