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運理：大發熱心的改教家、忠信的牧師

 

1531 年 10 月 11 日，烏利希·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1484-1531 年）在蘇黎世炮臺在卡佩爾（Kappel）被天主教軍隊擊潰後在戰場上陣亡。他上戰場時相信上帝會支持他們——這是一個毀滅性的誤判。關於他的死因眾說紛紜。根據一份報告，發現他屍體的天主教徒在死後對他進行了模擬審判、辱罵他，並以各種罪行定他的罪。然後，他被砍頭、分屍、焚燒，這對一位主流改教家來說是一個不光彩的結局。

 

其他報導對這些事件給出了不同的描述——有些是奇幻的。一個故事認為他活得足夠長，可以在審訊中為自己的觀點做出戲劇性的辯護，而另一個故事則描述了他的心臟如何從他燃燒的身體的灰燼中被打撈出來，象徵著他信息的激情和純潔。從有些模糊的歷史中辨別真相是一項挑戰，不僅要講述慈運理之死的複雜而迷人的故事，還要講述他的生平。

 

司提反·布雷特·艾切爾（Stephen Brett Eccher）在他的著作《牧師慈運理：充滿衝突的一生》（Zwingli the Pastor: A Life in Conflict）中包括了許多「悖論和諷刺」，這些悖論和諷刺使慈運理成為一個複雜而有爭議的人物。艾切爾誠實面對這位瑞士改教家的成功和失敗，並從中吸取了教訓。慈運理的一生經常被宗教改革的其他偉大人物誤解和掩蓋，但除了他們之外，艾切爾提醒我們，慈運理努力看到從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環境開始的相同類型的改革。

 

回到聖經

 

現代人文主義不同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而後者卻是一種「教學法」（pedagogy）。慈運理所吸收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主要是透過聖經和傳統的智慧來促進個人的轉變。他所受的教育促成了他對古代文學和聖經的深入學習，激勵慈運理相信聖經並挑戰當代對聖經詮釋的假設。

 

根據東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宗教改革研究副教授艾切爾（Eccher）的說法，慈運理確信聖經是「字面意義的上帝的話語」。慈運理相信他牧養的百姓最需要聽到上帝的話語；只有聖經才能帶來生命和更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做出了一個激進的決定，效仿屈梭多模（金口約翰）等教父的榜樣，對聖經各書卷作逐章、逐卷的宣講（lectio continua），而不是拘泥於標準的經文選讀（lectionary readings）。

 

「這個決定對在場的人來說是一個驚人的啟示，」艾切爾寫道，「並且是新教迎來的第一次正式的禮儀變革」。有時，特別是在他講道生涯的早期，他講道的主題或話題涉及文化問題，但最終，他傾向於「傳福音的福音信息」，這種信息能激起他所牧養的人的心靈和生命。

 

慈運理的人文主義教育透過良好的修辭和演說實踐促進了他的講道，因此「他的講道具有令人愉悅的用詞」。他將修辭與他的實踐經驗相結合，例如他花在戰場上的時間，這有助於他與觀眾產生共鳴。

 

艾切爾指出了兩個關鍵主題，這兩個主題影響了慈運理的聖經詮釋，並隨後塑造了他的講道：清晰和確定（clarity and certainty）。前者強調「聖靈決定性的照明能力」，而後者則暗示「聖經的權能」。他將這些觀點與以基督為中心的焦點以及慈運理所謂的「信心與愛心的準則」結合起來。「最初在1524年左右在慈運理身上浮現出來，」艾切爾寫道，「這項準則確立了charitas（愛心）作為詮釋的公理框架，有助於在多元化時代體現鄰里之愛」。

 

重新發現福音

 

慈運理在蘇黎世改革聖經方法的努力是對基督教崇拜進行更大規模改造的一部分，包括從聖所中移除聖像和圖像，平信徒在集體敬拜聚會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及對聖餐（Eucharist）的重新詮釋。慈運理將神聖的聖經，而不是聖餐，視為「與上帝相交的主要教會場所（ecclesial location）」。

 

但慈運理對福音的詮釋才是推動敬拜改革的主要力量。根據慈運理的說法，福音是被遮蔽的，但現在它是自由的，他可以根據他對聖經的詮釋來改革教會的做法。他批判贖罪券，信奉唯獨聖經，重新確立了聖經作為教義的規範權威。

 

然而，聖經並不是唯一的權威。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慈運理依賴傳統資料，但總是以一種從屬的方式。例如，1522 年 3 月 9 日，一群人透過吃香腸打破了大齋期齋戒（Lenten fast）。慈運理出席了這頓餐食，但沒有參加。然而，他在事後的一次講道中為這一行為辯護，強調福音中的自由。但艾切爾很快提醒我們，慈運理不僅僅從個人角度來看待福音。福音是關乎集體的（the gospel was corporate），是為了整個基督徒群體（the whole corpus Christianum）；它更新了社會和教會。

 

正是聖經使慈運理轉向了他在蘇黎世時期所信奉的神恩獨作觀（monergistic view）。他對聖經的閱讀，以及他在戰場上和黑死病中的經歷，改變了慈運理對上帝護理的看法。他甚至寫了一首「瘟疫之歌」（Plague Song），詳細描述了他瀕死經歷的痛苦，並讚美了「在他受苦時安慰和支援他的護理的上帝」。透過這些經歷，他確信人們不會指引自己的道路。這向他表明，宗教改革也是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才能改變人心，成全一切所已經完成的。

 

不完美的改教家

 

基督徒的成功和錯誤，比如慈運理，同樣都具有啟發性。慈運理的錯誤提供了警示，以指引今日的教會。

 

例如，是什麼促使慈運理拿起武器反對天主教徒，或者在他被處決時避免為他的朋友和學生費利克斯·曼茲（Felix Manz）辯護？這是慈運理「對基督國度的誤解和誤用」。慈運理認為他可以透過武力帶來天國，並將上帝的國度與基督教世界融合在一起。但天國不是我們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強加給這個世界的。

 

那些對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持高度看法的人將看到慈運理的蘇黎世社區所特有的「不寬容和脅迫」的弱點，以及今天捍衛這些美好事物的重要性。

 

此外，慈運理和其他改教家還吃了艾切爾所說的「缺乏認識論上的謙卑」的苦頭。他們有時把他們個人的詮釋與聖經的權威混為一談。艾切爾的書提醒我們，我們都有盲點。慈運理生活中的美德和惡習都挑戰我們反思自己的生活和事工。

 

改教家可以就天主教會的問題達成一致，但他們無法就如何取而代之達成一致。認識到舊習慣很難改變，艾切爾在「一起工作」和「一起敬拜」之間做出了有益的區分。雖然對教會論的信念仍然很重要，但艾切爾寫道，「有無數來自其他認信傳統的基督徒，在神學和教牧事工重疊之處，我可以與他們同工」。

 

在我們這個動蕩的時代，當許多宗派正在分裂之際，記住這種區分可能有助於促進基督教團體和宗派之間新的合作努力。

 

忠心牧師持續不斷的重要性

 

《慈運理牧師》一書表明，今天的牧師和慈運理時代一樣重要。牧師在危機時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艾切爾告訴我們的，慈運理宣講了有力的講道，以號召人們為了福音更新的緣故進行神學改革。有些人如此具有說服力，以至於他的聽眾認為他具有近乎預言的特質。牧師是上帝呼召的，他們以仁義的勸導忠信地牧養上帝的百姓

 

但慈運理並不是一位完美的牧師，這就是問題所在。人類對改革的雄心和渴望總是受到文化時代之意外事故（contingencies）和我們自身局限性的影響。無論慈運理多麼不完美，慈運理在他那個時代都被上帝使用，按照他對聖經的理解來引導上帝的百姓。他是年輕牧師的忠實導師。我希望我們能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讓更多的人能夠「聽見他們的造物主，並與他們的救主基督相交」。

 

教會歷史愛好者會喜歡這本書，尤其是那些對宗教改革的迷人故事感興趣的人。基督徒領袖和牧師也一定會找到對教牧事奉歷史和神學的有益見解。雖然慈運理可能是一個複雜而有爭議的改教家，但艾切爾的書告訴我們，從他的勝利和悲劇中可以找到智慧。

 

 

巴文克的神學精神

 

巴文克聚焦在三一上帝來建構他的神學。這不僅是他從古老教會歷史神學發展中所攝取到的智慧，更是受到其當代新加爾文主義思潮的影響。在基督教信仰日漸乏力的十九世紀荷蘭教會，曾興起了一波社會復興運動，後世稱為“新加爾文主義” Neo-Calvinism。與此運動最有名的帶領人凱伯爾 Kuyper一樣，巴文克主張這世界（ this-world）也是由三一上帝來統管的。基督教信仰應該在社會、家庭、個人的各個層面反映出上帝的榮耀。與凱伯爾不斷推動社會改造的策略不同，巴文克選擇默默的為“新加爾文主義”奠定其神學基礎。他致力從聖經歸納出教會向社會宣教的策略。

巴文克對捍衛正統教義充滿了警覺性。Henry Zylstra曾這樣形容巴文克的立場。“總而言之，巴文克為了合乎聖經的改革宗信仰所做的護教工作有四項，內外各兩項。外部的衝擊，既新派神學和天主教；內部的衝擊，既一個死氣沉沉徒具形式的純正信仰派和逃避式的敬虔主義。”換句話說，巴文克對於其所認信的信仰有極高的警覺性，也認得出他所身處的環境對於正統基督教信仰所帶來的挑戰。

巴文克強調神學和倫理實踐合一的重要性。在2019年才公諸於世關於他的改革宗倫理講義手稿中，學者們很驚訝的發現這份講義與Reformed Dogmatics的邏輯排序幾乎是一致的。這顯示出對巴文克而言，神學與信仰倫理是存在對應關係的。論到神學與倫理之間的關係，他寫到：“教義陳述的是上帝為了人、針對人和在人裡面所做成的工作；倫理陳述的則是一位在這神聖作為和力量中已經被重生之人現在做（的事）。在教義方面，人是被動的；他們領受和相信；在倫理方面，他們自己就是積極的實踐者。”

巴文克也是一位誠懇的神學家。巴文克有一位朋友曾經這樣的描述說：“他（巴文克）是一位分離派的牧師，也是現代思潮的代表人物” （He is a Seccession preacher and a representatie of modern culture）這是一個事實。然而，這樣的一句評語意味著什麼則見仁見智。近代學者們會辯論到底巴文克的信仰和其神學研究是否相一致。筆者的認知是巴文克始終是一位不擇不扣的荷蘭保守派教會的牧師，堅守自身信仰立場，但同時是一位願意誠實去面對和表達他內心掙扎的神學家。到底事實真相是如何尚有待巴文克的專家們去分析，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一位誠實在做神學的神學家。他既不選擇走最保守安全的路，既不去挑戰所認信的教義；也不輕易去擁抱新的思潮，批判正統的教義。他選擇一條做神學最困難的路，始終委身在“聖經” Scripture、“基督教傳統” Christian Tradition和“基督徒的良心”Christian Consciousness來做思辨。

然而，更重要的，巴文克並沒有在這些掙扎中迷失了信仰。他堅持相信神信實恩典的保守。在他一次遇到無法協調的神學張力時說：“若上帝真的在耶穌裡來到我們中間，即便是這個時代，這位保守和治理萬有的上帝，必不僅會指明這協調是有可能的，而且更是必要的，並且祂會按自己的時間向我們顯明出來。”

我們再來整理一下從巴文克身上學習到的一些做神學的素養。

（一）從心底裡來認信Be confessional heartedly。巴文克關於他在萊登大學時期的自述提醒我們，做神學的人需要有一個明確委身的信仰認信。神學學術研究不在於深或淺，而在於好或壞、生或死。我們需要發現做神學有其獨特的危險性。好的神學使人更敬畏和願意親近上帝；但不好的神學同樣有強大的力量將人從上帝榮耀恩典的寶座前趕離。巴文克需要一個堅強認信的信仰作為他可以探索神學的後盾和避風港，我們也一樣。

（二）敢於對話交流Be courage to engage。巴文克給我們立了一個美好的榜樣。他委身於所承襲的神學體系，同時願意接觸其他學派，精益求精。我們也需要學習勇敢的學習與不同神學立場和世俗哲學對話。這對話不是血氣的，而是為了幫助我們自己可以繼續在固有的神學體系中更深思熟慮和成長。

（三）要有批判性，但不急於批判Be critical but not quick in critiquing。做神學研究要有批判思維，因為有限的人要完全測透神無限、永恆、榮耀的事是不可能的；當人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時，就不會那麼容易批評不同立場的人。巴文克這種耐心聆聽別人思想，然後認真思考和回應的神學態度是應當學習的。

（四）誠實面對神學上的掙扎 Be honest in facing theological struggles。作為一個認信的神學家不等於就不能對自身神學有疑慮。相反地，當遇到難以協調的神學議題時，也不等於本身所持守的神學系統就有問題而一概棄之。誠實的面對神學上的掙扎，如同巴文克一樣。

（五）教義和屬靈經驗上要一致Be consistence in faith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巴文克的倫理講義按照其Reformed Dogmatics 的排序來編寫給我們看到教義與倫理實踐關聯的必要性（至少他嘗試努力這麼做）。神學並不是抽象關於神的理論，而是人在神面前的敬虔。雖然理論和實踐可以稍微區分出來，但在一般情況之下，人的神學就是人生活的依據。一個沒有論到基督徒實踐的神學是一個不完整的神學；一個沒有以神學為基礎的實踐是一條斷了根源的線。

（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基督裡被上帝的恩典找着Be found in the grace of God in Christ。巴文克當時在荷蘭社會中相當有名望。然而，他選擇以非常低調的方式來面對自己的死亡。有接近一年的時間，他臥在病床上，幾乎都沒有對外公佈他的病況和為自己安排後事。但1921年7月28，即他離世的前一天，媒體難得報導了一則關於巴文克的新聞，“他受了足夠多的苦，現在預備好了，並開始為主可以把他的生命接走禱告。“ 這樣一個臨終的禱告，完美描述了一位神學家一生努力和追求的是什麼。你和我呢？

 

誰是巴文克？

 

巴文克於1854年出生在荷蘭說德語區的霍赫芬鎮Hoogeveen。這時期的荷蘭教會信徒普遍上受到了十七、十八世紀的“進一步宗教改革” （Further Reformation or Nedere Reformatie）所影響。這波在荷蘭歷經兩個世紀的屬靈敬虔運動 Dutch Pietism與英國的清教徒運動 English Puritanism屬同期，亦相互影響。無論在荷蘭或英美，信徒們都渴慕追求一種結合神學與屬靈敬虔的信仰。

 

巴文克的父親是當地教派（Dutch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一位相當有名的牧師。這教派早在巴文克出生前二十年（1834），因不滿荷蘭政府過份干預教會事務而從歷史更悠久的 National Reformed Church 中分離出來。其實，這分裂只不過是在這之前許多已存在的神學、治理方式等內部分歧所導致不可避免的結果。十九世紀的荷蘭教會自此分成了兩大陣營，既巴文克所屬的保守派和相對較開放的親國教派。保守派的信徒一般會被鼓勵到坎彭大學Kempen University接受神學教育；其他的則會去一些相對較自由派思想的大學學習，尤其是當時學術成就頗高的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

 

巴文克從小正是在這種敬虔家庭和保守派教會屬靈大環境的熏陶下成長。讀過他著作的人不難發現他對於荷蘭改革宗神學前輩們的神學思想瞭如指掌，包括Voetius, Witsius, Walaeus, Van Mastricts的作品。然而，他並不滿足於僅僅傳承這些信仰教義。他始終相信一個好的神學體系是可以，也應該與其他思潮對話的。為了與當時自由派的神學對話，巴文克在坎彭大學讀了一年書之後（1873-74），便決定轉到萊登大學繼續深造。當時他的父母和教會對他這個決定感到非常吃驚，但沒能阻止他這麼做。巴文克後來自己回憶起這段求學經歷時，承認自己掙扎於許多正統信仰和新派思潮之間的張力。

 

蒙上帝憐憫與保守，這樣的人生歷練並沒有打垮巴文克的信仰，反而奠定了他神學的獨有特色，既秉持改革宗傳統教義的同時，也不乏對於當代（甚至是今天）許多神學思潮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