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朝的成立和政治
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後所建立的，基督教在明朝算是第三次進入中國。當蒙古人統治中國時，一直以鎮壓的手段對付漢人。而元朝王室在末期時十分腐敗，彼此爭權奪利，政變頻頻發生。因此各地英雄紛紛謀反，最後由朱元璋將元朝的元順帝趕出中國。在主後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為明太祖。中國再次自治，並得到統一。直到主後1644年，滿清侵入中國，明朝滅亡，中國便再次落入異族人手中。
明代的內政可說是腐敗和黑暗的。明太祖的治國方針，是實行君主獨裁的政策。明太祖之前，中國的舊制度是以宰相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管理大局，而明太祖繼位以後，廢了宰相這個職位，由王帝自己兼任宰相，直接統管大局。這大大加重了王帝的責任。明太祖的性格堅毅、辛勤、日理萬機，兼任宰相，並不困難。可是明太祖以後的王帝，嬌生慣養，不能勝任宰相的職任，結果禍害無窮，終於走上滅亡之路。
明太祖死後，明成祖繼位。明成祖是很能幹的王帝，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就在此時發生，但是明成祖過份寵信臣官，使臣官掌握刑罰和生殺之權，犯了錯誤。在明成祖死後，國家大權便逐漸落在臣官之手中。王帝的才智和品格亦每況愈下，明朝的政治因而一直敗下去，最後終被滿清所滅。
明朝初期實行開放政策，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就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認為這樣較為安全。所以耶穌會宣教士方濟各即使想進中國傳教，也不得其門而入。到了十六世紀後葉，由於神宗王帝不問朝政，又間接的促使利瑪竇得以自由在中國傳教。由此可見，一國的政治情況和宣教工作，是有很大的關係。
1. 明朝的宗教
明朝提倡的是佛教，這與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有關。朱元璋幼年時曾在寺院當僧侶，後與起義的英雄反抗蒙古人的統治，最終推翻元朝，自立明朝。當他即位後就提倡佛教，而喇嘛教是佛教其中一宗派，故明太祖也供奉，還封喇嘛為國師，明太祖以後的王室，皆信奉喇嘛教。另外明成祖在一次戰爭中，曾經得到一位禪宗僧人的輔助，禪宗是佛教的一派，以致明成祖對禪宗也有好感。
除佛教外，明朝還流行道教，但不如佛教般受重視。明朝亦有一、兩個王帝是篤信道教的，如明世宗，他甚至沈迷在設壇祭神的迷信中，以致多年不理朝政。
當時回教的信徒已分佈在中國各地。如在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福建、廣東和雲南。不過回教在明朝並不興旺，只是元朝留下的一些影響而已。
基督教的信仰，就在這樣的宗教氣氛底下傳入中國。這對基督教的發展，肯定是有影響的。
2. 明朝的學說
主要的是王守仁提倡的理學(理性主義)。這學說傳播得很快，當時王守仁的弟子更遍及全中國。可以說明朝的思想界，是王守仁理學的世界。理學所提倡的，主要是要人發揮人的良知，也就是發揮人類先天辨別是非善惡的心。王守仁認為應該發揮良知，以求達到知行合一的地步，成為聖人(今天所謂「內聖外王」的哲學觀念)。所謂聖人，是指心性方面的修養。理學的理論，聽起來很清高，實行起來很不容易。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實行良知。明朝時代有些人一生都追求發揮良知，培養心性，什麼事都不理，他們的思想，因而流於空淡貧乏。發展到明朝後期，理學學派就變得更虛無飄渺，不切實際。
正在這時，天主教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不少朝臣和學者，均向他學習西方的科學。利瑪竇利用中國人這種好學科技的心理，一邊教科技；一邊傳福音，講解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二. 耶穌會教士來華的嘗試
在歐洲這時正是宗教改革時期。由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各處已影響了許多的國家。天主教在這種聲勢之下，內部興起了一種反動運動，稱為反改教運動。要求當時的天主教會作以下的事為改革目的：第一，在生活紀律上實行某種改革；第二，整理天主教的教訓，使它成為堅實又具權威的系統，以抵抗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第三，重組教會政治的與建設的機關，以應付此種新局面。
當時，伊格那丟(Ignatuis Loyola)創辦耶穌會(Jesuit)，提倡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運動。這種由伊格那丟提倡的天主教內部改革運動在1540年被教宗認可。耶穌會的修士都有嚴厲的靈性操練功課，生活條規嚴格，更關心社會及喜歡傳講福音。後來，許多耶穌會的修士遠航到世界遍避的角落當宣教士。有遠至美洲的南部、中部及北部，菲律賓、日本、中國、巴拉圭、印度。著名的人物有，方濟各(Francis Xavier 1506-1552)被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羅馬天主教最出色的傳教士，中國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1. 方濟各
方濟各在主後1542年來到亞洲，他首先抵達印度，後去日本。他在日本傳教時，聽到日本人的責問︰“如果你所傳的宗教是真的，為什麼中國–這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竟然不知你所傳的宗教呢?”因此方濟各下定決心，冒死也要到中國去宣傳福音。主後1551年方濟各來到廣東沿岸的小島，名叫上川，等候機會進入中國。可惜當時遇到中國的排外政策，而方濟各也病倒了，並於十二月三日死於上川島，直到死時也尚未完成他進入中國的計劃。
但方濟各那份到中國傳教的心志，卻激發了很多傳教士要到中國來傳教。在他去世後的三十多年，步他後塵的，除了耶穌會的傳教士外，還有奧古斯丁修道會、法蘭西斯修道會和多米尼古修道會的修士。因此方濟各的影響，確實不少。方濟各計劃來中國前，曾在印度和日本傳教，被人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結了不少果子，這是他事奉生命中，最主要的成果。
2. 其他傳教士
當時不少差會的傳教士，千方百計想到中國來傳教，但用盡了各種方法，沒有結果。最後有傳教士主張用武力迫使中國允許傳教士進入傳教。這是很危險又錯誤的提議，慶幸這建議被一班有遠見的傳教士反對。他們主張堅持用“長期的忍耐”來等待中國打開福音之門。結果那些熱切的傳教士，集中在澳門等候。一位叫“沙內羅”的修道士，兩次去了廣州，為教士們請命，但中國政府卻不許可。這些都是葡萄牙人在中國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嘗試和努力。
3. 西班牙人麥哲倫
麥哲倫在主後1521年發現了菲律賓，使西班牙人對東方發生了興趣。他一方面在菲律賓傳福音、辦學校；一方面積極準備進入中國傳教。有一次，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有機會隨一位中國官員進入中國，但途中卻被出賣，被拋棄在沙灘上。這次經歷，對傳教士打擊很大，但西班牙的傳教士並未因此沮喪，還是繼續努力，想盡辦法進入中國。這些西班牙傳教士，遭到葡萄牙人嫉妒，彼此猜忌，互相競爭，以致水火不相容。兩國的宣教士，經過二十多年的嘗試也未能成功的進入中國傳教。也許傳教士彼此不同心，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4. 義大利人範禮安
主後十六世紀，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成功的打開了中國福音之門。範禮安是在1566年加入耶穌會的，七年後，他被委派任遠東的視察員。他帶了四十多名的修道士，來到遠東一帶，做視察和傳教工作。範禮安帶隊來中國，是一次劃時代的旅程。他的貢獻如下︰
一. 消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之間的紛爭，不再彼此爭競嫉妒。原因是範禮安帶領的四十多名傳教士中，除有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外，還有義大利人，經過這次合作，大家醒悟到同心的寶貴，從而願意齊心合力的為福音的緣故、盡心竭力。傳教士的同心，為中國福音事工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二. 範禮安找到了傳福音入中國的秘訣。就是必須先學會中國人的語言–中文。耶穌會的負責人派了羅明堅(Ruggieri)到澳門學習中文，雖然經過非常艱苦的階段，但兩、三年後羅明堅不負所望，他學會了基本的中文書寫，並且能講流利的華語。當時葡萄牙人，每年都有兩次機會進入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羅明堅趁機隨葡萄牙商人進入中國傳道，帶人歸主，後來並取得了定居的許可證。因為中國官吏見這位外國人沒有惡意，又會講中文，他們感到很喜歡，便容許他在廣東省肇慶定居，並建立天主教的修院。
三. 範禮安在去世前安排了利瑪竇來澳門學習中國語文，以便和羅明堅一起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並肩作戰。
這是基督教第三次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情況。
三. 利瑪竇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主後1552年出生於義大利。他的父親曾是高官，希望兒子步他後塵。利瑪竇年青時是念法律的，想在將來當律師。但利瑪竇在羅馬接觸了耶穌會，有心志當修道士，終生不娶，拋棄一切名利與地位，一生只服事基督。當利瑪竇在耶穌會受訓時，範禮安是他的導師。此外，利瑪竇在羅馬念書時，曾研究過數學、地理、天文學等科學知識，這對他日後在中國傳教，是有很大的幫助。在利瑪竇30歲時，即主後1582年，他應邀到澳門學習中文。三個月就學會了看中文，他看了許多中國的古書，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一年後便正式進入中國宣教。
1. 利瑪竇與羅明堅合作傳教時期
主後1583年，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廣東省的省城，肇慶，謁見總督，要求在肇慶買地，建築教堂和寓所。在當時看來是極不可能的事，但這兩位有禮貌，會講流利中文，甚至會寫中文的外國人，卻得到肇慶總督的批准，於是他們留在肇慶學習中文，研究四書五經並傳播基督教的信仰。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肇慶時，由飲食起居，以致禮儀服裝，都完全中國化，這使中國人對他們另眼相看，也尊敬他們。此外，利瑪竇的學識，也使中國學者敬佩。利瑪竇畫了一些地圖，把中國放在中間，其他國家點綴式的圍繞著中國，這地圖迎合中國人的“自我中心”心態，也滿足了中國學者的好奇心。利瑪竇亦將從西方帶來的渾天儀，時晷和報時鐘等儀器，一並贈送給中國學者，因而交了很多好朋友，當中也有不少人受洗歸信基督。
幾年後羅明堅和利瑪竇計劃北上傳福音，可是嘗試幾次都沒有成功。他們決定派羅明堅回歐洲，申請支援，可惜羅明堅卻在途中病死了。
2. 利瑪竇承擔重任時期
肇慶新上任的總督，霸佔了耶穌會傳教士的住宅。傳教士在懇切請求下，結果遷到韶州(今天廣東省韶關)，把福音工作向北推進一步。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利瑪竇的領導下，仍用西方的科技和知識，來吸引中國學者，並向他們傳福音。利瑪竇念念不忘北上的事，終於在1601年，抵達北京城。這次北上，對傳教工作來來說，是有一定的幫助。利瑪竇和另一位耶穌會的同工，憑著他們的科技知識和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認識，在北京贏得了許多中國學者的愛戴。利瑪竇熟讀四書五經，與中國學者對答如流，引經據典，使中國學者深深佩服。朝廷中的大臣和學者們，都有受洗信主的。
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間，托大臣將各種名貴禮物，獻給王帝–明神宗。其中計有大小自鳴鐘各一，油畫三幅、鏡子、手琴等。明神宗非常喜愛，因此雖然沒有明文聲明准許利瑪竇留在北京，但也沒有幹預。當利瑪竇在北京有了一定的地位後，其他耶穌會傳教士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工作，就有更大的自由了。利瑪竇在北京工作共十年，中國信徒人數達到2500人。主後1610年，利瑪竇息勞歸主。總括而言，他在中國的宣教工作，是十分成功的。這使利瑪竇成為第一位真正在中國傳福音的西方宣教士。
3. 利瑪竇的成功因素
在此讓我們為利瑪竇的傳教工作稍作一些評論。
一. 傳福音的熱誠。為了使中國人得聞福音，他不但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謙虛地學習講和書寫中文，並且研究四書五經。這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但利瑪竇卻不畏艱難，堅忍的研究。此外，他更在衣著、社會禮節和生活習慣上，都學習中國人的樣式。為了贏得中國人歸主，利瑪竇實際上已經將自己變成了一個中國人。
二. 對中國人的愛心。利瑪竇在中國逗留了27年，接觸過許多中國人，在當中也受過一部分人的歧視和欺負，但他始終深愛中國人，對每個來拜訪他的中國人，都熱誠接待；對每一封來自中國人的信，都認真去回復。事實上，他贏得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他們後來更成為中國教會的三大柱石。
三. 利瑪竇的著作。利瑪竇所著的書有廿多種、大半由中文寫成的，其中有“天主實義”、“交友論”、“幾何原本六卷”等等，這些著作均受中國人歡迎，也使中國人開始認識西方的宗教和科學。
利瑪竇算是第一位進入中國內地的天主教傳教士，他在1610年5月11日臨終前說：「門戶我已經為你們打開，但前途仍有不少的危險和困難！」利瑪竇是如何用了十三年(1588-1601)的時間由澳門進入肇慶、韶關、南京、天津，然後留在北京十年建立教會的？接下來的日子有那些危險和困難要克服呢？
四. 南京教難(又名南京教案)
這是基督教在中國所遇到的第一次教難。在南京教難(1616年)以前，中間也有一些教士被當地人民圍毆、侮辱、住宅被搗亂、被抓坐牢、被驅逐出境等事件發生。但這都僅屬於地方性的事件，影響範圍不大，而且很快就平息了。但南京教難卻不同，這事在利瑪竇死後第六年發生，斷斷續續維持了好幾年，後果是頗為嚴重的。
南京教難的經過是由當時南京的禮部侍郎沈灌發起的，他一向偏愛佛教，對基督教毫無好感，並且帶動一班仇視基督教的人，常常逼迫基督徒。在利瑪竇死後，他便蠢蠢欲動，想起來排除基督教。1616年沈灌連上三張奏書給王帝明神宗，沈灌告傳教士的罪狀主要有三方面。
一. 控告傳教士送禮物給中國人是為了收買人心，以致在適當時候可以傾覆中國。
二. 傳教士曾幫助中國修歷，推算日蝕、月蝕等日期。沈灌認為傳教士以西洋方法治歷，違反堯舜一向的做法，是有意變亂中國傳統。
三. 沈灌指控傳教士破壞儒家文化，教導人不拜祭祖先，這更是中國人不能容忍的。
沈灌上書王帝後，王帝並無反應，因上書理由不足，欠缺力量。加上中國信徒徐光啟為傳教士辯護，王帝原本也不信沈灌的胡言，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沈灌一再上奏，引起各地群眾排教。朝廷在壓力下，只好下令“禁教”，勒令將傳教士驅逐出境。於是傳教士有些被殺，有些下在監裡，日後又驅逐出境。這時傳教士大多撤退到澳門，有些則躲在信徒家中，不能再公開傳福音。在外表上教會活動看似停止了，但暗地裡工作卻未停止。不過這次南京教難，確實帶給了教會一定的損失和限制，但在神的保守和恩典下，數年後，教難就平靜了。明朝最後的一位皇帝崇禎皇，因推算日、月蝕的士大夫屢屢出錯，令崇禎十分不滿，於是又准許傳教士進中國，天主教在中國又再活躍起來了。
明朝被推翻後，滿清入主中國，朝代的改變，並沒有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南京教案後七、八十年之間，天主教基本上的發展是很順利的。當時中國十幾個主要省分都建立了教堂，信徒人數達一百廿萬。但就在教會順利發展時，傳教士之間在禮儀問題上，卻產生了很大的爭論，使教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和打擊。
五. 禮儀之爭
這次的禮儀之爭是很自然的，因為基督教已經進入中國，也在中國帶領許多人歸信基督教，對於聖經和中國文化習俗之間產生不同的意見，禮儀之爭是要處理累積下來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問題。
一. 祭祖的問題。當時中國人以拜祖先，祭孔子，為傳統的禮節儀式。但這些儀式是不是等於聖經所講的拜偶像呢？信徒信主以後，能否繼續參與這些儀式呢？
二. 神的名字。聖經中「神」這字眼應該翻譯為天主呢？還是上帝？
三. 民間的還神會，信徒能否參加或捐款支援。神甫為中國婦人施行洗禮時，能否不採用天主教的傳統儀式，而採用一些中國人所接納的儀式呢？
這三方面的問題，爭論最劇烈的還是祭祖敬孔的問題。利瑪竇派認為祭祖敬孔，是中國對祖先的思念，尊敬的儀式，沒有宗教色彩，信徒可以參加，大部分耶穌會的修士擁護這主張。反對派的大多屬於多米尼古修會和方濟各修會，他們認為拜孔子，祭祖先，就是拜偶像，信徒不能參加。究竟誰是誰非？實在難下定論，於是唯有把問題帶回去給羅馬教皇，由教皇來作判斷。結果，教皇裁定了祭祖是屬於拜偶像的行為，中國信徒一律不得參與。事實上，教皇這個判決是合乎聖經真理的，可是執行這個決定的行動，卻不夠技巧及缺乏智慧。當時教皇派出一位代表來到中國，在北京的禮拜堂裡公他的正式宣告這決定。康熙王帝一怒之下，下令從此以後，外國人不得再在中國傳教，免得多事。主後1720年後，雍正繼位，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更大的攔阻了。其實若能給信徒一段較長的時間，去接受聖經關於拜偶像的教導，他們可能較容易接納教皇的禁令。所以凡事該慎重行事，且要有智慧。
六. 天主教傳教策略的檢討(十六至十八世紀)
當我們看過天主教這幾百年在中國傳教的過程後，便可明白基督教為何一直未能在中國紮根，而要直到十九世紀基督教傳教士來中國傳福音時，教會才開始有一個較穩固的基礎。
1. 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策略
由十六至十八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以耶穌會的修士為主要代表。所以耶穌會傳教策略，也就是當時天主教的傳教策略了。耶穌會當年在中國的傳教方法，主要有︰
一. 以科學知識來吸引中國人——他們強調科學知識，其中包括有天文學、數學、地理、建築和一些機械的製造法等。這些新奇的知識，很受中國學者的歡迎，導致傳教士變成受歡迎的人物。
二. 文化適應法。也就是說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遷就傳福音的對象，用適合他們的途徑，向他們傳福音。(1)語言方面︰學習講華語及寫中文。(2)禮節方面︰學習適應中國人的禮節。(3)講道應用四書五經︰認為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是好的，再加上基督教的信仰就更完善。
三. 以社會上最有影響力的階層為傳福音的對象。例如︰利瑪竇開始時看和尚受尊敬，他便穿和尚袍；後來看儒家的士大夫更受尊重，他就改穿儒家的衣服。他認為只要上層人物信 了基督教，那麼普羅大眾一定會跟著歸向基督教。究竟天主教的這種傳福音的策略，有什麼好的地方是值得我們效法呢?這些方法又存在什麼問題?
2. 策略的檢討
明朝天主教修士來華的確使用了各種方法嘗試把福音帶入中國，我們在此稍為作檢討。
一. 以科學知識來吸引中國人這個策略是頗高明的。由於傳教士們大多精通天文，曆算和製造大炮的方法等，中國的皇帝因此批准他們來中國，並允許他們留下。他們先透過科學知識來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隨之而來就有了傳福音的自由和機會。所以耶穌會的傳教士先以科技的知識來吸引人，從而帶領他們信主，這個基本的策略可說是有效的，也值得我們去學效。
二. 文化的適應法。這是後來宣教士面對中國濃厚和傳統的文化而發現的方法。個策略基本上是值得鼓勵的。事實上，十九世紀來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也採納了這個方法。當時差不多每個傳教士都能講流利的華語和寫通順的中文，以致他們能從事翻譯聖經和字典的工作。至於中國的風俗習慣及禮節，他們也是非常熟悉。這立刻贏得中國人的尊敬，也更容易與中國人交通來往。
可是當時的宣教策略也有一些缺點：
一. 當時天主教宣教士為了迎合中國人的看法，而犧牲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重要真理，這是很可惜的。例如，利瑪竇在世時，容許信徒拜祭祖先。
二. 為了使中國人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於是強調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四書五經都是好的，但如果再加上基督教的內容就更加完善了，這種說法，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後果︰第一，中國人聽了傳教士這麼說，就很滿足於中國的文化，認為並不需要信耶穌；第二，天主教的傳教士，往往令中國人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會使中國文化更加發揚光大和完善。事實上，我們傳福音時所強調的內容，都是永恆生命的真理，而當時傳教士所作的卻沒有幫助中國人面對人的罪。至於基督徒所重視的重生得求、認罪悔改、得救後的成聖等等，天主教的傳教士均沒有強調，反而著重於遵守教會的聖禮，十誡，儀式等等。這和天主教向來不強調因信稱義和個人重生得救的真理有關。雖然在記錄裡，有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受洗歸入教會，可是許多教友對信仰是模糊的。
三. 耶穌會以中國學者為主要的傳福音對象，希望藉著學者去影響平民大眾，從而全國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利瑪竇這種看法並不太實際，當時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在平民大眾中間影響很深，學者們信仰基督教並不能給平民大眾帶來大的影響。
四. 羅馬教皇本篤十四世在1724年發佈了「自上主聖意」(Ex quo)，將之前1720年加樂(Carlo Mezzabarba)所定八項准許(在家中立祖宗牌位、對亡人敬拜、敬孔典禮、對祖宗牌位或亡人叩頭、在喪禮焚香點燭、在祖宗牌位或亡人前供陳菜蔬、在新年向祖宗牌位叩頭、在墓前焚香點燭)廢除，引發真正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問題，造成雍正王帝在當年立刻下令全國「禁止傳教，封閉教堂」。應該如何處理這個“文化衝突”的問題呢？
盼望這樣的檢討能夠幫助我們日後不要重蹈覆轍。我們並非要否定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的貢獻，他們的確千辛萬苦的把福音帶來給明朝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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