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敏斯特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 1643-47)和西敏斯特信仰告白與其大﹑小教義問答(1646-47)的三百五十週年紀念才過不久。此會議是整個清教徒運動的巔峰﹐其波濤壯闊洶湧﹐先後有一世紀之久(1558-1660)﹐橫跨英﹑美﹑歐三地。它上接歐洲的宗教改革﹐下開十八世紀以降的福音大復興；在政治上催生了英國的契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提供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溫床﹐在科技上助長了近代的科學及技術。我們可以這麼說﹐清教徒運動是一股浩大的文化力﹐它不僅改革了教會﹐也同時改革了整個社會﹑國家﹑文化。
將近代化的功勞歸給啟蒙運動﹐是不諳歷史的說法。啟蒙運動上承中世紀後期人文主義的以人自主的精神﹐將宗教改革所帶來的現代化新文化世俗化了。清教徒運動則秉持奧古斯丁—加爾文的傳統﹐堅認基督—不只是人，更是文化之主。因此﹐在今日雖然清教徒主義對教會的影響已經式微﹐但是它在英美文化上的烙印卻仍清晰可見。清教徒神學被教會冷落了近兩百年﹐到了1939年起﹐在北美卻有一研究清教徒的學術復興。
之後﹐英美教會界也開始重新注意他們屬靈的根﹐重印清教徒的作品﹐神學院和研究所也成百上千地出論文和專書。可是清教徒主義基本上是屬靈的﹐而非文化的。它給教會最強烈的信息是﹐聖靈必要復興教會。
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一生傳講清教徒的信息﹐只有一個盼望：願上帝復興祂的眾教會﹗
派克(J. I. Packer)﹐當代頂有名的清教徒學者﹐終於在1990年出版了他一生研究清教徒神學的書籍—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Life。他也將此運動的本質定位在「復興運動」上﹐因為清教徒在本質上只是個傳講上帝話語的講員而已。
或許我們可以很快地瀏覽一下清教徒史，它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1)清教徒長老制運動(1558-84)
此時清教徒即已旗幟鮮明﹐以改革國教為職志﹐並訴諸主教制度下的長老制﹐終被女皇化解之。但在這段期間﹐劍橋大學變成了「清教徒之窩」﹐造就出大批的講員成為下一代的健將。
(2)守主日運動(1584-1603)
表面上看來﹐長老制運動似已被壓抑了﹐實則不然﹐反而促使他們轉向屬靈的訴求—人心悔改﹐並遵守神的律法﹐以守主日為其表現。此時最出名的精神領袖是神學家William Perkins﹐他和女皇同一年內過世﹐也象徵下一個時代的開始。
(3)史都亞特時代(1604-1643)
在詹姆士一世在位時(1603-25)﹐清教徒漸漸成為一股屬靈的弟兄團﹑新興的中產階級﹐優秀講員輩出﹐如Willaim
Ames, William Gouge, John Preston, RichardSibbes等。其中的會眾派和分離派(浸信會之濫殤)﹐也在此時出現。清教徒的新文化逐漸成形﹐在下議院也成為一股政治勢力。
查理一世(1625-49)上台後重用William Laud作大主教﹐清教徒運動大受逼迫﹐1630-40成為他們對英國失望﹐而移民美洲的年代。查理一世因想統一蘇格蘭的宗教﹐導致與之兵戎相見﹐而需向國會要求徵稅。這就給予下議院有機會召開久已關閉的國會﹐並要求Laud下台問刑﹐以及召開改革國教的西敏斯特會議。國王不許﹐於是國會與國王之間的內戰﹐在1643年爆發。清教徒盼望澈底改革教會的時機﹐終於到了﹗
(4)革命與改教時代(1643-60)
西敏斯特會議於1643年六月召開﹐由國會授權要將英國國教的教義﹑崇拜儀式﹑教會紀律和教會体制等四方面﹐按上帝的話語和歐洲改革宗教會的榜樣﹐澈底改革。克倫威爾將軍因率領新軍作戰﹐屢建奇功﹐在其間迅速崛起於英國政壇。由於八月與蘇格蘭簽定「神聖契約聯盟」﹐會議改而制定韋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作為雙方教會合一的教義基礎。這是清教徒對後世最大的神學貢獻﹐也是其後福音派的里程碑。
開會時﹐教會代表以長老派居大多數；但是獨立派崇尚會眾自主的新約精神﹐反對國教長老制度化。克倫威爾也主張宗教寬容﹐採取會眾制與長老制並行。查理二世在克倫威爾死(1658)後﹐利用了這個矛盾﹐結合長老派復辟﹔等他一上台﹐立刻恢復以往的主教制﹐並嚴嚴地壓制所有的清教徒﹐包括長老派。原本是清教徒的黃金時代﹐淪為曇花一現。1662年因堅守良心自由﹐而被排除的清教徒牧師有兩千人之多。
然而這段時期確是這運動的巔峰﹐人才輩出﹐多如星辰﹐頂尖的有Thomas Goodwin,
Richard Baxter 和
John Owen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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