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 Brunner (1889–1966)

“This invers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tate which, instead of being built up from below, is organized from above, is the one great iniquity of our time, the iniquity which overshadows all others, and generates them of itself. The order of creation is turned upside down; what should be last is first, the expedient, the subsidiary, has become the main thing. The State, which should be only the bark on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tree itself.”

Neo-orthodox theologian Emil Brunner was ordained in the Swiss Reformed Church and was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where he taught continuously, except for extensive lecture to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Asia. He, along with Karl Barth, sought to reaffirm the central theme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over against the prevailing mood of liberal theology. Although, like Barth, he was drawn to religious socialism early in life, it began to look to him like a “beautiful illusion” after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 Further, those horrors yielded fruits Brunner found more horrific yet: the modern, totalitarian, atheistic, and collectivist state. In response, he felt compelled to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at once Reformed, biblical, and personalistic.

Brunner’s social ethics takes as its “primary datum”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and “predestined for community.” From this datum, he vehemently criticizes the collectivist state as the “acme of injustice.” According to Brunner, collectivism’s primary flaw is that it ignores the God-given individuality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Similarly, Brunner advances criticisms of the radical individualism posited by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for it views community as merely instrumental to the desires of wholly self-sufficient individuals. While this conclusion differs from classical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strictly defined, Brunner’s insights into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have considerable value for Christian social thinkers.

Brunner’s social thought most resonates with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best regime, which he calls “federalism,” that is, “the state built up from below.” According to Brunner, God has ordained certain “orders of creation” that are part of God’s preserving grace for organizing human life. These orders include human communities in the “economic, technical, purel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spheres.” Brunner is very explicit, however, that community is not tantamount to the state; indeed, such creational orders exist apart from and prior to the state. For example, the family is the “primal community” whose “rights take absolute precedence” over any other institution. Further,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re a “host of intermediate links” each ordained by God for certain purposes, which the state is not to usurp but to preserve and to protect. Thus, the state is severely limited in its scope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Sources: Justice and the Social Order by Emil Brunner (Lutterworth Press, 1945), and Politics and Protestant Theology: An Interpretation of Tillich, Barth, Bonhoeffer, and Brunner by René de Visme Williams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愛德華滋小傳

　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是美洲殖民地和美國最偉大的神學家和哲學家， 1703年十月五日， 生於康涅提克州的溫莎 (Windsor)。 他的父母都是出身於清教徒的家庭：父親是牧師；母親是北翰堡屯(North　hampton)第一教會牧師司陶達(Solomon Stoddard)的女兒。
　　愛德華滋的名字，時常同美國的"大覺醒"連在一起；但絕不是狂熱分子。他作過紐澤西大學 (後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但絕不是只重知識的學院派人物。他主張平衡的基督徒。
　 　愛德華滋是美國最偉大的思想家，神學家。他的著述，立論嚴謹，析理分明，本於聖經，很少引用其它作品。他著意高舉神的至高主權，人的原罪和敗壞，神的恩 典和榮耀。他的後代繁衍，很多有極高的成就，傳為美談；但他有更多屬靈的後裔，影響力無可估計。其闡述加爾文主義的著作，尤為有力，不僅在美國，亦影響歐 洲神學界。在他去世以後，仍然不衰。

第一章 童年的生活

　　在美國東北部的好幾個州，早年有許多英格蘭來的新移 民，故有一個總名，叫新英格蘭（New England）。這本小冊子將重點地提及新英格蘭，因為新英格蘭出現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靈性復興運動。新英格蘭復興運動帶給美國教會一次大的生 命力和動力，任何人讀美國的教會歷史，不能略過不讀新英格蘭的復興運動。
　　十七世紀初期，威廉·愛德華滋（William Edwards）–本書主角的祖先，隨著改嫁的母親，從英國移民到新英格蘭這片面積達七萬平方裡的土地，遂即定居在康乃狄格州（Connecticut）的哈特福特（Hartford）。
　 　威廉·愛德華滋是一個桶匠，製作木桶、鐵桶等，全靠自己的勞力起家。一六四七年五月，威廉·愛德華滋於哈特福特生下理查·愛德華滋（Richard Edwards）–本書主角的祖父。理查·愛德華滋是一個小商人，為人活潑、樂觀，喜歡閱讀歷史書和屬靈書籍。理查·愛德華滋在長老會聚會，非常敬虔。 理查·愛德華滋一禱告，就給人覺得他有神的同在，覺得他是常常親近神的人。
　　理查·愛德華滋於一六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在哈特福特生下提摩太·愛德華滋（Timothy Edwards）。一六八七年，提摩太·愛德華滋十八歲時，進讀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se）–當時美洲殖民地唯一的神學院而於一六九O年畢業。
　 　一六九四年十一月六日，二十五歲的提摩太·愛德華滋娶了二十三歲的路得·斯托達（Esiber Stodder）；婚後兩人就從哈特福特搬遷到康乃狄格州的東溫莎（EastWindsor）。路得·斯托達是一位敬虔愛主的牧師所羅門·斯托達 （Solomon Stodder）的女兒。
　　斯托達牧師是麻莎諸塞州（Massachusetts）和康乃狄格谷 （ConnecticutValley）一帶的人所公認的屬靈偉人，很受當地人敬重。他的著作《到基督面前的指引》（A Guide to Christ）和《在基督公義下的保障》（Safety of Appearing in Christ’s Righteousness），幫助了許多信徒更深地認識基督。
　　提摩太·愛德華滋在東溫莎的教堂任牧師長達六十年。他在一七O三年十月五日生 下約拿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本書的主角。在以後的篇幅裡我們將簡稱約拿單·愛德華滋為愛德華滋。愛德華滋有四個姐姐，六個妹妹，所以愛德華滋是提摩太·愛德華滋 牧師唯一的男孩子。
　　愛德華滋小時在家裡受父親的教育。在七歲時就開始學習拉丁文。他父親很注重小孩子應該有思維力和創作力，要求愛德華滋和十個女兒不斷練習作文，目的是培養他們的寫作能力。這就促成了愛德華滋長大後成為一個多產的著作家，給後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屬靈著作。
　 　愛德華滋憶述，在他父親任牧師期間，那裡的教會有四至五次屬靈的覺醒；他看到聖靈明顯地在多人心中運行和作工。那時候愛德華滋還在受家庭教育，仍未進學 校，卻已經受到教會復興潮流的影響；他已不斷思考靈魂的救贖問題。這時候他已經對講道有濃厚的興趣，他和一些朋友們在沼澤地搭起一座簡陋的棚子，這樣他們 就可以在那裡一起禱告。此外，愛德華滋又在灌木林中有他個人的隱秘處，好在那裡安靜下來思念神。但是他供認，那些舉止多半出乎宗教意識，當時他並沒有清楚 救恩。
　　一七一六年秋天，愛德華滋十三歲時，進入康乃狄格州的專科學校（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一共有兩年的時間，愛德華滋在東溫莎以南十英裡的威徹斯菲德（Wethsfield）的學校，受到以利沙·威廉斯 （Rev.Elisha William）牧師的教導。第一年他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第二年學習邏輯學、自然科學、地理等；第三年學習算術、幾何學，和一些天文學的知 識。除了以利沙·威廉斯牧師外，其他教師有史密斯（Samuel Smith）和豪爾（SamuelHall）。
　　一七一九年夏天，威徹斯菲德的學校並入新哈芬（New Haven）的耶魯學院（YaleCollege）時，新任的耶魯學院的校長是卡勒（Timothy Cutler）。愛德華滋進耶魯學院讀高級班時才十六歲，但他被學校當局重視，委任他為班長。
　　一七二O年九月，愛德華滋被頒予文學學士，這時候，他還不足十七歲。他獲學士學位後，繼續在耶魯學院進修神學課程兩年。到了十九歲，他領到一張允許他講道的證書。


第二章 靈命經歷的初階

　 　愛德華滋於一七二一年從學校回到家中時，享受到得救的喜樂。他這樣敘述："我記得我第一次對神和屬靈的事物有內在的、甜美的喜樂，是當我讀到《提摩太前 書》第一章十七節：'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當我讀這些話的時候，有一種神聖的神的榮耀 的感覺進入我的魂間，這種感覺是我平生未曾有過的。從來沒有任何經文對我產生這麼大的效力。我自己這樣想，神是何等的超越，假若我能在天上與他在一起，而 永遠地消失在他裡面，我將是何等的喜樂。當我吟唱這節經文的時候，我向神禱告說，我渴望從他得著喜樂。我這次的禱告與已往的慣性禱告不同，我是帶著一種新 的愛的渴慕來到他面前。從那時開始，我對基督有了新的認識，我開始明白他救贖的工作，並認識到他救恩所完成的榮耀事實。我的心思開始被基督的榮美所佔有， 我用更多的時間去默想主耶穌基督。"
　　"在這期間，沒有一卷書像《雅歌》那樣摸著我的心，這卷書述說了主耶穌基督的優美和超越，以及他如何將恩典豐豐滿滿地賜給信他的人。《雅歌》第二章一節述及'我是沙侖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這些話語使我喜悅，使我有甜美的感覺。"
　 　愛德華滋接受主耶穌作救主後，他的一生有了大的改變。他的得救是這樣明確、清楚地銘刻在心。愛德華滋後來能成為美國歷史上寥寥無幾的屬靈偉人之一。能成 為新英格蘭復興運動的主角，能成為美國教會歷史上最有屬靈份量的作家，與他悔改信主後，完全地、徹底地奉獻與神有直接的關系。
　　一七二二年，愛德華滋開始寫《立志》（Resolutions）。《立志》是用來鞭策自己，為自己設下一個目標，來討神的喜悅。他後來停止寫《立志》，原因是他或者覺得不應依靠自己的能力，立志行善。
　　《立志》共有七十項。估計是在他重生之後寫的，而最後一項是在一七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寫成的。
　　在《立志》的前言裡，愛德華滋這樣寫著："認識到若不是神的幫助，我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我謙卑地懇求他的憐憫，使我能夠實行我立下的志向，只要這些決志是為著基督的緣故，並且是合乎他的旨意的。"
　　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裡不可能將七十項《立志》全部列出，只能摘錄數款如下：
　　一、立下志願，我願做任何我認為最能榮耀神，而與我有益的事。在做這些事時，我不考慮時間的因素，不論是現在，或是在無窮盡的年代裡。我且將盡我的責任，作我認為對人類有幫助和有益的事，無論在這過程中遭遇到什麼困難的事，我也毫不退縮反顧。
　　二、立下志願，若我來日跌倒或消沉，以致忽略遵守我曾立下的志向，當我情形正常時，我要為所能憶起的，一一認罪。
　　五、立下志願，不浪費一寸的光陰，並盡我所能的，以有益的方法，運用所有的時間。
　　二十三、立下志願，對一切不是為著榮耀神所作的事，再三予以深思熟慮，省察作這些事的動機、計劃和目的。凡事必須能夠榮耀神，當我發現任何事不能榮耀神，我必撇棄不作。
　　二十八、立下志願，要恆心地、經常地查考聖經，直至我發現自己在聖經的知識上，實在有長進。
　　三十、立下志願，每一星期都要在靈命上有長進；在領受神的恩典上，也有進步。
　　三十五、立下志願，當我對自己是否盡了本分，有所懷疑，以致內心不平靜時，我就要記下這疑問和獲得解決的方法。
　　四十三、立下志願，從今直至我離開人世，絕不再憑著自己作什麼，而是完全地、徹底地為神活著。
　　五十二、我常聽見老年人說，他們若能重新開始，他們將如何作人；我在此立下志願，我絕不要作到我老年也不反悔的事。
　　五十六、立下志願，盡管我可能不成功，我也絕不放棄，也不放鬆對自己腐敗墮落的斗爭。
　 　六十二、立下志願，不作我份外的事，盡我的本分，並照著《以弗所書》第六章六至八節所說的："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 裡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六十五、立下志願，終我一生，盡我所能的向神敞開，向神表明我的心跡，將我靈魂深處的一切向神敞開，包括一切的罪過、試探、困難、憂愁、恐懼、希望、渴求，和一切的事物和一切的環境，正如曼通博士（Dr.Thomas Manto）論及的《詩篇》第一百十篇的信息。
　　在愛德華滋的《立志》裡，我們看到他從小就要歸榮耀給神，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離棄一切攔阻他與神交通的罪惡。他追求神的心志是這麼誠實殷切，這就塑造了他聖潔的屬靈性格。
　 　一七二二年八月，愛德華滋到紐約華爾街（Wall Street）長老會的教堂任牧師。在紐約的八個月期間，他受到了會眾熱烈的歡迎。雖然會眾喜歡他，希望他終身在紐約盡牧養的責任，但是他覺得神有更好的 安排，他需要回到耶魯去充實自己的學問。他雖然捨不得離開紐約的信徒們，他卻無法再逗留下去。
　　一七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從水路離開紐約，而於五月一日抵達家門，探望在東溫莎的父母親。在家裡，他發奮讀書，撰寫碩士論文，同時研究自然科學。
　　一七二三年九月，愛德華滋前往新哈芬，去按受文學碩士學位的頒與；與此同時，他接受聘請，擔任耶魯學院的教員。

第三章 在耶魯任助教

　　一七二四年六月，愛德華滋正式在耶魯學院教書。
　　這時候耶魯的校長卡勒（Timothy Cutler）和另一位教員布朗（Daniel Brown）公然宣稱他們是聖公會的會友，結果他們就被學校的信託委員會辭掉。信託委員被迫每人輪流在耶魯任副校長一個月；至於校長的職位則長期懸空，歷四年之久。
　　當學院的管理層出現一片混亂之際，有三位教員堅持站在他們的教學崗位上：一位是史密斯（William Smith），一位是愛德華滋，還有一位是他的堂兄弟但以理·愛德華滋（Daniel Edwards）。
　 　學校管理層排斥聖公會的信徒有一定的歷史原因，應知道新英格蘭的英國移民很多是清教徒，在英國早已受到英國國教–聖公會–的迫害。如果聖公會堅持它 的合法性，新英格蘭的長老會將再度被置於非法的地位，而長老會的人將被列為異教徒；這些清教徒的後裔有再度受到宗教迫害的可能性。新英格蘭長老會的顧慮實 有必要，實因當年新英格蘭仍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在耶魯教書的時期，愛德華滋對自然科學已有濃厚的興趣，他聚精會神地閱讀牛頓 （Isaac Newton）和威斯頓（William Whiston）兩位科學家的著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界的物理現象，包括虹的出現、流星的現象、水的蒸發、燃燒的過程、血液的循環、冰的凝結、物質的 彈性以及光的反射、折射、分解、內曲。
　　愛德華滋觀察昆蟲的生活動態蒐集了有關昆蟲的資料，寫了有關昆蟲的文章。他最受人樂道並贊譽的，是他撰 寫的那篇有關蜘蛛的論文。最令人驚奇的，是愛德華滋蒐集的這些林林總總的自然科學（Natural Philosophy）的檔案中，被列為首位的竟是"原子"（Atoms）。在那些年間科學家對原子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但是愛德華滋早就把原子的結構問 題列為他研究思考的首要對象。事實上，他正式被列為十八世紀美洲殖民地研究物理現象的科學家之一。根據他的鑽研精神和分析能力，加上他淵博的學識，他完全 有條件成為卓越的、有輝煌成就的偉大科學家，但是神卻選召他作基督的忠僕。
　　這時期，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已經失去了早期的熱心和虔誠。甚至在大西洋的彼岸–英國，五十年來清教徒的人數逐步下降，許多清教徒冷淡退後，在靈命上沒有追求。
　 　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愛德華滋，看到教會普遍荒涼的現象，他並沒有對其他人加以指摘。他沒有憑己意論斷人，他沒有散佈消極的、負面的言論–雖然他的觀察力 比常人尖銳、准確。他仍是謙虛地運用神給他的恩賜和智慧，以聖經為基礎，查閱古代的和當代的清教徒作家的一些書籍。這些清教徒作家包括：加爾文（John Calvin）、柏金斯（William Perkins）、樊·馬斯特立（Van Mastricht）薛伯斯（Richard Sibbes）、曼通（Thomas Manton）、弗拉威爾（John Flavel）、歐文（John Owen）等。愛德華滋憑著神賜給他的特殊的分辨力和分析力，剔除了傳統上偏見，過濾了羅馬天主教的餘毒，以屬靈的智慧，吸收了先靈的屬靈精髓，繼承了歷 代屬靈偉人的遺產，建成了一座偉大壯麗的精神寶庫。美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班克洛夫（Georg Bancroft）說得很中肯："誰要知道十八世紀中葉新英格蘭的心智和脈搏；誰就得花許多晝夜來研究愛德華滋。"
　　愛德華滋對十八世紀教會的荒涼和信徒的冷淡，追究其原因，發現是人不夠認識心思裡天性的黑暗，而用人的頭腦代替神的啟示，愛德華滋這樣評述：
　 　"當主耶穌降世為人的時候，人類的知識增加，技術比前更進步，但是罪惡也越發加增。如今到了十八世紀，人類憑著最新的學識和頭腦，照樣也不認識神；他們 受這世界的繁榮所迷惑，流蕩在曠野，生活在日夜的黑暗中。許多人對自己的知識過分自信，結果瞎了眼，他們在白天摸索，和在黑夜摸索，沒有什麼區別。"
　　愛德華滋在一七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所記載的日記裡，說及他在大學裡的靈性經歷：
　　"我現在所迫切需要的，是求神讓我對他的完全和榮耀，有一個更清楚的和更接近的看法。我要明白神怎樣在我們的心靈和心思裡運行，正如我已明白了他對各種物體所起的作用一樣。"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他表露了他在大學教書時的心態：
　 　"對我來說，我是否已經改變，已無關緊要，我既然在目前的情況中安定下來，看來我終身都會在這裡繼續生活下去。但是盡管我可能在這裡持續地生活下去。我 仍要繼續向神祈求，不讓我受到欺騙，或在一種不安全的情況下酣睡不醒。我必須不斷地責問自己，審查自己，從歷代的先聖得著幫助，使神有機會垂聽我的禱告。 我將時時刻刻祈求神的靈顯明我的過錯–若我有任何過錯的話。"
　　一七二五年九月，愛德華滋准備回到東溫莎去探望父親。但是在動身時，他在新哈 芬已經生病，他認為這病不嚴重，而又急於回家，就起程往東溫莎去。但是旅途的勞累卻使他病情越發嚴重，到了半途，他在北哈芬（North Haven）病倒，結果在史泰爾斯牧師（Rev.Ezra Stiles）家裡，足足病了三星期。直至那年冬天，即十一月中，他才能回到家裡探望父親。
　　愛德華滋在疾病中，享受到神的同在，更深地認識到他的恩典。他在病後靈命反而覺得新鮮和有活力。這次的病痛，催促他更加親近主，使他更覺得主的寶貴和實在。
　　在愛德華滋生病的時候，他體會到人的生命氣息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人生最有價值的事就是為神而活著。一個人得以獻身事奉神是何等有福、有價值，和榮耀的事。他病後在東溫莎長期療養，實際上是仰望神更進一步的帶領和指引。
　　一七六二年夏天，他雖然回到耶魯教書，但他心裡知道，只要時機一到，他隨時都會放下教書的職業，而分別為聖地、專一地出來服事主。
　 　愛德華滋在神面前的等待終於有了回應。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諾坦普頓市（Nothampton）的教堂擔任牧師的所羅門·斯托達（Solomon Stoddard）–愛德華滋的外祖父–邀請愛德華滋任助理牧師。心理早已准備出來服事主的愛德華滋立刻接受這項邀請。他毅然放棄在大學任教的職位。 由於他回應了神的呼召，他裡面的靈明亮和剛強起來，他在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記述了他決心出來事奉主之後，靈性得著恢復的實況：
　　"大概有三年之久，大多時間我的靈性是消沉的和低落的，一反往常，我對屬靈事物的知覺是遲鈍到極點。屈指一算，這情形從畢業典禮前一星期，直至如今恰好三年；今年在同一時候，我開始或多或少恢復到我已往的屬靈情形。"
　 　愛德華滋的外祖父斯托達牧師，在一七二六年時已屆八十三歲高齡，而身體仍然壯健。斯托達牧師在諾坦普頓的教堂任牧師長達半個世紀，他成為該地年齡最大、 資歷最深的牧師。無論斯托達牧師身體如何健康，他仍無法逃避自然界的規律，仍會逐步衰老；斯托達牧師找他的外孫愛德華滋作他的助手，挑選第三代作接棒人， 委實是一項智慧的和美好的安排。



第四章 娶了賢淑的妻子

　 　一七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愛德華滋娶了一位賢淑的十八歲女孩子莎拉·彭勒蓬（Sarah Pierrepont）為妻，從此莎拉被稱為莎拉·愛德華滋（Sara Edwards）。美國傳記作家米勒（Samuel Miller）說："在愛德華滋的一生中，可能沒有任何事件可以給他那麼多用處和安慰，像他的婚姻那樣。"莎拉帶給愛德華滋一個溫暖的和美滿的家庭。英國 的大復興家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對這麼甜蜜的夫婦。"
　　愛德華滋和英國的大復興家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同年，一七O三年出生，但是兩人的婚姻狀況竟完全不同。約翰·衛斯理的婚姻是一個悲劇；而愛德華滋的婚姻是一個幸福，愛德華滋的妻子莎拉是 一位賢內助。愛德華滋成為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和莎拉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一七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愛德華滋的外祖父斯托達牧師逝世，愛德華滋從此替代外祖父，擔負了牧養整個教會的責任。
　 　愛德華滋擔任教堂牧師之後，一般情形是每星期講道兩次；他在講道時從不忽略傳福音給失喪的靈魂。話說回來，愛德華滋並沒有把全部時間用來准備講章。他每 星期都用大量時間勤讀聖經–神的話語。他的飲食起居很有規律，肯捨己，視暴吃暴飲為可恥和罪惡。他每天早晨四至五點之間，必起床靈修。在一七二八年一月 的一篇日記裡，愛德華滋記著："我認為基督是主張早起的，因為他從墳墓中復活，乃是在清早的。"
　　他每天雖然用十三小時來靈修和讀經，仍會抽一小時作園藝和家務。在冬天，他會花數小時伐木或割草；在春天，他會與妻子莎拉結伴騎馬到郊區去。
　 　愛德華滋每天晚上都會抽出一小時和小孩子在一起，他和孩子們相處時非常快樂。他從不呵責孩子們，而是用愛的口吻與孩子們交談，從而瞭解孩子們的心事。約 瑟·愛瑪森牧師（Rev.Joseph Emerson）憶述："這是我一生見過的最和諧的家庭；這個家庭有神的同在。"
　　愛德華滋一生著作多 於講道。他能有許多流傳後世的佳作，實在要歸功於妻子莎拉為他擔起全部的家務，使他不必為家務分心。她更是一個出色的理財專家。他們夫妻每兩年生一個孩 子，直至婚後二十二年，才生下最後一個，即第十一個女孩子。隨著一個又一個孩子的誕生，愛德華滋夫婦兩人的經濟負擔也相應加重，但是多虧莎拉的支撐，事事 為愛德華滋分憂，結果才有這麼顯赫的、美滿的，並且榮耀神的家庭出現。根據調查研究，從愛德華滋和莎拉生下的十一個孩子所繁衍的一千四百個後人作一個統 計，發現這個家庭造就了十三個大學校長、六十五個教授、一百個律師、三十個法官、六十六個醫生，及八十個政府高官–包括三個國會議員、三個州長、一個副 總統。


第五章 加爾文門派的大師

　　一七三一年七月八日，愛德 華滋年方二十八歲，就在美國波士頓（Boston）公開講道。那天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二十九節至三十一節："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 自誇。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題目是《神因人的依靠得著榮耀》 （God Glorified in Man’s Dependence）。在這篇信息裡，愛德華滋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神，把救贖的工作，以及人對神的依靠，都視為神的榮耀。愛德華滋講完這篇道之後，波士 頓有兩位牧師–普林斯（Thomas Prince）和古柏（William Cooper）認為該篇信息太寶貴，應該印刷成書，該書於是成為愛德華滋出版的第一本書。在十八世紀中葉有關自由意志的爭辨中，愛德華滋成為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的代表。他全力駁斥亞美尼思潮（Arminianism），恰巧亞美尼亞主義的代表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是和他同在一七O三年出生的。
　　加爾文派的創始者加爾文（John Calvin）支持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運動。加爾文在法國，脫離羅馬天主教，逃到瑞士的日內瓦，在日內瓦建立一個模範的基督教社會。加爾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全智、全 能、全愛的至高神，對受造者的預定和揀選。
　　在加爾文逝世之後，有一位荷蘭籍的信亞美尼亞（Jacobus Arminius），認為加爾文的說法，限制了神救贖的范圍，忽視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責任。
　　愛德華滋在《神因人的依靠得著榮耀》一文中，把加爾文的神學思想整理成完美的系統，使之沒有前後矛盾的地方。在該書中，愛德華滋說：
　 　"我們所有一切的福份都是在基督裡，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只有在基督裡，我們才有公義。只有在他裡面，我們才能稱義，罪才得以被赦 免，才能得神的憐憫。只有依靠基督，我們才能聖潔。"愛德華滋總結說："我們依靠父神，因父神將基督賜給我們，且使基督成為我們所有的福份。我們依靠神的 兒子主耶穌基督，因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一切。我們依靠聖靈，因我們得以在基督裡，是本乎聖靈；聖靈賜給我們在主裡面的信心，藉這信心， 我們才能接受主作我們的救主，並向他降服。"一七三四年十二月，神的靈開始在諾坦普頓作奇妙的工作。忽然間，一個接著一個，五個人、六個人，接受主耶穌作 他們的生命。到了一七三五年的年頭，看到神的靈明顯地在進行，幾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諾坦普頓信主得救；幾乎在諾坦普頓的每一個人，不管是老的，還是小的，甚 至已往對靈性毫不追求的，都在心靈的深處感到有聖靈的作工。整個城市感覺到至高可畏的神的同在，而出現一種嚴肅的虔敬的氣氛。愛德華滋作見證談："整個諾 坦普頓城，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充滿愛，充滿喜樂，而又同時充滿憂傷痛悔的靈。"
　　當愛德華滋在教堂講道的時候，教堂坐滿了人，會眾都全神貫注地 聽愛德華滋講道。愛德華滋一釋放信息，下面就有人泣不成聲，有的人為罪憂傷，有的人為救恩喜樂，還有的人受主的愛感動，眼淚奪眶而出。到了一七三五年三月 至四月間，神的靈大大作工，使許多人徹底地轉變過來。差不多每天有四個人蒙恩得救，即每星期大約有三十人得救。這種情形連續了五六個星期。在短短的時間 內，有三百多人接受了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
　　從一七三五年的冬天至一七三六年的春天，即冬夏交接期間，從諾坦普頓四周的城鎮和鄉村，都有人 因著聽到在諾坦普頓的復興情況，慕名來聽愛德華滋講道。有的人本來是好奇而來的，聽了愛德華滋講道之後，良心發現，靈性被覆興，並把復興的火帶回本家本鄉 去。在諾坦普頓的所在地麻薩諸塞洲（Massachusetts），不少於十個城市有了屬靈的復興；而在鄰近的康乃狄格州（Connecticut），則 有十七個市鎮點起了復興的火焰。
　　愛德華滋在他的《自述》（Personal Narrative）裡，說到自己在諾坦普頓服事主時的一些個人感受：
　 　"自從我到諾坦普頓後，我常因默想神和神的榮美以及主耶穌基督的良善，而感到甘甜和喜樂。我覺得神是榮耀可愛的，主要的原因是在於神的聖潔。我認為神的 聖潔，乃是他性格中最可愛的。神有至高的權柄，神白白地賜人恩典，他要憐憫誰，就憐憫誰。人絕對地需要依靠聖靈的運行，這對我是佳美榮耀的，也是使我大有 喜樂的。我最樂意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為至高的神，祈求他大施憐憫。"
　　一七三五年，一位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Boston）的牧師柯爾曼 （Benjamin Colman）把諾坦普頓的復興情況，寫信告訴倫敦兩位獨立教會（Nonconformist）的領袖–古西博士（Doctor John Guvse）和瓦特斯博士（Isaac Watts）。英國的信徒傳閱了柯爾曼牧師的信件後，紛紛請求愛德華滋本人對新英格蘭大復興，作更詳盡的敘述。
　　一七三六年十一月六日，愛德華 滋出版了《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實敘述》（A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sprising Work of God）詳細地敘述了新英格蘭大復興的實況。遠在英國和蘇格蘭的許多弟兄姐妹，確實從愛德華滋所寫的《敘述》，得著了勉勵。
　　愛德華滋對新英格 蘭的復興運動的敘述，對英國和蘇格蘭的信徒影響深遠，當時英國的教會荒涼、冷淡，信徒們原先認為類似的聖靈工作，只能在使徒時代發生；隔了一千七百多年， 絕不會再歷史重演；愛德華滋的見證改變了他們的看法。一七三七年秋天，愛德華滋的《敘述》在倫敦再度出版，版面翻新，加入古西、瓦斯特兩位博士所寫的序 言，並用一個很長的句子作書名：《在新英格蘭的諾坦普頓和新漢普夏鄰近城鄉神如何改變無數靈魂的奇妙作為的忠實敘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in Nothampton,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 Hampshire,in New England）。下文將這本書簡稱為《奇妙改變的敘述》（Narrat of Surprising Conversions）。
　　一七三八年，《奇妙改變的敘述》在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Boston）再版，另有四位波士頓的牧師為該書作序。
　　新出版的《奇妙改變的敘述》，在正文《敘述》之前，加入了五篇愛德華滋的講章。這五篇講章分別是：
　　一、信就算為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羅4：5）；
　　二、努力進神的國（Press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路16：16）；
　　三、路得的決志（Ruth’ Resolution）（得1：16）；
　　四、罪人受到神公義的懲罰（The Justice of God in the Damnation of Sinners）；
　　五、耶穌基督的超越（The Excellency of Jesus Christ）（啟5：5-6）
　　從愛德華滋的講章，看出他實在是一位對神認識很深的人。他追溯一切的源頭，來自至高的神。他把一切的榮耀，歸給那掌管一切權能的神。
　　現代屬靈偉人鐘馬田（Martin Lloyd-Jones）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書中，花了很長的篇幅去稱許他。鐘馬田這樣說：
　　"愛德華滋講道的時候，首先會引用經文；愛德華滋永遠根據聖經講道，從來不會僅僅是定出一個題目，就臨場籠統地說。愛德華滋講道的時候，他總是詳細地加以分析，而又耐心地予以闡明。他思想的分析能力很強，他思路清晰地把信息分成段落講解，然後再帶出中心信息來。"
　　鐘馬田論到這五篇靈魂永遠得贖的講章時，這樣評述：
　　"愛德華滋十分注重談論末世所要發生的事，和一般神的兒女們所期待的至終的榮耀。愛德華滋是一位滿有能力的布道家，如果你要對那些主要的題目多點認識的話，不妨多讀愛德華滋的著作，你會發現愛德華滋對真理的闡釋條理分明，不難領會，你會獲益良多。"
　 　一七三五年的復興運動來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許多在復興運動中自稱有屬靈經歷的人又重蹈覆轍，回到從前失敗的光景中去。在這段靈性低沉的時期，許多原 本熱心愛主的人，變得冷淡灰心。愛德華滋本人也不例外。愛德華滋偶爾也有情緒化的表現，特別是當他在研究分析問題時，有些死結想不通，他就甚受困擾；有時 他會被教區中一些信徒的家庭瑣事弄得心神不寧。更嚴重的是，在新英格蘭地區的許多牧師，包括愛德華滋的姨丈威廉斯牧師（Rev.William Williams）在內，開始對愛德華滋有妒忌和敵對的情緒，這更使愛德華滋感到孤獨，使他靈性下沉。
　　愛德華滋的低落情緒也感染了他的妻子莎拉。本來莎拉的天性是安靜的，柔和的，那時也變得煩燥不安，難以與人相處，並喜歡挑剔別人。已往莎拉的心境是樂觀的，積極的；現在變成了憂傷和消極的。
　　感謝主，愛德華滋和莎拉的軟弱只是暫時的；他們在仰望神之後，深信新的大復興很快就要到來。



第六章 一七四Ｏ年的大復興

　　經過了幾年的靈性低沉的時期，到了一七三九年，整個美洲的英國殖民地再次出現了復興的徵兆。許多教堂裡的禱告聚會看出聖靈在開始運行，人們都迫切地為世人的救恩禱告。
　 　當英國的大復興家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從英國到達美洲的費城（Philadelphia）後，他在前往喬治亞洲（Giorgia）的途中，有負擔要 在諾坦普頓停留一下。因為懷特腓早已聽到了諾坦普頓在一七三五年的復興潮流裡，神如何作了奇妙的工作；他知道在那次復興中，有許多失喪的靈魂接受了耶穌基 督的救贖。
　　懷特腓是英國神大用的布道家，在英倫三島推動了數世紀以來未曾見過的大復興；而愛德華滋則帶動了一七三五年的諾坦普頓時復興運動。 這兩位神所重用的器皿，那一次得以在一起配搭事奉，推進了一七四O年的新英格蘭的大復興（The Great Awakening）。也有人將這次大復興譯為大覺醒，或大醒悟。
　　有人作了一個很好的譬喻，說愛德華滋多年來已在新英格蘭的大地上，撒下了火種；而懷特腓則把這星星之火，吹成了燃遍整個新英格蘭的大火。
　　懷特腓對這事曾這樣記載：
　　"我在一七四O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到達諾坦普頓。在五年前，這地方有三百多人信主得救，愛德華滋先生是一位堅強的、良好的基督徒；今時今日，他的身體雖是軟弱的，但是整個新英格蘭卻找不到和他相比擬的人。"
　　翌日，一七四O年十月十八日，愛德華滋請年僅二十五歲的懷特腓到家裡與他的孩子們交談。緊接著在那天下午四時，懷特腓在諾坦普頓的教堂講道。懷特腓寫下那天他自己講道的情景：
　　"我開始有點害怕和發抖，但是神扶持著我。在聚會中沒有一個聽眾的眼睛是干巴巴的。我被那天上的榮耀所感染，以致所講的信息哀婉動人。"
　　一七四O年十月十九日主日，懷特腓講道兩次。在早堂的講道中，愛德華滋在整個聚會中受感動飲泣不已。愛德華滋本是神大用的貴重器皿，當他看見另一個同工被神大用的時候，他沒有妒忌心，他和這位同工同感一靈，甚至整個人融化在聚會氣氛裡。
　　星期二下午，懷特腓在愛德華滋的陪同下，一起策馬抵達東溫莎–愛德華滋的故鄉。他們一抵步，懷特腓就對多得無法計數的會眾講道。
　　愛德華滋的妻子莎拉寫信給她在新哈芬（New Haven）的兄弟雅各·彭勒蓬牧師（Rev.James Pierrepont），述說新英格蘭大復興剛開始時的情景：
　 　"這是一件奇妙的事，當你看到懷特腓只宣講聖經最簡單的真理，竟能具有如此的感染力。我親眼看見數千的人屏息聆聽他的話語，除了偶然有人發出無法壓抑的 啜泣聲。他的話語不只打動凡夫俗子，也叫那些受過高深教育和上層社會的人士為之動容。據說他在英國講道時，黑黝黝的礦工的臉龐上被淚水洗出一道道的白槽。 在我們這裡，五金店的技工關上店門，白晝的勞工扔下他們的工具，全都跑去聽他講道，沒有一個人回家時不是深受感動的。"
　　一七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懷特腓向著三千多人講道，復興的火在新英格蘭廣泛地點燃了，許多人的心轉向神，神的靈大大地作工。十月二十六日主日晚上，懷特腓才離開新英格蘭，動身前往紐約。
　　懷特腓離開諾坦普頓之後，來教堂聚會的人數大為增加，而愛德華滋也就負擔了培靈造就和牧養跟進的重任。
　　復興的火在一七四一年整整一年繼續焚燒著。甚至許多大學的教授，也都虛心向愛德華滋請教靈性的問題。那時許多人在屬靈上都有追求。
　　最令愛德華滋開心的，是諾坦普頓的小孩子和青年人，他們信主之後，生活行為大大改變。有一些青年人，還自發地組織小組聚會。愛德華滋只能偶爾參加青年人的聚會，畢竟他要作的事太多了。
　　無數的聚會點和教堂邀請愛德華滋前去講道，以致愛德華滋應接不暇，兼顧不來。
　　歷史家崔倫保（Benjamin Trumbull）記述："這時候人們普遍關心他們靈魂得救的問題，這些大復興的規模和強度是前所未有的。"
　　大復興運動在新英格蘭地區逐漸擴散蔓延，超過二十個地方被覆興的火所挑旺。威廉·古柏牧師（Rev.William Cooper）親口說，他在一星期之內所接見的慕道者，超過他先前二十四年服事主期間接見人數的總和。
　　到了一七四一年底，再無人能精確地計算出，到底新英格蘭有多少地方經歷了這次的大復興。愛德華滋這樣驚呼："在許多已往遠離神的地區，突然出現這麼奇妙的改變，實在令人驚訝不已。"
　 　在大復興中應付各種需求的愛德華滋終於感到身體疲乏。弟兄姐妹不斷地找他，問他有關靈性的問題；慕道者也陸續不絕地找他，詢及切身的靈魂歸宿問題。他除 了在自己的教堂講道，又被邀請到鄰近的城鄉講道。他還要參加各種小組聚會和許多家庭聚會。此外，他還要抽時間從事文字工作。概括一句，在新英格蘭的大復興 中，他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擺上去的。
　　一七四一年四月，在漢普夏郡（Hampshire County）的薩菲爾德（Suffield）地方的教堂的牧師過世，愛德華滋只好前去照管那裡的教會。幾個月內，該教堂增加了九十五個新會友。一七四一 年在哈特福特（Hartford）的教堂，則增加了二十七個信徒；在北斯通寧頓（North Stonington）增加了一百零四人；在波士頓的舊南方教堂（Old South Church）增加了六十名，在波士頓的新北方教堂（New North Church）增加了一百O二人。在興咸（Hinsha）有四十五名加入教會，在普裡茅斯（Pltmout）有八十四人，而米多波諾 （Middleboroush）則有一百七十四人。
　　一七四一年七月八日，愛德華滋到康乃狄格州（Connecticut）的安非爾德 （Enfield）講道，講那篇最震撼人心的講章，題目是《在震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他引述《申命記》第三十二章三十五節："他們失腳的時候近了。"
　　愛德華滋講這篇道的目的，是要警告那些不關心自己靈魂歸宿的人，不要過於自信，不要自以為是，要接受主耶穌的救贖。
　　愛德滋平靜地、從實說出神有權柄，隨時能將惡人投入地獄。他說：
　　"罪人啊，你們的處境是何等危險，何等可怕，你們被神的手握著，懸在一個忿怒的火湖上。這火湖是無底的深坑，充滿了忿怒的火。"
　　突然間，聖靈在聽眾的心中作工，有些人恐懼地抓住座椅欄桿，唯恐掉入火湖。有人抓住愛德華滋的外衣，喊道："愛德華滋先生，愛德華滋先生，神豈不是憐憫人的神嗎？"
　　在那時刻，愛德華滋停止講道，一直等到聽眾情緒穩定，才繼續講下去。末了，他這樣結束這篇講章：
　　"所以，凡是還未歸向基督的人，如今要醒悟，逃避那要來的忿怒。全能神的震怒，現在必然是臨到大部分會眾的頭上。各人要趕緊逃離所多瑪。逃命吧！不可回頭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滅。"講完道，愛德華滋帶領會眾祈禱。
　　米多波諾這地方也顯明了神的大能，在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在一天之內，有七十六人來到教會詢問，如何才能逃避那永世的懲罰。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新英格蘭的朴斯茅（Portsmouth），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整個鎮的居民對於自己所犯的罪害怕起來，幾乎每個人 都害怕神的報應。街道上即使擺著金銀手飾，或任何寶貴的東西，居民也無動於衷，沒有人會對這些東西起貪心。許多嚴重的罪行，包括偷竊、淫蕩、搗亂、褻瀆 等，幾乎都銷聲匿跡。一般人不再談世俗的和虛無的話題，而是閱讀神的話語，並唱詩贊美神。
　　愛德華滋的父親提摩太·愛德華滋牧師（Timothy Edwards）–有人稱呼他老愛德華滋，說他在那一年講道的次數，比往常每一年要多一百來次。從此可以想像，在大復興的年代，信徒們是多麼渴慕、寶貴神的話語。
　　愛德華滋用以下的話語來總結一七四一年度神的奇妙作為：
　　"不管是地上，或者是地獄，都不能攔阻神在這地區的神聖作為；基督在這些日子是榮耀的得勝者。"
　　一七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新英格蘭的列斯特（Leicester），許多人得著了相當大的復興，他們在那一天禁食禱告，希望得著聖靈更豐滿的膏抹。他們在那天邀請愛德華滋去講道。愛德華滋講了一篇很勉勵人的信息，經文是《羅馬書》第九章二十二節："遭毀滅的器皿。"
　　翌日–一月二十九日，愛德華滋講了一篇特別能感動人和幫助人的信息。經文是《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節："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愛德華滋把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難和羞辱，向弟兄姐妹們述說，許多人的心被主的愛摸著，更願意親近他，並把榮耀歸給他。
　 　一七四二年二月一日愛德華滋從列斯特來到沙頓（Sutton）。在沙頓，愛德華滋對眾多的會眾講解《詩篇》第十八篇二十五節："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 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那天晚上，風雨交加，講道者改為一位來自西波洛（Westborough）的派曼牧師（Ebenezer Parkman）。派曼講的信息配合狂風驟雨的天氣，他引用《詩篇》第六十八篇八節："那時地見神的面而震動，天也下雨。"聽眾聽了心靈被震動，都關懷靈 魂的歸宿問題。沙頓地方那次經歷了一次大的復興。
　　翌日–二月二日早晨，不停地下雨，派曼陪同愛德華滋到西波洛。愛德華滋首先在派曼主持的教堂對會眾講到《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節：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到了二月二日晚上，愛德華滋到派曼牧師的家裡，對那些參加家庭聚會的人講解《創世記》第十九章十七節：
　　"領他們出來以後，就說，逃命吧！不可回頭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滅。"
　　愛德華滋的信息打動了西波洛的的信徒，改變了許多剛硬不悔改的人，主耶穌的名被高舉，至高的神得著榮耀。
　　回顧一七四二年，在新英格蘭的大部分地區，都經歷了屬靈的大復興，愛德華滋在諾坦普頓對自己教堂的信徒作見證說：
　　"在一七四二年夏天的時候，一般人對生命的追求似乎退後，接著在秋天和冬天，中間有些人有非常不尋常的尋求主的表現。但是，到了今天–十二月份，相當多的人親近神，保持著生命上的追求，並享受著神的同在所帶來的喜樂。"
　 　在一七四O年的新英格蘭大復興中，許多人曾把愛德華滋視為大復興運動中的首創者、導演和護衛士。這樣的高抬人是可悲的。愛德華滋只不過是神的奴僕，只是 神貴重的器皿，一切榮耀仍應歸給神。一七四二年出現的長時間的低潮，說明大復興的一切果效不是出乎人的，都是來自聖靈的工作。
　　愛德華滋講道的 時候，聲音低沉，吐露話語時順其自然，毫不做作，從來不用突如其來的高聲喚起會眾的注意。他的手勢是自發的，不是刻意的，他不會隨意擺動身體，作明星式的 舞台表演。他是那麼嚴肅，他的眼睛逼視著會眾，自然地說出心靈深處的話語，使你感覺到，神實在與你同在。
　　在整個新英格蘭的大復興中，一些人估計有五萬人悔改信主。更重要的是，許多基督徒的靈性得著復興，生命更往下紮根。歸根結底，整個大復興的浪潮是這麼廣泛和強烈，最大的得益者乃是美洲的眾教會。
　　許多美國人活在世上，過著平平淡淡的一生；但是愛德華滋卻蒙恩，帶領許多人經歷了一七四O至四二年的新英格蘭的大復興。任何人有份經歷這次歷史上罕見的大復興運動，可以說是不虛度此生。`


第七章 為真理而爭戰

　 　 當聖靈在新英格蘭作工的時候，有些基督教的領袖，由於嫉妒的緣故，緘默不言，態度冷漠。有的根據大復興時期出現的一些狂熱現象和偏差作法，就否定一切聖靈 的表現。愛德華滋認為，那些基督教的領袖不支持大復興的運動是不可原諒的。事實上，許多教牧人員為了維持他們的尊嚴和宗教地位，唯恐聖靈的工作暴露了他們 不冷不熱的光景；有的則害怕信徒太過熱心，破壞了他們素來遵循的傳統。
　　 愛德華滋並沒有因為受到一些人的冷眼和懷疑，就因此氣餒。他以令人信服的筆觸，於一七四一年九月出版了一本書《辨別聖靈作工的標記》（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簡稱《辨別的標記》（Distinguishing Marks）。愛德華滋以《約翰一書》第四章一節作根據："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愛德華滋認為，最安全可靠的辨別方 法，就是依靠神的話語。
　　愛德華滋是一個非常平衡的人，一方面他對大復興持肯定的、積極的態度；另一方面，他虛心聆聽一些人如何擔憂復興運動中的一些過於偏激的，和過於狂熱的作法；他提出要試驗靈。他認識到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需要和那看不見的邪靈的黑暗勢力爭戰。
　　愛德華滋在《辨別的標記》一書中，列出識別聖靈工作的五項表徵：
　　一、更加寶貴和敬重主耶穌基督，讓基督居首位；
　　二、反對撒但的權勢，因為他引誘人和鼓勵人犯罪；
　　三、更加重視聖經的教訓和真理；
　　四、在生活上得著更多聖靈的光照，不敢隨便；
　　五、激勵人愛神，更願意把自己奉獻給神。
　 　《辨別的標記》出版之後，為了針對外界許多不友善的批評，愛德華滋再出版一本巨著《一七四二年新英格蘭復興的一些感想》（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 1742）。在書中，愛德華滋正面地陳述了在大復興運動中神榮耀的作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一些在復興運動中要糾正和避免的錯誤作法。
　　過了不久，愛德華滋又出版了一本新書來加強他的論點，這書即《關於宗教熱忱的論文》（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雖然當時有許多人挑撥離間，感謝主，愛德華滋和懷特腓的友誼從來未受影響。一七四五年七月，懷特腓夫婦到愛德華滋的家裡作客一星期。
　　在新英格蘭的大復興中，這兩位神的忠僕，互相扶持，互相勉勵。他們同心地宣講神國的福音，搶救失喪的靈魂。


第八章 為大衛·布萊納作見證

　 　大衛·布萊納（David Brainerd），生於一七一八年，是耶魯大學的學生。一七四一年冬天，正值新英格蘭大復興的高潮，他尖銳地批評一位講師在靈命上的缺點，被學校當局認 為他目無尊長。在他大學畢業時，學校當局不頒發學位給他。一七四三年初，他雖然謙卑地向學校當局認錯，學校當局仍拒絕授他學士的學位。
　　一七四三年四月，大衛·布萊納開始對印第安人作宣教工作。他宣教的地點在高腦密（Kaunaumeek）。該地荒僻落後，生活艱苦。他雖然懇切禱告，不止息地向印第安人傳福音，工作卻沒有果效。
　　一七四五年五月，在大衛·布萊納完成了三百五十英裡的旅程之後，他身心疲乏，打算在年終放棄他的差傳工作。
　 　接著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一七四五年炎熱的夏天，在新澤西州（New Jersey）的印第安人地區克羅斯衛森（Crossweeksung），許多印第安人悔改信主，在靈性上有一次覺醒，其光景正像新英格蘭大復興一樣。大 衛·布萊納把這次教會歷史上發生的大事詳細不遺地記錄在他的日記上。
　　多年來的勞累，已經使大衛·布萊納的身體衰殘不堪。受到了這次印第安人的 大復興的勉勵，大衛·布萊納產生了新的活力。截止一七四五年十一月，歷九個月之久，他馬不停蹄地馳騁了三千英裡的路程，平均一星期有二十小時坐在馬鞍上。 盡管到處都有印第安人蒙恩得救，最令大衛·布萊恩銘刻在心、無法忘懷的，乃是第一處燃起復興之火的克羅斯衛森。他在日記中記述，沒有一處基督徒的聚會，有 那麼明顯的神的同在。在那裡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愛。
　　沒過多久，新澤西州印第安人大復興的消息傳到愛德華滋耳中。一七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愛德華滋寫信給蘇格蘭的一位弟兄時，親筆為大衛·布萊納作見證。愛德華滋這樣寫道：
　　"大衛·布萊納，一個作差傳工作的傳教士，最近在傳福音給印第安人的事工上，甚有果效，這位大衛·布萊納是一位具有優良品質的年輕人，生活敬虔，熱心搶救靈魂。他有豐富的聖經知識、明晰的判斷力和端正的行為。我祝願他得著神更大的祝福。"
　 　一七四六年，愛德華滋繼續聽到印第安人復興的消息。在大衛·布萊納努力不懈的服事下，印第安人的復興運動持續下去。大衛·布萊納於是准備把一七四五年至 一七四六年的日記付印，公諸於世，讓各地的弟兄姐妹分享神的祝福和恩惠，並且激勵所有同樣差傳工作的同工。這些日記未發表之前，愛德華滋預先過目，發現內 容精彩動人，而又完全真實。
　　一七四六年冬天，大衛·布萊納的身體終於垮下來。早年的挨餓，多年的辛勞奔波累積下來，使他的肺病急轉直下。這時 他除了禱告之外，必須停止其他一切的事奉。一七四七年春天，年方二十九歲的大衛·布萊納到諾坦普頓拜訪愛德華滋的時候，他的外表是這麼樂觀喜樂，甚至連愛 德華滋也看不出大衛·布萊納實際上已經病入膏肓。另一方面，當大衛·布萊納身體稍為好轉時，曾在一天內策馬馳過二十五英裡，兼步行半小時。
　 　一七四七年六月九日，大衛·布萊納離開諾坦普頓，前往波士頓，在那裡有愛德華滋的女兒耶路撒（Jerusha）在起居上照顧他。六月底，耶路撒通知父親 愛德華滋說，大衛·布萊納極其衰弱，難以呼吸，並自知不久於人世。 一七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當大衛·布萊納稍為能走動時，在耶路撒陪同下，到愛德華滋家裡養病。一七四七年十月九日，大衛·布萊納，這位帶領印第安人大復興 運動的差傳工作者，在愛德華家裡不治身亡。
　　大衛·布萊納在愛德華滋家中這段時間，對愛德華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兩人的心靈合一。愛德華滋注意到大衛·布萊納是一個時時刻刻思念神的人，他把一切的心思都放在神身上。
　 　一七四九年，愛德華滋出版了《大衛·布萊納的生平記載》（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errend Mr.David Brainerd）。這本書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本敘述差傳工作的傳記。這本傳記贏得了國際上廣泛的贊揚和推薦，被公認為芸芸傳記著作中的優越作品之一。
　　在愛德華滋的著作中，銷路最大的，影響力最深遠的，首推《大衛·布萊納的生平》。一個世紀之後，佐敦（Adoniram Judson Gordon），一個傑出的差傳工作者，作見證說，他是一直重讀《大衛·布萊納的生平》來鞭策自己。
　　克裡威廉（William Carey）帶著這本書到印度，以這本書作座右銘，用來不時鼓勵自己，克服將聖經翻譯為印度各種文字時所遭遇的各種困難。
　　從《大衛·布萊納的生平》得著幫助的屬靈偉人，還有亨利·馬廷（Henry Martyn）、李文司登（David Livingstone）、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
　　概括一句，愛德華滋作為一個卓越的傳記作家產生的果效，是出乎他本人所意料的。他寫的傳記，被神大大使用，推動了數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差傳事工。

第九章 被自己會友遺棄

　　在諾坦普頓的信徒，並沒有因著神賜他們這麼一位大布道家、大哲學家、美國有史以來罕有的屬靈作家而高興。他們說愛德華滋不應該花那麼多錢買新書；甚至責怪他不應該每兩年生一個孩子，增加教會的經濟負擔。
　　還有，他的外祖父所羅門·斯托達（Solomon Stoddard）已往的作法，即是任何人在小的時候接受過洗禮，長大後就是口頭上沒有承認、相信主耶穌基督，仍可以領受聖餐。結果教會裡就有了很多沒有悔改信主的掛名教友。
　 　一七四八年十二月，愛德華滋正式通知教會高層人士，他不會接納沒有得救把握的人領受聖餐。愛德華滋這種勇敢的破除傳統的作法，受到了教會大多數執行委員 的強烈反對。而那些沒有重生的會友，則發動簽名，獲得二百多名會友附和，聯名要求愛德華滋辭去牧師的職位。一七五O年六月，這位在新英格蘭大復興中神所使 用的僕人，竟在自己教會的委員會中，以二百三十票對二十三票的投票結果，被逐離開。
　　一七五O年七月一日，愛德華滋心平氣和地走上了自己牧養二 十四年的諾坦普頓的第一區教堂（First Precinct）的講台，作離別的講話。這位被自己信徒離棄的神的忠僕，絲毫沒有怨恨的心情！因為他所追隨的主耶穌，也曾被他所愛的世人所棄絕。那天他 讀的經文是《哥林多後書》第一章十四節："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口，好像我們在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一樣。"
　　愛德華滋在告別詞中這樣說："現在我向你們說再見，我把你們不能朽壞的靈魂交託給他，正如他曾將你們的靈魂交託給我一樣。直至那日我們將在他面前相會。我永不會忘記你們，我會不時為你們禱告。"
　　鐘馬田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書中，這樣評述這件事："弟兄們，不要為在你們教會裡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感到驚奇。"
　　而另一位作家華倫·魏斯忱（Warren Wiersbe）在他的書《你應知的得勝的基督徒》（Victorious Christians You Should Know）中這樣說：
　　"歷史證明愛德華滋是正確的，他的會眾是錯誤的。凡反對聖靈工作的，都已改變信仰。那些信仰純正的人，那些追隨愛德華滋的人，工作繼續得著擴展。"


第十章 深受蘇格蘭人敬重

　 　 愛德華滋雖然受到諾坦普頓信徒的離棄，不願念他多年來曾為教會所擺上的一切；但在大西洋彼岸的蘇格蘭，卻一直有人懷念他、敬重他，甚至希望愛德華滋到蘇格 蘭去服事那裡的眾教會。在本書第五章，我們曾述及遠在英國和蘇格蘭的信徒，早已在一七三五年從愛德華滋的著作《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實敘述》得著勉勵和幫助； 而愛德華滋的另一本書《奇妙改變的敘述》，也對蘇格蘭教會的復興幫助很大，起了推動事工的作用。
　　蘇格蘭的加拉希爾斯（Galashiels）的牧師達維森（Henry Davidson）曾寫信給愛德華滋說："早在一七三五年，我已經從閱讀你出版的書籍，以及從閱讀那些你寄到蘇格蘭的許多珍貴的信件中熟悉了你。"
　　蘇格蘭坎巴斯蘭（Cambuslang）的麥古樂牧師（Rev.William M'Culloch），常把新英格蘭大復興的消息帶上講台，讀給會眾聽。那裡的信徒感謝神在新英格蘭興起了愛德華滋這樣一位忠實的僕人。
　 　一七四二年，當愛德華滋在蘇格蘭的聲譽日益增加的時刻，蘇格蘭兩位傑出的布道家–格拉斯哥（Glasgow）的麥勞林牧師（John M'Laurin）和基西（Kilsyth）的洛泊牧師（James Robe）–寫信到新英格蘭，虛心向愛德華滋討教屬靈的問題，愛德華滋很有禮貌地、迅速地回信給他們。
　　一七四六年，蘇格蘭卡樂（Carnock）的吉勒彼牧師（Thomas Gillespie）也開始和愛德華滋通信。
　 　一七四七年，在蘇格蘭的格金蒂樂（Kirkintilloch）的厄斯金牧師（JohnErskine），當時才二十六歲，直接寫信給愛德華滋。厄斯金 除了與愛德華滋建立通信關系外，後來厄斯金又和愛德華滋的兒子，以及愛德華滋的孫子通信。厄斯金和愛德華滋三代人的通訊關系，長達五十六年。到了一七五三 年，厄斯金轉任蘇格蘭古洛斯（Culross）教堂的牧師；而於一七五八年，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的教堂任牧師。由於厄斯金牧師在蘇 格蘭很有威望和影響力。厄斯金對愛德華滋的敬佩和尊崇，使愛德華滋成為蘇格蘭信徒敬仰的人物。
　　這裡要敘述一下在蘇格蘭興起的為全球的失喪靈魂禱告的運動。
　　早在一七四四年十月，蘇格蘭一些福音派的牧師，內中不少人曾與愛德華滋經常通信，成立一個聯合禱告聚會，為基督的福音在全世界得著廣傳而代禱。他們建議每星期六晚上和主日早上，和每季的第一個星期二，大家抽出一段時間一起禱告。
　　既然禱告的目標是全球性的，許多在北美洲的牧師，也被邀請在大西洋彼岸同樣為全球的福音工作禱告。在英國本土的另一位大布道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也被邀請參加這次的聯合禱告運動。
　　一七四五年三月十六日，約翰·衛斯理提出來，為什麼不邀請新英格蘭的愛德華滋，也參加這次全球福音工作的聯合禱告運動。
　　在教會的歷史上，這是一幅何等美麗的圖畫，身為循道宗領袖的、亞美尼亞派的約翰·衛斯理，為了全球的福音廣傳工作。竟摒除成見，邀請加爾文派的大師愛德華滋一起同心禱告。
　　當約翰·衛斯理邀請愛德華滋參加聯合禱告運動的消息傳到新英格蘭的時候，愛德華滋深受感動。
　　聯合禱告運動原來建議為期兩年，即從一七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七四六年十月底。到了一七四六年，蘇格蘭的教牧同工，又將這項聯合禱告運動延長了七年。
　　一七五O 年六月，當愛德華滋被諾坦普頓的教會趕走之後，一家的經濟情況，轉趨惡劣。這時候蘇格蘭的厄斯金牧師聽到這個消息。就發出邀請，希望這位備受蘇格蘭信徒景仰的屬靈偉人，能遠涉大西洋到蘇格蘭服事主。
　 　當時由於諾坦普頓的第一教堂，一時找不到新的牧師來填補愛德華滋的空缺，所以在那段青黃不接的時期，愛德化滋仍勉為其難地在趕走他的教堂內繼續講道幾個 月，但是這種臨時性的收入卻非常菲薄，與他擔任正職的牧師時的收入相比，相差甚遠。他的妻子莎拉和幾個兒女被環境所迫，要編織一些刺繡品，然後拿到波士頓 的市場去賣，來補貼家用。
　　愛德華滋一家的生活發生困難的時候，多年來得著愛德華滋屬靈幫助的蘇格蘭信徒，卻顯示了他們的愛心和關懷、一位住在蘇格蘭愛丁堡的信徒郝格（WilliamHogg），集中了三十五英鎊的奉獻款。然後送到格拉斯哥交給麥勞林牧師（John Maclaurin）。
　 　一七五一年二月十一日，麥勞林牧師寫信通知郝格，說格拉斯哥一帶的弟兄姐妹，希望在奉獻的事上有份，以表達一點心意，於是款項添加到六十三鎊十先令；在 拜斯禮（Paisley）的信徒的奉獻使最終的款項達到七十英鎊。當這筆奉獻款到達愛德華滋手中的時候，他深受感動，他寫了一封信，說他從來沒有期待這種 事發生，他說從這件事，看出主並沒有遺棄他。
　　愛德華滋雖然在新英格蘭受到教會中許多信徒的誤解和排斥，但仍然沒有忘記蘇格蘭弟兄們所發起的全球性聯合禱告運動。一七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寫信給蘇格蘭的厄斯金牧師說：
　　"你和在蘇格蘭服事主的同工們，現在要抓住機會，通知在荷蘭的同工禱告了。"
　　愛德華滋在最困難的時刻，仍然不想到自己，只想到主，和主的工作。
　　一七五一年七月十三日，愛德華滋寫了一封答謝信到蘇格蘭的愛丁堡給郝格，感謝蘇格蘭的弟兄姐妹在他困苦時所顯示的愛心。愛德華滋在信中說：
　　"讀了蘇格蘭的弟兄們寫來的這麼多關懷的信，使我和我的一家深受感動。特別是當我處於如此艱難和困苦的時刻，你們不只在言語上，也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這樣偉大的愛心，來證實我們的神是位豐滿的和信實的神。"

米蘭花園的秘密：奧古斯丁信主的再思

1. 引言

傳統都以為拉丁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是於386年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信主的。然而，亦有些學者對這段經歷提出過質疑。對有關學者的質疑筆者不表認同，但根據《懺悔錄》內的記載和奧古斯丁的成長背景，筆者卻相信他在早於米蘭花園的經歷以前已經決志歸主。本文以奧古斯丁的作品《懺悔錄》內記載有關米蘭花園的事件為藍本，再思奧古斯丁──在早期基督教裏最有名和有深遠影響力的神學家──的信主經過。

2. 揭開米蘭花園經歷的面紗

《懺悔錄》(Confessiones)是奧古斯丁升任主教後的作品(約400年左右)，憶述自己一生蒙主之恩寵，而發出對神的頌讚。《懺悔錄》第八卷十二章是記述有關米蘭的花園經歷。在米蘭的花園裏，奧古斯丁正被過去的罪慾纏擾著，這種纏擾甚至叫他嗚咽痛哭。忽地，他聽到有小孩的聲音叫他：「拿著，讀吧！拿著，讀吧！」他霍然拿起桌上的保羅書信集，又想起隱修之父安東尼(Anthony)的經歷，逐依樣隨意翻開那書，當他看見羅馬書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的經文時，他「頓覺有一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

傳統都會支持這就是奧古斯丁的信主經過，然而筆者在這裏欲提出數個關於奧古斯丁信主經過的疑點：

疑點一：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並沒有宣認在米蘭花園的經歷就是他「歸信基督」的經歷。雖然奧古斯丁確實在經歷米蘭花園的事件一年後，由米蘭主教安波羅修(Ambrose)替他受水禮──這好像給予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信主的一個有力證據，然而我們若了解當代對洗禮的看法便會對奧古斯丁信主有新的體會。

當時的信徒對信仰抱持嚴謹的態度，很多人相信信主後不能再犯罪，第二世紀的教父黑馬(Hermas)曾為此訂下一個折衷的方法，就是受水禮後只可多犯一次罪；奧氏所尊敬的主教安波羅修指出洗禮賜下新生，並且肉體的罪因洗禮而除去，好像復活那樣；奧古斯丁亦繼承安波羅修對洗禮的觀點，認為它是代表向罪死了，洗禮後決不能繼續活在罪中。故此，就算是作大帝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337)雖然於早年已信主，但他也要延遲至將死前才領洗；奧古斯丁在其母莫尼卡(Monica)死後也會為她浸禮後的「罪業」而祈求主的「治療」，在他憶述兒時未能領洗又會表示感恩。

話說回頭，奧古斯丁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後才接受水禮，原因很可能是在此之前的他仍掙扎於肉體的情慾之中不能自己，恐怕自己領洗後會再涉足情慾之火裏，所以一直延遲洗禮至米蘭花園的經歷，關於肉體情慾的問題得到解決後才接受水禮。

奧古斯丁既沒有宣認米蘭花園的經歷就是他信主的經歷，當時的文化又有因為罪的緣故而延遲領受洗禮，不能以洗禮來肯定個人信主的時間。由此觀之，米蘭花園的經歷未必就是奧古斯丁的信主時間。

疑點二：奧古斯丁那本「保羅的書信集」是從何而來呢？奧古斯丁與當時一位探訪他的同鄉蓬提齊亞努斯(Ponticianus)的交談間，承認這本書信是屬於奧氏自己的。當時距離古騰堡發明活版印刷還有十個世紀，按當時個人要擁有一部分聖經是相當困難的。除了可以在每星期到教會裏抄錄讀經員或講者的經文外，也可到抄經所抄寫，或從抄經所的文士手中買得聖經，但當時的聖經抄本是價值不菲的。總的來說，若奧古斯丁在那刻並非已經歸信基督，或對基督的道理有特別濃厚的渴慕，也較少可能自己去擁有部分聖經的。

當然，這本「保羅書信集」可能是別人送給他的，但蓬提齊亞努斯看見了奧古斯丁擁有(且在奧氏面前僅有)這一本書，隨即表示「驚訝」，並含笑向他「道賀」，而奧古斯丁則回應他是在「特別致力研究這本書」。雖然奧氏並沒有正式回應他已經相信基督，但在奧氏的描寫之中似已隱含已信主的隱意。

疑點三：羅馬書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當作何解呢？「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十三14)經文的內容不錯是對應著奧古斯丁過去浸淫於罪慾中的問題，但若細心了解經文內容和前文後理，就會發現經文本身並沒有叫人「歸信基督」的信息。

而且，這節經文很明顯是保羅對著羅馬的信徒說的，經文也只是要求已相信基督的人「行事為人要端正」、「要披戴主耶穌基督」，假若當時奧氏並未信主，理應不會有《懺悔錄》卷八第十二章那種「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的反應。羅馬書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並非載有「歸信基督」的信息的經文，而是一則有關信徒應有生活的要求的經文。這亦對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時是未信主的狀態構成嫌疑。

疑點四：為何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提及呢？雖然當時的奧古斯丁對安東尼的事蹟認識不久，然而在米蘭的花園事件的記錄中，他顯然受安東尼的事蹟影響頗深。在安東尼的事蹟之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在沙漠隱修的期間如何藉祈禱、聖經、特別是依靠基督的名勝過惡魔的纏擾。安東尼之作為信徒，雖然也面對罪惡問題的纏繞，但他沒有失敗，卻是得勝，這亦正好與奧古斯丁面對的情慾困擾相似，隱修之父安東尼願意放棄物質的生活，追求愛神的敬虔的生活，也就成為激勵奧氏和成為他仿傚的榜樣。

故此，當米蘭花園的事件發生，奧古斯丁自然與安東尼的人生轉捩點(turning-point)聯結起來，並仿傚安東尼的事蹟般翻閱福音書，他也按著感動隨意翻閱保羅書信集，從而領受神的感召。若留心安東尼的事蹟，就會發現他得著的感召不是叫他歸信基督，而是拋棄世上的「一切」，進入另一個提昇屬靈的境界。若奧古斯丁是因著安東尼的事蹟而催發出米蘭花園的經歷，奧古斯丁又是在《懺悔錄》的描寫中有意以安東尼的改變與自己比對，那末米蘭花園的經歷作為奧氏的信主經歷的機會就不太，反而有機會是奧氏的屬靈提升的一個經驗。

疑點五：若然奧古斯丁真的是在米蘭花園的經歷中決志信主，那末他的信心改變實在太快太大得不合常理。若奧古斯丁在米蘭的花園中信主(386年7月)，一年之後(387年)受洗於安波羅修，直至他四年後(391年)被逼作希玻(Hippo)的長老為止。在短短五年期間，已經寫了不少基督教作品，而且接著的日子在信仰上可謂平步青雲這種改變可謂又快又大，而且快得有點不合常理。試問一個突如其來的屬靈經驗，是否真的可以將個人作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由纏繞於情慾與不信主之中，變作相信主、能夠迅速將過去的信念與基督的信仰作整合，而又能竭力地為主爭辯呢？

當然，馬丁路德和衛斯理約翰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前者從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發現「因信稱義」道理，從而解決了一直困擾他的屬靈問題；後者在1738年有膾炙人口的「阿爾德門街的經歷」，叫他對信仰有新體驗。但這些經歷都是一位信徒的屬靈提升的經驗，而非未信者的悔改歸主的事件。反之，馬丁路德和衛斯理約翰的屬靈提升經歷可以成為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的經歷的一個參考。

3. 米蘭花園的經歷是委身的經歷

按上述的疑點推測，米蘭花園的事件不大可能是奧古斯丁信主的經歷，反之，他極有可能是奧氏生命的「委身」(或曰「屬靈提升」)，這不但見之於他面對的掙扎、人情常理和與後人的經驗吻合，更可見於《懺悔錄》卷八是直指《懺悔錄》卷十的高潮──關於屬靈提升的光景和祕訣。卷十就是《懺悔錄》整體計劃的重要一環，它是奧古斯丁藉著討論對「記憶」的默想向他的讀者揭露屬靈提升的光景和祕訣，就是藉回憶、見證、懺悔、讚美、教導和禱告，使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和喜樂，而《懺悔錄》卷八的「復興」事件正是為卷十提供一個屬靈提升的證據，它也是關於「記憶」的默想的一個良好的經驗見證。

4. 再思奧古斯丁的信主

既然推斷奧古斯丁並非在386年的米蘭花園之中信主，那末他是在那段時間決志歸主呢？相信這要從奧氏的母親莫尼卡(Monica)、他曾沉醉的宗教哲學和安波羅修這些影響奧氏成長的關鍵和《懺悔錄》的自述作為奧古斯丁信主經過及時間的探討。

4.1 母親莫尼卡的影響

奧古斯丁的母親──莫尼卡──對奧古斯丁的信仰立下堅固的基石。奧古斯丁的母親莫尼卡在奧古斯丁兒時已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奧古斯丁童年時期已浸淫於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中亦多次表示母親莫尼卡的關懷和信仰對他的影響，有學者更認為莫尼卡就是奧古斯丁年少是的「神的聲音」(the voice of God)。故此，奧古斯丁縱曾流連於情慾關係之中，曾受摩尼教的薰陶，又受新柏拉圖主義的柏羅丁奴(Plotinus)作品的影響，並浸醉於西塞羅(Cicero)的作品The Hortensius，但莫尼卡的關心和對奧氏信仰的教導自始至終也成為奧古斯丁的堅壘。雖然莫尼卡的信仰未能使奧古斯丁信主，但卻是構成他信主的基石。

4.2 罪與哲學的影響

從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的自述中，知道奧氏自童年時代已經聽到基督成為肉身，並應許賜予信他的人得永生芸芸。但在十九歲以後，他開始沉淪於兩件事上：一是罪的苦纏；另一是宗教哲學。

在《懺悔錄》中，奧氏對偷梨子的憶述，開始了罪惡的序幕。他從「偷」的惡，轉到「淫亂」的惡。奧古斯丁先是感受到快樂，但在享樂之後從內心發出的卻是苦。當奧古斯丁遭受肉慾的罪惡感折騰時，他才醒覺過來，想要得到救援、解脫，因而轉向理性去解決這問題。當然，根據《懺悔錄》中的記錄，奧古斯丁要到米蘭的花園經歷後，才「完全」在這肉慾的罪惡因神的恩寵得釋放。

這裏的所謂轉向理性方法，就是指奧古斯丁藉宗教和哲學解決罪惡的問題。奧古斯丁在宗教和哲學的沉醉時期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摩尼教；(二)新柏拉圖主義，和；(三)西塞羅的「智慧」。

奧古斯丁因罪惡的折騰，而墮入了摩尼教(Manichaeism)的「善惡二元」的探索之中，希望藉詭辯來掩飾「惡」在良知上的衝突，又以「極激烈無知的言詞」攻擊大公教會的信仰，並把他的朋友們拉入教去，如是者作摩尼教的「聽眾」(hearer)九年之久(從十九歲至二十八歲)。

奧古斯丁在摩尼教的九年生活中解決不了他的問題，而且他對這個宗教漸感不滿。從摩尼教的虛荒中醒覺後的奧古斯丁，在二十九歲時(383年)到了羅馬，開始回歸教會作望教者。雖然如此，但他仍舊受罪惡問題纏繞，仍舊探索惡的問題。當時奧氏開始返教會，但同時又愛上了哲學──因為他閱讀新柏拉圖主義者柏羅丁奴(Plotinus)的作品後，立刻找到了「真理的希望」。另外在西塞羅的作品中激起了他對「智慧」的追求，他更與朋友們在米蘭的花園中過一種團體生活，致力追求真理。

奧古斯丁在這階段的思想似乎是被哲學完全的牢籠，與教會和基督的真理無干似的。然而，不要忘記奧氏在這時期熱衷於返教會聽安波羅修的講道(參下文)，而且在《懺悔錄》之中，奧氏已表達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神是獨一的神，並已經愛上了祂。故此，筆者相信奧氏在這階段並非沉醉於哲學，而是因為他不能從當時的聖經譯本之中找到信仰的出路，因而想以哲學整合他對真理的認識，並反省對神的認識。

4.3 安波羅修的影響

安波羅修主教是奧古斯丁的啟導者，是引導奧氏進入「徬徨的境界」，「從錯誤中反身而出」的人。奧古斯丁之所以徘徊於哲學的夾縫而未能歸正的「兇手」之一，可能就是當時拙劣的拉丁文譯本聖經，使奧古斯丁對基督的道理(特別是舊約聖經中不符合道德的故事和互相矛盾的耶穌家譜)產生負面的影響。直至奧古斯丁在384年與安波羅修會面，聽了安波羅修的講道，他對信仰才有了改變。

安波羅修是採用寓意解經，為奧古斯丁去除信仰上很多的障礙，使祂更堅信聖經那神聖而崇高的權威；加上安波羅修對真理的熱忱，自始奧古斯丁一方面繼續返教會聽安波羅修的講道，使他認識救世主基督和使人得勝的恩寵；另一方面對「聖經」的開始研究探索和追求，甚至奧氏不諱地說：「教會書籍中我過去認為矛盾的，現在看出並不矛盾……公教信仰並不是我所想像而斥為虛妄的東西。」筆者相信奧古斯丁得安波羅修的啟導後，他在聖經的引領下生命的道路已經有所改變。

根據以上對奧古斯丁成長與信仰發展的再陳述，我們推斷奧古斯丁應是在奧氏接觸後(384年)至發生米蘭花園的經歷(386年)這短短兩年之間決志歸主的。由於時間和事件的距離和重疊，加上奧氏在米蘭的日子的信仰和思想變化極大，致使傳統以來就以米蘭花園的「復興」事件作為奧古斯丁信主的焦點。

5. 總 結

米蘭花園的經歷是奧古斯丁「復興」的經歷，在它以後奧氏決然將纏擾他半生的惡慾拋棄，全然獻上自己給主，因而在「復興」後一年受洗。故此，奧古斯丁的信主並非如傳統般認為是在386年的米蘭花園之中，也非如傳說般有一個傳奇的信主經歷。至於追蹤他的信主經過，就會發現奧氏的信主時間應該是383-386年之間，即與安波羅修接觸，開始聽他的講道至米蘭花園事件之間。那麼更可以說，安波羅修就是奧古斯丁的啟導者。

 

廷德爾小傳

法國文學家雨果（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說："英國有兩本書：聖經和莎士比亞；英國產生了莎士比亞，但聖經產生了英國。”

英國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卻有另外的看法。他說，在所有的作家中，他最鄙視莎士比亞；因其人是個"文盲”：僅略懂些拉丁文，全不通希臘文。這絕不代表多數人意見，但所說的卻不違背事實。但有一個英國人，有不少反對他的；但沒有英國人會看不起廷德爾。

以上兩個矛盾的斷語，怎可能統一在莎士比亞身上？就是因為廷德爾（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

在 十六世紀的歐洲，只有拉丁文，用於學術和官方文件；不精於通行的拉丁文，是不光彩的事情，算是"文盲”。是廷德爾，把聖經從原文譯成現代英文方言 （vernacular）的聖經，就是"日內瓦聖經”，英國人民才得以普遍了解神的話。莎士比亞所用的，正是這聖經。他用大眾化的語文，成功的以戲劇和 詩，寓教訓於娛樂，把真理傳播於人間。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1517年，興起宗教改革運動，提倡把聖經翻譯成各族方言。宗教改革的文字，很快就傳到英國。1522年，德文新約聖經出版。

1512年，廷德爾在牛津大學畢業（B.A.）；在1515年，完成碩士（M.A., Oxford University）。不過，他並沒有受任教職。而於1519年，進入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修讀博士學位，但中途輟學。於1521-1523年，他成了華勒士爵士（Sir John Walsh）家的教師兼牧師，住在Little Sodbury Manor.英國受尊敬的學者，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曾在牛津任教，雖逝世已一百多年，但他的思想仍然影響著英國；他批判羅馬教會的改革意見，他從拉丁文譯的中古英文聖經，也還有人知道。而劍橋大學，正是宗教改革和早期清教徒運動的溫床。

在1450年，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5?-1468）製造歐洲第一部商業用印刷機成功。從此，聖經和宣道文字，可以有效的複製流傳，而不必倚賴手抄。不久，在各地，都有這種新興事業。Pubulish這個字的意義，由傳講延到印刷。
荷蘭學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mus, 1466-1536），修訂的希臘文本新約聖經，在1516年出版。華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君士坦丁讓國”論（Treatise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tine）的論文，揭穿教廷偽造文書醜劇，雖早於1440年寫成，在1517年才得出版問世，動搖教皇俗世政權的根基。

廷 德爾所住的華勒士家，是一個好客的家庭，座上常有貴族和教職人員。在與他們的交談中，發現那些教職人員對聖經的無知和不重視，到了可恥與可驚的程度。有一 次，他對這樣一位宗教人宣告說："如果神假我以年，不用多久，我將使扶犁而耕的孩子，比閣下更明白聖經！”這豪語，是伊拉謨斯希臘文新約聖經"序言”的迴 聲："我願神使扶犁的耕者唱誦經文，織布的人在梭聲交織中低吟詩篇。”

在這段時間，廷德爾對譯經的呼召，越來越感到負擔，可能也作了些新約的初譯。

約在1524年初， 廷德爾去到倫敦，見當時的主教談思陶勒（Cuthbert Tunstall）； 因為那主教是個學者，又是伊拉斯謨的朋友，希望從而得到支持翻譯聖經，是很合理的事。但失望了。因為自從威克里夫以後，英國恐怕涉及異端的爭論，而在1408年禁止翻譯聖經。 廷德爾不久就知道："不僅在倫敦的主教府邸沒有譯經的地方，全英國也不能容許翻譯聖經。”

稍後，在同年，廷德爾得倫敦一個布商蒙茂慈（Humphrey Monmouth）和華勒士夫婦經濟上的幫助，去到歐洲大陸。
當時，英國還是屬羅馬天主教的，對於廷德爾譯經，自然反對。

起 初，他在威登堡大學 （University of Wittenburg）注冊，因為那裏是抗羅宗的基地，從馬丁路德領受教益；直接從希伯來和希臘原文翻譯聖經。1525年，他在科隆（Cologne）開 始準備排印英文新約聖經。不幸，有一名助手因酒口風不嚴，被反對者發覺了；廷德爾雖得逃脫，但印好未裝訂的經文章頁全部被查抄。

廷德爾只好移到沃木斯（Worms）。在那裏，初版英文新約聖經六千本出版了。不久，就暗運過海峽，普及全英國。

廷 德爾是個曠世奇才。他在譯經外，還寫了些論辯的書及小冊。其中有基督徒的順服（Obedience of the Christian Man）一書，當時是禁書，落在英王亨利八世手中。亨利大為讚賞，認為可以收為己用，以達成為離婚辯護的目的；於是差人往歐洲大陸找到廷德爾，應許給他特 赦並保護，加上豐厚的薪水，只要為他效力。廷德爾自然敬謝。他說：只有在英王准許英文聖經譯本在英國流通的情形下，他才會返回祖國。

中 國的專制皇帝秦始皇，以為"焚書坑儒”的手段，可以統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一千七百多年後的英國，坎特伯里大主教烏爾罕（William Warham），也採取焚經殺譯者的方法，以禁止人民領受聖經真理。因為在聖經真理的光中，羅馬教職人員的無知和腐敗，就無所遁形。在1527年，他差人 從市場上收購廷德爾譯印的新約聖經，然後焚毀！自稱為主的教會，而焚毀神的話，真是奇聞。但他想不到，他所付出的書價，含有相當的利潤，可以使廷德爾印刷 更多的聖經。收購焚毀聖經後來停止了；但收購敗類，追殺譯者的行動，卻不曾停止。

廷德爾在歐洲居於定所，為了躲避追捕，不停的遷移；不過，他譯經的心志不移，隨走隨寫。他一面修訂新約，一面繼續翻譯舊約。同時，他還要應付那忠於羅馬教的英國首相茅爾（Thomas More），二人持久筆戰。 1531年，廷德爾譯印的舊約摩西五經，在英國流行了。

到了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 在位1509-1547）與羅馬決裂，宣布自己是英國教會的元首。不過，他仍然自以為是忠實的天主教徒，羅馬也還未開除亨利的教籍；因此，並未停止追捕行動。同年，廷德爾到了荷蘭安俄埠（Antwerp），有一名英國僑商派恩滋（Thoms Poyntz），是華勒士夫人（Lady Anne Walsh）親戚，收容保護廷德爾的安全。

當派恩斯外出的候，一名英國青年腓利浦（Henry Phillips）來同廷德爾結交。其人外貌良善，對人有禮，巧言令色，奉承他的工作，得到廷德爾的信任。其實，腓利浦是英國的特務，誘騙廷德爾外出， 在1535年五月二十一日，綁架了他，囚禁在威武得堡（Vilvoorde）。 雖然失去了自由，在困苦的環境中，廷德爾依然在昏暗的燈光下，繼續翻譯未完成的舊約聖經。

十七個月之後，經過草草的形式審判，於1536年十月六日，英國譯經者廷德爾，被絞死後再焚燒。他愛慕主的道，也為所愛的主殉道。在就刑以前，廷德爾禱告說："主啊，開英王的眼睛！”

主果然開了亨利的眼睛，他准許英文譯本聖經出版；但他的眼睛未全開，不知道那仍是廷德爾的作品。

廷德爾的朋友和助手克華德（Miles Coverdale, 1488- l569）繼續完成了舊約翻譯，於1535年末，出版了英譯全本聖經。雖然隱去勒廷德爾的名字，但幾乎全是他辛勞的成績。英國的政情改變，坎特伯里大主教換了克蘭麥 （Thomas Cranmer），總理教務是克倫維勒（Thomas Cromwell），都是支持宗教改革的人，勸說英王亨利，得到了他的首肯，英文聖經得以在英國自由印製並發行。 到了1539年，稍經克華德修訂的聖經，稱為"大聖經”，更有英王的諭令，每所教堂，均應預備一冊，供會眾自由閱讀。這是何等大的轉變。

廷德爾的譯經，不為當局所容的原因，顯然是時間問題；而他明顯的採取馬丁路德的信仰立場，語句，注釋中有時翻譯路德的部分作品，也不會有幫助。但在殉道以後，廷德爾到底是勝利了。他不愧稱為"英文聖經之父”。

1553至1558年，英國"血腥瑪麗”（Mary Tudor, 1516-1558）統治期間，恢復天主教，迫害宗教改革，禁英文聖經。克華德逃往日內瓦，主持修譯；在參與其事的人中，包括約翰諾克司（John Knox）， 亦受加爾文 （John Calvin） 的影響。修訂本新約於1557年出版， 新舊約全書於1560年出版，稱為日內瓦聖經，運到英國後，深受歡迎，超越以前的譯本，莎士比亞和彌爾敦（John Milton），都使用日內瓦聖經。

英王雅各一世（James I, 1566-1625），不喜歡日內瓦聖經所附注釋中含有清教徒思想， 在1604年，所召開翰浦屯宮邸（Hampton Court）會議中，決定另譯英文聖經，不附注釋。 成果是1611年出版的欽定本聖經；其中仍然約百分之九十是廷德爾的譯作；標準修訂本裏，也至少保留了百分七十五他原來的譯文。如果查考英文成語，常會發現，不知不覺是廷德爾在說話。這真是"他雖然死了，卻因信仍然說話”。

 

波斯帝國統治時期

 波斯帝國是由瑪代國和波斯國兩國合併而成，興起後，於主前五三八年滅巴比倫帝國（但五30），猶太地也在其帝國的統治之下。直到主前三二○年波斯帝國被希臘帝國所滅。波斯帝國善待各族的人，因此猶太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極大的自由。其間對猶太人有幾項重大影響：

 

1.准許猶太人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並協助他們完成此項工作。

 

2.讓尼希米帶領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3.當北朝以色列亡國之後，亞述帝國把一些外族人移到撒瑪利亞（王下十七25～33），這些外族人與以色列人通婚，在信仰上又不純正。當另一批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聖殿時，撒瑪利亞人也要求參與，卻被拒絕，因此怒阻重建之工作。後來，他們自己又在基利心山上建一聖殿，與耶路撒冷的聖殿相抗衡，雖然這聖殿於主前一百廿九年被馬加比王朝所毀，但他們依然以基利心為敬拜的聖地。如主耶穌曾與撒瑪利亞婦人談論此事（約四20），足見直到主耶穌時代撒瑪利亞人（非純種的猶太人）與猶太人之間的仇恨之深遠。

 

4.祭司長雖有上帝律法規定其產生方式，但波斯帝國尊重其職位，委任他為地方的統治者，直接聽命於波斯王朝，因此造成日後許多紛爭之源，為爭奪祭司長之職，猶太人彼此猜忌甚至彼此殘殺。

 

預格諾派之興旺

    西元1598年的南特詔諭使預格諾派（法國的加爾文派）獲得許多自由，從那時起一直到西元1685年 南特詔諭被廢除時止，法國大約有一百萬預格諾信徒、八百間教會及八百多位牧師。預格諾信徒包括社會的各階層，有貴族。士紳、工匠、專業人員與農夫，但大多數人屬於中產階級，他們都是商業界、銀行界、工廠及專業的領袖人物，在各社區中，預格諾信徒往往是少數人，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像預格諾那麼有錢」 成為當日流行的一句話。

    預格諾派聚會的地方大部份是簡單的木造房屋，有的很大，可以容納七、八千人聚會，而且總是擠滿渴慕的聽眾。在主日，往往一天有四場講道。他們總是慷慨奉獻，支持當地工作及外地受逼迫的聖徒。教會裏實行嚴格的懲治，舉凡觸犯安息日及輕浮行為都被嚴厲禁止。

    這時期的預格諾派共有四個學校，分佈在西丹（sedan）、蒙陶本（Montauban），奈姆（Nimes），及掃墨爾（Saumur）。這些學校規模龐大，不但設備完善，而且有當時最好的師資。

 

庫爾（Antoine Court）與拉波（Paul Rabaut）

   西元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後，逼迫暫時中止，卻又於西元1724年再度以新的氣勢爆發。參加復原派崇拜的男人被抓去當軍艦廚房裏的奴隸，女人終生監禁；不把兒女送進天主教學校就讀的父母，課以重罰；凡讓復原派舉行聚會的市鎮，全體需繳罰款。

    雖在逼迫的壓力下，「荒漠」教會仍繼續成長，但是他們的教會生活完全沒有組織。後來將教會重新組織起來的功臣是庫爾，他被譽為「法國改革宗教會的恢復者」。

    庫爾生於西元1695年，五歲時父親去世，堅毅的母親稟承先夫的信仰，謹慎地給兒子造就訓練；在幼小的年齡，母親已經將他帶去參加預格諾派的秘密聚會，因此庫爾很小就有了敬畏上帝的心；青年時期，他決定奉獻自己，作個傳福音的人。

    庫爾常到分散在各處的預格諾信徒中作探訪工作，發現他們沒有組織、紊亂無紀的情形，便於西元1715年八月召集了一次會議，當時他才二十歲。他雖然未曾進過大學，但藉著自修得到相當高的教育，對於改革宗教義有充實完善的裝備。雖然年輕，卻有豐富的才幹及說服力，因此庫爾立刻成為預格諾派的領袖，他在這次會議中的演講，給他們帶來新的熱誠和勇氣。

    逼迫奪走了法國改革宗教會所有的牧師，而按照加爾文的傳統，改革宗教會是不讓平信徒講道的；在缺乏講員的情況下，只有暫時讓讀完神學的學生講道，但教會仍持守只許按立牧師講道的條例。「荒漠」改革宗教會會友們一致通過在他們中間有兩位有資格作講員，即庫爾和科爾德茲（Corteiz）。科爾德茲比庫爾年長，因此他被送到瑞士去接受按立；回來後，他再接立庫爾為正式牧師。

    為了當時的需要，庫爾於西元1730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 創辦了一間神學院，訓練傳道人，因為洛桑是法國政府的逼迫鞭長莫及之地。神學院極其簡陋，只有一間二樓的房間作為課室，卻有許多極具恩賜、完全獻身的年輕人，在那狹小簡單的房間中受造就。這間洛桑神學院又被稱為「死亡學校」，因為大部份受完訓練回到法國改革宗教會事奉的傳道人，遲早會成為逼迫下的犧牲品。

    拉波比庫爾小二十三歲，當他二十歲時，將自己獻身於法國改革宗教會。庫爾曾經描寫「荒漠」教會的精神為：「一種苦修、內省、智慧、殉道的精神，它教導信徒天天向自己死，治死私慾，預備自己，在上帝呼召的時候，勇往直前，面對折磨與絞架，將自己的生命獻上。」

    而拉波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

    拉波在庫爾的洛桑神學院進修一段時期，他充滿熱誠，又是一位有恩賜的講員，具有天賦的吸引力。他在法國改革宗教會工作五十六年，經歷說不盡的艱困，時常冒著生命的危險，然而「蛇的靈巧」使他可以躲避政府的追捕，他確實不愧為「荒漠教會的使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