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甘為霖的宣教思想放在十九世紀長老宗宣教的脈絡中來看，他對「福音與文化」的關係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甘為霖不是把福音理解成單純把西方文化搬到臺灣；但他也沒有形成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本色化」神學。更準確地說，他相信福音必須進入本地語言、教育與社會生活中才能真正成為教會的生命，但他仍以十九世紀基督教文明的眼光判斷臺灣文化，因此他的宣教同時具有「文化翻譯」與「文化改造」兩個面向。
這個張力其實是理解甘為霖最重要的入口。
一、首先要避免一個誤解：甘為霖不是「反文化」的宣教士
如果我們把「福音」與「文化」想成：
福音＝基督教
文化＝臺灣傳統
宣教＝用基督教消滅臺灣文化
那麼我們很容易把甘為霖理解得過度簡單。
他的實際工作恰恰顯示，他非常重視語言、文字、歷史、教育與地方社會。
例如，他不只是講道而已，而是深入研究臺灣語言，並整理十七世紀荷蘭宣教士留下的西拉雅語基督教文獻。1888年，他出版《新港腔馬太福音》，把荷蘭文、西拉雅語與英文並列。(台語信望愛)
更重要的是，他把這些十七世紀的材料重新帶回十九世紀臺灣教會的記憶中。
所以，他的宣教不是：「把英國文化帶來臺灣。」
而比較像：「讓基督教的信息能夠在臺灣自己的語言、文字與社會空間中存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二、他的第一個原則：福音不能停留在「外國人的語言」
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
甘為霖抵臺後，很快就把學習本地語言視為宣教工作的基本條件。十九世紀的一篇宣教報導特別描述他刻意避免依賴會講英語的人，而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甚至透過與牧童交往來學習口語。(傳教士評論檔案館)
這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宣教神學：
福音若要成為「他們的福音」，就必須用「他們的語言」來聽見。
這其實具有非常深的道成肉身意義。
基督教不是一套只能用某種文明語言表達的宗教。
保羅在五旬節敘事中所呈現的方向也是：
上帝的作為，要讓不同語言的人「各人聽見」。
因此，甘為霖的語言工作雖然還沒有發展成二十世紀「處境化神學」的理論，但他的實踐已經呈現出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福音必須穿越文化，而不是停留在宣教士自己的文化裡。
三、但是第二個原則同樣重要：他並不認為「文化本身」就是福音
這裡就是甘為霖的限制。
我們不能用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尊重」觀念，把甘為霖重新塑造成一位現代處境化神學家。
他的作品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描述，仍然帶有十九世紀傳教士非常典型的「文明／野蠻」、「基督教／異教」二元框架。
現代研究也特別指出，《Sketches from Formosa》等甘為霖的宣教書寫，雖然包含相當豐富的民族誌觀察，但同時把原住民描寫為需要福音與「文明」救贖的族群。(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
所以我們可以畫一條很重要的線：
甘為霖所接受的不是：「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所以福音只需要尊重文化。」
而比較接近：「福音必須進入本地文化，但本地文化也必須接受福音的審判與改造。」
這比較接近十九世紀改革宗宣教的思路。
四、因此，他的「文化觀」其實有三層
我會把甘為霖的宣教神學整理成三層：
① 語言：文化是福音的「媒介」
語言不是敵人。
他願意學臺灣語言、研究西拉雅語、整理荷蘭時代的基督教文本。
所以：文化可以成為福音的器皿。
這是他的強項。
② 宗教：文化也是福音的「批判對象」
但是當他看到民間宗教、偶像崇拜或某些社會習俗時，他並不認為：「這就是臺灣文化，所以我們必須全部尊重。」
相反地，他會按照他所理解的聖經真理來判斷。
所以：文化不是福音的主人。
在他的神學裡，基督才是主人。
③ 教會：文化最後要產生「本地教會」
這可能是甘為霖最值得我們重新發現的地方。
他的宣教目標並不只是：「臺灣人接受一個外國宗教。」
而是要形成真正能夠在臺灣生活的基督徒群體。
因此語言、教育、傳道人訓練、教會組織，都非常重要。
這一點與改革宗傳統非常吻合：宣教的終點不是「個人決志」，而是形成能夠聽道、領聖餐、受教、服事、治理自己的教會共同體。
換句話說：福音不是把臺灣人變成英國人，而是使臺灣人能夠成為基督的教會。
只是，甘為霖自己仍然沒有完全跳脫十九世紀「基督教文明＝較高文明」的思想框架。
五、這也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如此重視「歷史」
這一點非常有意思。
一般人可能會問：甘為霖不是傳教士嗎？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研究荷蘭時代？
因為對他而言，歷史本身也是宣教神學的一部分。
他的《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並不是單純的歷史書，而是把十七世紀荷蘭宣教史料重新編輯、翻譯、保存，讓十九世紀教會看見：「福音以前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痕跡。」
這很重要。
他出版的書包含十七世紀宣教資料、主禱文、教理問答、語言材料等；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藏1889年版本也清楚顯示，這本書把甘為霖自己的宣教經驗與早期荷蘭宣教史料放在一起。(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系統)
所以他的歷史神學可以理解為：臺灣不是一塊「完全沒有基督教歷史」的土地。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神學觀點。
他不是把自己看成「第一個帶上帝來臺灣的人」。
他把自己放進一條更長的宣教歷史裡。
六、因此，「福音與文化」不是一條單向道路
我認為這是我們今天重新讀甘為霖時，最值得發展的地方。
可以畫成這樣：福音 → 進入文化
但是甘為霖實際上也做了：文化 → 幫助我們重新理解福音如何被傳遞
例如：
西拉雅語
↓
翻譯馬太福音
↓
重新發現荷蘭時期基督教文獻
↓
重新理解臺灣早期教會歷史
↓
影響十九世紀臺灣教會對自身身份的理解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西方 → 臺灣」。
而是：福音進入臺灣之後，臺灣的語言與歷史也開始重新塑造基督教在臺灣的表達方式。
這一點非常接近後來所謂的「處境化」或「本土神學」，雖然我們不能說甘為霖自己已經使用這套二十世紀的神學概念。
七、但是他的「文化轉化」仍有一個危險
這也是我們今天不能只歌頌甘為霖的原因。
他的宣教工作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矛盾：他非常努力地理解臺灣文化，但他理解臺灣文化的最終目的，往往仍是為了改變臺灣文化。
這是十九世紀宣教民族誌很典型的問題。
現代研究指出，甘為霖的民族誌觀察確實相當深入；但他的描述並非完全中立，而受到當時帝國、進化論式文明觀以及基督教宣教框架影響。(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說：「甘為霖尊重臺灣文化。」
比較準確的是：他願意非常深入地認識臺灣文化，但他的神學預設仍然是：文化必須被福音重新塑造。
這兩件事必須同時講。
八、如果放在改革宗神學裡看，就更清楚了
《基督教要義》強調，加爾文的核心不是把基督教等同於某一種文化，而是：上帝的話語是教會與信仰的根基，而人的語言、教育與思想必須服事上帝的真理。
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甘為霖。
在改革宗框架裡：文化 ≠ 福音
但也：文化 ≠ 福音的敵人
比較接近：文化是人生活的場域，而福音在其中作上帝的審判、更新與重新創造。
因此，甘為霖的語言工作、教育工作、歷史研究，其實都可以被理解成「福音進入公共生活」。
九、但這裡要加入一個「後殖民」的修正
如果只從加爾文主義來讀甘為霖，我們很容易得出：「他就是把福音帶進臺灣文化。」
但如果加入後殖民／宣教史角度，我們會再問：「誰有權力定義什麼是福音？誰有權力定義什麼是文化？誰決定什麼需要被改變？」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
因為甘為霖不是在權力真空中宣教。
他是十九世紀英國長老會宣教師；而十九世紀又正是帝國主義擴張的時代。
所以「福音」與「西方文明」在他的時代經常糾纏在一起。
我們不能因此就說：甘為霖的福音只是帝國主義。
那會過度簡化。
但我們也不能說：甘為霖的福音與十九世紀西方文明完全無關。
同樣是不成立的。
比較成熟的歷史神學應該說：甘為霖努力讓福音進入臺灣文化；但他自己所攜帶的「福音理解」，也已經被十九世紀蘇格蘭改革宗、維多利亞時代文明觀、帝國處境與宣教思想塑造。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福音 vs. 文化而是哪一個文化正在解釋福音？
十、這使甘為霖成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過渡人物」
如果我要給他一個神學定位，我會這樣說：甘為霖是一位「前本色化、但已經具有文化翻譯意識」的宣教士。
他還不是我們今天講的「本土神學家」。
可是他已經做了幾件後來本土神學非常重要的事情：
學習本地語言
↓
進入本地文化
↓
翻譯聖經
↓
保存本地基督教歷史
↓
培育本地教會
↓
讓福音在本地社會中形成新的共同體
所以，他其實站在：「基督教文明輸入」與「福音本土化」兩個時代之間。
十一、如果用今天的神學語言重新整理
我會把甘為霖的「福音—文化」關係濃縮成四句：
① 福音不是文化
福音不能等同英國文化、蘇格蘭文化或西方文明。
② 福音必須進入文化
沒有語言、教育、生活與社會共同體，福音就不能真正成為人的信仰。
③ 福音也要批判文化
文化不是絕對的；偶像、暴力、壓迫、迷信等都必須接受福音的審判。
④ 但宣教士自己的文化也必須接受福音的審判
這是甘為霖本人沒有完全做到、但我們今天讀他時必須補上的第四步。
這也是我認為最有神學力量的一點。
十二、所以，真正值得問的問題其實不是「甘為霖尊不尊重文化？」
而是：「甘為霖是否容許臺灣文化反過來改變他對福音的理解？」這是更尖銳的問題。
他的語言工作、歷史研究和地方宣教顯示，他確實讓臺灣的語言與歷史進入他的宣教世界。
但是，他對原住民族宗教與文化的判斷，又顯示他的思想仍然受到十九世紀「基督教文明」框架限制。(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
因此，給甘為霖一個既肯定又批判的神學評價：他的貢獻不是「把西方文化帶來臺灣」，而是努力讓福音取得臺灣語言、臺灣歷史與臺灣教會的形式；但他的限制則是，他仍常常把自己的十九世紀西方文明觀誤認為福音本身。
這個張力，正是甘為霖宣教神學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而且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跟Yoder 的「耶穌與權力」、**Charles Taylor 的「世俗時代」以及加爾文《基督教要義》**放在一起對讀：不是簡單問「甘為霖是不是殖民主義者」，而是問：當福音穿越文化時，宣教士究竟把什麼帶來了？又究竟留下了什麼？而臺灣又反過來改變了什麼？
這會比單純的「甘為霖傳記」深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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