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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日 星期六

約翰歐文的生平


    清教徒學者布雷瓦 (Ian Breward) 認為歐文是「清教徒神學傳統裏﹐偉大的系統神學思想家。」當代研究歐文的權威傅谷聲 (Sinclair B. Ferguson) 教授也說:「約翰.歐文是清教徒運動的神學家。」

    上世紀下半葉透過洛鐘師牧師和派克博士在福音派教會裏的鼓吹﹑提倡﹐歐文成為清教徒研究復興的寵兒。1942-98的五十年之間﹐專一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就至少有十五篇之多﹐而且有增無已﹐且不計部份研究他的論文呢﹗

    歐文於1616年出生在英國牛津附近的史達畝(Stadham)。他的父親也是清教徒信仰的牧師﹐主的葡萄園中殷勤的服事者。他十二歲(1628)就進入牛津大學的皇后學院﹐於1632年畢業﹔1635年復得碩士學位。這些歲月正是英王查理一世及其大主教勞德(William Laud)當政之日﹐他終於必須為良心順服真理的緣故﹐1637年離開大學。1642(26)英國內戰爆發後﹐他去了倫敦。(歐文沒有受邀參預次年召開的西敏斯特會議﹐因為他太年輕﹑尚未出名的緣故。)

    在此之前有約五年之久﹐他切慕得著救恩的確據。到了倫敦那年﹐有次他聽到一位不知名的傳道人講太8.26所載主平靜風海的事蹟﹐他經歷到上帝的愛澆灌在他心中﹐他終於享受到那確據他是上帝的兒女了﹗他脫離了羅8.15的「捆綁之靈」(和合本作奴僕的靈)﹐得著了屬靈的釋放。這種經歷在當時的清教徒中是常有的。1643(27)三月他出版了第一本書揭露阿民念主義(A Display of Arminianism)﹔此書也使他在該年七月受聘為復旦(Fordham)教會的牧師。1644(28)他與Mary Rooke小姐結婚。1646年四月29日他首度被國會邀請去講道﹐可見年方30歲的歐文已經被教會界及國會注意到了。原教會沒有續聘他﹐可是 Coggeshall 處更重要的聖彼得堂卻請他擔任牧師。這一年對歐文而言﹐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在教會體制上看法的改變。他受了卡騰(John Cotton, 1584-1652)所出新書-Keyes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1644)-思想的影響﹐由長老體制改為會眾體制了。

    這一段英國內戰時間政局變化很快﹐新軍在1645年成立﹐次年第一階段內戰結束。不久內戰又起﹐1649年一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被國會處決﹐次日國會即召歐文在此艱難時刻講道。四月時﹐他再度到國會講道﹐因而與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結識﹐並進而受邀擔任征伐愛爾蘭的隨軍牧師。但他親眼目睹了新軍在愛爾蘭報復性的屠殺﹐很不以為然﹔從此卻種下了日後與克倫威爾漸行漸遠的原因。1651(35)他被任命為牛津大學基督教堂的主牧﹐次年更升任為副校長(校長是克倫威爾自己)。到1657(41)下台為止﹐除了執行教育改革﹑參預新宗教政策制定及執行之外﹐他經常在基督教堂及聖瑪利亞教堂﹐講道給那些青少年大學生聽﹐其中有日後出名的賓(William Penn, 1644-1718, 美國賓州創始人)和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 提倡政治契約說)這些講章包括了論治死罪 (Mortification, 1656)﹑論試探(Temptation, 1658)﹑論與上帝交通(Communion With God, 1657)等﹐與聖靈內在工作有關的主題。歐文反對克倫威爾由護國君進一步走向君王﹐1657年他的牛津大學副校長職務被解職了。

    離開行政圈反而使歐文能在教會界及神學思想領域發揮所長。1658年九月底-雖然九月三日護國君方過世-所召開的薩伏伊宣言(Savoy Declaration)﹐歐文是主要起草人﹐清楚表明了新興會眾派教會的信仰告白。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以後﹐歐文基督教堂主牧的職份和兩千位忠心愛主的清教徒傳道人一樣也被解職了﹐也受到不少國教的為難。但他還是在倫敦集結了一群會眾﹐成為一處教會﹔他也激勵﹑幫助了許多受迫害的傳道人。約翰.本仁之所以將天路歷程付梓﹐也是出於他的建議。有一次查理二世問歐文﹐那位銲鍋匠(本仁)是何許人也。歐文恭敬地答道:「陛下﹐我若能擁有這位銲鍋匠的能力﹐我寧可欣然放下我一切的學問以換取。」氏晚年為氣喘與膽結石所苦﹐於1683(67)的清教徒受難記念日﹐八月24(1662年此日兩千清教徒傳道人被大放逐)﹐安息主懷。

    他一生86種的作品有60種是他自牛津副校長職務下台以後作的﹐而英王復辟以後的作品則有52種。換句話說﹐權力與國教的限制反而促使他有許多時間﹐可將信息與思想付諸文字﹑留諸名山。其中最有具代表性的是他的聖靈論(Pneumatologia,1674)

約翰歐文之時代背景 — 清教徒運動簡述


    西敏斯特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 1643-47)和西敏斯特信仰告白與其大﹑小教義問答(1646-47)的三百五十週年紀念才過不久。此會議是整個清教徒運動的巔峰﹐其波濤壯闊洶湧﹐先後有一世紀之久(1558-1660)﹐橫跨英﹑美﹑歐三地。它上接歐洲的宗教改革﹐下開十八世紀以降的福音大復興;在政治上催生了英國的契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提供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溫床﹐在科技上助長了近代的科學及技術。我們可以這麼說﹐清教徒運動是一股浩大的文化力﹐它不僅改革了教會﹐也同時改革了整個社會﹑國家﹑文化。

    將近代化的功勞歸給啟蒙運動﹐是不諳歷史的說法。啟蒙運動上承中世紀後期人文主義的以人自主的精神﹐將宗教改革所帶來的現代化新文化世俗化了。清教徒運動則秉持奧古斯丁加爾文的傳統﹐堅認基督不只是人更是文化之主。因此﹐在今日雖然清教徒主義對教會的影響已經式微﹐但是它在英美文化上的烙印卻仍清晰可見。清教徒神學被教會冷落了近兩百年﹐到了1939年起﹐在北美卻有一研究清教徒的學術復興。

    之後﹐英美教會界也開始重新注意他們屬靈的根﹐重印清教徒的作品﹐神學院和研究所也成百上千地出論文和專書。可是清教徒主義基本上是屬靈的﹐而非文化的。它給教會最強烈的信息是﹐聖靈必要復興教會。

    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一生傳講清教徒的信息﹐只有一個盼望:願上帝復興祂的眾教會﹗

    派克(J. I. Packer)﹐當代頂有名的清教徒學者﹐終於在1990年出版了他一生研究清教徒神學的書籍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Life。他也將此運動的本質定位在「復興運動」上﹐因為清教徒在本質上只是個傳講上帝話語的講員而已。

    或許我們可以很快地瀏覽一下清教徒史,它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1)清教徒長老制運動(1558-84)

    此時清教徒即已旗幟鮮明﹐以改革國教為職志﹐並訴諸主教制度下的長老制﹐終被女皇化解之。但在這段期間﹐劍橋大學變成了「清教徒之窩」﹐造就出大批的講員成為下一代的健將。

(2)守主日運動(1584-1603)

    表面上看來﹐長老制運動似已被壓抑了﹐實則不然﹐反而促使他們轉向屬靈的訴求人心悔改﹐並遵守神的律法﹐以守主日為其表現。此時最出名的精神領袖是神學家William Perkins﹐他和女皇同一年內過世﹐也象徵下一個時代的開始。

(3)史都亞特時代(1604-1643)

    在詹姆士一世在位時(1603-25)﹐清教徒漸漸成為一股屬靈的弟兄團﹑新興的中產階級﹐優秀講員輩出﹐如Willaim Ames, William Gouge, John Preston, RichardSibbes等。其中的會眾派和分離派(浸信會之濫殤)﹐也在此時出現。清教徒的新文化逐漸成形﹐在下議院也成為一股政治勢力。

    查理一世(1625-49)上台後重用William Laud作大主教﹐清教徒運動大受逼迫﹐1630-40成為他們對英國失望﹐而移民美洲的年代。查理一世因想統一蘇格蘭的宗教﹐導致與之兵戎相見﹐而需向國會要求徵稅。這就給予下議院有機會召開久已關閉的國會﹐並要求Laud下台問刑﹐以及召開改革國教的西敏斯特會議。國王不許﹐於是國會與國王之間的內戰﹐在1643年爆發。清教徒盼望澈底改革教會的時機﹐終於到了﹗

(4)革命與改教時代(1643-60)

    西敏斯特會議於1643年六月召開﹐由國會授權要將英國國教的教義﹑崇拜儀式﹑教會紀律和教會体制等四方面﹐按上帝的話語和歐洲改革宗教會的榜樣﹐澈底改革。克倫威爾將軍因率領新軍作戰﹐屢建奇功﹐在其間迅速崛起於英國政壇。由於八月與蘇格蘭簽定「神聖契約聯盟」﹐會議改而制定韋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作為雙方教會合一的教義基礎。這是清教徒對後世最大的神學貢獻﹐也是其後福音派的里程碑。

    開會時﹐教會代表以長老派居大多數;但是獨立派崇尚會眾自主的新約精神﹐反對國教長老制度化。克倫威爾也主張宗教寬容﹐採取會眾制與長老制並行。查理二世在克倫威爾死(1658)後﹐利用了這個矛盾﹐結合長老派復辟﹔等他一上台﹐立刻恢復以往的主教制﹐並嚴嚴地壓制所有的清教徒﹐包括長老派。原本是清教徒的黃金時代﹐淪為曇花一現。1662年因堅守良心自由﹐而被排除的清教徒牧師有兩千人之多。

    然而這段時期確是這運動的巔峰﹐人才輩出﹐多如星辰﹐頂尖的有Thomas Goodwin, Richard Baxter John Owen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