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史與人物誌

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

特土良(主後150-225年)是一位長老，也是北非學派的一位教師。早年，他受斯多亞主義的薰陶，後來受愛任紐著作的影響。他認為傳統為教會的權威。他指出使徒的教會承受了使徒的教導，並指那繼承使徒的監督持有可靠之傳統。(奇怪的是，他本人因為傳統教會的死氣沉沉，到晚年時竟加入了孟他努派)。有些歷史學家曾說特土良為一個法學家，因此在他的著作裏引用了許多法律上的見解和詞彙。

特土良大部份的著作都以拉丁文撰寫。他有特別的個性，有時使用誇大的言語指責異端，有時也用忿怒的話指責教會的積習。他也是一個很講理的人。他對哲學不感興趣，但是在他的著作裏，他勇敢地宣揚教會的的真理。例如他說：「信條愈不合理，就更有機會讓信心發展其原有的力量。」

他的神學思想，建立於信條的權威和信心的張力之間。然而，他又堅持基督教真理必須合乎基督教的理性。

特土良反對俄利根與革利免的理性式做神學的方法。他認為哲學為是導致錯誤神學的思考方法。他認為信仰之標準是按照使徒的教導，並強調信徒必須有聖潔的生活。他稱柏拉圖為一個異端者。

他說：「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什麼關係呢？基督徒與異教徒又有什麼共通之處呢？」

他又說：「我們的教義來自所羅門的廊下，所羅門曾吩咐我們須要用單純的心尋找耶和華。凡教導柏拉圖、斯多亞、辯證法的基督教的人，都應負起其壞的結果。」

特土良雖然對哲學不感興趣，但卻脫離不了哲學的思想。在他著作中也有些哲學思想。這些著作顯示出他曾受早年所研究的斯多亞主義之影響。他認為凡是存在的都是有形體的，甚至連上帝的靈與人都有形體。他大部份的神學思想都建基在這種原則上。換句話說，凡屬靈的事都是有形有體的。實體論為他的基礎原則。

他認為從創造的秩序上可以看到上帝理性之運行。他愛好研究自然，要從自然界追尋創造主。他也認為靈魂的存在可以証明上帝之存在。他後來應用實體論反對諾斯底派。

特士良不像愛任紐那樣，寫出有系統的神學。他贊同愛任紐的一些神學思想，例如：

(1)救贖是藉著神人基督而來。

(2)強調道成肉身的重要性。

(3)新舊約聖經為真理的根源，也承認信仰之標準。

愛任紐和特土良兩者都教導說，三位一體是為了啟示的目的而有的。特土良說，聖子在三位一體當中是一個個別的位格。特土良也有些把聖子置於次等的位置。

特土良也有自己提出許多正統的神學思想：

(1)特土良最先使用「三位一體」(trinitas)這個名詞，並與俄利根一同使用本質(being)與位格(personality)等名詞，藉以描述三位一體中三個位格的關係。後來才由亞他拿修為三位一體觀念作更多的解釋。

(2)特土良為要抵抗馬吉安派的幻影說和諾斯底派，便使用「基督之兩性」這個名詞，並描述兩性之間的關係。以後，這些名詞就列入迦克敦信經及亞他拿修信經之內。例如：「各性含有其個別的屬性」，「不混雜，神性與人性是結合的。」為了反對幻影說，特土良強調基督是真正的人，具有一個理性的魂與靈。基督在其人的位格中真實體地受苦。不過，由於人性與神性聯合的緣故，特土良就說「上帝受苦」，「上帝真正被釘十字架」。特土良對西方基督論之影響，如同俄利根對東方基督論的影響一樣大。

(3)關於罪與恩典。特土良強調意志之自由。他說，甚至人在墮落之後，也能作善惡的選擇。基督之死為人類救恩的根基。他完全承認基督之死的重要性。他說，恩典是改變人心的一種創造原則。不過，他對恩典之描寫卻不符合奧古斯丁的體系。另外，特土良從義務之角度去評論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他喜歡將人比喻為上帝的負債者，因此人需要滿足上帝。特土良說：「人得罪了上帝，但卻有一種和好的方法。那就是人能使上帝滿足，而上帝也喜歡接受那種滿足。」

(4)藉著洗禮，除去罪感與刑罰：人藉著悔改而受洗，可賺得救恩。特土良認為，洗禮能賜予人成聖恩典之力量。成聖的能力是歸於水本身。藉著水，獲得聖靈。為要符合實體論，他認為聖靈是有形體的。若有人在洗禮後犯罪，還可以加以補償。補償的方法就是悔改。悔改須包括深切的憂傷，以認罪表示謙卑，號哭和禁食等。因此，人能贖自己的罪過，能滿足上帝，能為自己賺得赦罪。人藉著自我刑罰，便能脫離那永遠的刑罰。人付給上帝最有價值的滿足就是殉道。洗禮與悔改被認為持有拯救的元素。

(5)上帝的誡命。特土良認為我們應該提心吊膽地持守上帝的誡命。他說：「人是藉著信稱義。」但他又說：「藉著信的意思，就是認識基督為救主，並要履行上帝的誡命。」羅馬天主教後來繼續發展這思想，並提出功德神學。特土良更提出禁戒嫁娶的思想。

早期教會的神學家

早期教會時期(主後325-787年)是處於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大公會議之間的時期。這時期的神學思想特點如下：

(1)已經解決了三位一體論，基督論及救世論等問題。

(2)完成監督階級制度之組織。

(3)西方與東方教會大公主義型態得以定型。

這時期的學派有三個：

1. 安提阿學派：代表人物有摩普綏提阿的提阿多若(死於主後429年)﹑提阿多熱托(死於主後457年)﹑敍利亞之以法蓮(死於主後387年)﹑約翰屈梭多模 (John Chrysostom，主後347-407年)，及涅斯多流(主後432年被放逐)。

2. 新亞歷山太學派：代表人物有亞他拿修(Athanasius，主後300-373年)，該撒利亞之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主後379年)，拿先斯之貴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主後390年)，尼撤的貴格利(Gregory of Nisus，主後394年)，亞歷山太之希利羅(主後444年)，優提克斯(主後448年被免職)。

3. 西方學派：這學派代表人物有安波羅修(Ambrose，主後340-397年)，耶柔米(Jerome，主後343-420年)，大利歐(Leo the Great，主後461年)，和奧古斯丁(Augustine，主後354-430年)。

這些教父都是在基督論的爭執中的主要神學家。其中有幾位(指摩普綏提阿的提阿多若﹑涅斯多流﹑亞他拿修﹑希利羅﹑大利歐﹑兩位貴格利，及巴西流等)對迦克敦信經之形成，曾提出了積極的貢獻。

奧古斯丁與伯拉糾

伯拉糾(Pelagius，死於主後418年)為一位英國修道士，才識高深，著有許多書籍。熱心支持伯拉糾的有加略士提斯和猶利安尼。猶利安尼為伯拉糾最有力的支持者。

伯拉糾的教訓有以下重點：

(1)高舉人的自由意志。他認為人靠著正確地運用其自由意志力，能在善惡之間作選擇。認為上帝既然將律法賜給人，人就必定有能力實行律法。在人裏面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強迫人犯罪，因為人性本善。藉著這樣的看法，他也承認在異教徒中，有許多人行善，甚至有可能過著無罪的生活。

(2)沒有原罪。伯拉糾認為在人的自由意志中，有選擇是非的能力，所以罪不是一種人性狀態，也不是一種意志的傾向。這看法使伯拉糾派不接受原罪的教義，或不接受父母將罪性遺傳到子女身上的看法。他們說，人的身體只是與亞當有連帶關係，而不是靈魂。他們說，亞當的墮落，不會影響他的子孫，並且人的性慾和罪是不相干的。他們說，身體之死不是犯罪的結果，乃是人性的自然現象。既然人沒有因遺傳而來的原罪，那麼小孩子就不需要因赦罪的緣故而受洗了。

(3)罪的普遍性。罪的普遍性是由人的慾望而引起，人本身雖然無罪，但是卻容易受試探而犯罪。伯拉糾說，人易受惡的引誘，當人看到別人犯罪時，自己也想犯罪。

(4)恩典是上帝對人的影響力。伯拉糾認為恩典是上帝在人裏面所運行的影響力。恩典幫助人的理性，使人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人能運用其能力，作適當的選擇和行動。恩典是為了協助人作適當的選擇。

奧古斯丁及他的教導：

(1)奧古斯丁認為人在自然情況下，是不能和上帝的恩典合作的。悔改的信心要完全依賴上帝的恩典。他認為人不能改變自己的意志。有改變也是一種恩賜。他也相信信心是上帝的恩賜。

(2)原始的人是公義的，其意志和上帝的旨意可互相協調。原始人的意志也和自己作協調。意志管理肉體之衝動。不過，人有自由意志。人若濫用其自由意志時，人就會變成一種不能不使自己犯罪的狀態。

(3)人之墮落。亞當墮落並犯罪。驕傲為犯罪之動機。亞當要成為自己的主宰，所以拒絕順服上帝。這種墮落不僅是一種個人單獨的舉動，而且也是亞當的意志力變成邪惡、並離棄上帝而歸向自己的舉動。墮落使亞當成為一個有犯罪意志的罪人，並使亞當的靈魂失去上帝的幫助。墮落後亞當的心智變為屬肉體的，轉向低賤及易受改變的。

(4)墮落的後果。亞當的罪就是全人類的罪。奧古斯丁引用羅馬書五章十二節說明這一點。他說，我們人類都在亞當的裏面。按人的行為看，第一次的罪，雖然不是眾人的行為，不過亞當代表了人類，亞當的行為實在是人類共同的行為。雖然嬰孩沒有犯過罪，但他們還是被圈在這種罪(亞當所犯的罪)的情況之下。因此，唯有藉著洗禮，嬰孩才能有救恩。原罪從父母傳到子女的身上。以上就是奧古斯丁對原罪的看法。

(5)人之恢復。人必須藉著恩典而恢復原狀。這恩典是絕對必要的。恩典藉著洗禮而開始。洗禮為第一舉動，藉此，上帝和那需要恩典的人建立關係。洗禮除掉人原罪的罪感。藉著信心領受恩典、並行出那律法所要求而人卻辦不到的事，就是克服慾望之事。恩典的效用，為一種創造的舉動。恩典使人更新，並除掉那由墮落而來的屬靈無知。

伯拉糾說，自然人改變為有理智的屬靈人，是一件心理學上的過程。奧古斯丁認為這是錯誤的看法。奧古斯丁卻說，那種改變乃是藉著上帝超然的能力對人之意志施以影響的結果。奧古斯丁稱這種過程為稱義。奧古斯丁說，稱義就是當人的罪得赦，並開始有新生命，那人這時實際上就是義人。

奧古斯丁的預定論

根據奧古斯丁，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並且是預定的。奧古斯丁討論完罪和恩典的教義後，便進一步討論預定論。主後412年，在伯拉糾爭論之前，奧古斯丁便提出罪和恩典的教義。

奧古斯丁說：「為何凡蒙召的人，都完全順服恩典呢？」

奧古斯丁以預定論去解答這問題。奧古斯丁說，從恒古以來，有些人被預定得救，但另有些人被預定受審判。這兩類的人數都是預先註定的，不變的，並且沒有任何人能從這邊轉移到那邊。對那被預定得救者，上帝就賜給他們有一種堅忍到底的恩典(perseverance grace)，作為預定得救的特別能力。這群人雖有可能會失錯、跌倒，但他們卻不會持久(繼續不斷地)那樣作，因為上帝要賜給他們那不可抗拒的恩典。

不被預定得救者，剛好相反。他們也許是基督徒、或被蒙召的、或被稱義的、或藉著洗禮重生的、或並已有更新的，但他們還是不能得救，因為他們沒有被揀選(elect)。

另外，有人問：「為何上帝揀選某些人而遺棄另一些人遭受滅亡呢？」

對於這個問題，奧古斯丁的解答是：「上帝要那樣作，就那樣作。」

因被造者只有謙卑屈服創造主的旨意，以外並無選揀。

2014年10月6日星期一

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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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得力助手

路德一開始就獲得許多的幫手輔助，其中最得力的一位是墨蘭頓（Me1anchthon）。西元1518年，他年有廿一歲，便擔任威登堡大學希臘文教授。改教運動一開始，他便參與；當路德在瓦特堡時，墨蘭頓出版了一本書，是第一本將路德神學思想加以系統化的書。他是當代最有學識的人，被譽為「德國的教誨師」。這位「沉默的改教者」（The Quiet Reformer），對後來的「路德主義」（Lutheranism）具有緩和的作用。

另一位路德的好友及助理是施巴拉丁（Spa1atin），他是撒克遜選侯的私人秘書。令人詫異的是，腓勒德力給與路德許多友誼及高度的關懷，但他們倆人卻始終未見過面、全靠施巴拉丁扮演他們之間的中人。

西元1525年六月十三日，路德又獲得一位最獨特的助手。因為在那天，路德與凱瑟琳（Catherine Von Bora）結婚。她本是一位修女，而路德原為一名修士。有三百年之久，根據羅馬教會的條例，神父是不許結婚的。在一個人當修士或修女之前，必須先發誓永不結婚，這就是所謂的「聖品人員獨身制」（celibacy of the c1ergy）。當路德結婚後，許多祭司、修士、修女都照他的榜樣而行，成為改教運動中，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另一步。

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

美國之清教徒

清教徒在美國歷史上有過一段特殊的經歷，先是好評，過幾十年即被厭棄，又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又再從歷史上被偶然發現，且得到更高的肯定與讚賞，故值得我們去瞭解，從歷史汲取經驗或教訓。

清教徒始於英國，十六世紀時，各英王在接近或疏遠於羅馬天主教或更正教上面搖擺不定。對聖經有認識、願意按照聖經的真理行事為人的信徒，要求改革，清除羅馬天主教的控制與影響，故有Puritans(清教徒)之稱。

清教徒要求除去天主教的影響，按新約聖經的辦法來安排教會神職人員，秩序與敬拜。

1603年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 1603 -1625)登基，請願者要求教會依新約規定行事，不該由教皇管理；他們本以為新皇詹姆士一世會比伊利莎伯女皇更加寬大，得以稍為改進。沒想到英皇宣佈：所有反對的人都該順從英國的主教，否則，將被清除出境，或接受更重的處罰，即死刑。

這些秘密聚集在倫敦北面諾丁漢(Nottingham)的請願信徒，看到難以在英國實現清除教皇的影響，既要保守信仰，又要過敬虔的安全生活，只好於1607年逃亡到荷蘭的雷登(Leiden)。這些人都受過良好教育，如其中有劍橋大學的畢業生，而荷蘭卻沒有甚麼適合的工作，兒童長大了成為“荷蘭人”，而不是“英國人”，長遠考慮，荷蘭不是合適的地方，雖然可以安全過更正教的敬拜方式，也不是可久留之處。剛好這時英國殖民者在美洲新大陸登陸成功的消息，給他們新的盼望，於是他們訂下雄心勃勃的計劃，又得到倫敦維珍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的土地許可，以及一些商人的贊助，只需證明不是異端，而且日後會回報投資者就可成行。

這一群有102人，團結一致，互相立約，也共同在上帝前立約，終於1620年9月6日從英國的普利茅斯 (Plymouth)，乘搭“五月花”(Mayflower)號帆船出發，經歷兩個多月海上的顛簸，於同年11月11日到達麻薩諸塞的鱈魚岬(Cape Cod)。

由於船上的人並非全是清教徒的信仰，所以在1620年11月11日大家訂下合約，在上帝面前宣誓，團結成為一民間政治團體，不為個人利益，只為這個未來的殖民地的利益。

已經是十一月了，天寒地凍，又經過兩個多月海上漂泊，由於維他命C缺乏引起的壞血病，及其他病症，在冬天的兩個月裏，奪去了近一半人的生命，剩下的人只有六，七個是健康的，他們日夜勞苦工作，搬木柴，做飯，給他們燒火取暖、餵病人、鋪床、更換衣服、洗衣服，以及其他令人作嘔髒臭的活，卻一點怨言也沒有。後來得到印地安人的幫助，學會種植與釣魚維生，才令這群人生存下去。

這群移民有的受過高水準的教育：如劍橋大學出身的教師，牧師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 c. 1575 -1625)學問淵博，胸襟寬宏，俠義心腸；長老威廉‧布魯斯特(William Brewster)也是出身於劍橋；另一位只受過初等教育，但靠自學成功的威廉‧布瑞德福(William Bradford,1590 - 1657)，他自學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及其他語言文字。到達新大陸後，更顯出他為人處事的領導才能，機警，有衝勁，富理想。不久就被選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總督，大都被連選連任至去世為止。他也是位歷史學家，寫下的十七世紀普利茅斯移民的歷史，成為清教徒的古典著作。

另一方面，在英國本土的清教徒以“麻薩諸塞灣公司”(Massachussetts Bay Company)的名義向政府取得特許狀，可以前往新大陸。不久之後，1629年英皇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 1625 - 1649) 解散了試圖限制其獨裁權力的議會，更令留在英國的清教徒對英國國教(聖公會)完全失去改革的信心，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不宜再等待，由一位律師約翰‧溫索洛普(John Winthrop, 1588 - 1676) 帶了七百人，乘帆船遠渡重洋，接著又有三百人前來。在1630年底前，又來了一千人，他們來到麻薩諸塞的撒冷(Salem)。這樣，麻薩諸塞灣的人口突然增加到九千人之多，各行各業人材濟濟，不再缺乏勞動力，有技術工人，也有農民，這就是歷史上稱為“大移民”(the Gteat Migration)的大摡情況。

美國早期清教徒之信仰生活

約翰‧溫索洛普在橫渡大西洋的船上，講了一篇“基督徒愛心的模型”(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的道，他指出在海上要小心避開海難，在陸地上也要避免災難，唯一的辦法就是遵照先知彌迦的教導：“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6：8)

“因此，我們要團結工作如一人；如果我們這樣做了，耶和華上帝就是我們的上帝，也喜歡與我們同在。”

溫索洛普認為清教徒的冒險行動，是要見證一個國家如何可得興盛與蒙福的途徑，上帝會使我們成為讚美與榮耀。今後人們談到移民將要說：“是上帝讓他們像新英格蘭那樣。”總之，我們要記得：我們的城是建在山頂上，所有的人都在注視著我們。

清教徒認為政府的重要責任是：注意居民的行為與信仰，有無破壞與上帝訂的約，有無得罪上帝。居民應該從聖經瞭解上帝的旨意，忠實遵行上帝的旨意。

傳道人應該解釋並執行上帝的旨意，每個城鎮都有聚會的房子，便於共同敬拜讚美遵行上帝的旨意。

信徒應該研讀聖經，檢查自己的心，好走在正道上，整體聖徒的團契交通是教會完整的保證。

各會堂自負責任，包括聘請或辭去傳道人，對會友的要求等等，沒有主教或公會來管理，因此，清教徒後來採用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s)的名稱。

清教徒認為禮拜天不是用來遊樂或運動的日子，乃是用來敬拜上帝與默想的時候。他們不理其他的聖日或節日，甚至聖誕節也不守的，認為這是與教皇有關的。守聖餐時不跪拜，因為拜了那些物件，就表示基督的身體就在那物件上，且可以在座位上享用聖餐。沒有牧師聽懺悔的事，也不把結婚當成一種聖禮。

主張敬拜應該簡單，才表明真實。在人與上帝之間不應該有教士或主教。不設甚麼祭壇，因為基督的犧牲，已不必再重複進行獻祭了。

聚會時沒有詩班，不用多聲部的詩，不用風琴。聚會禱告達一小時，講道二小時，聚會座位有規定，最好的座位留給傳道人及其家屬，最差的座位給黑人或印地安人，男女分座，婦女在家庭的勞動受到尊重，要求單身男女要在家庭裡住，禮拜天不參加崇拜，是褻瀆上帝，要受處分。

在新英格蘭的教友派信徒(Quakers)及浸信會會友要繳交較高的稅，否則便被驅走。清教徒看不起羅德島容納各宗派，對居民無信仰要求的做法。公共利益先於個人利益，規定得利的限度。

聚會處所沒有彫像、圖畫，也沒有彩色玻璃，以免分心，不能集中於上帝與聖言上面。不設禱告的書本來教導你何時禱告，禱告甚麼，如何禱告。卻允許在家中用掛畫作佈置。

認為救贖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努力賺來的，不是功勞，純是上帝賜給被揀選的人。這種“預定”的教義常被誤會為愚鈍的宿命論(fatalism)，實際上是他們對上帝絕對主權的信賴。

新英格蘭居民的識字程度是相當高的，因為清教徒相信聖經，要求人民讀聖經，做母親的在家中教小孩讀書寫字。不久就有了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s)讓男童上學，也有比較不正規的學校教導女孩。

清教徒中不少來自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的畢業生，來了六年，就籌辦了仿效劍橋的宗教學院，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除了訓練傳道人的課程外，還有其他古典的學科，如文藝復興的語言，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自然與道德哲學等。哈佛所在地也稱為劍橋 (Cambridge)，以記念英國的清教徒，並憧憬美好的未來。

清教徒追求的自由不是抽象的宗教自由，乃是特定信仰的自由。他們並不打算建立一個兼容並蓄各樣信仰的殖民地。

他們要的是“新英格蘭的道路”(The New England Way)，言行一致，純潔不被污染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單進行教育，有時還進行清除，逼迫驅逐，甚至施行絞刑。

不過他們倒容許不少歐洲民間的迷信行為：如依星圖行事、占卜、異象，私下的迷信行為，期望農作物增產或人丁興旺。

清教徒聚會的講道是講解經文，然後綜合，指出如何用於自己的生活。用的字句也盡量通俗，不追求詞藻的華麗，而要求把真理分解清楚，讓普通人也能明白，正如大人彎下腰來好讓小孩爬上去，摘樹上的果子一般。

清教徒所在之處，人民敬虔，安居樂業，沒有失業，社會安寧。有人在當時觀察了七年之久，連一個乞丐也沒有見過，比起英國或其他各國，貧民、盜賊眾多，實有天淵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