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監霧牧師與甘為霖牧師宣教上的異同

  

如果把梅監霧（Campbell N. Moody）與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放在一起比較，我認為這是一個比「甘為霖—馬偕」更有意思的比較，因為兩人都是蘇格蘭／英國長老教會傳統的宣教師，而且梅監霧1895年來臺後，正是接續甘為霖等人在中部所奠立的工作。梅監霧後來以彰化為基地，與蘭大衛醫師合作，在中部展開宣教。(新使者雜誌)

最簡潔地說：甘為霖比較突出「福音的翻譯、教導、語言與歷史」；梅監霧則更突出「福音的直接宣講、本地信徒、貧窮者與教會生活」。

但兩人共同的核心，是：福音必須真正成為臺灣人的信仰，而不能只是西方文化的移植。

一、兩人的共同點：同一個改革宗宣教傳統

1. 都不是把宣教理解為「傳播西方文化」

這一點非常重要。

梅監霧的《福爾摩莎的聖徒》主要觀察的是臺灣漢人基督徒的教會生活，而且特別探討臺灣人的宗教心理，以及他們如何接受、理解或拒絕基督教信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對這本書的介紹也特別指出這一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海外史料看臺灣)

梅監霧甚至提出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宣教原則：宣教師帶給臺灣人的，應該是信仰內涵，而不是西方文化形式。

相關研究整理梅監霧的思想時，特別指出他認為臺灣教會應當與初代教會比較，而不是簡單模仿已經發展近兩千年的歐洲基督教形式。(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這其實和我們前面對甘為霖的分析可以接起來：福音 ≠ 西方文化。

這是兩人非常重要的共同點。

二、兩人都非常重視「進入臺灣人的世界」

甘為霖透過：

• 學習臺灣語言
• 編纂字典
• 編寫白話字材料
• 研究臺灣宗教與社會
• 整理荷蘭時期基督教史料

來進入臺灣。

梅監霧則更加直接地進入臺灣人的日常生活。

研究資料指出，他在中部宣教時，詳細記錄當地人的：

• 日常生活
• 農業與農忙
• 習俗
• 宗教心理
• 社會生活

甚至曾繪製宣教地圖。(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所以兩人的方法雖然不同，但背後有一個共同原則：宣教士不能只站在教會裡等人來；必須走進人的生活世界。

三、最大的差異：甘為霖「文化翻譯」，梅監霧「福音宣講」

如果要用兩個詞概括：

甘為霖：

translation／翻譯

梅監霧：

evangelism／佈道

這並不是說甘為霖不佈道，也不是說梅監霧不重視文化。

而是兩人的宣教重心不同。

鄭仰恩教授對梅監霧的研究特別指出，梅監霧的宣教理念是以**「佈道」為優先**，這與當時比較強調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的宣教模式有所不同。(新使者雜誌)

因此，如果說甘為霖問：「怎樣使福音在臺灣文化中可以被理解？」

梅監霧比較像是在問：「怎樣讓臺灣人真正聽見福音、相信基督並成為教會？」

這是兩人很重要的差別。

四、甘為霖：建立「福音的文化基礎」

甘為霖的工作有一個很強的「基礎建設」性格。

例如：

語言

他編纂《廈門音新字典》，把臺灣／閩南語的語言世界記錄下來。

教育

他參與傳道人訓練，也創辦訓瞽堂，投入盲人教育。

歷史

他整理荷蘭時代的宣教史料，1903年出版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教會記憶

他試圖證明基督教與臺灣並不是完全陌生的東西，而在十七世紀已經有過重要相遇。

所以甘為霖的宣教可以說具有：「建立福音文化基礎」的特色。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也把甘為霖描述為重要的歷史資料整理者；他的《荷蘭統治下的福爾摩沙》大量整理荷蘭時期材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海外史料看臺灣)

五、梅監霧：建立「活的本地教會」

梅監霧則不太一樣。

他來到中部之後，與蘭大衛合作，從彰化向周圍地區拓展。

資料顯示，他的宣教足跡遍及中臺灣，並協助建立約十七間教會。(新使者雜誌)

他非常重視直接佈道。

最有名的，就是他在街頭用臺語喊：「上帝的兒子不見了！」

這種方式很有梅監霧的特色：不是先建立一套完整的文化機構，而是直接走到人的生活場域宣講福音。(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

因此，如果甘為霖比較像：建立福音的語言、文字、歷史與教育基礎

梅監霧則比較像：把福音帶到街頭、農村、貧窮者與普通人的生活中。

六、兩人對「貧窮」的理解也有明顯差異

這是梅監霧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梅監霧以極度簡樸的生活聞名。

他刻意穿著簡單衣服、吃便宜的食物、搭第三等火車，甚至把家人寄來的西裝退回去；目的不是單純個人苦行，而是希望自己與臺灣貧苦人民生活在一起。(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

因此他被稱為：「英國乞丐」

甚至：「臺灣的保羅」。

這裡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強的道成肉身式宣教想像：如果我要向窮人傳福音，我不能用一種高高在上的生活方式站在他們面前。

這一點讓梅監霧與後來的「公共神學」、「弱勢者神學」甚至某些解放神學問題產生對話空間。

但要注意：**不能因此直接把梅監霧稱為解放神學家。**那會是時代錯置。

比較好的說法是：他的宣教實踐呈現出一種「與窮人同在」的倫理，這可以成為今日公共神學反思的資源。

七、甘為霖則把「弱勢者」帶入教育與教會

甘為霖也不是只做文字工作。

1891年他在臺南創辦訓瞽堂，成為臺灣盲人教育的重要先驅。

因此兩人的共同點其實是：福音不能只停留在講台。

但路徑不同：

甘為霖：福音 → 教育 → 弱勢者 → 教會與社會

梅監霧：福音 → 親近貧窮者 → 直接佈道 → 本地信徒 → 教會

所以兩人都具有整全性，只是「整全」的表現不同。

八、兩人的教會論尤其值得比較

這可能是最值得神學研究的地方。

甘為霖比較重「培育」

他的工作集中在：

• 聖經
• 語言
• 教理
• 教育
• 傳道人訓練
• 本地教會

因此可以說：甘為霖比較重視「怎樣建立一個能夠承載福音的教會」。

梅監霧比較重「本地信徒」

鄭仰恩指出，梅監霧特別關注本地漢人信徒，這是他的宣教思想相當突出的特色。(新使者雜誌)

他不是只把臺灣人看成「需要被教育的對象」，而是仔細觀察：

他們怎麼理解福音？

為什麼接受？

為什麼拒絕？

他們怎麼過基督徒生活？

所以《福爾摩莎的聖徒》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把研究焦點從：「宣教師做了什麼」移到「臺灣信徒如何成為基督徒」。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

九、這使梅監霧有一個很特殊的「本土化」方向

這裡我會特別強調。梅監霧不是簡單地說：「臺灣人應該接受西方基督教。」

反而努力思考：臺灣人怎樣可以成為真正的基督徒，而不必變成歐洲人？

這就是為什麼他會特別關注：

• 臺灣人的宗教心理
• 臺灣人的生活
• 臺灣人的語言
• 臺灣人的習俗
• 臺灣人的教會生活

而他的白話字作品也嘗試用流利臺語，把基督教思想轉化成臺灣人可以理解的形式。(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通訊研究所)這一點和甘為霖其實非常接近。

十、所以兩人的差異可以濃縮成這張表

面向	甘為霖	梅監霧
宣教核心	福音的翻譯與建立	福音的宣講與實踐
主要重心	語言、教育、教理、歷史	佈道、本地信徒、貧窮者
文化工作	字典、史料、語言	觀察生活、宗教心理、臺語著作
教會工作	培育教會的基礎	拓展本地教會
對信徒的關注	教導與培育	如何實際成為基督徒
弱勢者	盲人教育	與貧窮者生活、醫療傳道
宣教風格	學者型、教師型	佈道型、牧者型
福音觀	聖道、教理、文化翻譯	悔改、信仰、生活見證
本土化	語言與文化翻譯	本地信徒與生活實踐
歷史意識	非常強	強調初代教會與臺灣教會的平行比較
社會倫理	教育與弱勢者服務	貧窮者認同、簡樸生活
核心問題	「福音如何在臺灣被理解？」	「臺灣人如何真正成為基督徒？」

十一、但是兩人有一個更深的共同點

這可能是最值得你在論文裡使用的觀察：兩人都試圖把「福音」與「西方文化」分開。這是非常重要的。

梅監霧甚至明確主張：宣教師應該帶給臺灣信徒的是信仰內容，而不是西方文化形式。(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甘為霖雖然沒有完全用相同方式表達，但他的語言工作也實際呈現同樣方向：福音必須用臺灣人的語言說出來。

所以兩人其實都在處理同一個神學問題：「基督教如何成為臺灣的基督教，而不是臺灣人的西方化？」

這是十九世紀末臺灣宣教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十二、可是兩人仍然沒有完全逃離帝國與西方文明框架

這一點不能浪漫化。

他們都屬於十九世紀西方宣教運動，因此仍然可能使用「異教／基督教」、「文明／落後」等當時流行的分類。

這也是我們前面談甘為霖時的重要提醒：宣教士可能同時在反對西方文化移植，又在不知不覺中攜帶西方文明觀。

所以研究梅監霧也應該問：他說「臺灣人可以成為真正的基督徒」時，他心中的「真正基督徒」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十三、若從改革宗神學來比較，我會這樣定位

甘為霖：「聖道—教理—語言—教會」

比較突出改革宗的：

• 聖經中心
• 教導
• 教理
• 教會建造
• 語言翻譯

因此可以稱為：「聖道與文化翻譯型」宣教。

梅監霧：

「福音—悔改—信徒—生活—教會」

比較突出：

• 直接宣講
• 個人信仰
• 本地信徒
• 貧窮者
• 生活見證
• 教會拓展

因此可以稱為：「福音宣講與門徒生活型」宣教。

這兩種其實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補。

十四、我認為最好的神學總結是

可以把兩人的宣教神學寫成：

甘為霖努力回答「福音如何在臺灣文化中被理解與傳承」；梅監霧則努力回答「臺灣人如何真正成為基督的門徒」。前者著重語言、聖道、教育、歷史與文化翻譯，後者著重佈道、本地信徒、貧窮者與教會生活。兩人共同反對將福音簡化為西方文化的移植，卻又同樣處在十九世紀西方宣教與文明論述的歷史張力之中。

而這裡其實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如果甘為霖代表「福音的文化翻譯」，梅監霧代表「福音的本地化實踐」，那麼巴克禮就可能代表「福音的文字化與公共傳播」。

把甘為霖、梅監霧、巴克禮三個人放在一起，會非常適合建立一個「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的宣教神學比較模型」：甘為霖＝文化／歷史、梅監霧＝佈道／本地信徒、巴克禮＝聖經／文字／教會制度。這會比單純的人物生平比較更有神學研究價值。

甘為霖和馬偕的宣教之異同

  

若把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放在一起看，我認為最好的結論不是「一個重教育、一個重醫療」，而是：

兩人共享十九世紀長老教會的改革宗宣教框架，但因差會背景、地理環境、個人性格與宣教對象不同，發展出兩種相當不同的宣教模式：馬偕較具有「建立本地教會與宣教網絡」的動員型特色；甘為霖則較具有「語言、教導、文化研究與歷史保存」的知識型特色。

兩人幾乎同時進入臺灣：馬偕屬加拿大長老教會，甘為霖屬英國長老教會；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也特別指出，兩人留下的史料呈現很不同的面貌——馬偕比較像人類學者，甘為霖則比較像歷史學者。

一、兩人的共同點：同一個改革宗宣教大框架

1. 都把福音理解為「進入人的實際生命」

兩人都不是把宣教理解成單純的「講道—決志—受洗」。

馬偕把醫療、教育、傳道、培育本地傳道人結合起來；甘為霖也同樣參與醫療與教育工作，並且非常重視語言、教理、傳道人訓練與教會建立。學術研究比較兩個宣教區時也指出，醫療事工並不是北部馬偕獨有，南部英國長老教會同樣把醫療作為接觸社會與傳福音的方式。(MDPI)

所以兩人的共同神學底色可以概括為：福音要改變整個人，而不是只有人的「宗教觀念」。這與改革宗對基督主權的整全理解相當接近。

2. 都認為必須學習臺灣人的語言

這是兩人非常重要的共同點。

馬偕深入學習臺灣閩南語，並透過本地語言進行傳道；甘為霖也把臺語研究推到非常深入的程度，最後編纂《廈門音新字典》。

十九世紀宣教的基本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如果福音只能用宣教師自己的語言說，福音就很難真正成為本地教會的信仰。

因此兩人都走向語言學習。

這也是研究馬偕宣教的重要學術觀察：語言學習是其進入臺灣社會、傳播基督教的重要第一步。(MDPI)

3. 都重視本地傳道人

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馬偕非常強調本地人的傳道能力。他認為本地傳道人更了解當地語言、文化與社會網絡，因此能夠進入外國宣教師無法深入的地方。研究顯示，他甚至要求後來來臺的加拿大宣教師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本地基督徒的領導。(MDPI)

甘為霖所屬的南部長老教會也同樣重視傳道人訓練、教理與本地教會的培育。

因此兩人的共同方向不是：「西方宣教師永遠領導臺灣教會。」

而是至少在理想層面上：外國宣教師的使命，是培養一個能夠自己傳福音的本地教會。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宗教會論。

二、最大的差異：馬偕「建立教會」，甘為霖「建立語言與記憶」

這可能是兩人最有意思的區別。

面向	馬偕	甘為霖
主要區域	北臺灣	南臺灣及其他地區
差會	加拿大長老教會	英國長老教會
宣教風格	動員、巡迴、建立據點	教導、語言、研究、培育
特色	傳道＋醫療＋教育	傳道＋語言＋教理＋歷史
語言工作	學臺語、使用本地語言傳道	深入臺語研究、編字典
教育	牛津學堂、女子教育、神學／傳道人訓練	傳道人教育、盲人教育、教理教育
醫療	非常突出，後來形成馬偕醫療傳統	有醫療事工，但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遺產
歷史工作	記錄當代臺灣社會與宣教經驗	大量整理荷蘭時期基督教史料
文化觀察	強烈的田野性、生活性	強烈的語言學與歷史性
宣教遺產	北臺灣教會網絡	語言、史料、教育與南部教會傳統

中央研究院所做的比較非常值得注意：馬偕的書寫大量呈現十九世紀北臺灣的人文、自然、信仰、醫療與動植物；甘為霖則憑藉荷蘭文能力整理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的史料。

換句話說：馬偕比較像「進入臺灣社會的人」；甘為霖比較像「保存臺灣基督教記憶的人」。

三、馬偕的宣教：高度「關係性」與「網絡性」

馬偕非常特別的一點，是他不只是到一個地方建立一間教會，而是形成一個相當有活力的宣教網絡。

他的工作包括：

• 巡迴傳道
• 建立教會據點
• 醫療
• 訓練本地傳道人
• 培養女性傳道者
• 牛津學堂
• 女學
• 後來的馬偕醫院傳統

加拿大長老教會的檔案也特別強調他學習本地語言、進入臺灣文化、建立學校與醫療事工。(加拿大長老會檔案館)

研究馬偕的學者因此常注意到他的「本地教會」理想：他不是單純希望臺灣人依附外國宣教師，而希望形成一個能夠自我延續的教會。

這可以稱為：「建立本地教會的宣教神學」。

四、甘為霖的宣教：更強調「教導、文字與歷史」

甘為霖則有另一種特色。

如果馬偕問：「我要怎樣讓更多臺灣人聽見福音？」

甘為霖似乎更常問：「我要怎樣讓福音真正進入臺灣人的語言、思想與教會生命？」

因此他的工作自然走向：語言 → 字典 → 白話字 → 教理 → 教育 → 傳道人 → 歷史研究。

這就是為什麼甘為霖留下的文化遺產特別「文字化」。

他的宣教不是只留下「我建立了多少教會」，而是留下：

• 字典
• 語言資料
• 荷蘭時代史料
• 教會歷史
• 宣教報告
• 原住民族語言資料

因此他的宣教成果有一個很強的知識生產性。

五、兩人對「文化」的態度也有相似與差異

兩人都不是完全拒絕臺灣文化。

相反地，他們都非常努力地學習臺灣。

但是，他們學習文化的目的仍然是在宣教框架之內。

這一點非常重要。

研究馬偕的論文指出，馬偕一方面努力學習臺灣語言、深入地方社會，另一方面也對祖先牌位、民間宗教等採取非常強烈的基督教批判。(MDPI)

而甘為霖也是如此。

所以不能把兩人說成今日意義上的「文化多元主義者」。

比較準確的描述是：他們相信宣教士必須進入文化，但相信福音有權判斷文化。

這是一種典型的十九世紀改革宗宣教張力。

六、兩人的「文化理解」其實都具有雙重性

這裡就進入比較深的問題。

近年的研究提醒我們：馬偕與甘為霖的民族誌／宣教書寫雖然保存了大量臺灣社會資料，但並不是完全中性的「客觀觀察」。

有研究專門比較兩人的宣教書寫，指出他們在描述臺灣人與原住民族時，同時具有細緻的觀察與十九世紀「文明／野蠻」分類的語言。(臺灣學術期刊平台)

因此：他們是文化的觀察者

但同時也是：文化的詮釋者與分類者。

這意味著我們今天不能單純接受他們的描述作為「臺灣人本來就是如此」。

必須問：

誰在描述誰？

用誰的語言描述？

什麼被稱為「文明」？

什麼被稱為「異教」？

宣教士的福音觀與十九世紀帝國／文明觀念在哪裡交疊？

這也是今天重新閱讀馬偕與甘為霖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之一。

七、如果從改革宗神學來比較

我會這樣區分：

馬偕：基督主權 → 教會建立 → 社會實踐

他的改革宗宣教特色比較容易從：

基督作主 → 建立教會 → 培養本地領袖 → 教育與醫療服務看出來。

他的宣教具有很強的教會論與使徒性動員。

甘為霖：聖道 → 教導 → 語言 → 文化翻譯 → 教會

甘為霖則比較可以從：

聖經／聖道 → 語言 → 教理 → 教育 → 本地教會來理解。

所以他的特色比較偏向：改革宗的「聖道中心」與「教導傳統」。

這並不是說馬偕不重教導，也不是說甘為霖不重傳道；而是兩人的重心不同。

八、兩人的「成功」定義也值得比較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做神學研究的問題。

馬偕留下的歷史形象，很容易以：教會數量、信徒、傳道人、學校、醫院來衡量。

研究馬偕的文章指出，在約三十年的宣教生涯中，他建立大量教會據點並有相當數量的受洗者，因此他的宣教「成功」非常容易被量化。(MDPI)

甘為霖則比較不同。

他的「成功」未必容易用數字表示。

例如：

一部字典留下來了。

一種語言被記錄下來了。

一批教會史料被保存下來了。

臺灣早期基督教的記憶被重新發現了。

這些都是比較慢、比較隱性的宣教成果。

所以我會說：馬偕的宣教成果比較具有「可見的教會擴張性」；甘為霖的成果則比較具有「深層的文化與知識基礎性」。

九、但是不要把兩人過度二分

這點非常重要。

不能變成：

馬偕＝傳道
甘為霖＝學者

因為這是不準確的。

馬偕同樣非常重視語言、教育、本地傳道人與文化觀察；而甘為霖同樣是真正的宣教師、傳道人，也參與醫療與教育。

比較好的方法是說：兩人共享同一個改革宗宣教世界，但把不同的恩賜與宣教環境發展成不同的事工模式。

而且兩人並不是彼此隔絕的兩個系統，而是同一時代臺灣長老教會宣教運動的一部分。

十、如果把兩人放進「福音—文化—帝國」三角形

我會畫成這樣：

                 福音

                  │

          ┌───┴───┐

          │               │

       馬偕              甘為霖

          │               │

  建立教會／醫療      語言／教理／歷史

          │               │

          └───┬───┘

                  │

             臺灣社會

                  │

        ┌────┴────┐

        │                   │

      文化                 帝國

        │                   │

        └───┬─────┘

                  │

            宣教士的張力

兩人真正共同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一個非西方社會宣講一個自認為具有普世性的福音？

而這又產生第二個問題：當宣教士宣講福音時，他帶來的究竟是「福音」，還是同時帶來了十九世紀西方的文化、文明觀與權力結構？

這個問題不能只對甘為霖問，也必須對馬偕問。

最後的比較

我會用下面這一句作為研究上的總結：馬偕與甘為霖都是改革宗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都相信福音必須進入臺灣人的語言、社會與生命，也都重視本地教會與本地傳道人；但馬偕的宣教較突出「建立關係、拓展教會、醫療教育與本地領袖培育」，甘為霖則較突出「語言翻譯、教理教導、教育、歷史研究與文化記憶」。前者較像是在建立一個活的宣教網絡，後者則在建立一套能讓福音在臺灣被理解、記錄與傳承的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