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使徒教父的獨特之處是他們受教於主耶穌的使徒，甚至被視為他們的門生，繼承使徒統緒的教會領袖。
他們的著作見證著使徒教會時期的傳統教導，並且受到教會（包括教父們）廣泛地被接納。例如哥林多的狄尼修（Dionysius of Corinth）在二世紀中葉寫信給羅馬的基督徒，特別提到革利免的《哥林多書》，並指出這書在教會中廣為流傳，並且常被公開誦讀（優西比烏，《教會歷史》4.23.2）。
《黑馬牧人書》（Shepherd of Hermas）是使徒教父文獻中最長的一卷。亞歷山大城的革利免是首位提及此書的人，並且曾多次引用此書，認為這書帶有啟示成份。二世紀的《穆拉多利經目》 把這書列為“不被接納但可供私人閱讀的書卷”，因為這書“不能被列於先知書中，因為先知之數已足；也不能列入使徒著作裡，因為這書顯然寫ˊ使徒之後。”
然而，這書依然在教父著作中經常被引用。安提阿的伊格納修（Ignatius of Antioch）的七封書信在安提阿舉行的“三位一體”辯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早在這些書信成文時（二世紀），這些書信就已經常用於告誡並規範教會生活方面；示每拿（Smyrna）的坡旅甲把伊格納修書信的複印本發給其他教會（坡旅甲，《腓立比書》1.3.2）。
《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雖然在古文獻中少有抄寫，但是非常具有影響力，其中的資料被納入日後許多教會的制度和敬拜儀式。最值得留意的是，有些教區甚至會把某些使徒教父文獻視如新約書卷般的權威，與新約書卷並列一起。例如，希臘語新約聖經抄本中兩份非常重要的抄本都包括有幾部使徒教父的著作：四世紀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把《巴拿巴書信》和《黑馬牧人書》收錄在新約的《啟示錄》之後，在五世紀的《亞歷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則見有《革利免一、二書》。
在文學體裁方面，不少使徒教父著作是書信，但具體地反映的文體則有：講章（《革利免二書》）、神學論說（《巴拿巴書信》）、護教文（《致丟格那妥書》）、天啟文學（《黑馬牧人書》），以及和群體規章（《十二使徒遺訓》）。雖然有些作品（如《坡旅甲殉道記》、《致丟格那妥書》、《革利免二書》和《十二使徒遺訓》）的作者不詳，《黑馬牧人書》作者甚至可能是一位曾作奴隸的羅馬信徒，但這並無損這些文獻的權威。
使徒教父文獻對初期教會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料，其中包括對初生教會信徒生活（如《十二使徒遺訓》1至5章）、教會的組織如教會領袖的三級制—主教、長老和執事（伊格納修《致馬內夏信書》1至7章）、使徒統緒傳承（《革利免一書》42、44章等）、禮儀（包括洗禮和聖餐，參《十二使徒遺訓》7至10章）、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巴拿巴書》）、基督教與教外人士的關係（《致丟格那妥書》、伊格納修《致羅馬人書》）、以及早期教會正統與非正統（異端）的討論和釋經問題，如何使用舊約正典（《巴拿巴書》）和有關耶穌言訓的口頭傳統（“帕皮亞殘篇”）。
使徒教父與新約聖經有密切關係的兩個題目，一是與新約聖經成典過程中出現的規範轉移，二是早期基督徒的身份定位。這兩個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早期基督教會第二代領袖（和信徒）所面對的挑戰，就是要維護使徒的傳承，建立自我牧養的教會群體。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