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巴克斯特的一生

 

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於 1615 年出生在什羅普郡什魯斯伯里 (Shrewsbury) 附近的羅頓 (Rowton)。 他是比阿特麗斯·阿德尼 (Beatrice Adeney) 和老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Sr) 的獨生子。由於父親的賭博習慣和遺傳債務，以及母親的健康狀況不佳，理查德在他生命的前十年與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當他的父親通過“私下裸讀聖經”而歸信時，理查德回到了他父母的家，後來承認上帝使用他父親關於上帝和永恆的嚴肅談話作為“我最初的信念和認可的工具” 聖潔的生活”（Reliquiae Baxterianae，1:2-4）。

 

巴克斯特的教育基本上是非正式的。 他後來寫道，他在六年內有過四位老師，他們都是無知的，其中兩人過著不道德的生活。 儘管如此，他有豐富的思想，喜歡讀書和學習。 巴克斯特寫道（Reliquiae Baxterianae，1：3-4），長期的疾病和各種書籍——尤其是威廉·珀金斯的作品——是上帝用來“為他自己解決我”的方式。 十五歲時，他深受理查德·西布斯 (Richard Sibbes) 的《壓傷的蘆葦》(The Bruised Reed) 的影響：“西布斯讓我更加了解上帝的愛，讓我更加生動地理解救贖的奧秘，以及我對耶穌基督的感激之情。” 隨後，Ezekiel Culverwell 的《信仰論》（1623 年）“對我很有幫助”（同上，1:4-5）。

 

巴克斯特轉學到 Wroxeter 文法學校後，他的教育有了轉機，在那裡他從一位名叫約翰歐文的校長那裡得到了一些學費資助。 他在那裡最好的老師是一位博學的牧師弗朗西斯·加貝特，他對巴克斯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六歲那年，在歐文的勸說下，巴克斯特決定放棄上大學，轉而接受歐文的朋友理查德威克斯特德的指導，他是勒德洛城堡的牧師，他半心半意地輔導了他十八個月。

 

1633 年，巴克斯特在查爾斯一世 (Charles I) 宮廷中的狂歡大師亨利·赫伯特爵士 (Sir Henry Herbert) 的讚助下前往倫敦。約瑟夫·西蒙茲 (Joseph Symonds) 和沃爾特·克拉多克 (Walter Cradock) 是倫敦的兩位虔誠的清教徒牧師，他對不守規矩的做法表示同情，但他留在了倫敦 倫敦只有四個星期。 由於對倫敦世俗的宮廷生活感到不滿並希望照顧他生病的母親，他於 1634 年返回家鄉。 他的母親於 1635 年 5 月去世。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他私下研究神學，尤其是經院哲學，包括阿奎那、司各脫和奧卡姆。

 

二十三歲時，“對訂閱毫無顧忌”，並認為“循規蹈矩的人有更好的理由”（同上，1:13），巴克斯特被老伍斯特主教約翰桑伯勒任命為執事 . 在九個月的時間裡，他擔任了在達德利建立的學校的校長，達德利是一個不循規蹈矩的中心。 1639 年，他成為什羅普郡布里奇諾斯的助理部長，在那裡他對不守規矩有了更深的認識。

 

1641 年，巴克斯特成為基德明斯特的牧師。 儘管在相當腐敗和粗魯的手搖織機工人群體中，許多人最初被他強有力的講道和強調受控制的主餐和教會紀律所冒犯，但他在那裡 17 年的事工（1641-42、1647-61）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他以“一個垂死的人對垂死的人”的身份傳道，在聖靈的祝福下，這導致無數人皈依。 他的祈禱同樣強烈：“他的靈魂飛向天堂，將其他人的靈魂帶入他的懷抱”（倫納德·培根，理查德·巴克斯特實用著作選集 [紐黑文，1831 年]，1:262）。

 

南北戰爭初期，巴克斯特支持並偶爾陪同議會軍。 他在克倫威爾面前佈道，但他對保護者對分離主義者的容忍感到不安。 雖然他只是偶爾的“追隨者”，但巴克斯特贊成成為一個已建立的教會的一部分，並反對 1643 年的莊嚴同盟和聖約。他還認為，一些士兵和傳教士的唯我論傾向，如托比亞斯克里斯普和約翰索爾特馬什 , 與實際的基督徒生活背道而馳。 他們的教導促使他撰寫了《稱義格言》(Aphorisms of Justification) (1649)，在其中他主張在稱義中結合神聖的恩典和人類的合作。

 

1647 年，巴克斯特的長期疾病迫使他離開軍隊。 他在托馬斯爵士和勞斯夫人位於伍斯特郡的家中休養，並在那裡創作了《聖徒永恆的安息》的第一部分。 他後來說，他寫這本書是出於愛的勞動，同時“直面死亡，卻體驗到上帝充足的恩典”。

 

康復後，巴克斯特回到基德明斯特，專心寫作。 “我的寫作是我最主要的日常工作，”他寫道，而“佈道和準備它只是我的消遣”（Reliquae，第 85 頁）。 他還每週兩天對教會成員進行教理問答。 他和一名助手逐家逐戶，與每個家庭交談一個小時，並為每個家庭提供一兩本通常由他自己撰寫的啟蒙書籍。 他談到這些探訪時說：“沒有幾個家庭不帶淚水離開我，或者看似嚴肅地承諾[努力]過敬虔的生活。” 他補充說，“一些無知的人，長期以來一直是無益的聽眾，在半小時的密切披露中獲得的知識和良心的悔恨，比他們從十年的公開講道中獲得的還要多”（同上，1:83ff.）。

 

家訪見效。 會眾不斷擠滿聚會場所，以至於不得不增加五個畫廊。 當巴克斯特來到基德明斯特時，每條街道上的 800 戶家庭中幾乎沒有一戶人家在家庭敬拜中尊榮上帝。 到 1661 年他的事工結束時，已經有了家家戶戶都這樣做的街道。 他寫道，在安息日，“當你穿過街道時，你可能會聽到一百個家庭在唱聖歌和重複佈道。” 他補充說，在他的事工下成為完全聖餐者的大約 600 人中，“沒有十二人我對他們的誠意抱有美好的希望”（同上，1:84-85）。

 

巴克斯特努力工作，儘管從 21 歲到他生命的盡頭一直承受著長期的痛苦。 他患有肺結核，害怕肺結核。 在王政復闢後的幾年裡，他離開基德明斯特前往倫敦，在那裡他經常在聖鄧斯坦佈道，並在平納大廳和費特斯巷演講。 然而，在薩沃伊會議（1661 年）上，他請求詹姆斯·烏舍大主教（James Ussher，1581-1656 年）設計的非宗教的、宗教會議形式的主教制以及清教徒對《祈禱書》的修訂，但沒有成功。

 

1662 年，根據統一法案，巴克斯特被驅逐出英格蘭教會。 在他的餘生中，他繼續在可能的地方佈道，但從未召集過自己的會眾。 J. I. Packer 寫道：“被誤稱為長老會，Baxter 是一個不情願的不墨守成規者，他贊成君主制、國家教會、禮拜儀式和主教制，並且可以接受毫無同情心地修訂的 1662 年祈禱書。 但是 1662 年的統一法案要求宣誓放棄清教徒的改革理想，作為在恢復的英格蘭教會任職的條件，巴克斯特對此猶豫不決”（新神學詞典，第 83 頁）。

 

在他被驅逐後，當他將近五十歲時，巴克斯特娶了他的一位皈依者，二十出頭的瑪格麗特查爾頓。 他們年齡的差距一度引起了一些恐慌，但他們在基督裡的完美婚姻平息了謠言。 事實證明，瑪格麗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和忠實的妻子，她熱切渴望靈魂得救。 巴克斯特對她的溫柔和她的敬虔，在瑪格麗特·巴克斯特夫人的生活簡報 (1681) 中有所描述。 在那裡，巴克斯特寫道，他在實踐神性方面“從未認識過她”，因為她“比我認識的大多數神靈更善於解決良心問題”。 因此，巴克斯特習慣性地與她分享所有案例，但那些必須保密的案例除外（Breviate，第 67-68 頁）。

 

巴克斯特一家定居在倫敦。 在巴克斯特餘下的大部分時間裡，高級教士和地方法官都在追捕他。 他至少因佈道而入獄 3 次，此後再也沒有擔任牧師職務。 甚至他的書也被拿走了。 他的回答是：“我發現我的工作和需要書本的生活都快結束了，所以我很容易就放棄了。” 有一次，連他臥病在床的床都被沒收了。

 

詹姆斯二世於 1685 年登基後，巴克斯特被指控在《新約釋義》中攻擊主教制，並被帶到首席大法官杰弗里斯面前。 杰弗里斯指控巴克斯特有煽動行為，稱他是“一個用基德明斯特教義毒害世界的老流氓”。 杰弗里斯繼續驚呼，“這只自負、固執、狂熱的狗——在它可能更受歡迎的時候卻不服從; 吊死他！” 倫敦主教進行了乾預，巴克斯特免於公開鞭打，儘管他仍被監禁再過五個月。

 

巴克斯特最終受益於 1689 年的寬容法案，該法案由威廉和瑪麗引入，旨在保護不守規矩的人。 他最後的日子是在查特豪斯廣場宜人的環境中度過的。 他偶爾會在那裡向大批群眾佈道，但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作。當他臨終時，一位朋友提醒他許多人從他的著作中獲益，巴克斯特回答說：“我只是上帝手中的一支筆，一支筆有什麼讚美呢？” 到 1691 年 12 月 8 日去世時，巴克斯特已經寫了大約 150 篇論文，以及數百篇未發表的信件和論文。

 

巴克斯特的著作是一種奇怪的神學組合。他是為數不多的清教徒之一，他們的上帝的法令、贖罪和稱義的教義絕不是改革宗的。儘管他通常按照改革宗的思路構建他的神學，但他經常傾向於阿民念主義的思想。他發展了自己的普遍救贖觀念，這冒犯了加爾文主義者，但保留了一種個人選舉的形式，這冒犯了阿民念主義者。 他拒絕斥責。他深受阿米拉爾迪亞人的影響，吸收了他們的大部分思想，包括假說普救論，它教導說基督假想地為所有人而死，但他的死只對那些相信的人有真正的好處。 對巴克斯特來說，基督的死更像是對律法的合法滿足，而不是代表選民的罪人的個人替代死亡。

 

巴克斯特的辯護方法被稱為新主義（即“新法”）； 他說上帝制定了一項新法律，為悔改的舊法律破壞者提供寬恕。信心和悔改——必須遵守的新律法——成為信徒個人的、拯救的義，是靠保守的恩典來維持的。那麼，巴克斯特的救贖論是阿米拉爾式的，加上阿民念式的“新法”教導。令人高興的是，這些錯誤的教義並沒有在巴克斯特的虔誠著作中出現太多，這些著作主要是為了鼓勵一個人的成聖，而不是教授神學。

 

巴克斯特公開表示討厭不得不寫論戰性論文：“我寫過爭議，但只是為了結束它們，而不是製造它們。” 然而，漢斯·布爾斯馬 (Hans Boersma) 已經表明，儘管巴克斯特在某些方面很諷刺，但也可能具有挑釁性在其 17 世紀爭議背景下的辯護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