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

 

      查理曼死後，由他的兒子和三個孫兒繼位治國，但腐敗早已發生，國勢也就衰落了。查理的嫡系加羅溫朝(Carlovingian Line)在第九世紀末葉時，便已瓦解。強盛的中央政府既不存，野蠻的斯干地那維亞人趁虛入侵，當時的歐陸流傳著一句禱告文：「主啊，救我們脫離斯干地那維亞人！」

      歐洲再度進入混亂的局面。就在這混亂中，興起了封建制度。這是一種簡單而自然的過程。由於蠻族的入侵，不再有大城市存在，大多數人都住在鄉間，土地就是財富，所謂封建制度，是根據土地擁有權而發展出來的一種獨特管理系統。

      繼承查理曼的諸王，很快就發現自己無能保衛國家免於蠻族之侵襲。為安全起見，國王就把國土分給他手下諸侯，條件是：在需要時，提供國王軍事援助。而這些新興的封建王侯，也依同法再把他們所得的土地分給下面的貴族們，貴族又把土地再分給更低的佃戶，依此類推。

      一些虔誠的基督徒，往往會把土地捐給教會或修道院。於是主教、大主教及修道院院長漸漸成為地主。這樣，他們也進入了封建制度。最後，全歐每一個人都在封建系統之中。而皇帝視教皇如同諸侯，為後來教會帶來嚴重的問題。

      在這樣的制度下，最低下的一個階級，稱為農奴。這些人，不論男女，都是奴隸，地位有如物件或動產那樣，是不能離開土地的。地位在農奴之上的，是那些已脫離奴籍的人，雖不再是奴隸，卻也沒有甚麼權利和多大的自由。全權管制農奴與脫奴籍之民的，稱為小地主，轄地大小不定，全視君主給他們怎樣的恩惠而定。重要一點的小地主，是君主的顧問官，同時也是地方上的紳士，有排難解紛及推廣公益之責。在敵軍壓境時，所有這些臣民都要拿起武器，去保衛君主的權益。

      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結果是造成「地方分治」的局面。全歐洲沒有一國有強大的中央政府，而是分成許多被貴族統治的公國、侯國，這些貴族在他的領土內，就是一個國王。結果，真正的皇帝實力薄弱，只不過是許多貴族中為首的一位而已。若幾個貴族聯合起來，就往往比皇帝還強。

      立於封建制度最頂端的，是不作任何人的家臣，只作領主(lord)的人；而最底層的是純為家臣，沒有領主身份的人；在這中間的都有領主與家臣雙重身份，對居其下者為領主，對在其上者為家臣。領主必須保護家臣，家臣必須提供服務，尤其是要為領主作地方上的豪傑，把自己和他們可能控制的力量，組織起來，成立小軍隊和小王國，其大小全視其力量如何，或只有一城，或兼有若干領土。每一個小王國，都是一個完全的君主國，要國內所有百姓，都向國君宣誓效忠的。

      驟眼看去，封建制度也許會大大損害到羅馬天主教的權利。其中一些小君主對於教皇的各種矯飾，也許懷著敵視的態度。事實上，緊貼封建制度而來的一個結果，確是教皇聲威的降落。在這許多小王國中，主教就是小地主，他們被迫去宣誓向俗世君主效忠。他們俗務紛繁，也就無暇去顧及宗教了。

      不過，從長遠方面看去，教皇制度並沒有受到封建制度的嚴重傷害。有的時候，主教們也會成為小王國中的君主，而臣民們也會從國君那裏領得許多土地。結果，這些 土地，有許多反落在羅馬教會手中。此外，一般人對俗世政權發生了反感，而那些有權勢的主教們，因為他們待人以慈的作風，與一些作威作福的俗世君王不同，結果，一般的老百姓，自然要熱愛並盡忠於宗教方面的領導。

奧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年)

 

　　自使徒時代以來，古代教會宗教思想至奧古斯丁而登峰造極。他生於北非(現今的阿爾及利亞)。父親是很有地位的異教徒，但財產不多，為人懶散偷安，貪戀世俗，直到臨終的時候才信主受洗。奧氏的母親莫尼加卻是個忠誠的基督徒，很關心兒子的前程；為他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代禱，她對這在信仰上已死去的兒子深惡痛絕。上帝藉異夢指示，使她堅持信心的禱告。奧古斯丁有兩種性情；一種是放肆於性欲中的性情；一種是專誠向上，追求真理的性情。也許父母雙方的品性，都遺傳到他一人身上。因此，奧氏的心靈深處成了善惡劇烈鬥爭的戰場。

　　稍長，奧氏便離開出生地，到附近地方上學，後來又負笈至迦太基，在那裡專攻修辭學。在這時，他結識了一個女子，並與她同居至少有十四年之久，當時他只不過十七歲而已。在三七二年，私生子出生，極為奧氏所珍愛。

　　奧古斯丁雖放縱於情欲最早，但追求真理也覺悟最速。十九歲時，他讀了西塞羅(Cicero)的著作後，已有心追求真理，以此為人生唯一價值。此後他開始研究聖經，“但聖經對於我好似沒有價值，不足媲美於西色柔的莊嚴文筆。“於是他又向一種思想混合的二元主義，即為摩尼教者，追求心靈與理智的安慰。疼愛他的母親得知他信奉異端，十分痛心，幸有一位善心的主教勸慰她說：“你用這麼多眼淚代禱的兒子，不能滅亡。

“

奧古斯丁崇奉摩尼教共有九年，他一面治學，一面教書，他在迦太基因作了一篇戲劇詩而文名大振。信奉摩尼教日子久了，他開始懷疑這個教門理智上的效能。於是他去見摩尼教的首領，但因這首領在教理上難於自圓其說，這使奧氏在理智的追求上失望了。於三八三年他遷到羅馬。翌年，被委任於當時西方帝國的都會──米蘭，教授修辭學。

　　在米蘭的時候，奧古斯丁聽見了安波羅修大有能力的宣道，但他只是仰慕安氏的口才而來，因他在這時正傾心於新派的懷疑哲學。這是他一生道德水準最低的時期，他的母親為他定了一門親事，因那女子年紀尚輕，一時未能完娶）。奧氏雖與從前之姘婦脫離關系，但不久又與另一個結上了非法之緣，行為較前更不正當。

　　後來，他讀到新柏拉圖派的威克多林傳記，看見他在老年時如何歸向基督，心中大受感動。現在他才知道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實之源。因為他聽安波羅修的講道多了，所以對教會的權威有了極深的印象。加上又聽到埃及的修道士之高尚聖潔生活，乃自慚雖是個知識份子，反為情欲所勞役。在悲痛自責之餘，他奔向花園中去，伏在樹下痛哭。忽然仿佛聽到兒童的聲音說：“拿起來讀吧！“他的面色大變，抑制著眼淚，拿起一本他所讀過的書信；急忙翻開，視線即落在這段經文：“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羅十三：13-14)自此以後，奧古斯丁心裡有了平安，他感覺有從上帝而來的能力勝過罪惡，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

　　奧氏的悔改是在三八六年夏日將盡之時，他離開了情婦，辭去教職，退居在一處山莊，與諸友人共研哲學，寫成許多論文。次年復活節時，奧古斯丁與好友及兒子同在米蘭受洗于安波羅修。莫尼加三十二年來不斷的流淚禱告，果真得到上帝的垂聽！可惜是在他們回鄉的路途上，莫尼加死於熱病。奧古斯丁敘述他母親死狀，是古代基督教文獻中一座最高貴的紀念碑。他回家鄉後，仍勤究學問。不久，他的兒子也死了。

　　三九一年，他往希坡(Hippo)去受職為神父。四年之後，又繼承主教一職，受職後不久，當地主教全權都歸在他手中了。

　　在希坡，奧氏為非洲那一帶地方創建了第一所修道院，作為訓練教會領袖人才的場所。而其餘生則致力於牧養教會、宣講福音、救濟貧弱等事業上。為瞭解決北非教會的各種爭端，他更不辭勞苦，四出召開宗教會議。餘暇就從事寫作。

　　奧氏生平的著作超逾一百一十三本及五百多篇講章，他的學識躍然見於紙上。而當他每與一異端爭辯時，他的神學奇才更是顯露無遺，惹起神學界的注目。其實早在他受洗之時，他就立論攻擊摩尼教；及後，又與當時盛行的幾派異端邪說爭辯，維護真道，力主教會合一，且幫助正流派澄清原罪和恩典的觀念。

　　其著作可歸納為五大類；神學、釋經、倫理證道、哲學和自傳。傑出者有“懺悔錄“及“上帝之城“。前者乃奧氏的自傳，他以親身經驗來見證上帝在人身上奇妙的作為和恩典，提出人可以與上帝親切來往的概念，乃一切宗教經驗著述之典範、世界之名著，傳誦直至今代。

　　“上帝之城“可說是第一部教會歷史哲學。此書顯示出奧氏不但是哲學家、神學家、護教士，更是道德家、政治思想家，亦同時是文學和戲劇批評家、時代和歷史之評釋家。此書左右了整個中世紀的政治發展。全書共二十二卷，歷十四年(412-426)光陰才完成。首十卷為基督教作有力的辯護，反駁異教主義及羅馬愛國主義；後十二卷論地上之城及天上之城的源起、發展及指歸，地上之城因不自愛藐視上帝終必衰弱，上帝之城則以上帝愛為本必然興旺長存。

　　奧氏的神學思想與他的生平一樣極多采多姿，一方面維護聖經正典的確立，亦於基要信仰或教義的演譯及闡明上有極深的創見；而其思想影響西方羅馬教會尤深。此外，他又確立了基督教哲學；他以上帝為中心，啟示為基本，而哲學則為神學的使女；他主張信仰使人看見真理，而理智使人多瞭解真理，但信仰乃至上，“如果要明白，就應當相信，因為除非你們相信，你們不能明白。“

　　這位非洲拉丁教會的領袖後因熱病，逝世於希坡，終年七十六歲。惟其影響，在歷史上延綿不斷。

　　

英國(安立甘)教會的改革

 

  (一)丁道爾翻譯聖經

  丁道爾(William Tyndale)先後受到伊拉斯姆、路德、慈運理等人的影響，因此他定意要把聖經放在每一個人手中。丁道爾的譯本於主後1525年在德國出版，是直接由希臘文譯成英文的精彩譯本。在往後十年中，又出了七版。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丁道爾都在強烈反對和恐怖逼迫的威脅之下。最後，他的敵人將他捉到，丁道爾終於在主後1536年6月於布魯塞爾附近殉道。他在死前最後的禱告，是求上帝開英王的眼睛。翌年，他的禱告就得蒙答應。英王亨利八世準許科威對勒(Miles Covedale)的英文譯本在英國出版，使聖經在英國有廣大的流通。百姓閱讀聖經英譯本的結果，使英國改教運動的種子得以播入人心。

  (二)亨利八世作英國國教的元首

      英國的改教運動有許多獨特之處：一方面，在英國沒有一位突出的、偉大的領袖，諸如路德、慈運理、加爾文、諾克斯之類的人物；另一方面，英國教會的改革，不是經由教會職員推動，而是藉著一位國王。

      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因教皇拖延不批准他與皇后的離婚，就推動國會於主後1534年通過一項法案，宣稱英國國王是「英國教會唯一最高元首」。這項改變，不是在教義上或崇拜儀式上，而是在教會的行政管理上，由國王取代教皇的地位，成為英國國教的至高元首。

  (三)亨利增加改革項目

      過不久，亨利開始在教義方面、崇拜儀式及某些信仰實踐上增加一些改革。修道院被關閉，聖徒遺物不再被視為神聖，也不再展覽。在亨利八世治下，聖徒遺物的掃蕩與毀壞，是對中世紀迷信的一次重大打擊。直到亨利八世去世，英國還不是一個復原教國家。

  (四)愛德華六世

      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即位時年僅九歲，便由傾向改教運動的舅父索美塞德公爵(Duke of Somerset)攝政，是他促使英國的改教運動有相當大的進展。

      主後1547年，國會通過法案，准許信徒在聖餐時，不但可以領受餅，也可以領受杯。次年年初，宣佈所有圖像都需從教堂中挪走。再過一年，又宣佈聖職人員不必守獨身，祭司以及聖品人員結婚視為合法。

  (五)血腥瑪利治下的天主教復甦

      愛德華於主後1553年因肺病去世，享年僅十六歲；他的姊姊瑪利(Mary)即位，登上英王的寶座。

      瑪利是個堅定的天主教徒，她使英國改教運動至少倒退了廿五年。所有國會在前王任內通過的法案，都被撤銷。凡贊成改教運動的主教或低級聖職人員，都被革職。她又大肆逼迫復原教徒，據估計，在她統治期間，英國各地至少約有三百人被火燒死。

      許多改教領袖逃到歐洲大陸；克藍麥(Thomas Cranmer)是愛德華時代《公禱書》與《四十二信條》的主要起草人。主後1555年，他被革除教籍，被迫公開承認教皇有權管轄英國教會，並簽署了一份否認復原教主義的宣言。但他在主後1556年3月21日接受死刑之前，把以前所有翻供與否認的事全部撤銷，而以堅定的口氣宣告他的復原教信仰，終於被火燒死。

  (六)伊利沙伯時代的改教運動

      瑪利於主後1558年11月7日去世，由她妹妹伊利沙伯繼位。當瑪利在位時，伊利沙伯的生命一直在危險中，因為她受教於克藍麥，表面上遵行天主教禮儀，心中卻歸屬復原教。登基以後，她終於使英國改教運動獲勝，再度摒除所有教皇在英國的權柄。天主教徒在英國，從此變成了少數人。

復興運動的展開

 

    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改教運動，許多受加爾文主義影響的國家都在政治、經濟上發達起來。這時，那些起初為改教而爭戰、受逼迫、立志敬虔度日的信徒的後代，已漸漸在富裕、安逸的生活中荒廢下來。以致無論是歐洲的荷蘭，還是美洲的新英格蘭，各地教牧都為信徒的道德下降、對屬靈的冷漠一事大聲疾呼。於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復興運動就在這些教牧人員的講台事奉下爆發出來，即所謂的「大覺醒運動」。其中為首的有在美洲新大陸國的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和在英國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大覺醒運動的主要目的，乃是要重新喚醒人的靈命、使人重拾聖約、過敬虔聖潔的生命。

     其實，大覺醒運動所帶來的悔改顯現，不僅見於平信徒當中，也涉及到教牧。這個運動起先是始於美洲新大陸，後來也傳到英國以及歐洲大陸。這種以對上帝的道的傳講來復興信徒的講台事奉，一向是加爾文主義者（清教徒）的事奉原則。這種傳統，到了十九世紀又再由有「證道王子」（Price of Preachers）之稱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英國重拾，而到了二十世紀，則由倫敦的鐘馬田（Martin Lloyd-Jones）繼承。

     而在美洲新大陸，當時大覺醒運動所帶來的其中一項後果，也是繼承加爾文主義的另一項特色，就是大學學府的興建。正如加爾文在研經時不忘語言學、歷史學等人文科學的知識一樣，那些復興後的教會，也意識到他們需要為上帝的教會栽培敬虔且有學識的教牧人員，使他們熱衷對一切屬於上帝的真理。哈佛、耶魯這些早期的大學，均是為栽培教牧人員而興建的。人們可以看到，這些大學的校園中央，總是有一座小教堂。

     然而，復興運動起初按照愛德華茲和華特腓的教導，本是以注重上帝的聖約、上帝的主權、強調人的全然墮落、需要基督無條件的拯救為主的。但發展到後來的第二波、第三波時，就漸漸變質了。由於許多教牧看到復興所帶來的果效，於是就都盼望有復興的出現，以至企圖用人為的方法製造復興。這樣，起初的復興到此時就變成了復興主義。以芬尼（Charles Finney）為首，那些曾經接受過加爾文主義思想的奮興家，因相信使用什麼樣方法就能在人身上帶出怎樣的果效，於是就難免要對「人」做一些正面的肯定。結果，他們就走向了當年阿民念的道路。十九世紀的復興運動與上一個世紀的大復興，乃是大相逕庭了。以清教徒的信仰和教會特色為主導的新英格蘭地區，此時也一去不復返了。

     此外，大覺醒運動在美洲乃帶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聖職的普及化或平信徒化。在此之前，教牧工作主要是由聖職人員負責。若有人感到蒙召作傳道，需要有教會會友的認同和教會牧者的帶領。但大覺醒後，許多平信徒毅然擔負起教牧的責任，尤其是當他們看到自己的牧者有的還沒有悔改時。許多新的宗派也在此時產生，如有浸信會、衛理循道會等。他們發展的速度驚人，主要在於他們的牧者均為從平信徒中自發而起的，無需經過漫長的正規神學訓練就可講道、牧會。

     所以，大覺醒後有兩條路線的發展，一是加爾文之主義者對高等學府的建造，另一是非信奉加爾文主義者的新興宗派所發起的平信徒運動。自美國建國到南北戰爭期間（1861~65），復興的浪潮乃是一波接一波，從未間斷過。移居美國的人也日益增加，美國開始往大西部發展。新開發的地區一般很少有正規教堂，而那些新興的宗派，因其聖職功能可由平信徒擔任，於是在新開發地區發展得非常迅速。

     這種激發平信徒參與聖工的運動乃帶來了兩大現象。一是民間自願團體的建立。基督徒看到，復興後的地區，不但有靈性的需要，也有其他需要。於是許多由平信徒組織起來的社會公益福利機構就相應地產生了。至今，這種以建立自願團體的方式來回應社會上的特殊需，仍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色。

     另一個現象則是宣教運動的展開。大覺醒運動產生之時，也正值英國國勢壯大、向外擴張之際。這時，世界乃是越來越廣了。當英國把軍艦派往別國、英國的商人藉機發展國際貿易時，許多經歷過復興後的基督徒，就定意要藉此把福音傳到遠方。許多都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戴德生就是大復興後所產生的果子，他父親也是直 接受到復興運動影響的。

  宣教運動起初是以英國為首的。但到了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後，主力則轉移到了美國。那些大復興後的、以平信徒為主導的宗派，為了大量地、快速地培訓教牧人員，復興家慕迪（Dwight L. Moody）等人士就創建了聖經院校（Bible Colleges），為的是要略過正規神學訓練的途徑，以簡短、快速的方法，把福音要點教授給學生，儘快地把他們送到宣教工場上。到了1926年，光是來到中國的宣教士就達8000名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北美洲的。而今天中國教會的許多特色、組織形式和主導的神學思想等，許多是受到那批來自美洲的、在大復興運動下所產生的宣教士的影響。就連著名的中國近代奮興家宋尚節，也是在北美的復興運動中得救悔改，繼而回國奉獻事主的。

     這裡值得一提的乃是在宣教策略上加爾文主義者與非加爾文主義者的不同。加爾文主義者因向來不把屬靈的事和屬世的事兩極分化，在接觸到新的文化時，則往往注重先認識對方的文化，對文化做剖析之工的護教工作。早期來到中國的宣教士，總是會花上大量的時間學習漢語、認識中國文化、編寫字典、與知識份子對話等。而非加爾文主義者則只注重拯救人的靈魂、改善人的道德。前者看重宣教士屬世的教育和神學訓練，後者看重他們奉獻、委身的心志。

      前者在中國建立大學、醫院、改善醫療制度等；後者建立的主要是幾所為宣教士家庭設立的幼兒園、中、小學和 一兩 所聖經院校，而在醫療服務方面，他們所建立的，也多屬非正規性的，注重的是幫助吸鴉片者戒毒等工作。前者創辦雜誌、期刊，編寫中西文化方面的書籍；後者所寫的書籍，多半是宣教士的生平見證等。前者多半在五大通商港口蓋建禮拜堂，並且以西教士主堂，神職人員階品分明；後者則進到中國內地，接觸廣大平民，栽培本地的平信徒牧會，牧會者與傳道者，男女一視同仁；而在聖經翻譯方面，雖然從第一位來華的更正教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開始，大家都有在做，但最費時最長、動用的人力最大、最優秀的版本，則要屬後者所翻譯的中文聖經和合本了。

      前者所採取的宣教進路是由上至下的，先接觸、影響政治、文化界有影響力的士大夫，希望藉此影響全中國的老百姓；後者則走以下至上的路線，先接觸一般的平民，並且定意遠離政治，更是拒絕接受自己國家所賦予他們的外交優惠，甚至在面臨中國的義和團屠殺時，也不追索賠償或尋求外交保護。與此形成巨大對照的，乃是前者的作法，他們企圖透過對中外條約的簽訂，把一些對傳教自由的條款寫進去，以助傳教事工。然而，這兩種的宣教進路，到了十九世紀，因宣教工場上政治環境的改變和十九世紀基督教會所面臨的種種，都有其獨特的發展。

運動的發生及擴展

 

　　在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出現前，美國頗受法國大革命反教會的氣氛所影響，特別因為獨立運動所針對的其中一個物件，是與英國政府緊密掛鉤的聖公會。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對不少新大陸的知識份子也產生相當的影響，自然神論與獨神論〔亦稱一位一體論（Unitarianism），持理性主義的神觀，反對三一論。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存在，拒絕基督及聖靈的神性，強調上帝乃是一個普遍的仁愛法則，高舉人的理性與自由〕廣泛蔓延，成了當時的主流信仰；不少美國獨立運動的領袖如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均是自然神論者，這是廣為人知的事實。如同歐洲一樣，美國教會面對普遍屬靈低迷的境況；但就在這時，美國東部默默地醞釀著屬靈的復興。

　　

美國的奮興運動始於1792年，在1798年已廣泛蔓延至全國。

　　奮興運動首先在新英格蘭的大學校園裏發生。促成第一次大覺醒運動的主將是愛德華慈（Jonathan Edwards，1703－1758，改革宗重要神學家）。他的外孫德威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自1795年起擔任耶魯大學的校長。在他的領導下，耶魯大學發生一次屬靈復興。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隨十八、十九世紀美國的西漸運動(Westward Movement，往西部拓荒的移民潮），逐漸普及全國。西漸運動是繼獨立運動後美國建國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開拓者自東到西，直至貫通全洲；教會隨開拓者的腳蹤往外擴張，藉奮興運動所帶來的宣教動力，向散落在廣袤土地上的不同群體進行佈道。

黑暗時代的基督教

 

• 黑暗時代產生的由來

　　在「羅馬和平」的盛世，羅馬帝國北邊的疆界，僅止於萊因河和多瑙河一線，廣大的中歐和北歐地區還住著許多野蠻民族，如日耳曼人（Germans）、北蠻人（Northmen） 和斯拉夫人（Slavs）等。

　　到了西元四世紀間，亦即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同時，被我國漢朝擊敗的北匈奴人向歐洲流竄，歐洲東部和中部的蠻族部落，因為無法抗拒匈奴人的襲擊，紛紛進入了東羅馬帝國治下的巴爾幹半島或西羅馬帝國境內，自此以後的四、五百年間，整個歐洲成為蠻族橫行的天下。西羅馬帝國在西元四七六年被蠻族滅亡，歐洲文化也倒退到野蠻黑暗的地步，形成歐洲的「黑暗時代」。

 

• 基督教教會成為文明堡壘

　　在歐洲黑暗時代中，蠻族到處焚燒劫掠，將羅馬帝國建立的許多文物制度恣意破壞，但對基督教教士和教會管屬的教堂教產等，卻不敢隨意侵犯。原來野蠻人心地純樸，知識淺陋，雖然不尊重文化建設，但對神祕的宗教勢力卻很畏懼。基督教教會就依賴這一點力量，在歐洲一片瓦礫場中能夠巍然獨存，一部分古典文化也賴以保存，成為黑暗時代的文明堡壘。

 

• 教皇制度的產生

　　侵入羅馬帝國的蠻族，於焚燒劫殺之餘，本來就懼怕鬼神的懲處，及至聽到教士們的天堂地獄之說，就紛紛抛棄原有的宗教信仰，改信基督教義，基督教教會的勢力，也就隨之擴大。這由下列兩件大事中表露出來：一是教皇制度（Papacy）的形成。一是隱修運動（Monasticism）的興起。

　　相傳耶穌第一門徒彼得（Peter）曾任羅馬城的第一位主教，而新約全書裏又記載耶穌曾將天堂之鑰匙交給彼得，使其具有決定一個人升天堂或下地獄的權力。後來羅馬城的主教，就根據上述理由，不斷爭取教會的領導權。西元四五五年間，西羅馬帝國皇帝又曾下令，規定西羅馬帝國境內所有主教，均須服從羅馬城主教的節制。因此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羅馬城的主教就很自然的代替了原有皇帝的地位，而成為西歐各地教會的最高領導者，兼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羅馬主教從此被人尊稱為「教皇」（Pope），這就是教皇制度的起源。

　　教皇制度建立後，最初還按照主教產生的辦法，由羅馬附近的神父選舉教皇。但因教皇地位日趨重要，這種辦法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後來乃由教皇在各地主教中，挑選辦理教務著有成績的人，升為樞機主教（Cardinal），以樞機主教為骨幹在羅馬成立教廷，教皇則由樞機主教團舉產生。基督教教會內的組織，於是漸趨完善。

 

•  隱修運動的興起

　　基督教徒出家苦修之風，最初起源於埃及。西元三、四世紀間，埃及有一位名叫聖安東尼（St. Anthony）的基督徒，年輕時就在尼羅河下游一座山上苦修，後來有許多虔誠的基督徒步其後塵，也到那座山上去苦修。聖安東尼乃將那些追隨者組織起來，在紅海岸邊建立了集體苦修的「修院」（Monastery），這是基督教有修院之始。

　　興自東方的隱修運動，隨著基督教的擴展也傳往歐洲。西元四、五世紀間，歐洲人為了逃避蠻族的燒殺，入山隱修的人更多，於是各地修院紛紛興起，成為教會組織的一部分。不過當時各地修院自定章程，沒有一定的準則。直至六世紀間，聖本篤（St. Benedict）在義大利南部喀西諾（Monte Casino）山上建立修院，制定聖本篤會規以後，歐洲修院的規矩才趨於一致。

　　聖本篤會規規定：凡入院修道的修士或修女，均須宣誓終身遵守貞潔、安貧與服從三大戒律。貞潔即是不娶或不嫁，棄絕家庭的牽累；安貧即是不要私產，生活所需由修院供給；服從即是絕對服從院長的命令，不得稍有違抗。此外又規定，修士或修女均須按照一定時間作息、讀經、祈禱、靜思，並須遵從院長的吩咐，從事各種體力的勞動，如抄寫古書、墾殖荒地、醫病製藥、教育兒童、出外布道等。西歐各地的修院都採用或仿行上述的規定，修院從此成為基督教教育與社會服務的中心。

 

•  基督教會的組織與分裂

　　自從隱修運動興起後，基督教的教士就分為兩類：一是原有的教士，如主教、神父等，須在教區內從事各種宗教活動，每日須與俗人接觸，因此稱為「入世教士」（Secular Clergy）；另一類即是修院裏的修士、修女等，他們避居於建在山林的修院之中，不問世事，因此稱為「修會教士」（Regular Clergy）或「出世教士」。其組織系統如下：

	教　皇〈	入世教士：大主教──主教──神父等。
		修會教士：院　長──會長──修士等。

　　由羅馬教皇領導的教會，與由東羅馬皇帝領導的教會，無論組織系統或宗教儀式，都有差異。因此到了西元一○五四年，東西兩個教會就正式分裂：羅馬教皇領導下的教會稱為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東羅馬帝國皇帝領導下的教會稱為希臘正教（Greek Orthodox Church）。

 

• 羅馬公教的貢獻

　　羅馬公教教會在黑暗時代中有很重要的貢獻：

　　（一）入世教士兼理一部分的地方行政、法律事務、修橋補路等工作，在兵荒馬亂中仍能維持部分社會秩序。又常對人民講道，給予苦難人民許多精神上的安慰。

　　（二）當時歐洲人口銳減，許多良田成為荒地，修會教士從事墾荒，增加社會生產。又因修會教士從事社會救濟工作，在戰亂中減少了許多無辜的死亡。尤以抄寫古書，使許多古代典籍得以保留下來，對後世文化影響更大。

　　（三）羅馬公教的教士不避危險艱難，深入蠻族居住的地區傳教，將蠻族教化成為文明人。他們以聖經為典範，將原極複雜的蠻族納入同一的風俗習慣、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之中，建立了所謂「基督教世界」。歐洲各地紛紛設立教會、教堂、修院，羅馬教會成為一個龐大的組織，羅馬教皇也就成為當時歐洲最有權威的領袖人物。

 

加爾文和他的神學遺產

 

  加爾文是上帝在教會歷史所興起的宗教改革巨人。他常生活在憂患之中，被人攻擊、逼迫，又有偏頭痛的痼疾。但是，他生活敬虔、簡樸，反對奢侈；勤奮工作，治學嚴謹，忠心傳講聖經；用聖經的原則來治理教會和引導日內瓦的社會。他一生大部份是在日內瓦度過的，他曾說：「日內瓦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須每天在那裡被釘死 至少一千次」。

  在他的時代，日內瓦已經成為歐洲各國復原教難民的人道收容中心。甚至到近代還延續這個傳統，使日內瓦成為國際和平的焦點，也是國際人道組織的發源地，如：以人道主義的方式來處理戰俘和傷兵的日內瓦協定和國際紅十字會、裁減軍備的會議、韓戰和印支半島戰爭的停戰和約、防制海盜的會議等等都是在日內瓦商議的。

  加爾文的神學遺產不僅帶給初期復原教會比較有系統的聖經神學，日後發展出來的聖公會、改革宗、浸信會、弟兄會、門諾會、衛理宗、公理宗和長老宗等都與加爾文的神學有關。受到加爾文神學影響的國家如：北美、西歐、紐西蘭、澳洲等國，福音已經滲透其文化的深層結構。 這些國家政治自由，社會安定，科技進步，也是華人嚮往居留和留學的地方。

  加爾文(1509－1564)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健將，出生於法國，先習法律再學古典文學，精通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他在24歲(1533)左右因著宗教改革的思想而信仰產生轉變，深信全能的上帝呼召他在地上拓展上帝的國度，因此受到逼迫。他辭去學者的工作，在1534年逃亡到瑞士的巴塞爾（Basel）從事有系統的寫作，要為因純正信仰而殉道的人辯護。他首先綜合教會在歷世歷代對信仰的教導，在27歲(1536)時完成了第一版《基督教要義》，把書獻給法國國王，寫一封信勸他要聽從上帝的話。同年，他路過日內瓦，原本只要停留一夜，卻被當地教會的牧師法惹勒（Farel）勸勉挽留，而不得不留在日內瓦，從此，無意之間被捲入宗教改革的漩渦。他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教會」。

加爾文在他晚年出版的《詩篇注釋》自序中談到自己，他受嚴謹的古典文學的學術訓練，研習法律是迎合父親的期待。起初他儘量配合父親，當他後來談論起他的一生時，常常提到上帝奇妙的攝理(Providence)，但是他說：「在上帝奇妙的攝理中，我的方向開始改變，在一個短暫的轉變當中，上帝引導我使我願意順服，從此大發熱心，專心研究聖經及改教運動的神學」。但是，他是追求榮耀上帝的實踐者，不太願意提到關於自己的事情。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聖皮耶(St. Pierre)教會牧會，他常在主日崇拜用解經式講道，逐章逐節地講下去，而不是標題式講道。他竭力糾正日內瓦當時極為敗壞的社會風氣，因而引起公憤，1538年被逐出日內瓦。他於是在斯特拉斯堡牧養一所法國難民的教會三年。1541年，他又被日內瓦市議會邀請回去。回來的第一個主日，他若無其事地從三年前中斷的章節繼續解經講道。加爾文自己不僅講道也行道，生活嚴謹，深信救恩要實踐於生活當中；後來的加爾文主義者，深信基督徒有責任改變罪惡的世界。

  加爾文在1539年旅居斯特拉斯堡時，娶了一位信主的寡婦伊德麗(Idelle de Bure)為妻。和馬丁路德的妻子一樣，依德麗是個賢內助，在他遭遇橫逆時，不斷地鼓勵他，帶給他美滿的家庭生活。在她去世十週年時，加爾文在懷念她的一段文章記載著：「她在世時是我事奉的好幫手，我常因痛失一生最好的朋友而傷感」。從字裡行間可窺其夫妻恩情之深，堪為當今基督徒家庭生活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