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嘉德之編纂《廈英大辭典》

  

    杜嘉德具有語言天賦，早年在格拉斯哥和愛丁堡求學期間，杜嘉德就已經熟練掌握除英語以外的希伯來語、希臘語，並粗學漢語。他父親對他提出更高要求，希望他能將各個語言之間融匯貫通。這無疑為他日後成為著名的漢語專家，奠定了堅實基礎。

    杜嘉德在福建地區宣教，越來越意識到要在廈門做好福音事工，必須要精通當地語言。1855年來廈開始，杜嘉德就以抄錄約翰·盧壹牧師所編的《廈門語字彙》來學習廈門話。盧壹牧師屬美國長老教會，1844年12月到廈門宣教，1848年12月病逝於廈門。後來杜嘉德也得到羅啻牧師（Eliph Doty）的《翻譯英華廈門腔語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Amoy Dialect, 1853），施約翰牧師（又稱施亞力或約翰·施敦力）的廈門腔字典稿本，以及麥嘉湖（John MacGowan）出版的廈門話入門讀物《英華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1871年）。羅啻屬美國歸正教會，而施約翰和麥嘉湖則屬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他們皆先後在廈門宣教多年。在他們這些辭書基礎上，杜嘉德決定編纂一部更為整全、完善的廈英辭典，為以後來廈門宣教的傳教士鋪路。

    為編纂這部辭典，杜嘉德廣泛收集閩南方言，每聽到一個新的詞彙，就立刻記在筆記本上，反復練習，直到能夠純熟掌握為止。廈門的基督教三大公會為了促使辭典早日完成，特派施約翰以及美國歸正會的打馬字牧師（John Nest Talmage）來協助他。最後施約翰全程參與了校對，但打馬字只參與了前段一部分工作。整本辭典幾乎全靠杜嘉德一人經過多年不斷地採訪、考據、整理和編纂而成，可說是杜嘉德的心血結晶。

    1873年，這部《廈英大辭典》，（又稱《廈門音漢英大辭典》，英文名為“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chew and chew dialects”）終於由倫敦的杜魯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很難想像，剛到廈門時，僅僅“能聽懂一點點”閩南話的杜嘉德，竟然能在18年後，編纂出如此規模的閩南話字典，實非一般人所能及。《杜嘉德紀念集》（Memorials of Douglas Carstairs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t Amoy, China）中說，為了這項工作，杜嘉德投上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幾乎犧牲了所有的週末。他儘量利用每一段業餘時間，每天至少為此工作8小時以上，即便是回英國休假期間也是如此。

    《廈英大辭典》是傳教士對閩南方言加以系統整理的一個成功例證，是第一部大型廈門腔白話漢英辭典。其“頭序”和緒言說明共19頁，辭典本身有612頁。全書共收錄閩南方言四萬餘言，以廈門音為標準。其特色是全書無漢字，音腔以羅馬文字注音，再用英語說明字詞發音、意義和用法。杜嘉德在序文裡說到，一者因為很多字找不出適當漢字，二者要利用假期在英國排印無法印出漢字，三者因他無法抽出時間在外埠（如上海）監印而作罷。由於杜嘉德在閩南地區宣教多年，熟悉不同地區的閩南話，因此他書中亦指出了泉州話、漳州話與廈門話的差別。此書一出版立即成為所有學習閩南語者——傳教士、商人、旅行者、船員、通譯和學生等——必備之工具書。為此，杜嘉德獲得了母校格拉斯哥大學所頒贈的法學博士學位（LL.D.），也使他躋身於當代著名的漢學家之行列。

    《廈英大辭典》出版當年，臺北古亭書局隨即翻印；1899 年再版。二十年後巴克禮牧師(Rev.Thomas Barclay)在此基礎上又作《廈英大辭典補編》，於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杜嘉德之臺灣宣教事業

     每提起在臺灣的宣教先驅者時，一般人都知道南部是英國長老會的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北部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醫生(Dr. George L. Mackay)。但實際上，第一個聽見臺灣的呼聲並且呼籲西方教會向臺灣差派傳教士的卻是杜嘉德。

    1860年9月19日，杜嘉德與英國長老會駐汕頭的馬牧師(Rev. H. L. Mackenzie)從廈門出發，渡海到臺灣滬尾(淡水)和艋舺考察，於9月24日抵達澹水，從而成為首兩位到訪臺灣的傳教士。他們邊傳福音邊分發聖經和福音單張。

    在此過程中，杜嘉德發現臺灣人大都能講閩南語，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與興奮。日後他在日記上寫道：“這巿鎮有疏疏落落的幾條長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確數多少，在短短幾天的訪問中，很難作出正確的估計。我們還訪問過附近唯一的大巿鎮艋舺。……整個地區為福建漳、廈一帶所遷來的移民，說的也是閩南話，而臺灣全島也以閩南話為普遍。……這是一個很不平常的現象——跨過海峽，這裡仍舊通行著同樣的語言。在中國大陸，相隔一百里，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召：‘到這裡來幫助我們’，直到上帝的福音在這裡發揚光大起來。”（董顯光：《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

    此後，杜嘉德多次寫信給差會，要求派傳教士到臺灣。經過他的報導與呼籲，幾年之後，蘇格蘭長老會差派了馬雅各醫生到臺灣宣教。在最初幾個月裡，杜嘉德前往臺灣協助他打開局面，同時他還帶了3位華人助手陳子路、黃嘉智、吳文水同往。1964年10月，杜嘉德又與馬雅各一起坐船到打狗(高雄)，並步行到府城(台南)、埤頭(鳳山)等地考察，探尋宣教的可能性。在杜嘉德協助下度過艱難的開創期後，馬雅各隨即以台南為中心，展開醫療與佈道工作，逐漸使福音在臺灣生根、成長。

 

 

杜嘉德之福建宣教

  

    1855年3月，25歲的杜嘉德與賓威廉牧師（Rev. William C. Burns）一道，搭乘“挑戰者號”（Challenger）輪船離開英國，前往中國。賓威廉是英國長老會派赴中國宣教的第一位傳教士，當時適逢他回英國休假期滿，再度赴華時得與杜嘉德同行，一路上杜嘉德從這位宣教前輩身上受益匪淺。他先經香港，再轉上海，最後於6月抵達廈門。原駐廈門的英國傳教士仁信牧師（Rev. James Johnson）因病剛剛于幾周前離開，所以，杜嘉德孤身一人，開始了在閩南地區的宣教生涯。

    當時廈門作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已經有相當一批外國傳教士在那裡從事宣教工作。據唐·麥吉利夫雷（Donald MacGillivray）所著《基督教在華宣教一百年：1807-1907》記載：早在1842年2月，美國歸正宗教會（The Reformed [Dutch] Church in American）的雅裨理牧師（Rev. David Abeel），首先從廣東來到廈門鼓浪嶼宣教；同年，美國聖公會（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文惠廉牧師（Rev. William Jones Boone）也來到廈門。此後，美國北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North]）的赫本博士（Dr. Hepburn, 1843年）、約翰·盧壹牧師（Revs. John Lloyd，1844年）和休·布朗（Hugh A. Brown，1845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施約翰兄弟倆（Rev. A. and J. Stronach，1844年）；英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賓威廉牧師（Rev. W. C. Burns，1847年）；美部會（A.B.C.F.M.）的史蒂芬·詹森牧師（Rev. Stephen Johnson，1847年），以及美國女公會（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的阿德蓮絲小姐（Miss Adriance，1863年）等傳教士，先後來到廈門和鼓浪嶼，開展宣教事工。總之，當杜嘉德到達廈門時，廈門及其周邊地區，已有各個差會所設的25個傳教站，信徒總共有二、三百人之眾。

    英國長老會的宣教事工在賓威廉和仁信等牧師的努力下，已經取得一些進展。1851年在廈門建起了一個小禮拜堂；到1854年時，才有兩個中國人加入教會，一個名叫陳泉，原是位算命先生；另一位名叫鐵泉，原是個士兵。

    杜嘉德剛到廈門宣教時，最大的問題是語言障礙。在其1855年10月1日從廈門發出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已經參加過好幾次用華語舉行的崇拜，我現在能聽懂一點點了，雖然也只有一點點。”除了語言外，他還要努力適應在中國的社會環境，克服生活中的重重困難：愚昧、骯髒、落後的教育和醫療衛生；鴉片、小腳、迷信和偶像崇拜；對女性的壓迫和歧視，來自官府的殘酷鎮壓，以及東西方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等等。但由於他在語言方面頗有天賦，又肯下苦功學習，所以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講說廈門話。加之他年輕，肯吃苦，很快就可以獨當一面，牧養教會，教導學生，編寫書籍，每天十分忙碌。他經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佈道，有時乘著月夜趕路，動輒數十裡。不久，他把宣教工作拓展到廈門以西20英里外的白沙（今漳州龍海港尾鎮白沙村），期間經歷許多艱辛。在其1856年7月25日寫給母親的信中，他描述了一段遇險經歷：“我親愛的母親：…… 6月16日 清晨，狂風暴雨最猛烈的時候，我們的船正拋錨在白沙下游、南溪上的一個小河灣裡。我把自己蜷成一團，儘量舒服地躺在艙底。福音船被錨牢牢固定，船艙也還算安全，但是風雨卻把大量的水灌進艙內。彼時，狂風肆虐，大雨如注，我只能將我的心託付給掌管著驚濤駭浪的上帝……。”

    杜嘉德的辛勤付出，終於有了收穫。1857年，一座寬敞、明亮的小禮拜堂在白沙建成，教徒遂日漸增多。但挑戰也接踵而至，用杜嘉德的話說：“上帝之手，決定用疾病、死亡和迫害，來考驗白沙本地的信徒”。從1858年10月起，一名信徒因吸食鴉片而被停職；第二個人因崇拜偶像而受到同樣的處分；而第三個人則乾脆背叛了教會。此外，至少還有9個信徒，因遭受迫害而不得不遷居外地。這些事令杜嘉德既傷心又沮喪。幸好賓威廉牧師從汕頭及時來到廈門，幫助杜嘉德渡過了難關。在其1858年12月17日寫給母親的信中，杜嘉德提及此事：“最親愛的母親：在這個諸事繁忙之年即將過去之時，再次為您祝福。十天后就是我的生日，而我明天就要出發前往漳州。我祈望能得到主的恩賜，指引我前行的步伐……。上周，我有五天時間與賓威廉先生在一起，他仍然在這兒。我不能告訴你我有多傷心，因為沒有其他人來幫助我們。”

    雖然那時杜嘉德還年輕，但僅幾年時間，他的容貌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他的勤奮、能力和品德，受到傳教士同伴的交口稱讚，公認他是一位“智慧、慷慨、善良和有技巧”的人。有一位傳教士寫道：“他性格中最令人愉快的是他樂於助人，尤其是幫助年輕人的品德。他常常用祝福和鼓勵的話來激勵年輕人，並幫他們解決問題。”

    1856年，杜嘉德看到安海鎮“據興、泉、永出口要津”，“欲入內地非從安海不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遂萌發了去安海宣教的想法，並從廈門親乘“福音船”前往安海佈道。據《安海教會150專刊》記載：“福音初入安海，當地士紳極力抵制。起初禁止民眾租賃房屋給牧師，繼而禁止民眾與之交往，終且揚沙擲石，甚至全鎮二十四境士紳演戲宣示公禁、阻止傳道。儘管阻力重重，杜嘉德牧師還是忍辱負重，鍥而不捨地進行傳播福音，終於在咸德境向黃姓居地租得一房舍作為講堂，後因數次被人縱火搗毀而遷租玄壇宮後蔡宅書塾。至1860年才有鄭爽(安海更夫鴉片仙)、其弟鄭垣及施洗、吳江、陳強(戲班吹手)等貧寒者蒙聖靈感化，相繼受洗，同心歸主。鄭爽後來終身事主，歷任執事、長老及傳道。當時，信徒雖然寥若晨星，但是星星之光，普照他人。福音在安海傳播，雖遭受種種攔阻，但靠著神的大能，終於在安海紮下了根，建立了泉州地區第一個堂會(繼廈門新街堂,為閩南的第二個堂會)，並以此為據點，於1866年將福音傳入泉州，後又發展到安溪、永春、南安和德化等地。”此外，杜嘉德還在漳州、龍海等地宣教，為福音在漳州地區的傳播打下了基礎。

杜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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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嘉德之早年生涯   ,  杜嘉德之福建宣教  ,   杜嘉德之臺灣宣教事業    ,

      杜嘉德之編纂《廈英大辭典》    ,  杜嘉德之基督教音樂方面的貢獻  ,

           杜嘉德之參與擬定福音策略     ,  杜嘉德之逝世   ,

杜嘉德之早年生涯

     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 於1830年12月27日，生於蘇格蘭倫弗魯郡的基爾巴臣（Kilbarchan，Renfrewshire）小城。父親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是當地長老教會的牧師，在社區中很有聲望；母親珍妮特·曼蒂絲（Janet Monteath）也是一位賢慧、敬虔的女性。他們共育有六子，杜嘉德最小。杜嘉德的五位兄長皆畢業于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其中一位——喬治·道格拉斯（George C. M. Douglas）成為教會的牧師，還擔任過格拉斯哥“自由教會（神）學院”（The Free Church [Divinity] College, Glasgow）院長。

    1845年10月，年僅15歲的杜嘉德也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邏輯學、數學和自然哲學。在校學習期間，杜嘉德表現出他對信仰的虔誠與熱愛，成為“格拉斯哥自由教會學生佈道協會”（Glasgow of the Free Church Students’ Missionary-Society）的會員。1851年4月，杜嘉德獲得碩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杜嘉德來到蘇格蘭首府愛丁堡，進入愛丁堡大學神學院（Divi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修讀神學四年，期間他成為校辯論俱樂部成員，使其演講技能大為長進，這對他後來的宣教生涯大有幫助。1855年初，杜嘉德從神學院畢業，同年2月20日在格拉斯哥聖馬太自由教會被按立為蘇格蘭長老會牧師；隨即作為英國長老會傳教士，奉派前往中國宣教。

甘治士

   甘治士(1597 — 1647)  ,     

   康牧師的宣教觀  ,

  內外紛擾中的康牧師 ,

甘治士(1597 — 1647)

 

一、早年背景

    甘治士（George Candidius，又譯甘治士·康第丟斯），1597年出生於德國。三十年戰爭期間（1618-1648）為躲避戰禍，隨父母離開德國移民到荷蘭。

    1621年12月進入萊頓大學神學院（Leiden Missionary Seminary）就讀。

    兩年後，1623年11月，甘治士在阿姆斯特丹中會通過牧師資格考試，被封立成為牧師。後來，甘治士進入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任職，隨著船隊前往東南亞，其志向是向亞洲的異教徒傳揚基督福音。

二、臺灣宣教

    1627年5月，甘治士奉派來到荷蘭的殖民地臺灣，成為首任駐台傳教士。在十七世紀來台的歐洲人皆被稱為“紅毛番”，因此那些來台宣教的荷蘭牧師也就被稱為“紅毛牧師”。在荷蘭統治臺灣近四十年當中(1624-1662)，前後有三十多位“紅毛牧師”來台。由於水土不服，疾病難當，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病死在宣教工場上，而任期在十年以上者僅有三人，甘治士就是這三位牧師之一，而且是居於首位的。在1627-31年和1633-37年期間，干治士先居於台南附近的新港社，後居於赤崁。

    到臺灣後不久，甘治士就發現，福爾摩沙的原住民文化落後，沒有文字，也沒有宗教典籍。這讓甘治士大感振奮，認為在這裡可以有一番作為。因此他說：“這裡是福爾摩沙島，位於北緯二十二度，是我主上帝的旨意派遣我到這裡傳播基督的福音。”

    甘治士不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警告，搬入西拉雅族新港社的部落裡居住。他一邊學習當地語言，一邊開始了傳福音的事工。他以新港社為中心，向鄰近的大目降、目加溜灣、蕭壟、麻豆等部落傳福音。他所接觸到的臺灣原住民，主要是台南附近的平埔族西拉雅族人，這一族人本身有著傳統的巫靈信仰。干治士的宣教工作頗有進展，特別在他所居住的新港社成效最佳。在1631年共有50名具皈依資格的新港人受洗；有些人甚至放棄神祇偶像，斷絕與傳統信仰的關係。

    新港社人歸信基督教信仰具有較高的自主性，他們藉由聽道或接受基督教的程度來決定是否改變信仰。而新港社以外的西拉雅部族的村社，大多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武力下臣服。台南平原村社直到1636年才改變信仰。1636年後，改變信仰成為義務，各村社的差別僅在於何時完成。改變信仰是以離棄偶像和受洗為標誌的。

   為了便於宣教，甘治士以羅馬拼音創造了新港文字，在原住民部落中推廣。在學習文字的同時，干治士以聖經為教材，説明原住民認識基督教教義，使得接受基督信仰的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甚至有全村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案例。據1639年統計，新港社1,047名村民全數受洗歸信基督教信仰。後來的傳教士繼續加以沿用並發揚光大，使臺灣原住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文字，用羅馬拼音及拉丁字母書寫自己的語言。

    甘治士牧師在臺灣的宣教逐漸地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們的認同，而給予他行政上的支持。1630年12月，新港社的教堂正式落成啟用。這一年，新港社原住民集體宣誓信仰基督教。干治士日後在其《福爾摩沙簡報》裡滿懷希望且樂觀地寫道：“在全東印度沒有比此地的人更馴良、更願意接受福音的了。我更堅信在本島一定會建立起全東印度群島最先進的基督教社區。”

    可惜，甘治士的期待與願望最終並沒有實現。1661年，明朝鄭成功開始攻台導致次年二月荷軍豎旗投降，結束了荷蘭人在臺灣38年的統治。隨著荷蘭人退出臺灣，明朝政權禁止外國傳教士，基督教在臺灣的傳播完全停頓，直到1865年英國的馬雅各（James L. Maxwell）醫生來台宣教。基督教在臺灣的流傳足足中斷了長達兩百年之久。

    為了紀念首位到達並服務臺灣原住民的荷蘭傳教士干治士牧師，19世紀來台的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將臺灣最大的湖泊命名為“甘治士湖”，即現今的“日月潭”（1873年）。

三、重要著作

    甘治士自1627年5月進入臺灣西海岸的西拉雅平鋪族部落，長期和原住民朝夕相處。根據其自身直觀的經驗，他寫下了當地的見聞，並據此論證在台發展福音事工的可能性。此書即《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又譯《臺灣略記》，寫於1628年。

    該書記述了臺灣的自然景觀、當時西拉雅族的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狀態、宗教及風俗習慣、結婚離婚、房屋傢俱裝具、埋葬方式和宗教觀念等方面，可說是17世紀西拉雅族的人類學報告書。該書後來成為荷蘭殖民統治者瞭解臺灣狀況的必讀文獻。

    甘治士還編寫了《西拉雅語辭典》，把祈禱文和探題（原是一種佛教徒對教義的辯論，類似于藏密的辯經，後演變為佛教的僧職。古時把基督教教義問答或者教義問答的講師，譯為“探題”）翻譯成西拉雅語，為以後的宣教奠定了基礎。

四、甘治士的宣教與神學思想

    甘治士寫下《臺灣略記》之後，提出了他認為最適合臺灣的宣教方法。例如與原住民結婚，長時間留在臺灣服務，在道德生活上作原住民的模範等。不管這些方法是否曾經落實，但無可否認，後來臺灣教會的發展成為整個東印度地區宣教的典範。而原住民的宗教信仰也由多神信仰轉變成為拜“阿立祖（上帝的譯名）”一神崇拜。在風俗習慣上來講，荷蘭人離開之後，西拉雅墮胎的風俗也隨之消失。就文獻上來講，新港語馬太福音書、法波蘭信仰要項、臺灣版海德堡教理問答等著作，都是17世紀荷蘭傳教士的重要成果，更是建立臺灣本土神學的基石。

    甘治士因畢業于萊頓大學神學院，多多少少會受到亞米紐斯神學思想的影響（亞米紐斯於1603-09年任教與萊頓大學神學院）。所以，甘治士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並配合臺灣原住民的生活習慣，用原住民的語言，為原住民編撰了適合他們文化的教義問答。其內容大多呈現亞米紐斯主義的信念：人的自由意志被肯定，人的好行為可以使之蒙上帝的揀選。因此，人是主動的接受上帝的恩典。相信、敬畏、順服上帝的人得蒙拯救。這樣的教義對相信人死後會得獎懲的原住民產生極大的功效，使得這些原住民願意接受基督信仰，行上帝眼中看為正的事，希望得蒙上帝的救贖，對來世有盼望。

    另一方面，因為西拉雅族沒有文字，所以他們傳統的信仰觀念和慣例很難清楚地傳承下來。甘治士認為還有兩個原因使得原住民比較易接受荷蘭人的基督新教：一是原住民的信仰體系和基督新教教義有著許多相近之處；二是原住民部落中沒有頭目、階級之分，每個人都有信仰自由。相對而言，傳福音給有文字記載宗教傳統的漢人，則非容易的事。因此，甘治士發現文字對宣教的重要性，認為荷蘭人應先教導原住民讀和寫，然後再把精確的信仰觀念教給他們。如此一來，原住民的意志可以真正被影響，他們的心可以用信仰來改變。

    甘治士於1637年離開臺灣返回荷蘭。1647年4月，甘治士在荷蘭巴達維亞去世，享年5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