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和他的神學遺產

 

  加爾文是上帝在教會歷史所興起的宗教改革巨人。他常生活在憂患之中，被人攻擊、逼迫，又有偏頭痛的痼疾。但是，他生活敬虔、簡樸，反對奢侈；勤奮工作，治學嚴謹，忠心傳講聖經；用聖經的原則來治理教會和引導日內瓦的社會。他一生大部份是在日內瓦度過的，他曾說：「日內瓦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須每天在那裡被釘死 至少一千次」。

  在他的時代，日內瓦已經成為歐洲各國復原教難民的人道收容中心。甚至到近代還延續這個傳統，使日內瓦成為國際和平的焦點，也是國際人道組織的發源地，如：以人道主義的方式來處理戰俘和傷兵的日內瓦協定和國際紅十字會、裁減軍備的會議、韓戰和印支半島戰爭的停戰和約、防制海盜的會議等等都是在日內瓦商議的。

  加爾文的神學遺產不僅帶給初期復原教會比較有系統的聖經神學，日後發展出來的聖公會、改革宗、浸信會、弟兄會、門諾會、衛理宗、公理宗和長老宗等都與加爾文的神學有關。受到加爾文神學影響的國家如：北美、西歐、紐西蘭、澳洲等國，福音已經滲透其文化的深層結構。 這些國家政治自由，社會安定，科技進步，也是華人嚮往居留和留學的地方。

  加爾文(1509－1564)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健將，出生於法國，先習法律再學古典文學，精通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他在24歲(1533)左右因著宗教改革的思想而信仰產生轉變，深信全能的上帝呼召他在地上拓展上帝的國度，因此受到逼迫。他辭去學者的工作，在1534年逃亡到瑞士的巴塞爾（Basel）從事有系統的寫作，要為因純正信仰而殉道的人辯護。他首先綜合教會在歷世歷代對信仰的教導，在27歲(1536)時完成了第一版《基督教要義》，把書獻給法國國王，寫一封信勸他要聽從上帝的話。同年，他路過日內瓦，原本只要停留一夜，卻被當地教會的牧師法惹勒（Farel）勸勉挽留，而不得不留在日內瓦，從此，無意之間被捲入宗教改革的漩渦。他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教會」。

加爾文在他晚年出版的《詩篇注釋》自序中談到自己，他受嚴謹的古典文學的學術訓練，研習法律是迎合父親的期待。起初他儘量配合父親，當他後來談論起他的一生時，常常提到上帝奇妙的攝理(Providence)，但是他說：「在上帝奇妙的攝理中，我的方向開始改變，在一個短暫的轉變當中，上帝引導我使我願意順服，從此大發熱心，專心研究聖經及改教運動的神學」。但是，他是追求榮耀上帝的實踐者，不太願意提到關於自己的事情。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聖皮耶(St. Pierre)教會牧會，他常在主日崇拜用解經式講道，逐章逐節地講下去，而不是標題式講道。他竭力糾正日內瓦當時極為敗壞的社會風氣，因而引起公憤，1538年被逐出日內瓦。他於是在斯特拉斯堡牧養一所法國難民的教會三年。1541年，他又被日內瓦市議會邀請回去。回來的第一個主日，他若無其事地從三年前中斷的章節繼續解經講道。加爾文自己不僅講道也行道，生活嚴謹，深信救恩要實踐於生活當中；後來的加爾文主義者，深信基督徒有責任改變罪惡的世界。

  加爾文在1539年旅居斯特拉斯堡時，娶了一位信主的寡婦伊德麗(Idelle de Bure)為妻。和馬丁路德的妻子一樣，依德麗是個賢內助，在他遭遇橫逆時，不斷地鼓勵他，帶給他美滿的家庭生活。在她去世十週年時，加爾文在懷念她的一段文章記載著：「她在世時是我事奉的好幫手，我常因痛失一生最好的朋友而傷感」。從字裡行間可窺其夫妻恩情之深，堪為當今基督徒家庭生活的榜樣。

潘霍華小傳

 

  　　 潘霍華1906年出生於德國的基督教家庭，是八個孩子中一對姊弟雙胞胎的弟弟。自小聰穎，二十一歲就在柏林大學獲得神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到美國紐約的協和神學院深造。後來回到柏林，作路德會的牧師。那時（1933）德國政治風起雲湧，希特拉的納粹黨當政。使潘霍華親自看見獨裁暴政之無道與殘酷，猶太人受迫害，和大戰中的生靈塗炭，使他從“和平主義”的思想改變。開始公開發言批評希特拉政府，後來不但放棄能去美國避難的機會，反而參加他姊夫領導的抗暴地下組織，進行暗殺希特拉，並作雙重間諜，表面替希特作拉特務工作，實際是打聽希特拉的行蹤以便下手，並與外國（英國）聯絡謀求支援。有一次，已經將炸藥用公事包運進希特拉與親信幕僚開會的會議室附近，可惜炸藥放在一張非常厚和堅實的桌子下，引發時威力減少，使希特拉只受傷，炸死了其他官員。希特拉大怒，查出是他們的傑作，便將他們一網打盡；潘霍華與他的姊夫都被關在監獄裏。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失去信心，在獄中他贏得獄卒的尊敬，可以與朋友通信。這些書信，後來被集合成書，稱為獄中書簡，吐露了他的心聲。不幸的是希特拉非要置他死地不可。就在1945年德國失敗投降之前幾個月，他被處死刑，享年三十九歲。真是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至於他某些神學觀點和理論，也許不為許多人所接受，我們暫且不談。但他創用“廉價的恩典”（cheap grace）一詞，來指責一般虛有其表的基督徒，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因為許多信主後的人，好像拿了一張進入天堂的門票，過着一個與非信徒無別的生活，好像一點代價都不用付。這就是他所指的“廉價恩典”。

      潘霍華說上帝的恩典不是廉價的，救贖是基督以犧牲自己的重價換來的。雖然人的得救完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憑工作或者德行；但真正隨主耶穌的基督徒是願意付代價的，是要過“重價的生活”。正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穌親口所說的：“…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這裏不是說得很清楚嗎？潘霍華就是強調這一點，可是許多信徒卻忽略，輕視，或者任意曲解這些話語。

　　潘霍華更是一位“身體力行”的神學家，不是那些坐在安樂椅上清談和光說不練的學院派人士。他為了正義和社會良心，不惜犧牲生命，來參加反抗當時的納粹政府的行動。他說：“我們對邪惡的行為默言無語；我們被世上的風暴打成落湯雞。我們對別人懷疑，不誠實，和不敢面對事實。我們還有用嗎？”

　　 當時他大有機會可以來美國“避秦”，作隔岸觀火，並且可以繼續教神學，作牧師，一樣繼續事奉主，還可以說“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不必輕易犧牲”來自圓其說。然而他為目睹希特拉邪惡的事實，不能默然無語，更不能只說不做。他以“大義滅親”，“除一救萬”和伸張正義的精神，不怕艱苦危險，甚至願意為此犧牲性命。他回到自己祖國，為正義爭戰，以致犧牲性命而不惜。

　　看到潘霍華一生的言行，想到當年假如他們能早刺殺希特拉成功，相信幾百萬猶太人就不會被屠殺。可惜他壯志未酬。再從歷史中看到原來當年天主教和德國基督教（路德宗）教會中的領袖，都隨波逐流，附和希特拉，雖然沒有“為虎作倀”，卻充分表現了鄉愿心態（論語：“鄉愿，德之賊也。”），和與罪惡妥協的醜陋行為。不知看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其良心有何感想？然而，在這邪惡的洪流中，就有這位願意站起來伸張正義，言行一致的神學家潘霍華，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在黑暗的世代在力拒狂瀾，將基督真理用行為彰顯出來，實在是值得敬佩！

　　我們今天也許沒有遇到當年像希特拉時代的情景，但在某方面而言，攻擊與褻瀆上帝，以及宣揚奴役人心思想的言論與作為，更廣泛地四面八方蜂擁而來。現今世界上多少國家，打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保衛文化”的大旗，藉着政治力量，或明或暗地反對基督教，迫害基督徒。在原本以聖經原則立國的美國，政客與野心人士利用“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曲解，或許為了選票，就不惜數典忘祖而離棄上帝。例如學校禁止禱告，公共地方不准設置或懸掛“十誡”碑牌，聖經， 不可擺設耶穌基督的畫像，甚至要取消“One Nation Under God”這句話等等。不幸，在基督教會上帝的家中也被薰染和滲透，多少基督徒與教會領袖失去見證，與罪惡妥協，否定全部聖經為上帝的話語，明明是淫亂的罪，卻 曲解為“無分彼此的愛與包容”。

　　 但願今天基督徒不要用同流合污，隨波逐流，不要與罪惡妥協，更要站起來說真話，宣揚基督的教導，福音真理，作鹽作光。阿們。

司徒德之家世與求學

 

　　司徒德於1921年4月27日在英國出生，父親阿諾司徒德爵士（Sir Arnold Stott）為有名的醫生，他崇尚科學，對宗教不感興趣；但母親卻是虔誠的路德宗信徒，故自小把司氏帶上教堂。十五歲以後，司氏開始比較認真地思考信仰問題，特別是他參加了納西牧師（Eric J.H. Nash）所帶領的中學生事工，在其啟發下獲得了重生的經驗，立志獻身事主。納西對司氏有很大的幫助，有五年時間，每週至少給他寫一封信。也許是受納西影響的緣故，司氏終身不婚，專心事奉上帝。

　　1939年，司氏考入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攻讀近代語言。歐戰爆發，司氏堅持和平主義（又稱唯愛主義（pacifism）〕思想，不肯參軍，與當時加入軍中醫療服務隊（Army Medical Service）的父親鬧翻。由於有數年時間跟父親沒有來往，納西擔當了父親的角色，教誨和指引司氏。大學畢業後，已決心全職事主的他轉而攻讀神學。

　　納西是位有濃厚反智傾向的人，但司氏在這方面倒沒受其影響，他在學校表現出色。他有一顆渴慕知識的心，熱切追求在理性層面上探索信仰；並且由於在知識世界的殿堂生活，他深切體會到福音派與知識世界嚴重脫節的情況，日後遂立志在這方面作出補救。

預格諾派為生存奮鬥（西元1562一1629年）

 

      法國和德國一樣，也分成天主教和復原教。預格諾派復原教徒組織成堅強的團體，他們是一批成功的、有才智的人，其中有不少貴族，只是他們在社會上是一個小團體。

      天主教與復原教徒都想控制政府，年輕的法王查理九世和他的攝政母親迦他林，有時親天主教，有時親復原教。西元1562年，這兩個宗教團體爆發內戰，在預格諾派勇敢抵禦下，獲得不少勝利。

      西元1570年中，有一段短暫的和平，政府給預格諾派幾座城，使他們可以自由保衛自己。預格諾派領袖科利尼（Coligny）曾經擔任查理和他母親的總理；這時一位復原教徒波邦的亨利（Henry of Bourbon）即將與查理的姊妹瑪格麗特結婚，照情勢看來，這位亨利很可能成為法國國王。天主教極端派立刻去警告迦他林說：預格諾派陰謀奪取王位。迦他林遂說服年幼無知的國王，策動一次狡詐的集體屠殺陰謀。

      所有預格諾派的領導人物均被邀，前往巴黎參加亨利與瑪格麗特的婚禮。西元1572年八月廿四日正是聖巴多羅買日（Saint Bartho1omew’s Day），巴黎城所有的鐘都 敲響了，其實這是大屠殺開始的暗號；三天三夜之久，大屠殺不斷進行著，單單巴黎城就有不止二千個復原教徒被殺；後來大屠殺擴展到其他城市，以致全法國超過一萬人被殺。第一個遇害的是預格諾領袖科利尼；波邦的亨利總算逃脫；這件事成為歷史上最汙穢的罪行之一。

      聖巴多羅買日不但沒有將內戰結束，反而為內戰帶來新的衝力，雙方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查理的下一任國王亨利三世時代，而且變成「三個亨利」之間的「三角衝突」，這三個亨利是：天主教領袖——吉斯的亨利（Henry of Guise），復原教領袖——波邦的亨利，及採中庸路線的國王——亨利三世。

      國王亨利三世下令謀殺了吉斯的亨利後，他自己也因敵手的報複而被刺身亡。因此，到西元1589年時，剩下來的波邦的亨利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繼承王位。由於大部份國民是天主教徒，無法容忍復原教國王的統治，亨利便於西元1593年宣佈自己是天主教徒，並於西元1594年，凱旋地進入巴黎，成為國王亨利四世。

      雖然不再是復原教徒，亨利還是沒有忘記他舊日的同道；便於西元1598年頒布了南特詔論（Edict of Nantes），宣佈賦予預格諾派信徒公民權並准許他們自由舉行家庭崇拜及公共崇拜。西元1610年，亨利四世遭刺去世，法國再度進入戰爭狀況，許多法國人民逃到其他國家及新大陸避難。

      西元1629年，復原派在法國最後一個據點拉羅雪爾城（LaRochel1e）失落，預格諾派在法國的政治力量也告崩潰；但是他們仍以一個復原教團體的形態，繼續存在。

莫拉維亞兄弟會的受苦

 

      開始有五十年的時間，雖然到處一直有逼迫，但是他們卻過著比較和平的生活。但是到一五一五年，就是更正教在德國起頭的時候，教皇和皇帝聯合起來攻擊他們，差不多把他們全部消滅。

      後來，間中有容讓時期，但是難處仍然繼續，到一五四八年，皇帝的敕令把數個人趕到波蘭，在那裡他們成立了一個大而興旺的教會。到一五五六年，新的皇帝接位之後，他們得到平安，於是弟兄們的教會就重斬建立起來，顯且分佈在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和波蘭三省·到十六世紀末葉，他們的教會已把一本齊全的聖經給了所有的人民，也把教育培植到一個相當的地步，以致波希米亞的學校聞名全歐，並且大家都承認波希米亞的人民是全世界受教育最好的。一六零九年，他們有了波希米亞憲章，是首先給人信仰完全自由的。一六一六，他們出版《教訓的章則》，講到整個教會的組織。

      到弗萊德列二世(FrederickH)即位之後，事情忽然起了改變。一六二零年，在百拉格(Pra Sue)地方流血的那天，有二十七位作領袖的貴族被處死。以後繼有六年之久波希術亞一直是流血的地方，有三萬六千個家庭離開了那裡，人口從三百萬減到一百萬。弟兄們的教會也分散了。整個十七世紀，那裡的人只能在暗中敬拜上帝，並且成立了所謂的「隱藏的種子」。一直過了一百年，到一七二二年，他們再重新起頭。

      在那一百年中，只有上帝知道誰在受苦，但就是在那時期中，希望仍沒有完全消滅。莫拉維亞的教會最後一位監督康門紐(Comebuis)在一六六零年寫著說：「經歷告訴我們，有的時候，上帝讓某些教會被毀壞，但是這卻使別的教會被建立起來代替他們，或者使他們在別的地方興起來。或者上帝看為值得使一個教會在她原來的地方復活過來，或讓她死去，或者上帝要叫她在別的地方復興起來，這個我們不知道。……照著上帝自己的應許，福音總是要被那些受過上帝正常管教的基督徒，傳給地上其他的人民；因些像以前一樣，我們的損失將要成為世人的豐富。」

      在一七零七年耶斯克喬治  (GeorgeJaeschke)，也說過相似的話。耶斯克是當時幾位真理的見證人之一。他的兒子是耶斯克米迦勒(Michael Jaeschke)，孫子是奥古斯丁和稚各倪西爾(Augustin and jakob Neisser)。他們是頭一班帶著妻子兒女，離開本地去到主的守護所(Herrnhut，另譯賀恩莊或訖仁護特)的。

      耶斯克喬治在他八十三歲臨終的時候說：「好像現在弟兄們的教會已經到了盡頭，但是，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大的拯救，是剩餘的人所要得著的。我不知道這個拯救是將要臨到莫拉維亞這裡，或是你們必須離開巴比倫；但是我深信這個拯救不久必會實現。我有點相信你們需要離開這裡，有一個避難的地方為你們預備，在那裡你們能沒有懼怕地，照著主的聖言事奉他。」

特司諦更的寫作

 

　　在吉爾哈特．特司諦更一系列所完成的許多作品中，有一百一十首詩歌，其中包括了靈裏的頌讚，適合於親近主所用。聖潔的生活，是他詩集的主題。它乃是以基督為中心。奧秘的曲調，一直迴響在特司諦更的詩歌裏，他被稱為是奧秘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相信在人的魂裏有一道他自己的內在之光，可享受與上帝直接的交通。在他的裏面，他渴慕成為一個孩子，因為這樣，上帝和天上的樂園，就能進入他的靈中。他努力地忍耐且過著在肉身與心思裏都極簡單的生活，向著這世界和世上的事物、掛慮作一個客旅、寄居者，單單只追求永遠的上帝。

　　特司諦更認為：基督人的詩歌，對一個人親近上帝的生活，有極其高的價值。因為他相信詩歌能安靜且馴服一個人的情感，消除憂慮和緊張。一個人當他唱詩的時候，他就在與神聖的上帝相交，當他歌頌讚美上帝時，他就站在上帝的寶座前，加入天使的詩班。他相信人應當以一個虔誠、肅敬、單純且由衷火熱的靈來歌頌。

　　在特司諦更的詩集裏，最廣泛流傳的一首是「上帝祂親自與我們同在」。這是一首以奧秘派的方式謁前敬拜的詩歌。特司諦更對上帝的同在非常敏感，這首詩裏，上帝的臨近非常明顯。上帝不只是抽象的，祂也是住在我們裏面的。他描寫敬拜者敬拜途徑的三個過程：
(一)敬拜者先進入聖所，充滿著敬畏、愛、仰望與深願服事的祈禱；
(二)他確知了上帝願意悅納他的讚美，雖然他是何等的不夠完全；
(三)最後，終於他的歌聲充滿了聖所，他的祈禱就達到上帝面前。
如此與上帝的相交，是藉著祈禱與歌唱而得著，於是上帝將祂的自己彰顯給敬拜者。「上帝祂親自與我們同在」，也曾很適切地被翻譯成「上帝啟示祂的同在」。人意識到那在靈裏與上帝直接的接觸，未經任何儀式上的方法，而感受到與祂的相交。

　　特司諦更還寫了一些其他的詩歌，已成為基督教詩歌中主要的部分。例如「奇妙君王」、「你上帝隱藏之愛，何深」、「上帝仍在呼喚」、「我歌頌無限大愛」，和「恩典之靈，你生命之光」。

　　特司諦更一點也沒有要得文學盛名的野心，因為，他的寫作完全是為服事他的同胞。在那一段隱居的生活裏，特司諦更也獻己於密集的研讀，涉獵了極多學術的財富，是令一般學者所欽羨的。他最主要的興趣，乃在於法國的安靜派(即奧秘派)，同時加上他所受的基督教新教的教育，此二者在造就他人格的方面有最大的影響。特司諦更是一位安靜派的跟隨者。安靜派經由他－－慶幸他有基督教的外面－－產生了一個屬靈轉變。

　　特司諦更深受安靜派(蓋恩夫人所代表的那一班)的態度所吸引。他在德國散發許多蓋恩夫人的信息，藉著彼得．波瑞(Peter Poiret)，他得以非常熟悉她的著作，因為他能享用前者的圖書館。在特司諦更的作品裏，我們還可發現到歌特斐．阿諾(Ｇottfried Arnold)的巨大影響力。在這麼多各種不同的影響力之下，特司諦更展開他文學翻譯的工作。把亞伯丟．麥格納(Albertus Magnus)、陶勒(John Tauler)、多瑪斯．金碧士(Thomas a Kempis)、腓力．尼瑞(Philip Neri)、拿巴底(Labadie)、蓋恩夫人(Madam de Guyon)，以及許多其他諸人的作品譯成德文。

　　特司諦更知識方面的興趣，是極堅固地生根在古聖徒的世界裏。他最偉大的散文巨作－－起筆於盛年，且一直辛勤寫作了二十多年均未歇筆的巨著，就是「聖徒生平選集」。這本書出版了好幾版。在這莊嚴的三大本「聖徒生平選集」巨冊的背後，正是他自己人格的精華。它們把特司諦更的魂，以最純潔的形式具體地表現了出來。在聖徒們的生平裏，融入了他靈裏最深處的默想。因為，他正是這班以竭力追求聖潔為最高職分的人中的一位。

　　一點也不誇張地，可以這麼說：特司諦更的「聖徒生平選集」是基督教文學中真實的珍寶。在這本無價的書裏，第一次描寫了許多重要的人物，例如：齊諾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Genoa)、浮林格尼的安琪拉(Angela of Foligni)、阮提侯爵(Marquis de Renty)、帕茲的瑪格大尼拉(Magdalena of Pazzi)、葛瑞格芮歐．羅波茲(Gregori Lopez)、耶穌的德蘭(Thereesa of Jesus)，以及許多其他的基督人們。特司諦更以這班模範的見證，為改教後的基督教會開啟了一道新的門戶，開拓了一個新的境界，是幾乎一直都鮮為人知的，鮮為人所享受的。「聖徒生平選集」寫作的根基，是以那些極稀罕而珍貴的資料，提供出最深度信仰意境中的財富。

　　後來，這位聖徒也深覺：應當把他自己的默想描述出來，而不是只獻己於翻譯而已。他最重要的著作被收集成冊的，標題是「真理之路」(Way of Truth)。

　　特司諦更的講章、他屬靈的工作，他的著作，以及其他種種的活動，遠播至德國的西北部。他公開事奉的影響力遠伸至荷蘭、瑞典，甚至到達美國。但是，在這樣多面且遠播的工作中，有一個最引人注意的特徵是，這一切都摸不著特司諦更的心。雖然有這一切的工作，他從不讓自己迷失在無止境忙碌的漩渦裏。在他同胞各樣的需要當中，他仍然保持忠心於那看不見的安靜裏。此處是他自己一切的源頭。而且我們必須稱道的，這正是他真實聖潔的記號。

　　雖然特司諦更在他公開的事奉中，有好幾道路線，但是主要地，他只集中在一件事上。他所有的呼召，只有一個呼召，那就是一個連續不斷地，在裏面親近主的生活。「整個的世界都可以在我們裏面得著；在我們裏面的最深處，有邪惡的奧秘，也有敬虔的奧秘。有撒但的淵藪，也有藉著聖靈而啟示的神性的奧秘……。」這種獨一內在的方向，使得特司諦更具有了世上罕見的靈性，有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音樂一般，緊扣人心弦。

　　以下這番美麗的話語中，可顯而易見：「真實地內在的靈性，是上帝的傑作，而非出自人手……一個屬靈的魂，即使在他什麼都沒有作的時候，已經作得足夠了。一種安靜的安息、一個安靜的默許、一個簡單的守望，這些，就一個讓上帝作工的靈都已足夠了。」我們摸著特司諦更裏面的人，正是他生命裏最真實的部分。

　　特司諦更最盡心竭力所作的，乃是引導裏面的人進入安息裏，好使他能領悟上帝的同在。更進一步，他擁有了那奇妙的恩賜，就是向人揭示那無法測度的上帝的同在的重要性。他指出，那是比僅僅在頭腦裏對於神性的觀念，還要超越出不知多少呢！

　　特司諦更最深的努力是獻上：進入上帝的同在。不必說什麼，或作什麼－－只要住在祂裏面。他努力要得著這個，而且只要得著這個。這對他就足夠了，正如他在一首歌中所描寫的那樣實際地，揭啟了他生命旋律中所滿溢的那和諧的主題曲調：

上帝是無所不在：讓我們來敬拜！
拜祂就於此地，上帝在我們當中。
裏面全然肅穆，一切向祂俯伏！
凡真認識祂者，凡真認識祂者，
闔上你的雙目，來罷！再向祂降服。

　　上帝的同在，是特司諦更一切努力的起點與目標！無論他作什麼，他總是在上帝這奇妙的同在裏。並且從上帝的同在中，流溢出他講道的能力，以及所賜給他的那醫治魂的恩典。惟有這點能夠解釋他所傾倒出來的那股奧秘的影響力。那神聖的同在，是他生存所不可侵犯的中心。它無法形容，卻是特司諦更生活的奧秘，也是他被尊為聖人的原因。

 

特司諦更對人靈魂的關懷

 

　　在對人靈魂的關懷中，特司諦更格外明顯地流露出他的聖潔。他對人屬靈的指引，彰顯了主賜給他的恩典。一點也不誇張地可這麼說：這位先前是編織花邊的工人，如今已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會醫治人靈魂的上帝僕人之一了。藉著他，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屬靈的引導，是如何地同時被建立在知識以及裏面的經歷上。而這裏面的經歷，是非群書所能提供的。

 

　　對魂的醫治，是上帝很明顯地賜與眾聖徒的一項恩賜。它與那種「毫無感覺地當面把人的罪告訴他們」，是截然不同的。特司諦更當然很認識「罪」，但是，他相信更需要的，是要提醒基督人們魂的高貴性，就是基督已經為著每一位開通了那條路，得以進入至聖所，進入那與祂自己最親密的關係中。他對魂的醫治－－源於上帝憐憫的心腸－－讓日光普照好人，也照耀歹人－－產生出一種極其溫雅的形態，永遠無法去定罪一個人，乃是帶著一種溫柔的認識，能覺察出對方屬靈的需要。

 

　　特司諦更衷心的努力，就是常把人帶入上帝的光輝中，把他從自己屬靈的沮喪中引出來，而帶入主榮耀同在的神聖之光中。他從不以強力來束縛一個人，因為他的原則是：「任何一位要服事靈魂的人，他必須像一位護士，只用繩索牽住小孩，使他免危險和跌倒，但是一面也讓小孩能夠自由地前行。」他對魂的醫治，是藉著領悟生命次序的偉大意義，而引領人能夠很直覺地認識這點，因此，人們從遠道而來找他。他們對特司諦更無限量地信任，他們自動地向他承認自己一切的缺欠。通常，因著有許多人群集，他們必須等候好幾個鐘頭，為了要跟他說幾句話。

 

　　有一次，特司諦更自己說，幾週來，人們一個接一個的，甚至有必須來回跑上五、六趟，才得有一刻鐘與他會談的時間，他經常一次要與十、二十位或甚至三十位失意的人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