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照管

　　加爾文討論上帝的照管（Providence）時，會令我們有一個感覺，他是以牧者的身分來牧養我們（這是加爾文神學的重要特性）。他向我們保證，上帝一直工作著，一直維持及引導祂整個創造，以一個作父親的情懷來引導人類整個歷史。

    教會與基督徒是在上帝特別愛憐的手中，正如基督是在上帝的手中一樣。 「命運」或「機緣」與信徒是沒有關係的，我們不受制於這等盲目的力量之下。然而因為加爾文把上帝的預備和照管說得太過武斷，因此引起許多問題。他說，上帝在太古之初就定下了計畫，而人的意志亦是按著這計畫來行事。

    論到預定論（Predestination）的問題，他又說那些不被預定得救的人，也是出於上帝的諭旨，他用一個拉丁字來形容上帝的諭旨︰'horribile'，意思是「可畏的」。他這個教義使許多人感到困惑，他們質疑加爾文是否忠於他所闡釋的上帝論？

    聖經告訴我們的上帝，一直都是位不斷對發展中的情況有所回應的上帝，這是上帝所擁有的自由，那麼加爾文的預定論，是不是與上帝的自由不相合呢？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加爾文一邊寫釋經書，一邊修改《基督教要義》，可見他從不認為自己的神學是終極的、不可修改的，我們也應這樣看。

米利都派之爭

    埃及米利都（Melitius）派的紛爭，與北非迦太基的“多納派之爭”相似。多納派痛斥那些在政府逼迫之時“交出聖經者”，而米利都派則是非難那些順從政府命令停止聚會的主教。

    在戴克理先大逼迫時，亞歷山大的主教彼得逃離教區，停止聚會。埃及南部的來可波立（Lycopolis）主教米利都來到亞歷山大，見聚會停止又無人牧養，就 接管教會按立同工。彼得主教聞訊，視米利都此舉為越俎代庖，竊奪其職，就急忙返回亞歷山大，開除米利都教籍。米利都帶領跟隨他的會眾，另組“米利都派”教會，分庭抗禮。

    雖然後來彼得主教也為主殉道，但是並未挽回分裂狀態。

    米利都派認為只有他們才是在逼迫中至死忠心的真教會。此紛爭雖然並未鬧大，但是持續到尼西亞會議時。顯然在皇帝康士坦丁盼望合一的努力下，尼西亞會議裁定雙方妥協和好方案：米利都派的聖職人員仍保有其事奉，但必須順服亞歷山大主教亞歷山德（Alexander）的權柄；如果同一區域的大公教會主教離世，則米利都派的主教可承接其職。

    雖然此和解方案用心良苦，但是並未解決實際問題。雙方仍然對立，維持分裂狀態，給後來在328年繼任的亞歷山大主教亞他那修（Athanasius）帶來難題。

司徒德有關「地獄」的爭議

    司徒德是著名的福音派領袖，福音派教會對他非常敬重，但有一件事卻引起某些教會領袖不滿，就是他對永遠死亡的看法。在一篇題為〈地獄之火〉的文章，司徒德並不認同地獄是永恆存在的，表面看來他好像否定了聖經的說法︰即在地獄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惡人要在那兒永恆地受苦。

    司徒德認為，對於那些與上帝隔絕的人，我們應心懷悲痛，不能以報復的心來觀賞他們受刑。當我們想到審判的日子，人要被定罪，而那時必有「哀哭切齒的事」（太八12，二十二13、24:51，二十五30；路十三28），我們現在就應該為這些人哭泣。至於沒有救恩的人，如果說上帝好像一個「永恆的施刑者」（Eternal Torturer），永永遠遠地施行刑罰，那是難以想像的。他解釋說，由於希臘思想認為人的靈魂不朽，因此有靈魂在地獄永恆受苦之說，但這不是聖經的教訓。他說：

「滅亡」一詞，常用於有關最後結局方面的事上。希臘文中，最常用的是動詞apóllumi（除滅），及名詞apóleia（滅亡）。當原文動詞用於及物主動的形態時，「除滅」的意思就是「殺死」，例如希律王意圖殺死嬰孩耶穌，以及後來猶太人的領袖圖謀殺死耶穌（太二13，十二14，二十七4）。……如果殺死的意思是使身體失去生命，則地獄似乎應是剝奪人的肉體及靈魂兩方面的生命，也就是使人完全消失，不復存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9節用的字眼是olethros（災禍或沉淪，亦可譯為滅亡），所以，從文字上看，如果那些被形容為「滅亡」（或被毀滅）的人，事實上卻沒有被毀滅，則似乎不合邏輯。再者，如果有一個是持久不斷，卻又一直不能完成的銷毀過程，這樣的過程似乎非常難以構想。

    司徒德相信沒有救恩的人最終會灰飛煙滅，不會永恆地受苦，這看法與杜倫斯相若。只有上帝才是永恆的，我們的永生來自上帝把祂的生命注入我們裏面，使我們有上帝的生命，因此我們才能永遠活著。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偶發性(contingent)，偶發性的事物本身不能永恆地存在，除非上帝不斷把祂的永恆生命注入其中，但這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地獄至終必會消失。但我們又如何解釋馬可福音九章48節（「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的記述呢？司徒德說︰

這裏所引用的，是以賽亞書最後一節（六十六24）的經文，指的是神敵人的屍首被棄於垃圾堆，被蟲所吃，被火所燒。但這情形不一定要如次經《猶滴傳》所記，上帝報復反對祂的國家，「將火與蟲放在他們的身體內」，以致「他們將哭泣痛苦直到永遠」（《猶滴傳》十六17）。耶穌引用以賽亞書六十六章24節時，並未提及永遠的痛苦。祂所說的，只是蟲不死，火不滅。蟲與火是不會消失的——直到滅絕的工作完成。

    另一處經文是啟示錄二十章10節：「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司徒德指出，這句話在啟示錄只在這裏出現過一次。這兒除提到魔鬼外，尚有獸和假先知，他們都要「晝夜受痛苦」。「痛苦」一詞也用於大巴比倫淫婦身上（啟十八7、10～15），雖然那兒沒有「永永遠遠」這形容詞。獸、假先知及大淫婦並非指任何個人，而是代表世上不同程度敵擋神的反對勢力，它們當然不會經歷到痛苦。同樣的，死亡與陰間都要隨之被拋入火湖（二十13），這些也不能經歷痛苦。在約翰所見的異象中，他顯然是活生生地見到龍、獸、淫婦、死亡與陰間被拋入火湖，但對這異象最合理的理解，應是所有反對並阻擋上帝的勢力至終都要滅絕。因此，聖經有關滅亡的記述以及火的形象，似乎都是指向完全的絕滅。

    儘管有人批評司徒德不信聖經，如果平心靜氣地看這他的解釋，可以見到他對聖經仍是忠實擁護的。他對沒有救恩的人心懷悲憫，這悲憫之情燃起他對福音的熱情。至於多少人會得救、誰會下地獄等等，他相信只有上帝知道。我們能夠確定的，只是基督對罪人的救贖；至於罪人會否永死，則不是我們決定的。

司徒德與教牧神學

    司徒德以保羅為例子，說明使徒一個重要的職分是管家。保羅自稱是上帝奧祕事的管家（林前四1），意思是上帝把福音當為一個神聖的託付交給他。他鄭重地說：「責任已經託付我了。」（參林前九17；帖前二4；提後一11）

    管家的職分（oikonomia）是指管家受了託付，必須忠於所託。家主倚靠他管理家中事務，家人等待他的供應。究竟管家所管何事？司徒德指出管家是管理上帝的話，我們若是好管家，就「不謬講上帝的道理」（林後四2）。管家的責任是「將真理表明出來」（林後四2；另參徒四29、31；腓一14；提後四2；來十三7），可見新約使徒的職分與舊約祭司的職分遙相呼應。一個忠心的管家是完整地、不折不扣地傳講上帝的話，保羅在以弗所的長老面前這樣宣告：「因為上帝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徒二十27）

    新約的使徒以管理上帝的話語為職分，但實行起來卻有兩種模式：

一是餵養上帝家裏的人，

二是向全世界宣講好消息。

    前者是教會內的牧養，後者是教會外的福音佈道，例如有學者把教導（didaché）與宣講（kerygma）嚴格劃分，認為教導是對信徒的道德教訓，是內部的，宣講則是對未信者的公開講論。

    然而，司徒德認為教導與宣講在福音書是交替互用，而早期使徒的宣講有相當的教導成分，宣講的內容以耶穌的救贖工作為主，包括祂的生平、受死及復活。

    在傳道人的眾多職事中，司徒德認為講道是首要、不可取代的。傳道人講道的資訊來源及內容，在乎他明白「傳道人」的召命是：

一、管家；

二、使者；

三、見證人；

四、父親。

    在闡釋以上身分及使命之前，司徒德先糾正一些人對傳道人錯誤的印象，指出他們不是先知、使徒、假先知或胡言亂語者。傳道人的「召命」是：

（i）管家

    管家的字根由房屋（oikos）及治理（nemo）組成。受委託總管家務，按時供給家人糧食。上帝奧祕事的管家，對作管家的要求是「忠心」（林前四1～2）。所以傳道人是蒙上帝授權去傳講上帝話語的人，他要向家主、產業、家人忠心，自己首先順服在上帝話語的權威下，熟讀上帝的話，不謬講真理，認識和了解宣講對象。

（ii）使者

    使者是「尊貴的王」和「人民」之間的橋梁。他獲君王授權去頒佈命令，向全世界宣講耶穌的死、復活和升天，並期待聽眾回應，與上帝和好（林後五18～19）。因此，傳道人必須自己先抓住真理，才可要求別人對此有回應。他不必害怕向人講述紮實的教義，因為上帝是和好的創導者，祂會親自在人心中工作。

（iii）見證人

    「見證人」是法庭用詞。耶穌基督在世界的反對者面前接受審判，聖靈就是辯護律師（Parakletos），召喚我們為耶穌基督作見證人，把自己與耶穌相遇的個人經驗，把自己親眼看見的，不加掩飾、坦誠地作見證。司徒德提醒我們要儆醒：在講台上受人愛戴，容易帶來虛榮的試探；要緊記講道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單單為了見證基督。

（iv）父親

        父親有愛與溫柔的特質。講道包含傳道人與會眾的個人關係，存著愛的家庭連繫。但司徒德警告：不要使他人在靈性上倚賴我們；信徒在靈性上可以倚賴的，只有天父。傳道人應作一個諒解、溫柔、單純和真摯的父親。

福音信仰與社會關懷

    如果福音主義是一個好消息加上傳揚這個好消息的行動，則福音主義必須進到世界。耶穌成為肉身，進到世人當中，上帝的憐憫便發動。耶穌看見拿因城的寡婦痛失獨生子，「就憐憫她」（路七13），這種憐憫表達了上帝對人的愛。福音宣講的救贖包括上帝對人的憐憫，所以傳福音與社會關懷必然地關聯起來。司徒德指出傳福音與社會責任有三種關係：

一、社會關懷是傳福音的結果及目標；

二、社會關懷是傳福音的橋梁；

三、兩者是並進的「夥伴」。

    傳福音本身有社會性的含義，福音叫人從社會和個人的罪中悔改，自然會與罪惡的社會抗衡，活出公義和平的生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不存在時間的先後，而存在邏輯的先後，因為沒有基督徒，就沒有基督徒的社會關懷。

    司徒德進一步指出，社會關懷不應限於慈惠事工如醫療、教育、賑災等，應進一步涉足政治。狹義的政治就是治理的科學，「它的範圍乃是發展，運用政策，並透過立法來實踐。它等於爭取改變社會的權力」。

    然而，這種狹義的政治對大部分教會來說，都是避之則吉的事，因為這種政治課題不能拯救人的靈魂，一般信徒亦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所以教會偏向於廣義的政治，僅教導信徒如何在社會中好好生活，與鄰舍好好相處。可是，這種廣義的政治參與只能帶出社會服務，不會導向社會行動。社會服務就是看見有人在街上乞食，你施捨給他，解決他一時的困難，或更直接地說，安慰你自己的良心。社會行動卻是問：何以有人需要乞食？是由於社會不公義？是資本家剝削所致？……因此尋求改革制度，以消除貧窮。教會如果只有社會服務，沒有參與政治的社會行動，「可能等於包庇造成痛苦的原因」。

    比方，一個十字路口車禍頻仍，我們要做的，不是增加救護車，而是在路口裝置交通燈；救濟饑民固然好，但消除貪污（假若饑荒是有人貪污所致），比防止饑荒更為重要。耶穌的工作似乎只限於服務，但深入探究，我們會發現耶穌所宣揚、所創始的上帝國度，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其價值標準不斷向這陳舊、墮落的世俗社會發出挑戰，其教訓亦往往含有「政治」意味，所以祂不單是關懷窮人，也要改變社會。

    司徒德盼望教會領袖能進行研究，花時間探討政治及建制問題，尋求達致基督徒的共識，採取符合信仰的同一社會行動。這樣，教會對社會就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面對一些極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時，司徒德呼籲教會重視先知的職分，宣講上帝的律法及教導公義，成為社區的良心，幫助信徒培養基督的心思意念，以便能在爭議性的課題上，像基督那樣思考。

    雖然非常同意司徒德的看法，但有人質疑這看法太理想了。的確，我們不能保證教會在富爭議的課題上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教會亦可能因爭議而產生張力，甚致分裂，但爭議帶來的傷害不能成為我們不參與社會行動的藉口。

    為了減少紛爭，司徒德強調福音主義的核心價值。面對自由派神學的衝撃，他非常冷靜、有禮，但立場堅定地回應挑戰。在洛桑會議中，他的貢獻不單是作為一個國際大型會議的主席，更在於他真正推動起普世的福音派運動，改變了整個福音派的形象。他對福音的熱誠、對原則的持守，是有目共睹的。有史家這樣讚賞他在洛桑會議的成就：

事實上，司徒德很低調地帶領了洛桑會議的方向……由於他在洛桑會議避免了聖經口頭默示（verbal inspiration）的爭論，傳福音與社會行動得以結為夥伴。換了個人及反宗派的福音主義，他轉而強調有形教會的共同責任……。半個世紀之前的基督教大專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SCM）及近日普世基督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的行動，對差傳造成致命及災難性的打擊。如今，在司徒德的帶領下，差傳運動正重新返回正軌。

    司徒德撰寫的《洛桑信約》，其中第四段說：

傳福音就是傳揚有關耶穌基督的好消息：要傳揚福音，基督徒……用敏銳的心與世人進行對話；……宣講歷史……的救主；勸導人……與上帝和好；我們要……付上代價；……捨己、背十字架、與祂新的群體認同。福音工作的成果包括信徒順服基督，加入教會，盡責地服侍世人。

    當時出席洛桑會議的各國代表，有部分人──特別是南美的代表──認為單是社會服務不足夠，還必須有社會行動。如果罪不單有個人性，也帶有團體性，即所謂結構性的罪（structural sin），那麼傳福音便必然涉及社會結構，涉及政治參與，可惜福音派在這方面仍未能邁步向前。司徒德在急流鎮（Grand Rapids）的報告提出重要理念，即福音派教會要「為人道救濟、發展以及維護公義的原則投身」，具體的社會行動則留待各地教會自行決定。為實踐福音對社會的關懷，司徒德成立了「倫敦現代基督教研究中心」，並出版《當代基督教與社會》（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一書，探討了核戰、同性戀、墮胎及貧富不均等問題。司徒德所關注的，已不單純是傳福音，而是使福音改變文化，即所謂「文化福音化」（evangelization）。

    司徒德指出我們把福音傳到不同文化的地方，應學效基督，謙卑地服侍當地的群體，但這並不表示不同的文化有等同的價值。文化從人而來，而人是複雜的，有美好的一面，也有罪性的一面，教會應按著聖經，即上帝神聖的啟示，對文化作適當的批判。這種批判並非置福音於各地文化之上，因為上帝並無偏愛，任何文化衪都接受。然而，這並非說所有文化都是「基督的」。因此，司徒德在《洛桑信約》第十段解釋說︰

我們要根據聖經的真理和公義來評估文化的價值。我們反對，例如︰任何否定獨一上帝的偶像崇拜；任何否定恩典的功德行為；任何否定個人尊嚴的壓迫，……因為人的價值是相對的，唯有上帝的價值是絕對的。

    這種文化觀界定了「文化福音化」的意義，即傳福音不單是口頭的宣講，更是一種帶有改變能力的行動。上帝的拯救包括價值的取向。雖然不少人批評福音派過分冒進，甚至有戰鬥意味（aggressive），但其實福音派並不是要處處攻擊人，而只是持守不同的價值系統，在彼此的尊重當中，堅守信仰的底線。

福音主義與司徒德

如果我們要尋根溯源，了解司徒德的思想，總結起來就是兩個字：福音（Gospel），把福音傳開去就成為福音的信息（evangelistic message）。那末甚麼是福音？司徒德在他早期一本小書清楚指出，福音不是口號，而是包括了三樣東西：罪、恩典和信心。這三樣東西合成一個好消息，即「耶穌基督並祂被釘十字架；人在罪中面對將來審判的苦境與危險；人須以順服的信心回應」。

三十年後，司徒德再思考福音派的特質，仍以十字架的救贖為中心，但注入了福音的動力元素。他指出福音包含了六方面的真理：

一、基督與祂的受死、復活；

二、聖經的確證；

三、基督救贖的歷史及客觀的實在；

四、救贖的神學意義；

五、使徒信仰的傳承；

六、個人的回應。

簡言之，福音主義的基礎在於聖經的真確、救贖的歷史性及人對福音的回應，這點與潘嘉樂（Clark Pinnock）及杜倫斯的看法完全一致。

至於對聖經的看法，司徒德與基要主義有距離。基要主義把聖經看成是上帝「默寫」而成，其中沒有人性的參與，司徒德卻強調聖經的雙重作者性（double authorship），即聖經是由上帝及人合作寫成。由於有人的成分，故此以批判的態度研究聖經是可以接納的；又由於聖經是上帝的啟示，所以聖經並無謬誤。聖經的權威不在於傳統或理性，而在人對聖經的回應：當人順服聖經的權威，聖經的能力就會釋放。換句話說，當人相信並尊重聖經的教導時，聖經的權威便在那一刻彰顯；對人來說，這就是聖經的權威。

這種互動關係，跟路德的信心與聖禮的關係一致。路德指出聖禮之所以有效，乃在人的信心，所以是信心使聖禮成效。人以順服的態度閱讀聖經，聖經便向他展現出權威的教導，人也就得到了至高的價值引導。司徒德以這種動態觀念來演繹人的主體對上帝話語的回應。聖經不再是魔術（magic），不可以僻邪；聖經也不是靜態地躺在一旁，任何人一看便得益。聖經與人互動的結果，叫我們必須重視宣講聖經，引人歸主，相信耶穌，順服聖靈，如此聖經才會發揮上帝話語的功效。

司徒德又認為，把寫於過去的聖經文字帶進現代人的心靈，是講道者的責任：

我們所傳講的那位，不是架空的基督，不是與真實世界無關的基督，也不只是曾在歷史上出現的基督，而是那位與我們同時代的基督（Contemporary Christ），他曾活過且死過，現在又活著，為要滿足今日人類各樣的需要。

福音不是死的、過時的，而是活的、有效力的，是離開過去進入現在的。福音主義不單有基督的救贖作為內容，更有將這內容傳開去的行動。司徒德理解福音主義的行動包括在場（presence）、宣講（proclamation）及勸服（persuasion）。基督徒必須進入世界，在世界中出現。

上帝的旨意是透過基督徒在世人中間施行，所以這種出現有時是沉默的，以行為體證上帝，但更多時候是言說，是宣講上帝的話。因此，「沒有宣講，等於不在場；不在場，就是沒有宣講」。

《洛桑信約》及會議

    1974年，國際福音會議在瑞士洛桑舉行，成為現代福音派信仰的轉捩點。來自150個國家的3,00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最後發表一份信約。信約的初稿是由大會主要講員在會前數月草擬，繼而由專責小組整理為第二稿，然後交由司徒德擔任主席的撰寫委員會修訂為第三稿，接著發回各起草者審閱，最後由撰寫委員定稿。

    大會有三處值得注意的地方：

    （i）正如普世基督教協會1960年代後期的會議，有很多第三世界的代表出席，半數出席者、講員和籌備委員都來自第三世界。兩位拉丁美洲代表艾滋科巴（Samuel Escobar）及柏迪雅（Rene Padilla）發表了很有影響力的文章。

    （ii）正如第二次梵帝岡會議所提出的，自省式的傳福音態度取代了侵略式的態度，意思是說傳福音給別人，不論對方是第三世界或落後民族，應撇棄君臨天下的姿態，或「拯救」對方脫離水火的文化自大狂，而是以欠福音債的心態，願意謙卑地學效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樣式服侍對方，使他們與上帝和好。會議對以往差傳的錯誤深表歉意。

    （iii）這歉意特別表現在基督徒回應社會問題的態度上。十九世紀福音派很重視社會關懷，可是到了二十世紀，情況改變，在社會關懷方面撤退下來。因此信約第五項特別 提到基督徒要關懷社會公義，釋放受壓迫的人。信約肯定傳福音及社會參與同樣是基督徒的責任，二者同時表達了上帝和人的教義，也表達了遵守耶穌的誡命：愛鄰舍。與會者一致贊同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今日世界迫切需要的。

    《洛桑信約》成了全球福音派教會的共同信約，清楚指出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二重關係，肯定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社會關懷是福音的實踐，也是上帝愛和公義的彰顯，二者不可偏廢。事實上，早在1966年於柏林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已確認除傳福音外，福音派信徒應更多投身社會關懷的工作，否則便扭曲了基督的教訓。這個確信逐漸在福音派領袖中取得共識，特別是當越來越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福音派教會興起，貧窮和不公義成了他們不能不正視的問題。柏林會議舉行的同年，美國的世界宣教大會亦一致接受了《惠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強調「向萬人傳福音的基本任務」、「用言語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和「福音的社會行動」三者是合而為一的。1967年，聖公宗在基爾（Keele）舉行第一屆全國福音派聖公宗大會（National and Evangelical Anglican Congress），會中宣示傳福音與慈善服務在神的使命中本為一體。及至1974年的洛桑會議，社會關懷成了主要的議題，而日後洛桑運動亦朝著福音與文化整合的方向努力。

    洛桑會議其中一個特點是有一半以上的參加者來自第三世界，不少第三世界的教會領袖在此次會議中冒起。與會者一開始就意識到新時代已經掀起序幕。「差遣宣教士的國家」和「接受宣教士的國家」的區分已消失。這次包羅所有族裔的會議出席者以有色人種居多，白人信徒不再佔多數。與會者「如癡如醉」，只求以愛得著一切未得之民。第三世界信徒不再像上次參加柏林會議那樣，只靜坐一旁聆聽西方信徒發表意見，而是平起平坐，踴躍發言──發言權不在乎背景，只在乎貢獻。

    洛桑會議強調教會的社會責任。當然並非人人都認同這次會議的成果，部分較激進的群體也許覺得會議作風仍過於保守。社會行動是福音事工的結果，也是福音事工的 目標之一。社會行動可以成為福音事工的橋梁，但不是誘人信主的賄賂。社會行動與福音事工彼此同工，一如夫妻間的關係，因此社會行動可以在福音事工之前、之後或同步進行。當然，必須先有肯關懷社會的基督徒，然後才會有基督徒的社會參與；福音事工只有基督徒能作。在這兩個前提下，福音事工在邏輯上具有優先地位。不過以主耶穌的服事為榜樣，兩者實在無法分割。

    會議通過了信仰宣言《洛桑信約》，司徒德是主要草擬者，大部分內容反映他的思想。洛桑會議其後成立跟進委員會，並再組成不同小組，包括策略發展小組和神學教育小組（後稱神學工作小組）。前者討論向未得之民宣教的策略，後者主力探討神學問題及出版專題報告。跟進委員會隨後召開多次與社會及文化課題相關的諮詢會議，譬如1978年在百慕達召開「福音與文化」會議，1980年在英國召開「簡樸生活」會議（香港突破機構在這個會議後，也曾經推動簡樸生活運動作回應），以及在泰國巴提雅討論佈道策略。1989年，第二次洛桑大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有來自173個國家3,500多個代表出席，連同菲律賓本土的參與者，總共有4,700人赴會，大會的口號是「讓全教會將整全福音傳給全世界」（Calling the whole Church, to tak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2004年，洛桑福音普世論壇以「一個新胸懷、一個新異象、一個新的呼召」為主題，討論31個與普世福音遍傳有密切關聯的議題，確認教會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並決定優先幫助6,000個福音未得之民建立自養的教會。洛桑會議及其後的世界性福音會議，司徒德有不可磨滅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