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放在一起看，我認為最好的結論不是「一個重教育、一個重醫療」，而是：
兩人共享十九世紀長老教會的改革宗宣教框架，但因差會背景、地理環境、個人性格與宣教對象不同，發展出兩種相當不同的宣教模式：馬偕較具有「建立本地教會與宣教網絡」的動員型特色；甘為霖則較具有「語言、教導、文化研究與歷史保存」的知識型特色。
兩人幾乎同時進入臺灣：馬偕屬加拿大長老教會，甘為霖屬英國長老教會；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也特別指出，兩人留下的史料呈現很不同的面貌——馬偕比較像人類學者，甘為霖則比較像歷史學者。
一、兩人的共同點：同一個改革宗宣教大框架
1. 都把福音理解為「進入人的實際生命」
兩人都不是把宣教理解成單純的「講道—決志—受洗」。
馬偕把醫療、教育、傳道、培育本地傳道人結合起來；甘為霖也同樣參與醫療與教育工作，並且非常重視語言、教理、傳道人訓練與教會建立。學術研究比較兩個宣教區時也指出，醫療事工並不是北部馬偕獨有，南部英國長老教會同樣把醫療作為接觸社會與傳福音的方式。(MDPI)
所以兩人的共同神學底色可以概括為：福音要改變整個人，而不是只有人的「宗教觀念」。這與改革宗對基督主權的整全理解相當接近。
2. 都認為必須學習臺灣人的語言
這是兩人非常重要的共同點。
馬偕深入學習臺灣閩南語，並透過本地語言進行傳道；甘為霖也把臺語研究推到非常深入的程度，最後編纂《廈門音新字典》。
十九世紀宣教的基本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如果福音只能用宣教師自己的語言說，福音就很難真正成為本地教會的信仰。
因此兩人都走向語言學習。
這也是研究馬偕宣教的重要學術觀察：語言學習是其進入臺灣社會、傳播基督教的重要第一步。(MDPI)
3. 都重視本地傳道人
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馬偕非常強調本地人的傳道能力。他認為本地傳道人更了解當地語言、文化與社會網絡，因此能夠進入外國宣教師無法深入的地方。研究顯示，他甚至要求後來來臺的加拿大宣教師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本地基督徒的領導。(MDPI)
甘為霖所屬的南部長老教會也同樣重視傳道人訓練、教理與本地教會的培育。
因此兩人的共同方向不是：「西方宣教師永遠領導臺灣教會。」
而是至少在理想層面上：外國宣教師的使命，是培養一個能夠自己傳福音的本地教會。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宗教會論。
二、最大的差異：馬偕「建立教會」，甘為霖「建立語言與記憶」
這可能是兩人最有意思的區別。
|
面向 |
馬偕 |
甘為霖 |
|
主要區域 |
北臺灣 |
南臺灣及其他地區 |
|
差會 |
加拿大長老教會 |
英國長老教會 |
|
宣教風格 |
動員、巡迴、建立據點 |
教導、語言、研究、培育 |
|
特色 |
傳道＋醫療＋教育 |
傳道＋語言＋教理＋歷史 |
|
語言工作 |
學臺語、使用本地語言傳道 |
深入臺語研究、編字典 |
|
教育 |
牛津學堂、女子教育、神學／傳道人訓練 |
傳道人教育、盲人教育、教理教育 |
|
醫療 |
非常突出，後來形成馬偕醫療傳統 |
有醫療事工，但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遺產 |
|
歷史工作 |
記錄當代臺灣社會與宣教經驗 |
大量整理荷蘭時期基督教史料 |
|
文化觀察 |
強烈的田野性、生活性 |
強烈的語言學與歷史性 |
|
宣教遺產 |
北臺灣教會網絡 |
語言、史料、教育與南部教會傳統 |
中央研究院所做的比較非常值得注意：馬偕的書寫大量呈現十九世紀北臺灣的人文、自然、信仰、醫療與動植物；甘為霖則憑藉荷蘭文能力整理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的史料。
換句話說：馬偕比較像「進入臺灣社會的人」；甘為霖比較像「保存臺灣基督教記憶的人」。
三、馬偕的宣教：高度「關係性」與「網絡性」
馬偕非常特別的一點，是他不只是到一個地方建立一間教會，而是形成一個相當有活力的宣教網絡。
他的工作包括：
- 巡迴傳道
- 建立教會據點
- 醫療
- 訓練本地傳道人
- 培養女性傳道者
- 牛津學堂
- 女學
- 後來的馬偕醫院傳統
加拿大長老教會的檔案也特別強調他學習本地語言、進入臺灣文化、建立學校與醫療事工。(加拿大長老會檔案館)
研究馬偕的學者因此常注意到他的「本地教會」理想：他不是單純希望臺灣人依附外國宣教師，而希望形成一個能夠自我延續的教會。
這可以稱為：「建立本地教會的宣教神學」。
四、甘為霖的宣教：更強調「教導、文字與歷史」
甘為霖則有另一種特色。
如果馬偕問：「我要怎樣讓更多臺灣人聽見福音？」
甘為霖似乎更常問：「我要怎樣讓福音真正進入臺灣人的語言、思想與教會生命？」
因此他的工作自然走向：語言 → 字典 → 白話字 → 教理 → 教育 → 傳道人 → 歷史研究。
這就是為什麼甘為霖留下的文化遺產特別「文字化」。
他的宣教不是只留下「我建立了多少教會」，而是留下：
- 字典
- 語言資料
- 荷蘭時代史料
- 教會歷史
- 宣教報告
- 原住民族語言資料
因此他的宣教成果有一個很強的知識生產性。
五、兩人對「文化」的態度也有相似與差異
兩人都不是完全拒絕臺灣文化。
相反地，他們都非常努力地學習臺灣。
但是，他們學習文化的目的仍然是在宣教框架之內。
這一點非常重要。
研究馬偕的論文指出，馬偕一方面努力學習臺灣語言、深入地方社會，另一方面也對祖先牌位、民間宗教等採取非常強烈的基督教批判。(MDPI)
而甘為霖也是如此。
所以不能把兩人說成今日意義上的「文化多元主義者」。
比較準確的描述是：他們相信宣教士必須進入文化，但相信福音有權判斷文化。
這是一種典型的十九世紀改革宗宣教張力。
六、兩人的「文化理解」其實都具有雙重性
這裡就進入比較深的問題。
近年的研究提醒我們：馬偕與甘為霖的民族誌／宣教書寫雖然保存了大量臺灣社會資料，但並不是完全中性的「客觀觀察」。
有研究專門比較兩人的宣教書寫，指出他們在描述臺灣人與原住民族時，同時具有細緻的觀察與十九世紀「文明／野蠻」分類的語言。(臺灣學術期刊平台)
因此：他們是文化的觀察者
但同時也是：文化的詮釋者與分類者。
這意味著我們今天不能單純接受他們的描述作為「臺灣人本來就是如此」。
必須問：
誰在描述誰？
用誰的語言描述？
什麼被稱為「文明」？
什麼被稱為「異教」？
宣教士的福音觀與十九世紀帝國／文明觀念在哪裡交疊？
這也是今天重新閱讀馬偕與甘為霖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之一。
七、如果從改革宗神學來比較
我會這樣區分：
馬偕：基督主權 → 教會建立 → 社會實踐
他的改革宗宣教特色比較容易從：
基督作主 → 建立教會 → 培養本地領袖 → 教育與醫療服務看出來。
他的宣教具有很強的教會論與使徒性動員。
甘為霖：聖道 → 教導 → 語言 → 文化翻譯 → 教會
甘為霖則比較可以從：
聖經／聖道 → 語言 → 教理 → 教育 → 本地教會來理解。
所以他的特色比較偏向：改革宗的「聖道中心」與「教導傳統」。
這並不是說馬偕不重教導，也不是說甘為霖不重傳道；而是兩人的重心不同。
八、兩人的「成功」定義也值得比較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做神學研究的問題。
馬偕留下的歷史形象，很容易以：教會數量、信徒、傳道人、學校、醫院來衡量。
研究馬偕的文章指出，在約三十年的宣教生涯中，他建立大量教會據點並有相當數量的受洗者，因此他的宣教「成功」非常容易被量化。(MDPI)
甘為霖則比較不同。
他的「成功」未必容易用數字表示。
例如：
一部字典留下來了。
一種語言被記錄下來了。
一批教會史料被保存下來了。
臺灣早期基督教的記憶被重新發現了。
這些都是比較慢、比較隱性的宣教成果。
所以我會說：馬偕的宣教成果比較具有「可見的教會擴張性」；甘為霖的成果則比較具有「深層的文化與知識基礎性」。
九、但是不要把兩人過度二分
這點非常重要。
不能變成：
馬偕＝傳道
甘為霖＝學者
因為這是不準確的。
馬偕同樣非常重視語言、教育、本地傳道人與文化觀察；而甘為霖同樣是真正的宣教師、傳道人，也參與醫療與教育。
比較好的方法是說：兩人共享同一個改革宗宣教世界，但把不同的恩賜與宣教環境發展成不同的事工模式。
而且兩人並不是彼此隔絕的兩個系統，而是同一時代臺灣長老教會宣教運動的一部分。
十、如果把兩人放進「福音—文化—帝國」三角形
我會畫成這樣：
福音
│
┌───┴───┐
│ │
馬偕 甘為霖
│ │
建立教會／醫療 語言／教理／歷史
│ │
└───┬───┘
│
臺灣社會
│
┌────┴────┐
│ │
文化 帝國
│ │
└───┬─────┘
│
宣教士的張力
兩人真正共同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一個非西方社會宣講一個自認為具有普世性的福音？
而這又產生第二個問題：當宣教士宣講福音時，他帶來的究竟是「福音」，還是同時帶來了十九世紀西方的文化、文明觀與權力結構？
這個問題不能只對甘為霖問，也必須對馬偕問。
最後的比較
我會用下面這一句作為研究上的總結：馬偕與甘為霖都是改革宗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都相信福音必須進入臺灣人的語言、社會與生命，也都重視本地教會與本地傳道人；但馬偕的宣教較突出「建立關係、拓展教會、醫療教育與本地領袖培育」，甘為霖則較突出「語言翻譯、教理教導、教育、歷史研究與文化記憶」。前者較像是在建立一個活的宣教網絡，後者則在建立一套能讓福音在臺灣被理解、記錄與傳承的文化基礎。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