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的發生及擴展

 

　　在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出現前，美國頗受法國大革命反教會的氣氛所影響，特別因為獨立運動所針對的其中一個物件，是與英國政府緊密掛鉤的聖公會。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對不少新大陸的知識份子也產生相當的影響，自然神論與獨神論〔亦稱一位一體論（Unitarianism），持理性主義的神觀，反對三一論。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存在，拒絕基督及聖靈的神性，強調上帝乃是一個普遍的仁愛法則，高舉人的理性與自由〕廣泛蔓延，成了當時的主流信仰；不少美國獨立運動的領袖如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均是自然神論者，這是廣為人知的事實。如同歐洲一樣，美國教會面對普遍屬靈低迷的境況；但就在這時，美國東部默默地醞釀著屬靈的復興。

　　

美國的奮興運動始於1792年，在1798年已廣泛蔓延至全國。

　　奮興運動首先在新英格蘭的大學校園裏發生。促成第一次大覺醒運動的主將是愛德華慈（Jonathan Edwards，1703－1758，改革宗重要神學家）。他的外孫德威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自1795年起擔任耶魯大學的校長。在他的領導下，耶魯大學發生一次屬靈復興。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隨十八、十九世紀美國的西漸運動(Westward Movement，往西部拓荒的移民潮），逐漸普及全國。西漸運動是繼獨立運動後美國建國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開拓者自東到西，直至貫通全洲；教會隨開拓者的腳蹤往外擴張，藉奮興運動所帶來的宣教動力，向散落在廣袤土地上的不同群體進行佈道。

黑暗時代的基督教

 

• 黑暗時代產生的由來

　　在「羅馬和平」的盛世，羅馬帝國北邊的疆界，僅止於萊因河和多瑙河一線，廣大的中歐和北歐地區還住著許多野蠻民族，如日耳曼人（Germans）、北蠻人（Northmen） 和斯拉夫人（Slavs）等。

　　到了西元四世紀間，亦即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同時，被我國漢朝擊敗的北匈奴人向歐洲流竄，歐洲東部和中部的蠻族部落，因為無法抗拒匈奴人的襲擊，紛紛進入了東羅馬帝國治下的巴爾幹半島或西羅馬帝國境內，自此以後的四、五百年間，整個歐洲成為蠻族橫行的天下。西羅馬帝國在西元四七六年被蠻族滅亡，歐洲文化也倒退到野蠻黑暗的地步，形成歐洲的「黑暗時代」。

 

• 基督教教會成為文明堡壘

　　在歐洲黑暗時代中，蠻族到處焚燒劫掠，將羅馬帝國建立的許多文物制度恣意破壞，但對基督教教士和教會管屬的教堂教產等，卻不敢隨意侵犯。原來野蠻人心地純樸，知識淺陋，雖然不尊重文化建設，但對神祕的宗教勢力卻很畏懼。基督教教會就依賴這一點力量，在歐洲一片瓦礫場中能夠巍然獨存，一部分古典文化也賴以保存，成為黑暗時代的文明堡壘。

 

• 教皇制度的產生

　　侵入羅馬帝國的蠻族，於焚燒劫殺之餘，本來就懼怕鬼神的懲處，及至聽到教士們的天堂地獄之說，就紛紛抛棄原有的宗教信仰，改信基督教義，基督教教會的勢力，也就隨之擴大。這由下列兩件大事中表露出來：一是教皇制度（Papacy）的形成。一是隱修運動（Monasticism）的興起。

　　相傳耶穌第一門徒彼得（Peter）曾任羅馬城的第一位主教，而新約全書裏又記載耶穌曾將天堂之鑰匙交給彼得，使其具有決定一個人升天堂或下地獄的權力。後來羅馬城的主教，就根據上述理由，不斷爭取教會的領導權。西元四五五年間，西羅馬帝國皇帝又曾下令，規定西羅馬帝國境內所有主教，均須服從羅馬城主教的節制。因此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羅馬城的主教就很自然的代替了原有皇帝的地位，而成為西歐各地教會的最高領導者，兼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羅馬主教從此被人尊稱為「教皇」（Pope），這就是教皇制度的起源。

　　教皇制度建立後，最初還按照主教產生的辦法，由羅馬附近的神父選舉教皇。但因教皇地位日趨重要，這種辦法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後來乃由教皇在各地主教中，挑選辦理教務著有成績的人，升為樞機主教（Cardinal），以樞機主教為骨幹在羅馬成立教廷，教皇則由樞機主教團舉產生。基督教教會內的組織，於是漸趨完善。

 

•  隱修運動的興起

　　基督教徒出家苦修之風，最初起源於埃及。西元三、四世紀間，埃及有一位名叫聖安東尼（St. Anthony）的基督徒，年輕時就在尼羅河下游一座山上苦修，後來有許多虔誠的基督徒步其後塵，也到那座山上去苦修。聖安東尼乃將那些追隨者組織起來，在紅海岸邊建立了集體苦修的「修院」（Monastery），這是基督教有修院之始。

　　興自東方的隱修運動，隨著基督教的擴展也傳往歐洲。西元四、五世紀間，歐洲人為了逃避蠻族的燒殺，入山隱修的人更多，於是各地修院紛紛興起，成為教會組織的一部分。不過當時各地修院自定章程，沒有一定的準則。直至六世紀間，聖本篤（St. Benedict）在義大利南部喀西諾（Monte Casino）山上建立修院，制定聖本篤會規以後，歐洲修院的規矩才趨於一致。

　　聖本篤會規規定：凡入院修道的修士或修女，均須宣誓終身遵守貞潔、安貧與服從三大戒律。貞潔即是不娶或不嫁，棄絕家庭的牽累；安貧即是不要私產，生活所需由修院供給；服從即是絕對服從院長的命令，不得稍有違抗。此外又規定，修士或修女均須按照一定時間作息、讀經、祈禱、靜思，並須遵從院長的吩咐，從事各種體力的勞動，如抄寫古書、墾殖荒地、醫病製藥、教育兒童、出外布道等。西歐各地的修院都採用或仿行上述的規定，修院從此成為基督教教育與社會服務的中心。

 

•  基督教會的組織與分裂

　　自從隱修運動興起後，基督教的教士就分為兩類：一是原有的教士，如主教、神父等，須在教區內從事各種宗教活動，每日須與俗人接觸，因此稱為「入世教士」（Secular Clergy）；另一類即是修院裏的修士、修女等，他們避居於建在山林的修院之中，不問世事，因此稱為「修會教士」（Regular Clergy）或「出世教士」。其組織系統如下：

	教　皇〈	入世教士：大主教──主教──神父等。
		修會教士：院　長──會長──修士等。

　　由羅馬教皇領導的教會，與由東羅馬皇帝領導的教會，無論組織系統或宗教儀式，都有差異。因此到了西元一○五四年，東西兩個教會就正式分裂：羅馬教皇領導下的教會稱為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東羅馬帝國皇帝領導下的教會稱為希臘正教（Greek Orthodox Church）。

 

• 羅馬公教的貢獻

　　羅馬公教教會在黑暗時代中有很重要的貢獻：

　　（一）入世教士兼理一部分的地方行政、法律事務、修橋補路等工作，在兵荒馬亂中仍能維持部分社會秩序。又常對人民講道，給予苦難人民許多精神上的安慰。

　　（二）當時歐洲人口銳減，許多良田成為荒地，修會教士從事墾荒，增加社會生產。又因修會教士從事社會救濟工作，在戰亂中減少了許多無辜的死亡。尤以抄寫古書，使許多古代典籍得以保留下來，對後世文化影響更大。

　　（三）羅馬公教的教士不避危險艱難，深入蠻族居住的地區傳教，將蠻族教化成為文明人。他們以聖經為典範，將原極複雜的蠻族納入同一的風俗習慣、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之中，建立了所謂「基督教世界」。歐洲各地紛紛設立教會、教堂、修院，羅馬教會成為一個龐大的組織，羅馬教皇也就成為當時歐洲最有權威的領袖人物。

 

加爾文和他的神學遺產

 

  加爾文是上帝在教會歷史所興起的宗教改革巨人。他常生活在憂患之中，被人攻擊、逼迫，又有偏頭痛的痼疾。但是，他生活敬虔、簡樸，反對奢侈；勤奮工作，治學嚴謹，忠心傳講聖經；用聖經的原則來治理教會和引導日內瓦的社會。他一生大部份是在日內瓦度過的，他曾說：「日內瓦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須每天在那裡被釘死 至少一千次」。

  在他的時代，日內瓦已經成為歐洲各國復原教難民的人道收容中心。甚至到近代還延續這個傳統，使日內瓦成為國際和平的焦點，也是國際人道組織的發源地，如：以人道主義的方式來處理戰俘和傷兵的日內瓦協定和國際紅十字會、裁減軍備的會議、韓戰和印支半島戰爭的停戰和約、防制海盜的會議等等都是在日內瓦商議的。

  加爾文的神學遺產不僅帶給初期復原教會比較有系統的聖經神學，日後發展出來的聖公會、改革宗、浸信會、弟兄會、門諾會、衛理宗、公理宗和長老宗等都與加爾文的神學有關。受到加爾文神學影響的國家如：北美、西歐、紐西蘭、澳洲等國，福音已經滲透其文化的深層結構。 這些國家政治自由，社會安定，科技進步，也是華人嚮往居留和留學的地方。

  加爾文(1509－1564)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健將，出生於法國，先習法律再學古典文學，精通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他在24歲(1533)左右因著宗教改革的思想而信仰產生轉變，深信全能的上帝呼召他在地上拓展上帝的國度，因此受到逼迫。他辭去學者的工作，在1534年逃亡到瑞士的巴塞爾（Basel）從事有系統的寫作，要為因純正信仰而殉道的人辯護。他首先綜合教會在歷世歷代對信仰的教導，在27歲(1536)時完成了第一版《基督教要義》，把書獻給法國國王，寫一封信勸他要聽從上帝的話。同年，他路過日內瓦，原本只要停留一夜，卻被當地教會的牧師法惹勒（Farel）勸勉挽留，而不得不留在日內瓦，從此，無意之間被捲入宗教改革的漩渦。他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教會」。

加爾文在他晚年出版的《詩篇注釋》自序中談到自己，他受嚴謹的古典文學的學術訓練，研習法律是迎合父親的期待。起初他儘量配合父親，當他後來談論起他的一生時，常常提到上帝奇妙的攝理(Providence)，但是他說：「在上帝奇妙的攝理中，我的方向開始改變，在一個短暫的轉變當中，上帝引導我使我願意順服，從此大發熱心，專心研究聖經及改教運動的神學」。但是，他是追求榮耀上帝的實踐者，不太願意提到關於自己的事情。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聖皮耶(St. Pierre)教會牧會，他常在主日崇拜用解經式講道，逐章逐節地講下去，而不是標題式講道。他竭力糾正日內瓦當時極為敗壞的社會風氣，因而引起公憤，1538年被逐出日內瓦。他於是在斯特拉斯堡牧養一所法國難民的教會三年。1541年，他又被日內瓦市議會邀請回去。回來的第一個主日，他若無其事地從三年前中斷的章節繼續解經講道。加爾文自己不僅講道也行道，生活嚴謹，深信救恩要實踐於生活當中；後來的加爾文主義者，深信基督徒有責任改變罪惡的世界。

  加爾文在1539年旅居斯特拉斯堡時，娶了一位信主的寡婦伊德麗(Idelle de Bure)為妻。和馬丁路德的妻子一樣，依德麗是個賢內助，在他遭遇橫逆時，不斷地鼓勵他，帶給他美滿的家庭生活。在她去世十週年時，加爾文在懷念她的一段文章記載著：「她在世時是我事奉的好幫手，我常因痛失一生最好的朋友而傷感」。從字裡行間可窺其夫妻恩情之深，堪為當今基督徒家庭生活的榜樣。

潘霍華小傳

 

  　　 潘霍華1906年出生於德國的基督教家庭，是八個孩子中一對姊弟雙胞胎的弟弟。自小聰穎，二十一歲就在柏林大學獲得神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到美國紐約的協和神學院深造。後來回到柏林，作路德會的牧師。那時（1933）德國政治風起雲湧，希特拉的納粹黨當政。使潘霍華親自看見獨裁暴政之無道與殘酷，猶太人受迫害，和大戰中的生靈塗炭，使他從“和平主義”的思想改變。開始公開發言批評希特拉政府，後來不但放棄能去美國避難的機會，反而參加他姊夫領導的抗暴地下組織，進行暗殺希特拉，並作雙重間諜，表面替希特作拉特務工作，實際是打聽希特拉的行蹤以便下手，並與外國（英國）聯絡謀求支援。有一次，已經將炸藥用公事包運進希特拉與親信幕僚開會的會議室附近，可惜炸藥放在一張非常厚和堅實的桌子下，引發時威力減少，使希特拉只受傷，炸死了其他官員。希特拉大怒，查出是他們的傑作，便將他們一網打盡；潘霍華與他的姊夫都被關在監獄裏。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失去信心，在獄中他贏得獄卒的尊敬，可以與朋友通信。這些書信，後來被集合成書，稱為獄中書簡，吐露了他的心聲。不幸的是希特拉非要置他死地不可。就在1945年德國失敗投降之前幾個月，他被處死刑，享年三十九歲。真是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至於他某些神學觀點和理論，也許不為許多人所接受，我們暫且不談。但他創用“廉價的恩典”（cheap grace）一詞，來指責一般虛有其表的基督徒，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因為許多信主後的人，好像拿了一張進入天堂的門票，過着一個與非信徒無別的生活，好像一點代價都不用付。這就是他所指的“廉價恩典”。

      潘霍華說上帝的恩典不是廉價的，救贖是基督以犧牲自己的重價換來的。雖然人的得救完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憑工作或者德行；但真正隨主耶穌的基督徒是願意付代價的，是要過“重價的生活”。正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穌親口所說的：“…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這裏不是說得很清楚嗎？潘霍華就是強調這一點，可是許多信徒卻忽略，輕視，或者任意曲解這些話語。

　　潘霍華更是一位“身體力行”的神學家，不是那些坐在安樂椅上清談和光說不練的學院派人士。他為了正義和社會良心，不惜犧牲生命，來參加反抗當時的納粹政府的行動。他說：“我們對邪惡的行為默言無語；我們被世上的風暴打成落湯雞。我們對別人懷疑，不誠實，和不敢面對事實。我們還有用嗎？”

　　 當時他大有機會可以來美國“避秦”，作隔岸觀火，並且可以繼續教神學，作牧師，一樣繼續事奉主，還可以說“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不必輕易犧牲”來自圓其說。然而他為目睹希特拉邪惡的事實，不能默然無語，更不能只說不做。他以“大義滅親”，“除一救萬”和伸張正義的精神，不怕艱苦危險，甚至願意為此犧牲性命。他回到自己祖國，為正義爭戰，以致犧牲性命而不惜。

　　看到潘霍華一生的言行，想到當年假如他們能早刺殺希特拉成功，相信幾百萬猶太人就不會被屠殺。可惜他壯志未酬。再從歷史中看到原來當年天主教和德國基督教（路德宗）教會中的領袖，都隨波逐流，附和希特拉，雖然沒有“為虎作倀”，卻充分表現了鄉愿心態（論語：“鄉愿，德之賊也。”），和與罪惡妥協的醜陋行為。不知看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其良心有何感想？然而，在這邪惡的洪流中，就有這位願意站起來伸張正義，言行一致的神學家潘霍華，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在黑暗的世代在力拒狂瀾，將基督真理用行為彰顯出來，實在是值得敬佩！

　　我們今天也許沒有遇到當年像希特拉時代的情景，但在某方面而言，攻擊與褻瀆上帝，以及宣揚奴役人心思想的言論與作為，更廣泛地四面八方蜂擁而來。現今世界上多少國家，打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保衛文化”的大旗，藉着政治力量，或明或暗地反對基督教，迫害基督徒。在原本以聖經原則立國的美國，政客與野心人士利用“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曲解，或許為了選票，就不惜數典忘祖而離棄上帝。例如學校禁止禱告，公共地方不准設置或懸掛“十誡”碑牌，聖經， 不可擺設耶穌基督的畫像，甚至要取消“One Nation Under God”這句話等等。不幸，在基督教會上帝的家中也被薰染和滲透，多少基督徒與教會領袖失去見證，與罪惡妥協，否定全部聖經為上帝的話語，明明是淫亂的罪，卻 曲解為“無分彼此的愛與包容”。

　　 但願今天基督徒不要用同流合污，隨波逐流，不要與罪惡妥協，更要站起來說真話，宣揚基督的教導，福音真理，作鹽作光。阿們。

司徒德之家世與求學

 

　　司徒德於1921年4月27日在英國出生，父親阿諾司徒德爵士（Sir Arnold Stott）為有名的醫生，他崇尚科學，對宗教不感興趣；但母親卻是虔誠的路德宗信徒，故自小把司氏帶上教堂。十五歲以後，司氏開始比較認真地思考信仰問題，特別是他參加了納西牧師（Eric J.H. Nash）所帶領的中學生事工，在其啟發下獲得了重生的經驗，立志獻身事主。納西對司氏有很大的幫助，有五年時間，每週至少給他寫一封信。也許是受納西影響的緣故，司氏終身不婚，專心事奉上帝。

　　1939年，司氏考入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攻讀近代語言。歐戰爆發，司氏堅持和平主義（又稱唯愛主義（pacifism）〕思想，不肯參軍，與當時加入軍中醫療服務隊（Army Medical Service）的父親鬧翻。由於有數年時間跟父親沒有來往，納西擔當了父親的角色，教誨和指引司氏。大學畢業後，已決心全職事主的他轉而攻讀神學。

　　納西是位有濃厚反智傾向的人，但司氏在這方面倒沒受其影響，他在學校表現出色。他有一顆渴慕知識的心，熱切追求在理性層面上探索信仰；並且由於在知識世界的殿堂生活，他深切體會到福音派與知識世界嚴重脫節的情況，日後遂立志在這方面作出補救。

預格諾派為生存奮鬥（西元1562一1629年）

 

      法國和德國一樣，也分成天主教和復原教。預格諾派復原教徒組織成堅強的團體，他們是一批成功的、有才智的人，其中有不少貴族，只是他們在社會上是一個小團體。

      天主教與復原教徒都想控制政府，年輕的法王查理九世和他的攝政母親迦他林，有時親天主教，有時親復原教。西元1562年，這兩個宗教團體爆發內戰，在預格諾派勇敢抵禦下，獲得不少勝利。

      西元1570年中，有一段短暫的和平，政府給預格諾派幾座城，使他們可以自由保衛自己。預格諾派領袖科利尼（Coligny）曾經擔任查理和他母親的總理；這時一位復原教徒波邦的亨利（Henry of Bourbon）即將與查理的姊妹瑪格麗特結婚，照情勢看來，這位亨利很可能成為法國國王。天主教極端派立刻去警告迦他林說：預格諾派陰謀奪取王位。迦他林遂說服年幼無知的國王，策動一次狡詐的集體屠殺陰謀。

      所有預格諾派的領導人物均被邀，前往巴黎參加亨利與瑪格麗特的婚禮。西元1572年八月廿四日正是聖巴多羅買日（Saint Bartho1omew’s Day），巴黎城所有的鐘都 敲響了，其實這是大屠殺開始的暗號；三天三夜之久，大屠殺不斷進行著，單單巴黎城就有不止二千個復原教徒被殺；後來大屠殺擴展到其他城市，以致全法國超過一萬人被殺。第一個遇害的是預格諾領袖科利尼；波邦的亨利總算逃脫；這件事成為歷史上最汙穢的罪行之一。

      聖巴多羅買日不但沒有將內戰結束，反而為內戰帶來新的衝力，雙方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查理的下一任國王亨利三世時代，而且變成「三個亨利」之間的「三角衝突」，這三個亨利是：天主教領袖——吉斯的亨利（Henry of Guise），復原教領袖——波邦的亨利，及採中庸路線的國王——亨利三世。

      國王亨利三世下令謀殺了吉斯的亨利後，他自己也因敵手的報複而被刺身亡。因此，到西元1589年時，剩下來的波邦的亨利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繼承王位。由於大部份國民是天主教徒，無法容忍復原教國王的統治，亨利便於西元1593年宣佈自己是天主教徒，並於西元1594年，凱旋地進入巴黎，成為國王亨利四世。

      雖然不再是復原教徒，亨利還是沒有忘記他舊日的同道；便於西元1598年頒布了南特詔論（Edict of Nantes），宣佈賦予預格諾派信徒公民權並准許他們自由舉行家庭崇拜及公共崇拜。西元1610年，亨利四世遭刺去世，法國再度進入戰爭狀況，許多法國人民逃到其他國家及新大陸避難。

      西元1629年，復原派在法國最後一個據點拉羅雪爾城（LaRochel1e）失落，預格諾派在法國的政治力量也告崩潰；但是他們仍以一個復原教團體的形態，繼續存在。

莫拉維亞兄弟會的受苦

 

      開始有五十年的時間，雖然到處一直有逼迫，但是他們卻過著比較和平的生活。但是到一五一五年，就是更正教在德國起頭的時候，教皇和皇帝聯合起來攻擊他們，差不多把他們全部消滅。

      後來，間中有容讓時期，但是難處仍然繼續，到一五四八年，皇帝的敕令把數個人趕到波蘭，在那裡他們成立了一個大而興旺的教會。到一五五六年，新的皇帝接位之後，他們得到平安，於是弟兄們的教會就重斬建立起來，顯且分佈在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和波蘭三省·到十六世紀末葉，他們的教會已把一本齊全的聖經給了所有的人民，也把教育培植到一個相當的地步，以致波希米亞的學校聞名全歐，並且大家都承認波希米亞的人民是全世界受教育最好的。一六零九年，他們有了波希米亞憲章，是首先給人信仰完全自由的。一六一六，他們出版《教訓的章則》，講到整個教會的組織。

      到弗萊德列二世(FrederickH)即位之後，事情忽然起了改變。一六二零年，在百拉格(Pra Sue)地方流血的那天，有二十七位作領袖的貴族被處死。以後繼有六年之久波希術亞一直是流血的地方，有三萬六千個家庭離開了那裡，人口從三百萬減到一百萬。弟兄們的教會也分散了。整個十七世紀，那裡的人只能在暗中敬拜上帝，並且成立了所謂的「隱藏的種子」。一直過了一百年，到一七二二年，他們再重新起頭。

      在那一百年中，只有上帝知道誰在受苦，但就是在那時期中，希望仍沒有完全消滅。莫拉維亞的教會最後一位監督康門紐(Comebuis)在一六六零年寫著說：「經歷告訴我們，有的時候，上帝讓某些教會被毀壞，但是這卻使別的教會被建立起來代替他們，或者使他們在別的地方興起來。或者上帝看為值得使一個教會在她原來的地方復活過來，或讓她死去，或者上帝要叫她在別的地方復興起來，這個我們不知道。……照著上帝自己的應許，福音總是要被那些受過上帝正常管教的基督徒，傳給地上其他的人民；因些像以前一樣，我們的損失將要成為世人的豐富。」

      在一七零七年耶斯克喬治  (GeorgeJaeschke)，也說過相似的話。耶斯克是當時幾位真理的見證人之一。他的兒子是耶斯克米迦勒(Michael Jaeschke)，孫子是奥古斯丁和稚各倪西爾(Augustin and jakob Neisser)。他們是頭一班帶著妻子兒女，離開本地去到主的守護所(Herrnhut，另譯賀恩莊或訖仁護特)的。

      耶斯克喬治在他八十三歲臨終的時候說：「好像現在弟兄們的教會已經到了盡頭，但是，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大的拯救，是剩餘的人所要得著的。我不知道這個拯救是將要臨到莫拉維亞這裡，或是你們必須離開巴比倫；但是我深信這個拯救不久必會實現。我有點相信你們需要離開這裡，有一個避難的地方為你們預備，在那裡你們能沒有懼怕地，照著主的聖言事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