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這時正是宗教改革時期。由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各處已影響了許多的國家。天主教在這種聲勢之下，內部興起了一種反動運動，稱為反改教運動。要求當時的天主教會作以下的事為改革目的：第一，在生活紀律上實行某種改革；第二，整理天主教的教訓，使它成為堅實又具權威的系統，以抵抗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第三，重組教會政治的與建設的機關，以應付此種新局面。
當時，伊格那丟(Ignatuis Loyola)創辦耶穌會(Jesuit)，提倡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運動。這種由伊格那丟提倡的天主教內部改革運動在1540年被教宗認可。耶穌會的修士都有嚴厲的靈性操練功課，生活條規嚴格，更關心社會及喜歡傳講福音。後來，許多耶穌會的修士遠航到世界遍避的角落當宣教士。有遠至美洲的南部、中部及北部，菲律賓、日本、中國、巴拉圭、印度。著名的人物有，方濟各(Francis Xavier 1506-1552)被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羅馬天主教最出色的傳教士，中國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方濟各
方濟各在主後1542年來到亞洲，他首先抵達印度，後去日本。他在日本傳教時，聽到日本人的責問︰“如果你所傳的宗教是真的，為什麼中國--這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竟然不知你所傳的宗教呢?”因此方濟各下定決心，冒死也要到中國去宣傳福音。主後1551年方濟各來到廣東沿岸的小島，名叫上川，等候機會進入中國。可惜當時遇到中國的排外政策，而方濟各也病倒了，並於十二月三日死於上川島，直到死時也尚未完成他進入中國的計劃。
但方濟各那份到中國傳教的心志，卻激發了很多傳教士要到中國來傳教。在他去世後的三十多年，步他後塵的，除了耶穌會的傳教士外，還有奧古斯丁修道會、法蘭西斯修道會和多米尼古修道會的修士。因此方濟各的影響，確實不少。方濟各計劃來中國前，曾在印度和日本傳教，被人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結了不少果子，這是他事奉生命中，最主要的成果。
其他傳教士
當時不少差會的傳教士，千方百計想到中國來傳教，但用盡了各種方法，沒有結果。最後有傳教士主張用武力迫使中國允許傳教士進入傳教。這是很危險又錯誤的提議，慶幸這建議被一班有遠見的傳教士反對。他們主張堅持用“長期的忍耐”來等待中國打開福音之門。結果那些熱切的傳教士，集中在澳門等候。一位叫“沙內羅”的修道士，兩次去了廣州，為教士們請命，但中國政府卻不許可。這些都是葡萄牙人在中國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嘗試和努力。
西班牙人麥哲倫
麥哲倫在主後1521年發現了菲律賓，使西班牙人對東方發生了興趣。他一方面在菲律賓傳福音、辦學校；一方面積極準備進入中國傳教。有一次，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有機會隨一位中國官員進入中國，但途中卻被出賣，被拋棄在沙灘上。這次經歷，對傳教士打擊很大，但西班牙的傳教士並未因此沮喪，還是繼續努力，想盡辦法進入中國。這些西班牙傳教士，遭到葡萄牙人嫉妒，彼此猜忌，互相競爭，以致水火不相容。兩國的宣教士，經過二十多年的嘗試也未能成功的進入中國傳教。也許傳教士彼此不同心，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義大利人範禮安
主後十六世紀，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成功的打開了中國福音之門。範禮安是在1566年加入耶穌會的，七年後，他被委派任遠東的視察員。他帶了四十多名的修道士，來到遠東一帶，做視察和傳教工作。範禮安帶隊來中國，是一次劃時代的旅程。他的貢獻如下︰
一.
消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之間的紛爭，不再彼此爭競嫉妒。原因是範禮安帶領的四十多名傳教士中，除有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外，還有義大利人，經過這次合作，大家醒悟到同心的寶貴，從而願意齊心合力的為福音的緣故、盡心竭力。傳教士的同心，為中國福音事工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二.
範禮安找到了傳福音入中國的秘訣。就是必須先學會中國人的語言--中文。耶穌會的負責人派了羅明堅(Ruggieri)到澳門學習中文，雖然經過非常艱苦的階段，但兩、三年後羅明堅不負所望，他學會了基本的中文書寫，並且能講流利的華語。當時葡萄牙人，每年都有兩次機會進入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羅明堅趁機隨葡萄牙商人進入中國傳道，帶人歸主，後來並取得了定居的許可證。因為中國官吏見這位外國人沒有惡意，又會講中文，他們感到很喜歡，便容許他在廣東省肇慶定居，並建立天主教的修院。
三.
範禮安在去世前安排了利瑪竇來澳門學習中國語文，以便和羅明堅一起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並肩作戰。
這是基督教第三次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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