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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9日 星期日

宣教運動的擴展和影響

    倘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

  從年份來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後,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土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粗略地從地理和國家上說,基督教已到達了「地極」,雖然事實上尚有許多內陸地方和人民未聞福音。

  由於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全面開放傳道;1860年,中國被迫要全面開放傳道。這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傳教成了中國割讓給西方的附帶條件之一,中國須全面向列強開放,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自由活動。宣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下,得以自由進入內地,從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與宗教關係之密切,是很難簡單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雖不至說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在近東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卻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裏奠立根基,並且以一個較多元化的面貌展現於人前。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除了擴展基督的國度以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最少有兩個重要的貢獻。

  第一個貢獻是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一方面由於宣教運動是大奮興運動的直接產物,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故合一意願較強;另方面,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升教會中婦女的地位。無可否認,基督教向來都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傳道同工和管理階層多由男性擔任,許多教會禁止婦女站上講壇,更遑論按立婦女為牧者了。

  可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婦女宣教士的人數逐漸超越了男性,並且一直維持領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為男性宣教士大多攜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場,卻有不少婦女是單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連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計,婦女人數便較男性為多了。宣教工場的人力需求緊張,無論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擔任獨當一面的角色,難以期望有同工可與配搭;要是某個福音據點由女宣教士負責,那她自然得承擔講道與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週從別處調遣一位男性同工前來協助。

      因此,傳統教會許多宗教與文化的條條框框,在宣教工場上都被打破了。舉例而言,英國聖公會近年才通過按立女牧師,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對;但在中國,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聖公會女牧師被按立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由宣教工場發展出來的教會,婦女地位一般都較在歐美本土教會的為高,她們實際參與教會各方面的工作,並且躋身管理和領導的位置。

宣教與帝國主義

 

  要將宣教活動與帝國主義活動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

  (a)政經關係

  若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之所以能啟動,實取決於以下兩個政治經濟因素:

      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的識見。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國民,而國家正處於 向外擴張的時期,國旗插遍了全球各地,這無疑使將我的國際視野擴闊了。惟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

      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 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面。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持,根本維持不了昂貴的海外宣教事工。我們不可將現今海空交通發達的情況,套人十八世紀的社會場景中,在那時候,遠洋航行不單風險基大,費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以為保護,海外宣教工作亦是難以開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進的航海技術是隨商業經濟及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 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也難以安全抵達目的地,更遑論從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國所霸佔的殖民地進行,故母國籍軍事和經濟力量開闢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馳騁的空間便愈廣闊。如此看來,歐美的海外宣教,與軍事和經濟的擴張,的確是分不開的。

  英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大不列顛國(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國」的美譽,國旗遍佈世界各地,獨領風騷。故她在這個世紀亦成為宣教士的最大輸出國。宣教活動與海外的政治與經濟擴張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b) 刻意陰謀與擴張心態

  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 機是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這個福音使命的感召下,離開他們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踏足一個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場,並擺上一切包括性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至今並無證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廠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亦毋須向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於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個別宣教士也許出於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 動,但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獨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畫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 歡迎宣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呢!雖然來自相同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卻非一致的。

  由於宣教工作肇始於對外擴張的時期,故差會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 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於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啟蒙他們愚味閉塞的思想,改造他 們的社會和文化,使他們併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

      開化(civilizing)與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1816年,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明文確定其對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場:「讓整個部落說英語,在生活習慣上開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這樣的宣教觀點為宣教事工及日後建立的所謂「後進」教會,帶來無窮的禍患,至今仍未能徹底消弭。

更正教的海外宣教事工起步遲緩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揀選推動,人除了祈禱以外,便無能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識本已不強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外,憲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與佈道意識,他們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當然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係。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任何人必須加入,否則不能得救,福音廣傳自是它的首要任務。且不再翻提早期羅馬教會派遣傳教士到英倫傳教,中世紀不少修會以向外傳教為其職志這些陳年舊賬;單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在其改革運動中,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宣教修會:耶穌會(耶穌會的海外傳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傳教士遠渡到中國,當中包括有名的利瑪竇、湯若望等),更正 教的宣教工作自然是望塵莫及了。

  當然我們也得指出,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得以擴展,與當時的國際形勢不無關係。在十六世紀時,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海權國家都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是個中代表。隨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艦隊遠征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天主教的勢力亦伸展到這些地方,開始宣教及植會工作。

      篤信更正教的海權國家要到十七世紀末才告出現,包括荷蘭、英國等,她們逐漸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領導位置,成為新的海上霸主。更正教海權國家的興起比天主教的來得晚,故更正教的宣教工作亦相繼出現得較遲。這個巧合的現象是否意味宣教事業與政治、軍事、經濟等拓展,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呢?傳教活動與帝國主義侵略活動是互相呼應、甚或是同一個擴張計畫的不同部分嗎?答案既是又否。

宣教還是侵略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基督教教會,是十九世紀海外宣教運動的成果。這宣教運動建構了今天更正教世界的面貌:將原本僅限於歐美一隅的宗教,變成遍佈全球的普世宗教。從這個角度看,海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毋庸署疑的。

      有關宣教運動與宣教歷史的論述,幾乎都只是一面倒地肯定、表揚;但是,這運動不是純粹宗教事件,卻與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國家帝國主義的擴張(所謂新帝國主義)無法分割。經由這宣教運動產生的亞、非、拉的教會,日後大多深受民族主義問題的困擾,中國教會便是其中一個極佳的例子。

      昔日,中國人指摘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而今天在許多人眼中,基督教仍是不折不扣的洋教。從李文斯敦身上,我們就可以看見宣教運動與帝國主義擴張(也就是宗教與政治)之間某些微妙的關係。

    促成海外宣教運動的信仰背景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The Second Awakening),由英國衛斯裏約翰所推動的奮興運動,被稱為第一次大覺醒運動(The First Awakening);在十八世紀末(1785)至十九世紀初的歐洲和美國,另一奮興運動又告發生,期間延綿了三十多年,由於它對社會與文化均有明顯的影響,故亦稱為第二次大覺醒運動。

2022年9月12日 星期一

佈道時期的教會(2)

 

9. 中國近代的基督教

馬禮遜死後,中國各地有人起來排斥西方宣教士,除了廣州仍有醫務工作進行,其他地方都受到逼迫。到了公元1835年,中國僅有新教徒三人,可見過去宣教士的功效微小。

公元1842年後,基督教的傳道工作常與當時的政治發生密切關係。經過公元1804至1842年的戰爭,許多海口開放給外國人和西教士,經過公元1858至1860年的戰爭,全國開放給西教士進行。當時中國人不認識西方國家的情形,看外國人為夷狄。後經過幾次的戰爭,中國屢敗,加上有太平天國之亂(原稱上帝會),使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懷疑更深。

首先開創中國內地傳道事工的,是中國的內地會,它也是來華的最大傳道會。該會的創辦人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內地會迅速發展,擁有許多宣教士,多數派到中國內地去進行傳福音的工作。

公元1832年,戴德生於英國,數代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未出生以前,父母立志把他獻給上帝。十五歲時,戴德生閱讀一文章,被「基督未完成之工」數字吸引,深深感動,得了平安和喜樂,並以此心志作為他一生信心的根基。後來閱讀一位中國宣教士所著的書,深受感動,有意來華傳道。他無力量購買書籍,僅得一本中文新約聖經,只好拿來與英文新約作比較,從當中學習了一些中文。他向來想做醫生,也學習醫術,但在未得醫生學位以前,就蒙差遣來到中國。初往上海,未幾往寧波遊行佈道。但在中國工作二年後,傳道會因為經濟有困難,不能再發展傳福音的工作。他就決志,一方面脫離傳道會,一方面完全憑信心依靠上帝而生活。公元1860年因病回國,在家五年,完成了醫科學業。

此時在中國的傳道工作,多數在沿海幾省發展,他就覺得上帝宣召他往中國內地去傳道。於是拿定主意,組織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主要宗旨如下:

. 到中華內地別會不到的地方宣傳福音。

. 歡迎各民族及各宗派人仕加入作宣教士。贊成「引導非基督徒離黑暗進入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的大宗旨。

. 內地會不借款,也不求餽贈,亦不表彰捐款人的姓名,全靠上帝幫助。因此傳道人沒有固定的薪水,內地會經費充裕時,則可得薪水;缺乏時則僅得一點點的生活津貼而已。

. 總會設在中國。

 

    此外又提出宣教士都穿中國服裝。也訓練和教育婦女,被神使用。

內地會的心志與犧牲的精神,很快在中國成為最大的傳道會。公元1915年,是該會成立後的五十年,已在二百二十五個地區設立了福音聚會點,西教士有一千零六十三人,信徒有三萬四千八百三十人。戴德生是在公元1905年逝世,死在長沙。

內地會中有一位著名的牧師,就是席勝魔。他是一位在山西的信徒,曾幫助千萬人脫離鴉片的毒害,引導數百人歸入基督的自由生命裏。他堅固的信心和恆切的禱告與戴德生相同。

上帝的國度,藉著許多傳教士,在中國口漢一帶漸漸向內陸擴充。內地會致力於傳福音工作的時候,別的傳道會也在中國各地展開了教育和醫療的服務工作。在傳福音的事業上,倫敦會的工作最廣。來華的傳教士也以倫敦會為最多。中國未開海禁以前,馬禮遜的同工米憐(Milne)在馬 六甲 設立了華英學院。這是第一間為中國人開的大學,後移來香港。後來又開了許多學堂,如漢口博學書院。這會中有許多傳教士精通中國歷史和文學的學者。其中有理雅各(James Legge)用優美的英文翻譯中國古書。著名的傳教士有楊和非(Griffith John),他曾在漢口傳道五十一年。傳道會在浙江、香港、河北、湖北、福建都有許多工作。

    聖公會在海禁開放二年後才開始來中國。來華後,迅速的廣傳至中國的十五個省份。在福建工作十年仍無人歸主,傳道會想停止在那裡工作,但是有一個西教士勸他們耐心工作,果然,到了公元1920年,該會在福建的教友已達五千多人。聖公會的教育事業也辦得不錯,例如上海的聖約翰學院,武昌的文華學院都是著名的大學。現今與雅禮、博學等大學合併為華中大學,第一任中國校長是韋卓民博士。公元1918年有華人沈在生獻身於主,成為聖公會第一位華人主教。

 當教會初來中國時,美國的浸信傳道會也接踵而至。該會中有一傳教士住在廣東時,洪秀全因讀過梁發的書,就到他那裏領受洗禮。後來洪秀全請該傳教士到南京住了十五個月。因為太平軍難於感化,他就離開那裏。浸信會在中國五個省份有傳道的工作,並辦有滬江大學(Shanghai College)

 教友數目最多者為美以美教會,或稱循道會(Methodist Church)。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前身也是由美以美教會開辦)。該會在中國的各佈道地點,都興辦了許多教育工作。

 信義會來自北歐和美國。他們的傳道區域由廣東到黑龍江都有。近年中華信義會成立,訓練許多傳道人材,以湖北灄口信義神學院為中心點(現校已遷香港沙田道風山)。另有信義書報部出版書刊,從事文字佈道工作。

 來華要的教會雖然還有好多,不能一一記述。只略述長老會。長老會也一早派傳教士來華。其規模之宏大,僅次於美以美會。如北美來的長老傳道會,在七個省份中都有他們所散的種子。其著名的學者為丁韙良(W. A. P. Martin),著有《天道溯源》一書,在中國銷行最廣。該會特別注重聯合性的福音工作,有許多傳教事工都是協會辦的。也有其他的聯合教會出現,規模宏大的中華聖公會,也是一個大聯合團體。但最大的首推中華基督教會、聯合長老會、浸信會等會而成。教友十二萬餘人,佔全國教友人數三份之一。就教育事來說,華西大學是由五個傳道會合辦的,燕京和金陵兩所大學也是由四個教會合辦的。

 公元1900年的時候,教育大受外界的阻礙,拳匪倡亂,西教士被殺者有二百人,中教士被殺者十倍之多。教會亦幾瀕於殲滅。幸而信徒信心堅固,站立得穩;並且發難以先,教友早已散居各地,脫險者甚多。以後基督教越發廣布。公元1922年在上海召開的基督教全國大會,有全國各省份的代表出席,足以証明基督教的傳道事工以廣遍全國。先前於公元1877年、1890年、1907年開會的時候,沒有華人赴會,現在華人到會的佔多數,領袖中多是華人。公元1927年以後,自立的精神在教會內日見興盛,有幾個大教會能夠完全自治,外國的津貼逐年遞減。因為學校數目相對減少,教會就更多注重平民教育和文字佈道的工作。

    公元1949年以後,中國各宗派教會大部份南遷,分布於香港、台灣、海外,繼續福音工作。然中國本土仍有不少信徒,並於五十年代成立三自教會;實行自立、自養、自傳。中國大陸教會受著中共政治的政策與情勢所左右,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經過了二十年艱苦的歲月。公元1979年後,隨著開放政策,教堂紛紛開放,信徒日漸增加。今日中國約有信徒三千萬至五千萬之間。

 

10.   教會的青年工作

從十八世紀末期,許多人預言教會將要消滅。但是基督教常常組織起來,維持教會的勢力。基督教青年會(Y.M.C.A.)就是這種新組織之一。

青年會的發起人佐治維廉(George Williams)於公元1821年生於英國。父親是農民。維廉家有八兄弟姐妹。這家人雖然信奉基督教,卻不算熱心。維廉受過教育以後,暫時幫家裡耕田種地。但他的學識和性情與這些工作格格不入。後來到城市去工作。在城市一店中工作,受兩位信徒的熱心感動,所以十六歲的時候,就誠實悔改歸服上帝。以後一生的心志是以「上帝為首」(God first)。

維廉二十歲時,到倫敦一大公司作工。那裏辦事的人有八十多位。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非常辛苦;他看見許多工人以邪淫醉酒為可誇的事,就在他們中間先作一個誠實的基督徒,有好榜樣,也引領這些工人歸主。過了三、四年後,有人說,在那裏工作不作基督徒實在很難,因為都是受了維廉的感化。

維廉在該公司,與其他熱心的信徒在一起禱告,不只祈求上帝使更多工人信主,也求上帝使該公司的主人信主,這種禱告蒙上帝的應許,不多的時候主人也悔改歸主。後來還蒙主人贈送一特別房間為他們的聚會所。

公元1844年維廉和他的朋友發起一個運動,就是要成立基督教青年會,擴充上帝的國度於本公司以外的少年人。維廉在當中勤力作工,福音迅速傳開,使人驚奇上帝在他們中間的作為。公元1851年還遠到美國去設立兩個分會。公元1855年世界基督教青年協會在巴黎成立。這時,青年會的會所已經有三百二十二間,會員有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人。公元1914年會所有八千九百七十七,會員有一百二十七萬。雖然維廉後來富有起來,但他對青年會的服務仍是以義工性質進行,並時常趁機作個人佈道,例如,一次乘船往美國去的時候,向船上的乘客和船員傳福音,講解得救的事實。

維廉得許多人的敬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Victoria)封他男爵士的榮譽。倫敦市議會授他城市自由權者(The Freedom of the City)。公元1905年他最後一次赴世界大會。對會員說:「我以基督教青年會為我最有價值之禮物,貢獻與世界各國的青年人。為的是要你們繼續擴充這工作,盼望你們在這工作上,與我一樣的快樂,也盼望見到你們的成果,超過我的。」過幾個月,他就離了世,葬於倫敦聖保羅大禮拜堂(St. Pauls Cathedral)。

公元1895年,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開始派工人到中華。先在上海建立一會所,後來在中國的進展非常快。會員日漸增加,漸漸許多中國人加入成為董事會員,管理全國會務和募籌經費的責任。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則於公元1901年創立。現有三十一個工作區,服務青年,並與世界各地青年會有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美國青年會不但人數最多,而且在那裏為各種青年人設立了特別的工作,對黑人、印第安土人、兒童、水手、兵士、鐵路工人等等都給與服務。青年會最主要的一個工作是學生工作。現今各國都有學生基督教青年會,並且組織一個全世界聯合會,每二年開會一次。

學生青年會也成立學生義務佈道團(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派團員到外國去作佈道工作,著名的領袖和演說家有 穆德 博士(Dr. John R. Mott)。

中華的義務佈道團與西方的稍有不同。中華所組織的佈道團,立志在中華領土內以佈道為終身的工作,引領中國的年青人歸主。

    青年會在巴黎成立總會時,定下一「巴黎宗旨」,說明青年會的志願,宗旨說:「基督教青年會的目標是在聯合同道青年,即凡願按照聖經的教導並奉耶穌基督為救主,願意作基督的門徒,更願協力推廣天國事工於青年之間者。」

 

11.  教會的合一運動

在教會歷史上,改教運動是一件極重要和有意義的事,但不幸有些改教者在道理和教義上,持有不同見解,因此使復原教內部形成各種不同的宗派。近代的趨勢,是要使各種不同派別的教會再合一起來,成為一條聯合的陣線。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calism)就因此產生。

十九世紀末葉,英美兩國的基督徒學生,組織了一個基督徒學生運動,到現在有三十五國的基督徒學生組織加入,這運動能促進各宗派間的諒解與合作。公元1910年一個世界性的基督教會議在愛丁堡開會,除天主教和東正教外,所有復原教的母會都有派代表參加,結果產生了一個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hristian Council)。公元1928年該協進會又在耶路撒冷舉行大會,參加的有五十一個國家的教會。公元1938年十二月,協進會又在印度麻打拉斯又召開大會,與會者共計有六百六十四人,來自七十多個國家。

公元1937年有兩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分別在牛津和愛丁堡舉行。牛津大會的宗旨,是要使各教會對於社會性的工作得以聯合起來。愛丁堡大會的宗旨是求教會的信仰和制度的合一。

當國際間教會的聯合運動在積極進行之時,各國內部不同宗派或同宗公會的聯合運動也在進行,例如在公元1932年英國的循道宗(Wesleyan Church)公會,幾乎各宗派都聯合起來了;公元1934年,蘇格蘭各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也合一起來了。美國的美以美會,監理會及美普會原來都是屬衛斯理宗,它們在公元1939年也合併起來,成為一個公會了。

中國教會的聯合運動也在進行。公元1912年各地安立甘教會(聖公會)聯合組成中華聖公會。公元1917年信義宗教會組成中華信義會。公元1930年浸禮會亦有全國性組織,稱為中華浸禮協會(China Baptist Convention)。組織較龐大及複雜的為中華基督教會(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乃是由一些不同宗派的教會聯合,其中包括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等。該會的大會於公元1927年在上海召開,與會者有十七省的代表,並選出誠靜怡為總會會長。

各會之間又有聯合的組織,如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協進會(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是在公元1922年正式成立。初時中西與會代表各半,其後漸由中國教會領導,公元1929年修改章程,取消差會代表。

教會合一運動將會繼續進行,越來越多教會必組織起來推廣福音工作。

 

 

佈道時期的教會(1)

 

1. 新教的醒悟

衛斯理死後,不但循道會有顯著的進步,就是聖公會、浸信會、也有許多發展。這時,信義會中也有人開始看淡新神學派的理性主義。在1800年後,德國、丹麥、挪威、瑞典,和其他國家的教會,都不再作許多新神學派的爭論。

當時有兩件事情,表明教會已經醒悟過來。

. 設立聖經公會。公元1804年有一群牧者起來人創辦英國聖經公會,規模很大。至如今,聖經公會把原文聖經繙譯成了一千八百多種文字,每年所印的新舊約全書超過千萬本。大多數是免費贈閱的。聖經公會成立之後,也在世界各國成立分會。如今在中國也聖經公會,負責印製聖經的工作。

. 到各地去開荒傳福音。教會自從受了衛斯理的感化,都認為到世界各地去傳教是教會第一重要的事情。當時最熱心的,莫如浸禮會的傳道團。這傳道團是由克理創立。

 

2. 克理(Carey)和印度

    克理是英國人。家貧體弱,但他有一顆好學的心。最初靠補鞋度日,稍有閒暇就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信主之後,充當本會的牧師。有時傳道,有時教書。後因薪金不敷,仍繼續操舊業。當他教地理的時候,看見世界仍然有許多沒有福音到過的地方,心很憂愁。這時正有許多牧師聚會,克理在他們中間提出一個問題,問: 「耶穌命令門徒往普天下去傳福音,是專指著當日的門徒說的,還是指著歷代的門徒說的呢?」會長回答:「倘若上帝要外邦人悔改,不是靠著你我的力量。」這句話的意思是要向克理說上帝用不著人為祂傳道。克理聽了,心甚不安。公元1792年本會牧師又有聚會,克理有機會講道,題目是賽54:2-3。赴會的都受了感動。過了五個月,就成立了浸禮會的宣教團,派克理為傳教士到印度去。

理初到印度,英國商人和英國政府多方留難。未去之前,不准他乘坐他們的船到印度;既去了以後,又不能住在英國人聚集的地方。這時他的苦處甚多,手中又無錢,身體又有病,起初的佈道工作又沒有太大的果效。只是他的信心仍然沒有失去。過不多時,他又開始傳道,一面創辦學堂,一面著書,漸漸收了功效。又過些時間,他的朋友馬曼(Marshmna)和沃德(Ward)二人前來相助,將聖經譯成印度主要的文字,他們理想中的計劃是進一步將聖經譯成亞洲各大民族的文字,中文也包括在內。馬士曼雖沒有到過中國,他卻請了一個澳門人做幫手,譯成第一本中文聖經。中文聖經的翻譯雖然不是太理想,直至馬禮遜之譯本出版後,人們才採用馬禮遜的譯本。克理於1834年逝世。

 

3. 侯格(Hauge)

侯格是挪威人,出生於農民的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信徒。侯格幼時受了兄弟會的感化。二十五歲的時候,一日在田裏一面作工,一面唱歌的時候,心裏有特別的感受,覺得除了服事上帝之外,沒有別的比這更快樂。因此他就立志,步行到各地傳道,逢人就傳得救的道理。在挪威他幾乎沒有未曾到過的地方。他每天講道三至四次;有餘時間,還去幫助同伴工作。他也寫書。他的辦事才能特別的好,所以他做了許多服務社會的事。

侯格沒有另立教會,因為他的目的是想使教會醒悟過來。受他感化的人很多。新神學派的人恨惡他,因此在政府面前控告他,聲稱律法規定,不是牧師不得傳道。侯格說,是上帝呼召他作這傳道工作,所以他不能不順從上帝。於是政府把他先下在監裏,等候審判。這時挪威和英國打仗,政府也不得空處理這件事,他一直留在監裡有七年時間,於1824年去世。

受了侯格感化的人,竭力提倡各樣的慈善事業,如設立聖經會館,傳道會等。如今在中華的幾個挪威和美國的信義宗傳道會都是他工作的結果。

 

4. 馬禮遜(Morrison)

新教最初到中國的傳教士,就是馬禮遜。他是英國人,他的父親是個皮鞋匠。他幼年的時候,日間幫助父親工作,晚間用心求學。

馬禮遜少年時和一些不務正業的人交往;到了十二歲,切實的悔改,對於罪惡抱著一個斷絕的決心,從此他的生命完全改變了;脫離了往日的放蕩生活,竭力追求聖經真理,時常禱告,認識上帝更深。他工作的時候,常把聖經放在旁邊閱讀。

馬禮遜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順從上帝旨意往外地去傳福音。他所得的學問,除了拉丁文和希伯來文外,還有當時的自然科學。馬禮遜的學問和記憶力,都比平常人高超。公元1803年入了大學。畢業以後,倫敦傳道會看見他有佈道的熱心,便派他到中國去傳道。他還沒動身的時候,看見英京博物院有一本中文新約聖經,可能是早前天主教傳教士所翻譯的。那時英國人都不懂得這本書,馬禮遜便請僑居倫敦的華人教他閱讀,藉此學習中文。公元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馬禮遜動身來華。因為英國商人不許他乘他們的船,他就先乘船到美國。美國有人懷疑他的心志,問他:「中華人民崇拜偶像,你想去感化他們信上帝麼?」馬禮遜說:「這不是我能做到的,只有上帝才能。」

後來他由美國到了廣東。那時中國只開放廣州這一處讓中國人和西方人可以自由貿易。英人嫉妒他,華人也疑惑他,並且不准許華人當西人的教師,住在澳門的天主教傳教士,也對他生了忌恨的心。這個時候,馬禮遜的危險雖多,但他的才能知識,能夠制勝困難。不久有英國商人請他充當翻譯。他因此漸得平安,又把薪金捐出作為傳道的用項。從此西方人心裡雖然不喜悅,但間接的也援助他。

馬禮遜精通中文,編著了一本華英字典。他最注重的工作,就是翻譯中文聖經,此外就是看病和傳道。當時聽道的人不多。他也沒有教堂,更不敢公然聚會,因為當時的滿清政府嚴禁人民信奉耶穌。雖然如此,公元1814年(即嘉慶十九年)有第一個信徒,蔡高,受了洗。馬禮遜說:「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在一個泉源裏,我奉三位一體真神的名給他施洗。他是作了初熟的果子。」第二個信徒姓梁名發。他後來做了第一個中國傳教士。

梁發首先信從佛教,但是求平安而不得。後於馬 六甲(Malacca)棄佛學道。聖經為他一生的指引,引導他到救主面前,使他心中坦然無懼。他也寫了幾本書,自己出版,後來四處發賣。他有一本書給政府發現了,就出示諭,要充公焚燒。梁發只好跑到馬 六甲 。政府就拘拿他宗族的人,各鞭三十次。後來洪秀全也得了一本梁發寫的書,閱讀後便被感化信了上帝。公元1824年(道光四年),馬禮遜回國,梁發主持在中國的學堂,一切都辦理得很好。馬禮遜後來在廣州傳道,也死在那裡。

到了公元1855年,福音在中國已漸漸被傳開,不過受洗的人不多。馬禮遜死於1834年(道光十四年)。當他死時,在中國只有三個信徒受過洗。馬禮遜對中國教會的貢獻,不是因其傳道的效果,乃是他翻譯的中文聖經,和他那到中國開荒傳道的工作。

 

5. 教會在美國的發展

自從公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歐洲的移民不斷湧入美洲,基督教各宗派也陸續移到北美洲去了。因此美洲的教會,大多數是從歐洲移去,漸漸變為美式的。

在十六世紀時,羅馬天主教藉著西班牙人向南移殖,藉法人向北移,在美洲立下了根基。最先在北美建立教會的是英國安立甘宗(英國聖公會)。接著有從荷蘭移來的教會。當時移居北美洲最著名的信徒多是英國的清教徒(Puritans),由公元1620年開始移居,至1640年,清教徒遷來美洲者已達二萬。公元1636年建立哈佛大學,公元1701年建立耶魯大學。公元1625年,荷蘭改革宗及信義宗在美國奠定了根基,其他宗派如長老宗、貴格會、門諾會、弟兄會、循道會等也在美國迅速發展。

十八世紀,美國教會之間發生一個極大的運動「大覺悟運動」(Great Awakening,由公元1734至1744年)。按性質來看,這復興運動與德國的敬虔派運動和英國的循道復興很相似。公元1734年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在馬薩諸塞的諾坦普吞(Northampton)地方傳道,曾引起驚人的大興奮。大覺悟運動的高潮就在1734年至1741年,當時威德腓特二次來美講道,他那卓越的口才,吸引了無數的人前來聽道,真正悔改的有上千萬人。

美國革命戰爭期間,宗教信仰沒落。到十八世紀的最後十年,卻又有一個奮興運動發生,自新英格蘭州開始,四年之內,中部各州均大受影響。此次宗教奮興並不是由單獨 一兩 位領袖推動,但影響深遠。

美國教會的增長迅速,信徒數目年年有好大的增加,根據公元1949年的統計,除了好幾百萬參加主日學的兒童以外,共有教友達七千六百萬人之多,約佔全國人口的一半。其中復原教徒四千六百萬人,天主教徒二千五百萬人,猶太教徒五百萬人。全美國共有教堂二十五萬四千所,教會宗派二百五十六個。

 

6. 南美教會概況

    南美洲共有十二國,居民主要為西班牙人的後裔,人口一千二百餘萬。南美洲過去多信奉天主教,多數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移居此地。羅馬天主教至今仍然控制南美洲的土地和經濟,天主教之所以能在南美立下穩固的根基,多半要歸功於羅馬天主教的修道士。

公元1508年有佛蘭西斯會修道士在委內瑞拉(Venezuela)傳道。公元1539年在阿根廷(Argentina)開始工作。公元1526年多米尼古修道士到了墨西哥,不久便在哥倫比亞(Columbia)工作,公元1541年他們在智利(Chile)作開荒佈道。

還有耶穌會的宣教活動較之以上兩個修道會的工作更廣闊。自公元1549年,他們繼佛蘭西斯派人進入巴西展開工作。公元1567年他們到了秘魯。公元1586年他們到了巴拉圭(Paraguay),以後還在那裏建立了一種由神父主管的印第安人村落制度。十六世紀中,他們在哥倫比亞及墨西哥的工作,和十七世紀在厄瓜多爾(Ecuador),玻利維亞(Bolivia)及智利的活動,均收效極大。

公元1800年,復原派開始進入南美洲工作,至今的成效並不太顯著。

按調查所得,南美洲在公元1932年,有天主教徒十二萬二千多人,復原教有來自外國的傳教士一千七百三十六位,有九千多是本地傳道人,教友十二萬二千二百餘人,到了八十年代,南美洲已有了中國人的教會。

 

7. 李溫士敦(Livingstone)與非洲教會

尼羅河的發源,和非洲中部的神秘都是西方人愛談的話題,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始有一班探險家,才深入這黑暗的非洲大陸。

西方人未到非洲之前,已有阿拉伯族人到來,他們專從事買賣「黑奴」才來非洲。他們獲得奴僕的方法,就是圍繞村莊放火,擄掠所餘的人,把他們帶到城市去當作買賣。但是因為沿途的險惡,及各種的疾病,所以那些被擄的人,大多數都死在路途中。

當時英法和歐洲一些國家,雖嚴厲禁止買賣黑奴,但是在非洲中部,還是照樣有奴僕買賣的活動,直到廿世紀初為止。

教會起初是在非洲沿岸設立,但是因氣候過於炎熱,所以傳教工作多集中於南非洲一帶(曾有一百五十位傳道士,在非洲中部住了兩個月,死去的便有四十多人,氣候之惡,可見一斑)。非洲北部回教的勢力也過大,所以基督教在那裏難有發展的餘地。

李溫士敦是在南非和非洲中部一帶工作。他是在公元1813年出生於蘇格蘭,家庭清貧。十歲時,每日入紗廠工作十四小時。因為有好學之心,一切所得的工資,除供奉父母外,便用以買書。他首先所買的是一本拉丁文文法書籍,每日必帶進工廠去讀閱。他又潛心學習物理和地質學。後來,他靠暑期工所所得的工資,用來付他秋季入大學讀書的學費,在大學,他便勤奮學醫。二十歲時,他對上帝的真道有特別的領悟,從此篤信不疑。

後來受了到中國去傳道的老師的感動,對於傳教的工作,更倍加熱心。他曾向倫敦傳道會提出到中國傳教的請求,後因中英兩國交戰,他就被派到非洲。按傳道會的定章,初傳教時,須上台宣講他所預備的講章。但他初次上台,驚慌失措,竟忘了講詞。雖然如此,他還是在非洲作了一個美好的傳道士,非洲的土人把他當著自己的父親一般愛他。

他在南非洲先後設立總堂三所,並且親自行醫,幫助當地的土人。有一次,因災旱的緣故,把教會遷徙到別處,為的是替黑人謀幸福。後來返回本處,見總堂被荷人燒燬了,這是因為荷人殖民地政府不願他保護黑人。他又曾看見種種買賣奴僕的事,覺得很不平安,因此覺得上帝不要他住在南非一帶傳道,乃是要他開通往非洲的中部,這樣福音可以在中部傳開,讓買賣黑奴的事可以藉著福音的感化而停止。

他親自送家眷回國後,就開始了他向非洲中部的探險傳道工作。有一次他向西方行走到了大西洋岸的羅安大(Loanda),費時六個月,病了二十七次,後來旅居該地的西人,都勸他回國休息,但他與同行的黑人立了約,不和他們分離,所以他仍是與他們一同回到非洲,在路上經過各樣的苦楚,這個舉動使他一生受土人的愛戴。

後來他又到了英國,在幾個大學演講,勉勵一切的學生須竭全力為主作工,並且說:「這算不得甚麼犧牲,只算是一生的好處。」晚年因土人的幫助,發現非洲幾處地方。後來病勢愈壞,行走艱難,但他的志氣,還是不挫。一日他僕人早起問安,見他跪在旁禱告的時候死了,當時是公元1873年。同行者剜其心葬於非洲,因他們說他的心在非洲。另將屍骨帶至非洲海岸,後由白人帶回英國,葬於倫敦大禮拜堂。

自從發現非洲中部以後,傳道會的工作,日見發達,尤特盛於烏干達(Uganda),即維多利亞湖北邊的地方,現今聖公會正在此地進行工作。先是八人受李溫士敦感化,自英國來此。被刺者二人,病死者二人,病歸者亦二人。因國王偏於回教,有極大的逼迫,信徒多被焚殺,但是傳教士百折不屈。其中有一工程師名馬開(Mackay)尤為有心志的傳道士;因此教會的工作還是繼續增長。公元1890年,信教人數僅兩百。至公元1893年,教會自立的基礎告成。公元1914年基督徒已達十萬五千。國王和一切官吏差不多都是基督徒。外來的男女傳教士約有九十四人,本地服務者約有三千人。公元1912年入讀教會學校者約有六萬四千人了。

 

8. 孫大信(Sundar Singh)和印度

    克理和別的基督教宣教士到達印度以後,福音工作發展迅速,許多教會被建立起來,所以現在印度有幾千萬基督徒。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印度地大人多,二是因為印度人富宗教觀念,除了有幾個小宗教之外,有古時留下的佛教和婆羅門二大宗教;在印度國凡全心信仰宗教的,沒有不被人民敬重。不過講到傳道工作,還是有幾個困難:

     . 印度人民中有百分之九十是不識字的。

     . 貧民極多,散居在鄉村。全國約有七十萬個鄉村。

     . 階級制度(Caste)太嚴厲。無論屬那級的人,始終不能和別級的人結婚及往來。

     . 印度人以為基督教是一種管轄他們的外國人的宗教,把基督徒看為是賣國的人。

 

    雖然這樣,基督教的發展仍是很迅速。底下階級的人信道多,高階級的也不少。近年福音工作進步更快。印度有幾個地方發起了「群眾運動」(Mass movement),就是全村的人一起立志信道。不過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不得不求上帝差遣更多工人前來相助。現在印度有自立的教會及聯合的教會團體。

近年,上帝使用一個印度人帶領多人歸主,他名叫孫大信。孫大信於公元1889年生於印度北方一個富有的家庭。他母親是虔誠的信徒,常指望孫大信成聖。無奈孫大信所信的宗教沒有給他什麼益處,甚至把聖經撕破。他心中不平安,一天早晨禱告說:「若有一個神,求那個神指示我。如果得不到答應,我決意自殺!」幸而要自殺前的半個小時,基督在異象中向他顯現,對他說:「你逼迫我要到幾時呢?」立刻把他從前一切的思想改變了。他把這事情告訴家裏的人。但是他們勸他不要進教,他不聽;被家人逐出門。後來他覺得上帝要召他作一個遊行佈道者,雖其父親過了幾年之後信了道,孫大信還是到處宣傳福音。他在世上所存的產業,只是一本「新約聖經」,一套衣服,和一鋪氈子;一切生活需要全賴上帝感動別人供給他。他所傳的道理中,最要緊的是「凡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16:25)他常常說宗教不是關乎腦子的事,乃是良心的事。他雖在聖公會大學讀了一兩年書,還是覺得知識不能使人信道,所要的乃是順從神和常與神交通,所以他每天用許多時間來默想和禱告,不過他說宗教並非只求在默想之中獲得個人的快樂,主要是看見罪人都有機會接受基督的愛。

基督教傳不進的地方,似乎只有西藏一處。孫大信因受感動要往西藏傳福音,在途中卻掉在死屍坑中,極其痛苦。不過他當時覺得為上帝受苦是快樂的事。總之「基督的愛」是他所傳的重要信息。公元1918至1920年,他遊歷歐美各國,聲名顯著,人盡皆知。至於出遊的原因,一是要看看歐美的基督教是否如別人所說有將死的現象,二是他要為基督的愛向他們作見證。

他遊歷很廣,演說很多。他要求人作個真基督徒。他總覺得人類太忙,休息太少,以致沒有時間多禱告,追求在上帝裡面的生活。時常問世人為何不丟棄那勞苦的重擔,到基督面前來,負這容易的軛呢?(太11:28-30)。公元1930年,他再到西藏去,後來不見他回印度,有人說他這回確實死了。

 

2022年9月3日 星期六

近代福音派教會的發展

 

一、定義

福音派信徒泛指接受耶穌為個人救主、悔改重生、相信《聖經》為一切教義權威、又切實以傳福音為己任的人。

小蓋洛普(George Gallup, Jr.)

福音派信徒是持守並奉行以下三項神學原則的人:一、認定《聖經》為信仰行事絕對權威;二、自願信靠耶穌基督為救主(歸化);三、殷切帶領罪人歸信基督(佈道)。

魁北度(Richard Quebedeaux)

福音派信徒是信從「福音」的人,那「福音」就是:聖靈把屬靈生命賜給一切悔改接受神救恩的人,這救恩藉著降世為人、釘十字架、死而復活的救贖主成就。基督教信息就是神所默示的《聖經》教訓-不能多、也不能少。福音派信徒就是按《聖經》啟示接受神,並讓神旨意管治一生的人。」

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

An evangelical is one who affirms the centrality and cruciality of Christ’s work of reconciliation and redemption as declared in the Scriptures; the necessity to appropriate the fruits of this work in one’s own life and experience; and the urgency to bring the good news of this act of unmerited grace to a lost and dying world.

Donald G. Bloesch

福音派的四項基本立場:(Alister E. McGrath)

二、溯源

「福音派(Evangelical)」一詞根源於由希臘文evangelion,意即關於上帝在基督裡已經為我們成就的好消息。「福音派」一詞於十六世紀已出現,當時的改教者以此稱呼表明反對羅馬天主教的立場。但是當改教者自稱為「福音派」時,並不認為自己是教會中的宗派,而是以自己為真教會的代表。「福音派」隨著改教而來的屬靈運動,例如:敬虔主義、清教徒主義,在內容上也包括了個人經歷福音的必要性。十八世紀於英國所開始的所謂「福音運動(即復興運動)」則是在不傾向貶抑「稱義」一詞的情況下,特別強調「新生(new birth)」。

十七世紀的正統基督教神學著作孕育了近代福音派神學思想,其中泰烈(Franciscus Terrettinus, 1623- 1687)所寫的《基礎神學法則》(Institutio Theologiae elementaire)為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Seminary)歷年採納的教科書。此巨著並影響赫治父子(Charles Hodge, 1797-1878 & A. A. Hodge, 1823- 1886),赫治父子對美國福音派神學影響深遠,無與倫比。因此廣義而言,福音派並非近代新興宗派,因為其神學淵源可追溯到教父時代(甚至初代教會)、中世紀,特別是改教時期的思想。

三、背景

1.自由派(Liberalism Protestantism)

「自由派」是指在更正教裡面一個特定的運動,最初發軔於德國士來馬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和黑格爾(George W. F. Hegel, 1770-1831)的學生與追隨者,之後以立敕爾學派最具影響力,並在十九、廿世紀交替時主導神學界。自由派的共同特徵包括了:

以最佳的角度而言,自由派乃是致力按當時文化所能接受的形式,來重新陳明基督教信仰。換言之,自由派在重建超越性與臨在性的平衡關係時,偏重神的臨在性而輕忽神的超越性。重要代表人物:立敕爾 (Albrecht Ritschl, 1822-1889)、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h, 1861-1918)、哈納克(Adolf Harnack, 1851-1930)

2.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

「基要主義」一詞源自於美國的1920年代,是羅斯(Curtis Lee Laws, 1868-1946) 為了反對北美浸信會年會中自由派神學而用。它很快成了反對自由派,及反對現代文化中之世俗化 (Secularization)的名稱。基要主義者的共同特色,包括:是個福音派基督徒、反新神學,意即他相信傳統超自然的基督教、反現代主義或某些世俗化的文化。

基要主義的神學立場可歸納如下:

基要主義的代表人物包括:梅欽(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范帝爾(Cornelius Van Til, 1895-1987) 、賴斯 (John R. Rice, 1895-1980)、鍾士(Bob Jones, 1883-1968)、麥堅泰(Carl McIntire, 1960- )

3.新正統主義(Neo-Orthodoxy)

新正統主義是廿世紀更正教神學的一個發展,它之稱為「正統」,因為它看重的都是改革宗主要的神學議題;但它同時也稱為「新」因為它同樣嚴肅地面對近代文化對神學所帶來的挑戰。就此而言,有人稱正統主義是企圖在自由神學和基要主義之間尋求出路的神學。

新正統主義主張神是絕對的超越,是「完全的他者(wholly other)」,除了神自我的啟示外,人無法認識祂神基本上是透過耶穌基督,及救恩歷史(Salvation-History)。但同時新正統主義,也接受歷史批判法研經的發現。新正統主義的代表人物包括: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卜仁納 (Emil Brunner, 1889-1966)、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四、近代福音派之發展

1.新福音派

(Neo-Evangelicalism)

1874年芝加哥長老會議會公開審議自由派教訓,可謂美國史上第一宗自由派「異端」裁決。1910-1915 年間出版的「基要主義-真理明證」(Fundamentals: A Testment to the Truth)系列小冊,掀起保守派與自由派間的衝突。1925年發生於田納西州的「斯科普斯案」(the Scopes Trial),反映了保守派反對「現代」科學的一擊。1929年梅欽被迫離開普林斯頓神學院。1935年梅欽等人又被逐出美國長老會。至此,基要派採取分離主義路線,與其他基督教團體不相往來。

1948年富勒神學院(Fuller Seminary)院長奧肯嘉(Harold Ockenga)正式將「新福音派」介紹給神學界。福音派大致上與基要主義相同,以維護基本神學體系為首要責任,區別所在乃是精神或態度。基要主義採取分離、不參與的立場,但福音派卻要與現代神學討論。雖然廣義而言,福音派都主張與各類思想對話,但其中仍然有兩條不同的路線-「背向現代神學」,以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為代表;及「面向現代神學」,以蘭姆(Bernard Ramm)、畢樓奇(Donald. G . Bloesch)為代表。

這兩條路線的立場差異列舉如下:

i.關於「聖經無誤論」(Infallibility and Inerrancy of Scripture):背向派持「原始手稿無誤」看法(偏向使用Infallibility of Scripture);面向派持「教導或教義無誤」(偏向使用Inerrancy of Scripture)

ii.關於聖經解釋(biblical interpretation):背向派普遍接受「低等批判/經文批判」(Lower Criticism/Texture Criticism),但拒絕「高等批判/歷史批判」(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面向派則是有限度的接受歷史批判。

iii.關於啟示(Revelation):背向派認為啟示是客觀性的、命題式的、可理解的;面向派雖然持「命題式啟示觀」 (prepositional revelation),但是並非所有的面向派將啟示等同於聖經字句。

2.認信福音派(Confessionalist Evangelicalism)

在新福音派自基要主義脫離之際,有一個以更正教認信主義(Protestant confessionalism) 傳統為號召的復興運動興起,即認信福音派。認信福音派尋求保持與改教傳統的延續,特別是改教的認信傳統。例如:保守的信義宗傾向維護奧斯堡信條(Ausburg Confession)與協同書 (Formula of Concordia);歐陸的改革宗則是以海德堡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比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多特信經(Canons of Synod of Dort);盎格魯-撒克遜改革宗則是威斯敏斯特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認信福音派看重教會的教導權柄,也在此方面與基要主義有所區別。同時在社會議題察覺及批判式的聖經研究上,均有顯著的增進。主要的代表人物有Fred Klooster, Horace Hummel, Anthony Hoekema, Cornelius Van Til, Martin Scharlemann等。

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英格蘭的大覺醒

 

    十八世紀開始的時候,英格蘭人的靈性生活正處於最幽暗的時刻;清教徒的靈火快要熄滅了,大多數的教會,高舉「自然神學」,大部份講道缺乏熱誠,都是一些枯躁無味的道德論調,沒有上帝的啟示。人心全為黑暗籠罩了,法院內滿是詭詐,人民毫不以污穢的事為恥,政府高級官員收賄更是常事。那是粗鄙的、趨炎附勢的時代。人民各方面都退步,漸至與野蠻人無異,就在英格蘭道德快要沉淪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大奮興,國家得著榮耀的興旺和發展,連唯理派的歷史家也承認,英格蘭在 這時候得了救。

(一)衛斯理家世

    這個大復興首先出現在牛津大學,但它的泉源卻來自一個熱心祈禱的母親心裏。其實,復興的歷史大都是發源於祈禱的母親。蘇撒拿‧衛斯理(Susanna Wesley)是教會歷使上一個偉大的婦人,她堅強不屈的精神,對她兒子的影響很大。蘇撒拿嫁給一位英國國教的牧師叫撒母耳‧衛斯理(Sammuel Wesley)。他們一共生了十九個孩子,其八個夭折,第十五個是約翰(John),第十八個是查理(Charles)。這兩個孩子成了教會歷史上重要的人物。

    主後1709年,衛斯理住家被焚,約翰和查理幾乎燒死;那時約翰剛六歲,一生無法忘懷自己從火焰中被救的景象,他常自稱是「從火中搶救出來的一根柴」。

(二)「聖潔團」

 

    約翰和查理都很會讀書,後來相繼進入牛津的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約翰於畢業後被按立為牧師。當約翰不在牛津時,弟弟查理發起組織了一個社團,研讀有關基督徒靈命的書。後來約翰也回來加入此社團,而成為這個團體的領袖。主後1730年,約翰領導團員開始前往牛津監獄做探訪工作,也開始實行紀律的禁食。其他牛津的同學們譏笑他們,而戲稱他們為「聖潔團」(The Holy Club)、「聖經蠹」;因為當時大部份學生都過著放肆的生活,而這個社團裏的人卻過著循規蹈矩的生活,又因看見他們做事很講求條理,便叫他們「循道派」(Methodists)。

(三)悔改歸正的經歷

 

    在此之前,衛斯理兄弟雖然熱心尋求上帝,也從事傳教的工作,但並未有過悔改的經歷。主後1738年5月21日,查理在一場大病中悔改歸正,得著了內心的平安。三天後,即主後1738年5月24日,是衛斯理一生的轉捩點。那天,他不大情願的去到阿爾德斯門街(Aldersgate Street)和一班信徒聚會。一位弟兄念了馬丁路得所著的《羅馬書註釋》序文,約翰聽的時候大有感受,基督的靈彷彿馨香的風吹透他的身體。他不再做徒勞無功的掙扎了,只將自己如同小孩臥在耶穌懷裏。他這時纔得著了由上帝來的、不可形容的平安。

    自此,他就滿心篤信地傳講福音。可是他講的越懇切,教會越排拒。屢次他講完的時候,牧師便向他發怒說:「衛斯理先生,不要再來這裏講道了。」但平民大眾卻喜歡聽他,一些人心裏受了感動,漸漸聚攏起來,組成小團契,同心祈禱討論。他們起初在福特巷(Fetter Lane)設了一個小會堂作為總部,但攔阻他們的力量日增,最後竟被逼到野外去。誰知這竟是上帝奇妙的計劃。

(四)成為戶外佈道家  

 

    懷特菲(George Whitefield)是 一個旅館主人的兒子,被衛斯理兄弟引進他們的「聖潔團」。他講道很有口才,但不久有人指摘他把人民弄得狂了,教會逐漸又不要他講道。一日,他在一家教會講道,會堂內擠得滿滿的;這時,他轉睛向外看,見到外面有千多人站著不得進來,顯出很失望的樣子。於是他想到為何不到外面露天佈道呢?

    這是破天荒的事,教會的弟兄們都很不贊成,認為是狂妄之想。後來,他到布里斯托去講道。但當地的教會人士並不欣賞他的熱心,兩個禮拜內,各會堂都拒絕他。既然不受教會歡迎,他就到監獄裏向犯人傳福音。不久,連這一個門也被市長關了。成千成萬的人急欲得到生命的糧,可是到處都容不下懷特菲,不過他毫不灰心。他已清楚看到上帝的指示,於是他離開關了的門,轉向野外。那在加利利把青山草地當做講台的主,親手招他去做同樣的工作。

    離布里斯托不遠,有一個地方叫京斯維,那裏住的都是煤礦工人。他們沒有禮拜堂,作風很野蠻粗鄙,不講守法。懷特菲從布里斯托被趕出來後,就到這被人輕看的地方來。主後1739年2月17日,他站在一個小山坡上講起福音來,有二百個煤礦工人滿心驚奇的圍著他,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一個穿寬袍垂錦帶的人站在山坡上講道。懷特菲天天在那裏講道,圍觀的人增加至二萬之多,路邊滿是人,樹上也是人。溫暖的夏天分外可愛,太陽懸在藍天之下,萬籟似乎都靜下來讓懷特菲說話。這位青年清脆有力的聲音,滿載著真神的慈愛,達到會眾的心底,動人心弦的場面立時就出現了。

    那些礦工的黑臉上湧現出悔改的眼淚,像無數的白色的河道,要將他們的黑臉洗白,甚至黑色的心也洗白了。講完道後,懷特菲即刻寫信給在倫敦的約翰‧衛斯理說:「來呀,這裏的火燃起來了。」

    衛斯理應命而來,看見上帝的恩典,極其興奮,後來懷特菲被請到別處去,就留下衛斯理繼續作工。這就是衛斯理成為戶外佈道家的開始。從此以後,全球都成了他的講台,他所到的地方,都有上帝的聖火伴隨,一直到英格蘭最遠的地方,又跨越大西洋,把普世教會都奮興起來。

 

2022年4月3日 星期日

英國弟兄會

1. 英國弟兄會概述

十 九世紀衛斯理的循道運動,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歐洲,拿破崙戰爭帶來了歐洲的版圖重組,使得人們開始對聖經中的預言產生興 趣,特別是關於主再臨的真理。英國境內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於聖公會的死沉光景,紛紛組成了一些自由團體。他們強調研讀聖經的重要,熱衷海外傳教,並且 在各地成立聖經公會。
1827年,克羅寧(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開始了擘餅與禱告,這便是英國弟兄會的起始。克羅寧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 著健康問題,搬到了愛爾蘭的都柏林。他對當時紛亂的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專心研讀神的話,想要明白此事。他從聖經中看見,教會只有一個,所有信徒都是基督 身體上的肢體,並且主賜下有恩賜的人,執行祂的職事。儘管他們的聚集遭到了當時基督教界的批評與攻擊,但是人數卻不斷的擴增。關於這段創始時期,克羅寧曾 言:「主一直將虛心的弟兄加給我們。我們很快就發現,在費茲威里(Fitzwilliam)的房舍已經不敷使用。我們必須將主日的聚集改在奧吉爾街 (Aungier)的會議廳舉行。每當我和帕內爾(John Parnell)、史多克(William 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週六晚上佈置會場,將餅杯置於簡樸的桌子上時,我的心是多麼的快樂,這種喜悅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這個的聚集的開始,不僅有 主的同在,更是有主的笑臉。」

漸 漸地,這個聚集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都柏林,其中包括了格羅夫(Anthony Norris Groves)與達秘(John Nelson Darby)。格羅夫原是一名牙醫,對主非常有心,願意撇下職業事奉主。他常常只留下一小部份的生活費,將其餘的錢全數捐給需要的人。他曾寫過一篇名為 「基督徒的奉獻」(Christian Devotedness)的文章,對喬治穆勒(George Mueller)影響甚大。他於1825年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在那裡遇見了弟兄們,並加入他們的聚集。達秘生於1800年,十五歲進入都柏林的三一 學院就讀,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學生。就讀法律的他,很快就進入愛爾蘭法院工作。然而達秘卻選擇成為聖公會的教士。達秘自述:「我尋找教會…然而在某種印象的 誤導下,我想到了羅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繼的聖禮、傳統和普世觀。…我繼承了完全的使徒職分,成為神施恩的唯一管道。」達秘當時認為,只有天主教才得神的 恩惠,因為他們承繼了使徒的職分。所以他將馬丁路德、加爾文和其跟從者,都摒除在「教會」之外。1827年冬天,達秘開始加入弟兄們的聚集,但是卻仍在國 家教會任職。儘管當時他還在腳踏兩條船,但是卻漸漸看見關於教會的真理。1828年,他寫下一篇文章,名為「思索基督教會的本質與合一」 (Considerations of 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該文成了弟兄會第一份出版的文件。1830年,他正式離開了聖公會。在達秘的帶領下,弟兄們的聚集擴展到英格蘭等地,成了一股「弟兄會運 動」,甚至影響到歐洲和美洲各地。在布里斯托(Bristol),弟兄會運動得著了喬治穆勒和亨利凱克(Henry Craik)。在英格蘭的普利茅斯,達秘得著了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牛頓的父母為貴格會信徒,他在牛津求學期間遇見了達秘。牛頓加入達秘的弟兄會運動後,他在普利茅斯(Plymouth)家,便成了弟兄會 在英格蘭第一個據點,後人也因此將他們稱為「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聚 集,不久便擴展到千人之多。牛頓形容這段初期的弟兄會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位信徒見證當時的光景,說:「這裡充滿了愛,如同在家裏般自在。他們的 教訓啟迪我,他們的喜樂鼓勵我,他們的交通安慰我,他們的扶持加強我,他們的單純使我感到甜美。這裡處處流露出聖靈的果子(加五22)。」儘管普利茅斯的 聚會是由達秘與牛頓共同主持,但是因著達秘常要到倫敦主持聚會、釋放信息,因此大部分的領導之責,還是在牛頓身上。達秘在倫敦的工作很有果效,鄰近的城市 都紛紛來此聽他講解聖經中的預言。其中一位就是後來加入弟兄會,並協助發行「聖經希臘文彙編」與「聖經希伯來文彙編」的魏格倫(G. V. Wigram)。

因著達秘所帶領的 聚集強調無階級制度,信徒彼此以「弟兄」互稱,因此又被稱作弟兄會。弟兄會有幾個主要的觀點和特色:一,主的桌子的設立,並不需要神職人員的批准;弟兄姊 妹在無神職人員在場的情況下,仍可聚集。二,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在主的名裏聚集,主就在他們中間。三,所有信徒皆有祭司職分,聖品階級完全不合聖經。 四,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信徒有彼此交通的必要。五,他們考察聖經中的預言,特別是尚未應驗的部分。六,他們接納一切主所接納的人,與他們一同擘餅、聚 集。七,他們並不排斥到其他團體講道。

然而,因著關於真理上 的歧見,弟兄之間出現了分裂。這個分裂主要是來自於對聖經預言的不同解釋。達秘認為,信徒會在大災難之前全體被提;牛頓卻認為,信徒必須經過大災難,並在 大災難結束前全體被提。而格羅夫則相信,唯有得勝的信徒才能有份千年國,作為其獎賞。此外,他們對於教會的本質、蒙召、以及治理上也有不同的意見。達秘認 為一地教會的責罰,應由全體教會決定。格羅夫則認為教會應直接受神的管理,不應彼此干涉。牛頓則主張各地教會應自行指派長老,各自處理行政事務。1846 年,達秘發表了一本「真相的來龍去脈」(A Narration of Facts),內含許多對牛頓的指責。隔年二月,英格蘭各地的弟兄們在倫敦聚集,同聲譴責「從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惡教訓」,並且絕對與之分離。

此 時,由穆勒和凱克帶領的伯賽大(Bethesda)弟兄會卻認為,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普利茅斯的教訓有異端之嫌,否則仍應一視同仁的接待他們,不可因任 何道理上的分歧而將他們隔絕。然而達秘卻認為,在伯賽大的弟兄們應立即斷絕與牛頓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將被隔絕。在達秘的堅持下,弟兄會分裂成以達秘為首 的「排外弟兄會」(Closed Brethren),以及以穆勒和格羅夫為首的「兼容弟兄會」(Open Brethren)。分裂後的弟兄會,仍然繼續的發展,兼容弟兄會致力於福音行動,範圍遍及中國、印度、非洲、紐西蘭等地,建立許多分送單張的文字機構。 排外弟兄會雖然也有少數有能力的傳道人,如「救、知、樂」的作者喬治克丁(George 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點還是在解經工作。他們中間出了幾位著名的解經教師,如開雷(William Kelley)、馬金多(Mackintosh)等。

2. 國度真理的恢復

因 著弟兄們對聖經預言的解釋,引起了此時期人們對於國度預言的普遍重視,出現了許多有名的解經家,其中一位就是郭維德(Robert Govett)。郭維德生於1813年,1830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畢業後被按立為英格蘭諾里奇的教牧。1844年,他因著無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嬰兒 洗禮,離開了聖公會,建立了索立郡教會(Surrey Chapel)。然而因著會眾人數眾多,不得不以維多利亞大會堂(Victoria Hall)作為聚集之所。1854年,索立郡教會重新啟用,郭維德便在此處執牧直到離世。郭維德有極佳的思維能力,對於真理總是追根究底。他查考末日審判 與千年國的關係,看見千年國是神給忠信信徒的獎賞。人雖然因信得救,但必須藉著信心所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 題。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 的信徒才有分。郭維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湯(David M. Panton),潘湯生於牙買加一個聖公會的家庭中,來到英國求學,在劍橋修得了律師學位。潘湯也是一位極出色的聖經教師,他所領導的禱告、研經和主日 學,均吸引大批的群眾參加。他也是「黎明」(Dawn)雜誌的編者之一,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關於解經的文章。


弟兄會的著名教師彭伯(G. H. Pember)與郭維德同時期,寫下了許多關於聖經預言的著作,是百年來最偉大的解經家之一。他與郭維德、潘湯等人的被提觀點一致,認為只有小部份得勝的信徒,可以在大災難前被提到空中與主相會。另一位解經家喬治蘭(George H. Lang)早年曾加入排外弟兄會,後來轉入了兼容弟兄會,受彭伯、司布真、喬治穆勒等人影響甚多。喬治蘭遊行英格蘭、蘇格蘭、挪威、德國、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印度等地傳講神的話語。

 

十九世紀弟兄會的復興

現在來看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乃是一個完全的復興。首先我們來看達祕弟兄和他所代表的復興。

一 八二七年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地方有一班人,其中有Cronin、Grove等,看見教會中有許多事是死的,沒有生命,只有 儀文,就開始求主指示他們,聖經所啟示神所要的教會應是如何?經過了禱告與交通,他們感覺到應起來照著哥林多前書十四章的原則聚會,於是就開始在一位弟兄 的家中擘餅。不久後,一位前聖公會的牧師達祕(J. N. Darby)就開始參加他們的聚會,在他們中間解經。以後從他們中間,又漸漸出了許多解經的人來,如開雷(William Kelly)、馬金多(Mackintosh)、牛頓(Newton)、柏勒(Bellett)等等。我因為讀了他們的書,就看見亮光,認識宗派組織的錯 誤,認識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教會不應由人意組織而成,只應直接由聖靈帶領。我們看今日之教會組織,多有人的遺傳與意見,而少有聖靈直接的引導,這不是神 的心意。在神的旨意裡,教會不應受人的控制,只應由聖靈來支配。凡是屬主的人,都該學習讓聖靈引導,而不跟隨人的支配。這些都是以上弟兄們所發現的亮光。

除 此之外,弟兄們對千年國度、被提的問題,以及但以理書、啟示錄等的預言解釋,都有許多的發現。他們是解釋舊約各種預表最有力的一班人,馬金多所著的《摩西 五經註解》,為同類之權威,佈道家慕迪對之極為推崇。他們又把聖經中對猶太人的預言與對教會的預言分別清楚。因為一百年前,許多人將對教會與對猶太人的預 言混在一起,以為對猶太人的預言都已應驗在教會身上。除此之外,這班弟兄們還寫了許許多多的著作。

這個時期,在英國有許多屬靈的弟兄們被興起來,除了以上所提的數位外,又有Charles Stanley、George Cutting等弟兄們。後者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名《救知樂》,告訴人得救是可以知道的,這本書現在中文已有譯本。福音的真理從這些弟兄們身上得著了全面的恢復。

此 外,又有郭維德(Govett)弟兄,看見基督徒得獎賞的問題,他發現人固然是因信得救,但在神面前卻是按著所行的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 活的問題。司布真(Spurgeon先生曾說,郭維德弟兄生得比他的時代早一百年,因為所講的道太過深奧。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 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這個時期的解經家層出不窮,另一個極有名的屬靈弟兄是彭伯(G. H. Pember),他有許多解經著作。此外,還有潘湯(Panton)、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等,後者曾著《聯合與交通》(Union and Communion)一書。對基督有極深之經歷。以上這些是極好的發現,將神不同的真現恢復回來,只是它們皆不能算是神最中心的真理。

此後,在英國還有慕勒(George Muller)弟兄被神興起,他在禱告的事上和對神話語的信心之事上,都有很好的學習。他主張人可以藉著禱告取用神的應許,又見證他如何在經濟上憑信心生活。



 

2022年3月2日 星期三

現代主義對美國教會之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緊接著的是美國趨向繁華的年代。事業發達、錢財富裕,使許多有錢人將大量捐款奉獻給教會。於是興建了許多富麗堂皇的大教堂。最出名的是浸信會河濱教堂及聖公會聖約翰座堂,兩間都在紐約市。

    為了配合美侖美奐的新建築,崇拜也更趨儀式化。牧師穿上牧師長袍,詩班也穿上詩班袍,教會音樂愈形莊嚴華麗,並加上牧師及詩班的入席和退席聖樂、會眾的應答詩歌以及詩班的聖歌。

    教會儀式越來越複雜,參加聚會的人數卻越來越少。好些教堂已經聽不到上帝的話,敬拜的心已從聚會中消失。教會失去了傳福音的基本功用,反而由自由神學(Liberalism)及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所取代。

    今日的自由神學主義被稱為現代主義(Modernism)。這種神學思想將成千上萬的信徒帶進一種模糊、無稽和不能滿足的信仰中。因它的教導包括許多卓越的看法,所以能吸引那些缺乏聖經之真理基礎的人。

    現代主義對於永恆的奧秘帶著敬畏的態度,他們對基督非常尊敬,認為祂是一位獨特的宗教奇才。他們贊揚聖經是一本了不起、偉大作品的總匯。但是他們不承認童貞女懷孕生子,及基督的神性。他們不承認世人都犯了罪及基督十字架的代贖之功。現代主義可以說否認全本聖經的基要教義,主要是因他們不信聖經是神所啟示的。他們認為聖經只是以色列人宗教思想、感情及經歷的紀錄。

    現代主義不信信仰中有任何權威,因此,他們不接受任何信條。由於他們主張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彼此之間也有根多歧異。

    今天,現代主義不像過去對自由那麼有把握,因為歷史證明瞭一些他們的錯誤。他們把人放在中心,取代上帝的地位;根據進化論,他們相信人類是朝向理想、美好、有用及幸福的境界邁進;他們把一切希望建立在人的身上,人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建設更好的世界,過美好的人生。

    然而,西元1929年發生經濟崩潰,接下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與殘酷,歷史證明人類確是不完全、充滿罪惡,而且無法向更美善的世界邁進。

 

財富影響教會

 

    西元1880年以後,美國的有錢人越來越多,大大影響教會生活。

    靈命復興主義仍然繼續,大約有八十間至九十間教會每年冬天舉行一系列奮興培靈會。露天聚會也在鄉村地區舉行,尤其是在南部一帶。但是卻有顯著的改變。

    在紐約沙妥誇湖邊(Chautauqua  Lake)舉行的露天聚會,清楚顯出當時人的富足:小屋取代了帳蓬。過去露天聚會是在樹下舉行,現在則以大帳幕取代。到西元1874年,演講和娛樂節目開始取代奮興信息。

    沙妥誇湖邊變成夏季活動的聞名地點。美國其他地區也開始了類似的營地,舉辦教育性及娛樂性活動,都以「沙妥誇」為名。

    靈命復興主義因一本書而遭到強烈批評,那是一位公理派牧師布士內爾(Bushnell)所寫的「基督徒的教養」(Christian  Nurture)。這本書使教會看重青年人的造就工作。靈命復興主義又於西元1902年再度受挫,這次是因「宗教復興的原始特點(Primitive  Traits in  Religious  Revivals)」一書造成的。

    工業時代使教會強調行政效率,於是成功的工商管理人才進入了教會的財務部門。

    財富的增加也加強求學的慾望,不但各宗派設立的學院增加,每個學院的注冊人數和收入也空前地增加。大學校長變成行政專家,他們最大的目標在為學校爭取大量捐款。

    這時,一些有錢人也在全美各地設立大學,包括芝加哥大學、康乃爾大學、史丹福大學及四間女子學院:華沙學院(Vassar)、史密斯學院(Smiih)、衛斯理學院(We11es1ey)及布林馬爾學院(Bryn  Mawr)。其中有幾間是由一批認清自己是「上帝的金錢管家」的信徒所設立的基督教學府。

近代美國教會面對之社會問題

 

    在工業發達、經濟成長的情況下,許多教會開始關心社區中的社會問題。

    1880年代後,許多人往城市裏搬;新移民又為城市增加更多的人口,貧民窟漸漸形成,許多人受狹窄而不衛生的條件所影響;面對這些社會問題,所謂的「制度化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便形成了。

    「制度化教會」的創始人是威廉米倫伯(William  Muhlenberg),他是美國信義宗開荒牧師米綸伯的曾孫。從西元1846到1858年間,他是紐約市聖教會教區長,在他的激勵下,教會贊助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紐約第一公理教會的畢察(Thomas  Beecher)牧師,於西元1872年在教會加建體育館、演講廳及圖書館。康威爾(Con-well)牧師於西元1891年,在費城浸禮派聖殿教會中增加社會關懷部門,又開縫紉班、閱覽室、體育館及夜校。白天工作的人,可以在夜校接受義務老師所提供的免費教育,這間夜校後來發展成「聖殿大學」(Temple  University)。

    許多神學院課程中都增加了「基督教社會學」及「社會服務」的課程。西元1908年美國基督教聯會也采納了「社會信條」(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

    這一切關懷社會的活動,漸漸使教會忘卻它的主要功用,許多人迫切地遵照主耶穌「愛鄰舍」的命令,但卻逐漸忽略「因信得救」的純正福音。

   「關懷社會」是基督徒應做之事,然而教會最重要的工作還是福音的廣傳,以及聖禮的施行,這些事永不可忽略,也不可放在次要地位。

 

近代美國教會與宗教教育

 

美國教會歷史的一項特點是,自西元1880年後,教會面對宗教教育問題。

    在該世紀的開始,已經有很多復原派教會對公立學校缺乏宗教教育,而深表不滿。在殖民地時代,宗教是教育的主要部門,然而,宗教內容逐漸被挪走。許多教會領袖看清這是全民的危機,而當時家庭與主日學工作尚沒有補上這個缺口。

    於是他們嘗試把主日學工作做好。西元1872年,有系統的主日學教材開始出現,並有各種「教學輔導」版本。有些教會為了使主日學工作更趨完善而興建教育館,並推出師資訓練課程;結果挑起了主日學的熱誠,主日學工作有顯著的進展。有些大教會設立宗教教育部主任;有些州也有專人負責宗教教育部門;週間與暑期聖經學校設立起來;有些地區的學校提早放學,讓孩子可以參加聖經班。神學院裏增開宗教教育系,以便訓練更多的老師。然而這許多努力的結果,仍然令人失望。

    天主教、信義宗、安息日會與改革宗的信徒,則采另一種作法。他們對公立學校給孩子的教導不滿;覺得每週只有一小時宗教教育課,師資又缺乏經驗,絕對無法與五天在專業教師下的教育抗衡,他們更覺得,不應該以撒一點鹽的方式教導孩子宗教,而應該讓所有的科目都浸透在其中,因此他們自己設立學校,自幼稚園到大學, 每週上五天課,所有科目的立場都符合信仰的原則。

    天主教、信義宗、安息日會的學校和改革宗學校,在組織上有所不同。前三者為屬於教會的學校(Parochial School),後者則大半為社會管理的學校(society-controlled  schools)。

    改革宗教會跟隨荷蘭該伯爾的腳蹤,深信人生必須被基督教信仰所管理,但不是被教會所控制。他們相信教會的功用是傳福音及施行聖禮,而非興辦學校。但是基督徒家長必須建立、維持、並管理自己的基督教學校。因此改革宗家長協會負責三百五十間基督教小學及中學,管理七萬名學生及三千五百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這些學校都是「國際基督教學校」(Christian Schools International)的會員。

   「宗教教育」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沒有宗教教育,這個國家必走向毀滅。美國國勢再強,若在公立學校中沒有宗教教育,必然難逃毀滅的結局。由於撒但在公立學校教育的影響越趨明顯,使其他宗派教會也感到有成立教會學校的必要。浸禮派、神召會及其他教會的家長所成立的基督教學校,組織了全國基督教學校協會,會址設在伊利諾州的惠敦鎮(Wheaton)。聖公會也有許多私立學校。

 

美國教會面對戰爭與和平問題

 

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和悲劇,以及新戰爭爆發的危險,使人類在整個歷史中不斷尋求和平的保障。有些團體的宗旨雖然在保守和平,但一旦戰爭不可避免時,他們仍應召出征;但另有些團體視戰爭為罪惡,絕對不肯參戰。

    自殖民地時代,貴格派、莫拉維弟兄會、門諾派及頓克派來到美國後,就有了和平運動。除了這些反戰的宗教團體外,西元1826年,全美國各州有五十多個和平協會。參加的會員大半是牧師及虔誠的平信徒。西元1830至1840年間,教會經常通過一些維護國際和平的決議案。

    西元1898年,美國與西班牙之戰後,和平運動更加積極。西元1909年,舉行第一屆海牙會議,有二十六個代表出席。卡內基(Carnegie)捐出數百萬元,促進世界和平,並在海牙建造和平之宮。有許多主張和平的信息在各地發表,使得不少美國人夢想著一個和平公正的新時代即將出現。但是,突然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美夢隨即幻滅。

    在戰爭中,那些提倡和平的人如何持守自己的立場?對極大部份的人而言,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他們認為「戰爭的目的是為終止戰爭」,因此,這些教會的牧師和信徒為了和平,而以全力支持戰爭。

    仍然大膽公然反戰的人,則遭不良待遇。有些教會的牧師在傳講和平的信息時,聽眾當面走出教堂。有很多牧師在壓力之下,被逼辭職。一位牧師因為不肯加入自由借款籌募運動,房子被人漆成黃色。五十五位各宗派牧師被捕,其中一位判刑二十五年。洛杉磯一個反戰基督徒聚會被暴民攻破,三位領導人物被捉,受審,罰款及下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運動又變得正面而積極,裁軍成為具體的目標。但是希特勒的興起,以及他對猶太人的屠殺,對民族自由的摧毀,裁軍又變成必須重新檢討的課題。

    兩顆原子彈一下子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為和平運動帶來新的衝擊,因著核子戰爭的可能性,以及使用毀滅性武器的倫理問題,造成多次「禁核示威」和監視核子武器裝設的行動。

 

美國新移民不守清教徒式安息

 

內戰之後,歐洲移民比任何時期更多,從西元1865到1884年,七百餘萬移民進入美國,幾乎一半來自愛爾蘭和德國,愛爾蘭移民全是天主教徒,德國移民則包括天主教徒、信義宗信徒及唯理派信徒。

    在當時,全美國嚴格遵行主日安息的規定。禮拜天所有商店關門,沒有人在禮拜天野餐或旅行,更無所謂「週末」可言。大部份美國人在禮拜天早上到教堂崇拜,晚上再參加晚間崇拜,他們繼承了新英格蘭清教徒或加爾文派奉行主日安息的傳統。

    但信義宗及天主教新移民卻為美國帶來了所謂的「大陸式安息」(Continental  Sabbath),芝加哥是新移民的聚居之地。主日在芝加哥乃被描寫為:「上午是柏林,下午、晚上是巴黎,」意即,在芝加哥的人只有主日上午去教堂,下午、晚上便是休閑玩樂的時間。新移民嘲笑美國人守主日的方式,為「清教徒式安息」(Puritan  Sabbath)。

 

2021年12月5日 星期日

教會面對新問題

 

1. 新移民不守清教徒式安息

 

    內戰之後,歐洲移民比任何時期更多,從西元18651884年,七百余萬移民進入美國,幾乎一半來自愛爾蘭和德國,愛爾蘭移民全是天主教徒,德國移民則包括天主教徒、信義宗信徒及唯理派信徒。

 

    在當時,全美國嚴格遵行主日安息的規定。禮拜天所有商店關門,沒有人在禮拜天野餐或旅行,更無所謂「週末」可言。大部份美國人在禮拜天早上到教堂崇拜,晚上再參加晚間崇拜,他們繼承了新英格蘭清教徒或加爾文派奉行主日安息的傳統。

 

    但信義宗及天主教新移民卻為美國帶來了所謂的「大陸式安息」(Continental  Sabbath),芝加哥是新移民的聚居之地。主日在芝加哥乃被描寫為:「上午是柏林,下午、晚上是巴黎,」意即,在芝加哥的人只有主日上午去教堂,下午、晚上便是休閒玩樂的時間。新移民嘲笑美國人守主日的方式,為「清教徒式安息」(Puritan  Sabbath)。

 

2. 社區福音工作

 

    新移民絕大部份非常貧窮,因而大城市中均興建了龐大的貧民社區。這些「外國人」(Foreigners)和教會毫無接觸。

 

    許多教會看到這廣大的需要,將神的話帶到他們中間。西元1867年,浸禮派家庭宣教協會共有四十九位被按立的「外國人」,分別在德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威爾斯人、挪威人、瑞典人及丹麥人中間工作。同時在浸禮派的三間神學院中,設立外文系,訓練傳道人專門向這批外國人傳福音。到如今,仍有許多宗派在美國大城中推動全國性福音工作。

 

    白人不斷進來,紅人不斷被擠出去,以致造成好幾次印第安人之戰,最後政府實行印第安人保留區制度後,才安定下來。一些教會也將許多精力放在向印第安人傳福音的工作上。

 

3. 財富影響教會

 

    西元1880年以後,美國的有錢人越來越多,大大影響教會生活。

    靈命復興主義仍然繼續,大約有八十間至九十間教會每年冬天舉行一系列奮興培靈會。露天聚會也在鄉村地區舉行,尤其是在南部一帶。但是卻有顯著的改變。

 

    在紐約沙妥誇湖邊(Chautauqua  Lake)舉行的露天聚會,清楚顯出當時人的富足:小屋取代了帳蓬。過去露天聚會是在樹下舉行,現在則以大帳幕取代。到西元1874年,演講和娛樂節目開始取代奮興資訊。

 

    沙妥誇湖邊變成夏季活動的聞名地點。美國其他地區也開始了類似的營地,舉辦教育性及娛樂性活動,都以「沙妥誇」為名。

 

    靈命復興主義因一本書而遭到強烈批評,那是一位公理派牧師布士內爾(Bushnell)所寫的「基督徒的教養」(Christian  Nurture)。這本書使教會看重青年人的造就工作。靈命復興主義又於西元1902年再度受挫,這次是因「宗教復興的原始特點(Primitive  Traits in  Religious  Revivals)」一書造成的。

 

    工業時代使教會強調行政效率,於是成功的工商管理人才進入了教會的財務部門。

 

    財富的增加也加強求學的欲望,不但各宗派設立的學院增加,每個學院的註冊人數和收入也空前地增加。大學校長變成行政專家,他們最大的目標在為學校爭取大量捐款。

 

    這時,一些有錢人也在全美各地設立大學,包括芝加哥大學、康乃爾大學、史丹福大學及四間女子學院:華沙學院(Vassar)、史密斯學院(Smiih)、衛斯理學院(We11es1ey)及布林瑪律學院(Bryn  Mawr)。其中有幾間是由一批認清自己是「神的金錢管家」的信徒所設立的基督教學府。

 

4. 社會問題

 

    在工業發達、經濟成長的情況下,許多教會開始關心社區中的社會問題。

 

    八十年代後,許多人往城市裡搬;新移民又為城市增加更多的人口,貧民窟漸漸形成,許多人受狹窄而不衛生的條件所影響;面對這些社會問題,所謂的「制度化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便形成了。

 

    「制度化教會」的創始人是威廉米倫伯(William  Muhlenberg),他是美國信義宗開荒牧師米綸伯的曾孫。從西元18461858年間,他是紐約市聖教會教區長,在他的激勵下,教會贊助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紐約第一公理教會的畢察(Thomas  Beecher)牧師,于西元1872年在教會加建體育館、演講廳及圖書館。康威爾(Con-well)牧師于西元1891年,在費城浸禮派聖殿教會中增加社會關懷部門,又開縫紉班、閱覽室、體育館及夜校。白天工作的人,可以在夜校接受義務老師所提供的免費教育,這間夜校後來發展成「聖殿大學」(Temple  University)。

 

    許多神學院課程中都增加了「基督教社會學」及「社會服務」的課程。西元1908年美國基督教聯會也採納了「社會信條」(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

 

    這一切關懷社會的活動,漸漸使教會忘卻它的主要功用,許多人迫切地遵照主耶穌「愛鄰舍」的命令,但卻逐漸忽略「因信得救」的純正福音。

 

   「關懷社會」是基督徒應做之事,然而教會最重要的工作還是福音的廣傳,以及聖禮的施行,這些事永不可忽略,也不可放在次要地位。

 

5. 宗教教育

 

    美國教會歷史的一項特點是,自西元1880年後,教會面對宗教教育問題。

 

    在該世紀的開始,已經有很多復原派教會對公立學校缺乏宗教教育,而深表不滿。在殖民地時代,宗教是教育的主要部門,然而,宗教內容逐漸被挪走。許多教會領袖看清這是全民的危機,而當時家庭與主日學工作尚沒有補上這個缺口。

 

    於是他們嘗試把主日學工作做好。西元1872年,有系統的主日學教材開始出現,並有各種「教學輔導」版本。有些教會為了使主日學工作更趨完善而興建教育館,並推出師資訓練課程;結果挑起了主日學的熱誠,主日學工作有顯著的進展。有些大教會設立宗教教育部主任;有些州也有專人負責宗教教育部門;周間與暑期聖經學校設立起來;有些地區的學校提早放學,讓孩子可以參加聖經班。神學院裡增開宗教教育系,以便訓練更多的老師。然而這許多努力的結果,仍然令人失望。

 

    天主教、信義宗、安息日會與改革宗的信徒,則采另一種作法。他們對公立學校給孩子的教導不滿;覺得每週只有一小時宗教教育課,師資又缺乏經驗,絕對無法與五天在專業教師下的教育抗衡,他們更覺得,不應該以撒一點鹽的方式教導孩子宗教,而應該讓所有的科目都浸透在其中,因此他們自己設立學校,自幼稚園到大學,每週上五天課,所有科目的立場都符合信仰的原則。

 

    天主教、信義宗、安息日會的學校和改革宗學校,在組織上有所不同。前三者為屬於教會的學校(Parochial School),後者則大半為社會管理的學校(society-controlled  schools)。

 

    改革宗教會跟隨荷蘭該伯爾的腳蹤,深信人生必須被基督教信仰所管理,但不是被教會所控制。他們相信教會的功用是傳福音及施行聖禮,而非興辦學校。但是基督徒家長必須建立、維持、並管理自己的基督教學校。因此改革宗家長協會負責三百五十間基督教小學及中學,管理七萬名學生及三千五百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這些學校都是「國際基督教學校」(Christian Schools International)的會員。

 

   「宗教教育」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沒有宗教教育,這個國家必走向毀滅。美國國勢再強,若在公立學校中沒有宗教教育,必然難逃毀滅的結局。由於撒但在公立學校教育的影響越趨明顯,使其他宗派教會也感到有成立教會學校的必要。浸禮派、神召會及其他教會的家長所成立的基督教學校,組織了全國基督教學校協會,會址設在伊利諾州的惠敦鎮(Wheaton)。聖公會也有許多私立學校。

 

6. 戰爭與和平問題

 

    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和悲劇,以及新戰爭爆發的危險,使人類在整個歷史中不斷尋求和平的保障。有些團體的宗旨雖然在保守和平,但一旦戰爭不可避免時,他們仍應召出征;但另有些團體視戰爭為罪惡,絕對不肯參戰。

 

    自殖民地時代,貴格派、莫拉維弟兄會、門諾派及頓克派來到美國後,就有了和平運動。除了這些反戰的宗教團體外,西元1826年,全美國各州有五十多個和平協會。參加的會員大半是牧師及虔誠的平信徒。西元18301840年間,教會經常通過一些維護國際和平的決議案。

 

    西元1898年,美國與西班牙之戰後,和平運動更加積極。西元1909年,舉行第一屆海牙會議,有二十六個代表出席。卡內基(Carnegie)捐出數百萬元,促進世界和平,並在海牙建造和平之宮。有許多主張和平的資訊在各地發表,使得不少美國人夢想著一個和平公正的新時代即將出現。但是,突然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美夢隨即幻滅。

 

    在戰爭中,那些提倡和平的人如何持守自己的立場?對極大部份的人而言,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他們認為「戰爭的目的是為終止戰爭」,因此,這些教會的牧師和信徒為了和平,而以全力支持戰爭。

 

    仍然大膽公然反戰的人,則遭不良待遇。有些教會的牧師在傳講和平的資訊時,聽眾當面走出教堂。有很多牧師在壓力之下,被逼辭職。一位牧師因為不肯加入自由借款籌募運動,房子被人漆成黃色。五十五位各宗派牧師被捕,其中一位判刑二十五年。洛杉磯一個反戰基督徒聚會被暴民攻破,三位領導人物被捉,受審,罰款及下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運動又變得正面而積極,裁軍成為具體的目標。但是希特勒的興起,以及他對猶太人的屠殺,對民族自由的摧毀,裁軍又變成必須重新檢討的課題。

 

    兩顆原子彈一下子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為和平運動帶來新的衝擊,因著核子戰爭的可能性,以及使用毀滅性武器的倫理問題,造成多次「禁核示威」和監視核子武器裝設的行動。

 

7. 現代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緊接著的是美國趨向繁華的年代。事業發達、錢財富裕,使許多有錢人將大量捐款奉獻給教會。於是興建了許多富麗堂皇的大教堂。最出名的是浸信會河濱教堂及聖公會聖約翰座堂,兩間都在紐約市。

 

    為了配合美侖美奐的新建築,崇拜也更趨儀式化。牧師穿上牧師長袍,詩班也穿上詩班袍,教會音樂愈形莊嚴華麗,並加上牧師及詩班的入席和退席聖樂、會眾的應答詩歌以及詩班的聖歌。

 

    教會儀式越來越複雜,參加聚會的人數卻越來越少。好些教堂已經聽不到神的話,敬拜的心已從聚會中消失。教會失去了傳福音的基本功用,反而由自由神學(Liberalism)及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所取代。

 

    今日的自由神學主義被稱為現代主義(Modernism)。這種神學思想將成千上萬的信徒帶進一種模糊、無稽和不能滿足的信仰中。因它的教導包括許多卓越的看法,所以能吸引那些缺乏聖經之真理基礎的人。

 

    現代主義對於永恆的奧秘帶著敬畏的態度,他們對基督非常尊敬,認為他是一位獨特的宗教奇才。他們讚揚聖經是一本了不起、偉大作品的總匯。但是他們不承認童貞女懷孕生子,及基督的神性。他們不承認世人都犯了罪及基督十字架的代贖之功。現代主義可以說否認全本聖經的基要教義,主要是因他們不信聖經是神所啟示的。他們認為聖經只是以色列人宗教思想、感情及經歷的紀錄:

    現代主義不信信仰中有任何權威,因此,他們不接受任何信條。由於他們主張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彼此之間也有根多歧異。

 

    今天,現代主義不像過去對自由那麼有把握,因為歷史證明了一些他們的錯誤。他們把人放在中心,取代神的地位;根據進化論,他們相信人類是朝向理想、美好、有用及幸福的境界邁進;他們把一切希望建立在人的身上,人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建設更好的世界,過美好的人生。

 

    然而,西元1929年發生經濟崩潰,接下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與殘酷,歷史證明人類確是不完全、充滿罪惡,而且無法向更美善的世界邁進。

 

8. 宣教活動

 

    西元1898年的美西戰爭,為復原派教會打開了菲律賓及波多黎各的工廠。在這兩處地方作宣教工作的各派教會,以合作的精神一同工作。

 

    自從西元1886年「學生立志佈道運動」(Student Vo1unt-eer Movement)興起後,宣教工作得到強烈的熱誠和支持。穆特(Mott)成為該運動的偉大領袖。西元1906年又組織了平信徒宣教運動(Laymen’s Missionary  Movement),使國外佈道工作向全世界各民族進軍,同時本地的宣教工作,也在各大宗派推動下,在西部各州及阿拉斯加進行。

 

    然而,正當教會努力發展西部及國外宣教活動之時,現代主義滲透進來,並普遍傳佈,成為福音工作最大的攔阻;因為現代主義所傳的是另外一個福音,他們刪除了純正福音的重點,就是把人類需要救恩及耶穌基督寶血的功效刪除,把整個基督教宣教的目的破壞無遺。

 

    現代主義傳福音的唯一目的,是將西方文化帶給非洲及東方人。然而,印度、中國和日本早有了他們自己優越的文化,對他們而言,西方文化已經淪落,並有許多嚴重的錯誤。

 

    由於現代主義的影響,教會經濟的來源及宣教的人力,驚人地下降。曾經一度在各大學轟轟烈烈的學生立志佈道運動,消聲匿跡。穆特的口號:「在這一代把福音遍傳全球」也失去了意義。到了西元1930年,宣教工作顯然面臨嚴重的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宣教活動有了急遽的轉變,因為有許多國家獨立(尤其是在非洲),民族主義精神在這些新文化中興盛,使宣教士面臨困難的情況。宣教士被看為西方派來的特務,基督教被看為當地宗教信仰的敵人。眼看著外國宣教士的工作即將告終,各宣教團體開始強調當地領袖的訓練,培植當地基督徒領袖,使他們自己組織教會。

 

    不但新興的國家嚴禁宣教士的活動,連其他非基督教國家也重新確定他們的宗教。錫蘭的教會學校被敵對的政府沒收;印度不歡迎宣教士;也有許多其他國家表示不歡迎宣教士;中國大陸之門關閉;共產國家的宣教工作也大大減縮。當然,日本以及中、南美洲的開放,又給宣教工作帶來新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