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信約》及會議

    1974年，國際福音會議在瑞士洛桑舉行，成為現代福音派信仰的轉捩點。來自150個國家的3,00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最後發表一份信約。信約的初稿是由大會主要講員在會前數月草擬，繼而由專責小組整理為第二稿，然後交由司徒德擔任主席的撰寫委員會修訂為第三稿，接著發回各起草者審閱，最後由撰寫委員定稿。

    大會有三處值得注意的地方：

    （i）正如普世基督教協會1960年代後期的會議，有很多第三世界的代表出席，半數出席者、講員和籌備委員都來自第三世界。兩位拉丁美洲代表艾滋科巴（Samuel Escobar）及柏迪雅（Rene Padilla）發表了很有影響力的文章。

    （ii）正如第二次梵帝岡會議所提出的，自省式的傳福音態度取代了侵略式的態度，意思是說傳福音給別人，不論對方是第三世界或落後民族，應撇棄君臨天下的姿態，或「拯救」對方脫離水火的文化自大狂，而是以欠福音債的心態，願意謙卑地學效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樣式服侍對方，使他們與上帝和好。會議對以往差傳的錯誤深表歉意。

    （iii）這歉意特別表現在基督徒回應社會問題的態度上。十九世紀福音派很重視社會關懷，可是到了二十世紀，情況改變，在社會關懷方面撤退下來。因此信約第五項特別 提到基督徒要關懷社會公義，釋放受壓迫的人。信約肯定傳福音及社會參與同樣是基督徒的責任，二者同時表達了上帝和人的教義，也表達了遵守耶穌的誡命：愛鄰舍。與會者一致贊同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今日世界迫切需要的。

    《洛桑信約》成了全球福音派教會的共同信約，清楚指出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二重關係，肯定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社會關懷是福音的實踐，也是上帝愛和公義的彰顯，二者不可偏廢。事實上，早在1966年於柏林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已確認除傳福音外，福音派信徒應更多投身社會關懷的工作，否則便扭曲了基督的教訓。這個確信逐漸在福音派領袖中取得共識，特別是當越來越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福音派教會興起，貧窮和不公義成了他們不能不正視的問題。柏林會議舉行的同年，美國的世界宣教大會亦一致接受了《惠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強調「向萬人傳福音的基本任務」、「用言語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和「福音的社會行動」三者是合而為一的。1967年，聖公宗在基爾（Keele）舉行第一屆全國福音派聖公宗大會（National and Evangelical Anglican Congress），會中宣示傳福音與慈善服務在神的使命中本為一體。及至1974年的洛桑會議，社會關懷成了主要的議題，而日後洛桑運動亦朝著福音與文化整合的方向努力。

    洛桑會議其中一個特點是有一半以上的參加者來自第三世界，不少第三世界的教會領袖在此次會議中冒起。與會者一開始就意識到新時代已經掀起序幕。「差遣宣教士的國家」和「接受宣教士的國家」的區分已消失。這次包羅所有族裔的會議出席者以有色人種居多，白人信徒不再佔多數。與會者「如癡如醉」，只求以愛得著一切未得之民。第三世界信徒不再像上次參加柏林會議那樣，只靜坐一旁聆聽西方信徒發表意見，而是平起平坐，踴躍發言──發言權不在乎背景，只在乎貢獻。

    洛桑會議強調教會的社會責任。當然並非人人都認同這次會議的成果，部分較激進的群體也許覺得會議作風仍過於保守。社會行動是福音事工的結果，也是福音事工的 目標之一。社會行動可以成為福音事工的橋梁，但不是誘人信主的賄賂。社會行動與福音事工彼此同工，一如夫妻間的關係，因此社會行動可以在福音事工之前、之後或同步進行。當然，必須先有肯關懷社會的基督徒，然後才會有基督徒的社會參與；福音事工只有基督徒能作。在這兩個前提下，福音事工在邏輯上具有優先地位。不過以主耶穌的服事為榜樣，兩者實在無法分割。

    會議通過了信仰宣言《洛桑信約》，司徒德是主要草擬者，大部分內容反映他的思想。洛桑會議其後成立跟進委員會，並再組成不同小組，包括策略發展小組和神學教育小組（後稱神學工作小組）。前者討論向未得之民宣教的策略，後者主力探討神學問題及出版專題報告。跟進委員會隨後召開多次與社會及文化課題相關的諮詢會議，譬如1978年在百慕達召開「福音與文化」會議，1980年在英國召開「簡樸生活」會議（香港突破機構在這個會議後，也曾經推動簡樸生活運動作回應），以及在泰國巴提雅討論佈道策略。1989年，第二次洛桑大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有來自173個國家3,500多個代表出席，連同菲律賓本土的參與者，總共有4,700人赴會，大會的口號是「讓全教會將整全福音傳給全世界」（Calling the whole Church, to tak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2004年，洛桑福音普世論壇以「一個新胸懷、一個新異象、一個新的呼召」為主題，討論31個與普世福音遍傳有密切關聯的議題，確認教會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並決定優先幫助6,000個福音未得之民建立自養的教會。洛桑會議及其後的世界性福音會議，司徒德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司徒德之青少年時代

    司徒德生於1921年4月27日，1946年在所屬的教會受按立為牧師，終其一生差不多都是在倫敦西區事奉。他是倫敦哈里街（Harley Street）一個醫生的獨子。父親是不可知論者，崇尚世俗生活及科學主義，一心希望兒子將來做律師，可是兒子後來進了神學院，與其旨意相違。

    司徒德的母親是路德宗信徒，生活敬虔。每個星期天，母親都把他和妹妹打扮得漂漂亮亮，帶到倫敦蘭肯坊的聖公會萬靈堂（All Souls Church, Langham Place）做禮拜。幼年時的司徒德無心聽道，最愛坐在教堂的樓座，悄悄把車票捲起來，待有女士經過，便把車票卷兒拋到她們的闊邊帽子上。沒想到這個男孩長大後卻回到這教會當起傳道人。

    司徒德的嗜好是觀鳥，他給親友的信紙上都繪有飛鳥；到世界各處講道時，只要有空，便與朋友一同觀鳥。司徒德並沒有刻意選擇獨身。1985年12月，我參加了他在倫敦於1982年成立的「倫敦現代基督教研究中心」（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的課程，有一晚他邀請海外的同學到他家中閒聊，他對我們說：「我遺憾沒有自己的家。我一向喜歡孩子及家庭生活……。不過，以我目前的工作量來看，我須常到世界各地傳道，加上寫作等，忙得沒時間喘氣，我就想，這也許是上帝要我專心聖工，所以呼召我守獨身吧！」

    他自少關心社會，經常抱打不平。雖然由父親處承受了科學的世俗主義思想，卻受母親影響而成為基督徒，十五歲起即決心追隨基督，常獨自在教堂內默想和閱讀。司徒德十分看重禱告，在靈命上亦嚴格自律，堅持讀經和靈修不懈，從少年時代起就養成靈修的習慣，非常重視個人的「安靜時間」。他多年使用麥其尼（Robert Murray M’Cheyne）的材料讀聖經，每年讀舊約一次、新約和詩篇兩次。這樣不停地讀，不知不覺整個人就浸淫在聖經之中，仿如把聖經融入自己的血液裏，以致面對現實生活時，也自然以聖經的方法解決問題。

    司徒德在中學（Rugby High School）期間參加了基督徒團契，認識了納殊牧師（Rev. Eric Nash）。十七歲時從納殊清楚明白到十字架的意義，自此追隨納殊左右，熱心傳福音。由於納殊思想狹隘，司徒德受其影響，一度懷疑一切學問及神學的價值，鄙視知識及社會關懷。十八歲進入劍橋三一學院修讀現代語言，開始改變對學術的態度。他治學認真，在同學鍾馬田（D. Martyn Lloyd-Jones）的影響下，了解信仰與知識是並進而非對抗的。二十一歲以一等榮譽畢業後即轉讀神學，決心要為福音派信仰與知識分子建立橋梁，使信仰能開展到學術界。

萬靈堂牧師

    司徒德由基層及周邊做起，帶動了英國聖公會的改革。雖然傳說英國聖公會有意讓他出任主教，但他一直甘心擔任萬靈堂的牧養工作。然而，自1959年起，他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委任為宮廷牧師（Chaplain），1991年退休時獲委任為尊貴宮廷牧師（Extra Chaplain）。他的教學、講道、寫作及傳揚福音等事奉，為上帝的國度贏得不少信徒，同時栽培了成千上萬的教會領袖。司徒德是一個有遠見、有異象的人，他有目標、有策略，而且善於運用資源，使異象化為事實。

    司徒德的講道生動有力，以聖經為內容，為信眾提供基督教的核心價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受按立，當時英國教會的福音工作一蹶不振，死氣沉沉，不傳福音。司徒德就職半個世紀後，整個教會的福音工作煥然一新，有了生命。今天世界各地英國聖公會人才輩出，南半球國家受逼迫的教會尤其直接、間接受他的影響。司徒德雖然沒當上英國聖公會的主教，但他確是今日聖公會在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著作、典範和牧養工作，都在肯定他在教會中不朽的位置。

    司徒德在萬靈堂事奉直到退休。萬靈堂位處倫敦市中心，英國廣播公司總部、國際學生中心、商業中心的牛津街及麗晶街（Regent St.）皆在附近；1950年代末的倫敦更是海外留學生的集中地，五萬個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中，有35,000個在倫敦求學。司徒德在倫敦展開了留學生工作，於1961年成立萬靈國際團契（All Souls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除了向學生提供幫助，還帶領不少人信主，間接開展了第三世界的福音工作。他說，這是在自己的門口宣教。

司徒德

      司徒德之青少年時代 ,

      司徒德之家世與求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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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和文化的關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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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德有關「地獄」的爭議 ,

居普良

      居普良 (St Cyprian, c200-258) ,

      居普良 (Cyprian of Carthage公元200-258年)  ,

愛任紐(Ireaneaus)

    愛任紐(Ireaneaus, c130-c200)出生年代約在西元115至142年，於西元200年殉道，他是里昂及其周圍地區的主教。

    當時外有羅馬帝國殘酷逼迫，內有諾斯底主義、馬吉安、孟他努等異端侵蝕成長艱苦的教會，他堅決維護使徒統續，傳揚真理福音，因此他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對抗諾斯底主義。愛任紐所著的〈駁斥並顛覆偽知識〉一書（耶柔米將其縮寫為〈反異端〉），是當代批判異端最重要的著作。

    他的反異端和使徒宣道論證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等作品，一面駁斥危害教會的異端錯謬，一面確立以聖經為本，接續使徒統緒的正統信仰，是尼西亞會議前期系統神學最重要的文獻。

    他以豐富的神學思想及理性的陳述，在反諾斯底主義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套基督教救贖觀，對基督教神學的發展和方向具有很深遠的影響。在諸教父當中不但無人能比他更清楚地陳述神學的觀念，他同時也致力於基督教思想的規範。如：東西教會為復活節日期爭論，他從中斡旋而阻止教會分裂，而今日所用之春分月圓後第一主日為復活節，其前一個禮拜五為受難日，沿用至今。

愛任紐在早期教會的地位：

最初三世紀中，他影響超過任何教父。

    Schaff認為他是「尼西亞前期教父中最正統的一位」（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5th ed., rev., 8 vols. Grand Rapids：Eerdmans, 1910, v. 2, p. 751）。Johannes Quasten, Patrology, (1951,  v.1, p. 287) 認為愛任紐是第二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Theodor Zahn, (1838-1933) 認為他在神學地位超過後來的Athanasius 和 Cyril，可稱為第一位系統神學家，可與俄利根和奧古斯丁並立。

    聖經神學家：維護四福音書，尤其推崇約翰福音。他的思考以聖經為中心。Brunner說他是路德之前將保羅與約翰的見證連起來的第一位聖經神學家。

    他是三位一體的先驅。

    歷史學家把愛任紐的貢獻叫做「同歸於一論」，瑞典神學家奧連(Gustav Aulen) 基督論名著 「勝利的基督(Christus Victor)」中，追溯到愛任紐經典的贖罪觀。基督十字架是戰勝魔鬼，給人性提供新的起頭，而非付贖價給魔鬼，也不是滿足上帝律法的要求。被贖者要恢復受造時的善性，因此道成肉身是整個救贖歷史與個人得救的關鍵。

    反異端以諾斯底主義為主：在愛任紐的時代，教會面臨的主要異端是諾斯底主義，它有兩個大的派別，一派是由瓦倫提努創立，另一派則是由馬吉安所創立。其中第一、四部駁瓦倫提努派和馬瓦倫提努派主張物質世界是由一個較低的創造神所創造的，他的名字叫得繆哥(demiurge)，是一個邪惡的神。關於救贖，瓦倫提努認為，屬靈的人只要靠知識就可以得救，而屬物質的人則毫無得救的可能，在二者之間的屬心智的人，則要靠信心加善工才能得救。瓦倫提努派不相信道成肉身及其耶穌的復活。

    馬吉安否認舊約為聖經，他們只承認保羅的書信為信仰的經典。他們主張有兩個神：至高神與創世神，前者善良，後者邪惡。他們相信靈魂得救，而非肉體得救。根據他們的信仰，馬吉安嚴酷地處置聖經經文，特士良說：他用一把劍，刪削經文以適合自己的意見。

遊斯丁

    護教士遊斯丁（Justin Marty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