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路德與慈運理宣告他們的改教運動原則時，重洗派和他們的看法一致，甚至到今天，他們仍贊同基督教的主要教義，如：聖父、基督的神性、教會是信徒的集合、聖經是上帝的話及基督的再來。
然而，當改教運動擴大以後，這批人開始表示不滿。他們認為改教運動沒有達到「恢復初期教會」的地步。他們堅持教會必須完完全全回到使徒教會時代的信仰和生活。
重洗派的人對基督以及基督的話、基督的教會和基督的命令特別看重，尤其是基督所強調的愛、聖潔、捨己、降卑、和睦。由於他們重視基督的大使命，使他們對宣教工作格外關心，這也是他們自稱是「委身的一群」的原因。
他們從新約聖經中所看到的教會，是一個獨立自主、與政府分開的教會，教會的成員只有信徒，並沒有提到嬰兒洗禮之事。根據他們的看法，「嬰兒洗」及「政教合一」是使教會腐化最嚴重的罪。他們認為，信徒的兒女在自己能對信仰負責前的幼齡時期，已經屬於上帝的國度，無需為他們另外施行洗禮。
受愛丁堡會議定的影響，教會產生了“生活與工作委員會”和“信仰與教制委員會”。1937年，決議將上述兩委員會聯合成“普世基督教協會”，且於1938年成立“普世基督教協會”的臨時委員會。
1948年，普世基督協會在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當時共有44個國家，147年教會派出代表參加。致力推動全球教會的合一運動，強調“凡認耶穌基督為上帝及救主”的教會，便可加入成為會員。
1961年，普世基督教協會第三次會議在印度新德里(New Delhi)舉行，在此次會議中，“國際宣教協會”也正式與它合并，從此各種普世教會運動匯為一條主流，聲勢大增。
毫無疑問，普世合一運動是一個偉大的基督教運動，一些擁有時代敏銳觸覺的基督徒，努力使基督教走向一個全球化的新紀元。他們關懷信仰在現世的有效性，實踐基督教的合一要求。但與此同時，為了促使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基督徒走在一起，他們不得不將基督教信仰大幅度簡化，還原至與不信幾乎毫無差異的地步。這種回避傳統、回避教義的態度，無可避免地將基督教掏空了，信仰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詞，或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人類夢想。
我們承認求同存異是尋求合一所必備的態度，過分強調雙方的分歧，只會使對話或合一成為不可能。不過，合與分之間如何劃線，如何在寬容中有所堅持，如何在與人結盟時不致迷失了自己，是不容易簡單地定奪的。普世基督教協會最為人所詬病的，正是它們的容納性過強。
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教會信仰方面興起了一股“現代神學”的思潮，這種自由主義和人本的神學思想對當時的教會影響甚大。普世基督教協會裡面也慢慢讓這種思想成為主導。她所發揮、傳達出來的信息與影響，就依附著這種自由主義的神學思想。結果正統教會裡就出現一個對抗運動，另外形成了一個基督教組織。
十九世紀，在普世宣教的熱潮之下，很多的宣教機構開始思想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力量的整合。於是，1854年在紐約舉行了第一次世界性的宣教會議。此後間歇的舉行其它會議。
1910 年，世界宣教會議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行。按合作性的宣教會議來計算，這次應是第八次了，不過這次會議與以前的有本質區別，參加者不僅是對普世宣教深感興趣的人，也是各宣教協會的正式代表。大會事先經過縝密的籌備，來自各宣教協會及後進教會的代表均出席，并提供各自的良好報告。許多在二十世紀普世教會運動中占極重要地位的人，都是由愛丁堡會議得到靈感及指示的。
這一次會議的推動者及大會主席是當時任“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和“世界基督徒青年會”主席的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他在此之前，已在學生和青年事工中開始推行合一運動。這一次會議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一大轉折點。
會後設立了“續行委員會”，以保持在愛丁堡所獲的成就，促成了1921年成立的“國際宣教協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其第一任主席即為美國衛理公會的信徒穆德。此協會的會員主要是各國各地區的超宗派的宣教組織，如德國的“福音宣教委員會”，北美的“國外宣教會議”等。協會鼓勵各後進教會，特別如印度、中國、日本、近東等地，發展全國性的“基督教協進會”（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國際宣教協會使得普世差傳事工在二十世紀裡，得以有效的、繼續的開展。
在宣教事工聯合發展的合作氣氛裡，另外兩個組織出現了。其一為“生活與工作委員會”﹔1925年，在瑞典信義會的牧師瑟得布倫 （Nathan Soderblom, 1866-1931）倡議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普世基督徒生活與事工大會” （Universal Christian Conference on Life and Work）。其續行委員會於1930年成立了“普世基督徒生活與事工協會”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以共同討論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以及所面對普世性的救濟工作。
其二為“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在愛丁堡會議時節，當時美國聖公會的主教布蘭特（Charles H. Brent, 1862-1929）提出的聯合，後來經過多年的籌備，第一次普世信仰與教制會議於1927年在洛桑（Lausanne）舉行。當時有來自百餘教會的四百多位代表參加，他們對各教會間最艱深的問題曾加以充份的討論，彼此彌漫著友好的態度﹔又設立續行委員會以推進此運動。這個委員會主要商討的就是怎樣消除大家在信仰上的一些分歧，使得教會的制度能夠在一個彼此接納的情況下走向合一。
到此時，基督教會的合一問題已為眾多的同工所注目，愛丁堡會議在當時教會的合一運動事工上確實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此，“愛丁堡會議”被視為教聯運動的開始，這也是本講義以1910年作為“多元化時期”開始之年的原因所在。穆德也因此被譽為近代普世合一運動之父。
從教會歷史一開始，上帝的話和上帝的靈就是最重要的兩個元素。耶穌和使徒們的教導，奠基於舊約；後來新舊約聖經就成為基督徒真理的源頭，也是生活行為的規範。
教會歷史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之一是將聖經譯成不同語言。直到今日，只要能作到，宣教士們就將聖經譯成宣教對象的語言。七十位學者在西元前三世紀左右，把舊約自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而成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耶柔米將聖經自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譯成拉丁文，而成有名的武加大譯本（Vu1gate）。聖經譯本是推動改教運動最具威力的力量：威克裏夫將聖經譯成當時的英文；路德將聖經譯成德文；加爾文提供法文譯本；荷文譯本大大助長了荷蘭的改教運動；而丁道爾也開始將聖經譯成英文。
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先後在牛津、劍橋受教育。他首先接觸伊拉斯姆的觀念，然後是路德的，最後是慈運理的。因此，他定意要把聖經放在每一個人手中。一般百姓當然無法讀拉丁文聖經，至於威克裏夫的英文譯本，一方面數量很少，一方面經過二百年後，英文本身有很多變遷，使威克裏夫譯本中的英文不易瞭解。
丁道爾的譯本於西元1525年 在德國出版，是直接由希臘文譯成英文的精彩譯本，（威克裏夫譯本是自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成的）。第一版共出六千冊，在往後十年中，又出了七版。接下來，他又翻譯了舊約的一部份。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丁道爾都在強烈反對和恐怖逼迫的威脅之下。最後，他的敵人將他捉到，丁道爾終於在西元1536年六月於布魯塞爾附近殉道。他的譯本為英國及蘇格蘭改教運動帶來極大的幫助，再一次證明上帝的話比刀劍更有能力。
西元1535年，另一本全部聖經的英譯本問世，它是由科威對勒（Mi1es Coverda1e）翻譯的。
基督教隨著歷史的演進，由發源地巴勒斯坦而擴展到小亞細亞、希臘和義大利，也伸延到北非洲埃及、衣索比亞等地，大體上先在地中海沿岸地區落腳，然後向北擴及歐陸各國，向西達於西班牙、英國。迨十八世紀，隨著移民潮而進入新大陸北美洲。
但在本時期以前，非洲大部分地區、亞洲、澳洲和南美洲(註：羅馬天主教於十六世紀初葉即已在南美洲開工，故今日中南美洲絕大部分居民屬天主教徒)，尚屬基督教處女地，未有大規模的宣教運動出現。所以，本時期可謂是基督教擴展到世界各地的時期。
再者，基督教自從馬丁路德改教之後，雖也分裂成如下的數大宗派：路德會(信義宗)、加爾文宗、長老會、英國聖公會、公理會、浸信會、貴格會、衛斯理循道會、摩爾維亞弟兄會，以及清教徒等少數自由團體，但大體上仍寥寥可數。迨至本時期以後，各公會宗派一分再分，又加上各種新興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故本時期又可謂是基督教的分裂時期。
司徒德很早便關注信仰與當代社會和文化關係的種種問題，作為聖公會的一位領袖，他曾出席好些普世教會協會的會議，雖然他不同意那些自由派信徒對宣教的定義，但也認同當前的社會和文化問題是宣教事工所不能回避的。他在1966年參加柏林的世界福音會議時，便確認除傳福音外，福音派信徒應更多投身社會關懷的工作，否則便扭曲了基督的教訓。這個確信逐漸在福音派領袖中取得共識，特別是愈來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福音派教會興起，貧窮和不公義成了他們不能不正視的問題。終於在洛桑會議中，社會關懷成了主要的議題，而日後洛桑運動亦朝著福音與文化整合的方向而努力。
司氏不是從個別的經文，而是從聖經的記述形式來肯定文化的價值的。他指出上帝既然允許聖經作者因應他們所處的環境來傳遞合宜的資訊，那文化和社會便是 上帝使用來啟示他自己的工具；聖經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狀態下傳播的，沒有人能抽離他所在的處境而瞭解真理的含義。
司氏的一位好朋友侯士教（James Houston）在加拿大協助創辦維真學院，致力推動信仰與學術世界對話的工作，曾多次邀請他到溫哥華主持課程和講座；在後者的啟發下，司氏在1974年 開始即不斷邀請福音派的基督徒學者就每年指定的不同課題進行演講。其後在諸靈堂的支持下，他在1982年成立「倫敦當代基督教研究中心](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lty），並擔任主任。除主持講座外，中心出版一連串書籍。1984年，出版 了《當代基督教問題》（Issue Facing Christians Today）；1992年出版了（當代基督徒》（ The Contemporafy Christians），廣泛討論了基督教與當代社會問題，作了很多整合性的研究，包括信仰與政治、經濟、國際環境等關係的課題。他也編過兩本關於信仰與 文化的書：《福音與文化》（ Gospel and Culture）（主要是洛桑運動所作過的研究和論述）和《基督教與文化研究》（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
由此可見，司氏是堂會牧者、教會領袖（churchman）、老與學者的奇妙結合。這四重素質涵括了二十世紀福音運動的不同面相，故他堪可成為這個運動的代表性人物。
倘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
從年份來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後，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土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粗略地從地理和國家上說，基督教已到達了「地極」，雖然事實上尚有許多內陸地方和人民未聞福音。
由於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全面開放傳道；1860年，中國被迫要全面開放傳道。這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傳教成了中國割讓給西方的附帶條件之一，中國須全面向列強開放，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自由活動。宣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下，得以自由進入內地，從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與宗教關係之密切，是很難簡單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雖不至說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在近東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卻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裏奠立根基，並且以一個較多元化的面貌展現於人前。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除了擴展基督的國度以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最少有兩個重要的貢獻。
第一個貢獻是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一方面由於宣教運動是大奮興運動的直接產物，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故合一意願較強；另方面，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升教會中婦女的地位。無可否認，基督教向來都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傳道同工和管理階層多由男性擔任，許多教會禁止婦女站上講壇，更遑論按立婦女為牧者了。
可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婦女宣教士的人數逐漸超越了男性，並且一直維持領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為男性宣教士大多攜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場，卻有不少婦女是單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連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計，婦女人數便較男性為多了。宣教工場的人力需求緊張，無論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擔任獨當一面的角色，難以期望有同工可與配搭；要是某個福音據點由女宣教士負責，那她自然得承擔講道與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週從別處調遣一位男性同工前來協助。
因此，傳統教會許多宗教與文化的條條框框，在宣教工場上都被打破了。舉例而言，英國聖公會近年才通過按立女牧師，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對；但在中國，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聖公會女牧師被按立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由宣教工場發展出來的教會，婦女地位一般都較在歐美本土教會的為高，她們實際參與教會各方面的工作，並且躋身管理和領導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