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是基督教發展的重要篇章。肯尼斯·斯科特·拉圖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稱19世紀為「 基督教傳教擴張的偉大世紀」。對新教改革的反思、在末世論的關注中向全世界差遣傳道人的宣教運動，以及形形色色宗派的興起，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與此伴隨的，是卓越的神學家和佈道家燦若繁星。而羅伯特·郭維德（Robert Govett）在這些神學運動的早期發展中，是名列前茅的貢獻者。他是時代論的傑出闡釋者。如果說達秘（J. N. Darby）以他出眾的領導能力，為這一神學運動的開端提供了推動力，那麼，郭維德則拓展了這一神學體系的神學深度，令這一體系照耀出光芒。
從1790年到1850年，英格蘭和全世界正在經歷重大變革，法國大革命是這一動蕩的高峰。在這一背景下，郭維德誕生並出現於神學歷史。
年少為上帝做工
1813年，郭維德生於一個英國國教會的神職家庭，是這個家庭的長子。22歲時，天賦異稟的郭維德就已從牛津大學的伍斯特（Worcester）學院畢業並被任命為牛津大學的終身研究員。他的兩個弟弟日后也同樣從牛津大學畢業並受此任命。1936年，郭維德被任命為國教會的祭司。他才華橫溢，有深厚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語言功底，這為他對原文聖經的透徹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加上他對教會歷史的深入認識，他在很年輕時，就因其對真理認識的深刻而聞名。他的穎悟從他早期的寫作中就可見一斑。
1841年，年僅28歲的郭維德，寫了一本對以賽亞書的長篇評注。而61年前的1778年，大主教羅伯特·洛思（Robert Lowth）早就出版了聲名遠播並廣受讚譽的以賽亞書評注。由此可見郭維德不懼權威的勇敢，也表明其對聖經理解的篤信並非純粹出於知識，而是基於上帝的光照和啟示。
郭維德把上帝的啟示和他對真理的認識，默默地傾注於筆端。他把千年國度置於聖經神學的背景下﹔他既能闡述早期教會神學，也通曉弟兄會神學和時代論的教義，而且熟稔羅馬教會和英國教會的教導。這些都為他奠定了基礎，使他日后能熱忱地指出所看到的謬誤。達秘以時代論的奠基者聞名，而郭維德則對國度、主的再來、聖徒的被提等真理提供了透徹清楚的說明﹔在他之前，在這些主題上，從未有人在時代論的背景下產生過如此累累碩果。
他現存著述39本，並留下了幾百冊講道手稿﹔卷軼浩繁的著述展示了其多年來對聖經文本研究的深刻透徹。他的著作邏輯嚴密，嚴絲合縫，總是准確地指出當時神學中無人注意的薄弱環節，並毫不猶豫地追求更合理的解釋。然而，他的著作並非深晦難懂，反而總以讀者為中心，筆調簡朴洗練，平易近人。作為系統神學家，郭維德是教導千年國真理的先驅，向人清楚指出在千年國來臨時，信徒將到基督的審判座前受審判——不是蒙稱許進入國度，就是受譴責被拒於國度之外。
上帝忠信的僕人
郭維德是上帝忠信的人。這種忠信，體現在他著述的風格上，他立論的基礎上，對待真理的態度和行為上，更表現在他牧養信徒的殷勤上。他的著述一個明顯的特征，是他關切讀者的感受，他希望所有閱讀的人都能清楚理解他的教義並有生命的改變。他所有的觀點，都立足於聖經，嚴格忠實於聖經文本。
研究者發現，歷史上少有像郭維德這樣獨立的學者和神學家。很難把郭維德的思想歸屬於某個特定的神學學派或教派，其神學思想幾乎不受當時神學潮流的影響。他並沒有盲目地接受當時的宗教改革后盛行的學說，在他的著述中很難找到他對過去和當代人之思想的繼承或借鑒的証據。
他有關時代論的思想與達秘密切相關，他也曾稱讚達秘，但並非因後者在當時的領袖地位，而是因其真理的純正。日后當他認定達秘對千年國度的看法有謬誤時，即刻毫不留情地指出。此外，絕大多數學者和神學家的思想都因時代或自身環境的變化而演變，但郭維德卻是少有的例外。他對於千年國的教導始終如一，從未搖擺﹔其對上帝話語的洞察力也只隨著年歲的增長越加深刻。他天賦的洞見及透亮的解經，令著名佈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讚嘆，認為其著作超前同時代人一百年，有一天必發光如金。他生活和寫作的時代充滿了對前千禧年主義的辯論，而他幾乎是一反眾議地寫到得救后信徒行為的重要性：永恆的生命僅取決於信，但在千年國的報償只能基於行為來獲得。
逼迫與爭戰
上帝忠信的僕人，面對上帝的話因人的謬誤而遭曲解時，必是永往直前的。雖千萬人反對，也不能阻擋他正直地分解上帝的話並據此而行。生性謙抑腼腆的郭維德，在真理面前，卻表現出令人驚異的勇敢無畏。
出生於國教神職世家又很年輕就擔任了國教祭司，他的面前本有一條寬闊平坦且前途輝煌的道路，但他卻因查考聖經發現英國國教給嬰兒施點水禮的傳統不符合信而受浸的真理，就義無反顧地辭職了。1844年，他辭職前寫信給大主教說，「 現在，我確信英格蘭教會為嬰兒洗禮的事奉中，有很多是不符合聖經的。我寫信告訴您，我不再一絲不苟地照祈禱書所規定的供職了。」大主教在他辭職後立即取消了他祭司的職位和在國教的任職資格。因此，他辭去的不僅是國教祭司的職任，也是牛津大學研究員的職位。因為只有具有國教祭司資格才能任職牛津大學研究員。
辭去國教祭司職位令他損失了豐厚的薪金，家人的反對也使他不能再從他們獲得供給，可謂損失甚巨。但基於從上帝領受的責任，在這重大真理的問題上，他絕不容許有絲毫妥協。在各種觀點的爭辯中，郭維德說：「如果基督教的教師們，在我們持守和教導的教義上，信服我們對基督的責任，這會令我們更為嚴肅地借著聖經檢視我們的觀點，更易於放棄那些無法証明是出於聖靈旨意的教義。」
一生奉獻為上帝
郭維德在諾維奇的薩里教堂（Surrey Chapel）度過了餘生，在那裡牧養並教導信徒47年，直到1901年辭世。早年他在聖斯特芬（Saint Stephen）教會任職祭司期間，就獲得了大批信徒的愛戴。據說在講道結束后，信徒們久久不願離去，等著要和他去下一個講道場所。以郭維德的內斂來看，可以斷定，人所以愛戴他並非是因其雄辯的口才，而是因其對真理理解透徹，講道直達人心。這種牧會的恩賜，在非宗派的薩里教堂繼續發展，令這裡的信徒增長迅速，以至需要擴建好容納更多信徒。郭維德以信徒自願奉獻的款項維生，卻在教堂擴建中，奉獻了超過90%的款項。他從未結婚，住在薩里教堂附近﹔他懷著慈愛牧養的信徒就是他的家人。
雖然著述頗豐，但他並未就此止步，而是殷勤地牧養信徒，渴望他所看見的真理能讓更多信徒受益。19世紀主日學校日漸風靡，旨在為中下階層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和信仰支持，引導他們認識上帝。郭維德所在的薩里教堂也興建了眾多主日學校，使這些孩子能從郭維德的神學真理中獲得深厚的屬靈滋養。他還和教堂的其他聖徒到偏遠的鄉村傳道並幫助當地人建立教會﹔他這種拯救世人靈魂的熱忱在他的教堂延續：民國時期來中國福州傳福音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正是奉這個教堂的差遣。
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郭維德是一個理性而思想深刻的人。嚴密的邏輯性，正是他的著述最顯著的特徵，也該是作為一個學者引以為傲的。然而，他卻說：「 愛比邏輯更好﹔上帝的稱許比從人來的聲望更好。」可見，他對真理的堅守，並非出於要在辯駁中爭勝，而是因為他在隱秘中所享受上帝的愛與稱許，令世人的認同黯然失色。郭維德的傳記作者大衛·斯普（David Seip）先生說，如果19世紀神學歷史中少了郭維德，就缺了很大一部分內容。而我們看到他的一生，如何見証耶穌的謙卑、忍耐，為了真理，把萬事看作虧損，並絕對奉獻給上帝，不得不說，如果教會歷史中少了郭維德，同樣是極大的損失！付出代價以得著國度的獎賞，不僅是他所傳的道，也是他所行的道。
結語
郭維德的一生，呈現出鮮明的矛盾：他的才華橫溢和為人的隱微，他的勇敢堅毅與他的謙抑腼腆。他不願顯揚，但他的著作還是在英國和美國世代相傳，借著大衛·潘湯（D. M. Panton）等人繼續把對國度獎賞的信仰和熱情傳承給許多二十世紀的基督徒，包括著名的華人聖經教師倪柝聲。因著上帝的憐憫，在這末后的日子，他的國度真理再次引起廣泛關注。
「 眾人涌進主的國度，十架少人負。」得救的信徒，把向上帝索取恩典和祝福視為當然。有多少人如同郭維德那樣，明確意識到我們對主的責任？恩典是白白的，稱義是白白的。我們為基督的寶血所買，不該承擔責任讓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嗎？我們是上帝的子民，不該尋求聖潔讓世人看見就把榮耀歸給上帝嗎？願我們從上帝借著他忠信的僕人郭維德得著激勵：
「讓我們用暫時的事物換取永遠的事物吧！這是信心的交易，主必在祂來的日子以喜樂賞報我們。但我們若以國度換取不定又無法滿足人的感官事物，當我們在主人面前得賞報時，必將徒然痛苦傷悲。」(郭維德《進國度之路》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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