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景教傳教史

 

　　基督教真正傳入中國，當以唐朝景教為準。自從明朝天啟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安被發掘、及續後在敦煌石室發現若干部景教所遺經典以後，景教入傳中國的史實，才重新被世人所注目。(「大秦」就是“羅馬”的意思)其歷史的真實性才可確立，景教入傳中國的始末，才得考據。如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存放於西安市碑林博物館內，高十多呎，寬五呎，厚一呎多，可隨時參觀。

 

景教源流

景教在唐朝時曾被稱為彌屍訶(Nestorius)教，而他們的教士則曾被稱為波斯僧、或大秦僧；其所建立的教堂，先後被稱為「波斯寺」、及「大秦寺」等。因為他們的教士來自波斯，其教門發源於大秦(羅馬)屬地猶太，而有此稱。

景教本屬基督教的涅斯多流一派；其創辦者涅斯多流(Nestorius)，為敘利亞西部安提阿(Antioch)人，曾受教於摩普綏提亞(Mopsuestia)的提阿多(Theodore)，於西元428年，被升為康士坦丁堡的主教。提阿多本是主教，與金口約翰齊名，為安提阿學派的主要學者。在基督教神學史上，安提阿學派常與亞力山大學派相抗衡，傾向於理性主義，尤其是對聖經的解釋。涅斯多流及他的跟從者是在耶穌基督的兩性神學這問題被判為異端。涅斯多流是不接納耶穌基督被馬利亞真正懷孕(當時他被判異端是因為不能接受馬利亞是“懷了上帝”(theotokos)，只說上帝的兒子基督是藉著馬利亞的肚腹“流出來”)而生出來而被當時的正統教會判為異端。

涅斯多流被判為異端以後便帶領其門徒十七人，逃出羅馬來到波斯，受波斯國王之禮遇和保護，得以在其國境內繼續建立教會，信徒自稱為「亞述」的基督徒。這派基督教後來又傳到印度及亞拉伯各地。西元489年，東羅馬王帝則諾(Zeno)封鎖涅斯多流派的修道院，並沒收其教會財產。後來涅斯多流在敘利亞一帶興旺，自稱迦勒底(Chaldea)教會、或亞述(Assyria)教會。

波斯國滅亡後，因涅派主教受哈利發王（Khalifa）之信任，把其總部移到八吉打(Baghdad)，又受王帝保護，而興旺一時。

至第六世紀末葉，涅斯多流派的基督教，由中亞細亞進入中國，稱為「景教」。至於被稱為景教的由來，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記：「宜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這一句話的意思，讓我們知道「景教」二字是：「正大光明之宗教」的意思。

 

景教在唐朝的傳佈

景教進入中國，始於西元635年（唐朝貞觀九年），當時涅斯多流教會的波斯傳教士阿羅本(Olopen)，到達唐朝的國都長安(今日西安)，太宗命房玄齡賓迎於西郊。

    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宗教情況，與景教的傳入是有關係的。當時是中國的唐朝，由唐高祖的兒子，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唐太宗雖年輕但英明能幹，智勇過人，在執政的廿三年中，平定外敵，安定秩序，人民生活美滿，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黃金時期。

    唐太宗在個性上有很多優點。其一是知人善任，另外是謙虛好學，容納批評和勸告。這開明的個性，有助於景教來中國以後的發展。當時中國與小亞細亞印度等國家，有貿易往來，於是景教就把握機會傳入中國了。

    但是唐太宗亦有其過失，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搶奪皇位的手段，也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唐太宗的皇位，是憑著兄弟間自相殘殺的政變取得的，這次政變的事實也給後世留下了不良的影響。唐朝皇室為了爭權奪利，骨肉相殘，每代都有。例如惡名昭彰的“武則天”女皇奪權的過程。所以景教傳入以後，在表面上看來是一帆風順，實際上是危機重重。只要有一次政變，景教的地位亦隨之而變。例如武則天出身於佛教家庭，崇拜佛教，高舉佛教，不免會排斥景教。總括來說，景教在唐朝十幾個皇帝的變換下，或安定或動蕩的局勢交錯中，在中國存留了約二百多年。

    當時唐朝的佛教和道教十分盛行，有時發生劇烈的爭論。景教在這樣的宗教局勢下，也不容易擴張。

景教傳入中國有清楚的的記錄。以下這段文字可証明以上的談論：「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日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使西效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貞觀十二年（西元638年），帝下詔文准在京師義寧坊建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改大秦寺），度僧(傳教士)二十一人。

在唐朝時傳入中國之三個外來宗教有：祅教(波斯人所信)、摩尼教(波斯人所信)、景教等均來自波斯，也各先後在京師建立寺院（即唐時佛教徒所稱之「三夷寺」。）為別於祅、摩二教，景教寺乃由波斯寺而改為大秦寺，以分別所傳宗教，表明來自秦國（羅馬）屬地之猶太也。

阿羅本(Olopen)這個人，中外學者至今無法真正考據知道其真實姓名，相信這名字是中文譯音。關於阿羅本的本名，有不同的說法。

按景教碑的記錄，有「翻經書殿」，及「經留廿七部」等語，但阿羅本所翻譯經目，無法真正考據。按已發現之景教書目：「尊經」（現存巴黎國家博物館，為另一景教僧景淨所進呈之漢譯景教經典）所列者，有三十餘種。

近年來，在敦煌石室所發現之景教經典有：一神論、序聽迷詩所經、大聖通真歸法讚等，均未見於「尊經」書目，可能是屬於阿羅本時代所翻譯的。

唐朝時代全國的景教分為十道。景教碑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之語，可見當時的景教曾遍傳於全國各地，故有此稱。開元二年（西元714年）至開元十六年（西元728年）間，景教在中國立大主教，景僧等十七人。當時景教曾經借助宮內的興慶宮人宣傳景教。碑文列舉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都優待景教的傳播；如太宗命宰相房玄齡率儀仗賓迎阿羅本於西郊，然後召其入宮講道譯經，因此有「命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太宗世子高仍崇封景僧(傳教士)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玄宗時曾令「寧國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可見當時唐朝王帝是讓景教在中國建立教堂，也受保護。則天武後(武則天)的聖曆年間（西元698至699年）景教曾受佛教的壓迫；自睿宗的先天元年（西元712年）至玄宗的開元元年（西元713年），景教又遭道教的排斥，因此景教碑所記：「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可見景教是公開受到別人的嘈笑。但由波斯來的僧人有羅含、及大德及烈，按當時到訪別的國家的規矩進呈名貴物品於唐朝，而得「共振玄綱，俱維絕紐」，挽回了衰微的教勢。肅宗繼位後，「於靈武等五部，重建景寺」，可見景教又開始在中國建立教堂。代宗皇帝每逢耶穌聖誕節時，頒賜天香、及禦饌來慶祝這隆重的節日，景教碑記錄：「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禦饌以光景眾」。德宗即位後也優待景教，景教碑就是建立於建中二年(781年)。碑文記錄有：「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之語。

至武宗會昌五年（西元845年），皇帝師事中有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遂聽其獻策排斥佛教，而祅教、景教等外來宗教亦同遭禁絕。中國正稗史，對會昌禁止其他宗教活動的事情，均有記述。新舊兩唐書記錄當時大秦、穆護、祅教之還俗者一日有二千、一日有三千。另外，根據一位亞拉伯商人的遊記，提到西元879年（即僖宗的乾符六年），黃巢破廣州，伊斯蘭教（回教）徒、基督教徒（景教徒）、猶太人、波斯人等之被殺戮者，凡達十二萬人，便可以推知當時信奉外教的中國人有多少了。

景教自西元635年傳入中國至845年被禁為止，在唐朝一共流行了二百一十年。由晚唐朝至宋朝，其教士、教徒進入蒙古、新疆一帶，由該地所發現的景教徒墓石，可以證實。後來景教在元朝時再由蒙古進入中國，景教捲土重來，這時的景教則稱為「也裏可溫」。古代著名義大利商人馬可孛羅(Marco Polo)、及奧多利克(Odoric de Pardenone)的遊記均有記述各地的景教寺堂及景教徒的情形。

 

景教碑的內容、及其爭論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於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在陜西西安郊外被發掘出土之後，立即引起學者及基督教人士的注意。該碑為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長安大秦寺景教僧景淨等人所建立者。碑的正面，除篆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等字樣外，包括一千八百七十餘字的漢文碑頌及序文，並附有四十餘字的敘利亞語之本名，互相對照。這碑埋入地下甚久，一般推想是會昌禁教時，教士為保存其全貌，不被毀損，才被埋入地下。如這項推測得以確立，則其埋在地下之時間，當有七百八十年之久。因此景教碑的建立，當在建中二至會昌五年之間（即西元781年至845年間），不過只有六十五年而已。

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初名謝務祿），在1625年景教碑出土後，為首位目睹和研究此碑之外國人。

    另外，在西元1900[1] 年在敦煌可室發現<<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及<<序聽迷詩所經>>等景教文獻作品。這些文獻讓我們知道更多唐朝景教的活動。

 

景教失敗的原因

近代學者認為景教失敗或不能長遠流傳中國的原因有：

一.       景教忽略了救恩的重點。景教的教士在中國傳福音時，忽略了傳講完備的福音，沒有將得救之道，清楚地教訓人。因此這些信徒生命沒有改變，信仰也沒有根基。因此當患難、逼迫一來，就站不住腳了。所以景教在中國的消聲匿跡，與景教教士培育出來的信徒素質極為有關。

二.       景教受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極深。在初期“阿羅本”來華時，他所翻譯的聖經和所寫的書，都包括了詳細的福音內容，但是後來的景教教士卻起了很多變化。一方面相信是因為景教教士本身的信仰與生命根基不穩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受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這些使景教徒的信仰混淆不清，不能保持純正的信仰。當時的景教教士，自稱為“僧”，禮拜堂稱為“寺”，在翻譯聖經時亦大量採用佛、道教的術語。印度的和尚來到中國翻譯佛經，有景教的牧師(也就是作景教碑文那個人)從旁幫助他。結果矯枉過正，被佛、道教的思想、取代了福音的資訊。

三.       景教缺乏完整的傳教策略。景教的教士來到中國後，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支援，更沒有統一組織，猶如一盤散沙。完全沒有一個完整向中國人傳福音和栽培中國信徒的計劃。所以在景教流傳中國二百一十年內，一直沒有系統的訓練出一些中國信徒來當教會的領袖。當景教教士被迫離境時，中國的景教信徒變得群羊無首，信徒也無人牧養了。

四.       景教過份倚賴政權的蔭庇。景教教士來華後，過份倚賴朝廷政權的蔭庇，時常取悅當時的政權，沒有建立起自養、自治的教會。唐代景教，由於依賴皇室的保護，於是皇室便決定了景教的發展。換言之，景教的命運是操縱在唐朝皇室的手中。此外，好幾位景教教士來到中國，都不惜用各種方法，包括了參與政治和翻譯佛經，來博取皇室的好感和經濟上的支援。可見景教是缺乏了獨立性，一旦庇護教會的政權改變了，教會就無法繼續發展下去了。當時武宗宣言要毀滅佛寺，就不分景教、佛教，勒令：「大秦穆護三千餘人反俗」。穆護就是景教徒。這事表明皇帝的蔭庇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