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代的背景

    西元800年左右，查理曼以法蘭克王國為基礎，短暫地為西歐打造了有中央共主的統合世界。在他過世後，他的三個孫子於843年將查理曼帝國分割為三，此後又產生更多細小的分裂。在此情況下，西歐不僅再一次進入各自為政的小國分立狀態，也成為外力易於馳騁之地。

    自九世紀中葉直到西元1000年左右，由北南下的斯堪地納維亞人（史書通常誤稱為「維京人」。其實viking只是行業，意為「出海討生活」）、由東南歐而來的馬札爾人、以及在北非的穆斯林，將西歐與中東歐視為他們呼嘯而過之地。當時的西歐，不僅與「西方霸權」一點都沾不上邊，與東邊富強的拜占庭及跨越三洲的伊斯蘭世界比較起來，反而最弱勢。

    這種狀況一直到十世紀末，當斯堪地那維亞人與落腳在匈牙利的馬札爾人接受基督教化，西歐才開始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自十一世紀起，西歐的經濟開始復甦，城市生活日漸繁榮。這樣的榮景，也激起有志者想要獨領時代風騷的企圖心。

    長期以來，軍事力量微弱的羅馬教宗，一直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保護。有關這個部分，就牽涉到教宗為何會與「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伏爾泰語）的「神聖羅馬帝國」，有這麼多中古史上「政教之爭」的愛恨情仇。

    何以教宗一直願意（有時甚至是主動）為「德意志王」加冕，使其成為具有聖俗共融意義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簡單來說，就是雙方條件交換的結果。教宗為「德意志王」加冕，讓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而皇帝則有保護教宗的責任。因為義大利半島面對地中海上各種兇狠勢力的爭奪，教宗勢單力薄，並不足以自行捍衛教宗國的安危。

    然而，既然中世紀教宗身兼宗教領袖與世俗統治者，面對十一世紀西歐新局，過去一直仰賴他人保護的教宗，當然想藉此良機，好好壯大自己的實力，以儘速脫離經常被皇帝牽著鼻子走的困境。

    1054年，教宗開始下第一步棋了。

    他遣派特使到拜占庭帝國，希望促成東西教會合一，以羅馬教宗為共同領袖，確立教宗在泛歐基督教信仰上的至高領導權。然而，此舉讓向來尊重地方信仰自主、有重大爭議則交由大公會議（council）裁決的拜占庭東正教深感不安。最後雙方不歡而散。合一沒有達成，反而互相將對方代表開除教籍，造成「東西教會大分裂」（Great Schism）。

    1071年，拜占庭帝國再次遭伊斯蘭入侵，皇帝被擄，於1073年向新上任的羅馬教宗格里哥七世（Gregory VII, pope 1073-1085）求援。然而，格里哥七世只想擴張在西歐的教權，正忙著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鬥爭，無暇顧及拜占庭戰事。

    拜占庭隨後因新皇帝Alexios I Komnenos 領導有方，暫時解除了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威脅。1099年，Alexios I Komnenos眼見時機正好，於是致函新上任的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希望他能派遣西歐援軍，協助驅離塞爾柱土耳其人，讓拜占庭局勢更安定。

    教宗烏爾班二世眼見這是讓他在西歐做領頭羊的大好機會，不僅同意出動援軍，且將目標延伸到收復聖城耶路撒冷。

    然而，教宗如何說服西歐人響應？同為世俗權力爭奪的對手，很難指望西歐各國君王會樂意相挺。出身法國克呂尼（Cluny）修道院的烏爾班二世，於是回到阿爾卑斯山北方，自1095年7月起，到處宣講。

    第一次十字軍的發生，說穿了，就是積極想在泛歐建立絕對威權的「羅馬教宗」與新皈依伊斯蘭、亟欲穩固自己在近東統治勢力的「塞爾柱土耳其人」之間的強碰。

中世紀的教宗介於「聖」與「俗」之間

    本質上，十字軍是為了樹立教宗至高獨一的威權而發動。十字軍與一般朝聖或宗教戰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十字軍是由教宗發動，或至少必須得到教宗的許可與祝福。參與者行前必須發特別的朝聖者誓願（pilgrim’s vow），有些人還會輔以禁食禁慾。每人外袍臂膀上都要縫上十字作為記號。

    為何中世紀教宗想要樹立絕對威權？這牽涉到中世紀羅馬公教與現代大不相同之處。

    「教宗」與「世俗世界」的關係，1870年是最重要的分水嶺。這一年，義大利統一為一個國家。對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義大利人而言，長期讓義大利無法統一的主因是「教宗國」（Papal States）的阻撓。義大利透過統一，將「教宗國」從一個具有世俗統治權的國家，轉變為只具備羅馬公教全球信仰領導中樞功能的「梵蒂岡教廷」（Vatican City State）。

    面對義大利統一後提出「教宗國」轉型的要求，教宗原先並不願意。直至1929年，義大利政府才與教廷簽訂協議，讓存在超過一千年的「教宗國」（754-1870）卸下種種世俗權力，轉變為一個沒有軍備、沒有自己經貿功能的特殊「國家」。名稱也由「教宗國」改為「梵蒂岡教廷」。

    換言之，從754年查理曼（Charlemagne）的父親丕平（Pepin）將羅馬及其東北地區的土地攻打下來，送給當時的羅馬教宗開始，所謂「教宗國」其實與一般世俗國家無異。我們不妨把「教宗國」看成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教宗就是這個聖俗兼備政體（polity）的統治者。然而，當時歐洲主要還是原住民部族各擁其主、獨立自治的世界。已經接受基督教的地區，比較大的城鎮各有自己的主教，並不受他人管轄。當時的羅馬教宗，頂多只能說是被視為大哥的羅馬主教。

    「教宗」真正成為整個羅馬公教的共主，能夠整合日耳曼民族大遷徙後，西歐各地分裂為許多小政體的情況，要等到九世紀初。查理曼為了讓自己打造起來的帝國，在信仰文化上有一致的規範，下令所有教會禮儀與信仰問題爭議，全部以羅馬教會為依歸。如此一來，羅馬主教在實際運作上，才真正成為普世的「教宗」（pope的拉丁文“papa”意為「父親」）。

    所以，我們不能從今天「教廷」與「教宗」純粹作為羅馬公教信仰領導者的角度，批評中古「教宗國」統治者會發動十字軍。而應瞭解，當時「教宗」的身份具備政教合一的性質；「聖」與「俗」之間，界線沒有今天那麼清楚。

參與「十字軍」的人

    就實際情況來說，自1095年教宗開始宣講後，一直有自發的個人或團體一波接一波前去耶路撒冷。歷史書上所說的第幾次「十字軍運動」，不是真的就是當時的說法，而是現代學者為了講述重大事件約定俗成出來的習慣。

    第一次十字軍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稱為「小老百姓的十字軍」（People’s Crusade）。法國著名的傳道人「隱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因庶孚民望，他的宣講在短時間內激起熱烈迴響。半年內，就號召了一萬五千名左右的信徒憑著滿腔熱情匆匆上路。但是，缺乏周詳的計畫與裝備，只是一味相信「這是上帝所願」（God wills it），結果還沒走到君士坦丁堡，這支隊伍就已七零八落，狼狽疲倦回到家鄉。「隱修士彼得」的聲望也大為受挫。

    第二階段稱「貴族的十字軍」（Princes’ Crusade）。根據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參與者介於六萬到十萬人之間。其中有武裝能力的騎士與貴族，大概佔一成。如果以中古西歐每位騎士約有三至五位侍從來算，所謂「步兵」大概有三至五成。其他就是一般沒有武裝的平民百姓與老弱婦孺。

    參加十字軍不僅要自費，而且花費驚人。從西歐到耶路撒冷，路程超過三千公里。徒步而行，不可能樣樣從出發地帶齊，而需要備足盤纏，以便一路上購買基本飲食用水。然而，浩浩蕩蕩一大群人遠行，往往遇上的是前不著村、後不巴店的荒漠小販。當一大群人都想吃飽喝足，物價水漲船高不僅避免不了；情況非常悲慘時，在野地裡餓到吃人肉也發生過。

    對騎士與貴族而言，他們還需要供應馬匹吃草飲水所需，也得照顧隨從的基本需求。因此，上至貴族下至庶民，參與十字軍的人，不僅要隨時有喪命的打算，也免不了得典當鉅額家產，以準備應付天價的開銷。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很值得來問，為什麼大家還這麼熱衷參與？這不是傳統從政治「擴張」與「殖民」可以解釋得通，而是與「宗教信仰」有關。

    宗教改革之前的羅馬公教，基本上是一個體制化的宗教。信徒如果要得到永生救贖，必須去做教會認可的特定行為來「積功德」。「功德」分大小。最容易積功德、快速得永生保證的，是棄絕塵俗，進入修道院，專心禱告。然而，對有世俗責任的人（包括貴族與君王）而言，這畢竟不是人人可為之事。

    教宗為了鼓勵大家參與到耶路撒冷的武裝朝聖活動，剛開始在法國宣講時，提出回饋條件：參加者如果自覺有犯各種信仰上認為不妥的「罪」（sins），向神父告解後，可得赦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那是一個沒有網路、沒有電視、印刷術也尚未發明的時代。一切的訊息，主要都靠口語傳播。教宗的訊息透過不同宣講者一路往下傳，在第一線面對各種平民百姓的宣講者，為了增加自己宣講的熱烈迴響度，有不少人自行加碼大放送「參與回饋禮」。因此，有不少民眾以為，只要參加到耶路撒冷的朝聖，就可獲得永生救贖的保證。在朝聖途中喪命的人，還可直接登入「殉教者」（martyr）之列。

    當時的西歐是階級分明的社會。能夠透過參與此朝聖，超越階級社會帶來的種種轄制，直接與「救贖」與「永生」連結，可以想見，一般人雀躍相迎的熱烈情況。對貴族而言，雖然他們不一定跟教宗關係良好，但是透過參加十字軍，累積日後能永得上帝庇佑的美譽與功績，對當時人而言，也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壯舉。

    由於路途危險，所費甚多，教宗原本希望只由具有戰備能力的騎士與貴族參加。然而，教宗宣講的訊息傳開之後，西歐社會響應的人潮，卻不限於騎士與貴族。許多平民百姓、老弱婦孺，尤其渴望立即解脫生命困境的貧病交纏者，紛紛踴躍加入。對此，教宗雖然大傷腦筋，卻無法開口澆熄這股好不容易點燃起來的信仰之火。

中古教宗為何要發動十字軍東征

    就十一世紀下半葉的國際情勢來看，西歐其實沒有與統治近東的塞爾柱土耳其人直接發生衝突的必要。因為受到重大威脅的，是拜占庭帝國。西班牙雖然長期有穆斯林勢力存在，因當時有些區域已發展出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平共處的模式，所以沒有對庇里牛斯山以北的西歐造成太大壓力。

    換言之，當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於1095年7月起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四處宣講，希望發動今天所謂的十字軍東征，拯救拜占庭弟兄免於被穆斯林奴役、並解放耶路撒冷時，其實是運用了話術來打動人心。

    簡單來說，教宗要發動的，並非「戰爭」，而是「朝聖」。但那是特殊形式的「武裝朝聖」（armed pilgrimage）。

    中古時代，歐洲不乏隻身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例子。「朝聖」是中古歐洲人熟悉且常做的事。資源有限的，就到離家比較近的朝聖地；有辦法的，就去羅馬或西班牙西北角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僅次於耶路撒冷的兩個最重要朝聖地）。羅馬不用說，那是羅馬公教相信使徒彼得與保羅的埋骨聖地，也是許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難地。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西歐基督徒防守穆斯林的前哨站。因朝聖路上常有危險，不時會遇上穆斯林襲擊，因此發展出「武裝朝聖」的傳統。

    教宗烏爾班二世正是想發動類似到Santiago de Compostela這種特殊的朝聖模式，號召西歐基督徒前往君士坦丁堡與耶路撒冷。

塞爾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就歐洲基督教世界來看，他們熟知的古文明中心，在七世紀中葉，就已紛紛落入伊斯蘭之手：聖城耶路撒冷於637年被穆斯林掌控；古代著名的圖書館所在地──位於埃及開羅附近的亞歷山卓（Alexandria），642年淪陷了；承繼古波斯帝國的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也滅亡了（651）。「基督徒」（Christian）這個稱號的發源地、同時也是上古五大主教區之一的安提阿（Antioch），淪陷了；即便當時仍相當富強的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逃不過672-678與717-718年，兩度被穆斯林圍城。

    穆斯林雖然控制了近東，然而，在當時伊斯蘭的宗教寬容政策下，零零星星堅持存在的基督教社群，只要按規矩繳納貢稅，仍可繼續保有自己的信仰。像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國家──亞美尼亞（Armenia）以及近東其他零星的基督徒聚落，便是如此。

    然而，這個情況到了十一世紀下半葉，卻開始轉變了。
    西元1055年，發源於哈薩克的中亞草原遊牧民族塞爾柱土耳其攻下巴格達（Baghdad）。在此之前不久，他們才改信伊斯蘭，屬於遜尼派（Sunni）。塞爾柱土耳其人不像阿拉伯人那樣，具有長年處理近東多元宗教問題的豐富經驗。再加上亟欲進攻今天土耳其所在地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高原，以鞏固他們在近東新獲取的統治勢力，因此採取嚴苛不少的管制手段。換言之，新皈依伊斯蘭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因為不像阿拉伯穆斯林過去那樣寬容，擅長處理近東多種宗教並存的狀況，遂讓拜占庭帝國與近東基督徒越來越不安。對西歐始終沒有斷絕過的耶路撒冷朝聖者而言，朝聖之路也越來越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