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的聖經神學

 

    加爾文的思想由於受嚴謹的聖經神學所約制，也許沒有路德那樣具創意；但他的思想既清晰又系統化，卻亦為路德所不及。路德神學仍擺脫不了經院神學的格局，總喜愛作迴旋式的循環申論，且有許多富睿智卻不易明其所以的辯證式說法，諸如基督徒既是自由人又是奴僕等，一般人是很難充分掌握的。但加爾文則不然，他的思路明晰，邏輯細密嚴謹，首尾相貫，井然有序。

　

　　加爾文可以說是一位聖經狂熱者，他將其神學系統乃至基督教信仰都搭建於聖經之上。他肯定全本聖經皆為上帝所默示。由於上帝是恆久不變的，全本聖經（包括舊約與新約）具同等價值，並且互相闡明，完全和諧。

 

    聖經具有四重特性：統一性（unity）、權威性（authority）、清晰性（clarity ）和充分性（sufficiency）。加爾文強調聖經的統一性，所以主張以經解經。聖經是基督教信仰最終極的權威，一切傳統和教義都得以聖經來加以證明，方取得在教會存在的資格。

 

    聖經不是符咒圖冊，當中沒有甚麼內容是神秘不可知的；加爾文認定字面意思就是聖經的意思，人人都可以明白，不需要具備特殊的屬靈眼光，聖經的清晰性為[信徒皆祭司] 提供堅實的理據。

 

    聖經在教義及信徒生活規範上有充足的指引，毋須作別的補充。加爾文是嚴謹的聖經神學家，他在《基督教要義》裡便花上大部分篇幅來闡明聖經的相關道理，而他更畢生撰述了大量的聖經詮釋（釋經講章）。

 

 

 

加爾文重視神學訓練

 

　　除了《基督教要義》和聖經註釋外，加爾文也寫了一連串護教文章（稱為TractatuS），駁斥天主教、重洗派、自由派（Libertines）及其他錯謬的神學主張。這些作品同樣是為了賦予更正教一個清晰的神學身份，好在天主教及其他更激進的神學觀點中間，為更正教確定該持守的立場。宗教改革絕不是一場只破而不立的運動。

　　加爾文早在1541年重回日內瓦時，便已計劃設立一間大學，專門訓練政府和教會所需的人才。由於計劃龐大，而日內瓦又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城市，故一亙要到1558年，學校才正式籌建。學校共分兩個部分：第一是初學階段（SChola Privata) ，共分七班，主要培養兒童學習語言；第二是進深階段（ SChola　publica），學習神學、希臘文、希伯來文、詩學、辯證法與修辭學、物理和數學等。由加爾文的愛徒伯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擔任院長。學校訓練出大量傳道人，遍佈歐洲各地，推動宗教改革工作和推廣加爾文思想：因此，它成了發揚加爾文主義的主要陣地，這亦協助奠定加爾文主義在宗教改革運動的領導地位。

　　加爾文強調教會的普世性，在他有生之年，積極參與不同地區的宗教改革派系的聯絡和對話，和墨蘭頓、布塞爾等亦維持友好的關係。他努力推廣宗教改革思想，協助英國（特別是蘇格蘭）和法國改革教會，派遣牧者前往襄理會務，又寫信安慰和鼓勵那些正遭受迫害的信徒。這種主動的普世性參與，也助長了他個人的思想的流播。

　　由於加爾文的神學清晰易懂，而且很有系統，故很快便成了更正教的思想主流。他所開創的改革宗神學傳統，影響無遠弗屆，包括瑞士、法國、蘇格蘭、荷蘭、南非、美國等地，成了長老宗、聖公會的低教派、公理宗、浸信會，乃至絕大多數由聖公會分裂出來的更正教教派的神學傳統。

 

 

加爾文對教會組織變革

 

　　加爾文擬定的《教會組織法》，對當時及日後的更正教會均有重大影響。

　　加爾文反對天主教會的教皇制度，認為這既不合乎聖經，亦與初期教會的做法不符。沒有一個使徒的地位明顯地凌駕於其餘的使徒之上，而初期教會基本上是各地自治的，主教不過是由當地教會所選立的罷了，他們的地位亦不超過扮演協調者（moderator）的角色。

　　加爾文相信教會最重要的職責是傳講上帝的話語，故教會的組織必須依據這個目標而設計。按照保羅的職事清單，加爾文認為使徒這個職分已成為歷史，而負責講道的先知亦可由牧師和教師統攝，因此教會最重要的兩個職事是牧師和教師。牧師最大的職責是宣講，而教師〔他又稱為學者（doctor）〕則是教導和護衛真理。至於教會的管理權，則落在一群長老及由他們所組成的長老議會身上，而這就是前文提到的教會法庭。這些長老之中，既有牧者亦有平信徒，平信徒便是市議會的成員。他們同時是政治領袖和教會領袖。最後，教會也有一群專責慈惠和庶務工作的執事。因此，教會存在著四重職事：牧師、教師、長老和執事。

　　日後領導蘇格蘭進行宗教改革並建立蘇格蘭改革宗的諾克斯（John Knox， 1514－1572），便進一步將這個長老體制發展成[長老宗教會]（Presbyterianism），並將長老分作兩種：一種由平信徒組成而專責教會管理事務的，稱為[ 管理長老] （RulingElder），而同時負責講道的牧師稱為「教導長老」（TeachingElder）。他們的職權相等，分別只在於是否擔負講道之責。

　　許多時候，我們對[信徒皆祭司] 這個宗教改革的信條有所誤解，以為這即等於泯除一切牧師和平信徒的分別。為示平等，所有從前由牧師專責承辦的，如今信徒都可以分一杯羹; 因此平信徒可以擘餅、可以施洗、可以講道。我不反對有人作如是主張，但得指出，這絕非馬丁路德、加爾文等改教者的想法，也非[信徒皆祭司]此教義的原來或必須蘊含的意思。

 

    「信徒皆祭司的意思是：所有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均等的, 沒有人會比其他人更加神聖。可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都強調信徒各有不同的恩賜，並且得按其恩賜來分派在教會裡的不同職事。牧者在教會中負責講道，不是因為他比其餘的人要神聖，只有他能聽到上帝的話，而是因著他被確認為具有講道和教導的恩賜，並曾接受適當的訓練而已。

 

    對路德及加爾文而言，牧師與平信徒的分別端在於是否曾接受專業訓練，教導長老之所以專責承擔教導工作，是因為他們曾接受聖經和神學的訓練。『信徒皆祭司』所強調的是屬靈地位的平等，而非職事的相同。我們尤其得謹慎，別把在教會裡承擔職事變作一項「權利」，加爾文看所有職事者（ministers）都是僕役呢！

 

 

加爾文對崇拜及聖台重新定位

 

　　1．重視講壇

　　加爾文可不是一個僅僅熱衷於執行教會紀律的人。他除了監控教會及社會的運作外，更主張樹立屬靈榜樣，鼓勵善行。他相信人具有自製和自律的能力，而正確知識是正確行為的先決條件，放正面教育較負面責罰更為重要。為此，他每天藉講道來教育群眾。1549年，日內瓦的市議會通過規定，要求牧者由原來隔天講道一次改為每天講道一次，這個規定在1569年為蘇格蘭所傚法。

　　加爾文強調信徒皆祭司的觀念，因此非常看重講道的地位。他認為每個信徒都有責任瞭解和認識信仰，教會亦須要求所有人都閱讀及明白聖經。當然在那個哈候識字率還不太高，要每個信徒都讀聖經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教會有責任教導信徒讀聖經；而專職宗教人員的身份亦因此由教士（Priest）轉變為牧者（Pastor），他們的主要責任是作傳道者（Preacher）。講道是加爾文及改革宗的崇拜神學的重心。

　　在他看來，牧者必須首先是講道者，講道是牧者一生最重要的職事，一個沒有定時講道的人，根本不應保留牧者的銜頭；所以天主教的教皇若是以主持會議為其主要的日常職務，他便不配稱為主教。在宗教改革以後，特別是在加爾文所開創的改革宗傳統裡，基督教才將講道抬舉到如此崇高的位置；而講道亦成了宗教改革得以成功、更正教得以蓬勃發展的主要元素。講道是改教者成功發動一場靈魂戰爭的致勝武器。

　　加爾文是一位極出色的講者，能用希臘文及希伯來文版本聖經直接教導。他認定聖經作為上帝的話語，必要藉聖靈的引導和印證才能開啟揭露，讓人發現真理（efficacious confirmation），而講道正是上帝藉人的口來說話；因此，講道不是牧師對聖經的理解和體會的個人分享，卻是上帝在自行說話，其權威與重要性由此可見。

　　由於講道不是人在說話，因此必須受上帝的道所約制，加爾文認為唯一合法的講道是釋經講道。講道的內容由聖經限定，講員不能隨意尋覓或剪裁章節（今所謂[專題講道] ，卻要由舊約聖經創世記開始，逐章逐節講解下去，不能偏廢或遺漏。加爾文對講壇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2．聖禮觀的改革

　　更正教拒絕接受天主教傳統的聖禮觀（Sacraments），尤其否認彌撒（主日崇拜）是一個獻祭。加爾文大刀闊斧地革除公共崇拜裡所有繁瑣而又具有神秘主義含義的禮儀，將聚會扣緊在宣講上帝的道和施行聖餐兩方面；一切儀式必須從簡，並且必須有正確的教義作為其基礎。上帝的道若非藉此被陳明，一切禮儀便都是空洞無物，了無價值的。

　　在聖餐的問題上，加爾文當然拒絕傳統大公教會所倡言的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他不相信司祭的有任何神聖活力，可以在祝聖後便把餅和杯轉變成耶穌基督的身體及寶血。不過，他對路德宣稱耶穌基督親身及真實地臨在（real presence）於聖餐中，使餅和杯同時兼具神性和物性兩重性質（Consubstantiation）的說法，也有若干的保留。他寧可說基督的臨在是屬靈的臨在（spiritualpresence），認為他的臨在是真實的，但卻非機械性地依附在餅和杯的物性中，藉吃喝的行動而進入我們的生命中；而是因著領受聖餐者的信心，他與我們聯合，並使信心發生功效。對加爾文而言，聖餐的主要意義和功用，在於具象徵性地說明上帝的道，而非上帝真實的臨在。

　　受加爾文影響下，更正教傳統既不相信變質說，也不認為彌撒是一台祭禮；公共崇拜就變成一個聚會，其意義在於讓信眾聆聽上帝的話，並付之實踐。因此，講道成為公共崇拜的中心：離開上帝的道，便沒有崇拜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