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促成教會的合一

    在爭戰中的教會既是真假混雜，故稱大公教會雖尊基督為王，但這真教會在實際上乃包括了世界各處信徒，是善惡混雜的教會。為此靈裡真實的合一雖然不變，但其形態上己失去其純潔，故此真假之間的甄別是許可的也是應該的。這種作法不是分裂乃是更新。

    三項教會分裂的不合理原因：

(1)教義上的差誤﹕

    雖然在某種情況下革新所造成的分裂，情由可原（例如，教義完全的敗壞，聖禮完全的腐朽和誤用）。但只要基要信條教導持住了；聖經亦有按正意分解和應用了；教會也得以站立，那麼單為教導的差異而與教會絕裂是絕對不應當的。在這種情況中，正確的途徑乃是糾正錯誤不應絕裂。

(2)道德行為的偏差﹕

    雖然聖職人員在生活行為上失敗，但只要他們正確教導真理和施行聖禮，信徒仍不得離開教會。布氏認為，罪行並不造成假先知，假先知乃是由其教導的虛假分辨出來。教會應訢求聖潔生活，但不能以絕裂為途。

(3)禮儀差異也不能成為分裂的理由。

    當時羅馬天主教指責改教家分裂教會。改教家答辯申訴：我們全無離開基督的大公教會……羅馬教會才真正的與初期使徒教會隔絕了，羅馬內在外在都不再有真教會的標記，它失卻了信仰，也失卻了愛心，將聖經踐踏在自己腳下，甚至以教義制服了基督，又敗壞了聖禮。為此離開這樣的教會不能視為絕裂。

    改 教家宣稱：上帝仍在教皇權下為自己保留了大能的教會，教會的神聖雖受了玷染，上帝未必就拋棄整個教會。只要教義仍有改革的時機，那麼就不應離開教會。然而 很明顯的，羅馬天主教既然敗壞，離棄真道，那麼離開羅馬天主教並非絕裂。這只能被視為回歸到真實獨一的大公教會中，是應行的，也是必然的途徑。

羅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動機

如 果我們嚴格地考慮到基督教教義的純潔、它的道德律條的純正以及在這一福音開始被人們接受的初期階段大多數基督教徒所度過的純真而艱苦的生活，我們必會很自 然地認為：如此充滿善意的一種教義，即使是教外人也必會對它十分推崇﹔那些有教養的上流社會人士，儘管他們可能會嘲笑關於奇蹟的種種說法，也不免會對這一 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而且那些地方官員對這樣一批雖不熱心於戰爭和政治，卻能夠處處奉公守法的教徒也不但不會加以迫害，還定會盡力予以保護。而另一方 面，如果我們再回想一下，由於始終受到民眾的信任，由於哲學家們缺乏宗教思想，以及羅馬元老院和歷代皇帝奉行的政策的支持而到處流行的多神教卻普遍受到寬 容，我們更會感到簡直無法理解，基督教徒究竟犯下了什麼新的罪行，他們有什麼新的冒犯行為觸怒了那古老的一切聽之任之的溫和政策，又有什麼新的動機促使那 些一直安閒地聽任一千種形形色色的宗教在他們的溫和統治下安然存在的羅馬帝王們，使他們忽然一反常態，偏要對這選擇了一種獨特的但無害於任何人的宗教信仰 的臣民嚴加懲處？

古代世界的宗教政策在制止基督教發展方面，似乎顯得格外嚴厲和蠻橫。大約在基督去世80年之後，一位素以溫和、明智著稱的總督竟然作出判決，將基督的幾個無辜的信徒處死，而他所依據的更是一位一般認為施政賢明的皇帝所頒佈的法令，那一次次向圖拉真（Trajan，98-117AD） 的繼任者們一再提出的申述狀中充滿了悲慘的呼號，聲稱在整個羅馬帝國的無數臣民中，唯獨遵守帝國法令、只不過是順從良心的呼聲謀求獲得信仰的自由的基督教 徒不能分沾賢良的政府普遍施與全民的恩澤。幾位著名殉教者的死難情況的記載措詞都十分謹慎﹔而從基督教執掌最高權力的那一天起，教會統治者們重演昔日他們 的異教徒仇敵的故技，不惜充分顯示出自己在做到殘酷無情方面，也同樣不遺餘力。

遭 迫害的宗教的一些教派，由於恐懼感的壓抑，由於憤怒情緒的刺激，也許還由於狂熱的信仰的激勵，一般都很難心平氣和地去調查，或者熱情公正地去欣賞敵人的某 些行為的動機﹔而對這個問題，甚至連那些安全地遠離開迫害的烈火、較有頭腦的公正的人們，也往往不能公平、清醒地對待。關於羅馬皇帝為什麼那樣對待原始基 督教徒的原因有一種說法似乎較為真實可信，因為這是從公認的多神教教義的精髓中推論出來的。人們早已注意到，世界上的各種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處，主要由於 古代各民族對各自的宗教傳統和儀式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認可和尊重。因此可以想像，某個教派或民族要把自己從這人類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聲稱唯有他們瞭解上帝 的意旨，而且把該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儀式都斥之為瀆上帝活動和偶像崇拜，那它便必將觸怒所有其它教派，使它們聯合起來，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權利是靠彼此的 寬容維持著的，如果誰拒絕履行這由來已久的義務，那這種權利也就會很自然地不復存在了。

猶太人的宗教主張與叛逆精神

    伴隨著耶路撒冷的廟宇和城市的毀滅以及隨後發生的許多情況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那些征服者怒火中燒，並使他們能夠以維護政治正義和公共安全一類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開進行宗教迫害。從尼祿 （Nero，54-68AD）到安東尼•皮烏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王朝，猶太人對羅馬的統治一直顯示出一種無法忍受的情緒，因而多次引發出近乎瘋狂的屠殺和叛亂。在埃及、塞浦路斯和昔蘭尼（Cyrene） 等城市裡的猶太人一直不露聲色、假裝友好地和毫無戒備之心的當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們在那裡所進行的種種可怕的殘暴活動使任何耳聞的人也不禁為之髮指﹔我 們因而不禁傾向於要對羅馬軍團嚴厲的報復拍手歡呼了。因為他們所懲罰的這個瘋狂的民族的愚昧荒謬的迷信似乎已使他們不僅成為羅馬政府的仇敵，而且成了全人 類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了。猶太人之所以如此狂熱，一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沒有理由向一個崇拜偶像的統治者交納稅款，一是因為根據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諭，他們 一廂情願地相信有一位威力無邊的救世主很快就將降臨人間，他將解開他們的枷鎖，並將為他們這些天之驕子建立一個地上王國。著名的巴柯齊巴（Barchochebas）（公元 2世紀初抗擊羅馬軍隊的一支起義軍的猶太人領袖），正是通過宣稱自己是猶太人盼望已久的救世主，號召全體亞伯拉罕的子孫起來實現以色列人的夢想，才終於能組織起一支聲勢浩大的隊伍，和哈德良（Hadrian，117-138AD）皇帝浴血奮戰達兩年之久。

    儘管猶太人一再如此進行挑舋，羅馬皇帝們的憤怒總會隨著勝利的取得而平息﹔而且戰爭和危險時期一過，他們也便不再惶恐不安了。由於對多神教的普遍的寬容，也由於安東尼•皮烏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 的溫和性格，猶太人很快又恢復了他們的各種古老的特權，並又可以對他們自己的嬰兒施行割禮了，唯一的一條無關緊要的限制，只是不得把他們的那個希伯來種族 的特殊標誌加之於任何皈依猶太教的外族人。殘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猶太人雖然被排除在耶路撒冷的城區之外，他們卻仍可以在意大利和其它各省市建立和維持相當 數量的定居點，獲得羅馬法令所規定的自由，享有市民的榮譽，同時還能免除掉擔任那些費力費錢的社會公職的義務。由於羅馬人 的溫和性格或厭惡情緒，這個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權制度的形式竟獲得了法律的認可。固定駐在提比里亞斯（Tiberias） 的大教長有權委任下屬教士和使徒。行使內部司法權力，並每年從分散在各地的同教弟兄手中收取一定數量的貢奉。在帝國各個主要城市裡都有新的猶太教堂被建立 起來﹔那些或是按摩西戒律的規定，或是按猶太教教士代代相傳的慣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戒齋日以及其它節日慶祝活動全可以十分認真地公開舉行。這樣一些溫和 政策終於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改變了猶太人的冷酷態度。他們終於從先知和征服的幻夢中清醒過來，逐漸也安於作馴良、勤勞的臣民了。他們原來的那種對整個人類的 仇恨情緒，現在已不再發展為 流血和暴亂行為，而是消融在無甚危害的發洩行為之中。他們在經商活動中不放過一切機會掠奪那些偶像崇拜者，暗暗唸誦一些難以理解的咒語，詛咒那個傲慢的埃多姆（Edom）王朝。（原指約公元前1200年建於死海西南地區的閃米特人王國）

    既然這些猶太人雖然十分厭惡並拒絕禮拜羅馬皇帝和他的臣民所信奉的神靈，卻仍能隨意過著他們的不受歡迎的宗教生活，我們便不能不想到亞伯拉罕的子孫所以能倖免於遭受基督的門徒所遭受的苦難，其中必另有原因在。他們之間的區別是十分簡單和顯而易見的。但是，從古代人的情感來看，這差別卻極關重要。猶太人是一個民族，基督教徒卻只是一個教派﹔而如果說每一個集體都本應當尊重鄰近的另一集體的神聖傳統，他們卻更有責任堅持他們的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諭的聲音、哲學家的教誨和法律的權威全都一致要求他們盡力完成這一民族義 務。 由於猶太人自視遠比常人聖潔，他們有可能激怒多神教徒，認為他們是一個令人憎惡的下流種族。由於他們不屑與其他民族交往，他們這樣遭人蔑視也許是罪有應 得。摩西戒律的大部分內容可能都不過是信口開河，荒誕不經﹔然而，既然它許多世紀以來一直被一個龐大的社會所接受，他的信徒們當然也可以援例，因此一般人 普遍認為他們有權奉行那些他們如果違背便將被視為犯罪的種種教規。但是，這一原則雖然可以保護猶太教堂，卻對原始基督教會並無任何好處或保護作用。由於信 仰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教徒便犯下了所謂的不合常情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割斷了習俗和教育之間的神聖紐帶，破壞了國家的宗教制度，並狂妄地詆毀了他們 的先輩長期信仰和崇拜的神聖的一切。而且這種叛教行為(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還 不僅是一個局部或限於某一地區的問題：因為這些虔誠的叛教者既然摒棄了埃及或敘利亞的神廟，自然同樣會不屑於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廟宇中去尋求庇護。每一個基 督教徒都以厭惡的情緒拋棄了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城市和省區長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體基督教徒都無例外地拒絕再和羅馬、帝國，乃至全人類所崇信的神靈發生任 何關係。因此那些受壓制的信徒們不論如何要求申張誰也不能剝奪的聽從良心呼喚和自行判斷的權利，也全然無濟於事。他們的處境也許使人同情，但他們的申辯卻 始終不能被異教世界的有識之士或一般信徒所領會。按他們的理解，任何一個人竟然會這樣對相沿已久、代代相傳的信仰產生懷疑，這簡直和有人會忽然對本鄉本土 的風尚、衣著或口音感到厭惡一樣荒唐了。

基督教受到誤解的主要因素

    異 教徒的驚愕很快變成了憎恨，於是連那些最為虔誠的人都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帶有危險性的不信神的惡名。怨毒之心和偏見相互為用，把那些基督教徒完全說成是一 群無神論者，而由於他們膽敢攻擊帝國的宗教制度，他們受到羅馬地方官員的嚴厲指責完全是罪有應得。他們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廟所奉行的迷 信活動全都斷絕了關係(他們得意地公開承認這一點)： 但是別的人卻始終不很明白他們自己究竟信奉什麼神靈以及以何種形式的宗教來代替古老的神靈和神廟。他們對「最高的神靈」所懷有的純潔而崇高的觀念完全非異 教徒芸芸眾生的粗俗頭腦所能理解。他們無法體會一個存在於信徒心靈之中的的孤零零的上帝，他既不具有任何可見的有形的形體，又不按照習慣做法為他舉行祭奠 和慶祝，為他設置祭壇、供奉犧牲。曾經超然物外對第一動因的存在和屬性進行深刻思考的希臘和羅馬的先賢們或是出於理智的考慮或是出於虛榮，總願意為他們自 己和他們少數得意門徒保留致力於這種哲理思維的特權。他們絕對不肯承認人類的偏見是真理的標準，但他們也認為偏見是人性的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他們認為， 任何一種敢於置感官於不顧的民眾性的信仰和宗教，脫離迷信的程度愈遠，便愈將無力阻止不著邊際的想像和由狂熱情緒產生的幻影。一些才智之士拋向基督教徒的 上帝啟示說的不屑一顧的目光，只不過使他們更加堅信他們匆匆得出的結論，使他們更認為他們很可能會十分尊重的神性統一觀念卻被新教派的狂野的激情所損毀， 並被它的虛無縹緲的玄想所磨滅了。一篇據稱出自琉善（Lucian）之手的著名對話錄的作者，在他蓄意以嬉笑怒罵的筆調論述三位一體這個神秘的題目時，卻充分暴露出他自己對人的理性的軟弱和深不可測的神性的完美全然無知。

    基督教的創始人不僅被他的信徒們尊為聖人和先知，而且被當作神來崇拜，也許就不那麼讓人感到驚奇了。多神教教徒對任何看來和民間流傳的神話似乎稍有相似之處的神物，也不管這種相似是如何牽強附會，都會拿來當作祟拜的對象﹔而關於巴克斯（Bacchus）、赫耳枯勒斯（Hercules）和埃斯庫拉庇烏斯 （Æsculapius） 的各種傳說則早已在某種程度上為他們相信上帝之子會一如常人降臨人世的想像鋪平了道路。但是，使他們感到吃驚的是，那些基督教徒竟然要拋棄掉那些供奉古代 英雄的神廟，而正是這些英雄在世界的幼年時代發明了各種工藝，制訂了各種法律，征服了在世界各處為害人民的暴君和妖魔﹔卻寧願去選擇一個鮮為人知的教長作 為唯一崇拜對象，而那個教長，近年來，在一個野蠻民族中，已成了本族同胞的怨毒之心或羅馬政府的嫉妒心情的犧牲品。廣大的異教徒 民眾只對塵世的眼前利益感興趣，而對拿撒勒的耶穌賜與人類的賽過無價之寶的生命和不朽卻並不在意。在這些貪戀紅塵的人們看來，基督的那種於殘酷的、自願忍 受的苦難之中保持的堅貞、博愛的胸懷以及他的人品舉止的崇高和樸實，並不足以彌補他缺乏聲望、沒有一個帝國和無所建樹的缺陷﹔在他們拒不承認基督在戰勝黑 暗勢力和死亡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勝利的同時，更對基督教的這位神聖創始人的可疑的出身、顛沛流離的生活和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或甚至多方加以污衊。

    基督教徒在這樣堅持以個人情緒代替民族宗教的做法中所犯的每一件過失，都因犯罪人數眾多和他們的聯合行動而更加嚴重化了。眾所周知，而且也早有人議論過， 羅馬當局對其臣民中的任何結社活動都極為仇視和十分猜疑﹔對那些即使全然無害或甚至抱著有益社會的目的而組成的團體，也很難得到政府的認可。那麼這些脫離 公共的敬神活動的基督教徒的宗教集會自然更顯得令人可疑了：他們的組織原則是不合法的，最後完全可能成為具有危險性的組織，而那些羅馬皇帝卻沒有想到，在 他們以維護社會治安為理由禁止這些秘密的，有時在夜間舉行的集會時，他們是違背了正義的法則。基督教徒由於信仰關係而表現的違拗更給他們的行為，或甚至他 們的用心塗上了一層嚴重的犯罪色彩﹔而那些對於俯首聽命的順民或許會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羅馬帝王卻認為，他們的命令能否貫徹執行關係著他們自身的尊嚴，而 這命令有時卻正是要使用嚴厲的懲罰來壓制那種膽敢認為世上還有一個凌罵於政府長官之上的權威的獨立精神。帶著這種精神的叛逆活動，其範圍之廣和持續時間之 長都似乎使它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有理由受到他們的咒詛了。我們已經看到，基督徒的積極的和卓有成效的宗教熱情已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遍及帝國的每一個行省，甚 至 幾乎每一個城市。新的皈依者為了使自己和一個其性質顯然與眾不同的特殊社會建立牢不可破的聯繫，似乎都不惜拋棄掉自己的家庭和國家。他們的陰沉、嚴峻的神 態，他們對正當謀生活動和各種人生樂趣的厭惡，加上他們經常散佈的大難即將臨頭的預言，使得異教徒們不免憂心忡忡，擔心這個新教派定會帶來某種危害，而 由於對這一切完全感到玄妙莫測，因而也更加感到可怕。普林尼（Pliny）曾說過，「不管他們的行為的宗旨是什麼，只憑他們的桀驁不馴的態度就理當受到懲 罰。」

早期基督教改採取的防衛措施

    基督的門徒進行宗教活動時總儘量避開別人的耳目，這在最初是出於恐懼和必需，但後來卻完全是有意為之。基督教徒極力模仿古希臘伊流欣努 （Eleusinian） 神秘派的那種極端詭秘的做法，自信這樣就會使他們的神聖的組織在異教徒心目中更顯得可尊可敬。可是正像許多事情都不能盡如人意一樣，後來的結果卻完全與他 們的意願相反。人們普遍認為，他們之所以這樣遮遮掩掩，只不過由於他們有些做法根本見不得人。他們的這種被曲解的小心謹慎只是為那些敵視他們的人提供了製 造謠言的機會，也使那些懷疑的人更對那些可怕的謠傳信以為真了，而在這些四處流傳的故事中基督教徒被說成是人類中最邪惡的敗類，說他們躲在黑暗的角落裡幹 著最荒唐的下流勾當，並以人的一切尊嚴和道德品質作為犧牲以取悅於他們的那個不可知的神。有許多人假裝著悔過自新的基督教徒，或者出面講述自稱親眼所見的 那個該死的教會舉行拜神儀式的情景。他們肯定說，基督教徒作為入教的神秘象徵，把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渾身裹著麵粉，捧到一個手持匕首的新入會的教徒面 前，由他閉著眼在這個代他贖罪的犧牲品身上胡亂砍殺﹔而在這一殘酷行動完成以後，教徒們便大口大口喝乾那嬰兒的血，把那還在顫動的 小 肢體大塊撕來吞食，同時通過這共同的犯罪意識以保證彼此永守秘密。更有人煞有介事地證明說，「在這種慘無人道的獻祭儀式之後，緊接著是大家一起吃喝，這時 全都以狂飲等等來剌激各自的獸慾﹔然後，到了某個預定時刻，燈火突然全部熄滅，於是羞恥之心全被拋棄，人的天性也全被遺忘﹔大家在黑暗之中全都不顧倫常， 姊妹和兄弟，兒子和母親也可以胡亂交配。」

    然 而，只要仔細地讀一讀古代基督教徒的那些申辯書，便足以使任何一個正直的反對派人物對這些說法的虛假性不再有絲毫的懷疑了。基督教徒堅決依仗自身的清白向 羅馬政府地方官員呼籲，要求查實那些謠言。他們宣佈，只要有人能夠為誹謗加之於他們的罪行提供任何證據，他們甘願領受最嚴厲的懲罰。他們同時還反駁說， 這 也同樣是十分真實和令人信服的，別人胡亂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不僅毫無證據，從情理上來推斷也完全不可能。他們反問道：誰能認真地相信，既然福音書上一條條 聖潔的戒律對於各種合法的享樂尚且要處處加以禁止，而今卻會唆使教徒們去犯那些最值得咒詛的罪行，誰能相信如此龐大的一個宗教團體竟會這樣在自己的信徒心 目中徹底毀掉自己的聲譽﹔甚至相信這人數眾多、品質各異、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人群對死亡或身敗名裂的恐懼尚且無所畏懼，怎麼倒會同意違背已被天性和教養 深深印入腦中的做人的起碼準則呢？這樣一種無可辯駁的申辯，除了基督教的辯護士自身行為失當，為了發洩對教會內部敵人的切齒仇恨，不惜損傷共同的宗教事 業的利益，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動搖其真實性或將它駁倒的。他們有時暗示，有時更直截了當地宣稱：強加於正統基督教徒頭上的那些血腥的獻祭活動和淫亂行為，事實上在馬西昂派（Marcionites）、卡勃克拉特派（Carpocratians）以及屬於諾斯替派（Gnostics） 的幾個小教派中是一直進行著的﹔而這些派別儘管有可能已成為異端，卻仍然受著人之常情的驅使，並仍然遵循著基督教的戒律。其結果是，那些和基督教會脫離關 係的分裂派也使用類似的罪名來指控基督教徒，而且在各個方面都有人聲稱，那種不堪入耳的最淫亂的行徑在大批自稱為基督教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

    一個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看清正統信仰和異端教派之間微妙的分界線的異教政府地方官們很容易會想像，這不同教派之間的仇恨迫使它們揭發出了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的地方官員的溫和、冷靜的態 度 有時和他們的宗教狂熱不相適應，在他們經過公正的慎重調查之後所作的報告中，總聲稱那些拋棄了正宗宗教信仰的派別所作的交待在他們看來是完全真誠的，他們 的態度也是無可非議的，不管他們那種荒唐、過火的迷信如何會招致法律的懲處等等，這對首批基督教徒的安寧或至少對他們的名聲來說，總是一件好事。

羅馬皇帝們對待基督教徒的態度

歷史學的責任應是如實記錄過去的史實以供後世借鑑，如果它曲意為暴君的行為開脫罪責或者為迫害活動尋找藉口，那它實際是自取屈辱。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那些看 來對原始基督教徒毫無善意的羅馬帝王，其罪惡程度和動輒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鎮壓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臣民的近代君主相比起來，仍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一個和查理五世(Charles V) 或者路易十四(Lewis XIV)相 似的君王，從他們的思想情況或從他們的個人感情來說，完全應說能夠理解不悖良心的權利、堅持信仰的責任以及過失不一定是犯罪的道理。但是古代的羅馬帝王和 各地政府官員對那些激勵著基督教徒使他們不屈不撓地堅持自己的信仰的那些原則卻一無所知，他們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發現任何可以促使他們拒絕合法地， 甚至也可以說很自然地皈依本國的神聖宗教制度的動機。那有助於緩解他們的罪責的理由一定也同樣有助於緩和他們進行迫害的激烈程度。由於他們的行為的動力不 是出於來自偏見的狂熱情緒，而是出於立法者的溫和政策，他們在執行針對卑賤的基督教徒制訂的那些法律時，必常會由於蔑視情緒而有所緩和，或甚至 由於慈悲心腸而免予處理了。

全面地看看他們的性格和動機，我們很自然會得出以下結論：

I.只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過去以後，他們才感到政府對這些新教派不能漠然視之。

II.在給任何被控犯有這類奇特罪行的臣民定罪的時候，他們始終都小心謹慎從事。

III.他們從來不濫施重刑。

IV.受攻擊的基督教堂也常有一段和平、安寧的時期。

儘管那些不厭其煩寫下長篇巨製作品的異教徒作家們對有關基督教徒的問題顯得十分冷淡，全不在意，我們卻仍然可以根據真實的史料來證明這四點可能符合事實的假設。

靠 上天的巧妙安排，一層神秘的面紗矇住了幼小時期的基督教會，而且在基督教徒的信仰趨於成熟，人數大為增多之前，一直保護著他們，不但免遭惡意的攻擊，甚至 使他們完全躲開了異教徒的耳目。緩慢而循序漸進地拋開摩西所規定的種種禮拜儀式，為更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了一個安全無害的偽裝。由於他們大部分都和亞伯拉 罕同族，有行過割禮作為他們的特殊標誌，直到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以前，他 們一直就在那裡舉行禮拜儀式，他們 把摩西戒律和先知視為神的意旨的體現。那些在精神上接受以色列的天國之說的非猶太人，也被視作猶太人而受到咒詛﹔由於多神教徒們對於外表的禮拜儀式的重視 更甚於實現信仰的內容，這個新教派原一直小心翼翼地掩蓋著，或者說只是半吞半吐地吐露出，他們未來的偉大前景和期望，所以也能借助於，原來只給予羅馬境內 一個著名的古老民族的一般寬容政策，得到一定的保護。

也許時隔不久，那些猶太人自己因受到某種狂熱情緒和對異端的更大仇 恨的刺激，慢慢覺查到他們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棄猶太教堂的教義：於是他們十分樂意要把這些異端邪說淹沒在它的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卻已經解除 了他們的這個惡毒念頭的武裝﹔雖然他們有時還能行使無法無天的煽動叛亂的特權，他們已不再擁有審判罪犯的司法權力：同時他們發現要在一個冷靜的羅馬政府地 方官員的心中煽起他們自己的那種由狂熱情緒和偏見引起的仇恨也確乎不易。各省總督曾宣佈隨時準備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但當他們一聽說問題的中心不是具 體事實，而只是一些空話，只是關於某些猶太教的戒律和預言應如何解釋的論爭的時候，他們便覺得，認真地去研究在一些野蠻和迷信的人當中發生的不著邊際的意 見分歧，未免有損於羅馬帝國的尊嚴。

這樣，第一批基督教徒的清白無辜倒是受到了無知和不屑過問的保護，異教徒方官的法庭常常變成了他們躲避猶太教堂瘋狂迫 害 的最安全的庇護所。確實，如果我們願意接受那個過於輕信的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傳說，我們也會在這裡重述十二使徒漫遊異邦的行程，他們的種種神奇業跡，以及他 們各自不同的死難情景：但是，經過一番更細緻的研究，卻會使我們不能不懷疑，這些曾目睹基督創造各種奇蹟的人，如何可能會被允許在巴勒斯坦境外，以自己 的鮮血來證實他們所言不虛（特土良,Tertullianus，150-230AD）和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門斯（Clement of Alexandria,150-215AD）時代，殉教者的榮譽僅只加之於聖彼得、聖保羅和聖雅各。只是到後來，較晚的希臘人才把這一榮譽逐步加到其餘的 使徒們身上，他們還謹慎地在羅馬帝國疆域之外的某個遙遠的國家，為這些使徒選定了傳道和受難的場所。

從一般人的正常壽命來判斷，我們會很自然地認為，在 猶太人的不滿爆發成為那場必以耶路撒冷的徹底毀滅告終的瘋狂戰鬥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數都應該已經死去了。從基督死去到那場令人難忘的暴亂之間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而在整個這段時間中，除了在基督死後35年，那場大暴亂發生之前兩年，尼祿（Nero，54-68AD）曾對帝國首都的基督教徒突然進行過一次短暫而殘酷的迫害之外，我們沒有發現羅馬政府改變寬容政策的任何跡象。我們所以能夠知道這一獨特事件的歷史面貌，主要依靠了那位具有哲學頭腦的歷史學家，僅憑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們不能不對這段史料作一番最認真的思考。

羅馬大火引起尼祿（Nero，54-68AD）對基督徒的迫害

    尼祿（Nero，54-68AD）當政的第10年，帝國首都遭到了一場聲勢空前、前所未有的大火災。一座座希臘藝術（Grecian art）和羅馬業績的豐碑（Roman virtue），一件件布匿（Punic）戰爭和高盧（Gallic） 戰爭中俘獲的戰利品，最神聖的廟宇和最壯麗的建築，全都在這一片火海中化為灰燼。羅馬城所劃分的十四個區或地段只有四個區僥倖保持完好，三個區完全被夷為 平地，其餘七個區經過一場烈火的焚燒之後呈現出一派斷壁殘垣的悽慘景象。看來政府也曾十分留心，不遺餘力地緩和這場巨大災難所產生的心理影響。所有的皇家 花園都為受災的民眾敞開了大門，迅速搭起大批臨時建築供災民棲身，同時還以較低廉的價格向災民提供充足的糧食和其它必需品。關於重整市容和修築民房的命令 似乎體現了一種最寬厚的政策﹔而且，正如在昌盛時期通常會發生的情況一樣，羅馬大火，在經過數年之後，倒造就了一座比以前更加整齊和更加華麗的新城市。但 是，在這期間尼祿（Nero，54-68AD） 極力裝出謹慎小心和仁慈的態度也全都不足以消除民眾對他的懷疑。任何罪行都可能會被加在這個殺妻弒母的兇手的身上﹔對於一個自甘下賤居然去登台獻藝的國 君，誰都會認為沒有什麼他不可能幹的最荒唐的蠢事。因此當時謠言四起，竟說是這位皇帝本人放火燒燬了自己的都城﹔由於愈是荒誕不經的故事往往愈能為怒火中 燒的民眾所接受，當時更有一個聳人聽聞，而且被人們堅決相信的說法，說是尼祿（Nero，54-68AD）曾一面欣賞著由他親手點燃的滿城大火，一面彈著七絃琴，高唱著古代特洛伊城（Troy）的毀滅。為了轉移靠專制權力也無法壓制下去的這種疑心，這位皇帝決定抓出幾個虛假的縱火犯以洗刷自己的罪行。「帶著這種想法(塔西倫 Tacitus繼續寫道)他對那幾個被斥為基督教徒，早已聲名狼藉的人用盡各種奇妙的酷刑。基督是在提比略（Tiberius，14-37AD）在位時被 巡撫龐提厄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下令處死的，基督教徒便是來之於他，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有害的迷信教派曾在短時期內遭到壓制，但它後來又再度發作，而且不僅只出現在 這個邪惡教派的發源地猶地亞（Judea） 境內，而且甚至蔓延到了一向能為最下流、最惡毒的活動提供保護的罪惡淵褻羅馬城。被抓的人供出了大批的同謀者， 這些人最後全部被定罪，但並不是因為他們放火燒了羅馬城，而是因為他們憎恨人類。他們在殘酷折磨中被處死，同時還受到種種凌辱和嘲弄，有的人被釘在十字架 上，有的人給周身縫上獸皮給發狂的獵犬去撕咬，還有些人身上塗滿易燃物質，點著了用作照亮黑夜的火把。尼祿（Nero，54-68AD） 的花園更是這慘無人道的景象的集中地點，屆時還舉行賽馬活動，皇帝本人則往往打扮成駕車人模樣，混雜在人群之中。基督教徒們所犯的罪真是應該受到嚴懲，由 於人們感覺到，這 些不幸的可憐人的犧牲並無益於公共福利，而只不過是滿足了一個兇殘成性的暴君的嫉妒心理，民眾對他們的憎惡很快又變成了憐憫。」

    以好奇的眼光觀察人類進化 史的人或許會注意到，尼祿（Nero，54-68AD） 的那些曾經被首批基督教徒的鮮血污染，座落在梵蒂岡的御花園和競技場，後來卻由於這個被迫害的宗教 的勝利和濫加處置而變得更加知名了。在同一塊地方，一座比古代的太陽神神廟還更為壯麗的宮殿已經由歷代基督教教皇修建起來，這些教皇已經從一個加利利的的 卑賤的漁夫（註：指耶穌的第一個門徒彼得）的手中獲得了統治全世界的權力。繼承了羅馬皇帝的寶座，為征服羅馬的野蠻民族制訂了法律，並把他們的精神統治的 範圍從波羅的海（Baltic）岸邊 一直擴展到大西洋岸邊。

    但是，關於尼祿（Nero，54-68AD）所進行的大迫害活動的記述還不能就此結束，我們還必須作出幾點說明，以期解開有關此一問題的幾個疑團，並為瞭解其後的教會的歷史演變提供一些線索。

1.疑心最重的批評家也不得不承認上述這一離奇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塔西倫(Tacitus) 這段著名記述的可靠性。前一點已經為勤奮和治學謹嚴的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所證實，他也提到過尼祿（Nero，54-68AD） 曾對一個新 的罪惡的教派基督教徒進行過懲罰。可為後一點作證的則有：一些說法相同的古老的手稿﹔塔西倫的那無法模仿的獨特風格﹔他的可以保證他的著作不致被狂熱分子 篡改的那崇高的聲望﹔以及他那段記述的主要精神，雖曾指控第一批基督教徒罪惡滔天，卻絲毫並未暗示他們有任何異乎常人的超凡的或甚至奇異的能力。

2.儘管塔西佗（歷史學家 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117？)有可能出生於羅馬大火的前幾年，他也只能通過閱讀史料和從別人的談話中瞭解到在他幼年時期發生的那一事件。但他卻曾一直沒沒無聞地生活了許多年，直到他的天才已完全成熟之後，他才開始為公務獻身，但當他由於對高尚的阿吉利科拉（Agricola）的出於感激之情的懷念，寫出使千載之後的人也將為之震奮，並受到教育的最早的一部分歷史篇章時，他已是40多歲了。在以阿古利科拉（Agricola）的傳記和日耳曼人簡史一試 身手之後，他開始設想，並最後完成了一部更加宏偉的巨著  — 自尼祿（Nero，54-68AD）敗亡至涅爾瓦（Nerva，97-98AD）即位的30卷本羅馬史。涅爾瓦（Nerva，97-98AD）的治理迎來 了一個公正和繁榮的時期，塔西 佗（Tacitus）的晚年便完全用以撰寫這段時期的歷史﹔但是當他更仔細地研究了他要寫的題材之後，或許他感覺到從自己的榮譽和免遭人怨來考慮，與其頌 揚在朝的專制帝王的美德，倒不如去記述昔日的暴君的罪惡，因而他決定以編年史的形式描繪了奧古斯都（Augustus，27BC-14AD）前後相繼的四 代帝王的行跡。要將80年間的各種歷史事實蒐集起來，整理、剪裁和潤色成一部不朽的著作，使這部史書中的每一句話都包含著真知灼見，並描繪得唯妙唯肖，這 樣一件工作甚至對像塔西倫這樣的一位天才來說，也完全足以消耗掉他的大半生的時間了，在圖拉真（Trajan，98-117AD）統治末期，當這位戰功顯 赫的君王把羅馬的勢力擴展到它的舊的疆域之外的時候，這位歷史學家卻在他的編年史第二和第四兩卷中描寫了提比略（Tiberius，14-37AD）的暴 政﹔而當塔西倫按照預定的程序還沒來得及寫到首都大火和尼祿（Nero，54-68AD）對不幸的基督教徒的殘酷行徑的時候，哈德良 （Hadrian，117-138AD）必是已經繼承王位了。其間相距僅僅60年，作為編年史家他有責任接納當代人的各種觀點﹔但是，作為一位哲學家，他 在悉心研究那個新教派的起源、發展和性質的時候，卻很自然地不得不拋棄尼祿（Nero，54-68AD）時代的認識或偏見，而以哈德良 （Hadrian，117-138AD）時代的一般見解為依據。

    3.塔西佗（Tacitus）常常信賴讀者的好奇心和想像力，他把許多中間環節的事實和觀點，留給讀者自己去補充，而由於過分注意文字簡潔，自己也想著略 去為好。因此，我們可以大膽設想必有什麼特殊原因導致了尼祿（Nero，54-68AD）對基督教徒的殘酷迫害，否則，按當時的基督教徒們的隱秘生活和他 們的清白無辜來看，他們原不可能會觸怒尼祿（Nero，54-68AD）， 甚至也不會引起他的注意的﹔在故鄉備受壓迫，那時大量聚居在首都的猶太人顯然更 容易引起皇帝和民眾的懷疑：何況一個已經感到對羅馬的壓迫忍無可忍的被征服的民族，不惜採取最殘酷的手段來報此深仇大恨，似乎並不是決不可能的事。但是， 猶太人在皇宮裡，甚至在暴君的心腹中都有很有權勢的辯護人﹔尼祿（Nero，54-68AD）的皇后和情婦，美麗的波培婭（Poppæa） 以及一個受寵的 猶太族演員，已經在為這個惹人厭惡的民族說情。現在為了讓猶太人不受懲罰，便必須另找到一些替罪羊，於是也就很可能馬上有人提出，雖然真正的摩西信徒與羅 馬大火沒有關係，他們當中卻產生了一個有害的新教派加利利派，這個教派可是什麼罪惡活動都幹得出來的。在加利利派這個名稱之下，有行為和信仰都截然相反的 兩類人被混為一談了：一類是拿撒勒的耶穌的信奉者，一類是高盧人猶大（Judas the Gaulonite） 的狂熱信徒。前一類人是人類的朋友，後一類才是人類的敵人﹔他們之間的唯一相似之處在於，在捍衛自己的信仰方面他們都從來決不讓步， 因而使得他們對死亡和殘酷折磨全然無所畏懼。猶大的追隨者在煽動起自己的同胞進行叛亂之後，很快全都葬身於耶路撒冷的廢墟之中，而後來普遍被稱為基督教徒 的耶穌的信徒卻遍佈在整個羅馬帝國各地。處在哈德良（Hadrian，117-138AD）時代，塔西倫竟把這類原應更公正、更合理地歸之於一個幾乎已被 人完全淡忘的邪惡教派的罪行和災難歸之於基督教徒，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4.不管人們對這種猜想(因為這實際只不過是一種猜想)抱著什麼看法，非常顯然，尼祿（Nero，54-68AD） 對基督教徒進行迫害所產生的後果，包括 它的原因都僅限於羅馬城的區域之內﹔加利利派或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教義本身從來不曾成為懲罰或甚至加以追究的的罰證﹔以後，由於他們曾在較長時間內遭受苦難 的觀念一直和殘暴和無理虐待的觀念連繫在一起，後來繼位的幾位較為溫和的皇帝便都傾向於儘量寬容這個曾長期受到一個始終與善良和無辜的人為敵的暴君壓迫的 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