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提到，教會在十八世紀面對內外的壓力；在教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地損害信徒的屬靈生命；而在外面的世界，政治的紛亂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人有一種迷惘無助的感覺。就在這時候上帝藉著一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來。
上帝興起了約翰·衛斯理及懷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為教會展開新的一頁。約翰·衛斯理生於主後一七Ｏ三年，而懷特菲德則生於一七一四年。他們先後在牛津進修，也就是在牛津，上帝將兩個完全不同性格、傾向的人結合起來，一同服事祂。
約翰·衛斯理在主後一七二Ｏ年進入牛津，六年後被選為牛津林肯學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A.D.）此時也進入牛津。不久他們兄弟二人與一些主內的弟兄聚在一起，組成"聖潔會"(The Holy Club)按時查考聖經及禱告。不久他們更從內省的屬靈追求推進到福音工作上去。他們開始監獄的佈道工作。由於他們嚴謹的屬靈操練，牛津的同學們便譏諷地為他們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綽號。
懷特菲德於主後一七三三年進入牛津求學，不久便加入了以衛斯理為首的"聖潔會"。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二人感到上帝的呼召，毅然離開牛津安逸穩定的生活，遠赴美洲作宣教士。他們在喬治亞州努力工作，不見什麼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於 主後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國，留下約翰繼續工作。到了主後一七三八年，連約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懷著挫敗的心情回到英國。但上帝卻借著這些挫折叫他認識到自己的 軟弱和無能，這便成為他自己復興的起點。回到英國後，他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會的聚會中，約翰·衛斯理聽到有人誦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上帝的靈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實地體會基督救贖的恩典。
這次經歷之後不久，他便前往德國，與弟兄會的人生活一段時候，體驗操練敬虔的生活。從這時起，他整個人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
與此同時，上帝也呼召懷特菲德到美國喬治亞州宣教。懷特菲德的遭遇卻很不同。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復興。在新英格蘭，他的講道與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A.D.）的講道產生的影響匯成一起，成為一股巨大的復興力量。美國的人復蘇(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時開始。自主後一七三八年開始，懷特菲德多次在美國巡迴講道。我們可以說，他主要的工廠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因此由他帶動的復興主要在美國。英國的復興卻主要由約翰·衛斯理帶動。
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復興之後，便奮不顧身地為主工作。他們四處宣講上帝的的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於是他們只 好到一些教會以外的小組那裡講道。主後一七三九年，懷特菲德從美國回英國工作，這便是衛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轉捩點。原來懷特菲德將他在美國慣用的露天 佈道在英國如法炮製，結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請衛斯理兄弟二人與他同工。於是，約翰·衛斯理的巡迴露天佈道生涯便告開始。而他所到之處，信徒便大得復興，很多人深切認罪，並且重新向上帝委身。
約翰·衛斯理不但有佈道的恩賜，更有組織的恩賜。他不像懷特菲德，講道復興信徒後便往別處去，不太注重跟進工作。約翰·衛斯理卻很著重跟進工作。他的講道復 興了信徒，但復興之後又如何？假若不給他們適當的栽培，恐怕復興的熱潮過後，便什麼也沒有留下。約翰·衛斯理把復興的信徒組織起來，將每一區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長。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勵，班長更有責任督促班員操練敬虔。對於那些因一時感情激動而加入團契，而並不渴求真正屬靈操練 的人，約翰·衛斯理非常嚴厲地對待他們，甚至將他們逐出團契。因此，團契中的人都非常認真，所以能保持團契的屬靈素質。
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本來冷漠的知識份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對上帝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間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 潑起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傳福音的托負也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另一個運動的基礎。這一個運動便是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宣教運動。假若沒有大復興，宣教運動也不可能會展開。
在普遍關注傳福音的氣氛下，不少人自然關心到歐洲以外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的命運。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 宣教的心志便在這種氣候中孕育出來的。克理威廉十八歲開始在浸信會作傳道人，因為事奉的教會弱小，不能供養傳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糊口。但他在事奉與謀 生中卻不斷為宣教工作禱告，為失喪的靈魂禱告。在不斷的等候中，主後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將心中的負擔，透過講解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至三節宣告出 來。他的講道有力地震撼一些傳道人。不久，他們組成了英國浸禮會差會，而克理威廉便是他們第一個宣教士，遠赴印度將福音傳給那些信奉異教的印度人。
由於克理威廉的熱切負擔，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後一七九五年，著名的倫敦會成立。不久，其他的差會，如聖公會的教會宣教會，也相繼成立。
這種對宣教的熱忱從英國蔓延到美國。首先在康州威廉市的威廉大學，在米爾斯（Samuel John Mills, 1783-1818 A.D.）的領導下，一小群大學生聚一起為宣教異象禱告。不久，著名的"草堆禱告運動"（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開，而美國的宣教運動也便這樣開始了。
這些宣教的運動將福音帶到亞洲。馬禮遜（Rokert Morrison, 1782-1834 A.D.）便是這運動中的一份子。因此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其實與這時期的宣教運動很有關係。
然而，除了福音擴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之外，這宣教運動對西方教會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著宣教的熱忱，人對上帝的委身便越真實。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特別在美國，另一次的大復興再出現在不同的地方。這大復興加強了教會內部的生命力，也間接地加強了宣教的實力。
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這一百年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從社會學家的分析來看，這真是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對教會極其不利。然而，當上帝要興起祂的工作時，任何環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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