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簡述
十八世紀的英國，道德廢弛，社會黑暗。聖公會的神職人員靈性普遍低落，酗酒問題嚴重。在這種光景之下，改革復興的需要與日俱增。1728年，羅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籲教會重新建立屬靈秩序。各樣鼓勵人禱告、讀經、培靈的「會社」也紛紛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復興，還是要到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運動，才真正匯集成為一道洪流。
約
翰生於1703年，是家中的第十五個孩子。父親撒母爾衛斯理（Samuel
Wesley）是聖公會愛普渥（Epworth）農村教區的牧師，為人剛直勤奮。母親蘇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嚴謹的教育她的十九個孩子。1720
年，約翰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就讀（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畢業後繼續進入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深造，廿二歲就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其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亦於1726年進入牛津基督教會學院就讀，並發起了一個以勉勵學習、追求聖潔為宗旨的同好會。後來約翰回到了牛津，便做了
這個同好會的領袖。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並樂意賙濟窮人。同學們戲稱這個小組是「聖潔會」，後來索性稱他們為「循道友」
（Methodists），形容他們對理想教會的追求。
1735
年，衛斯理兄弟應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聲，前往喬治亞（Georgia）傳教。當他們的船在大西洋時，遇上了暴風，約翰對於同船的摩爾維亞信徒，在惡劣的
環境中仍能唱詩讚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們在喬治亞的傳教工作並不如理想中順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問題返回英國。約翰在喬治亞期間，與摩爾維亞弟
兄們多有接觸，1738年回到倫敦後，便繼續與他們來往。在摩爾維亞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幫助下，約翰發現自己不能憑著聖潔或律法得救。1738年5月24日，約翰不大情願的走到艾德門街（Aldersgate）聚會。聚會
中，約翰聽見了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文，恍然大悟，藉著信入耶穌基督，獲得了新生。這可視為他基督徒生活的開始。三星期後，約翰動身前往德國，與新
生鐸夫會面，並參觀主護村。
回 到英國後，約翰應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傳道。懷腓特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傳道人，年幼時家境清貧，在友人的幫助下，進入牛津大學半工半
讀。他在牛津求學期間，認識了衛斯理兄弟，並加入了「聖潔會」。懷腓特的講道感力極強，引起守舊派人士不滿，教會向他關閉。1739年2月，懷腓特開始在
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曠野，向礦工傳道，成千的人流淚相信耶穌。起初，約翰對於在田野講道一事有些猶豫，但隨後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
信徒講道。儘管約翰的講道不如懷腓特那樣出色，但是福音卻帶著聖靈的能力傳遍了全英國，成千上萬的人悔改得救。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勞苦奔波的四處傳道，走
遍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各地，帶進了英國福音派的大復興。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約
翰衛斯理極富組織及管理的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後，必須進一步的造就。為了要栽培這些復興的信徒，他在1739年，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會社。「宗教會社」
是當時普遍流行的制度，將信徒分為若干小組，方便彼此造就。約翰輪流探訪這些會社，負責監察及紀律的執行。因著人數的增長，牧養會社的工作日漸加重。
1742年起，約翰開始允許平信徒講道；並隨著會社的發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財物）、教師（照顧學校）、探訪員（探訪病人）等非正式的職務。1744年，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年度會議，之後將全會社劃分成幾個教區（Circuit），由遊行傳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行，並設立教區長（Superintendent），管理教區事務。
儘
管循道會社蓬勃發展，約翰衛斯理卻無意使其脫離聖公會，而將會社視為國家教會的一部份。然而，循道運動已逐漸發展出獨立的體系，又與聖公會神學觀點不一，
終究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約翰與懷腓特在關於揀選與救恩的真理上，亦持不同看法。懷腓特贊成加爾文派的觀點，認為人的得救是神預先的揀選與施恩。約翰衛斯
理則受聖公會的影響，傾向亞米紐斯觀點，認為基督為眾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雖然雙方時有辯論，卻未損及友誼，也未影響兩人傳講因信稱義之道的負擔；然
而，在教義與組織方面，確走向了不同的發展。1748年，懷腓特得到了漢廷頓伯爵夫人的支持，這位有錢的伯爵夫人自創了許多會社，發展出循道會中的「漢廷
頓夫人系」，演變成為循道會中的加爾文派。1770年，循道會的年度議會上，約翰衛斯理堅決為亞米紐斯派辯護，獲得了瑞士神學家傅勒徹爾（John
William
Fletchler）的支持，傅勒徹爾也逐漸成為循道運動的重要神學家之一。1779年，漢廷頓夫人系從英國聖公會中獨立出來，成為威爾斯循道會。
1784年，約翰衛斯理制訂宣言書（Deed of
Declaration），選出百人的議會，在衛氏死後繼續接掌會社事宜。同年，因著北美宣教的需要，衛斯理和聖公會的若干位長老，一同按立了長老和美國
循道會的監督。然而，循道會一直要到衛斯理死後，1795年的「和平計畫」（Plan of Pacification）才真正成為一獨立教會。
約
翰衛斯理作工極為勤奮，五十年內旅行佈道超過廿五萬哩，足跡遍及英、德、荷等地，講道四萬多篇。在他去世之時，循道會在英國已有八萬會眾，美國也有六萬之
多。今日循道會在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信徒，是英、美屬一屬二的福音派團體。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逝於倫敦，留下了「一批為數不少的書籍，一件穿舊了的牧
師袍，一個常被咒罵的名字，以及一個循道教會（衛理公會）。」其弟查理衛斯理雖不如約翰那樣出名，但卻與以撒華滋（Issac
Watts）、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同被列教會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查理一生創作了七千多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詩歌也收錄在我們所使用的詩歌本中，如《詩歌》
74首「聽阿，天使讚高聲」，135首「哦！願我有千萬舌頭」，144首「我們要從哪裡說起」，209首「耶穌你的全勝的愛」，391首「你這『恬靜』隱
密之源」，729首「耶穌，我人的愛人」等。
十
八世紀循道運動所帶來的新鮮與復興，喚醒了當時腐敗黑暗的英國。他們尋求公義、摒棄惡習，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會革新的力量。這股力量影響了日後英國的司
法制度，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國各個福音派公會，得到了普遍的復興，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蓬勃發展的海外宣教運動，立定了根基。
3. 屬靈復興
從
十八世紀德國敬虔運動開始，福音派便逐漸從死沉的宗教儀文中覺醒；衛斯理的循道運動，將這股復興的流推上了高峰。不僅英格蘭、蘇格蘭等地的屬靈風氣為之一
振，連其他新開展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也進入了大的復興。在這段時期之中，福音派普遍看重個人的信心與經歷、十字架與復活等教義、以
及福音的傳揚。
英國福音派的復興
在英國方面，除了循道會之外，聖公會福音派在康威爾（Cornwall）的帶領下，也尋求教會的更新。其他中層知識份子，如詹姆斯赫維（James
Hervey）、威廉羅曼尼（William Romaine），也在不同方面致力於福音的傳揚。其他如創立英行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亨利韋恩（Henry Venn），對英國文藝界深具影響力的福音派作家摩爾（Hannah
Moore），劍橋三一教會的牧師查理西面（Charles Simeon），以及聖公會牧師約翰牛頓（John
Newton）等人，都為當時福音派注入新鮮的活力。
1769 年，循道會開始了主日學的工作。1786年，英國教會主日學（The
Church of England）成立，將此種免費的宗教教育普及化，並於1803年創立了第一個主日學協會（Sunday School
Union）。福音運動也成了社會改革的動力，1807年，在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推動下，英國國會立法廢除了境內的奴隸買賣制度。此後舉凡監獄人權、不良風俗、兒童勞工等問題，亦一一獲得改善。循道會也積極
從事社會救助，以實際的行動關心貧民、分派衣食、並設置醫療機構。英國福音派的復興，使許多人悔改相信耶穌，激發出一股鮮活的生命力。
威爾斯與蘇格蘭的復興
復
興的風早在1735年就吹到了威爾斯。在泰加斯（Talgarth）一地，一位名為哈里斯（Howell
Harris）的學校校長，在偶然閱讀一分刊物後深受感動，在主日聚會中受了浸。他受浸之後全然火熱，不僅四處向人見證救恩，還組織信徒小組，該小組就是
後來的威爾斯加爾文循道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哈里斯盼望加入聖公會的事奉行列，但遭到拒絕，他便以平信徒的身分四處傳揚福音。他的講到復興了整個南威爾斯，幾乎可媲美衛斯理和
懷腓特在英國的工作。同時，另有一位名叫羅蘭滋（Daniel
Rolands）的信徒，在蘭吉度（Llangeitho）一地講道，並與哈里斯同工，為威爾斯帶進了大復興。蘇格蘭的復興要歸功於懷腓特。1741年，
他應邀到該地作工，當時蘇格蘭的宗教連姓普遍低落，懷腓特的到訪使得此地開始了復興，並進而擴展到加堡斯梁（Cambuslang）和基書
（Kilsyth）等地。
美洲的復興
美 洲的復興最早可以追溯至1720年。德國的敬虔主義者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在北新澤西開始傳講內裏更新的信息，並設立福音性的禱告聚會。他的傳講至終興起了一股復興，產生了美國的荷蘭更正教會。
1734年，麻州諾坦普頓的公理會牧師約翰愛德華滋（Johnathan
Edwards），因著擔心當地信徒的屬靈情形，開始傳講一系列信息，因而帶進了全鎮人民的悔改。他將諾坦普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神奇妙作為的忠實報導》
（Faithful Narrative of Surprising Works of
God），成了極為暢銷的作品。他的講道和著作，造成了大的復興。三年之內，復興的浪潮遠佈新英格蘭、紐約、新澤西、賓州、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等地。浸信會
與長老會都在這些地區急速擴展。大復興在1740年懷腓特加入後達到了高潮。他與富瑞林浩生、愛德華滋等人組成聯合團體巡迴佈道，功效卓著。美洲的大復興
不僅改善了信徒的宗教生活，也為本土的宗派紮下根基。各教會紛紛開辦大學，提高教育素質，加強對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傳教工作，並萌發了日後民主政治的思想。
2017年10月10日 星期二
約翰衛斯理
18世紀的英國，正值工業革命。鄉村人口大量外流到都巿去。工人生活窮困、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並且因為工人子弟無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工人的身份變成世代循環無法翻身。而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英國這種惡劣的環境，卻沒有發生像法國一般的流血革命。有法國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認為原因是因為英國有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領導的福音派復興運動，這使得英國社會穩定。而這個論點即為著名的「哈愛理命題」，被認為是解釋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歷史最接近真相的學說。
當時英國也是有基督教信仰「英國國教」，不過那是已經腐爛掉的信仰。教會已成為徒具形式、沒有愛與生命的國家機構。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別提會去關心窮人。而有一個基督徒，叫做約翰衛斯理，他在英國掀起大規模的奮興運動，復興已經腐化了的英國國教。
約翰衛斯理於西元1703年出生在英國的愛普窩（Epworth）。他的父親是牧師，母親則生了一堆孩子，他排行第十六。有次家裡失火，他被人從窗戶丟出來，而另一個人接住他。這個特殊駭人的場景，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他認為自己蒙上帝特別保守，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在1738年他在一場聚會中經歷到來自上帝特殊的感動。之後他就開始與他的朋友懷特腓德與兄弟查理，展開一長串的福音佈道運動。他最有名的傳聞就是，他到處講道，坐在馬背上，旅行過好幾千里的路程。講道的次數也超過兩萬多次。
約翰衛斯理到處佈道之外，他也擁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他將渴慕上帝的人組成一個個小組（稱為「班會」Class和「小團」 band），再透過小組去關心吸收更多的人。他重視信仰的生活實踐，認為每個基督徒都得「成聖」。而「成聖」之道，就是因著愛上帝而愛人，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這種「成聖」觀的作用下，一個人接受的主耶穌做救主，就一定會去向他人傳福音，將這個好消息與人分享，也同時會因為關心他人，而造成社會改革。內心火熱的基督徒必然抗議當代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加上約翰衛斯理擅長組織「團體」，將一群火熱的基督徒聚集一起成關懷互助的團體，這些團體又對外開放，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於是基督信仰的觸角便深入各種職場的窮人（掘井業、工業、礦區）。」
就這樣一連串的福音行動，也造成了社會改革。約翰衛斯理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後來，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很多是由於衛斯理這種循道會精神所影響。因此他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對自己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的話，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另一方面，那些對上帝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因著約翰衛斯理的宣教運動，而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潑起來。這些勞工階級也彼此戶相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
一個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約翰衛斯理，所推動的福音運動造成了社會改革，使基督信仰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而英國也因此而不至於如同法國發生流血革命。如今我們台灣，也正處於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人心糜爛的時代。我們基督徒或許可以從約翰衛斯理身上學習不僅重視個人倫理，也得走出來，關注社會倫理。對現有的不道德惡質文化，讓基督信仰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這正是耶穌呼召我們做光做鹽的使命！
當時英國也是有基督教信仰「英國國教」，不過那是已經腐爛掉的信仰。教會已成為徒具形式、沒有愛與生命的國家機構。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別提會去關心窮人。而有一個基督徒，叫做約翰衛斯理，他在英國掀起大規模的奮興運動，復興已經腐化了的英國國教。
約翰衛斯理於西元1703年出生在英國的愛普窩（Epworth）。他的父親是牧師，母親則生了一堆孩子，他排行第十六。有次家裡失火，他被人從窗戶丟出來，而另一個人接住他。這個特殊駭人的場景，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他認為自己蒙上帝特別保守，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在1738年他在一場聚會中經歷到來自上帝特殊的感動。之後他就開始與他的朋友懷特腓德與兄弟查理，展開一長串的福音佈道運動。他最有名的傳聞就是，他到處講道，坐在馬背上，旅行過好幾千里的路程。講道的次數也超過兩萬多次。
約翰衛斯理到處佈道之外，他也擁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他將渴慕上帝的人組成一個個小組（稱為「班會」Class和「小團」 band），再透過小組去關心吸收更多的人。他重視信仰的生活實踐，認為每個基督徒都得「成聖」。而「成聖」之道，就是因著愛上帝而愛人，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這種「成聖」觀的作用下，一個人接受的主耶穌做救主，就一定會去向他人傳福音，將這個好消息與人分享，也同時會因為關心他人，而造成社會改革。內心火熱的基督徒必然抗議當代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加上約翰衛斯理擅長組織「團體」，將一群火熱的基督徒聚集一起成關懷互助的團體，這些團體又對外開放，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於是基督信仰的觸角便深入各種職場的窮人（掘井業、工業、礦區）。」
就這樣一連串的福音行動，也造成了社會改革。約翰衛斯理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後來，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很多是由於衛斯理這種循道會精神所影響。因此他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對自己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的話，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另一方面，那些對上帝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因著約翰衛斯理的宣教運動，而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潑起來。這些勞工階級也彼此戶相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
一個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約翰衛斯理，所推動的福音運動造成了社會改革，使基督信仰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而英國也因此而不至於如同法國發生流血革命。如今我們台灣，也正處於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人心糜爛的時代。我們基督徒或許可以從約翰衛斯理身上學習不僅重視個人倫理，也得走出來，關注社會倫理。對現有的不道德惡質文化，讓基督信仰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這正是耶穌呼召我們做光做鹽的使命！
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
作者: 陳啟峰
當時產業革命發生，鄉村凋蔽，人口外流到都巿去。工人賤價出賣勞力，工時長、工價低、工作環境惡劣；工人子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成為廉價童工、女工。工人生活窮困，整天操作如牛馬，精神苦悶，偶有空閒就嗜賭、酗酒，當時倫敦每六幢房屋就有一家是酒店。
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視為當然；他們壟斷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平民無置喙餘地。他們也操縱法律，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其刑罰嚴酷，極不人道。
更不人道的是，將非洲的黑人運出販賣，也綁架本國人到外國為奴，兒童的死亡率高。社會道德敗壞，妓院充斥、犯法、迷信、淫亂不斷上昇；官員索賄、腐敗不堪。
當時的國教（聖公會）在貴族把持之下，已成為國家機構，徒具形式，既無屬靈活力，又高傲而苛刻，更充斥著自然神論，空洞而言不及義。窮人與教會無關，甚少被關心。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
約翰衛斯理不像一般的奮興佈道家，這些典型的靈恩佈道家（如懷特斐德 George Whitefield），其工作重點是吸引人大量地皈依基督，約翰卻是富有組織能力的天才大師，他並非建立一個龐大的傳福音機構，而是將這些渴望救恩的人組成班會（小組），再透過班會去吸收大量的成員。
約翰的福音復興運動，也不像一般追求聖潔、完全的奧祕派，只偏重靈性的追求，而離群索居、與世隔絕；他所追求的成聖是「完全的愛」對上帝和人的愛，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約翰衛斯理是個既保守（正統）又激進的人，他一直活在矛盾中，他說：「在宗教方面，我儘量贊成越少革新越好。我喜愛的仍是陳舊的酒。」所以他不曾開風氣之先，但卻敏銳於聖靈的工作，一看到風氣已開，就急起直追，再加上優越的組織能力，並以保守的心態恒切地實踐、堅持下去。
衛斯理的社會改革與貴格會也迥然有別。他優先關懷個人的靈性和道德，首要之務是把人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忠誠的反對者」，強調對原有社會的忠誠，因此能夠有效地使工人接受某種程度的保守主義，成為「社會的凝結劑」，而未採取激烈的對抗。反之，貴格會則一開始就抨擊社會、號召進行政治改革，要求結束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且消除貧困，把自己放在對抗的地位，在政治、社會上陷於孤立，也使執政者感受到威脅。
衛斯理的關懷層面很廣，他主張「在社會成聖外，別無其他成聖」。所有的成聖都是社會性的，必須落實在人群當中；因為真正的成聖（或完全），是對上主、對人完全的愛。他說：「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會；不關注宗教的聖潔，只關注社會的聖潔。」
約翰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總是對窮人耿耿於懷。他在給循道會牧職人員的公函中說：「我們甘願將富人、貴人、偉人留給你們，只要讓我與窮苦的人、粗鄙的人、卑微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單獨在一起。」「他們的情形令人心酸，在康華爾……我看到卑賤的饑民，流浪街頭，面色蒼白、兩眼無神……」。他也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原來當時英國的貴族、上流人士大多信奉國教，而商人及中產階級則在獨立教會聚會（如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惟有最窮苦的基層人士是循道宗信徒。循道宗的禮拜堂也是最簡樸的建築物，只求實用，不計外表。
為什麼「個人的重生」會引起社會的改革呢？原來約翰固然以遊行佈道、野外佈道聞名，但他所傳的福音，卻是在激勵人奉主的名去從事社會改革。福音的復興使基督徒團體（社會）有新的良心，並復興了新約倫理的核心：實踐上帝為眾人之父、人類一家的原則，並指出人比物質更重要，導引人心及思想，朝向在世上建立公義的國度邁進。
循道宗的復興，使他們抗議當時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他們的操守類似清教徒端莊嚴謹、絲毫不茍，對罪惡深痛惡絕、不戀慕虛榮、不隨從世俗，以致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中道德的分水嶺」。所以循道宗的社會改革，是由內心火熱的福音主義所發出的。
他利用英國國教在40年前即設立的志願社團宗教會社（這是引自德國的「敬虔團」），從事為窮人開辦教育、分發證道及勸世小冊、照顧病患及窮人、查考聖經及默想在這些基礎上發揚光大，組成班會（Class）和小團（band）。
班會由十二人組成，班長每週至少與班員見面一次，督促生活，給予忠告；並且收募奉獻；聚會時分享靈性經驗，彼此認罪、代禱、勸誡、分享，把聖經的教訓落實在生活中，彼此立約相許、相愛，實施紀律。而小團是由已有赦罪確據的人參加，人數約六名，每人受團長督導，注重個人靈性狀況，接受勸誡、棄絕邪惡、熱心行善
衛斯理的班會系統，由平信徒負責，不單透過班會吸收大量的成員，也經由班會建立關懷互助的團體，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對內忠誠、對外關懷社會。也讓平信徒負責講道，成為義務教士（Local Preacher），這些「窮人」，雖然只是平凡的工人、技工，卻證實他們的真才實學、品格高尚，提昇他們的自尊、自信和自愛，也讓福音的觸角深入掘井業、工業、礦區。
他設立孤兒院於紐卡麥。他到每個地方設立團體，必同時設立老人院，收容年老無依的寡婦；也設立平民免費治療所，寫《簡易醫學》給患病無力就醫的人，並提供藥品。
為了幫助循道會中失業者，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使他們勤於紡織，若所得不足以維生，便以團體補助其生活費；也設立習藝所，教授貧民謀生技能。也舉辦貸金讓人無息貸款30～120磅，紓解窮人的窘困，以免典當其維生工具，又貸款給經營小本生意的貧民和商人。
他也寫信給循道宗的年會，希望同道能互相救助：捐贈多餘的衣服，並且每週捐一便士（或能力所及的款項），專為濟貧之用。 他又設立「陌生人之家」專門幫助非循道宗的人。他的愛不以同道、同胞為限。1759年10月，他聽到英倫的法國戰俘被囚於一斗室，沒有衣被，深為關心，晚禱時，他便以「不可欺壓陌生人」（出23：9）為題旨，並發起募捐，為法國俘虜添購衣物。
從社會福利工作方面來看，約翰對當代英國社會的貢獻非常重要：他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以後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皆係受衛斯理及循道會精神所影響。
十八世紀下半葉，醜惡的奴隸貿易大張旗鼓，每年有六萬名黑人被塞入英、法、葡等國臭氣薰人的運奴船，經大西洋轉往各地。當時信奉「基督教」的英國，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葡萄牙竟不以恥，反覺崇高。只有衛斯理深惡痛絕，貴格會也極力反對。但真正使這件事成就的是「克拉判」派的社會運動。
十八世紀中葉，循道宗與莫拉維教會的宣教士，開始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宣教，甚至冒死在「非法」逃逸的黑奴中傳教。1787年福音派信徒在塞壇利昂建立被解放奴隸的避難所。約翰衛斯理主張解放奴隸，並寫了很犀利的文章加以鼓吹，但仍無法撼動這些結構性的犯罪；那時「克拉判」派的韋伯福斯正如火如荼地反奴隸，約翰在1791年，去逝前三天，寫信給韋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鼓勵他說:「上帝興起你，是為要成就榮耀的大事」，並鼓勵他行為不可鬆懈。
衛斯理與克拉判福音派信徒的工作，正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一在基層作實際的草根運動，一在議會奔走疾呼，透過立法執行社會公義。克拉判是國教的教區，由魏恩牧師（John Venn）帶領一群熱心為善的平信徒，在十九世紀初領導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起初他們聚集是因為關心非洲黑奴的慘況，在國會的領導人是韋伯福斯，他們終於在1787年釋放第一批黑奴，1807年廢止奴隸買賣，1820年殖民地進行奴隸登記、終止偷渡，1833年奴隸得到解放。
這批有閒有錢的福音派貴族（平信徒），雖有其當下的盲點，但他們為共同的信念，一起計劃、努力，有如從不休會的委員會，一起討論種種錯誤和不公的國恥，他們關心的層面廣及：奴隸問題、參與刑法及國會改革、普及教育主日學、單張分發、出版《基督徒觀察報》、傳播福音和工廠的登記等。他們也倡導反對決鬥、賭博、醉酒、淫亂、鬥獸，這是因為他們有堅強的福音信仰作激勵和引導。
衛斯理也指導早期美以美會（美國的循道宗）對黑奴問題的爭議，在1739年的《教會法規》內明列「禁止買賣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身體及靈魂，為要奴役他們」。1772年，他譴責奴隸買賣，說那是最惡劣的「流氓行為」。因此，在1784年的美以美會總議會，通過六條法規，以摧毀奴隸制度：
要求蓄奴的美以美會信徒在20個月內解放之。
此法規一生效，一切嬰兒立時擁有自由。
凡不打算守此法規的，允許其在12個月內退出教會。
蓄奴者不准領聖餐。
蓄奴者不准參加教會團契。
除了解放奴隸外，不准任何轉讓、買賣，否則開除。
這不但是循道宗對奴隸問題的正式立場，也成為社會的良心，比當時法律更前進、更早解放奴隸。
1770年，約翰衛斯理看到喬治亞學院將併吞當地的孤兒院而擔憂，他認為不管從恩慈或正義的立場皆不該如此；世上沒有比養育孤兒更慈愛的舉動，興辦學校或學院也不能與之相比。何況捐助基地和款項者是為開辦孤兒院之用，只要此地有孤兒，就不應將此挪為他用。（五）興辦教育設立學校及主日學校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及其他地方設立學校，以教育貧民子弟。他向京士活（ Kingswood）的礦區傳道，成績斐然，移風易俗，使他們不但能和睦相處，也戒除酗酒、賭博之惡習。1740年，他在礦區設立一所學校，教導礦工子弟，使「他們的孩子也明瞭到和平之路」。1748年此校擴大為「傳道人子弟學校」（因傳道人無力負擔住宿學校），也就是鼎鼎大名的京士活傳道子弟學校。另外更設立清貧子弟學校，使得新一代的循道會友成為中產階級，更保全了福音的果子，培養了下一代，使福音精神傳承下去，也培育不少人才，這都是在政府舉辦國民義務教育之前。
另一個改造社會的力量就是主日學運動。約翰早期在美洲宣教時就發起主日學校，親自擔任教席，回英後因忙碌而停止。1769年循道會姊妹創立主日學校於上衛康皮，並呈報給約翰。
主日學之父銳克斯（Robert Raikes）在報紙上鼓吹主日學，受州官及國教的反對，1784年他發表了一篇計劃書，並將此報再另附一封信給約翰，約翰將全部條款載列於其1785年正月號刊物上，鼓勵循道會採取此計劃。後來銳克斯因經費短缺而停辦主日學校，循道會接辦，改以義務教師制，從此義工教師遍及全循道會，更普及到其他教會。
主日學校廣受歡迎，促進了工人階段的文化發展（會讀、寫、算），主日學教育不但傳福音，也包括傳授那些「值得尊敬」的價值觀勤奮、節儉、自律、修身，會社、班會結構以及平等主義，也促進了自治和自尊精神，尤其平等主義促成民主的精神，反對集權制。
華人及台灣的教會，傳統上仍保有福音派注重靈性的傳統，所缺乏的是由靈性的復興轉化成對社會的認同和忠誠，化成社會改革的動力，以致似乎仍停留在抽象的「清談」及「個人道德靈性化」上，只重個人倫理，缺乏社會倫理的關注其實倫理必然是社會性的，否則就不是倫理。
衛斯理的福音運動，最令人驚嘆的是他的實踐力，他並非原創者，但善於洞燭先機，也善於利用原有的社會架構，然後賦予福音奮進的動力，並加上神學的意義。他是在「做」神學，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活出初代教會弟兄相愛、關注社會的生活。福音運動毋寧是一種生活方式。
福音運動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他們是以「班會」為核心的生活方式，透過彼此的交換、分享、禱告、勸誡，以及對外的關注活動，徹底地活出聖經的倫理，進行民族性的改造，重新塑造新的風尚和價值標準。聖靈的果子都是很抽象的，需要見證人以活生生的見證去活出來。台灣的社會的確已病入膏肓，福音必須改革文化、改造心靈；這決不是「清淡」而已，必須活出來！如果只注重結構性的政策改革，再好的政策和制度，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畢竟有好的政策，還需要有好的執行者，更需要有好的典範去活出。典範應走在政策之先，正如台灣那些奮進的商人，永遠走在政府的政策之先，帶動政策。
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及中產階級應有「克拉判」的精神，從事跨黨派的運動，棄絕意識型態之爭，針對台灣惡質政治生態、社會結構性的犯罪，共同努力建立合理的制度，不要讓「好人在家中嘆息、壞人在台上唱戲」。台灣和英倫都是海島型的國家，我們需要有衛斯理、克拉判這種奮進的信仰，採取上層和基層改革的雙軌運動。約翰衛斯理不但同情北美殖民地的遭遇，更大膽主張北美十三洲有其主體性、有主張獨力自決的權力；這使得美以美會在美國開國一百年內，一直是美國最大的教派，而一直以大英帝國為意識型態的國教，則不但處於尷尬地位，更淪為小教派。這不單是美以美會平信徒的開拓工作，更是對其斯土斯民的認同，與美國人民站在一起，真正的道成肉身，與他們成為生命的共同體。基督宗教到底要在台灣的處境中成為主流價值，參與台灣的苦難和成長，還是走向當年聖公會的道路，這一點是值得台灣教會再思的。
<心得>
基督徒要走入人群, 轉化社會, 使社會越來越有上帝的祝福, 使社會發展成蒙上帝喜悅之群體!
前言：哈愛理的命題
法國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曾分析英國經歷產業革命的震撼，卻沒有發生像法國一般的流血革命，他對此問題提出經典式的說明：「為什麼在歐洲各國中，英國成為最不革命、沒有嚴重危機和突然變革的國家？」哈愛理認為答案不在於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而在其宗教中；尤其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領導的福音派復興運動，對潛在的革命領導者具有主導性的影響。這個論點成為著名的「哈愛理命題」，成為解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英國歷史最持久、最吸引人、最有用的學說。一、約翰衛斯理的時代背景
約翰衛斯理的生平居十八世紀大部份，正值英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大動盪、大變遷的時代。當時產業革命發生，鄉村凋蔽，人口外流到都巿去。工人賤價出賣勞力，工時長、工價低、工作環境惡劣；工人子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成為廉價童工、女工。工人生活窮困，整天操作如牛馬，精神苦悶，偶有空閒就嗜賭、酗酒，當時倫敦每六幢房屋就有一家是酒店。
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視為當然；他們壟斷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平民無置喙餘地。他們也操縱法律，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其刑罰嚴酷，極不人道。
更不人道的是，將非洲的黑人運出販賣，也綁架本國人到外國為奴，兒童的死亡率高。社會道德敗壞，妓院充斥、犯法、迷信、淫亂不斷上昇；官員索賄、腐敗不堪。
當時的國教（聖公會）在貴族把持之下，已成為國家機構，徒具形式，既無屬靈活力，又高傲而苛刻，更充斥著自然神論，空洞而言不及義。窮人與教會無關，甚少被關心。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
二、約翰衛斯理福音運動的基本特質
1738年5月24日，約翰經歷了「重生」，也展開了循道宗的奮興運動，衝擊著腐化而喪失活力的國教。儘管約翰終其一生苦戀國教而未脫離，但他死後循道宗就另立門戶，她雖沒有取代英國國教，但以自己的價值觀感染了整個民族，並創造了「維多利亞道德風尚」，從而成為整個民族的主流思想。約翰衛斯理的復興運動，並非獨領風騷，當時亦有其他許多復興運動，但他的影響力能深遠長久，其特徵如下：約翰衛斯理不像一般的奮興佈道家，這些典型的靈恩佈道家（如懷特斐德 George Whitefield），其工作重點是吸引人大量地皈依基督，約翰卻是富有組織能力的天才大師，他並非建立一個龐大的傳福音機構，而是將這些渴望救恩的人組成班會（小組），再透過班會去吸收大量的成員。
約翰的福音復興運動，也不像一般追求聖潔、完全的奧祕派，只偏重靈性的追求，而離群索居、與世隔絕；他所追求的成聖是「完全的愛」對上帝和人的愛，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約翰衛斯理是個既保守（正統）又激進的人，他一直活在矛盾中，他說：「在宗教方面，我儘量贊成越少革新越好。我喜愛的仍是陳舊的酒。」所以他不曾開風氣之先，但卻敏銳於聖靈的工作，一看到風氣已開，就急起直追，再加上優越的組織能力，並以保守的心態恒切地實踐、堅持下去。
衛斯理的社會改革與貴格會也迥然有別。他優先關懷個人的靈性和道德，首要之務是把人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忠誠的反對者」，強調對原有社會的忠誠，因此能夠有效地使工人接受某種程度的保守主義，成為「社會的凝結劑」，而未採取激烈的對抗。反之，貴格會則一開始就抨擊社會、號召進行政治改革，要求結束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且消除貧困，把自己放在對抗的地位，在政治、社會上陷於孤立，也使執政者感受到威脅。
三、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信念
約翰衛斯理深信：「凡愛上帝的人必愛他的弟兄」這一真理。他認為若有人看見弟兄姊妹衣不蔽體，或缺少日用飲食，竟不給予救助，卻告訴他們「平平安安地去罷！」那是很可恥的。所以在他傳播福音的同時，也未曾忽視幫助窮苦無助的人民，必思解決他們生活困難的方法。衛斯理的關懷層面很廣，他主張「在社會成聖外，別無其他成聖」。所有的成聖都是社會性的，必須落實在人群當中；因為真正的成聖（或完全），是對上主、對人完全的愛。他說：「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會；不關注宗教的聖潔，只關注社會的聖潔。」
約翰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總是對窮人耿耿於懷。他在給循道會牧職人員的公函中說：「我們甘願將富人、貴人、偉人留給你們，只要讓我與窮苦的人、粗鄙的人、卑微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單獨在一起。」「他們的情形令人心酸，在康華爾……我看到卑賤的饑民，流浪街頭，面色蒼白、兩眼無神……」。他也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原來當時英國的貴族、上流人士大多信奉國教，而商人及中產階級則在獨立教會聚會（如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惟有最窮苦的基層人士是循道宗信徒。循道宗的禮拜堂也是最簡樸的建築物，只求實用，不計外表。
四、社會改革的動力
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動力有好幾方面，並非單一的因素所促成，包括如下：（一）福音主義所帶來的新生命不是有名無實的信仰
有人認為：約翰衛斯理只是一個非常敬虔的人，火熱而奮進的佈道家，其成就不過爾爾，可是今日愈來愈多人認為，約翰理解到，要拯救世人，必須協助世人提昇人性、克服原罪，但首要之務，就是廣傳福音，帶領罪人脫離地獄，進入天堂。所以就約翰而言，社會改革只是福音運動的副產品。為什麼「個人的重生」會引起社會的改革呢？原來約翰固然以遊行佈道、野外佈道聞名，但他所傳的福音，卻是在激勵人奉主的名去從事社會改革。福音的復興使基督徒團體（社會）有新的良心，並復興了新約倫理的核心：實踐上帝為眾人之父、人類一家的原則，並指出人比物質更重要，導引人心及思想，朝向在世上建立公義的國度邁進。
循道宗的復興，使他們抗議當時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他們的操守類似清教徒端莊嚴謹、絲毫不茍，對罪惡深痛惡絕、不戀慕虛榮、不隨從世俗，以致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中道德的分水嶺」。所以循道宗的社會改革，是由內心火熱的福音主義所發出的。
（二）班會與宗徒會社不是孤立的基督徒
約翰自從1738年開始其傳道事工，其本身奮進的秘訣是：把一些尋求上帝的人結合成小團，成為親密的團契，不只是叫人悔改信主，而是使歸信的人改變成為聖潔的人，他十分注重信徒相互間的「互敬互愛」，使其逐步達到完美。他利用英國國教在40年前即設立的志願社團宗教會社（這是引自德國的「敬虔團」），從事為窮人開辦教育、分發證道及勸世小冊、照顧病患及窮人、查考聖經及默想在這些基礎上發揚光大，組成班會（Class）和小團（band）。
班會由十二人組成，班長每週至少與班員見面一次，督促生活，給予忠告；並且收募奉獻；聚會時分享靈性經驗，彼此認罪、代禱、勸誡、分享，把聖經的教訓落實在生活中，彼此立約相許、相愛，實施紀律。而小團是由已有赦罪確據的人參加，人數約六名，每人受團長督導，注重個人靈性狀況，接受勸誡、棄絕邪惡、熱心行善
衛斯理的班會系統，由平信徒負責，不單透過班會吸收大量的成員，也經由班會建立關懷互助的團體，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對內忠誠、對外關懷社會。也讓平信徒負責講道，成為義務教士（Local Preacher），這些「窮人」，雖然只是平凡的工人、技工，卻證實他們的真才實學、品格高尚，提昇他們的自尊、自信和自愛，也讓福音的觸角深入掘井業、工業、礦區。
（三）成立各種社會關注機構不是遺世的信仰
約翰衛斯理看到當時社會實況的需要，就起了憐憫的心，陸續興辦了許多慈惠事業：他設立孤兒院於紐卡麥。他到每個地方設立團體，必同時設立老人院，收容年老無依的寡婦；也設立平民免費治療所，寫《簡易醫學》給患病無力就醫的人，並提供藥品。
為了幫助循道會中失業者，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使他們勤於紡織，若所得不足以維生，便以團體補助其生活費；也設立習藝所，教授貧民謀生技能。也舉辦貸金讓人無息貸款30～120磅，紓解窮人的窘困，以免典當其維生工具，又貸款給經營小本生意的貧民和商人。
他也寫信給循道宗的年會，希望同道能互相救助：捐贈多餘的衣服，並且每週捐一便士（或能力所及的款項），專為濟貧之用。 他又設立「陌生人之家」專門幫助非循道宗的人。他的愛不以同道、同胞為限。1759年10月，他聽到英倫的法國戰俘被囚於一斗室，沒有衣被，深為關心，晚禱時，他便以「不可欺壓陌生人」（出23：9）為題旨，並發起募捐，為法國俘虜添購衣物。
(四)與同道發起人道精神改革監獄、解放黑奴及主張社會公義
約翰衛斯理看見許多窮人因小小的債務而入監，按當時的法律，囚犯必須償還債務方可出獄，但人既在牢中，又如何工作以還債？約翰同情窮人，乃籌措特別基金，幫助這類囚犯出獄。同時，他屢次向議會呼籲修改法律，以解決窮人的困苦。從社會福利工作方面來看，約翰對當代英國社會的貢獻非常重要：他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以後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皆係受衛斯理及循道會精神所影響。
十八世紀下半葉，醜惡的奴隸貿易大張旗鼓，每年有六萬名黑人被塞入英、法、葡等國臭氣薰人的運奴船，經大西洋轉往各地。當時信奉「基督教」的英國，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葡萄牙竟不以恥，反覺崇高。只有衛斯理深惡痛絕，貴格會也極力反對。但真正使這件事成就的是「克拉判」派的社會運動。
十八世紀中葉，循道宗與莫拉維教會的宣教士，開始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宣教，甚至冒死在「非法」逃逸的黑奴中傳教。1787年福音派信徒在塞壇利昂建立被解放奴隸的避難所。約翰衛斯理主張解放奴隸，並寫了很犀利的文章加以鼓吹，但仍無法撼動這些結構性的犯罪；那時「克拉判」派的韋伯福斯正如火如荼地反奴隸，約翰在1791年，去逝前三天，寫信給韋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鼓勵他說:「上帝興起你，是為要成就榮耀的大事」，並鼓勵他行為不可鬆懈。
衛斯理與克拉判福音派信徒的工作，正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一在基層作實際的草根運動，一在議會奔走疾呼，透過立法執行社會公義。克拉判是國教的教區，由魏恩牧師（John Venn）帶領一群熱心為善的平信徒，在十九世紀初領導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起初他們聚集是因為關心非洲黑奴的慘況，在國會的領導人是韋伯福斯，他們終於在1787年釋放第一批黑奴，1807年廢止奴隸買賣，1820年殖民地進行奴隸登記、終止偷渡，1833年奴隸得到解放。
這批有閒有錢的福音派貴族（平信徒），雖有其當下的盲點，但他們為共同的信念，一起計劃、努力，有如從不休會的委員會，一起討論種種錯誤和不公的國恥，他們關心的層面廣及：奴隸問題、參與刑法及國會改革、普及教育主日學、單張分發、出版《基督徒觀察報》、傳播福音和工廠的登記等。他們也倡導反對決鬥、賭博、醉酒、淫亂、鬥獸，這是因為他們有堅強的福音信仰作激勵和引導。
衛斯理也指導早期美以美會（美國的循道宗）對黑奴問題的爭議，在1739年的《教會法規》內明列「禁止買賣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身體及靈魂，為要奴役他們」。1772年，他譴責奴隸買賣，說那是最惡劣的「流氓行為」。因此，在1784年的美以美會總議會，通過六條法規，以摧毀奴隸制度：
要求蓄奴的美以美會信徒在20個月內解放之。
此法規一生效，一切嬰兒立時擁有自由。
凡不打算守此法規的，允許其在12個月內退出教會。
蓄奴者不准領聖餐。
蓄奴者不准參加教會團契。
除了解放奴隸外，不准任何轉讓、買賣，否則開除。
這不但是循道宗對奴隸問題的正式立場，也成為社會的良心，比當時法律更前進、更早解放奴隸。
1770年，約翰衛斯理看到喬治亞學院將併吞當地的孤兒院而擔憂，他認為不管從恩慈或正義的立場皆不該如此；世上沒有比養育孤兒更慈愛的舉動，興辦學校或學院也不能與之相比。何況捐助基地和款項者是為開辦孤兒院之用，只要此地有孤兒，就不應將此挪為他用。（五）興辦教育設立學校及主日學校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及其他地方設立學校，以教育貧民子弟。他向京士活（ Kingswood）的礦區傳道，成績斐然，移風易俗，使他們不但能和睦相處，也戒除酗酒、賭博之惡習。1740年，他在礦區設立一所學校，教導礦工子弟，使「他們的孩子也明瞭到和平之路」。1748年此校擴大為「傳道人子弟學校」（因傳道人無力負擔住宿學校），也就是鼎鼎大名的京士活傳道子弟學校。另外更設立清貧子弟學校，使得新一代的循道會友成為中產階級，更保全了福音的果子，培養了下一代，使福音精神傳承下去，也培育不少人才，這都是在政府舉辦國民義務教育之前。
另一個改造社會的力量就是主日學運動。約翰早期在美洲宣教時就發起主日學校，親自擔任教席，回英後因忙碌而停止。1769年循道會姊妹創立主日學校於上衛康皮，並呈報給約翰。
主日學之父銳克斯（Robert Raikes）在報紙上鼓吹主日學，受州官及國教的反對，1784年他發表了一篇計劃書，並將此報再另附一封信給約翰，約翰將全部條款載列於其1785年正月號刊物上，鼓勵循道會採取此計劃。後來銳克斯因經費短缺而停辦主日學校，循道會接辦，改以義務教師制，從此義工教師遍及全循道會，更普及到其他教會。
主日學校廣受歡迎，促進了工人階段的文化發展（會讀、寫、算），主日學教育不但傳福音，也包括傳授那些「值得尊敬」的價值觀勤奮、節儉、自律、修身，會社、班會結構以及平等主義，也促進了自治和自尊精神，尤其平等主義促成民主的精神，反對集權制。
五、結論：對台灣處境的反省
約翰衛斯理的時代，是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的時代，與台灣近二十年來的變化頗多雷同之處。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後的社會脫序、政府腐敗和人心糜爛：色情、賭、癮、擄掠、貪婪、詭詐……等不道德的惡質文化，基督教到底該如何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走向社會的更新和成長。華人及台灣的教會，傳統上仍保有福音派注重靈性的傳統，所缺乏的是由靈性的復興轉化成對社會的認同和忠誠，化成社會改革的動力，以致似乎仍停留在抽象的「清談」及「個人道德靈性化」上，只重個人倫理，缺乏社會倫理的關注其實倫理必然是社會性的，否則就不是倫理。
衛斯理的福音運動，最令人驚嘆的是他的實踐力，他並非原創者，但善於洞燭先機，也善於利用原有的社會架構，然後賦予福音奮進的動力，並加上神學的意義。他是在「做」神學，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活出初代教會弟兄相愛、關注社會的生活。福音運動毋寧是一種生活方式。
福音運動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他們是以「班會」為核心的生活方式，透過彼此的交換、分享、禱告、勸誡，以及對外的關注活動，徹底地活出聖經的倫理，進行民族性的改造，重新塑造新的風尚和價值標準。聖靈的果子都是很抽象的，需要見證人以活生生的見證去活出來。台灣的社會的確已病入膏肓，福音必須改革文化、改造心靈；這決不是「清淡」而已，必須活出來！如果只注重結構性的政策改革，再好的政策和制度，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畢竟有好的政策，還需要有好的執行者，更需要有好的典範去活出。典範應走在政策之先，正如台灣那些奮進的商人，永遠走在政府的政策之先，帶動政策。
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及中產階級應有「克拉判」的精神，從事跨黨派的運動，棄絕意識型態之爭，針對台灣惡質政治生態、社會結構性的犯罪，共同努力建立合理的制度，不要讓「好人在家中嘆息、壞人在台上唱戲」。台灣和英倫都是海島型的國家，我們需要有衛斯理、克拉判這種奮進的信仰，採取上層和基層改革的雙軌運動。約翰衛斯理不但同情北美殖民地的遭遇，更大膽主張北美十三洲有其主體性、有主張獨力自決的權力；這使得美以美會在美國開國一百年內，一直是美國最大的教派，而一直以大英帝國為意識型態的國教，則不但處於尷尬地位，更淪為小教派。這不單是美以美會平信徒的開拓工作，更是對其斯土斯民的認同，與美國人民站在一起，真正的道成肉身，與他們成為生命的共同體。基督宗教到底要在台灣的處境中成為主流價值，參與台灣的苦難和成長，還是走向當年聖公會的道路，這一點是值得台灣教會再思的。
<心得>
基督徒要走入人群, 轉化社會, 使社會越來越有上帝的祝福, 使社會發展成蒙上帝喜悅之群體!
早期循道派：約翰衛斯理的生活語錄
By John Singleton*
全球幾百萬的衛理宗會友中，讀過或想閱讀約翰衛斯理全集的人，也許屈指可數。這是可以理解的──要念完衛斯理的日記、書信及各種著作，的確讓人光想就累了。但學者及史學家所作的整理，則值得各宗派基督徒的青睞。
任何讀過相關著作的人將發現：衛斯理智慧的實用性──作為實踐或拿來引用都好。我在看到JohnT. Waddy 牧師的《MethodistRecorder》 一書中，約翰衛斯理的諺語精選後，有此感想。
衛斯理的名言有三，於外在作為上，他說：「世界即是我的教區」(“Ilook upon all the world as my parish.”)。於內在體驗中，他說：「我願單求了解聖經。」(“Letme be a man of one Book.”)。在去世前一天，他的凱歌：「有上帝同在是好得無比。」(“Thebest of all is God is with us.”)。這些話都常被引用，且被公認為衛理宗的格言。其實尚有其他語錄，值得同樣被重視。
衛斯理經常且強烈地表達他善用時間的態度。「基督徒痛恨懶惰，如同痛恨醉酒」(“AChristian abhors sloth as much as drunkenness,”)可說是他對此態度最強烈的表達。以下是他對同一主題的其他看法：「能把握現在努力以赴，就是一大成就」(“Itis a great thing to seize and improve the very now,”)。「每天都要重新倚靠上帝」(“You cannot live on what God did yesterday”)，以及「作工越多，祝福越大」(“Themore labor the more blessing.”)。
關於愛在基督徒美德中居首，他的寶貴註解如下：「一盎斯的愛，價值更勝一磅的知識」(“Anounce of love is worth a pound of knowledge,”)，「即使不是愛得很有道理，也好過沒有愛的真理。」(Howfar is love, even with many wrong opinions, to be preferred before truth itselfwithout love")，還有：「光和熱的結合是多麼好！」(“Ofor heat and light united.”)。
厭惡偏執是衛斯理人格的特色。他曾說：「要思考，也要尊重別人的思想。」(“Thinkand let think,”)，以及「堅持己見與對基督的熱心是兩回事」(“Fervorfor opinions is not Christian zeal,”)；「如果我們不能同樣去想，至少我們要同樣去愛」(“Ifwe cannot think alike, at least we may love alike”)，「只有愛能帶出更多的愛」( “Can anything but love beget love?”) 。
衛斯理對人性的洞察及他對眾人的了解，成為他思想的另一特色。以下是一些具代表性的洞見：「人們通常只聽其言來判斷一個人」(“Menare generally inclined to think well of one that talks well,”) ，「好的動機並不保證有好的結果」(“Owhat mischief may be done by one that means well!”)，以及「不要因那些對信仰一無所知的人，造成你對基督教的偏見。」(“Benot prejudiced against Christianity by those who know nothing at all of it.”)。
衛斯理的著作中，處處可見自由派及善意的短句，顯示他通達、平衡且不偏執的心智。以下是一些具啟發性的例子。「喜悅或痛苦都在神的工作中，」(“Godcan do his work by pleasure as well as by pain,”)「要追求信仰中的喜悅」(“Aim at the cheerfulness of faith,”)，及「不斷提醒別人滅亡的命運，等於事先宣佈了死刑」(“Continuallytelling people they are dead is the ready way to make them so,”) ，「沒有人能不靠恩典而活，生活的深度就在恩典的多寡。」(“Noman living is without some preventing grace, and every degree of grace is adegree of life,” )，「我愛出自每一處的真理」(“Ilove truth wherever I find it,”)，「對我而言淺顯易見的事，不見得對別人也是如此。」(“Whatis as clear to me as the sun at noonday is not so clear to every one” )，以及「我曾因太嚴厲的論斷後悔，但從不後悔作出太仁慈的決定。」(“Ihave often repented of judging too severely, but very seldom of being toomerciful.”)。
對約翰衛斯理的研究中，決不能缺少他對上帝毫無商榷的信仰。如「上帝的時辰總是最好的時辰」(“God'stime is always the best time”)，及「上帝的呼召是為每個人所獨有的」(“WhateverGod calls us to He will fit us for.”)。
衛斯理傳記的作者指出，在衛斯理50年間的旅行中，興旺及激動各地的人心，他本人卻有平靜的氣質。他的具體建議是：「確實的作好每件事」(“Beexact in everything,”) ，「作事不要匆忙」(“Giveeverything the last touch,”)，「我雖然行事快速，但從不匆忙了事。」(“ThoughI am always in haste, I am never in a hurry”)，以及「我考慮的只有責任，無所謂麻煩及他人的責難」(“Duty is all I consider – trouble and reproach I value not.”) 。
在他去世的前幾天，他寫信給英國衛理公會領袖AdamClarke：「作事不要一次貪多，你將能作更多事。」(“Doa little at a time that you may do the more”)。
關於約翰衛斯理信仰的真誠及其實踐，有以下的話：「以罪換取安逸是不划算的交易」(“Easebought by sin is a dear purchase,”)，「基督教絕非一個可以隱藏壓抑的信仰」(“Whateverreligion can be concealed is not Christianity,”)，「聖靈的教導帶來立即的領悟」（“When the Holy Ghost teaches, there is no delay inlearning,”），「享用這個世界並享受上帝的同在」(“Usethe world and enjoy God”)，以及「沒有永恆價值的事物有甚麼用？」(“Whatis the real value of a thing but the price it will bear in eternity?”)。
我於此再提供一些衛斯理對一般事物的看法：「有許多道理是沒有必要知道的」(“Thereare many truths it is not worthwhile to know,” )，「不要扭曲別人的善意」(“Takenothing ill that is well meant,”)，「要心存感謝地接受忠告或責難」(“Always take advice or reproof as a favor,”)，「沒有人愛聽壞事，自然就沒有人愛說壞事」(“Ifthere were no hearers there would be no speakers of evil”)，以及「要勇於認識自己」(“Benot afraid to know yourself.”)。
如同其他偉大的領袖，衛斯理的聲音隨著他的時代的過去，而逐漸微弱。但對衛理會會友而言，這仍是個獨特的聲音，述說著他所事奉，無始無終的上帝。衛斯理曾說：「福音自始至終其實是一個大應許」(“The Gospel is in truth but one great promise fromthe beginning of it to the end,”) ，「我們要作的是愛及順服──知識則保留至永恆的未來」(“Ourbusiness now is to love and obey – knowledge is reserved for eternity,” )，「竭力追求成聖的人，將在神國發現極大的快樂」(“Theythat bring most holiness to heaven will find most happiness there”)。他也說：「將你的心中充滿愛，只要充滿愛。」(“Letlove fill your heart, and it is enough.”)。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事奉觀和成聖觀
-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生活方式（Life-Style）
- 衛斯理的事奉（Ministry）＝敬虔的生活＋社會關懷＋傳福音。
- 他的足跡走遍英倫三島，約有25萬英哩，講道四萬次。
- 使命：指出英國社會的腐敗並喚醒世人的良心：
- 在1746年發表「英國是背逆神的國家，應該全國悔改」
- 他曾說：「全世界是我的教區」——救人靈魂是基本責任
- 婚姻：衛斯理在48歲才結婚，對象是寡婦，但婚姻並不美滿。
- 社會關懷：
- 救濟貧窮人，
- 扶助孤兒寡婦，
- 籌設老人院，
- 推行義務教育，
- 為平民設立習藝所，
- 攻擊奴隸制度，
- 指責社會上階層的生活奢侈，
- 遣責商業壟斷。
- 工作成果：
- John Newton本來是販賣奴隸的船長，但在聽到衛斯理的講道後悔改，因而寫出全世界皆知的聖詩「奇異恩典」，幾百年來安慰了許多人的心靈。
- 經過衛斯理，John Newton等人的努力，國會因此修改法律，保護勞工，釋放奴隸。
- 循道派教會的成立：衛斯理本來只想在英國安立甘教會內改革，但最後仍分離離出來，原因如下：
- 安立甘教會（後來的聖公會）只向社會上階層的人傳福音（今天還是這樣），長老會和浸信會則向社會中產階層的人傳福音（今天還還是這樣），但只有循道會（衛理公會）向下階層的人傳福音（今天不是這樣，循道會已失去衛斯理事奉 的三大重點，Lift-Up Theory效應），在曠工和勞動階層當中建立教會。
- 衛斯理所帶出來的信徒受聖公會牧師歧視，甚至不准他們領聖餐。
- 有些地方的聖公會牧師德行敗壞，傳道不按聖經。
- 在工業革命中，勞資兩方的對立，使這些下階層的信徒與聖公會沒有感情。
- 很多地方沒有教會，聖公會也不去開拓，只好由循道會自己去開拓。
- 聖公會和循道會是英國兩大教派，但型態不同，後者非常嚴謹，循規踏矩（在教會增長原理中，這種牧會型態可能適合下階層的信徒）。
- 循道會和莫拉維弟兄會分開的原因
- 莫拉維：人信主以後不可以再有軟弱，不可以有懷疑和憂懼之心，若有時，証明還沒有得救。 衛斯理：人的信心有深淺之別，信主後會再跌倒，所以主張「聖徒的堅忍」（亞米念派神學思想），聖徒若不堅守，可能會失去救恩（參希伯來書六章），聖徒可能會再軟弱，但必須從軟弱中再站起來。
附錄：加爾文思想 VS. 亞米念思想
加爾文思想 亞米念思想 信徒的軟弱：生活的軟弱（約6：37，10：28，14：16；羅8：35） 信仰的軟弱（不是普通的軟弱）（來6：4-9，10：26-31） 從恩典中墮落： 聖經從沒有這樣說 聖經說過信徒會重新犯罪 James Kennethy的解釋：以上經文不過是裝飾用句子 以上經文是條件式句子 各派優勢：在神學上佔優勢（加爾文的TULIP五點神學） 在態度上佔優勢（亞米念的五點相反的神學） 生活態度：「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聖徒的堅忍（「Perfection」是指完全順服聖靈時，所以，可能會再退步，但神會保守我們堅持到底。） - 莫拉維：信不能藉著祈禱，讀經，守聖餐這些善行而得到，如果有懷疑，就不可領聖餐，也不可祈禱，只有安靜等候，直到讓神恢復信心為止（比較接近加爾文主義）。 衛斯理：祈禱，讀經，守聖餐是蒙恩的媒介，不是蒙恩的來源，這些是基督徒的責任；所以，既使在軟弱時，基督徒應該繼續祈禱，讀經，領聖餐，藉藉著這些生活，神會施恩給我們。
- 比較兩派理念莫拉維：在信仰上，採取比較消極保守的態度，以致莫拉維建立的教會，信徒總數不多。
衛斯理：採取比較積極進取的態度，除了神學思想不同外，可能和衛斯理的有條理和組織能力有關。
- 莫拉維：人信主以後不可以再有軟弱，不可以有懷疑和憂懼之心，若有時，証明還沒有得救。 衛斯理：人的信心有深淺之別，信主後會再跌倒，所以主張「聖徒的堅忍」（亞米念派神學思想），聖徒若不堅守，可能會失去救恩（參希伯來書六章），聖徒可能會再軟弱，但必須從軟弱中再站起來。
- 約翰衛斯理的成聖觀（Santification）比較
- 加爾文派（路德派）：當稱義（Justification）時，也是成聖（Santification）時，指地位上的成聖；實質上完全的成聖是到死的時候（接近羅馬書七章）。所以，馬丁路德說：「基督徒同時是義人（指地位），也是罪人（指生活）。」因為我們有犯罪的可能，所以，需要靠聖靈來勝過，因此基督徒有靈性上的掙扎。
- 衛斯理宗（循道會）：成聖乃是基督徒得救以後，第二次的蒙恩（今天靈恩派的主張），並且在今世就可以得到，要靠：1）。渴慕追求，2）。完全奉獻，3）。單純的信心，4）。聖靈的印記。如此就可以除淨罪性，充滿神完全的愛，就是「成聖」的那一刻（瞬間完成的恩典）。但成聖的基督徒仍可能再犯腹uA除非長久保守自己在聖靈中。
- 結論：加爾文派強調神的主權和人在地位上的成聖，而衛斯理宗強調人的責任和生活上的成聖。真理是多元性的，所以，兩者可以互補互成。
福音是多元性的, 只要接受福音的人, 都可以成聖, 因為福音是上帝之大能!
評論：對於全球愛滋病危機，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
Donald E .Messer牧師*
每天有無數基督徒想知道，「要是耶穌會怎麼作?」
在聯合國宣布全球的愛滋病及帶原者疫情已成為「世界危機」後，衛理宗基督徒所該問的不只是耶穌會怎麼作，也該問：「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
當然，我們不可能去預測或描述，這改教家會如何面對此700年來最大的瘟疫;但我們可以從其神學的實踐中，或他的醫療、照護等工作中發現一些有意義的線索。
雖然聯合國呼籲信仰團體對愛滋病患伸出援手，到現在為止除了少數例外，基督教的貢獻還是很少。這全球性瘟疫已進入其流行的第二十年，仍只有一小部份人，投入的一點點錢，用在這工作上。
更糟的是，在許多時候的不同場合中，宗教還助長了歧視的加深，在痛苦的人身上加上烙印。所以大家更不想去聞問，而至終造成了病毒更大的流行。
統計數字令人怵目驚心：全球有4千萬人感染病毒，每天都有7000人死於愛滋。已經死於愛滋的人數高達2千600多萬。從個人，社會到國家的痛苦都在加深。
於是，聯合國呼求國際社會各界伸出援手，尤其是對宗教團體。
新聞週刊(Newsweek)的保守派專欄執筆GeorgeF. Will在幾年前說，目前世界迫切需要的，是另一個約翰衛斯理，或者說，「更多的約翰衛斯理」。在其2000年1月10日的專欄中，他思及全球愛滋危機與衛斯理時，寫到：「在18世紀的英格蘭，快速的現代化及城市化使社會解體，當時的工業污染帶來新疾病，使情形更加惡化。約翰衛斯理騎馬走過250，000英哩，對不識字的民眾講道三萬次;掀起了廣大的文化，也是實際行動(behavioral)的革命。」
衛斯理及其後人讓GeorgeWills想到熱情的佈道者(evangelical)，對人的心靈及身體同等重視，尤其是對窮人、病人及邊緣人。要了解箇中原由，我們須重新檢視本會突出且賴以為記的神學及實踐，使命及工作，傳統及期望。
也許有更多人是在事件中了解真相，而非認識真相後再行動。衛斯理對基督徒信仰及生活的了解，都在於真實生活中的健康與疾病，生與死的關鍵問題中。
衛斯理深感於英格蘭窮人廣受疾病之苦，在1976年他甚至決定出來行醫。他開設診所，每星期五親自看診。
衛斯理在其工作及機構中使用當時最好的醫療技術。1747年，他出版著作：基本醫學：多數疾病的簡易及天然療法(譯註)。衛斯理將此書與靈修小品一起發送，並說：「如果你珍愛靈魂或身體，那就隨處向人推薦基本醫學及這些靈修小品。」循道會人當然遵循了這個教訓。在衛斯理死前，此書已再版了22次。
衛斯理可能如何也想不到，有非洲這種隱藏4千萬孤兒的大陸。衛斯理本人深深為孤兒的不幸而心碎。早在1740年，循道會友就於美國喬治亞州Savannah附近建立了一家孤兒院。
衛斯理樹立的典範，也就是學習耶穌四處傳道、教導及醫治，已成為數世紀來循道會人的主要課題。奇怪的是，為何我們的宣言「世界是我的牧區」遇到愛滋病就失效了呢?
在我們面對全球愛滋病危機時，有7個來自衛斯理工作及生活的功課要學習。
第一，以世俗的眼光逃避病患或將病患貼上標籤，不是衛斯理的做法。衛斯理對病患沒有差別對待，醫治這種病而不醫治那種病。他在講道中定義，「無論是心裡還是身體的痛苦，無論他是好是壞，信上帝還是不信上帝，只要是在痛苦之中，」就是病人。
第二，衛斯理反對漠視的態度，要我們與人同受苦難。他心寒於當時社會中富人無視於窮人惡劣的健康情形。他堅持，探訪及照顧病人是耶穌福音的一部分。他在一篇名講章「關於探訪病人」(“OnVisitingthe Sick”)中，引用馬太福音25：36耶穌的話：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這樣慈愛的工作是「施恩典的方式」也是「救恩的一部分」。
第三，衛斯理強調要憐憫，而非責備病患。基督徒團體對全球愛滋危機的冷漠及缺乏行動，原因出在教會對同性戀者的反感。現在愛滋病的傳染其實已不分性向，多數病患是異性戀者。目前愛滋病的最高危險群，是全球三分之二地區的已婚婦女。循道會友還是沒有正式的關懷行動。
第四，衛斯理相信救恩就是愛。衛斯理說愛是「生命的良藥」。在愛滋病中掙扎的人，期盼信仰團體提供祈禱及關懷，希望，健康及屬靈能力，來面對這醜陋的印記和冰冷的世界。世界缺少衛斯理所謂的「醫治的恩典」，強調愛的力量包括身體及心靈的醫治。
第五，衛斯理是社會正義的提倡者，而且並不等待政府行動。衛斯理譴責失職的政府及社團時從不猶豫。他認為幫助窮人，是每個循道派人的天職。如果這是衛斯理的要求，為什麼不見循道會友組織起來，援助醫療愛滋病患或帶原者呢?為何在零星的行動外，沒有針對全球愛滋病的常設組織呢?
第六，衛斯理號召循道會友起來行動。為滅絕愛滋病，人們必須改變其行為。同樣的，教會領袖的行為也該改變：要同情，而非責難﹔要介入，而非冷漠。否定及歧視愛滋病人的時代必須結束。2004年總議會必須出錢抵抗全球愛滋病，別再去作另一個呼籲別人行動的決議。衛理宗的官方組織，如全球工作總議會，或非官方的佈道團(MissionSociety)已經宣佈愛滋病的教育、防治、醫療及照護是教會的重要工作。
第七，約翰衛斯理對基督徒成聖的觀念，促成其積極的入世思想。完美的基督徒生活不需要避世而居，遠離外界的混亂衝突；倒是要站出去面對生死的掙扎，醫治疾病，安慰痛苦。在「論基督徒的完全」一文中，循道會人可以找到積極投入抵抗愛滋的原因。衛斯理寫道：「小心忽視之罪。不要放棄任何任何行善的機會。要在好事上熱心，不要忘記你的天職及愛心。盡你的所能，幫助人的身體及靈魂。」
約翰衛斯理的教會在參與此工作上已經晚了許多。但教會若放棄工作，將使自己無法得救。一句非洲諺語說：「種樹的最好時機，是20年前。其次就是今天。」
然後我們要問，「耶穌會怎麼作?」，以及「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會怎麼作?」。最後的一個屬靈問題是：「我該怎麼作?」
<心得>
上帝是憐憫的上帝, 也是供給需要之上帝, 要勇敢的向祂求能力, 只是不要忘記要歸榮耀於上帝喔!
每天有無數基督徒想知道，「要是耶穌會怎麼作?」
在聯合國宣布全球的愛滋病及帶原者疫情已成為「世界危機」後，衛理宗基督徒所該問的不只是耶穌會怎麼作，也該問：「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
當然，我們不可能去預測或描述，這改教家會如何面對此700年來最大的瘟疫;但我們可以從其神學的實踐中，或他的醫療、照護等工作中發現一些有意義的線索。
雖然聯合國呼籲信仰團體對愛滋病患伸出援手，到現在為止除了少數例外，基督教的貢獻還是很少。這全球性瘟疫已進入其流行的第二十年，仍只有一小部份人，投入的一點點錢，用在這工作上。
更糟的是，在許多時候的不同場合中，宗教還助長了歧視的加深，在痛苦的人身上加上烙印。所以大家更不想去聞問，而至終造成了病毒更大的流行。
統計數字令人怵目驚心：全球有4千萬人感染病毒，每天都有7000人死於愛滋。已經死於愛滋的人數高達2千600多萬。從個人，社會到國家的痛苦都在加深。
於是，聯合國呼求國際社會各界伸出援手，尤其是對宗教團體。
新聞週刊(Newsweek)的保守派專欄執筆GeorgeF. Will在幾年前說，目前世界迫切需要的，是另一個約翰衛斯理，或者說，「更多的約翰衛斯理」。在其2000年1月10日的專欄中，他思及全球愛滋危機與衛斯理時，寫到：「在18世紀的英格蘭，快速的現代化及城市化使社會解體，當時的工業污染帶來新疾病，使情形更加惡化。約翰衛斯理騎馬走過250，000英哩，對不識字的民眾講道三萬次;掀起了廣大的文化，也是實際行動(behavioral)的革命。」
衛斯理及其後人讓GeorgeWills想到熱情的佈道者(evangelical)，對人的心靈及身體同等重視，尤其是對窮人、病人及邊緣人。要了解箇中原由，我們須重新檢視本會突出且賴以為記的神學及實踐，使命及工作，傳統及期望。
也許有更多人是在事件中了解真相，而非認識真相後再行動。衛斯理對基督徒信仰及生活的了解，都在於真實生活中的健康與疾病，生與死的關鍵問題中。
衛斯理深感於英格蘭窮人廣受疾病之苦，在1976年他甚至決定出來行醫。他開設診所，每星期五親自看診。
衛斯理在其工作及機構中使用當時最好的醫療技術。1747年，他出版著作：基本醫學：多數疾病的簡易及天然療法(譯註)。衛斯理將此書與靈修小品一起發送，並說：「如果你珍愛靈魂或身體，那就隨處向人推薦基本醫學及這些靈修小品。」循道會人當然遵循了這個教訓。在衛斯理死前，此書已再版了22次。
衛斯理可能如何也想不到，有非洲這種隱藏4千萬孤兒的大陸。衛斯理本人深深為孤兒的不幸而心碎。早在1740年，循道會友就於美國喬治亞州Savannah附近建立了一家孤兒院。
衛斯理樹立的典範，也就是學習耶穌四處傳道、教導及醫治，已成為數世紀來循道會人的主要課題。奇怪的是，為何我們的宣言「世界是我的牧區」遇到愛滋病就失效了呢?
在我們面對全球愛滋病危機時，有7個來自衛斯理工作及生活的功課要學習。
第一，以世俗的眼光逃避病患或將病患貼上標籤，不是衛斯理的做法。衛斯理對病患沒有差別對待，醫治這種病而不醫治那種病。他在講道中定義，「無論是心裡還是身體的痛苦，無論他是好是壞，信上帝還是不信上帝，只要是在痛苦之中，」就是病人。
第二，衛斯理反對漠視的態度，要我們與人同受苦難。他心寒於當時社會中富人無視於窮人惡劣的健康情形。他堅持，探訪及照顧病人是耶穌福音的一部分。他在一篇名講章「關於探訪病人」(“OnVisitingthe Sick”)中，引用馬太福音25：36耶穌的話：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這樣慈愛的工作是「施恩典的方式」也是「救恩的一部分」。
第三，衛斯理強調要憐憫，而非責備病患。基督徒團體對全球愛滋危機的冷漠及缺乏行動，原因出在教會對同性戀者的反感。現在愛滋病的傳染其實已不分性向，多數病患是異性戀者。目前愛滋病的最高危險群，是全球三分之二地區的已婚婦女。循道會友還是沒有正式的關懷行動。
第四，衛斯理相信救恩就是愛。衛斯理說愛是「生命的良藥」。在愛滋病中掙扎的人，期盼信仰團體提供祈禱及關懷，希望，健康及屬靈能力，來面對這醜陋的印記和冰冷的世界。世界缺少衛斯理所謂的「醫治的恩典」，強調愛的力量包括身體及心靈的醫治。
第五，衛斯理是社會正義的提倡者，而且並不等待政府行動。衛斯理譴責失職的政府及社團時從不猶豫。他認為幫助窮人，是每個循道派人的天職。如果這是衛斯理的要求，為什麼不見循道會友組織起來，援助醫療愛滋病患或帶原者呢?為何在零星的行動外，沒有針對全球愛滋病的常設組織呢?
第六，衛斯理號召循道會友起來行動。為滅絕愛滋病，人們必須改變其行為。同樣的，教會領袖的行為也該改變：要同情，而非責難﹔要介入，而非冷漠。否定及歧視愛滋病人的時代必須結束。2004年總議會必須出錢抵抗全球愛滋病，別再去作另一個呼籲別人行動的決議。衛理宗的官方組織，如全球工作總議會，或非官方的佈道團(MissionSociety)已經宣佈愛滋病的教育、防治、醫療及照護是教會的重要工作。
第七，約翰衛斯理對基督徒成聖的觀念，促成其積極的入世思想。完美的基督徒生活不需要避世而居，遠離外界的混亂衝突；倒是要站出去面對生死的掙扎，醫治疾病，安慰痛苦。在「論基督徒的完全」一文中，循道會人可以找到積極投入抵抗愛滋的原因。衛斯理寫道：「小心忽視之罪。不要放棄任何任何行善的機會。要在好事上熱心，不要忘記你的天職及愛心。盡你的所能，幫助人的身體及靈魂。」
約翰衛斯理的教會在參與此工作上已經晚了許多。但教會若放棄工作，將使自己無法得救。一句非洲諺語說：「種樹的最好時機，是20年前。其次就是今天。」
然後我們要問，「耶穌會怎麼作?」，以及「約翰衛斯理會怎麼作？」，「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會怎麼作?」。最後的一個屬靈問題是：「我該怎麼作?」
<心得>
上帝是憐憫的上帝, 也是供給需要之上帝, 要勇敢的向祂求能力, 只是不要忘記要歸榮耀於上帝喔!
衛斯理約翰及其兄弟
約翰衛斯理 , 衛斯理(John Wesley) , 衛斯理兄弟小傳 ,
衛斯理約翰家世與教育 , 衛斯理家庭 ,
聖潔會 ,
約翰衛斯理的教堂及故居 ,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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