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波士頓出生於伯里克郡鄧斯，是七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 他的父母從九歲到十三歲將波士頓送到鄧斯的文法學校，在那裡他喜歡閱讀聖經，並開始學習拉丁語和新約希臘語。
托馬斯的父親約翰·波士頓是一名製桶匠，也是一名嚴格的長老會教徒。 他因拒絕遵守斯圖亞特國王對蘇格蘭教會強加的崇拜和政府改革而被監禁了一段時間。 托馬斯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去監獄探望他的父親。1687 年《寬容法案》允許不合規的長老會在私人住宅舉行禮拜活動後，約翰·波士頓開始與家人前往惠特索姆聆聽埃比尼澤和拉爾夫·厄斯金的父親亨利·厄斯金的講道。托馬斯·波士頓十一歲時，在聆聽厄斯金關於約翰福音 1:29 和馬太福音 3:7 的信息時，靈性被喚醒。
厄斯金的事工繼續影響著波士頓家族。 無論天氣如何，托馬斯·波士頓每個安息日都會步行四五英里來獲取靈魂的食物。 他後來寫道：“在冬天，有時我只能獨自前行，沒有馬可以帶我穿過黑爵士水，我清楚地記得在寒冷的天氣裡涉水的情景。但這樣的事情在當時很容易，因為道的好處，道帶來了力量”
托馬斯·波士頓 (Thomas Boston) 1676 年出生於伯里克郡鄧斯 (Duns)，相對默默無聞，1732 年逝世於蘇格蘭邊境的埃特里克 (Ettrick) 小教區。但他56 年的一生，其中45 年是在有意識的基督徒門徒訓練中度過的，這使他的屬靈原則更加可信：基督徒服務的地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提供的服務質量。
波士頓畢業於愛丁堡大學藝術系，在校外完成學業之前，他只在神學院學習了一段時間。他憑藉嚴格的紀律、靠簡陋的圖書館維持的私人學習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喬治·莫里森寫道，作為一名希伯來學者，他“受到世界上最優秀的希伯來學者的平等歡迎”；作為一名神學家，約拿單·愛德華茲寫道，他是“一位真正偉大的神學者”。但波士頓作為一位充滿愛心、忠誠、嚴格自律的基督教牧師，以及一位深深致力於上帝恩典的牧師，才被人們銘記。
他離開辛普林（1699-1707 年在那裡服務）的第一個職責，在埃特里克定居，開始了25 年的事工，領受聖餐的人數從60 人增加到777 人。波士頓不斷地為他的會眾承擔重擔。他背負著福音真理的重擔，克服了天生的膽怯。
然而，波士頓作為一名傳道人的影響力最為廣泛。從這個事奉中誕生了《人性的四重狀態》和其他具有持久價值的作品。波士頓的回憶錄記錄了他一生的歡樂和悲傷、負擔和勝利。
復原教各派雖然有過份強調理性的趨勢，但仍把聖經放在理性之上。現代主義則將頭腦放在聖經之上。也就是說，把理性放在信心之上。這種態度乃導因於現代科學與哲學精神。
現代主義者都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他們不信神跡，所以不接受童貞女懷孕及基督的神性。他們不信聖經，也不信聖經無誤；他們認為聖經不是上帝的啟示，乃是人的記錄，而且不是全人類的記錄，乃是古代猶太人的宗教觀念與經歷的記錄。
現代主義遠遠地脫離起初的復原教主義，與歷史的基督教一刀兩斷。現代主義思想已經或多或少滲透進復原教大部份教派中。
亨利八世於西元1547年去世，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即位；愛德華年僅九歲，便由舅父索美塞得公爵（Duke of Somerset）攝政。
亨利在位期間，贊成改教運動的情緒在英國普遍滋長。索美塞得攝政與他的新政府都傾向改教運動。因此，在愛德華短暫的在位時期，英國改教運動有相當大的進展。雖然在教會行政制度上沒有大多改變，但在教義與崇拜儀式上有不少變革。
西元1547年，國會通過准許信徒在聖餐時，不但可以領受餅，也可以領受杯。第二年年初，宣佈所有圖像都需從教堂中挪走。再過一年，又宣佈聖職人員不必守獨身，祭司以及聖品人員結婚視為合法。
西元1549年，國會通過「教會統一條例」，這項條例規定，教會崇拜必須依照「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進行。這本公禱書，也稱為「愛德華六世初版公禱書」（First Prayer Book of Edward VI）。根據此書，聖公會在崇拜中以英文代替拉丁文；直到今天，英國教會原則上仍沿用這本公禱書。
「愛德華六世初版公禱書」沒有滿足任何人：保持天主教信仰的信徒不滿意這些改變；贊成改教運動的人，則認為改得不夠。西元1552年，國會又通過一項新的「教會統一條例」，把公禱書加以修訂，幾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儀式。不再為死人祈禱；用聖餐桌取代祭壇；聖餐時以普通麵包取代聖餐薄餅；驅鬼術與抹油禮都被拒絕；對於聖餐的看法則根據慈運理的看法，相信餅和杯只是基督身體和血的表徵。
教義方面也有改善，坎特布裏大主教克藍麥起草了一份新的信經，有六位神學家幫他（其中一位是諾克斯），總算完成最後格式，而被全英國教會採用。這信經稱為「四十二信條」，一般而言，這份「四十二信條」比公禱書更代表復原教精神。
國王成為教會元首後，教會其他行政制度還是保持教皇為首時的方式，因此，英國教會（也稱安立甘教會Anglican Church）仍維持由主教治理的形態，而以國王為最高元首。從此以後，英國教會（安立甘教會）又稱為聖公會（Episcopal Chufch）。
過不久，亨利又在教義方面、崇拜儀式及某些信仰實踐上增加一些改革。修道院被關閉，聖徒遺物不再看為神聖，也不再展覽。在英國，有許多小修道院，也有幾間大修道院。這些修道院擁有許多財產，包括土地、珠寶、黃金。國王將它們的士地區劃起來，分配給他的心腹；這樣，他為英國開創了新的貴族制度，而且是忠於國王的一批人。
所謂聖徒遺物，純屬欺詐。遺物中，有的聲稱是彼得的頭髮和鬍鬚、打司提反的石頭、多馬的骨頭、馬勒古的耳朵等。在美斯敦城，有一個那穌釘十字架的塑像，該像的頭部會轉、眼珠會溜、嘴唇會動、口中有沫、還會流淚，等到被毀時，才發現原來是神父們所弄的機關。在英國全地散佈許多所謂「十字架的碎片」，加起來足夠裝滿三輛貨車。在亨利八世治下，聖徒遺物的掃蕩與毀壞，是對中世紀迷信的一次重大打擊。
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末期，英國還不是一個復原教國家。我們只能說，在倫敦及英國東南部的人屬於路德派。英國西部和北部，仍屬天主教，而且幾乎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三。
英國的改教運動有許多獨特之處：一方面，在英國沒有一位突出的、偉大的領袖，諸如路德、慈運理、加爾文、諾克斯之類的人物。另一方面，英國教會的改革不是經由教會職員推動，而是藉著一位國王。
在這時期，英國已經發展了強烈的民族意識，人民反對所有外來的統治力量。文藝複興時期，教皇越來越趨向世俗，對世界的事比對教會的事更感興趣；因此，在英國人眼中，教皇不過比義大利貴族高一點罷了。雖然英國人還是忠實的天主教徒，但他們卻越來越不滿意於教皇對英國教會的管轄，更不願將教皇規定的大筆獻金送到 羅馬。
雖然如此，若不是英王有意離婚，可能英國教會仍然不會有太大改變。
英王亨利八世請求教皇批准他與皇后迦他林（Catherine）離婚，因為他計劃與波林（Anne Bo1eyn）結婚。教皇拖延許久都不給他答覆，英王不能再等，決定自己來處理這事。亨利八世本是個能幹的國王，善於控制國會；他使國會於西元1534年通過一項法案，宣稱英國國王是「英國教會唯一最高元首」，這法案被稱為「最高治權法案」（Act of supremacy）。
「最高治權法案」為英國教會帶來重要的改變，這改變不是在教義上或崇拜儀式上，而是在教會的行政管理上。而且這項改變只是國王取代教皇的地位，成為教會元首。雖然是個大改變，但不能算是改教運動。
亨利八世把路德看成異端，早於西元1518年寫了一本攻擊異端的書，題名為「論七聖禮」（The Seven Sacraments），教皇為此書特封他為「信仰的護衛者」（Defender of the Faiih）。當他取代教皇做了英國教會元首時，他仍認為自己是忠實的、正統的天主教徒。
亨利雖有大能，但若不是有全民的支持，他仍然無法將教皇推開。天主教徒們和國王有同樣的看法，他們深信不管這種改變如何，他們仍是忠實的天主教徒。至於傾向路德的人，則認為這項改變是邁向改教運動的第一步。
並非所有英國人都願意接受「最高治權法案」，因此，亨利又使國會通過「叛國與異端法案」（Law of Treason and Heresy）。根據這項法案，「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義的，就是異端；凡不承認國王是教會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國」。
在「叛國與異端法案」下，許多人被處死刑，修道士們因不承認國王是教會元首而被殺，殉道者中包括兩位極有名望的人物：斐設爾主教（John Fisher）與摩耳多馬爵士（Sir Thomas More）。後者是英國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們兩位都拒絕宣誓接受最高治權法案。教皇由於斐設爾主教對該法案的反對，將他升為紅衣主教，來報答他。紅衣主教要戴一頂特製的紅帽，英王亨利八世在憤怒中宣告，將斐設爾主教的頭送到羅馬去戴紅帽；於是，這位七十六歲的老主教於西元1535年六月被斬頭而死。摩耳多馬爵士是非常熱心的天主教徒，曾把許多英國路德派信徒送上火刑柱；現在情勢改變，七月中，輪到他被送去斬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